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九章 准备起义
正当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度假时，反库诺的罢工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规模如此巨大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采用的折衷策略显然是不顶用了。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群众显然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而他们的领袖却还以为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能就这样不明朗下去。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均势，而这种均势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从八月中旬开始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拼命地想要弥补从五月开始浪费掉的时间。
在莫斯科决定的转折
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俄共（布）才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德国革命。当季诺维也夫得到有关罢工和库诺政府垮台的首批消息时，他正在高加索度假，他赶紧动笔起草题为《德国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八月十五日终于写完了：
危机正在成熟。关键的事件即将来临。德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历史都将翻开新的一章。德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迅速而坚定地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危机正在成熟。赌注是巨大的。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那个时刻就要来临了
[1]。
反库诺罢工暴露出德共还不能做到准确把握群众的真实情绪。如果不及时对此加以纠正，就会酿成大错。此前党由于担心过早投入战斗，一直在劝阻群众，因此党在局部运动中成了运动的制动器，这些做法必须停止：“在关键的战斗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火药不受潮。……我们如果在关键的斗争时机到来之前，都不发动任何进攻的话，就是教条主义，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2]。”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费舍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季诺维也夫都在犹豫不决，他同布哈林、库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3]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起草了上面那个提纲[4]。库西宁和拉狄克读了这个提纲，就明白了“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5]。
打倒库诺的罢工规模之大，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边得不到想要的信息，便邀请担任德国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到克里米亚去。他们会谈之后，瓦尔赫尔就回国了，显然是去为托洛茨基收集详细信息的[6]。与此同时，俄国的主要领袖纷纷中断了休假，前去讨论德国形势。
八月二十三日，俄共（布）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自从列宁因病不能视事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第一次必须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前锋，而世界革命的命运现在又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并不会由自己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是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关的责任，但共产国际是不会对他们的决定提出异议的。由于事关重大，政治局特别允许皮亚塔科夫[7]与瞿鲁巴[8]两位专家列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库西宁与拉狄克，以及当时的德国党驻莫斯科代表埃德温·亨勒和雅可布·瓦尔赫尔[9]。这次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有多种材料都提及了它。唯一一份确切的证据是巴沙诺夫[10]的文章，里面并无不实之处，也从未有人提出过相反的观点[11]。
据说拉狄克做了主要报告，他指出反库诺罢工的规模之大，表明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仍然坚持要求保持谨慎（在此前的几周里，他的干预都是以此为中心思想的），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肯定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拉狄克做完报告后，托洛茨基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他毫不怀疑直接夺取德国政权——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关键时机正在到来。只剩下短短几周时间来准备了，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季诺维也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他认为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几周，但他也赞同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看法，认为必须为起义做好准备。斯大林发言不多，而且显得有点怀疑。他认为不应期待德国革命能在一九二四年春季以前获胜，但他没有坚持这个观点。
尽管意见并不一致，政治局还是认为德国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必要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负责准备工作，成员有拉狄克、特工部门首脑之一约瑟夫·恩什利希特[12]、工会活动家瓦西里·施密特[13]与皮亚塔科夫[14]，并立即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特殊会议，应邀出席的除了德共的固定代表蔡特金与亨勒之外，还有党主席布兰德勒，以及包括费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在内的左派代表[15]。
德国代表很可能是在九月初抵达莫斯科的，他们刚到苏联首都，就发现德国的十月的临近，让气氛焕然一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16]。城里到处贴满了标语，要求年轻人学习德语，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服务[17]。工厂、学校和大学每天都要开会，热烈地讨论德国工人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布哈林号召学生丢掉书本，拿起步枪时，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呼[18]。一家又一家工厂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为了帮助德国革命，俄国工人愿意放弃加薪，甚至情愿减薪[19]。红军部队纷纷表示，他们随时准备驰援德国革命，履行自己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义务，并向德国工人发出了许多大意如此的决议[20]。两个特别基金会成立了，一个是黄金基金会，它甚至请求妇女献出自己的结婚戒指[21]；另一个是谷物基金会，贸易人民委员部打算为它征集六千万普特[22]的“德国储备”，并储存在西部边境附近[23]。政治局下令各地党支部挑出会说德语的党员，准备建立预备部队，必要时以“国际旅”的名义进军德国[24]。共青团热情地为这次革命斗争做准备；这将成为它这一代人的斗争[25]。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口号，并试图让人们理解：“德国的打桩机”与“苏联的面包”联合起来，就能征服全世界，创造一个有两亿人口的大国，谁也不可能对这样的国家发动战争[26]。世界革命的前景又复活了，它带来了一阵愉快的清风，把几个月来一直在毒化俄国党内气氛的分歧，以及正在开始扎根的冷漠情绪一扫而空。拉狄克也让自己沉醉于这种激昂而乐观的气氛之中。一些人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当时情况的见证。一位红军指挥员亚历山大·巴尔明[27]听了拉狄克在军事学院发表的演讲：
拉狄克向挤满了整个会场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听众觉得，他完全沉浸在对这些事件的等待与思索之中。他向我们辩证地介绍了正在彼此斗争的两个德国的经济、历史、心理与生活方式，其中之一是劳动人民的德国，他们为了拯救民族和全世界的进步，正要迫使另外一方接受自己的统治。拉狄克的口才仍跟以往一样雄辩：他的口音还是那么微妙，但他的智慧和激情却压倒了一切
[28]。
德国的转变
这些感情在德国引发了回响。八月十六日的《红旗报》发表了一首诗，它的题目意味深长：《它正要到来》[29]。在塞费林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之后，八月十七日的《红旗报》抨击了社民党领袖：“我们接受社民党的挑战，他们将承担一切后果[30]。”八月十九日，《红旗报》发表了古谢夫[31]的小册子《内战的教训》中的一章，标题为《让无产阶级做好准备！》[32]。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发表了题为《为新的战斗做好准备》的文章，讨论了工人在获取武器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33]。八月二十二日，《红旗报》发表了《告社民党与独立党工人群众书》，号召他们同社民党与独立党断绝关系，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走到共产党这边来[34]。
政府和警察再也不能容忍了。八月十六日，普鲁士邦政府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35]，随后符腾堡邦政府也禁止德共召开原定于二十二日举行的地区代表大会[36]。法国占领当局于二十四日取缔了鲁尔与占领区的五家共产党日报。二十六日，《红旗报》编辑部被无理占领。警察在同一天搜查了编辑部，并逮捕了五位工作人员。塞费林指责大柏林工厂代表会中央委员会是德共柏林市领导机关的幌子，取缔了它；《汉堡人民报》被停刊三天。警察在二十九日又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又逮捕了两人。警方还发布了几份通缉令，费舍也名列通缉名单之中，但警方没有抓到她[37]。
与此同时，俄共（布）政治局宣布了关于德国问题的新方针，并于八月二十八日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为起义进行准备工作[38]。《红旗报》对莫斯科确定的新路线做了详尽的阐述。九月一日，德共中央局发表《告工人、职员与公务员书》，向他们提出了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中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人与贫农的政府等要求[39]。季诺维也夫在为国际青年节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向即将到来的斗争欢呼：“地球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击败两千万的无产者[40]。”
九月二日，《红旗报》发表了拉狄克的《不许干涉德国！》，并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采纳了托洛茨基于八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建议。声明指出，由占领鲁尔而引发的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无产阶级在经济混乱中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大联合政府”是靠着社民党的配合才成立的，它曾许诺要向资产阶级征税，要让富人付出代价，可它刚上台就取缔了工厂代表会的中央机关。当资本家扬言关闭工厂，企图迫使工人就范时，这些组织是“唯一能够引导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并避免无意义的冲突的组织”：“他们要挑衅绝望的工人群众，迫使工人过早行动，并在工人做好战斗准备之前打败工人。”声明解释道：
德国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大量的迹象都是可靠的话，那么革命已经在德国启程了。德国无产阶级将要面对的，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而且当它遭到本国资产阶级进攻时，它还要面临一个风险：它的后方还有可能遭到协约国及其仆从国的资产阶级的进攻
