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九章 被起诉的罪犯
到目前为止，我的吃官司的经验很有限。在我的故乡马萨诸塞州西部，我们对法律和法律诉讼深为尊重。被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十分严重的事，是社会上人们所不齿的事。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谁也不会平白地被捕。在我青梅竹马的小朋友中间有朱斯汀·杜威的几个女孩子，朱斯汀·杜威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他后来作了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谁也不敢同他随便地谈话。我常常觉得奇怪，玛丽、莎拉和小玛格丽特这几个女孩子怎么会敢和他坐在一起。我一向都不去挨近法院，只有后来我的中学同学华尔特·桑福德作了当地的法官以后，我才觉得和它有点靠近。
据我所知道的，我家里和我所认识的人们中间，都从来没有人被捕过，更不用说坐牢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必然是发生过的，可是在那种时候家里的人都是十分谨慎地瞒着我，从不在我面前谈起这种事。
等到我长大了，到了南方，自然我的态度就改变了。我看见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的警察和法院是残暴地镇压黑人和贫苦白人的工具，可是我亲身与警察和法院的接触还是很少很少的。我避免和警察接触，从来不向警察打听事情，也从来不求警察帮忙，我在南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捕过。有一回在亚特兰他城，警察硬给我派上一个“非法侵害”的罪名，扬言要逮捕我。我表示愿意向他缴纳一笔“罚款”，于是他就放弃了他的主张；他接受了十块钱。
到了北方，我不久就明白了警察和法院对于穷人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和他们一样地不信任警察和法院了。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五十岁的时候，我才和法院发生了亲身的接触。那一年我买了我的第一辆汽车，怡然自得地从科内岛开回曼哈顿去，有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警察命令我停在路旁；他对我说我开车超过了纽约州的速度限制，那时纽约州的速度限制是每小时二十英里。我收到了一张传票，最后罚了二十五块钱，事前那个拘捕我的警察曾竭力劝告我不要进行辩护。他对我说，这样，事情一定好办得多，也免得费时间。他说得对。我知趣地付了罚款，以后开车就比较当心了。
我对于法院的态度一般是敬而远之；我确实知道：我既然是黑人，就不能期望它对我公正；也确实知道：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贫穷老百姓中间，没有谁的待遇会比我好多少。可是，我却认为一个人遭到诬告的时候，如果有能干的律师，机会就好。我认为，名誉良好的正直公民没有经过审讯就被当作罪人一样处置，并不是平常的事。当然，在南方的黑人身上，这就是平常的事，在北方，在没有适当辩护或曾经有过罪案的人们身上，这也不是不平常的。
这一次关于和平宣传站被起诉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事实上我发觉我自己还没有受审讯就受到了惩罚。首先，司法部听任人们散布一种印象，也可以说根本不打算纠正这种印象，就是：我的同仁们和我自己在某种方式下叛卖了我们的国家。虽然加给我们的罪名并不是叛国，可是许多人都认为并且都说：和平宣传站被发现是俄国的代理人。
二月十六日我们在华盛顿被传讯的时候，诉讼程序粗暴而且缺乏同情。我们不是被当作罪情尚待调查的无罪的人，而是显然被当作值得怀疑的，无罪身份有待证明的罪人。
在我们出庭受审以前，有几个重罪犯到首席推事莱茨面前听候宣布他们受审的日期。他们的罪名是这样一些：“杀人——抢劫——破门行窃——违反彩票法——偷窃——伪造文书”。和平宣传站的案件就是被归并在这样的类别里面的。
后来被指派受理这个案件的是霍左夫法官，他是一个专横独断的人；他喜欢吹嘘自己和自己广泛的经验。他特别看不起一切从纽约来的律师，他神气十足地拒绝听取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格罗丽亚·阿格林地意见，阿格林所以倒霉不仅因为来自纽约，而且因为她又是一个年轻貌美衣着讲究的女子。
经过几次申请，审讯的日期规定下来了，可是日期太早了，我们实在来不及进行准备。阿格林女士要求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并且提出了一些放宽时限的方法。法官拒绝了她的抗议和申请；后来他发现在这里的是一位精通业务的律师，尽管是从纽约来的。于是他不得不考虑她的一些申请了，否则他的决定可能被上级法院取消——这种事情是他所熟悉的，我们终于获准延期。
