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八章 打倒库诺政府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首先在于懂得如何正确分析具体形势[1]，照这么说，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要想当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这点没人怀疑。但是，它还是显出了不少相互矛盾的特点。另外，以前的冒险失败所留下的记忆，也严重影响了共产党领袖的判断。风险越高，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失败的危险也就显得更大，也就更有理由拖延行动——万一过早投入战斗，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内战的流言不胫而走
六月初，鲁尔的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但由于经济危机不断恶化，马克不断贬值，物价不断飞涨，全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各处都爆发了工会不承认的野猫罢工，这些罢工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他们吓唬工人说，鲁莽的行动会带来哪些危险，混乱的局势只会加强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这些罢工中，工厂代表会的威信正在加强。工厂代表会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即由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的“十五人委员会”，逐渐有了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样子，它向工会的既成领导层发出了严肃的挑战。
六月十六日，十五人委员会以各地工厂代表会的名义，向工人、公务员、职员与知识分子发出了庄严的呼吁。它指出这场灾难正在威胁着整个德国社会，并重申了工人阶级能够摧毁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共同斗争，只有阶级斗争能让你们获得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工人群众正躁动不已，如今的工会企图阻挡这股洪流，这个重担便落在了工厂代表会肩上[2]。”十五人委员会要求各地的工厂代表会成立地方性的与地区性的组织，以便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给工人群众提供“目标和领导”。必须进一步开展成立物价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运动；在工厂代表会的支持下，它们将构成工人政府的基础，而只有工人政府才能提供一条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其实，罢工与示威游行已是此起彼伏了。六月二日，包岑（Bautzen）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3]，六月七日，德累斯顿与莱比锡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4]。就在同一天，上西里西亚的十万名矿工与五金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5]，这个罢工委员会是经选举产生的，二十六名委员中有六名共产党人[6]。六月十一日，西里西亚的十万名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7]，然后勃兰登堡的一万名日工也举行了罢工[8]。也是在六月十一日那天，埃姆登（Emden）、布莱梅、汉堡和吕贝克的商船水手在海员联合会的号召下举行了罢工；海员联合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会员，接受共产党的领导[9]。
柏林的五金工人采取了行动[10]。柏林市区与郊区有二十五万五金工人，其中有十五万三千人参加了工会，还有大量的工人分散在许多小企业里，这些小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工人的压力迫使工会就是否举行罢工进行投票表决，结果绝大多数工人都赞成罢工。工会又搞了一次表决，这次连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能参加，结果赞成罢工的比例甚至还高于上次。最后，工会向最大的六十家企业（共有九万名工人）发出了罢工的号召。老板们马上开始谈判，可到了七月十日，已经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许多工厂的工人甩开了工会领导层，自发参加了罢工。就在这一天，老板们签订了协议，同意将工资由六月最后一周的九千八百马克增加到七月第一周的一万二千马克。协议中还有一条规定：为了补偿生活成本的飞涨，必须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负责制定物价指数；老板们要求对这一条守口如瓶，以免消息外泄。尽管如此，罢工的成果还是很明显的：在七月三日，老板还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可是到了七月十日，工人就获得了比工会在七月三日提出的要求还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八的工资[11]。
建筑工人和首都的木工也举行了罢工。在全国各地，共产党在发动罢工与组织复工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不仅经常能在工会会议上赢得多数支持，而且在他们迫使工会领导召开的工人集会（全体工人都能参加）上，他们也常常能得到多数人支持。