[41]。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通过集会、示威、罢工与针对士兵的宣传，来保卫德国工人阶级。几天后，洛佐夫斯基在德文版的红色工会国际刊物上写道：“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要求进门。……我们不能规定德国革命会在哪一天到来，但如果我们根据现状来判断的话，大概还有几个月。”他在文章结尾对并不太遥远的未来做了一番展望：到那时候，世界革命将形成一个“从海参崴到莱茵河的地区阵营”[42]。
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讨论
关于德国的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讨论，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了几周[43]。经过各方努力，德共两派已经同意通力合作，帮助准备起义，两派的代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以及俄国党的主要领袖一起工作。库西宁和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布兰德勒、埃贝莱因、费舍、马斯洛夫、台尔曼、马克斯·黑塞[44]与格利列维奇[45]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对德国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设想了各种前景，并琢磨口号，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
起初大家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当然，费舍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九月十二日，就在她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她再次批判布兰德勒关于工人政府口号的思想是“机会主义”，还指责他“倒向改良主义”，企图同社民党妥协[46]。但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夺取政权，这也是正要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至于布兰德勒，他自己似乎已经确信夺取政权已经提上了日程表。库西宁后来写道，布兰德勒预计夺取政权将会“易如反掌”，库西宁甚至还说他“陷入了革命狂想之中”[47]。他对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实现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时机就要来了[48]，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是以德国党的主席的身份发表这番讲话的。
至于布兰德勒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费舍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她一会说布兰德勒把形势吹得天花乱坠[49]，一会又说他其实是反对采取任何行动的[50]，并且想找出不同的方案。其实布兰德勒并不怀疑革命的前景，但他认为大部分俄国同志的估计“过于乐观”[51]。
在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首先，是否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号召群众按照俄国苏维埃的模式，来成立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季诺维也夫认为，俄国党应该在起义前号召选出这样的代表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构成新生的德国工人国家的基本单位[52]。然而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成功地申辩道：在起义前，工厂代表会就会起到苏维埃的作用。后来托洛茨基是这样来给自己的决定辩解的：“事实上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53]。”而且他还认为，成立苏维埃会让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而且还会成为政府的靶子，被政府利用来挑衅工人，使工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就过早投入战斗，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还认为，“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而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 [54]，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尽管他们在苏维埃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却在要不要给起义规定具体日期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德国党左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坚持要给起义规定一个具体日期，俄国党政治局最初也是这个意思。但布兰德勒反对这么做，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55]。
托洛茨基在九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首先谈起了最近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墨索里尼的政变、保加利亚的赞科夫政变以及西班牙的军事政变。这些反革命事件，都是在对它们有利的形势下，按照它们的领袖指定的日期发动的。他认为，“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否则就是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56]。”他描述了一个正在经历“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国家：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这指的是哪个国家，已经不言自明了。他宣称：“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页不可能有别的任务[57]。”因此他建议把日期定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十一月七日，在他看来，定在这一天，既能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又能利用十月革命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巨大声望。但布兰德勒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他认为只有德国党的领导层，才能够对必须发动进攻的时机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并获准由起义的领导者来选定起义日期[58]。
在讨论准备工作的会议上，由于一些个人分歧，引发了另一次同样激烈的争论。布兰德勒十分钦佩托洛茨基，尽管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分歧，他还是对托洛茨基很友善，他还请求把这位俄国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派到德国来，亲自领导这场关键的战斗。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他甚至还可能像某些人暗示的那样毛遂自荐，因为只有共产国际主席才能担此重任[59]。
没有人忘记，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退缩了，而托洛茨基却领导了起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无论是自己的对手的成功，还是自己的领袖的失败，都是三驾马车所不敢冒的风险。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几乎一致同意，只把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派往德国，去承担最高领导责任[60]。
布兰德勒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费舍与马斯洛夫已经保证忠于中央局，他还是不信任他们。他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绝不能让中央局遭到削弱，他要求在这个关键时期，免去左派领袖在中央局和党组织中的职务，以免他们用惯常的派别斗争来损害中央局。他建议模仿列宁在一九二一年的先例，把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布哈林与拉狄克的强烈抨击[61]。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妥协方案勉强得到了通过。马斯洛夫被单独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问题进行调查[62]。
费舍被允许返回德国的岗位上，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派了一个“监工”跟着她，这个人就是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委员、俄国人瓦西里·施密特，他专门负责监督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是否遵守纪律[63]。
当布兰德勒返回柏林，就莫斯科讨论向中央局汇报时，他说自己基本上满意。十月十二日的会议报告写道：“布兰德勒同志做了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总体讨论、与反对派的讨论以及同俄国同志的讨论的报告。……并没有意见分歧，只在规定相应日期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64]。”
军事准备
技术问题在莫斯科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让费舍很恼火[65]。但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并以他身为一九一七年的胜利的组织者所带来的威望发表了意见。他在《真理报》上撰文回顾了十月起义的技术准备工作：
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照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
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做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
[66]。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多的任务，这超出了德共的军事机关——M机关的能力。为了支援德国革命，红军派去了一位指挥员，他是爱沙尼亚人，曾当过工人，名叫洛泽[67]，又叫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或戈列夫[68]。为了准备起义，他对已经改名为“政治—军事组织”（Militär-Politischen Organisation，MP）的军事机关进行了重组。他担任全国总司令（Reichsleiter），为了协助他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由数名中央局委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Militärrat），并由恩斯特·施耐勒任主席。全国被划分为六个地区性的政治—军事司令部，相当于军区。每个军区指挥员（MP-Oberleiter）身边都配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技术顾问，协助他们工作。在军区指挥员下面是区指挥员与分区指挥员，他们领导作战指挥部（Kampfleitungen），负责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百人团，在以后的战斗中还要率领无产阶级百人团作战[69]。整个政治—军事组织听命于负责准备起义的政治机关——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skomitee，简称Revko或Revkom）[70]，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奥古斯特·克莱涅，他在一九二一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到德国，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
俄国指挥员和技术人员被派往德国，担任预定中的起义的指挥员，他们的数量常常被夸大了。这些技术骨干几乎都是在一战期间接受过军官培训的德国人。这些人当中有威廉·蔡瑟，他在一九一八年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并领导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鲁尔斗争[71]，还有化名“鲍曼”（Baumann）的阿尔伯特·施莱纳[72]、汉斯·卡勒[73][74]、巴伐利亚红军的老战士埃里希·沃伦贝格、阿图尔·伊尔纳[75]、阿尔伯特·格洛姆拉特[76][77]，以及汉斯·奇本贝格尔等人，奇本贝格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预备役少尉，也是德共的秘密机关中最有才干、最勇敢的领导人之一。此外还有曾当过军官或士官的人，比如卡尔·弗兰克[78]、克里斯蒂安·霍伊克[79]、化名“迪特里希”（Dietrich）的施特凡·海曼[80]、棱宁克[81]、梅克尔[82]、施特勒蔡尔[83]等人[84]，还有曾在旧帝国陆军中当过少校的汉斯·冯·亨蒂希[85][86]。
