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二章 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德国惨败”，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退却，但它起初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季诺维也夫论德国革命的系列文章一直连载到十月三十日，在这些文章中，这位共产国际主席还在不紧不慢地数小鸡[1]。只是在三十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才有几句话暗示可能会发生某种失败[2]。《国际新闻通讯》的读者在同一天的刊物上，会发现由阿尔贝撰写的一段纪事，这段的小标题是《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它婉转地暗示说，在九天前的开姆尼茨会议上，人们在幕后做出了退却的决定[3]。几天后，调子变了。人们都谈起了“白色德国”、社民党“新的背叛”和“失去的机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共被取缔，德共的报刊在全德国被禁止出版。一个又一个活动家接连被捕。这次失败被描述得越来越严重。俄国党的领袖们在讨论“新路向”时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次失败使俄国党的领袖们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谓“四十六人”反对派之间第一次爆发激烈的公开冲突，双方在党内民主、老布尔什维克与新一代人、机关的权力与地位，以及不断加深的官僚化倾向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冲突[4]。
从那时候开始，十月的这次惨败就经常被提及，但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讨论。它成了一件武器，被用来解决俄国党内争论，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被俄国党领导层用来确保外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支持和服从。
众人对失败的第一反应
季诺维也夫的第一反应是完全认可撤退的决定。他写道：
事态表明，我们是估计过高了。……德国共产党在那几个危急的星期里里暴露了许多弱点，犯了若干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没有发动无产阶级参加10月这场大斗争是错误的。……那次退却原不该这样被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避免决战是必然的
[5]。
十一月三日至四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秘密举行了会议，讨论了中央局提交的由布兰德勒和拉狄克起草的提纲，并以四十票对十三票通过了这个提纲。这个提纲指出，德国近期发生的各种事件意味着“十一月共和国的终结”，与“法西斯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工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正当他们的注意力被鲁登道夫与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高调冒险所吸引时，艾伯特与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以冯·塞克特将军的独裁为其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冯·塞克特将军“为了掩饰实情，允许议会民主的幻影继续存在，因为实情一旦暴露，就会引发部分工人群众的自卫行动”。社会民主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了工人，在每个紧要关头成功地传播各种幻想，它要为工人的消极无为负全部责任。然而，在现在的“法西斯”国家面前，任何“民主”幻想都不可能继续存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一贯企图在无产阶级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弄得虚弱不堪、晕头转向的时候，向无产阶级发起挑衅。无产阶级阵线的团结将“自下而上地”实现，从长远来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必将在持久的斗争中被清除出去[6]。
这个提纲起草得很匆忙，十一月二十三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对其做出了初步表态。共产国际主席认为德共犯了错误。艾伯特与冯·塞克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立即建立自己的专政”，“十一月共和国才变成了冯·塞克特的独裁”，季诺维也夫个人认为，冯·塞克特就是“德国的高尔察克[7]。”他断定：“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德国将不得不经历一段痛苦的白色恐怖时期，无产阶级将会遭受重大牺牲。德国革命的道路要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更为艰难[8]。”
塔尔海默对此作了初步答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说他又把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拿来对比，这完全是生拉硬拽，不过，塔尔海默的答复并未超出纯理论探讨的范围[9]。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汹涌浪潮。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十一月七日仍不认为有必要改组德共的领导层[10]。十二月一日，他发表了《国际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高估了德国事件的革命性质，但他并没有对德共的领导层提出任何明确的批评。然而，在俄共（布）党内危机的压力下，仅过了几天时间，一切就都改变了。
俄共（布）的党内冲突
早在那年夏天，俄共（布）的党内危机就已是暗流汹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罢工频频爆发。九月里，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一批进行非正式的公开鼓动运动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三驾马车也发动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良斯基[11]被调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接替他的是三驾马车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12]和拉舍维奇[13]。十月八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党内官僚的猖獗，并威胁说要在基层党员中间发起讨论[14]。十月十五日，包括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在内的四十六名共产党领导干部上书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跟托洛茨基一样的意见[15]。如果不是因为对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热切期望与细致准备，把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能量和急躁情绪给吸引了过去的话，这场斗争肯定会爆发得更早。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十月二十七日答复托洛茨基的信中，它批评托洛茨基“在国际革命的发展的紧要关头”做出了这样的举动[16]。