七月十二日，正当保卫工资的经济罢工风起云涌之际，《红旗报》发表了响亮的《告全体党员书》[12]。这篇号召书完全是由布兰德勒一个人起草的，在七月十一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尽管大家都对此感到很惊讶，不少人还有保留意见，但中央局还是接受了它。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取得的进展，让布兰德勒十分担心，而关于一个会议的报告，又使他大为惊恐——在这个会议上，曾参加极左派、然后又投靠了极右派的沃尔夫海姆大肆叫嚣“枪毙共产党”。布兰德勒希望全党提高警惕，留意到局势的严重性[13]。这个号召书宣称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库诺政府已濒临垮台，总危机的时刻即将到来。法国与比利时正在怂恿莱茵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巴伐利亚眼看就要在极右政府的领导下脱离德国。国防军（至少是巴伐利亚的国防军）还有纳粹冲锋队以及黑色国防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在秋收后公然发动内战，进犯工人的萨克森与图林根——那里的左翼社民党政府支持开展工厂代表会运动，并容忍无产阶级百人团运动。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早就被军方首脑掌握得一清二楚，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的批准；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因为就是他们怂恿法西斯分子这么干的；就连社民党的领袖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但他们却守口如瓶，甘当法西斯分子的帮凶：“我们正在走向真正的战斗；我们必须彻底做好行动的准备！我们要沉着冷静，镇定自若，要用明确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和群众[14]。”没有人能猜到法西斯分子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只有当我们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社民党工人与无党派工人一起斗争时，我们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反革命。……我们党要提高自己的各种组织的斗志，这样当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法西斯分子企图用压倒性的残忍与最坚定的暴力来赢得内战。……只有用红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才能挫败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如果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分子，向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开枪的话，他们会发现我们已经做好了歼灭他们的准备。要是他们胆敢对罢工工人搞十个抽杀一个，革命工人就要对法西斯分子双倍奉还！……不管是谁，只要他真心愿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战斗，我们党就会与他并肩作战。前进！让我们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紧密的队伍！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精神，迎向战斗！
[15]
同一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中央局的决议，宣布七月二十九日为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日”，到时将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党在大规模街头示威中的力量，将在那一天得到检验，然后党将以此来影响政治进程，特别是争取让大部分工人支持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号召仍然遭到了批评，批评它的人以右派干部居多。布兰德勒后来谈到，当时有个流言：“布兰德勒疯了，他还想再搞一次暴动！[16]”
反法西斯日事件
组织游行示威的决定，肯定是符合中央局的决心的，它决心确保自己对运动的控制，但也要把运动给统一和集中起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示威游行一定会加剧阶级对立。各大报刊马上就跳了出来，大骂共产党：这是宣战，是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内战的证据[17]。
党的报刊虽然对此矢口否认，但它发表的要求提高警惕的号召，它始终坚持认为关键时刻一定会到来，必须发动群众，这些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而且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人在准备反法西斯日。只要看一看号召筹备与组织地方性的示威游行的传单，就能发现：共产党已经争取到了许多工会与无党派人士参加它的计划。此外，凡是在共产党能劝服社民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大批的工人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甚至要走在共产党前面。
七月二十三日，德共与社民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事件。示威群众强行关闭了商店，阻止公交车运行，并强逼打扮得像是资产阶级的路人举标语牌并喊口号[18]。汉诺威省长（Oberpräsident）古斯塔夫·诺斯克借此大做文章，下令禁止原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在汉诺威省举行的示威游行[19]。中央政府也要求其他各邦照此办理。除了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所有的邦都禁止举行示威游行。普鲁士邦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塞费林禁止了原定于波茨坦举行的示威游行[20]。
中央局内部又出现了过去的种种分歧。他们该不该接受禁令？是否要不顾禁令继续进行示威？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如何避免过早投入战斗？布兰德勒倾向于折衷方案。德共当时确实能从支持它的群众当中，拉起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它还没有赢得任何一个重要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它必须尽量保持克制，以免中了政府的挑衅，简单来说，就是回避检验力量，但又不丢面子。他建议继续使用现在的口号，并在没有禁止示威游行的萨克森、图林根与巴登举行示威，在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阻止示威游行的普鲁士萨克森[21]、鲁尔和上西里西亚，也要举行示威游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要派持有武器的无产阶级百人团保护游行队伍[22]。费舍则认为，党要是屈服了，就不可能不丢面子，也不可能不失去工人的信任，她坚持要求在柏林举行示威游行[23]。
