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一章 德国的十月
九月底，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离开了莫斯科，返回德国去领导战斗了。目送他离去的路特·费舍留下了这样的描写：
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见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门——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们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没有熨过的便服，风度翩翩的托洛茨基穿的是一套合身的红军军装。在谈过最后几句话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颊。由于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覆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领袖祝福
[1]。
等待的时间
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德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事件。大联合政府陷入了危机，人民党拒绝对巴伐利亚采取任何措施，而社民党拒绝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任何正式的进攻。尽管如此，右派仍然一致要求希法亭辞职，内阁重组后，希法亭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商人卢特[2]接任。但社民党得到了不会改动八小时工作日的保证。冯·塞克特将军逮捕了黑色国防军的官兵，他们企图再发动一次卡普暴动，并威胁要引爆炸药。
为什么人民对此默不作声呢？也许是因为害怕巴伐利亚的不祥的噪音。九月初，柏林有十一万人失业；十月底有十六万人失业，几周后达到了二十万——而全国失业人口达到了两百多万人[3]。在十月八日至十四日这一周里，一个柏林五金工人可以挣到六十五亿马克——相当于两到三美元——勉强相当于去年这个时候的十分之一。十月十六日，一个鸡蛋就卖一亿一千万马克，相当于一个矿工一小时的工资[4]。工人在八月通过斗争赢得了浮动工资制，减缓了工资的购买力在九月的下跌势头，但是，从计算出浮动指数，再到公布指数之间间隔太长，让这个制度失去了全部意义。十月十一日，就连《前进报》都抨击了工会在这个“贫穷与绝望的浪潮”正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上涨的时候却无所作为[5]。同一天，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工会行动委员会[6]。然而，共产党人并不指望工会领袖能有多少行动的意愿。恩德勒写道：“无论工会领袖会不会在斗争中跟着群众走，事情都将取决于群众的斗志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7]。”
一个叫冯·凯涅（von Kaehne）的地主被指控谋杀了一名在他的土地上收集木柴的工人，波茨坦附近一家法院宣判冯·凯涅无罪。被告人扬言他“不在乎向暴民开枪”[8]。饥荒席卷了城市。共产国际的刊物是这样描写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形势的：
早上的街道一片阴沉。牛奶店门前挤满了不幸的贫苦妇女。她们聚在那里，坐在自己带来的凳子或折椅上，一些女人在缝缝补补。……寒冷的湿气浸透了穷人的旧衣服。她们在那里等了好几天，就为了买到一点人造黄油。站在妇女面前的自然是穿着绿警服的警察，他们板着脸，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一辆满载土豆的货车开过来了。人们从街道两旁一拥而上，几个小孩爬上车厢，抱起一捆捆宝贵的蔬菜丢到街上，马上被一抢而空。司机踩下油门。警察徒劳地叫骂着。我看见一位穿着体面的绅士，也许是个小职员，镇定地捡起几个土豆塞进兜里。我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驼背老妇，拼命地跑过来，想给自己也抢到一份。……街道饿慌了。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绝望、愤怒与仇恨的神色。……这些情况是一个目睹过这种哄抢行为的人告诉我的。这些饥民的秩序精神令他惊讶。饥民们在哄抢时仍是井然有序的，他们没有打砸，也没有不必要的推搡。他们没有拿走奢侈品，只拿走了面包、脂肪和鞋袜。濒临饿死的饥民，回复到了最原始的求生意识，拿走了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只有警察的干涉才会使
征收变成骚乱
[9]。
共产党人拧成一股绳，沉默地等待着。阿尔贝写道：
Losschlagen……这个词的意思是先把锤子或棍子往后摆，再狠狠地砸出去，也就是开始进攻。站在街垒这边的人，个个嘴上都挂着这个词。……在图林根，共产党人在半秘密的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后，他不认识的工人都上来围住他。一个铁路工人直接问他：“咱们究竟什么时候动手？还要等多久？”
十月是寒冷的，在工人区阴暗的街道上，人们冒着濛濛秋雨，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司机、家庭主妇、失业工人——既没有衬衫也没有雨衣——都在争论着。……他们怀着满腹怨气聚集在黯淡的十字路口，而在灯火通明的远处，警察正守护着公共财产；我经常能听见他们一再谈到俄国……在我的想象中，在这片穷人组成的黑色天幕中，至少升起了一颗星星。……十月的第一阵寒风伴着大雾与细雨来临了。屋里既没有炉火也没有面包。穿着绿警服的警察守着商店，被从早到晚等在那里的绝望的妇女包围着；突然间，背着短卡宾枪的警察沿着挤满人的大道冲来；一辆辆卡车疾驰而来，只见车上耸立着一支支步枪，顶顶军帽的帽徽在闪着光；在每一扇门后边，人们脸色阴沉，而每个令人不安的晚上，报上都会写道：“波伊腾（Beuthen）死亡七人，……佐劳死亡十二人、杜塞尔多夫死亡十五人、科隆死亡六人”。……警察心惊胆战，他们也饿着肚子。不过，警察的职责可不是分发面包
[10]。
执行计划
九月底，共产党领袖在莫斯科决定，德共应派代表参加萨克森邦与图林根邦的政府。这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占据战略要地。对他们采取的这个计划，拉狄克概括道：
无产阶级正在萨克森主动行动，首先是保卫这个我们已经参加进去的工人政府。在萨克森，它要利用政权来武装自己，并在德国中部的这个无产阶级小邦，建立起一道围墙，把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和北方的法西斯分子隔开。与此同时，党正在全国各地拼命发动群众
[11]。
这个计划已经讨论了好几周。布兰德勒坚决反对它。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确实富有善意，但他们却是靠不住的。当年夏天，无产阶级百人团与社民党人利布曼手下的警察多次发生冲突。九月里有几十位工人就是这样死于莱比锡警察之手。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建议，只要蔡格纳政府不肯承认工厂代表会的政治地位，德共就不能参加蔡格纳政府，而且德共也确实按照这个建议，多次拒绝了参加蔡格纳政府。现在才参加萨克森政府实在太突然了，德共拿不出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无法向党的活动家与同情者交待。这样一个行动方针需要耐心的解释，并且必须发起一场宣传运动，让经过斗争团结起来的群众积极参加，才能得以落实，而不能靠高层谈判得出的决定来落实[12]。
但是，布兰德勒的意见似乎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赞成。身处莫斯科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果共产党人再不马上号召萨克森群众奋起抵抗，并以此引发全国总起义的话，他们就会把主动权拱手交给萨克森的国防军司令米勒[13]将军，此时米勒将军掌握着萨克森的全部行政权力，而社民党左派光靠他们自己是无力抵挡米勒的。在米勒进攻前，萨克森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牢固基地。布兰德勒估计可以在一周之内武装五万到六万工人，组成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现在正是把他们武装起来的时候[14]。
这个决定最后下达时，布兰德勒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十月一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致电德共中央局：
我们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到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占领一切有用的据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须把我们加入萨克森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如果蔡格纳集团愿意有效地保卫萨克森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们必须加入政府。必须立即武装五六万名工人。不用理睬缪勒将军。在图林吉亚也应该采取同样态度
[15]。
共产党立即与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领袖开始了谈判。各地的共产党报刊几乎都被取缔或停刊了。十月七日，工厂代表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的传单。它号召工人准备总罢工，对任何反革命企图进行回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与自卫组织，在工厂和工地组织每日集会[16]。十月八日，布兰德勒回到了德国，同日，雷梅勒在国会发表讲话，这段讲话等于是内战的宣战布告：
我们非常清楚，只有用红色专政才能粉碎目前统治着德国的白色专政。……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只有用你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才能消灭暴力的统治。……当你们使工人认识到，手榴弹和机关枪是比议会里的一切空谈更有效的武器，白色专政的武器要比投票更加有效时，你们就是自己给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
[17]