《真理报》在十一月七日掀开了公开讨论的序幕。起初讨论双方还比较克制，但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始参加讨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也开始作答的时候，讨论开始变得激烈起来[17]。十二月的头几天里，论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十二月五日，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必须在党内实行“新方针”的决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围绕这个决议进行了激辩[18]。此时，反对派似乎占了上风：在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进行准备的革命动员过程中，人们重新焕发了热情，革命的精神在红军与共青团当中复活了，这对反对派是有利的。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提议，要求恢复在党内建立派别组织的自由，这个提议仅以微弱劣势落败[19]。
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大会上[20]，拉狄克声称支持反对派的提纲，并间接介绍了“德国问题”，他声称共产国际最重要的几个支部——法国支部、德国支部和波兰支部——的领导人都是赞同托洛茨基与“四十六人”的[21]。这让季诺维也夫警觉了起来，他知道布兰德勒与托洛茨基还有拉狄克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核心中有着这么一个联盟，会对三驾马车构成什么样的危险。这就是“德国问题”成了俄国党内斗争的核心问题的缘故。
十一月二十二日，费舍写了一封抨击布兰德勒的信，这封信被德国警方截获了，大概是在十二月二日至三日之后，季诺维也夫注意到了这封信，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德共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22]。季诺维也夫首先对十一月四日的决议提出了质疑：
这次政治错误是你们对政治和技术准备估计过高的必然结果。你们一定十分清楚，我们在莫斯科的人本来认为，共产党人加入萨克森政府只是一种军事—战略权宜，而你们竟把它变为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为政治集团，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们把你们参加萨克森政府看作是一种手段，借以夺取一个调遣我们队伍的立脚点，可是你们竟把参加该政府变为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普通的议会联盟。结果造成了我们的政治失败。更糟的是，这件事还包含着一种笑剧成分。我们经得起战斗中的失败，但是如果一个革命政党竟在起义前夕陷入了荒诞的境地，那就比失败还要糟。在德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一种可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决战序曲的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革命步骤。没有发表一篇哪怕是部分明确的共产主义演说。没有采取任何加速武装萨克森工人的重大措施。没有运用任何旨在在萨克森建立苏维埃的实际办法。代替这一切的，是伯特歇尔所作的“姿态”；他扬言非到武力驱逐的时候，决不离开政府大厦。不，同志们，这不是准备革命的办法
[23]。
在《德国革命问题》德文版序言（日期为十一月二日）中，季诺维也夫是认可德共在萨克森采用的策略的[24]。但他又加上了一个后记，批评了德共在蔡格纳政府中执行的“老套的议会政策”。这是他首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既没有把成千上万的工人给武装起来，也没有提出工业国有化、逮捕投机商人或选举苏维埃的问题[25]。
托洛茨基认为，要为德国的挫折负责的，正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自己。他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先是流传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又被收入了小册子《新路向》），根据关于德国在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七月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陈述，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想法：
如果共产党能够突然改变它工作的步子，能够善用那历史给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去进行直接的、政治的、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以此夺取政权，那末事变的结果将完全不像我们在11月间所看到的那样了。……一直要到10月里它才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到了那时候，为展开冲击所需的时间已经太少了。准备工作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群众跟不上去，党的缺乏信心从两方面泄露出来，而在决定性的开头，党却不经一战便退却了。
如果党不经战斗便放弃了它非常有利的阵地，则主要理由乃是：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7月），证明了党不能从过去政策的自动性中解脱出来（这个政策之确立仿佛是为未来数年之用的），不能在其鼓励、行动、组织与技术诸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
[26]。
几天前，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可了拉狄克的一些声明，并表示三驾马车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令自己感到不安，这证实了季诺维也夫的担心：
我们只清楚一件事：对我们党、对整个共产国际、对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来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是与胜利的十月革命、红军、共产主义还有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可能：托洛茨基同志竟然会不属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领袖之列。尽管如此，争论有可能超出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范围，这种想法令我们非常担心，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公开发言，更是加深了我们这种最深切的忧虑
[27]。
在莫斯科，斯大林开始对有关德国的讨论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一直置身事外。他联系了正被调查委员会扣留在莫斯科的马斯洛夫，向马斯洛夫询问了有关当前形势和德共政策的问题。他很快就关照起了马斯洛夫。他到处都为马斯洛夫说好话，说马斯洛夫既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能坚持原则，并亲自插手安排了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选，调查委员会最后洗清了马斯洛夫的一切嫌疑[28]。这一新的联盟，改变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的力量对比，也在他们中间制造了相当的混乱。
德共内部的新一轮派别重组
十一月七日，布兰德勒在德国党内开展了讨论，促成了这次讨论的，与其说是德国形势本身，倒不如说是俄国党内的争论。十二月，三份彼此抵触的文件被提交给了中央局。第一份是由费舍及其支持者起草的，他们宣称支持季诺维也夫的来信；第二份是由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起草的，他们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批评；第三份是由“中派”——科嫩、克莱涅、雷梅勒和埃贝莱因——起草的，他们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批评，但又不接受费舍的立场。在中央局的表决中，费舍的文件获得了六票，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只得了两票——他们投了自己的票，蔡特金缺席——中派获得了剩下的十七票[29]。