听命于塞费林的柏林警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共产党在柏林无产阶级当中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社民党。布兰德勒认定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当中有极左分子，他特意强调，要是中了政府的圈套，柏林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就会在过早打响的战斗中遭到孤立，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布兰德勒在指出这一点后，又略带讽刺地说，只要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能保证示威群众会得到充分的武装保护，中央局就批准在柏林搞游行。布兰德勒的反驳惹火了费舍，她甚至大骂布兰德勒是“法西斯分子”和“冒险家”！布兰德勒退让了，他建议举行一次反对禁止游行的罢工，但这个建议被驳回了[24]。中央局陷入了深刻的混乱之中。资产阶级舆论继续痛斥“布尔什维克灾祸”与共产党企图借示威之机搞暴动，而大部分中央局委员都认为，要是同意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的话，就会落入敌人的圈套，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可是，向禁令屈服的决定实在太重大了，布兰德勒不敢在没有咨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25]。
莫斯科的情况也很混乱。俄共（布）十二大刚刚闭幕。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出席的党代会，列宁在二月六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然后又中了风，从三月九日起全身瘫痪。几个月来，政治局因为经济问题而多次发生冲突。必须对“剪刀差危机”进行补救；托洛茨基建议实行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但遭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反对他的是三驾马车——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组成的联盟。在俄共（布）十二大上，三驾马车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显露出来，但前者却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批评党内民主遭到压制、机关势力越来越大、领导干部的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布哈林与拉科夫斯基批评斯大林搞强行俄罗斯化的沙文主义政策。此外，斯大林在格鲁吉亚事件[26]上的所作所为，迫使列宁向托洛茨基提出建议，与托洛茨基联手对抗斯大林，在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前夕，他还向斯大林发起了斗争，致使他同斯大林断绝了个人关系。但由于列宁的缺席，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向他的对手下手，而他的对手却正在政治局里组织反对他的派别组织。
布兰德勒的电报抵达莫斯科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内，都去度假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值班的只有库西宁[27]与拉狄克[28]。保加利亚共产党刚刚重复了德共在卡普暴动期间的错误，宣布他们在斯坦波利斯基[29]的改良主义农民党政府与赞科夫[30]的武装政变之间保持中立[31]。拉狄克认为，德国党应该避免“强行发动斗争”，“不要因为害怕保加利亚发生过的事情在德国重演，而招致一九一七年七月那样的失败”[32]。不过他还是咨询了正在度假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托洛茨基由于缺乏信息而不愿表态[33]。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认为必须反抗禁令，并转告拉狄克：
只有遵循七月十二日的号召书中的路线，群众才会接受共产党的激励，才会在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集结到共产党身边。否则就会重蹈意大利与保加利亚的覆辙。德国共产党的党员当中，犹豫不决的人实在太多了
[34]。
斯大林的意见则完全相反。在写给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他宣称共产党应该暂时退却：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1）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
[35]。
既然意见不能统一，拉狄克便在二十六日致电布兰德勒：“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放弃七月二十九日的街头示威……我们担心，那样做就会中了圈套[36]。”
中央局一致接受了这个立场。除了萨克森、图林根和符腾堡三地，其他地方原定于反法西斯日举行的街头示威游行都改成了室内集会[37]。尽管如此，参加的人还是非常多。在柏林举行了十七场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38]，在开姆尼茨有五万至六万人参加，在莱比锡有三万人参加，在哥达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在德累斯顿有二万人参加，在整个符腾堡有十万人参加[39]。左派批判了他们所谓的投降行径。中央局庆贺自己打乱了反革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大屠杀的计划。麦耶尔为这个决定辩解说：