他用挑战的态度向国会议员们宣告：共产党人准备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18]。十月九日，德共中央局（布兰德勒已经回到了自己原先在中央局的岗位上）的代表们提出了萨克森政府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由二十点要求组成，包括武装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由工人监督生产、实行供应粮食的紧急手段、号召在整个德国成立工人政府等[19]。萨克森社民党接受了这些要求，十月十日，新一届蔡格纳政府成立了。其中有三位共产党部长：波彻尔任财政部长，赫克特任经济部长，布兰德勒没能当上他想要的内务部长，只当上了邦总理办公厅主任（Ministerialdirektor），虽然如此，这个职位还是使他获得了监督警察的权利[20]。中央局发表声明，对这个决定做出了解释：
德国共产党中央局授权三位党员——布兰德勒同志、波彻尔同志与赫克特同志参加萨克森政府。劳动人民正与大资本家、大地主与保皇派将军的联盟进行着面对面的交锋。军队与大资本家的独裁正准备扼杀工人阶级。……
在萨克森成立一个保卫无产阶级的政府，是向全德国工人阶级发出的信号。……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这是与社民党左派成立保卫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的首次尝试，如果党按照相同的目标，发动起全国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尝试就一定能够胜利
[21]。
同一天，刚刚在二十四小时前被勒令永久停刊的《红旗报》发表了俄共（布）总书记斯大林致塔尔海默的信：
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将对欧美无产阶级产生远比六年前胜利的俄国革命更为巨大的影响。德国革命的胜利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柏林
[22]。
斯大林在信中表现得信心十足，德国党的领袖们是否也跟他一样自信呢？我们读一读恩斯特·麦耶尔的话，就会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政策与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分裂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行动能力。德国无产阶级被解除了武装，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它被打败了好几次；它正在踌躇不决。德国工人已经对所有工人组织的领袖都失去了信任。……他们失去了自信。尽管如此，如今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像社会民主党建议的那样，不战而降；另一条就是殊死一搏、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挣脱自己身上沉重的枷锁
[23]。
但正是因为事已至此，麦耶尔才称赞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是一个重大胜利：“哪怕是无产阶级最小的成功，都能巩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并破坏社民党的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在德国中部成立工人政府的重大意义的[24]。”
十月十三日，三位共产党人——诺伊鲍尔、特纳尔[25]与卡尔·科尔施参加了图林根邦政府，社民党人弗勒利希[26]是这个政府的总理[27]。麦耶尔对此评论道：
共产党把德国中部变成了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的枢纽，以此承担起了重大的责任。德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经受失望了。但我们坚信，红色萨克森与红色图林根能够让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得到复苏、加强与发展。我们党将让大家看到，工人政府能做到什么
[28]。
然而，布兰德勒在十月十二日致中央局的报告中，泄露出了他的严重不安：
在群众的压力下，萨克森的社民党人已决定同我们成立联合政府。参加萨克森政府，使我们党能为内战重整队伍，并做好准备。……我们的纲领中规定的军事与组织任务已得到执行。……可是，武器方面的情况是灾难性的。……我们的职责是尽量劝阻群众不要发动那些会遭到孤立的斗争，而不是参加进去
[29]。
观望的时间
共产党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部分是因为国防军的进犯。第四军区（Wehrkreis IV)[30]司令米勒将军于九月二十七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开始接管萨克森的全部权力，并派遣部队进入萨克森维持公共秩序。他宣布，即日起所有集会与出版都必须事先得到军管当局的许可，任何行业和地区，只要他认为是“对公共生活必要的”，就不能举行街头示威和罢工[31]。然而红色萨克森并没有向他屈服，米勒将军接连发出威胁，却没有命令士兵走出营房。九月二十九日，他下令强化戒严，十月五日，他取缔了一切共产党的出版物[32]。
为了反击他的一再威胁，工人政府成立了，它的正式名称是“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的政府”。十月十二日，蔡格纳在邦议会宣布，他要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并加强无产阶级百人团[33]。米勒将军立刻在十月十三日下令，无产阶级百人团“与其他同类组织”必须解散，并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将武器交给国防军[34]。他还下令取缔所有在萨克森成立的、有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的活动家参加的行动委员会。蔡格纳政府对取缔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发出强烈抗议，并为无产阶级百人团担保，说它们是忠于宪法的[35]。来自萨克森的一百五十五支百人团的代表们不顾米勒将军的禁令，于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开幕），在开姆尼茨郊外举行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代表大会[36]。十月十四日，来自巴伐利亚各工厂代表会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也在萨克森邦的普劳恩城举行了巴伐利亚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37]。米勒将军的命令遭到了公开藐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社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召开了越来越多的群众集会，号召工人反抗米勒将军的威胁恫吓，藐视他的命令，并建设自己的百人团。但蔡格纳政府并没有为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做出具体行动。正当中央政府夹在盖斯勒（和他的顾问冯·施莱赫尔少校）与社民党之间左右为难时，米勒将军继续伸出了他的爪子。他的士兵仍留在营房里没有出动，但在十月十六日，他通知蔡格纳政府：他已下令萨克森警察直接听从国防军司令的命令——也就是说，无论是萨克森邦内务部长还是蔡格纳本人，都不能指挥萨克森警察了！[38]他开始召集萨克森的预备役官兵。同一天，在莱比锡的一次大型集会上，经济部长、共产党人波彻尔呼吁萨克森的工人抵抗军事独裁，并要求萨克森政府立即全面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39]。红色萨克森巍然不动。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起初似乎是矛盾的。社民党领袖轻易就接受了希法亭被卢特接替的事实。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就能避免倒台：十月八日，施蒂内斯、波尔济希与蒂森向这个有社民党参加的内阁提出了下列要求：延长工作日、减少由雇主承担的社会开支、取消面包津贴、将铁路私有化[40]。十三日，在社民党议员的赞成下，国会授予施特莱泽曼全权。但是，十四日的《前进报》发表了一篇抨击戒严的社论，它认为戒严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因为，尽管政府以必须同反动派斗争为借口，来证明戒严的正当性，但实施戒严其实是为了对付工人运动，而在萨克森，戒严对付的是一个以社民党人为首的、符合宪法的政府[41]。
就在同一天，德共政治局批准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提交给预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萨克森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应萨克森邦政府的三位部长波彻尔、赫克特和格劳佩的号召而举行的，它是筹备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重要步骤；“十五人委员会”刚刚号召在十一月九日——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42]。中央局发表声明，号召劳动人民“为争取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建立工人政府而斗争”[43]。《红旗报》再次被迫停刊，秘密印刷但公开散发的《红色战旗》（Rote Sturmfahne）代替了它。十月十六日，曼海姆的工会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国防军进行镇压，禁止举行街头示威游行，结果造成七人死亡、二百五十人受伤。十月十七日，军事当局逮捕了阿尔托纳的失业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44]。共产党议员阿图尔·利贝拉什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冲锋的号角：
……反抗对无产阶级百人团……〔以及〕对行动委员会的禁令，让萨克森政府把警察转交给萨克森工人阶级等任务，不能只靠政府的几项措施……，现在，不仅要在萨克森、而且要在全国都这么说：大家都去参加自卫组织！把武器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面成立行动委员会！然后号召全德国举行总罢工，并把罢工坚持下去，直到法西斯组织被屁滚尿流地赶进地狱为止。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德国工人群众要远比五十万的国防军与法西斯分子更为强大。如果军饷低微的国防军士兵能认识到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的话，就会偷偷地把武器交给我们
[45]。