中派代表了党的领导人当中支持季诺维也夫、同布兰德勒保持距离、但又不愿同左派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们认为，“在十月事件之前和十月事件期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达到了最革命的程度”。由于“错误的理论概念”和“对党的任务的错误理解”，导致党自己犯下了一系列战术和战略错误，由此迫使党做出了退却的决定。他们把这些错误总结为：
· 未能及时认清反库诺罢工之前的重大工人斗争的重要意义，因而未能据此调整党的路线；
· 没有及早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最迟应该在鲁尔被占领时开始准备），并因此导致了后来的军事准备过于仓促；
· 为了保存工人的力量进行“关键一击”，在九月和十月间成了群众运动的制动器；
· 对左派社民党领袖怀有幻想，并助长了这种幻想；
· 未能利用在萨克森争得的地位发动群众；
· 在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只考虑到最后的战斗，拒绝甚至阻碍了局部行动的组织；
· 按照抽象的推理进行预测与估计，结果导致党“总是在斗争面前悄悄溜走”；
· 高估了步枪数量的重要性，低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意志；
· 根据错误的估计，制定了过于死板的计划。
在中派看来，正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不战而退，这是一个大错，党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那些集结在党的周围，“为了最后的战斗而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先进分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而且，不战而退还极大地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尽管如此，形势仍是革命的，因为“白色独裁不会长久”。共产党人要“为了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大涨潮”而等待上“几个月”，到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与行动，将是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30]。
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孤立了，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认为十月撤退是“不可避免的和正确的”。按照他们的提纲，失败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而不是党的策略错误”[31]。他们解释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不再愿意为十一月民主制度而战……而又尚未做好为建立工人代表会专政与社会主义而战的准备”。误以为工人阶级已被共产主义争取过去，这是最关键的错误。犯了这个错误的，不仅是中央局，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局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意见并不够有力[32]，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没有重视这些批评意见。
由于这个错误，导致起义的日期被定得过早，而局部行动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最关键的总的政治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却被低估和忽视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与政治、技术方面的细节没有得到充分的协调。而且，党未能利用它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剧社民党内的危机，未能组织武装抵抗。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认为，目前不可能预测军事独裁能持续多久，但在不远的将来，党应该专注于同社民党的影响进行斗争，并加强工厂里的组织[33]。
左派的提纲毫无半点吞吞吐吐。他们开门见山地宣称：
在八月罢工和十月事件之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到了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程度。……在十月里胜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即使是在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党仍应该参加战斗。这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与共产党密切相关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由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
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不战而退重挫了无产阶级的士气，在党员队伍中间制造了混乱。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第一，中央局在十月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迫使中央局行动以前，一直不肯让党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第二，技术与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不够完善；第三，采用了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并企图与左派社民党人建立“不合时宜的”的联盟；第四，按照过渡口号进行了宣传工作，而这些口号导致了在群众当中推广“共产主义纲领”的失败；第五，由于上述错误，导致了党内斗争的爆发。党必须做好准备，“休养生息几个月”，迎接新的斗争。为此必须把所有右翼分子赶出党的领导层[34]。
论战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左派坚持己见，但中央局多数派的瓦解才是关键因素。中派的立场并不明确。塔尔海默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中派批评的只是“不战而退”而非“退却本身”——退却变成了“不战而退”，这并不是布兰德勒的过错。他批评了中派的提纲，说这个提纲当中体现出了“老套的进攻理论的复活，这个理论要想成功，需要两个条件：党的革命意志，与广阔空间的蔚蓝地平线”。他中肯地断言：中派的提纲是妥协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左派的”前提与“右派的”结论之间的矛盾[35]。但中派的立场另有其靠山。十二月二十七日，俄共（布）政治局批评了拉狄克，并采取了如下立场：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政策，是建立在下列基础上的：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并与左派合作，同时批评左派的错误，但又坚持左派的正确意见，与此同时批评右派的严重错误；但拉狄克同志却采取了完全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右翼少数派的路线，并与党的左翼决裂，这在客观上对德国党的团结构成了威胁
[36]。