如果共产党人真的像政府宣称的那样，要在二十九日发动内战的话，那么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但他们并不想在敌人选择的时候战斗。……德国共产党在二十九日因地制宜地组织了示威活动，从而避免了让党员和工人同情者的生命遭到危险，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怀有革命急躁情绪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有害的退却；但我们党非常清楚：只有在党公开说出它要做什么、它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它才能在工人阶级中树立影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共产党是群众的党，它的策略，与那些反革命小集团的阴谋与暴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需要阴谋诡计。……它会继续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
[40]。
八月初的形势
七月末八月初的德国，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此时呼吁冷静下来做好准备，似乎很不合时宜。七月二十六日，《十字日报》写道：“我们无疑正处在另一次革命的前夕——目睹了眼前这一切之后，谁还会弄错呢？[41]”次日的《日耳曼尼亚》指出：“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已经摇摇欲坠。……不满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不管哪里的人心中都憋着怒火。气氛一触即发。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这是十一月九日的气氛[42]。”除了共产党的报刊，所有报刊都谈起了“十一月气氛”。
七月二十九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在魏玛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保尔·列维、库尔特·罗森菲尔德、五金工会的领袖迪斯曼与柏林五金工人的领袖马克斯·乌里希。列维负责组织会议。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共产党的成功”与社民党的“不可饶恕的过错”[43]。《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会议记录——这种“派别行为”证明了党机关的混乱——并转载了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号召发起打倒库诺政府、反对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党的“大联合政府”的斗争[44]。这意味着预先堵死了通过议会解决正在到来的危机的路子，也意味着走上了成立工人政府的道路——列维早就决定要走这条路了。
拉狄克在八月二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德国资产阶级的破产：共产党的职责》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的路线。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正在经受第二次战败，它为了抢先镇压群众起义与革命，不得不向协约国投降。当前局势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共产党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党“几乎就要把全国的大部分工人积极分子给争取过来”，并“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地区、工厂与市镇的社民党人的大多数的支持”。其次，社民党正在衰落：“它已经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因素了。它不再是反革命的关键因素。……它是一群失去了活力的群众。”第三，法西斯运动正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瓦解。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吗？一切似乎都在证明这一点，但拉狄克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宿命论，因为这个问题全都要看党的活动。他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组织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一样。共产党也必须有不一样的组织。”有些人认为必须按照俄国榜样的道路走，他坚决反对这种幻想：
布尔什维克可以靠七万党员夺取政权，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是一盘散沙。我们的德国党至少要有一百万党员——而且还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这么多党员。我们的组织不能是一个竞选组织，而必须是一只握紧的拳头，把它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百人团——我们的突击队——的铁甲。德国共产党极有可能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就要投入行动。但它必须全力以赴，尽一切努力给自己争取最可能成功的时机。
党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统一战线的机关，与左派社民党人一起建立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并通过这些组织去推广那些能够发动群众的过渡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与成立工农政府。与之同样重要的是认真考虑如何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为了使德国摆脱贫困，我们需要工程师、军官与银行职员。”
这篇文章是七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起草的，拉狄克在文章结尾重申，进攻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不要让敌人给我们造成局部的失败。准备不充分的进攻，会在最好的行动时机导致失败。要是敌人主动进攻，他就彻底失算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挫败敌人的进犯，再打败敌人。但不要过早投入战斗。这就是德国当前的局势。这就是共产党的职责。这些职责要求共产党人付出最大的努力，要求相信自己的力量、能量与热情，但也需要冷静、镇定与良好的战略方案。到了那时候，德国同志就能够说出这句话：“勇敢、勇敢、再勇敢！