他们中有些人也许曾在俄国上过军事学校，那里的课程讲的主要是俄国内战的问题，但他们的基本军事知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街头学会的。以前在M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并不能参加全部工作，并发现他们被调离了关键岗位。奥托·布利安[87]负责保卫工作，奥托·布劳恩负责训练军事骨干[88]。来自M机关的专业人员被委派给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安东·格利列维奇，他在一九一八年当过艾希霍恩的副手，并在莫斯科参加了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有阿图尔·埃维特、奥托马尔·盖施克（他在军事机关中的化名是“北极熊”〔Eisbär〕）和梅尔赫尔（化名“马丁”〔Martin〕）[89]。最后，还有一批指导员、专业人员和外国共产党人前来加强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在俄国接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在红军中担任过干部，而且也是俄共党员。这批人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下了名字。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是已经参加了、就是正要被招募进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不过我们应该提一下施泰因（真名曼弗雷德·施特恩[90]）[91]、“格奥尔格”（真名阿列克西斯·斯杰茨基〔Alexis Stetski〕[92]）[93]、担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沃亚·伏约维奇等人。还有一些人是红军军事情报总局（第四总局）的人，历史上只留下了他们的化名；这些人有瓦尔特·克里维茨基[94][95]；阿尔弗雷德·克劳泽（Alfred Krauze）与路德维希（又名伊格纳斯·瑞斯[96]），负责保卫在德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97]。这些外国干部人数不到一百，他们原则上并不直接负责执行计划，而只是给德国的“政治—军事”机关的最高级领导人担任技术顾问。
在起义的第一阶段，负责主要任务的是工人民兵，也就是从年初就开始耐心组建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布兰德勒估计，仅在萨克森就有五万至六万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98]。波彻尔在一九二三年写道，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的人数，要比其他地方的总人数多十倍[99]。而费舍则认为，无产阶级百人团只有在鲁尔地区才算强大[100]。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真实实力究竟有多强，很难估算，因为在德国大多数地方，它们要以别的名目来掩饰自己。普鲁士邦政府在五月十五日取缔了无产阶级百人团，这无疑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但它们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着，并以“服务性社团”或青年户外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新的百人团，这些名目可以让它们进行操练、乡下行军，以及使用武器与技战术动作的训练。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 Gast）的著作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百人团[101]。
一九二三年五月，全国有大约三百个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加斯特所述，到了十月的时候，百人团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八百个。总人数大约有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在萨克森；在可以合法组织百人团的萨克森与图林根，两地的百人团人数之和占了全国的一半[102]。五月一日，当无产阶级百人团尚未在普鲁士邦被取缔的时候，它们在柏林搞了一次游行，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同一天在德累斯顿也有一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组织了游行。九月九日，八千名百人团员在德累斯顿举行了游行，九月十六日，莱比锡的五千名百人团举行了游行。九月二十三日，在艾尔茨山脉的厄尔斯尼茨（Oelsnitz），八百名百人团员在乡下举行了游行，十月七日，又有两千名百人团员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了游行[103]。所有的百人团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由共产党单独成立的。其余的五分之四则是通过德共与工会、社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成立的，与社民党一起成立百人团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图林根和萨克森。莱比锡的百人团团员中，百分之四十来自德共，百分之二十来自社民党，百分之四十来自工会[104]。
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结构设计的。它的基础单位是工厂或城市百人团，并尽量依照工地、车间或小企业的划分，设立下属单位。两个六人组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每个百人团有三个中队，还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急救队。六人组、小队和中队的队长都是由自己选出的。领导百人团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团长，他是政治领导人；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当中（这些人往往当过军官或士官），还要通过选举选出一位技术顾问，协助团长工作。出于团结的考虑，民兵往往选举两大工人政党的党员当领导。萨克森的惯例是共产党人当团长，社民党人当技术顾问。从这个观点来看，加斯特特别指出茨维考—普劳恩（Zwickau-Plauen）是个例外：那里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司令部由七位领导人组成，其中社民党四人、共产党三人，社民党人马克斯·塞德维茨[105]负责领导当地的百人团[106]。尽管如此，无产阶级百人团总体上还是受德共的军事机关指挥的，在工作会议或军事集会上，担任主席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比如图林根的特奥多尔·诺伊鲍尔[107]和萨克森的恩斯特·施耐勒[108]。
从德共的立场来看，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建立起这样一支军事力量，堪称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与整个德国社会相比，与国防军、警察和极右军事组织的力量相比，它的力量仍显得非常薄弱。但共产党人决心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起义、国防军的瓦解与总罢工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来确保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胜利，有些人已经把无产阶级百人团看作是未来的德国红军的雏形。
武器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组织局和列奥·弗利格（他是中央局的“幕后人物”）与共产国际特使之一、OMS[109]成员米洛夫—阿布拉莫夫[110]保持着联系。米洛夫—阿布拉莫夫有个好处就是他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用这个身份掩护他的行动。弗利格还同负责采购武器弹药的特别委员会WUMBA[111]保持着联系。大部分的军火采购是由尼科劳斯·法夫[112]经手的[113]，他的职业是教师，也是预备役军官，化名“温克勒（Winkler）博士”；为了购买这些军火，密谋者们显然花了大笔的美元[114]。采购工作的成果是难以评估的：各种说法差距很大，最少的认为弄到了六百支步枪，最多的认为搞到了五万支步枪。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每两个百人团战士可以分到一支步枪[115]。手枪似乎要比步枪多得多[116]，但机枪和重武器就非常少了。为了弥补武器的缺乏，他们储备了大量炸药，大多是晚上从采矿场偷来的。国防军的一些军火库或工厂遭到了奇袭，一些库存军火被夺走了，但大多数军火库和工厂都被做好了标记，等待起义时再夺取，到了起义那一天，首先夺取警察局的武器。活动家在萨克森建立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地下兵工厂[117]。还同国防军的军官、士官和士兵进行了接触，希望他们能在最后一刻把军火库转交给起义者。
全党活动家的总动员
全党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从九月头几天开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几十位专家的帮助下，成千上万的活动家转入了地下。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员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公开身份的活动家也改换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在所有大城市里，人们潜伏在改装成宿舍或地下指挥部的公寓里，有时一连待上好几天，他们在里面研究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地图，研究部队的部署和通信联络。他们还按照命令，定期进行行动队或百人团的操练。
这些活动家离开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他们往往在思考、行动与举止等方面养成了纯密谋式的习惯。汉斯·菲弗尔曾发表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讲话，费舍凭借记忆引用了它：
同志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宣布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发动以前把我们消灭。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使自发性运动缓和下来。让我们遏制我们在工厂中的组织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险已经过去。然后——在他们麻痹下来，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们在一天晚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员，进攻国防军军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
[118]。
菲弗尔的计划天真到了几乎是可笑的地步。但是，这可以用当时的紧张形势、以及活动家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来解释。经历过那几周的阿尔贝写道：
在每一个城市，他们都为战斗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参加行动的人都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了详尽周全的考虑。没有一个白天不曾进行艰苦的工作，没有一个晚上不曾执行特殊任务。没有一个问题被忽略。我知道一些同志已经好几周都没能好好睡上一整晚了。我看见一张张由于疲劳过度而消瘦的脸庞。人们的眼中依然燃烧着炽烈的意志之火。……德国共产党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全新而又完善的表率，为革命的准备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
[119]。
我们还应该登出他对党的一次会议的回忆：
围在同一张桌子周围的，都是那些知道事情原委的人，在人民蒙受苦难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心中充满了期待，使他们每一天都能更加意志坚定，看见他们的面容，让我觉得很高兴。……一个年轻而又拘谨的声音宣称：“我们已经有了整整好几个师！”武器确实不够，但我们会在兵营里找到武器。每个人都在心中盯着德国地图。“萨克森、图林根、汉堡和柏林将会支撑起……俄国！”，“拉狄克写过……”。我注意到，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是最谨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思考和衡量困难时，思路总是一成不变，这有时候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朋友打断了我们的批评；他说：“我相信革命，因为我要革命，而我与要革命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位支部组织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120]。