传讯以后，有人叫我跟着法庭执行官走，我从法庭后面一条很窄的楼梯下去，走到一间很小的地下室，这房间里大概只有十英尺见方。在这个房间里，我被迫按了手印，受到了详细的盘问，问我的生平和活动；我按照命令脱下了大衣，掏空了衣袋，有一个法警把我仔细地搜查了一番，要寻找暗藏的武器！当我转身上楼准备办理保释的时候，我和艾尔金先生一起被上了手铐，这样我们两个锁在一起有十分钟之久。那时格子板壁那面突然响起了不满的声音，在那里旁听的人们通过格子板壁看得见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听见我们的一个律师严厉地提出抗议。执行官嘴里叽里咕噜，神情有些窘迫，可是他最后还是开了我们的手铐，于是我们就走进过道来。办理保释事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保证金每人一千元。
从那时候一直到六个月以后才举行审讯的时候为止，我这段经历令人不寒而栗。尽管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而被控的，我所以被控仅仅是因为拒绝承认自己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虽然如此，我仍被当作一个被控的罪犯，可能被判五年徒刑和一万元的罚金，而且不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有人说我犯了什么危害国家的大逆不道的罪行。
我越来越难以向人解释自己的情况。一直到开释的时候为止，当我在和个人交谈或当众演说照实叙述我的情况时，我总看得见人们脸上有种极其惊讶的表情。人们常是这样说：“这太荒唐了，政府不能把这样的罪名加在你身上，你用不着害怕。”但是接着，我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应：“你用不着害怕——除非事实上你真的犯了叛国罪，真的在美国做苏联的代理人。”对于这样的一种控告，或者这样的猜疑，是根本没有办法答复的，奇特的事例更加造成了这种尴尬的情况。
譬如说，有一次我应邀到格林威治村去会见一些作家。会见的地点是在一个作家的家里，参加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代表着一群自由主义的作家和记者。我简单明快地把实际情况谈了一下。他们十分愤慨，并且不信这种控告，可是我怕他们暗中也有些这样的猜疑：“这个案件太清楚了。”我们原来希望他们肯答应在自由主义的报纸上写些文章把我们的情况介绍明白，结果他们也答应了。可是，这次会后，那天晚上派有代表参加的报刊，一篇文章也没有刊载。
我们另外的一个计划是争取十几位全国知名的黑人名流在这样一篇声明上签名：
“……我们现在不谈杜波依斯博士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在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不同意他们的见解。可是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说明自己的意见而不受威胁和恫吓的权利。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作为美国黑人的领袖已有五十年之久的杜波依斯博士。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品格完整和绝对真诚，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
可是，我们没有能够争取到足够的黑人名流在这个声明上签名，以保证这篇声明的传播。也可能是我们在时间和力量上所作的努力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期望过高；可是我深感失望。我看出在黑人中间，特别在受过教育的和家境良好的黑人中间，存在着顾虑。有一个人就忧郁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在政府机关供职；他的薪水还不错，而且不久就会被提拔。他努力了很久，好容易才有了这一点眉目，过去也经历了许多屈辱失意的事。我很抱歉，可是我不敢在这上面签名！”另外的一些人理由当然更不充分了。
白人的商业报纸对于我们的事件，不是缄口不谈就是谩骂。纽约《先驱论坛报》二月十一日发表了这么一篇社论：
“杜波依斯这一个团体的成立目的是要宣传一个苏联发起的诡诈的宣言，这个宣言之有毒，就在于它表面的天真，给人一种印象，使人认为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就会立时保障世界和平。总而言之，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解除美国的武装，在于使人们不注意共产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侵略。许多“全世界的善良男女”（照引那个宣言上的恭维称呼）都受骗签了名，而不十分了解这个东西原来是道地的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物。”
其它的日报，像《世界电讯报》也有类似的谩骂。《纽约时报》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刊登了威廉·曼德尔的一封信，抗议他所著的一本书所受到的待遇；可是，据写信的人说，编者在发表这封信以前，“曾设法使我将其中提到杜波依斯博士和斯特鲁克博士的话删去”。