[45]”
在八月五日至六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兰德勒提交了一个关于政治形势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他依照拉狄克的分析，阐述了相同的主题。他认为党的任务应该是准备“防御性的革命斗争”。党必须加倍努力，与各工会和社民党成立工人统一战线，这将使德国建立起工农政府。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进行争取仍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的运动，并尽量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下层阶层，就算不能赢得他们的同情，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善意中立。
费舍再次批评了对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机会主义”理解，并指责布兰德勒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胡戈·乌尔班斯尖锐批评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六月采用的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最后的表决中，费舍、乌尔班斯和七位左派投了弃权票[46]。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弃权的这七人[47]其实不过是在向他个人表示不满。他引用了费舍的话：“自从莱比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反对派的愿望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十分有限[48]。”
然而工人的情绪却越来越急不可耐，七月退却之后引发的不满情绪，更是给它火上浇油。德共的领袖是否真的像爱·哈·卡尔认为的那样，“耗尽了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储备”？德共是否真的像他以为的那样，“没有为行动武装起来，或没有做好行动准备”？[49]还是说，就像拉狄克后来暗示的那样——共产党人只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宣传工作，没有注意到他们身后正在涌起新的革命浪潮？[50]实际上，就在几天后，柏林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罢工浪潮，这创造了全新的政治形势，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与社民党的领导层，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暴风雨的警告
八月八日，国会举行了会议。库诺在发言中要求举行信任表决，并要求牺牲、节俭和辛劳，他的发言不时被共产党议员打断。他的发言刚一结束，社民党议员就要求暂时休会，次日再进行讨论，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德共议会党团发言人威廉·科嫩大喊：“我们听见全国各地都在高喊着一个口号：打倒库诺！[51]”
八月九日，国会继续进行讨论。没被允许进入会场的工人代表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社民党议员宣布他们将在信任表决中弃权。柏林的波尔济希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52]。在开姆尼茨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要求库诺政府下台[53]。经过一番争论后，国会于八月十日举行了信任表决，社民党投了弃权票，共产党投了反对票[54]。科嫩在讲台上号召全国劳动群众“发动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踢开议会，成立工人革命政府”[55]。暴风雨就要来了。
八月十一日黎明时分，罢工从柏林地铁的车间开始了[56]。几分钟后，印刷工人开始罢工，而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小组的倡议下，国家印钞厂的八千名工人也开始了罢工[57]。印钞机停转了，几个小时不到，政府就无钱可发了。波尔济希、西门子等大企业也相继发生了罢工[58]。柏林十一家工厂的工人在决议中重申了共产党的要求：库诺下台，成立工人政府。城市交通完全停止。煤气与电力全部切断。运输工人与电力工人的罢工激起了其他行业的罢工、集会与不断增长的鼓动。汉堡的码头发生了总罢工。克雷菲尔德（Crefeld）与亚琛的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警方进行镇压，造成人员死伤[59]。
各家报纸的午间版均报道了国家银行用完了钞票、关门停业的消息。《前进报》呼吁工人保持冷静。《红旗报》发表了“十五人委员会”的声明：
在每个工厂进行消极抵抗！别再在工资上玩花样了！拒绝破产！赶走放高利贷的！至少给工人和平时期的工资!立刻给每个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发一千万马克，以补偿生活成本的高涨！给工作的人面包吃！接管粮食供应！由工会和工人组织分发食品！建立工农政府！工人们，库诺政府正在把你们拖进深渊，你们必须挣脱它！为了你们的生存，成立所有被剥削者的统一战线！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自卫组织！
[60]
八月十日晚上，柏林工会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社民党、独立党与共产党的代表均应邀出席了会议[61]。社民党的代表是奥托·维尔斯、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与赫尔茨[62]，共产党的代表是费舍、盖施克与赫克特。问题在于工会是否支持自发罢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果得到了工会的同意与公开支持，罢工就能一举扫除库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有各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工人政府。这与列金在卡普暴动后提出的建议相同，但这次是在工人大举进攻的时候提出的。讨论是炽烈的。这些著名的工会活动家，几十年来一直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比如费舍提到的古斯塔夫·扎巴特[63][64]——都倾向于这个倡议，他们都很清楚，这意味着同资产阶级、乃至工会运动的全部过去决裂。