沃亚·伏约维奇曾向维克托·塞尔日透露过自己的乐观：“沃亚相信，我们会在那一天胜利：‘一切都会比俄国的更好……’[121]”。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活动家系统地进行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们那种坚定的乐观主义情绪，在多年以后得到了费舍的承认：
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们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许多俄国同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内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
[122]。
九月的形势
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从莫斯科开始，然后秘密地在德国各个工业中心开展，矛盾的是，正当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德国的危机却似乎平静下来了，至少也是缓和了。在八月底，塔尔海默还认为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成立工农政府、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步的时机，将在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不仅想同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决裂，而且还愿意用一切手段为争取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时候到来。而小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分对工人阶级表现出友善中立的态度、且大资产阶级本身陷入分裂，也是必要的。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群众中享有说一不二的威信，这也是必要的。……因此，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满足可以确保工人阶级获胜的条件。必要的准备时间会有多长，将由历史来决定
[123]。
按照这个分析，从政治方面的发展，是看不出起义的日子正在接近的。德国党中央局似乎决心出面纠正在执行施拉格特路线中出现的明显偏差。沃亚·伏约维奇告诉昂贝尔—德洛：“它决定调整这种策略，并把这些好斗的宣言变得和缓一些”[124]。然而，罢工结束、库诺政府垮台后，施特莱泽曼内阁一上来就明目张胆地要求包括工资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人做出牺牲。施特莱泽曼总理和财政部长、社民党人希法亭坚持要求削减所有人的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大量增加进口。资产阶级报刊大肆鼓噪，要求废除八小时工作日。被公认为施蒂内斯的喉舌的《德意志汇报》在九月八日写道：“德国人民必须多工作至少两小时，劳动强度至少要恢复到战前水平[125]。”
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确仍在壮大。社民党柏林地区代表大会宣布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破产，要求回到阶级政治上，并经过表决通过了向蔡格纳发出贺信的决议[126]。但它同时又暴露出无力阻止本党的领袖对共产党进行的镇压。在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发表联合声明的次日，内务部长、社民党人佐尔曼下令，一周内禁止《红旗报》和罗斯托克（Rostock）的《人民卫报》（Volkswacht）出版[127]。
然而，德共的非法或半合法报刊却并没有投降。《红旗报》复刊后，继续发表火热的言论，并在九月十五日印出了大字标题：“打倒血腥与饥饿的政权！[128]”九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号召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准备进行推翻施特莱泽曼、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总罢工[129]。九月二十三日的《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号召准备起义的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再告社民党工人）》[130]。次日，柏林警察局勒令《红旗报》停刊两周[131]。
总的来说，德国城市的街头变得平静了。这几周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冲突发生在巴登，在勒拉赫（Lörrach）这个小城发生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了战斗[132]。巴登的共产党领导人号召在巴登举行总罢工，但中央局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武装斗争在一个次要地区过早引发，便否决了总罢工的号召[133]。巴登政府同意从勒拉赫及其周边地区撤回警察部队，于是当地局势便于九月二十五日恢复了平静。
九月底，施特莱泽曼政府已经完成了稳定马克与外交正常化的两个重要步骤。九月二十六日，施特莱泽曼总理宣布政府承认鲁尔被占领，并决定停止消极抵抗。由此开启了通往妥协的道路，而这正是华盛顿与伦敦所期盼的[134]。其次，马克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的暴跌后，从二十二日起稳定在了一亿马克换一美元的价位上[135]。
此时，极右派的活动十分猖獗，眼看就要造成全新的局面了。九月二十一日，胡戈·施蒂内斯通知美国大使：反共运动正在巴伐利亚不断壮大，并得到了所有右翼政党和中央党的大量温和派的支持。他明确告诉对方：这个运动得到了工业界的支持，它的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战斗，并用武力粉碎一切总罢工的企图。他接着又说道，他希望能就此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再也不能成为在德国可行的政治模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立即废除“妨碍生产而又毫无用处”的法律与法令[136]。巴伐利亚的事态很快就让大使相信了施蒂内斯的话是正确的。
九月二十六日，冯·卡尔[137]发动军事政变，自封巴伐利亚邦总督，下令戒严[138]。当天晚上，艾伯特做出了反应，动用宪法第四十八条[139]，在全国实行戒严，并将全权授予国防部长盖斯勒，他是民主党人，是冯·塞克特将军的文官替身。社民党部长们都同意这个决定，因为“巴伐利亚发生了反动的危险”。社民党的报刊号召“保卫共和国”。但在二十七日，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冯·洛索夫[140]将军宣布服从冯·卡尔的命令。二十八日，冯·卡尔在巴伐利亚废除了在拉特瑙遇刺后迅速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141]。
主动权似乎落入了极右派之手。从巴伐利亚到全国各地，从组织良好、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团伙——臭名昭著的艾尔哈特与罗斯巴赫[142]的自由军团，到从一月起就觉得时来运转的鲁登道夫，再到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到处都在耀武扬威、摩拳擦掌。罗斯巴赫刚刚从监禁他的要塞中越狱。黑色国防军开始了行动，十月一日，布赫鲁克尔少校在屈斯特林（Küstrin）发动了暴动，这次暴动准备得很仓促，在发动之前就已经暴露了[143]。人们广泛地谈论“反布尔什维克的新十字军”将从慕尼黑出发，向柏林进军。
在某些方面，当时的形势会让人回想起卡普暴动的时期：民族主义团伙、工人武装与国防军形成了三角对峙状态，谁也难以下定决心首先动手。此时国防军已经合法地统治了国家，它宣布自己要“保卫共和国”，抵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敌人，而将军们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手足相残”，要粉碎革命的威胁。工人阶级已被这悲惨的一年折磨得筋疲力尽，被民族主义团伙的威胁所迷惑，容忍了军事独裁体制的建立和戒严状态的实行，尽管过去的经验告诉它，这个体制归根结底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
德共向德国工人阶级发表宣言，解释了这一切[144]。施特莱泽曼在国会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工资与八小时工作日发起了进攻。戒严表面上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纳粹分子与莱茵兰分离主义运动的活动而实行的，其实是为了摧毁工厂代表会，并趁革命运动仍在积蓄力量时对其进行打击。
但是，主动权似乎已经从工人阶级手中落到了法西斯分子手上这一事实，并没有让共产党领袖灰心。他们甚至还希望这种威胁能激起工人的斗志。他们相信，当大联合政府的假面具被剥下，暴露出它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庇护所的真面目后，工人群众就会像八月那样，跟着他们一起奋起抵抗。按照武装起义的设想——这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首次由一个共产党精心准备的武装起义——到了九月底，细节都已在莫斯科制定下来，起义计划于数周后引发德国十月起义，在世界革命爆发五年之后，开启它的第二阶段。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局向各地委书记传达了秘密通知，告诉他们，起义正确凿无疑地逼近：
必须立即在各个工厂和各个城镇组织由社民党、独立党、德共、体育俱乐部、工厂代表会、工会与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
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同戒严和得到政府支持的盖斯勒与冯·卡尔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当前任务是在每个工厂与每个城镇准备总罢工。……在准备总罢工的同时，各行动委员会必须制定发动工人群众、投入即将到来的战斗的计划
[145]。
[1] 转引自奥·库西宁，《一个关于德国事件的虚假声明》（Un Exposé fallacieux des événements d’Allemagne），《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178页。这篇提纲的全文从未发表过。就连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也只能部分引用。
该提纲（节选）收录于《苏联历史档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卷，第635—647页。但这已经是1923年9月23日被政治局专门委员会认可后的文本，所以找不到与这段引文相符合的段落。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erman-revolution/2-1923.htm#9 ——中译者注
[2] 《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2期，1925年2月6日，第763—764页。
[3]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生于沙皇俄国科夫诺省（今立陶宛）维尔克米尔一个犹太木匠家庭。曾当过裁缝学徒，后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参加了地下工会运动。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流亡德国，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1月15日被捕，半年后获释，1908年流亡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6月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入选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1919—1920年担任铁路工会主席，1920年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行政政治部部长。1937年7月被捕，同年12月10日被开除出党。1938年7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4]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6页。
[5] 《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6] 有关这次会面的信息来自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他是根据恩德勒1952年提供的消息而写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2页，注释38）强调指出这些记录中的不实和夸张之处，比如托洛茨基许诺派红军进军德国云云。但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在那一天出现在克里米亚，我个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次会面确实发生过。