除了黑人的报纸以外，我仅仅获得了激进的报刊的支持，例如《工人日报》、《人民世界》、《群众与主流》、《指南针日报》和《国民卫报》。詹宁斯·贝里在《指南针日报》上说：
“我们应该撤销起诉……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个真正的、而且我也希望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和平追求者。多次的战争使他难以安心，使他失望。经过了八十多年，他看到是战争产生战争，而和平并没有‘赢得’，像我们总统经常所说的那样。”
至于美国的一般公众，爱丽斯·巴罗斯争取到三十三个州（包括三十五个大学）的艺术、科学、宗教和其他各界的二百二十位名流在一篇《告美国人民书》上面签了名，这篇《告美国人民书》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它要求撤销对我们的起诉。它是由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发起的，它说这种起诉“无非是最近许多次对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世界危机的个人和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在目前这种歇斯底里的时代，诬指一位著名的学者和和平运动领袖为‘外国代理人’，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恫吓一切主张和平的人们而使他们不敢说话的企图。”
基督教卫理公会社会事业联合会也为和平宣传站进行辩护。全国律师公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撤销起诉。
黑人的影响一般在开始的时候是缓慢而且分散的，可是随后就逐渐强烈了。起初，许多黑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起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也许我不慎涉及某种叛国的行为或运动来报复在美国继续存在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我长期以来所反对的。他们了解这一点，谅解这一点，可是认为我的行动是不智的。诺福克《每日导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种意见。芝加哥《保卫者》说：
“杜波依斯博士一向名誉很好，如果他在晚年牵连到一些已经揭发为具有颠覆性的活动中，那就是一件极其令人叹惜的事。”
可是这些报纸是例外情况。大多数黑人报纸从一开始就特别积极。它们特别表示反对这一次审讯，它们这种态度比起黑人资产阶级中的其他一些人士的态度来是显明的对照。编者显然感觉到购买报纸阅读的黑人群众的反应，与那些连黑人分别办报的办法都时常加以批评和驳斥的黑人自由职业者的反应的不同。尽管如此，像匹茨堡《信使报》的潘西弗尔·普拉底斯、《美国非洲人报》的卡尔·墨菲这一些编者，像玛乔丽·麦肯齐、罗吉斯和其他一些专栏评论家，都表现了一种其他各报刊所缺乏的勇气和真正的才识过人。在黑人报纸中间销路最广的《信使报》在二月二十三日一开始就刊载它的专栏评论家玛乔丽·麦肯齐的一篇评论说：
“我们必须立时和杜波依斯博士站在一边……否则将来黑人除了加入教会以外，加入任何团体都会发生危险。”
这个报纸的总编辑普拉底斯说：
“杜波依斯博士是最优秀、最坚强的黑人领袖……现在有这样一个政府，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保护整个一个民族的权利不受存有偏见的多数民族的罪恶的侵害，却知道怎样给一个百折不挠地为这些权利进行斗争的人加上手铐。
我不能忘记，也不能漠视他（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为我所做的事，在一个把我当作是劣等人而一脚踢开的世界中，他为我的权利进行斗争，作我追求的榜样。他们不能看着他而称我为劣等人。”
《美国非洲人报》说：
“八十三岁的杜波伊斯博士被投入囚禁人类中被遗弃者的监牢，这是一种从种族歧视出发的有意的侮辱……在牢门外面，无情的新闻记者们容貌严峻……老练的律师们大声地咒骂，而秀莱·格拉汉……在悲伤地哭泣……”
费城《论坛报》说：
“到了散步拥护和平的消息也成了罪行的时候，文明的大门也就要关闭了。”
波士顿《卫报》说：
“杜波依斯博士在他一生的第三阶段中，已经成了世界的公民，心中不忘殖民地人民的重轭，心中不忘要以宣布战争非法而取得和平和使落后民族享受现代文明的问题，他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政治家。”
黑人对这个案件的反应，表明了在美国黑人舆论中间，存在着过去不是很清楚的明显的裂痕。知识分子、“有才干的十分之一”、成功了的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大部分都不是直言不讳地为我们辩护的。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可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这一个阶级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实际上表示反对。理由是明显的，他们中间许多人认为：政府掌握了我们这方面颠覆性活动的真凭实据；他们直到最后还在等着看这种真凭实据的揭晓。