但就在同一天，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警察、并以此削弱了蔡格纳政府的权威的米勒将军，直接向蔡格纳发起了新的进攻。他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迄今为止，他在行动时，一直相信蔡格纳是跟他携手合作的，但波彻尔在莱比锡的讲话却使他产生了怀疑：
我要求您，总理先生，对波彻尔部长的发言做出合理的评论，并在十月十八日十一点整对我做出明确的回答：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同意波彻尔部长的讲话的措辞与精神？政府是否打算按照这些精神来处理政府事务？还是愿意按照我的指示来工作？假如是后者的话，为了澄清局势，我必须要求萨克森政府在报刊上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此外，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明显有罪的波彻尔部长搞出来的风波，我要求政府把准备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告知我
[46]。
次日的《前进报》再次向米勒将军的这个举动提出了抗议[47]。十八日晚上，柏林各工会的代表们召开会议，并举行了表决，以一千五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一旦国防军向萨克森发起进攻，就举行总罢工[48]。普鲁士邦政府的首脑、社民党人奥托·布劳恩与塞费林同艾伯特通了电话，对国防军在萨克森的举动表示不安[49]，并要求约束米勒将军的行为。
内战在萨克森一触即发，假如它爆发了，会不会通过一场抗议性的总罢工而迅速蔓延到全德国呢？萨克森的工业家声称自己的安全遭到了威胁，要求国防军保护他们[50]。蔡格纳政府的经济部长波彻尔要求德累斯顿各家银行提供一千五百亿金马克的贷款，他要用这笔钱给最饥饿的人们购买紧急救济粮。银行回答他说，他的提款要求已被转告给了……米勒将军[51]。《前进报》再次发出愤怒的抗议。巴伐利亚禁止向萨克森销售奶制品[52]。
蔡格纳向萨克森邦议会保证，他已下定决心抵抗到底。他坚决回绝了米勒将军的要求，并表示他绝不会赏光答复米勒将军。他再次抨击了国防军及国防部长盖斯勒[53]。在国防部长的包庇下，米勒将军对萨克森的合宪政府做出了违宪的行为，所以他要求中央政府立刻阻止米勒将军。他强烈谴责了国防军（特别是盖斯勒），回顾了卡普暴动期间军队的态度，并指出：尽管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保证实行军队民主化，但军方头目总是顽固地抗拒民主化。他还抨击了历届政府的军事政策，并谴责了成立黑色国防军之类的部队和缩短技术训练时间的行为，缩短技术训练时间对同欧洲强国作战并无好处，但对镇压工人却大有好处。他强调指出了黑色国防军之类的半地下组织的政治作用与野心，并指出政府一方面包庇它们，一方面却又下令取缔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54]。
波彻尔就政治与社会形势做了详细报告。他指出萨克森人口的七分之一，也就是七十万人，陷入了完全贫困或急需援助的境地。全国的谷物供应商已经把米价提升了百分之四十一，并对红色萨克森实行了有效的封锁。他报告了同国际工人救济会进行的谈判，后者已保证立即送来二千吨谷物，并正在考虑送来二十万吨的可能性[55]。邦议会拒绝了米勒将军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非法”行为的盖斯勒辞职。一个由邦议会中的社民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动身前往柏林，求见共和国总统。
但是，到了当天十一点钟，米勒将军发给蔡格纳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他又给蔡格纳发去了一封措辞更咄咄逼人的信：“鉴于您尚未答复我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发去的信，我谨此通知您：我已将此事通知了国防部长，请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致以最高的敬意。米勒中将[56]。”
在次日（十月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泽曼简短地告知各位部长：国防军部队已接到了开进萨克森与图林根的命令，为了“震慑极端分子，恢复公共秩序与安全”，各部队将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集结[57]。中央政府在同一天给蔡格纳发去了消息，向他保证：把部队派往萨克森，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极右势力可能发动的进攻[58]。
十月十九日，《红旗报》被允许在柏林复刊。在写给《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的通讯中，共产党议员巴尔茨[59]中了缓兵之计。他写道，关于政府的意图流传着大量谣言，但所有关于进攻萨克森的谣言都是过分夸大的。其实政府很可能还没有做出决定。劳动群众的队伍当中也有他所谓的“起伏”存在[60]。
而事实是：进攻萨克森的决定早已下达。米勒将军跟往常一样，以最客气的语气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向蔡格纳保证，他已经接到了命令，要他“重建与维护萨克森自由邦的宪法秩序的各项条件”，他会直接向人民解释进行这次干涉的理由[61]。他立刻为此张贴了大量告示。进攻开始了。
几天后，另一位共产党领袖艾米尔·赫莱因再次宣称：
萨克森、图林根与德国中部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威胁。这个危险之巨大，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自发地引发伟大的革命斗争。德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这个斗争的深入和扩大。
社民党左派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关头：“在斗争与背叛之间，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共产党人自己是很自信的：
决定胜负的不仅仅是武器；战士的精神状态也能决定胜负。反动派气量狭小，蔑视穷人，企图让人剥削人的状况、让军队养成的下意识行为天长地久；而无产阶级则拥有进行社会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乐观主义精神。……德国到处都充满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的压抑感。净化一切的雷霆，点燃大火的雷霆，随时都会打下来。然后——灾难就将降临到被征服者身上！
[62]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没有发现，就在他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他的阵营甚至还没有投入战斗，就遭到了不折不扣的失败。就连季诺维也夫也没有发现这一点，他还在《真理报》上连载自己的系列文章，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事态勾勒出大致的进展。
开姆尼茨会议
十月十五日与十七日的《红色战旗》报道了正在柏林举行的谈判的情况：社民党、共产党和各工会的组织正在首都就共同成立行动委员会举行谈判，已经谈了一个多星期[63]。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写道，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因为如果能达成协议，它就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64]。布兰德勒在已经复刊的《红旗报》上宣称，德国劳动群众绝不会坐视萨克森无产阶级遭到进攻。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如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65]”然而，国防军已经选定了发动决定性入侵的日期，而布兰德勒却不愿定下起义的具体日期。正如卡尔所说的：“国防军选定了日期，到了那一天，共产党人要么必须行动，要么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66]。”
十月二十日，革命委员会在德累斯顿秘密召开会议。尽管它刚刚收到了柏林的几个重要武器库被当局查获的消息，它仍不认为形势很严峻。一切已准备就绪，只待二十三号以后开始的起义。然而，在那一天以前，萨克森无产阶级必须呼吁全德国的工人提供帮助。革命委员会决定，武装起义应当从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开始，为此必须在工厂代表会会议上，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工厂代表会会议将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召开，讨论经济形势与社会问题[67]。
第二天早上，德共各个地委的书记们与布兰德勒、波彻尔和赫克特开了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公布了计划。即将举行的工厂代表会会议应当立即按照布兰德勒的建议发出号召，呼吁为抵抗国防军、保卫无产阶级萨克森与萨克森工人政府而举行总罢工。到了星期一（十月二十二日），全国就会发起全面总罢工。到了星期二，特别分队、突击队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就会按计划行动，进攻兵营和警察局，占领通信中心、火车站、邮局和行政机关办公楼。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相信他们将在几小时内举行起义。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专项委员会（有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参加）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68]。
当天晚上，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守了通往开姆尼茨的道路，以防国防军突然袭击[69]。但什么也没发生。无产阶级百人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穿着运动服，戴着臂章，头上顶着红五星，守卫着会议厅的各个门口，巡逻在这座工人的伟大城市的街道上[70]。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四百九十八人，其中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一百四十人、各工会的代表一百〇二人、全德工会联合会萨克森领导层的代表二十人、监督委员会的代表七十九人、工人合作社的代表二十六人、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十五人、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十六人、德共各种组织的代表六十六人、社民党各种组织的代表七人、独立党的代表一人[71]。