由于拉狄克不但拒绝服从决议，还拒绝遵守他自己的党的纪律，政治局便以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资格不是由俄国党委任、而是由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授权为由，批评了拉狄克的“宗派态度”。拉狄克已经就德国问题准备好了提纲，托洛茨基和皮亚塔科夫都在这个提纲上签了名，然后拉狄克没有经过俄国党领导层的批准，就直接把提纲递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37]。
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
在一月十一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爆发了第一次交锋。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和皮亚特尼茨基。托洛茨基因病未能出席。德国代表人数不少：代表右派的是布兰德勒、瓦尔赫尔与蔡特金，代表中派的是雷梅勒、皮克与科嫩，代表左派的是台尔曼、费舍与阿图尔·柯尼希[38]。
拉狄克以共产国际驻德代表的身份做了报告。他首先回顾说，十月的退却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致同意的，左派社民党人的背叛与萨克森政府的软弱无力，迫使党不得不退却。他认为党错过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他说道，党至迟应该在一九二三年五月认识到革命形势已在德国出现，但尽管一切证据都能证明这一点，在一九二三年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领袖，包括他在内，全都要为没有实行一个已不适用于德国形势的计划而共同承担责任。他强调指出，每个重大决策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的。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清楚，正如他清楚布兰德勒曾反对在没有必要的政治准备的情况下，就让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但最后还是这么决定了。拉狄克宣称，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主席，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他却企图逃避自己的责任，以莫须有的理由，拿布兰德勒来当他的替罪羊，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39]。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拉狄克总结出了一些导致了十月退却的“客观”理由：
如今正在德国无产阶级当中发生的事情，只是对德国总体形势的反映，是对一切政治活动的垮台、军队之外的所有社会阶级的极端的政治冷漠的反映。……我们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工人党，但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我认为这就是整个形势当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40]。
这是认真进行分析的尝试的开端。但是，一月十二日，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指控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从这一刻开始，主席团内的气氛就变了，使得认真的分析无法进行下去。共产国际主席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都是因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他们要对德共的一切错误负责。共产国际的职责首先是撤换德共的领导层，这是因为旧领导层已经失去了信任，也是为了转移支持左派的工人的正当的不满，避免左派的分裂。成立了一个专门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主席是库西宁，另有五个德国人参加，他们是马斯洛夫、台尔曼、雷梅勒、威廉·科嫩与皮克。蔡特金要求让布兰德勒和拉狄克参加这个委员会，但遭到了驳回；这是多数派心意已决的一个明显信号[4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暂停工作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42]随即召开。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遭到惨败[43]。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德国的形势确实是革命形势，俄国党领导层在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分歧。然而，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主要错误在于估计错了时间。在讲到过去的问题时，他说自己并不想逃避责任，但又坚持认为，俄国党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决议。但他随后又强调了过去的各种困难的重要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把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这件事给弄成了庸俗的议会交易。早在七月的时候，拉狄克就建议德国党不要在反法西斯日举行游行示威，束缚了德国党的手脚。而在失败之后，他现在又提出了一整套哲学，来掩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在俄国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拉狄克，如今在与德国相关的问题上成了“右派”倾向的化身——在季诺维也夫看来，这并非巧合。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一起，企图“把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里”[44]。布哈林给这份起诉书结了尾，他认为布兰德勒要为失败负责，因为布兰德勒不但没有利用统一战线政策来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反而只是用来同社会民主党合作[45]。
拉狄克竭力为自己辩护。不错，革命形势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同样正确的是，党未能利用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应当与德国党中央局承担同样的责任。他回顾了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等人的历史——他们曾是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指出他们自己也是德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弱点的牺牲品，因此不该让他们去承担全部责任。他指责布哈林无耻地利用了代表们的无知（他们不太了解德国党的情况），并质问布哈林：假如布兰德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派的话，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不早点谴责他？当布兰德勒犯下一系列声名狼藉的错误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都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质问各位领导人：“难道你们只想分享胜利的果实，却不想分担失败的责任？”他最后说道，对于德国党中央局的十一月三日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只需要纠正一点：除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之外，还应该补上一句：“打倒布兰德勒！”[46]。
最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一致决定，要求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内讨论德国问题时服从俄国党的纪律；仅有一票弃权，这一票很可能是拉狄克自己投的[47]。