以维尔斯为首的社民党领袖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罢工意味着无政府、冒险与混乱。政府刚刚向社民党代表团做出了郑重的承诺。它会行动起来的；各大企业已经保证会提供五千万金马克，用来购买粮食，它们还保证提供两亿金马克，用来制止通货膨胀。国会刚刚表决通过了增加收入税和公司税。这一切都能保证经济形势会迅速得到好转，而罢工会毁了它。共产党代表针锋相对地提议，发动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以争取每小时0.6金马克的最低工资、打倒库诺政府和成立工农政府为目标[65]。他们真的希望说服对方吗？我们只要读一下费舍的发言，就难免会对此产生怀疑：
我真希望工人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诸位尊贵的工会委员先生们的发言。你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否则你们就不会满嘴废话了。运动正在外面进行着，它十分强大，问题只是要决定跟不跟你们一起来领导运动，或是甩开你们自己干，甚至干脆跟你们对着干
[66]。
维尔斯的意见与政府的许诺令工会领袖大为动摇，而共产党代表的这番表态又几乎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让他们行动起来。最后他们决定拒绝共产党的建议。
八月十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向全体地方委员会发出通知，告诉它们柏林已经爆发了“由消极抵抗与罢工组成的强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它宣布各地代表将在次日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发动为期三天的罢工：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它如何发动，取决于全国各地的运动。……我们收到的消息表明，柏林目前的局势，也存在于全国各地。到处都发生了消极抵抗与罢工。应该有条理地把这些运动整合起来，由我们来领导它们。……我们必须让全德工联的地方委员会来率领这些自发的运动。在运动尚未发生的地方，在运动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地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漫长的谈判上面，工厂代表会必须领导与组织运动。
党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任何不测，特别是要做好被迫转入地下的准备。不过就目前而言，前景可能会是这样的：“库诺政府很可能会被罢工浪潮推翻，然后换上来一个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也许会参加这个联合政府，把运动给停下来[67]。”
八月十一日是宪法节，是魏玛宪法的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在汉诺威、吕贝克和诺伊洛德（Neurode）发生了枪击事件。早上十点，挂着红旗的轿车或摩托车载着柏林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们，把他们带到了克列姆斯宴会厅与旁边不远的新世界（Neue Welt）音乐厅，他们是来参加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的。在与工会领导开完会后，“十五人委员会”连夜把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召来开会。警察没有干预。格洛特以十五人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68]。在短暂的讨论后，他的建议就被通过了，一起被通过的还有九个要求：
· 库诺政府立即下台；
· 成立工农政府；
· 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征收粮食，并进行公平的分发；
· 立即正式承认工人监督委员会；
· 撤销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
· 立即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六十金芬尼；
· 立即雇佣失业工人从事生产性工作；
· 结束紧急状态，并撤销对游行示威的禁令；
· 立即释放工人政治犯
[69]。
当天下午，德共把工厂代表会的号召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警察根据前一天通过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允许没收任何鼓吹破坏公共秩序或以暴力推翻现行政体的印刷品），没收了这些传单。社民党议会党团紧急召开会议，针对当前形势做出了几个决定，并企图纠正他们前一天犯的错误。社民党议会党团宣布不再信任库诺，但在维尔斯的一再坚持下，并考虑到了局势的重要性，它又宣称自己愿意参加大联合政府[70]，这个联合政府将会致力于“让富人付出代价”，并把工人群众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库诺政府受了这致命的一击后，便辞职了。
在罢工波及到的每一个工业大城市里，都发生了暴力冲突。格洛特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总罢工的指导方针：选举罢工委员会、组织监督委员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向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呼吁成立工人统一战线，以便准备成立工农政府，用无产阶级百人团去解除法西斯组织的武装，并向士兵和警察开展亲善宣传[71]。