[7]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达可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8]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9] 鲍·巴沙诺夫（B. Bajanov）在《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巴黎，1930年，第190页）一书中给出了皮亚塔科夫、瞿鲁巴和拉狄克出席会议的证据，皮亚塔科夫和瞿鲁巴是作为德国事务的专家而出席的，前者被认为是军事专家。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9页）提供了证明库西宁、瓦尔赫尔与亨勒出席会议的证据。
[10]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沙诺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生于医生家庭，1918年9月考入基辅大学物理学与数学系，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进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Московском Высшем техническом училище）化学系学习，但未完成学业。1922年进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23年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秘书，同年8月9日起担任斯大林的助理，兼任政治局秘书。1928年叛逃国外，沦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1] 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0—198页。最近的共产国际官方历史仍对这次会议缄口不言。
这次会议实际举行于1923年8月21日，其记录收录于《苏联历史档案》第5卷，第616—628页。——中译者注
[12]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14] 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5—19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两位作者的消息来源都是埃里希·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5页）则是参考了前面两位作者的著作。而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给出了拉狄克和施密特的名字，却把恩什利希特与皮亚塔科夫换成了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Skoblevsky），而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这两人当时其实是在德国工作的。考虑到这个专项委员会即使到了十月最后几天里仍在俄国工作，而当时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已经在德国工作了好几周，那么前一份名单应该才是正确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只给出了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的名字（鲍·苏瓦林，《斯大林》〔Staline〕，巴黎，1935年，第316页）。皮亚塔科夫参加了这个专项委员会，这是确凿无疑的，这可以从拉狄克在起义失败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确认（《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及其后）。
[15] 之所以邀请左派代表到莫斯科，与布兰德勒和俄国领袖一起讨论，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心促进德国党两派通力合作来解释。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解释：“我设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领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本人对他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较亲密。一个没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险，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耳歇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则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险。”（《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6页；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瓦耳歇尔”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斯巴达克分子”在本书中译为“斯巴达克斯派”。——中译者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则认为，这个安排表面上是要让左派领袖来参加有关准备工作的讨论，实际上是拉狄克为了把她和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而搞的诡计。其实，有重要的职责要交给她那一派当中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又参与领导起义的那些重要活动家。台尔曼与柏林地委的两位工人领袖格利列维奇和马克斯·黑塞都参加了全部的讨论。十月的时候，黑塞甚至还被派去萨克森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拉狄克确实正在试图做到一方面避免分裂、另一方面又在左派同志当中把费舍和马斯洛夫孤立起来（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这么做）。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因为按照费舍的说法，台尔曼从德国回来以后态度大变，对于会议决定的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而且柏林只有很少几个重要活动家对莫斯科采用的计划能否行之有效表示了疑虑（《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1页）。
[16] 据费舍所述（《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发现莫斯科街头贴满了有关德国的标语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一切证据都表明布兰德勒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先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左派领袖才赶到。据穆贝戈维奇所述（《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8页），中央局是在9月12日做出了派费舍与马斯洛夫去莫斯科的决定的。
[17]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
[18] 别谢多夫斯基（Bessedovsky），《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19]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与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活动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Exekutive der KI vom IV bis V Weltkongress），1924年，第8页。
[20] 请参阅库尔斯克轻步兵团致德国共青团的决议，发表于《青年近卫军》（德文版），1923年10月7日。
[21] 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92页。
[22] 普特（пуд）是俄国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40俄磅，约等于16.38千克。——中译者注
[23] 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4] 同上。
[25] 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2页。
[26] 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7]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мин，1899年8月28日——1987年12月25日），内战期间参加红军，22岁时即担任旅长。后来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进入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7年叛逃国外，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2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4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至1964年在美国之音俄语部工作。——中译者注
[28] 亚·巴尔明，《为苏联服役二十年》（Vingt ans au service de l’URSS），巴黎，1939年，第217页。
[29] 《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
[30] 《红旗报》，1923年8月17日。
[3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32] 《红旗报》，1923年8月19日。
[33] 《红旗报》，1923年8月21日。
[34] 《红旗报》，1923年8月22日。
[35] 《前进报》，1923年8月17日。
[36]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8—409页。
[37] 同上，第409页。
[38] 《共产国际简史》（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urzer historischer Abriss），东柏林，1970年，第235页。
[39] 《红旗报》，1923年9月1日。
[40] 同上。
[41] 《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42] 《红色工会国际》（Die 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第9期，1923年9月，第785—789页。
[43] 《共产国际简史》（第236—238页）特别指出，讨论从9月2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才结束。但是塔尔海默（《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1页）指出布兰德勒8月底就到莫斯科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塔尔海默解释说：“因为大部分俄国同志都不在。”
[44] 马克斯·黑塞（Max Hesse，1895年2月21日——1964年6月7日），出身于五金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威廉·黑塞（Wilhelm Hesse）是柏林五金工会创始人之一。当过机械工人。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门子公司工作。1914年应征入伍，曾三次负伤。1916年退役后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因参加罢工，再次被征召入伍，因开小差被判处监禁六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施潘道工人苏维埃委员。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3月至9月被捕入狱。1920年至1923年担任洛伦茨（Lorenz）工人代表会主席和统一共产党夏洛腾堡党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党内的左派，并参加了1923年9月的莫斯科讨论，然后被派往萨克森。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被开除。后参与成立列宁同盟。1929年返回社民党，担任社民党夏洛腾堡组织主席。1933年被捕，越狱后逃往荷兰，1941年再次被捕，1944年越狱，1947年返回德国，1964年在汉堡逝世。——中译者注
[45] 通过《共产国际简史》（第237—238页）可以确认埃贝莱因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而黑塞与格利列维奇是自己承认参加了准备工作的，并且可以通过第三方提供的证据得到证实，请参阅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第160页。
[46] 1923年9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8页，注释85。
[47] 《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0页。