共产国际的裁决
一月十九日，库西宁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报告。这个报告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判决：在各个方面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与疏忽，这有一部分应归咎于一些机会主义的偏差”。在形势的评估上出了错：“当党认识到革命形势业已成熟时，已为时过晚”，“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也没有对结局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重视”。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推迟和阻碍自发运动，同时又没有给自发运动找到政治目标；未能进行争取成立苏维埃的鼓动；忽视了加强工厂代表会与行动委员会，结果导致当全体无产阶级应该参与行动的时候，却只有党自己在行动。在政治组织上出了疏漏：未能发展足够多的党员，在技术准备工作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参加。在对各种相关势力进行分析时出了错误：低估了社民党破坏行动的能力，对左派社民党人及他们参加行动的能力抱有幻想。对于萨克森采取了错误的路线，把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没有预先考虑其他方案，也没有准备撤退计划。
库西宁委员会把这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德国共产党，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悍然蔑视。报告断言：德国党原本应该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参加萨克森政府，并声称共产党籍的部长们暴露出了“可悲的无能”[48]。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以四票赞成、二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报告，投了反对票的是蔡特金与拉狄克；皮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先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十月退却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修正案被主席团驳回了[49]。
在此基础上，讨论于一月二十一日继续进行。季诺维也夫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当然，为了避免惊吓那些犹豫不决的分子，他在讨论中采取了调和的立场，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反对派，并在闭幕词中吸取了皮克修正案的精神：“〔十月的〕退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党自身的错误与弱点，同样也是因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弱点。当然，会有不少工人说我们让机会溜走了[50]。”季诺维也夫的让步，给了布兰德勒的支持者一个台阶下，他们便顺坡下驴，宣称自己将会投票赞成决议，蔡特金是为了维护团结，拉狄克（他更为幻灭）是出于传统的考虑，是为了在外界面前维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团结。但是，他们俩后来都后悔了，布兰德勒也后悔了，因为决议并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刚刚坦承的那样，明确承认撤退是必要的，而且决议还对左派应承担的责任不置一词[51]。
代表波兰代表团对主席团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的普鲁赫尼亚克[52]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隐瞒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还对自己的态度表示了后悔：
由于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列宁再也不能参加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由于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威信遭到了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质疑，共产国际领导层便遭到了威信被动摇的危险。……我们认为，拉狄克是共产国际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指责他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也会对共产国际全体领袖的威信造成极大伤害。……围绕德国问题，共产国际最著名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在一个有活力的革命党内是不可避免的，……
[53]。
但是，这些自称要坚持上述原则的领导人，最后却还是投票赞成了这个与他们的立场相反的决议。几年以后，塔尔海默写道：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他听了拉狄克的发言后，觉得自己受到了布兰德勒—托洛茨基—拉狄克联盟的威胁，他想为自己开脱，想证明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错：“拉狄克的发言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谁也没有授意拉狄克，让他声称一旦托洛茨基遭到攻击时，我们就会为托洛茨基辩护。……当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就在《国际》上撰文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54]。”
对季诺维也夫及其盟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是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斗争，以及必须恢复在这次争端中严重受损的威望。几周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明确地解释了这一点，并指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虽然宣称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但这也帮不了他们：
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同拉狄克与托洛茨基组成了联盟，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要么就是对俄国共产党和欧洲各党进行去布尔什维克化，要么就是保持俄国共产党，并对欧洲各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
[55]。
反对“布兰德勒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企图粉碎一切反抗或批评的中心，并粉碎托洛茨基可能获得的一切支援。法国党的苏瓦林[56]、莫纳特[57]与罗斯默就是这样被开除出党的；波兰党的瓦尔斯基、瓦列茨基[58]与维拉·柯斯特舍娃[59]也同样遭到了批判。而在德国，德共的基层党员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布兰德勒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靶子，大多数党员对他恨之入骨。季诺维也夫利用了这种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情绪，对布兰德勒进行了攻击。在三月行动之后和在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曾与列宁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背后的俄国党遭到任何批评。各国党的领导人与俄国党的领导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却被揪出来当了替罪羊。