其他有文化、有财产的黑人，已经美国化到承认剥削不是没有理由的，学会了美国式的“挥霍”。他们主张弄钱，主张随意花用。他们住着漂亮的住宅，坐着宽敞的汽车，穿着贵重的皮大衣。他们和任何美国白人一样地仇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对于保罗·罗伯逊的反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们根本不能了解他为什么为了精神上的信念而宁肯放弃每晚赚得一千元的机会。
黑人中间的这种分化，这种阶级构成的发展，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目前这样的对黑人的歧视如果缓和下去，将来这种情况还要更加明显。在美国黑人中间，按照他们对于劳动、财产和工作的态度不同，将要逐渐地发生分化。我现在仍然希望：过去黑人的经验终于能够使大部分黑人知识分子参加那些主张由社会共管财产、主张废除劳动力的剥削、主张一切人机会均等的人们的行列。
四十年来，我都是一个黑人同学会的会员——的确，在起初这个同学会成立的时候，我也曾经参与意见。现在，在这个同学会的会员中间，许多人是美国的著名黑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可是在它的分布全国的三十多个分会中，对我表示同情的只有一个，而向我提供援助的就连一个也没有了。同学会的个别会员是可能支持我的事业的，可是除了那一个分会的表示以外，就再没有什么正式的行动了。
当我的受过教育的、家境良好的黑人朋友们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被战争宣传吓倒而赶快寻找掩蔽的时候，黑人工人阶级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左翼工会的会员们怀着信念，带着金钱，站到我的一边来。这种情况使我对于这一群人中间的社会阶层有了新的认识，我过去曾经以为这一种社会阶层是永远不得发展的。我过去一向把信仰寄托在过去我所说的“有才干的十分之一”的身上。我现在了解：一个民族里面有才干的人们，并不是自动地去争取这一民族的最高的解放的。相反地，在目前这个时代，而且又是在美国，许多受过教育的、有才干的黑人青年，会和包围着他们的白人一样自私，一样不讲道理，黑人所受的教育要黑人把这些白人看作自己的理想。自然，了解人生、了解人生的艰苦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中间，将继续不断地产生出真正的、大公无私的、具有卓见的领导者。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现时在政治上和慈善事业上几乎完全依附大企业的奴颜婢膝的、懦弱的领导人物以前，这不会是自动的，也不会是继续不断的，可是美国和全世界各黑色种族的将来的希望，与其是说在黑人的大学毕业生身上，远不如说在黑人的工人的身上。
我们向世界和平大会的负责人员所发出的呼愿，使我们的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传布开来了。我们开始收到从欧洲、亚洲和非洲，从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打来的电报。我们收到从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斯堪的纳维亚，从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的里雅斯特和瑞士，从加拿大、古巴、马提尼克、牙买加、英属圭亚那和巴西，从西非、南非、东南亚、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各地来的信件。国际组织支援我们，这些国际组织中间包括国际学生联合会、教育工作者工会国际、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和其他一些组织。
美国关于用故意绝口不谈的办法忘却黑人，漠视黑人，所以一般美国人对于肤色帷幕后的人们和事情知道得很少；大多数欧洲人是不了解这种惯例的。当欧洲人知道：有一个他们所知道的人，他写的书他们读过，他的演说他们有人听过，现在这个人受到坐牢的威胁时，他们的反应是很快而且很广泛的。因此，如果说是他们的开心和愤慨使我没有被投入监牢，那也不算夸张。对于这种说法，大多数美国人会感到惊异和愤慨，可是这是有广泛的证据的，我可以举其中几个来谈一谈。
七月十八日，十七位法国全国的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伊丽莎白·穆斯夫人和我自己，这封信说：
“我们获悉美国政府因为你们努力不懈和忘我地争取和平的活动而采取的态度，深感愤慨，今天我们不能错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机会，向你们表示法国和平运动和你们完全团结一致，法国和平运动团结了各种见解和信仰的公民，体现了全国人民在为这个最崇高的事业的奋斗中的团结一致……”
这些法国名流以为这篇宣言能够和美国人民见面，他们不了解：这篇宣言既然是寄给一个妇女和一个黑人，那末它在美国就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就要被人漠视不顾。