[48] 《劳动报》（Труд），1923年9月22日，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05页。
[49]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5页。
[50] 同上，第358—359页。
[51] 布兰德勒致托洛茨基的信，1924年1月，列·达·托洛茨基，《论革命》（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63年，第196页。
[52] 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82—183页；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但托洛茨基只说了“在8月到9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没有具体指出是谁提议的。
《十月的教训》全文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index.htm ——中译者注
[53]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4] 同上，第594页、第595页。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勒、拉狄克、托洛茨基与德国党左派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Protokoll: Fünfter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7 Juni bis 8 Juli in Moskau〕，汉堡，1925年，第139页）。
[55]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6] 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403页、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3a.htm ——中译者注
[57] 同上，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8]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9] 这是布兰德勒自己说的。请参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周任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3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注释65）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可信的。
[60]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根据布兰德勒在1962年10月写给韦伯与卡·赫·蒂亚登的信中的说法，最终决策权掌握在由布兰德勒、台尔曼和皮亚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手上。
[61] 季诺维也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发言，1924年1月11日，《国际》（德文版），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44页。《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一书中并没有收录相应的段落。其中提到了对费舍的攻击，参见《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1页。
[62]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德共与共产国际内部有些人指控马斯洛夫同警察勾结。1922年2月，马斯洛夫在柏林被捕后，曾供认自己是俄国政府的代理人，深受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信任。考虑到当时的俄国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供认似乎能让他尽早出狱。但他还是因为使用假证件而判处监禁八个月（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这件事在9月被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
[63]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
[64] 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96页，注释80。
[65]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1页。
[66] 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第4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7] 沃尔德马尔·洛泽（Woldemar Rose，1897年3月11日——1939年1月20日），化名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коблевский），也曾用过“戈列夫”（Горев）这个化名。出身于里加一个德裔工人家庭。一战期间参加了俄军中的拉脱维亚步兵团，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先后担任旅长、师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1923年潜入德国，协助德共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4年3月被德国警察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1927年被苏联政府用德国间谍交换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红军中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8]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17页，注释97）记载了有关斯柯布列夫斯基抵达德国的时间的几种说法：有人认为他在1922年9月就到了德国，也有人认为他是1923年1月抵达德国的，还有人认为他是1923年9月才到德国的。
[69] 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4页及其后；赫尔曼·韦伯在《从罗莎·卢森堡到瓦尔特·乌布利希》（Von Rosa Luxemburg zu Walter Ulbricht，汉诺威，1961年，第28—29页）里收录了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
[70] 俄国作者，特别是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4页）用Revkom来称呼地方机关，并用“Kopf”（首脑）来指代全国领导机关。
[71] 他以“戈麦斯（Gomez）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72] 他在西班牙的化名是“辛德勒（Schindler）少校”。
[73] 汉斯·卡勒（Hans 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74] 他在西班牙的化名是“汉斯上校”。
[75] 阿图尔·伊尔纳（Artur Illner，1891年10月15日——1974年12月25日），曾用化名里夏德·施塔尔曼（Richard Stahlmann），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3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流亡苏联。后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二战期间在瑞典领导地下抵抗运动。二战后在民主德国情报部门工作，1960年退役。——中译者注
[76] 阿尔伯特·格洛姆拉特（Albert Gromulat，1882年7月6日——1950年11月22日），生于东普鲁士拉格尼特县（Kreis Ragnit），当过护工、汽车机械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当过司机。战后当过审计员、旅行社代理。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3—1933年担任德共全职干部，主要负责地下机关的后勤工作。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11月流亡法国，任德国政治流亡者协会（Sozialvereinigung deutscher politischer Emigranten ）书记。1939年9月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5月流亡墨西哥。1947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0年11月22日病逝。——中译者注
[77] 韦伯，《从罗莎·卢森堡到瓦尔特·乌布利希》，第29页。
[78] 卡尔·巴洛莫伊斯·弗兰克（Karl Borromäus Frank，1893年5月31日——1969年5月21日），曾用化名保尔·哈根（Paul Hagen）、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维利·米勒（Willi Müller）、约瑟夫·玛利亚（Josef Maria）、L·A·格鲁贝尔（L.A. Gruber）等。生于维也纳一个小商人家庭。1913年考入维也纳大学，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退役，返回维也纳大学学习，参加反战运动。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革命后当选学生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苏维埃。1919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0年移居柏林，担任德共理论刊物《国际》编辑。1923年在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时被捕，后逃脱。1924年再次被捕，获释后返回奥地利，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工作。1926年再次前往德国，先后担任开姆尼茨的《战士报》（Kämper）编辑、哥达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29年因批评党中央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同时还加入了“新开端”小组的前身。1932年加入社工党，任执委会主席和党报《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1932年年底被社工党开除后加入社民党。纳粹篡权后返回维也纳，193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新开端”小组的工作。1938年流亡巴黎，1939年流亡伦敦，1940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与创立民主德国委员会。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退出政治活动，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地当心理医生。1969年5月21日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79] 克里斯蒂安·霍伊克（Christian Heuck，1892年3月18日——1934年2月23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19年至1924年当选为维塞尔布伦（Wesselburen）市议员，1922年至1933年当选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邦议员，1930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遇害。——中译者注
[80] 施特凡·海曼（Stefan Heymann，1892年3月14日——1967年2月3日），出身于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多次负伤，并被晋升为预备役少尉。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4年被判处监禁三年半，1926年获特赦出狱。参加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红色救济会与国际工人救济会的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被辗转关押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等集中营。1945年解放后曾任民主德国驻波兰和匈牙利大使。——中译者注