俄国党享有如此巨大的道义威信，以至于谁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反对俄国党领袖的要求。结果马上就出现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性格上，变得完全缺乏主动性（往往也缺乏政治智慧），并且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莫斯科的指示，哪怕这些指示是相互矛盾的。于是，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十九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并任命了新的中央局，由两位左派和五位中派组成。雷梅勒接替布兰德勒，出任党主席，台尔曼任副主席[60]。新一届中央局立即表态，反对俄国党反对派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反列宁主义”倾向[61]。左派的猛烈攻击，在党内制造了一种“猎杀女巫”（witch-hunting）的气氛，中派很快就难以招架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德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秘密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差的情况下筹备的；十二万一千四百名党员（一九二三年九月时有二十六万七千名党员）选出了一百一十八名代表，其中仅有十一人支持布兰德勒，而他们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布兰德勒提出的文件。左派在大会上赢得了胜利，他们通过了要求“消除‘布兰德勒主义’的所有痕迹”的决议。左派领袖鼓吹有步骤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并完全否定党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后采用的全套战术策略，他们认为这套策略纯粹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当中最落后的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领袖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曼努伊尔斯基[62]多次发生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蔡特金的信——曼努伊尔斯基称之为“挑衅性的”——听起来就像是那些曾为在德国建立一个革命党而耗尽全部心血的共产党人最后的回声：“群众的革命感情并没有政治内容，没有政治目标。它仍是自然的和本能的，没有转变为明确的革命觉悟，没有转变为在关键斗争中进行战斗的坚定意志。”
党的责任就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坚定群众的意志；而失败正是因为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党只顾着“最后的斗争”，未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在这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及格；左派指望进攻能起到魔法一般的作用，右派则依赖社民党左派去做党自己做不到的工作。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在萨克森出现了一个工人政府，就意味着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而德国无产阶级却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有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头脑中把萨克森的经验与武装起义的主张联系起来”。
蔡特金还写道：十月的退却是必要的，她认为十月退却之后，形势仍在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层除了批斗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她个人认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就不能没有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或皮克这样的人担任领导[63]。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她又重申了这个论点，强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责任，即使是在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的人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至少要对允许布兰德勒放手行动这一点负责。布兰德勒承认，也许机会已经在八月错过了，但他又强调指出，谴责他的人当中，就有当时正在柏林领导党的那些人。拉狄克拼命地争辩，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冷不防地插一两句话，而且往往能一针见血。塔尔海默提醒大会注意，他和布兰德勒已经批判了俄国反对派，并宣称“俄国党领导第三国际这一事实是历史的需要”[64]。在闭幕式上，波兰代表维拉·柯斯特舍娃对共产国际内形成的“紧张而痛苦的持久斗争气氛”提出了抗议[65]。这一切终归徒劳；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延续了他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66]，萨克森事件，以及“拉狄克主义”和“布兰德勒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体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内仍有强大的影响力[67]。
几个月后，斯大林见有机可乘，便首次就国际形势起草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先谈起了所谓的“德国、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又讨论了西欧革命的前景。他认为，西方的共产党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党“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的”。和它们对峙的有像欧洲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拥有“可靠的国家机关”，并能得到阅历很深的社会民主党这样“老练的”敌人的帮助，这个敌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他继续说道：“如果认为这样的共产党‘一夜工夫’就能够推翻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西方的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今这个任务是有可能完成的，因为“萨克森工人政府的惨痛经验”，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彻底粉碎（反对派是“对西方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和革命派的挑战”），“唤醒”了党员群众[68]。
通过“布尔什维克化”，德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为一种新型政党，这种政党很快就被叫做斯大林党[69]。
[1] 出自《伊索寓言》：一个农村少女头上顶着一罐牛奶，准备去市场卖掉，她一边走一边幻想卖掉牛奶之后要买更多的鸡，鸡生蛋，蛋生鸡，再买个养鸡场……正在她幻想的时候，突然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头上的鸡蛋全部摔碎了，她便痛哭起来：“啊，我的小鸡啊！啊，我的养鸡场啊！……”这个寓言的寓意是：小鸡还没孵出来之前，不要数小鸡（东西还没确实到手之前，不要妄想）。——中译者注