萨克森政府的三位部长——社民党籍的劳动部长格劳佩、共产党籍的财政部长波彻尔与经济部长赫克特——首先做了报告。他们三人在报告中都强调了极其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严重的财政危机与濒临绝境的失业情况[72]。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发言人都偏离了原定议程。许多代表都在发言中讨论了萨克森的政治局势，并支持立即组织抵抗军事独裁的斗争。一些代表还要求政府立即做出决定，号召举行总罢工，反抗戒严与国防军准备发动的进攻。
然后布兰德勒发表了讲话。他可能以为，在目前为止的讨论气氛中，他的建议会得到热烈的通过。他简短地讲道，工人阶级的萨克森正面临着威胁，必须向全德国工人求助。然后他转向社民党左派，请求他们放弃一切无用的希望，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乞求中央政府保护萨克森上。为了粉碎正指向萨克森工人的利剑，必须立即号召举行总罢工，这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他强调指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并要求立即举行表决[73]。
此时，社民党左派犹豫了。当蔡格纳再次抗议国防军部队开进萨克森与召集预备役官兵时，中央政府做出了书面答复，安抚他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对付冯·卡尔与希特勒的巴伐利亚的。米勒将军再次向萨克森发出威胁，但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只是威胁而已。这也许意味着中央政府里的社民党部长们会把他调去对付巴伐利亚，而不是萨克森。只有在米勒将军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自由行动的许可时，赞同就布兰德勒的提议举行表决才有意义，而目前尚无法确定米勒将军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突然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将会陷入轻率的冒险，很可能会激怒一个实际意图与能力都尚不明了的对手。
社民党左派还说，布兰德勒的计划等于让萨克森政府服从工厂代表会的权威，也就意味着使“忠于宪法”的说辞失去了意义，让那些指责他们“掺和共产党的把戏”的人得到了口实。而且社民党左派也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正如他们的报刊所证明——也对这些问题没有把握：米勒将军是否会进攻？德国工人是否已经做好了还击的准备，并且愿意按照命令发动总罢工？而且萨克森的局势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人不会决定自己单独行动。简单来说，社民党左派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
劳动部长格奥尔格·格劳佩——他也是工会运动的老战士——以社民党左派的名义答复了布兰德勒[74]。他说，保卫工人的萨克森的问题，就跟政府与国防军首脑一再违反宪法的问题一样，确实已经出现了，但是，对这些问题该做何种反应，却不宜由这个会议来决定，尽管它代表了萨克森的各个工人组织。萨克森有自己的“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政府，应该保卫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向由选举产生的邦议会负责，而邦议会中又有两大工人政党的代表。布兰德勒本人也是政府成员之一。格劳佩争辩说，因此，目前只有政府才应该根据它自己掌握的情况，考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手段。绕开政府自行行动，只会损害政府的信誉。格劳佩坚决主张：如果共产党抱着布兰德勒的建议不放，他就要和本党的同志一起退出会议，让共产党自己去承担责任。然而，他完全了解形势的严重性，他建议选举一个由两党各占一半名额的委员会，研究总罢工的问题，并在会议结束前向会议做出报告。布兰德勒随后同意撤回自己的提案，并支持格劳佩的提案，格劳佩的提案得到了一致通过[75]。
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共产党的整个计划都搁浅了。选出这个委员会，就等于开姆尼茨会议不可能号召总罢工。看来，开姆尼茨不可能做出立即行动的决定了。首先，共产党人彻底不知所措了。社民党左派代表的反应似乎表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76]。既然德共并没有准备第二套方案，德共代表就只能随波逐流了。在他们的赞同下，这个专门委员会提出了提案，塔尔海默称这些提案构成了“一流的葬礼”[77]。委员会承认有必要举行总罢工，并希望发动总罢工，建议选出一个由五名共产党人和五名社民党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立即同各政党、各工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接触，与它们一起探讨采用何种形式来号召总罢工，并为此做准备。只有在政府和工会拒绝带头的情况下，才能授权行动委员会号召总罢工[78]。
开姆尼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它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决定。德共的计划在付诸实现之前就搁浅了。而且，导致计划搁浅的手段，令共产党用来证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的整个分析都产生了问题。
退却
就在同一天晚上，中央局在开姆尼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事领导人和各位“顾问”，但没有拉狄克和他的同伴，他们取道华沙和布拉格，已经到了德累斯顿[79]。共产党在开姆尼茨会议上的失败，以及萨克森统一战线的破裂，迫使中央局做出决定，撤销原定的起义计划[80]。
次日，军方终于图穷匕见。米勒将军的部下走出了营房，特殊军列运来了援军。在被包围的萨克森首府，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见到了拉狄克、皮亚塔科夫等人。德国党的领袖介绍了当前形势，并对撤销起义的决定做了解释。但他又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不同意这个决定，并认为应该按照原定计划发动起义的话，那么还来得及扭转这个决定[81]。
但拉狄克也认为德国共产党必须退却。原定计划是按照社民党会参加行动的预想设计的，既然社民党已经临阵脱逃，那就不可能执行原定计划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器仅是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本身就够少的了，但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器则更少，仅有区区八百支步枪[82]。必须承认，尽管有三位共产党人参加了蔡格纳政府，但这个政府没有为武装工人做出半点贡献。因此，当无产阶级不够团结、缺乏武器的时候，共产党不可能仅靠自己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同意布兰德勒的意见，他们发现，自己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整个共产国际面前，为这个决定共同承担责任了。
然而拉狄克并不认为输掉了一切。即使共产党真的没有足够力量去领导起义赢得胜利，他们还是可以领导防御性斗争的。因此他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但不把转变为武装起义作为总罢工的目的[83]。但这个建议遭到了一致反对。德国同志全体坚持认为，一旦号召总罢工，就必须号召起义，因为此时总罢工就是起义的同义词[84]。
第二天，中央局在柏林开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拉狄克再次建议举行不以起义为目标的总罢工。费舍建议，先在柏林举行总罢工，两三天以后，主要通过基尔等地的倡议，再把总罢工转变为起义。这两个建议都遭到了布兰德勒的反对，他还与费舍一起对拉狄克的建议投了反对票[85]。结果，当米勒将军的部队对蔡格纳政府采取行动时，德共没有给德国无产阶级提出行动的建议。
以“红色萨克森”为基础而制定的这个计划，就这样在短短几天内垮掉了，随之垮掉的还有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胜利的希望。虽然如此，这个计划还是在汉堡被付诸实行了[86]。汉堡共产党人起义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87]。是因为雷梅勒在接到撤销起义的命令之前，就提早动身离开了开姆尼茨吗？[88]还是因为“左派”企图绕开中央局，在基尔强行发动起义，但“被迫改在”汉堡进行？汉堡起义究竟是因为违反纪律、还是由于误会、还是由于联络错误而造成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瓦塞尔坎特地委政治书记胡戈·乌尔班斯是在参加完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在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晚上才回到汉堡的，而此时距离汉堡起义仅剩几小时了。起义肯定让他大吃一惊。按照西北军区指挥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和当地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制定的原定计划，武装起义是同全国总起义相配合的，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汉堡党组织按照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
就在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汉堡码头工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按照全德工联领导人的建议，要求各工人组织、各政党与各工会在国防军进犯萨克森时号召举行总罢工。从二十三日凌晨两点开始，共产党的武装小分队开始砍倒树木，切断电话线，破坏了通信。凌晨五点，为了夺取武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袭击了郊区的派出所，并毫无困难地攻克了约十个派出所。参加战斗的只有数百名缺少武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敌人只有当地警察，还有海军后来派来的一些分遣队。但工人群众并没有群起响应，就连码头工人也没有举行罢工。工厂里仅发生了怠工。