在这个宣言以后，又有一个“保卫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同仁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起来。最先签名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们，包括荷兰的一位大学教授、瑞士的两位大学教授、巴西上诉法院的一位法官和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哥伦比亚和伊朗的两位地方行政长官、意大利的一位参议员、法国最高法院的院长，另外还有十个美国人，其中有八个白人，两个黑人。最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增加到二百人左右：其中有三十三个法国人，三十个波兰人，十二个比利时人，十一个德国人，七个英国人，六个意大利人，五个巴西人，瑞士、苏联、匈牙利、中国各四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黎巴嫩、马提尼克、荷兰、奥地利各一人到三人，五十九个美国人，其中有六个黑人。
这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传单，它在说明了事实经过以后说：
“在有着这样的宽大和自由传统的国家美国国内，任何希望和平的公开表示——特别是当这种表示是由一个外国人发起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一种罪行，我们听到这种情况不胜惊异。”
签署这一篇呼愿书的外国人士所不了解的是：在美国，一个黑人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为黑人奋斗的黑人，他有一定的令人讨厌的地方，这往往被认为是自然的；可是他对于国家的贡献，实际上从来不受人注意，至于他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就更不必谈了。像这样的一篇呼愿书，与其说它被人忽视，还不如说它没有被人听到，因为没有一个销行全国的美国报刊会考虑刊载它。
伦敦方面——著名的科学家贝尔纳教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和英国和平运动领袖艾弗·蒙塔古都有电报拍来。蒙塔古提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我会见的情形，他说：
“杜波依斯博士使听他讲话的人聚精会神地听他分析美国的历史有四十分钟之久。他清晰地提出了造成美国目前的复杂情况的线索，他提到了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纸醉金迷的股票持有者，提到了自由的传统和残酷无情的垄断企业。作为唯一的美国客人，他认为他有责任抓住机会（也许是唯一的机会）对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作根本的贡献。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他给自己担负起来的这个任务，必然会是一种体力上的考验。可是他并没有畏缩。他今天也不会畏缩……”
卢森堡和芬兰的一些团体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加拿大和平大会领袖、牧师文幼章博士写道：
“假如杜波依斯博士所拥护的和平事业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变成了罪行，那末全人类就会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目的对于国际和平就是严重的威胁……”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平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权利保障同盟的各支部也参加抗议。聂鲁达和亚马多写了一篇很长、很动人的宣言，这宣言是向巴西、墨西哥、智利、巴拉圭、阿根廷等国的议会及各文教团体和工会组织发出的，这篇宣言把美国对于“和平保卫者”的这一次进攻一步介绍给拉丁美洲人民，并引起他们对这一次进攻的危险性加以警惕。
至于苏联方面的反应，英国记者拉尔夫·派克写道：
“苏联人民听到威·爱·柏·杜波依斯博士受审的消息以后，深感愤慨。这一位一生写和平奋斗的伟大的美国人竟然在晚年被起诉，这里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行动，这对于美国现在的领导人物自命为人权的保卫者，是一种嘲笑。
这里的人们记得：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位仪表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两年前他在第一次全苏拥护和平大会开会时，曾在工会大厦发表演说。