[81] 古斯塔夫·棱宁克（Gustav Lengnink，1894年8月29日——1983年11月23日），生于东普鲁士拉比奥县（Kreis Labiau）一个木工家庭，当过散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入伍，服役期间曾多次获奖，1918年退役。1919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德共。1922年起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1923年6月担任东普鲁士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7月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27年获释。曾参加左翼反对派，但后来向中央屈服。1931年任东普鲁士红色救济会书记，并当选为红色救济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回到柯尼斯堡，任革命工会反对派东普鲁士建筑工会分部政治书记。1933年3月1日被捕，被关进集中营。1934年4月4日获释。1948年参加统一社会党，在党务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83年逝世。——中译者注
[82] 保尔·梅克尔（Paul Merker，1894年2月1日——1969年5月13日），生于工人家庭，当过侍者，1911年参加工会，1914年入伍，曾因在军队中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监禁六个月。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至1924年任西萨克森地委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7年至1930年、1934年至1945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初潜入德国，进行地下工作。1935年返回苏联，1937年前往法国巴黎，任德共国外局书记处委员。1940年被捕，1942年越狱后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曾任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1948年3月—1950年8月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1950年任农林部国务秘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1952年被捕，1955年3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56年1月获释，同年7月平反。——中译者注
[83] 马克斯·施特勒蔡尔（Max Strötzel，1885年7月25日——1945年1月？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至1927年担任西萨克森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担任波美拉尼亚地委政治书记。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1938年7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4月获释，1945年1月在苏联逝世。——中译者注
[84] 上面这些名字都能在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里找到。
[85] 汉斯·冯·亨蒂希（Hans von Hentig，1887年6月9日——1974年7月6日），犯罪心理学家。一战期间曾在西线和巴尔干作战。战后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1923年曾协助德共组织起义。1925年流亡苏联。1935年流亡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此后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爱荷华大学、堪萨斯城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波恩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6] 沃伦贝格称他为“冯·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写道：“作为图林吉亚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组织者，他被授予购买武器的重任。”奥·恩·许德科夫的《右翼里的左翼分子。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这个奇特的人的信息，特别是在160页上描写了他在1923年发挥的作用。
[87] 奥托·布利安（Otto Bulian，1886年3月21日——1938年8月10日），生于西普鲁士省托恩县（Kreis Thorn）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钳工学徒。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自1923年起在地下的政治—军事机关工作，参加了1923年的战斗。1925年被判处二年半监禁。获释后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88]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86页、第89页。
[89] 同上，第114页、第134页、第145页、第217页。
[90] 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1896年1月20日——1954年2月18日），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 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 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 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 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5月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45年又被判处十年苦役，1954年2月18日病逝于索斯诺夫卡流放地。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91] 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注释2）认为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而不是人们以前以为的拉扎尔。沃伦贝格指出他用了施泰因这个化名。施特恩以“克雷贝尔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92]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斯杰茨基（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Стецкий，1896年1月15日——1938年8月1日），生于斯摩棱斯克一个小官吏家庭。1915年考入彼得格勒理工学院（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同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因参加革命而被捕，被流放到彼尔姆，未能完成学业。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任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委员。1917年7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六大。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1918—1920年在红军工作。内战结束后，于1921—1923年在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学习。1924年5月—1927年12月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25年任《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编辑。1926年任列宁格勒省委委员。1927年12月—1938年4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右翼反对派，但后来屈服。1930—1934年任文化与宣传部部长。1933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委员，负责筹委会的具体工作。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38年4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8月1日遇害。1956年6月2日平反，同年9月3日恢复党籍。——中译者注
[93]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4页。
[94] 瓦尔特·赫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95] 参考他的作品时应谨慎小心。请参阅瓦·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苏联驻西欧情报机关前首脑对俄国秘密警察的揭秘》（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An Exposé of Russia’s Secret Policies by the former Chief of the Soviet Intelligence in Western Europe），纽约，1939年。
[96]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瑞斯（Игнати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Рейсс，1899年？月？日——1937年9月4日），本名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Натан Маркович Порецкий），曾用化名伊格纳斯·瑞斯（Ignace Reiss）、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克（Ludwik）、汉斯·艾贝哈特（Hans Eberhardt）、施特夫·布兰特（Steff Brandt）等。1919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开始为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先后在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7月逃亡国外，并致信斯大林，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宣布参加第四国际，但他同时又保证不会出卖任何苏联特工。9月4日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被暗杀。——中译者注
[97] 关于路德维希与阿尔弗雷德·克劳泽的情况，请参阅伊丽莎白·波列茨基（Elisabeth Poretski，伊格纳斯·瑞斯的妻子）的《我们自己。一个苏联间谍（伊格纳斯·瑞斯）的生与死》（Les nôtres. Vie and mort d’un agent soviétique〔Ignace Reiss〕，巴黎，1969年）。根据该书作者所述，路德维希在德累斯顿陪同皮亚塔科夫，皮亚塔科夫用的是军事情报总局准备的假护照，那份假护照与路德维希的完全一样。
[98]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9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3页。
[10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5页。
[101] 赫尔穆特·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历史学刊》，第3期，1956年，第439—465页。
[102] 同上，第452—453页；《十月》（Oktober），第4期，1931年，第21—22页。
[103]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3页。
[104] 同上，第454页。
[105] 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1892年2月19日——1987年2月8日），生于劳西茨（Lausitz）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当过印刷工学徒，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5年因健康原因退伍，1918—1920年担任哈勒的《人民报》编辑，1920—1931年任《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n Volksblatt）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派，1931年脱离社民党，成立了社工党，与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共同担任党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45年回国，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46—1947年任柏林广播电台台长，1947—1949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7—1952年任萨克森邦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在1951年至1952年的对社工党员的批判中被迫做了自我批评，1955年平反，1955—1967年任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馆长，1967年退休。1987年在德累斯顿逝世。——中译者注