总起义被撤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堡。当地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孤立，便且战且退，在二十四日晚上，最后的战斗在班贝克（Bambek）郊区结束了。首要军事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采取了正确的撤退行动，让大多数人逃脱了追捕[89]。但是，仍有二十一名起义者牺牲、一百六十五人负伤、一百〇二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乌尔班斯本人，他在法庭上对起义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共产国际都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大加赞赏，并引为楷模[90]。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拉狄克的青年伙伴、俄国共产党记者拉丽莎·莱斯纳[91]对汉堡起义做了绝妙的报道，使这次起义享誉天下[92]。汉堡起义后来构成了恩斯特·台尔曼的传奇的基础之一，但他在这次起义中根本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当时，人们都把这次起义当成一个错误或误会（也确实如此），它本来会变成一场悲剧，但考虑到当时的整个形势，它最后却把损失降到了最小，也算是侥幸。中央局也把这次起义当作一个证据，用来证明开姆尼茨会议上做出的退却决定是正确的。德共只有一部分人投入了战斗，而且还是孤立无援的；而广大群众就算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消极无为的。一九二三年的十月革命就只有这么一次武装斗争，它仅仅是一个城市里的“三月行动”……
中央局在十月二十三日召开会议，并组织了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当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草案。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草案[93]。草案提出：
1. 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对立日益尖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决战每一天都有可能爆发。
2.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与部分社民党工人）迫切希望参加斗争，但大部分工人尽管蒙受着巨大的痛苦，遭受着骇人的贫困，却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
3. 因此，必须通过坚定的鼓动，提高无产阶级的预备军的水平，使他们向自己的先锋队靠拢。党必须找出特别的方法，在无产阶级的那些已表现出参战意愿的阶层（五金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农业工人与公务员）当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开展的技术准备工作，要以充沛的精力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让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我们必须立即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探讨，这既是为了迫使社民党人参加斗争，也是为了让社民党工人摆脱他们的背叛成性的领袖。
4.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准备，党必须竭力约束同志们，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如果爆发了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斗争，党就要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支援。此外，还要通过各种群众斗争的方式（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来抵御反革命的进攻。在这些冲突中，要尽量避免武装斗争。
5. 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必须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反对施特莱泽曼的最后通牒。在这些活动中，不得进行武装起义。如果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不对施特莱泽曼的最后通牒进行斗争的话，我们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同志就必须与之决裂，并与之斗争
[94]。
在几天的讨论中，拉狄克成功地使中央局接受了他的观点，而德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反库诺罢工爆发时所主张的路线上，仅有少许细节不一样。德共把起义的准备工作降到了次要地位，把重心放在建立防御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上。但整个局势已经变了。二十六日，冯·塞克特将军下令戒严，禁止在柏林举行任何罢工[95]。在十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府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泽曼与国防部长盖斯勒强烈要求对萨克森进行武装干涉，理由是部队处境困难，难以自卫；而且也必须昭告天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违反宪法精神的[96]。社民党部长们让步了。就在同一天，施特莱泽曼向蔡格纳发出了最后通牒：
您的办公厅主任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的发言，表现出了共产党的谋反与暴力精神。他公然叫嚣同国防军正面对抗。……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要求您安排萨克森邦政府辞职，这是因为：考虑到一切事态，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是违反宪法规定的
[97]。
施特莱泽曼总理要求蔡格纳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如果不立即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新政府，他就要给萨克森指派一位中央政府特派员[98]。拉狄克给波彻尔与赫克特写了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不战而降，还要号召举行罢工[99]。中央局批准了拉狄克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米勒将军通知蔡格纳，他接到了解除蔡格纳职务的命令，并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禁止萨克森邦议会开会[100]。同日，开姆尼茨与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的社民党与共产党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萨克森政府进行抵抗，并呼吁萨克森的工人群众保持镇定，举行总罢工，并号召全德国工人支援萨克森工人[101]。
十月二十九日，艾伯特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授权施特莱泽曼总理“解除萨克森自由邦政府、市政府与邦行政机关成员的职务”[102]。中央政府任命人民党籍的国会议员海因策[103]博士为中央政府特派员[104]。对于国防军开进萨克森各城市时要不要有乐队伴奏这个问题，他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一番[105]。萨克森政府的部长们拒绝让步，国防军便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强行将他们赶出了政府。波彻尔进行了消极抵抗，他被强行拖出部长办公室，然后被赶到了大街上[106]。他宣称萨克森邦政府仍是唯一的合法权力机关，并呼吁工人群众支持它[107]。社民党、德共、全德工联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呼吁举行为期三天的抗议总罢工[108]。在大部分工人区，国防军都与无产阶级百人团或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在弗莱堡（Freiberg）发生的冲突应该是最激烈的，有二十七人在这次冲突中丧生[109]。
十月三十日，萨克森社民党领导层与社民党部长们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可能还有全体社民党议员。为了成立一个完全由社民党人组成的政府，蔡格纳宣布辞职[110]。同日，米勒将军允许萨克森邦议会开会，邦议会议长宣读了蔡格纳的辞呈，并成立了一个由社民党人费利施[111]任总理的新政府[112]。在二十四小时里，总罢工就失去了力量，在第三天就消退了。
在外地，只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所有工人组织的号召下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113]。中央局在柏林召开了会议，拉狄克试图让中央局同意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装保护下举行示威游行，但没有成功。他遭到了费舍的坚决反对，费舍宣称，萨克森和汉堡的事件已经让群众灰心丧气，无论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倡议，他们都不会响应了[114]。德国革命不会发生了。
对于共产党活动家在这次退让、这次不战而败中的体会，还有谁能比阿尔贝描写得更好呢？他在《枕戈待旦五十天》中写道：