那时候杜波依斯分析他的国家的历史，吸引他们注意力几有一小时之久。他当时是唯一的美国宾客，他为了促进美苏两国人民的谅解而作的努力，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一切善良的美国人都是会赞成的。
当他演说完毕走回自己的座位时，听众起立向他热烈欢呼，这就说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代表成百万人民的团体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保加利亚东正教的牧师们也提出抗议，“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曾经宣传地上平安归于一切善良的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学生们、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瑞士的四十三位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人士，也发出呼愿，提出抗议。
奥地利、印度和苏联的报刊、中国《上海新闻》和苏格兰《爱丁堡评论》都发表了文章。我们的事件至少用十二种不同的文字写出来了。从西印度群岛有信件寄来，哈瓦那大学的教授们，像拉丁美洲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南德·奥迪茨博士、著名的天主教法学家多明戈·维拉米尔博士、诗人和参议员胡安·马里内略等那样的古巴名流都有信件寄来。
其他的抗议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英属圭亚那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越南学生也有信件寄来。在荷兰求学的印度尼西亚学生说：“这不□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原则的一次进攻，而且也是对于黑种人民的一种恐吓。”东南亚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五个印度作家和其他人一起宣布说：“你的名字同样属于我们，它将要用存在我们的历史上，成为对于有志于建设的人们的有力的鼓舞。”
长住伦敦的一个西印度群岛黑人乔治·巴德摩，向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许多黑人报刊发布消息。他说：
“在英国的各殖民地有色人种团体，正在密切注意这一次起诉的结果……有色人种联盟和全世界的黑人团体都已经向杜鲁门总统发出抗议的决议和电报，表示愤慨……
杜波依斯博士是‘泛非主义’的创始人，这种主义主张非洲人有自治的权利。
他曾于一九四五年在曼彻斯特主持第五次泛非大会，黄金海岸政府企业的领导人物恩克鲁玛博士以及乔治·巴德摩是大会的书记。
那是杜波依斯博士最后一次访问英国，他在英国有许多朋友，其中有……韦尔斯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哈罗德·拉斯基，杜波依斯曾在这个学院讲学。”
从非洲许多地方，从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南非联邦都有信件和电报发来。开普敦南非联邦众议院共产党议员赛姆·康恩写道：
“杜波依斯博士并不是仅仅属于美国的，他是世界的公民，凡是尊重并维护自由与和平的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起来响应抗议美国司法部的这一报复性的行动的要求。”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总书记詹姆斯·克劳瑟、七十八国的全国和平委员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都发来了电报和抗议信件。学生们在致司法部的抗议中说：
“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七十一个国家的五百多万学生，对于向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同仁起诉一事，表示愤慨。杜波依斯博士是国际闻名的学者，是和平的发言人。他的维护和平的工作，继承了美国人民的优秀传统。这一次起诉是对和平拥护者和黑人、对教授和学生们的争取和平的行动权利所发动的进攻。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要求你们撤销对杜波依斯博士的起诉，并停止迫害美国和平拥护者。”
从非洲发来了许多电报和信件。新非洲党的创建人瓦朱库律师在到达英属西非洲黄金海岸阿克拉地方参加西非洲上诉法院审判的时候说：
“……杜波依斯博士所倡导的泛非洲主义的理论，是左右我的生活的力量。我们代表新非洲党和西非洲的青年（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抗议美国政府对黑色种族的一位最伟大的儿子采取非人道的手段的高压行动。”
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寄来的一封信很激动地说：
“的确，你是受了侮辱，可是这种耻辱在全世界说来，是美国的耻辱，我们不但不会畏缩，而且为有色种族争取太阳之下容身之地的斗争，将要继续高涨，直到一个人被认为是一个人的时候为止……”
