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言，是要代表俄国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醒诸位：在讨论议程中的这一项问题时，我们应该回忆起伟大的俄国革命。当王德威尔得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以他特有的口才向革命烈士致敬时，我们都曾为死难的战士默哀。但应当直率地说，在听了某些发言，尤其是福尔马尔的发言之后，我不由得想到，如果俄国革命者鲜血淋漓的亡魂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不希罕你们的敬意，但请你们学我们的榜样。”而你们如果不这样作的话，便是背叛革命。
在上次的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群众性罢工的问题。那次通过的决议宣称我们在举行这种罢工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还缺乏准备。但是唯物辩证法——即阿德勒所如此令人信服地加以引用的东西——已经把我们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迅速实现了。
我要反对福尔马尔，很抱歉，我还要反对倍倍尔，因为他们断言，我们不可能比已经作到的事作得更多。大家知道，不仅俄国革命是由于战争而爆发的，而战争也正是由于俄国革命而中断的。要不然的话，沙皇政府一定还会把战争拖得更久。我们并不把历史辩证法了解为闲坐在那里等待天鹅肉掉进口里。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认为，给马克思观点加上暮气沉沉的宿命论的形式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引起像爱尔威所主张的那种过火行为。爱尔威是一个enfant（顽童——译者），的确，是一个enfantterri-ble（多嘴的顽童——译者）。（笑声）不过如果福尔马尔以为考茨基只是代表他本人说话，那么这个称号用在福尔马尔身上将恰当得多。
德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同意福尔马尔的观点，这是事实。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就是如此，大会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说明德国党——革命的政党——从历史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项决议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把总罢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而过去长时期内一直把总罢工当作无政府主义的措施加以否定。但耶拿代表大会的工作并非受到了多美拉·纽文曷司精神的影响，而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红色怪影的影响。是的，我们当时所谈的群众性罢工不是用来反对战争，而是用来对付可能取消我们的选举权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发誓说，一旦我们的选举权被剥夺，我们就非得用群众性罢工来反抗不可。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发誓说，我们举行群众性罢工，仅仅是为了对付人们剥夺我们的选举权而已。由于听了福尔马尔的发言，一部分也由于听了倍倍尔的发言，我们（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应当把倍倍尔的决议改得更确切，更尖锐一些，因此我们就草拟了已经提交给你们的那份修正案。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修正案在某些地方超出了饶勒斯和瓦尔扬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们希望：在战争爆发时不仅要靠宣传鼓动来尽速结束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本身来加速整个阶级统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