在九月、十月和十一月这三个月里，我们生活在德国，对革命有着深刻的体会，而别人对此往往只有一知半解。我们曾处在革命的临界点。我们在夜色中漫长地守候着。发动起义的信号却始终没有发出。……这是一场沉默的、几乎不像是真实的戏剧。上百万革命者做好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在他们背后是几百万的失业工人，他们忍饥挨饿，遍体鳞伤，决心殊死一搏，正在受苦受难的全体人民，都在低声咕哝着：“我们也要上！我们也要上！”他们绷紧了肌肉，握紧了步枪，准备同国防军的装甲车战斗……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只有德累斯顿的流血闹剧——曾让资产阶级德国胆战心惊的工人部长们，就这样被一个下士和几个士兵赶出了办公室。萨克森的工业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了几道血迹——总共有六十人死去了。现在，从这次大规模的、一事无成的冒险中，原本已经破了产的社会民主党又冒了出来，它欣喜若狂，仍然坚定地忠于自己抛弃革命的誓言
[115]。
社民党内的激变仍持续了几天。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社民党干部全体会议上，与会者象征性地要求把艾伯特总统开除出党[116]。但季诺维也夫曾为之欢呼的伟大期望如今已经彻底落空了。资产阶级德国再次站稳了脚跟，并推行了稳定马克的新政策，彻底抛弃了在这“非人的一年”里搞过的冒险。这需要消灭右派中的异议分子，这个任务就交给国防军来完成。希特勒及其同谋在巴伐利亚搞的冒险，仅过了几小时，就以希特勒等人被捕而告终，在动荡的几个星期里，这次冒险极为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吸引了社民党活动家的注意。希特勒，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在狱中写完了《我的奋斗》。通货膨胀把德国经济给“清洗”得一干二净，美国资本看见有利可图，便大量涌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迅速起死回生。尽管如此，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曾经拯救了资产阶级德国的大量资本纷纷撤出，使德国再次遭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灾难，这次危机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宝座。
但那时候的德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九二三年的惨败，加上俄国党的内部危机（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列宁的继承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在这之后，德共的政策几乎都是在莫斯科用俄语写成的。
[1]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366页。
[2] 汉斯·卢特（Hans 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3年任德国城市协会（German Städtetag）秘书，1918年任埃森市长，1922年12月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1923年秋担任财政部长，1925年至1926年任总理，1930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至1937年任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4] 同上，第631页。
[5] 《前进报》，1923年10月11日。
[6] 《前进报》，1923年10月12日。
[7]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6期，1923年10月30日，第655页。
[8] 转引自阿尔贝，《共产主义公报》，第42期，1923年10月18日。
[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10] 《明确》（Clarté），第52期，1924年2月1日。
[11]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12] 同上，第25页。
[13] 阿尔弗雷德·米勒（Alfred Müller，1866年1月1日——1925年10月29日），生于包岑（Bautzen），中学毕业后参加萨克森陆军，1884年获少尉军衔。一战爆发时任预备役步兵第104团团长，1915年晋升为上校，1916年3月任第63步兵旅旅长，1918年5月晋升为少将，改任第32步兵师师长。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担任第12旅旅长，1921年担任第4师师长和第四军区司令，晋升为中将。1925年在演习中意外身亡。——中译者注
[14]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61页。
[15] 同上。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8—379页）引用了这段电报，却没有标出日期。她先记述了共产党参加蔡格纳政府，然后写到艾伯特总统下令撤换萨克森邦政府，将政权交给中央政府委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但艾伯特是在十月中旬下达这个命令的。如果读者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会以为这封电报是在国防军开进萨克森之后立即发出的，可那已经是十月第三周的事情了，她还特地指出（第378页），季诺维也夫发出了这封电报，命令“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军的侵犯”。
此处借用了《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378—379页）的译文，“缪勒”在本书中译作“米勒”，“图林吉亚”在本书中译作“图林根”。——中译者注
[16] 转引自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2页。
[17]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61卷，第12004页。
[18] 同上，第12005页。
[19]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75页。
[20] 社民党阁员除了担任总理的蔡格纳之外，还有耐伊（Ney）、弗莱斯纳、格劳佩与利布曼（《萨克森邦官报》〔Sächsische Staatszeitung〕，1923年10月11日）。
[21] 《德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X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柏林，1925年，第276页。
[22] 《红旗报》，1923年10月10日，附有原件的复印件。（《斯大林全集》中并未发现该信。——英译者注）
[2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2期，1923年10月16日，第624页。
[24] 同上。
[25] 阿尔宾·特纳尔（Albin Tenner，1885年2月27日——1967年1月20日），出生于瓷器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作，当过教师。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 Frölich）的图林根邦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1925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0月又重新入党，1929年3月1日再次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越狱后流亡荷兰，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转而经商，再未返回德国，定居阿姆斯特丹，1952年退休，1967年1月20日逝世。——中译者注
[26] 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 Frölich，1877年12月31日——1966年1月22日），出身于小农家庭。1895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0年参加社民党。长期担任阿尔滕堡（Altenburg）的五金工会领导。1914年至1916年参军。1918年11月当选为阿尔滕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0年担任萨克森邦国务委员会委员。1921年10月至1924年2月担任由社民党与独立党组成的萨克森邦政府总理。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1938年两次被捕，1944年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第三次被捕。德国解放后，1945年10月担任社民党萨克森邦监察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当选为萨克森州议会议员，1946年4月参与成立统一社会党，1949年10月7日——1950年9月27日当选为临时人民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27] 《图林根邦公报》（Allgemeine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1923年10月17日。
[28] 《共产主义公报》，第43期，1923年10月25日，第779页。
[29] 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纪要，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401页，注释93。
[30] 法文版与英文版此处均为“第三军区”，但这与事实不符，米勒中将时任第四军区司令，该军区的司令部设在德累斯顿；第三军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中译者注
[31] 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2页。
[32] 同上。
[33]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578页、第1662页。早在3月23日，萨克森邦议会就已经按照蔡格纳的提议进行了表决，决定拨款六千八百万马克，用于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83页）。
[34] 《舒尔泰斯欧洲历史年鉴》（Schulthess 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慕尼黑，1923年，第192页。
[35] 同上，第193页。