英属西非洲黄金海岸《西非舵手报》的一篇社论说：
“我们必须明白地说：仅仅由于意见的关系，像罗伯逊和杜波伊斯博士这样世界闻名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这种疯狂而野蛮的迫害方式，使我们吃惊。美国往哪里去？清教徒的子孙们知道当年那些新教徒为什么逃避宗教迫害和签订《五月花公约》吗？
在全世界说来，我们能够期望从美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得到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作为黑种人民，我们不能不用毫不含糊的话，对于糟蹋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兄弟的行动表示愤慨。”
报纸一方面把外国人士和团体所发表的关于我的以及关于这次事件（因为我和这次事件有关）的声明和宣言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同样，它们也十分有意识地按照高级指挥部的特别命令扣压了、或者说它们的编辑们删去了一切关于白人被告的消息以及这一事件的一般报道。不但如此，它们不断地歪曲这一事件，进行反苏的宣传，并且旁敲侧击地说：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是“俄国主战阵线”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反共歇斯底里都争取来支持这次起诉。可是，我始终公开驳斥这种宣传。我不怕坐牢的危险，仍着重地宣传苏联不要战争，要战争的倒是我国的当权者；我们要求和平是反对希望战争的大企业；我们是以自由的美国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国外或国内任何势力的工具的身份进行这种活动的。
大家知道，人们并不是借报纸上的名气去了解实际人物的，报纸上所大肆渲染的只是一些恍若相识的人物。相识是从散步、在一起吃饭、在俱乐部和家中相会产生的；这是一种长期的密切往还和自由流畅地交换经验和思想的事，是有关友谊的事。究竟有多少美国白人和黑人做朋友呢？哪一个社交性的俱乐部是有一个黑人加入的呢？假如一个美国白人有朋友把一个黑人带到他的家里去吃饭，那末这个白人会说什么呢？黑人和白人之间结成这种友谊和真正的知己交情的事，是绝无仅有很少很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黑人和白人多半生活在互相隔离的世界里，往往需要由纯粹的外国人介绍他们相识。
在这一次起诉中，情形大致就是这样的。司法部的一般职员，以至国务院的副国务卿，除了知道我是黑人以外，还知道什么关于我的事呢？黑人就成了我唯一的标记，直到“管闲事”的外国人士说我是一个作家和研究科学的人的时候，他们才注意我。司法部有一个白人职员在黑人霍华德法律学院兼课，司法部就命令他收集关于我和我的一生活动的“材料”。那个学院里的黑人同仁们抗议这一件事，可是他奉有他的命令只得执行。在审讯期间，国务院的特务在旁听的人们中间打听关于我的事。这是阶级制度的结果。
这一次审讯中最使我憎恨的是审讯程序的“猫嬉老鼠”式的折磨手段。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次案件中比在别的案件中更为严重，可是，我是二月九日突然被控的，传讯的日期定在十六日，这实在使我感到极伤脑筋。在隔离黑人的华盛顿我到哪里去住呢？被告和法律顾问中间的白人和黑人能够住在一起或住得就近以便随时商讨事情吗？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呢？这一些问题的确是居住在国务院的花花公子们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所遭遇的特殊的困难。
审讯的日期定在四月二日。这日期太紧迫了，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律师，还没有参照着不常引用的新法规研究这一案件，而且，最重要的，还没有筹到款项。在坚决的斗争以后，我们才获得了一次延期，以便得到我们实际需要的时间来充分准备我们要提出的申请。申请可以在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一日据理提出，其中提到审讯的地点，解决一些司法权限的问题；并提出我们的职员苏洛夫女士的问题，苏洛夫女士只是一个办理文书事务的职员，本来不应该（像最后决定的那样）对她起诉。
审讯的日期最后定在五月十四日，这日期还是过于紧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负责人员提出证明来，帮助我们进行辩护。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霍左夫法官还没有就我们所提出的撤销这次起诉的申请——我们的申请如果被批准，官司便结束了——做出决定，我们就已不得不提出请外国人作证的申请来。这个申请的理由十分充分，他们不得不立即批准，于是审讯的日期延到十月三日，以便我们的律师有时间到巴黎去取得证词。在我们这样获得的时间内，秀莱和我做了两次周游全国的旅行，向大家宣传被报纸完全封锁了的事实真相。我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好容易才找到一个银行把款项存起来。（许多人大概不会知道：反对“颠覆性活动”的勇敢斗争却使用这样的手段，唆使银行拒绝收纳不吃香的事业的存款。）