[106]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5页。
[107] 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 Neubauer，1890年12月12日——1945年2月5日），生于黑森邦卡塞尔魏拉县（Werra），父亲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公务员。受过高等教育，当过教师。1913年获博士学位，曾参加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14年志愿参军，1915年晋升为少尉，1917年因中了毒气而退役。曾参加“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1918年12月参加德国民主党，此后思想急剧左倾，1919年夏末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9月—1924年8月当选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23年10月参加了图林根邦的弗勒利希政府。1923年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积极参加党内左派的活动。1924年8月至1933年1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中期担任杜塞尔多夫的《自由报》主编。1925年初担任鲁尔地区政治书记，同年6月因参加极左派而被撤职。此后在柏林的德共出版机构工作。1926年6月向多数派屈服，重新担任《自由报》主编。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1933年8月3日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7月初获释，此后继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14日再次被捕，1945年1月8日被判处死刑，同年2月5日遇害。——中译者注
[108]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第453页。
[109] OMS是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的缩写，即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
[110] 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阿布拉莫夫—米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 Абрамов-Миров，1895年10月19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921年起以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1926年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8年平反。——中译者注
[111] WUMBA为Waffen und Munitions-beschaffungsamt的缩写，意为“武器弹药采购处”。
[112] 尼科劳斯·法夫（Nikolaus Pfaff，1892年3月8日——1951年5月23日），生于巴伐利亚邦上弗兰肯（Oberfranken）行政区米歇劳镇（Michelau）一个编篮工家庭，1910年开始当小学教师。一战期间自愿入伍，多次负伤，晋升为少尉，1918年8月退伍。曾参加社民党、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3年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5年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回国。1929年8月—1930年9月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年底被捕，被判处一年徒刑，1932年5月获释。此后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6月8日被捕，1945年4月15日获救。1945年12月重新参加德共。1951年病逝。——中译者注
[113]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44页。他还给出了其他军火采购员的名字：克里斯蒂安·霍伊克与保尔·格麦纳（Paul Gmeiner）（同上，第134页、第161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也提到了冯·亨蒂希在图林根负责采购武器。
保尔·格麦纳（Paul Gmeiner，1892年8月28日——1944年4月18日），当过车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在准备起义期间负责采购军火，起义失败后，于1924年9月被判处三年九个月徒刑。1924年当选布伦瑞克邦议会议员后获释。1927、1930年连选连任布伦瑞克邦议会议员。纳粹篡权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3年年底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4年4月18日在空袭中遇难。——中译者注
[114] 同上，第363页。
[115]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250页）认为弄到了600支步枪，而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93页，注释1）认为有11000支。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投靠了纳粹的瓦尔特·佐伊切尔（Walter Zeutschel）认为党在全国囤积了50000支步枪（瓦·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契卡在德国的活动》〔Im Dienst der kommunistischen Terror-Organisation. Tscheka-Arbeit in Deutschland〕，柏林，1931年，第92页）；而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则声称他在萨克森仅有800支步枪（《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页）。布兰德勒后来告诉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395页），在汉堡起义开始时仅有395支步枪。
瓦尔特·佐伊切尔（Walter Zeutschel，1900年7月22日——1976年6月21日），生于汉堡，当过商行职员学徒。191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8年夏季应征入伍，退伍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参加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参加了德共的地下军事机关的工作。1924年年底被捕，1925年被判处八年徒刑。1928年获释后担任《汉堡人民报》编辑，1929年退出德共，此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表现。——中译者注
[116] 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契卡在德国的活动》，第23页）写道，汉堡的起义者拥有80支步枪和两倍数量的手枪。
[117]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
[118]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0页。
[119] 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Au seuil d’une révolution），《明确》（Clarté），1924年2月15日，第97页。
[120] 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明确》，1924年2月1日，第63页。
[121]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0页。
[122]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9—370页。
[12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9期，1923年8月31日，第619页。
[124] 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9月20日，信中提到了伏约维奇在九月初造访巴黎的事情，引用自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5页。
[125] 《德意志汇报》，1923年9月8日。
[126] 《前进报》，1923年9月25日。
[127] 《红旗报》，1923年9月4日。
[128] 《红旗报》，1923年9月15日。
[129] 《红旗报》，1923年9月21日。
[130] 《红旗报》，1923年9月23日。
[131] 《红旗报》，1923年9月24日。
[132]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88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45—47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03—205页。
[133]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2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16页。
[134] 施特莱泽曼，《遗产》，第1卷，第98页、第100—128页。
[135]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136] 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64页。
[137] 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1862年11月29日——1934年6月30日），德国律师，保皇派分子，参加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1917年任上巴伐利亚省省长，十一月爆发后被免职，但不久又复职。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民党政权，自任巴伐利亚邦总理。1921年9月1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辞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职务。1923年9月24日再次发动政变，自任“邦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4年2月被迫辞职，此后担任巴伐利亚民事法庭庭长，退出政界。1934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38]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页。
[139] 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
第四十八条 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
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其详细，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
按照第48条，总统可以下令戒严，此时实际上等于中止了宪法的效力。——中译者注
[140] 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14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296页。
[142] 格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 Roßbach，1893年2月28日——1967年8月30日），德国军官，十一月革命后参加自由军团，1919年曾组织“罗斯巴赫突击队”（Sturmabteilung Roßbach）在波罗的海沿岸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极右恐怖组织。后参加纳粹党，并参加了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43]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70—278页。
[144] 《德国共产党告劳动人民书》（Le KPD au peuple travailleur），《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增刊，1923年9月29日。
[145] 转引自莱蒙德·瓦格纳，《1923年秋季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地区的革命运动》（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Bezirken Hessen-Frankfurt und Baden im Herbst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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