[2] 这篇文章题为《不要幻想》（Keine Illusionen），收录于：《德国革命问题》，第97—104页）。
[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9期，1923年11月9日，第663页。
此处有误：R·阿尔贝（即维克托·塞尔日）当时在法文版《国际新闻通讯》上连载《德国纪事》（Notes d’Allemagne），《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垮台》（La Defaillance des Soc. Democrates de gauche）是其中一篇，但这篇刊登于《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6期，1923年10月30日，第656页。——中译者注
[4] 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3—195页。
[5] 转引自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北京编译社译，1964年6月，第91页。
[6] H.B.（即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会议》（Die Tagung des Zentralausschusses），《国际》，第18期，1923年11月30日，第517—528页。
[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中译者注
[8] 《真理报》，1923年11月23日；《共产主义公报》，第49期，1923年12月6日。
[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期，1924年1月3日，第3—4页。
[10]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3页。
[11]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中译者注
[12]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3]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恢复党籍。1928年死于哈尔滨。——中译者注
[14] 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31008.htm ——中译者注
[15] 即《四十六人声明》。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31015a.htm ——中译者注
[16] 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5—189页。
[17] 同上，第185—186页。
[18] 同上，第186—188页。
[19] 同上，第189页。
[20] 塔尔海默认为具体日期应该是13日，但他又加上了一个前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11页）。
[21] 同上，第11页。在1924年1月6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引用了拉狄克的话（《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20期，1924年2月15日，第225页）。
[22]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63页。
[23]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4年2月4日；《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第209页；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92—93页。这封信上没有标明日期。
此处借用了《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的译文，“伯特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中译者注
[24] 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v页。
[25] 同上，第105—109页。
[26] 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五章，王凡西译，1958年。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7.htm ——中译者注
[27] 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4—235页。
[28]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409—410页。
[29] 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解释》（Erklärung），《国际》，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135页。
[30]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185期，1923年12月28日，第1564—1566页；《关于十月撤退的策略与党的近期任务的提纲》（Thesen zur Taktik des Oktoberrückzugs und zu den Nächsten Aufgaben der Partei），《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4—19页。
[31] 塔尔海默很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小册子《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中以巧舌如簧的口才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32] 布兰德勒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信中反复对此进行了讨论。
[33] 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关于十月失败与当前形势的提纲》（Theses zur Oktoberniederlage und zur gegenwärtigen Lage），《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14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3期，1924年1月16日，第29—30页。
[34] 《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现状的提纲草案》（Skizze zu Thesen über die Situation und über die Lage der Partei vorgelegt vom Polbüros der Bezirkleitung Berlin-Brandenburg），《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54—5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3—34页。
[35] 奥·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es thèses d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Communiste Allemand），《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4—35页。
[36] 《联共（布）决议集》（ВКП(Б) в Резолюциях），第1卷，1941年，第534页，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6页。
[37] 同上；《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这个提纲至今仍未公布。