[36]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2—433页；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61—462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6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7页；《弗斯报》，1923年10月18日。《1923年10月13日在开姆尼茨附近的拉文施泰因举行的第一次萨克森自卫组织大会上对劳动人民加入百人团的呼吁》（Aufruf des 1 Kongresses der sächsischen Abwehrorganisationen vom 13 Oktober 1923 in Ravenstein bei Chemnitz an die Werktätigen zum Eintritt in die Hundertschaften），《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0—461页。
[37]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38]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06—1607页。
[39] 《法兰克福报》，1923年10月18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9页。安格莱斯搞错了这次讲话的时间，在自己的著作中写成了10月13日。
[40]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16页。
[41] 《前进报》，1923年10月14日。
[42] 艾贝哈德·蔡齐希（Eberhard Zeissig），《1923年10月21日开姆尼茨会议的行动纲领草案》（Der Entwurf eines Aktionsprogramms für die Chemnitzer Konferenz vom 21. Oktober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4年，第1060—1065页。
[43]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3页。
[44]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45]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7—1628页。
[46] 同上，第1622页。
[47] 《前进报》，1923年10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
[48] 《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2—463页。
[49] 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13页。
[50] 萨克森企业家协会（Verband Sächsischer Industrieller）编著，《关于工人强夺生活资料与强制提高工资的恐怖行动之回忆》（Denkschrift über den Terror der Arbeiter zur Erzwingung von Lebensmitteln oder Löhnerhöhungen），德累斯顿，1923年，转引自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7页。
[51]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67页。
[52]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0页。
[53] 早在九月，蔡格纳就指责过库诺政府企图逮捕他，并要求同将军们沆瀣一气、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盖斯勒辞职。
[54]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4页及其后。
[55] 同上，第1647—1649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10月19日萨克森自由邦与苏联签订的经济协议草案，代表双方签字的是波彻尔与苏联贸易专员斯托莫尼亚科夫（Stomoniakov）（汉斯·许布什〔Hans Hübsch〕，《1923年10月19日苏联与萨克森自由邦的经贸条约草案》〔Der Entwurf eines Handelsvertrages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m Freistaat Sachsen vom 19. Oktober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1965年特刊，第135—139页）。
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Борис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Стомоняков，1882年1月15日——1940年10月16日），生于乌克兰敖德萨一个保加利亚裔家庭，190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布尔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期间，在比利时采购军火。1906年返回俄国，多次被捕。1910年退出革命运动。1915年前往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陆军服役。1917年前往德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1925年担任苏维埃政府驻柏林代表。1934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8年12月17日被捕，1940年10月16日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56]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24页。
[57]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71页，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9页）中收录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58]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60页。
[59] 威廉·巴尔茨（Wilhelm Bartz，1881年12月10日——1929年3月18日），印刷工人，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在党校学习；当过全职党务工作者与记者。1919年5月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同情列维派，但没有随列维和弗里斯兰德一起退党。1921年担任《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1922年担任共产党国会党团联合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1924年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25—1929年担任《红旗报》编辑。——中译者注
[6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2页。
[61] 《红旗报》，1923年10月21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1页。
[62]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8页。
[63] 《红色战旗》，1923年10月15日、17日。
[64] 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72页。
[65] 《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
[66] 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21页。
[67]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42页。中央局已于10月18日为开姆尼茨会议准备了一个“战斗纲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3—466页），并准备了一份号召成立工农政府的传单，传单的日期为10月21日（同上，第466—467页）。
[68] 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5页。
[69] 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60页。
[70]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1页。
[71] 《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关于这次会议上的争论的报道很少，这篇就是其中之一。
[72] 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59页，他写作时参考了《打倒军事独裁！——红色萨克森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弗里茨·赫克特、保尔·波彻尔与格奥尔格·格劳佩在1923年10月21日的开姆尼茨会议上的三篇发言）》（Gegen die Säbeldiktatur! Das Rote Sachsen ruft das deutsche Proletariat! Drei Reden von Fritz Heckert, Paul Böttcher und Georg Graupe gehalten auf der Chemnitzer Konferenz am 21 Oktober 1923）这本小册子。
[73] 东德历史学家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6页）断言，布兰德勒把一致赞同当做了总罢工的必要前提。但并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他的观点。
[74] 《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5] 同上。
[76] 后来塔尔海默在给自己辩解时，特地强调了这一方面，请参阅《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6页。