在纽约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集会的场所以便为我们自己的事业辩护，尽管如此，我们终于在九月下旬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大会。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布置了很生动的节目，由亨利·普莱特·费尔契尔德教授主持。在会上赖特主教、柯利斯·拉蒙特和前舒姆堡图书馆馆长、现任亚特兰他大学图书馆主任劳伦斯·德·莱迪克都讲了话。莱迪克博士说：
“我从我国的一个地方来，在那里，美国南部联邦的旗帜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还吃香；在那里，罗伯特·李将军是一个不仅超过格伦特将军，而且超过乔治·华盛顿的英雄；在那里，州长恫吓说，假如法院强迫由人民纳税资助而目前只为白人开设的公立教育机关争取一个黑人，他就要封闭全州所有的教育机关。
在这样一个国家，保卫生命和自由的斗争是有实际意义的，关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的这一案件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当司法部刑事科科长和我们的律师一同从巴黎回来时，他大概知道了一些事情。他要在一小时内见我们的律师。他和“高级指挥部”会谈了四小时。他只能同意延期到十一月间。“高级指挥部”显然是死硬到底的；麦克因纳奈被解除实际工作。审讯原来规定在十一月二日，结果是在十一月八日举行的。在我个人来说，我是不高兴再拖延了，除非拖延意味着起诉的完全撤销，而这种希望已不存在。
不但如此，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好了审讯前的准备，五月间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律师已经互相熟识，各人都担负起各人的任务。所有的被告曾和律师们开过至少六次会，逐条逐项地研究这一个案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可是“武装齐整”还是不够的。
就在审讯之前不久，我还对宗教界联合拥护和平委员会发表了演说，这个委员会在纽约市三个地方举行了群众大会。我说：
“和平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方法，是通向一种理想的一条道路。我们这些要求和平、要求立即在朝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实现和平的人，决不相信而且也决不假装相信和平会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一切或任何根深蒂固而严重的分歧。我们所说的、所坚持的是：除了和平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有可能着手解决世界问题。我们肯定地说：过去半世纪的可怕的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是，像现在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并不能迫使人们改变他们的信仰和理想，而且也不能最后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改变自己的行动。”
我也为被告写了这样的声明：
“这一个案件是对文明的一次打击：因为它实行思想管制；它打算制止思想的传播；它打断世界文化的自由交流并使一切美国文化降低到密士失必州和内华达州的水平，它宣布思想和别人相同就是罪行，假如你的思想是反对某些半开化的人的偏见、欺诈和野蛮主义的话；它宣布揭穿所谓战争是通往和平的途径的陈腐谎言就是叛国；它把一切不愿让自己的儿子长大起来去屠杀男女和儿童的父母都钉在十字架上……
政府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受到从南方黑人没有选举权的城市、西部矿场或密士失必邦政治圈中来的任何一批没有受多少教育的狂妄分子的绝对控制，其目的在于：摧残美国的教育，并使它走上错误的道路；限制思想，打击进取心；让小学生躲在课桌下面而让他们学习读书写字；使间谍、告密者和职业说谎者成为圣者；使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把奴役叫做自由，把一个民主国家变成警察国家！
醒来吧，美国！有人正在你的眼皮下面偷盗你的自由。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所争取的，杜鲁门、艾奇逊和麦格拉斯正在拼命地加以取消。醒来吧，美国人，壮起胆来思想、说话和行动吧。壮起胆来高呼：再也不许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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