[38]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散见于全书各处。
[39] 同上，第5—23页。
[40] 同上，第10—13页。
[41] 同上，第58—80页、第81页。
[42] 1924年1月16日—18日，俄共（布）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8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2名仅有发言权的代表。请勿同于1924年5月23日—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混淆。——中译者注
[43] 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95—198页。
[44] 摘自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向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做的报告，《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第205—210页。
[45] 转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99—102页。
[46] 同上，第101页。
[47] 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9页。
[48] 该报告收录于《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95—109页。
[49] 同上，第82页。只有拉狄克和蔡特金投票赞成皮克的修正案。在应邀出席这次主席团会议的人当中，十人赞成皮克修正案，十一人反对决议（同上）。
经核对德文原文，皮克其实提出了两个修正案，第一个是：
“党的上述错误和缺点，足以解释德共为什么在十月的时候不能牢固地掌握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德共没有投入夺取政权的关键斗争是正确的。”
该修正案因多数反对而被主席团驳回。在主席团当中，拉狄克和克拉拉·蔡特金给皮克的修正案投了赞成票。在所有与会者当中，有11人投了赞成票，18人投了反对票。
皮克又提出了第二个修正案：
“德共内部的反对派无疑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人们注意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它没有能力给党提出更好的、能够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领导他们投入革命群众斗争的政策。”
尽管拉狄克和蔡特金给这个修正案投了赞成票，但它还是被否决了（与会者当中只有10人赞成，其余均反对）。——中译者注
[50] 同上，第83页。
[51] 同上，第84—87页。
[52] 爱德华·普鲁赫尼亚克（Edward Próchniak，1888年12月4日——1937年8月21日），1903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参加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omunistycznej Partii Robotniczej Polski），1920年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2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53]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93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54] 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第11页。
[55] 《国际》（德文版），第4期，1924年3月31日，第161页。
[56]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57]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58] 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 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 Partii 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59] 维拉·柯斯特舍娃（Wera Kostrzewa，1876年2月2日——1939年7月9日），本名玛丽亚·卡萝琳娜·萨宾娜·柯舒茨卡（Maria Karolina Sabina Koszutska），1902年参加波兰社会党，1906年当选华沙工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当选波兰社会党左派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流亡苏联。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0]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1924年2月18日，第244—248页；《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第164页。
[61] 转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第121页。
[62]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63]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5—96页。
[64]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3—78页，第84—87页，第101—105页。
另请参阅：蔡特金在1924年6月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90—413页。
布兰德勒在1924年6月23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第258—282页。
拉狄克在1924年6月21日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第185—222页。
塔尔海默在1924年6月23日的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1）》， 283—290页。“俄国党领导第三国际这一事实是历史的需要”出自第287页。——中译者注
[65] 转引自K·S·卡洛尔（K.S.Karol），Visa pour la Pologne，巴黎，1958年，第45页。
[66] 出自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6月19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第83页。——中译者注
[67]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31—13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6月19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1）》，第97—98页。——中译者注
[68] 约·维·斯大林，《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3—255页。
[69]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想要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的话，请参阅赫尔曼·韦伯的巨著《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和第2卷，本书曾多次引用过他的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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