[77] 同上。
[78] 《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9]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80] 同上，第5—6页。
[81] 同上，第6页。
[82] 同上。
[83] 同上。
[84] 同上，第6—7页。
[85] 同上。
[86] 请参阅：洛塔尔·丹纳（Lothar Danner），《汉堡秩序警察：对1918—1933年的历史的反思》（Ordnungspolizei Hamburg: Betracht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1918 bis 1933），汉堡，1958年，洛塔尔·丹纳是1923年的汉堡警察局长；另请参阅前文引用过的哈贝丹克与达维多维奇等人的著作。
洛塔尔·阿道夫·卡尔·丹纳（Lothar Adolf Carl Danner，1891年4月22日——1960年2月2日），生于舍纳贝格（Schöneberg）。中学毕业当了职业士兵。1919年3月退役后加入汉堡警察局，参加了社民党。历任汉堡警察部队司令、治安警察参谋长。1923年汉堡起义期间担任汉堡秩序警察司令。1924年7月晋升为警察上校。纳粹篡权之后被撤职。1945年5月—1950年11月担任汉堡贸易局局长，1951年1月1日当选汉堡市参议院议员。1954—1960年当选汉堡市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87] 请参阅：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44—446页，注释57。
[88] 路特·费舍写道，在布兰德勒做出撤销起义的决定之前，雷梅勒与台尔曼已经动身返回汉堡了，所以汉堡党组织没有接到撤销起义的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83页）。——中译者注
[89] 奇本贝格尔就汉堡起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收录于A·诺伊贝格（A.Neuberg），《武装起义》（L’Insurrection armée），巴黎，1970年，第83—99页。
原书为德文版，《武装起义。理论阐述的尝试》（Der bewaffnete Aufstand. Versuch einer theoretischen Darstellung）， 苏黎世，1928年。A·诺伊贝格是汉斯·奇本贝格尔的党内化名之一。——中译者注
[90] 1925年2月18日的第12期法文版《国际新闻通讯》（第100页）刊登了乌尔班斯的法庭陈述的结尾部分，并加上了大标题《一个起义者的证言》（Paroles d’un insurgé），还起了一个小标题《宁在革命的烈火中燃烧，不在民主的粪堆中腐烂》（Mieux vaut brûler dans le feu de la révolution que pourrir sur le fumier de la démocratie）。在序言（前引书，第ix页）中，埃里希·沃伦贝格写道：斯大林亲自致信乌尔班斯，对他大加赞赏。1926年11月，乌尔班斯被开除出德共后，他在汉堡起义中的作用就在正式党史中被彻底抹消了。
[91] 拉丽莎·米哈伊洛芙娜·莱斯纳（Ларис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Рейснер，1895年5月13日——1926年2月9日），出生于卢布林一个法学家家庭，1903年随家庭移居德国，1907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就读。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19年曾任红海军司令部政委。内战结束后当了记者，还曾秘密前往阿富汗、德国等地担任联络员。1926年因感染伤寒，不幸英年早逝。——中译者注
[92] 莱斯纳是在1923年9月抵达德国的，10月21日那天她与拉狄克一起在德累斯顿；她一得到汉堡爆发起义的消息，就立刻赶去了汉堡。几周后，她带着《街垒上的汉堡》（Hamburg auf den Barrikaden）的手稿返回了苏联。（拉狄克为拉·莱斯纳所作的序言，《十月》，柏林，1926年，第xviii、xix、xxiv页）。
[93]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7页。
[94] 同上，第7—8页。
此处德文原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故参照德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95]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71—184页。
[96] 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纪要，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54页。
[97]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186—187页。
[98] 同上。
[99]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8页。
[100] 《萨克森邦官报》，1923年10月29日。
[101] 《舒尔泰斯欧洲历史年鉴》，1923年，第207页。
[102] 《战士报》，1923年10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69—471页。
[103] 卡尔·鲁道夫·海因策（Karl Rudolf Heinze，1865年7月22日——1928年5月26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899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07年至1912年代表民族自由党当选国会议员。1915年至1916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18年7月至11月任萨克森王国司法大臣，并曾短暂出任萨克森王国末任首相。1918年12月参与创立德国人民党，1919年至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0年6月25日——1921年5月4日在费伦巴赫内阁中担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在库诺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1923年10月被施特莱泽曼总理任命为国家专员，接管萨克森邦政府。——中译者注
[104]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62页。
[105] 这个细节出自H·J·戈登（H.J. Gordon），《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Die Reichswehr und Sachsen 1923），《军事科学评论》（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第12期，1961年12月，第686页，注释27。
[106] 波彻尔把自己被赶出政府的故事告诉了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76—277页）；他辩解说，他是在仿效“法国革命家米拉波”。
[107]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5页。
[108] 同上，第1845—1846页；这个呼吁发表在10月31日的报刊上。
[10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3页；恩·施耐勒，《1923年10月的教训》（Die Lehren des Oktober 1923），《十月》，第2期，1926年，第31页。
[110] 戈登，《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第687页。迪特曼与维尔斯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去收拾事态。
[111] 阿尔弗雷德·卡尔·费利施（Alfred Karl Fellisch，1884年6月1日——1973年3月4日），出身于屠夫家庭，当过手套工人学徒。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当选为社民党萨克森邦执委会委员。1918—1926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1922年任社民党萨克森邦议会党团书记。1921—1924年任萨克森邦经济部长，1923年10月31日至1924年1月4日任萨克森邦总理。1946年协助成立统一社会党。1946年5月—1948年3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国务秘书，1948年4月—1949年9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部长。1949—1952年任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馆长，1952年退休。——中译者注
[112] 《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1页。
[113] 莱蒙德·瓦格纳，《1923年秋季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地区的革命运动》（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Bezirken Hessen-Frankfurt und Baden im Herbst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8页。
[114]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0页。据安格莱斯所述（《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51—252页），费舍最后还是被说服了。11月27日，在卢斯特公园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有三千至四千人参加，但是警察一到，示威群众就被驱散了。
[115] R·阿尔贝，《枕戈待旦五十天》（Cinquante jours de veillée d’armes），《明确》，第52期，1924年2月1日，第66页。
[116] 《人民之声》（Die Volkstimme），1923年11月2日，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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