八月十二日，汉诺威、洛特豪森（Rotthausen）与盖尔森基兴的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三十人被杀。十三日，各地都发生了更多的示威游行和伤亡更大的交火事件。死亡人数为：威廉港六人、汉诺威二十人、格莱什（Greisz）十五人、亚琛十人、蔡茨二十人、耶拿三十人、布雷斯劳一人、克雷菲尔德四人、拉蒂波尔（Ratibor）四人。哈勒与莱比锡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征用了周围农村的牲畜，宰杀之后再把肉分给了工人[72]。
罢工刚一开始，中央委员会就转入了地下，离开了柏林。只有弗里茨·赫克特一个人留在首都，负责同“十五人委员会”联系，协调各地的行动[73]。自从自发罢工把库诺赶走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小时，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各政党之间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艾伯特以总统的名义，授权德国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组建新政府[74]。四名社民党人入阁：罗伯特·施密特[75]任副总理，希法亭任财政部长，佐尔曼[76]任内务部长，拉德布鲁赫[77]任司法部长。新政府并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它打算同法国谈判，并改革公共财政，“让富人付出代价”，以此来稳定马克[78]。其实，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资产阶级与国会里的资产阶级议员已经被工人的行动吓得不轻，他们不得不做出剧烈而关键的转变。库诺主张的急剧贬值的战略把统治阶级拖到了深渊边缘，它决定后撤了。社民党得到了对大企业采取财政措施、并对极右分子严加管束的承诺之后，便再次同意与资产阶级合作，拯救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施特莱泽曼盘算了一番，认为社民党的入阁至少能给他争取几周的时间，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同外国政府谈判鲁尔问题。
身在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党也想到了这一点，至少拉狄克是这么写的。他认为，代表着中等资产阶级的施特莱泽曼会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外交困境，并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以此来改善国家财政。社民党之所以参加大联合政府，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妄想的“中间道路”已经出现在了眼前：采取财政措施结束马克的贬值，使物价回落，同法国谈判，对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并削弱大工业家的影响。拉狄克断定新总理“是一个经验比库诺更丰富的政客”，他得出结论：危机仍然跟以前一样严重，但是，“尽管如此，施特莱泽曼先生也许代表着一个阶段，一个运动暂停下来，……相对冷却的阶段”[79]。
这也是德共中央局的看法。在长时间的鼓动工作中，共产党一直都在宣传这样的观点：库诺的垮台是成立工人政府的开始。可现在库诺下台了，社民党却选择了参加大联合政府，不肯与共产党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样就不可能成立工人政府了。要让社民党的内部危机继续加深，还需要一些时间。阿尔贝写道：“现在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这给了大联合政府一点时间，让他们在对希法亭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面前彻底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80]。”
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发动的总罢工已于八月十三日结束。要不要继续罢工？行动委员会是这么打算的，在由格洛特签字的那篇声明中，它号召“扩大”总罢工，并“对大联合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81]。他肯定认为，总罢工现在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足以连施特莱泽曼政府一起打倒，并建立工人政府。布兰德勒后来说道，中央局也想试试这个主意，它曾建议将罢工延长一天。但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布兰德勒说，工人认为，既然库诺已经辞职了，考虑到他的后任做出了种种承诺，那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工人不肯行动，就连左派的活动家在工人面前也碰壁了[82]。
中央政治局对复工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波彻尔、皮克与赫克特就反对结束罢工[83]。八月十四日早上的《红旗报》印出了这样的标题：《百万人还在街上，战斗还在继续！》[84]。但《红旗报》这天又出了一期特刊，要求一致而有序地结束罢工。它解释说，在社民党与工会领袖都反对的情况下，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可能会落得手足相残的下场，所以必须尽量避免这种后果发生[85]。八月十五日的《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标题：《斗争已被破坏！准备下一次斗争！》，下面用了一个小标题强调“这只是暂停，而不是结束”[86]。布兰德勒后来在为自己辩解时强调指出，在哈勒、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等党的重镇，罢工并没有发展到柏林的水平。萨克森工人在库诺政府垮台后已经参加了罢工，但他们并没有像柏林同志那样发动经济罢工，而是发动了政治罢工，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阶段，而柏林工人并没有达到这一阶段。工人的大军并不总是齐步前进的[87]。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中央局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费舍认为，布兰德勒根本不想发动总罢工，因为没有得到全德工联的批准[88]——这是荒唐的，因为罢工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罢工。乌布利希把没有制定政治目标或没有号召成立工人政府归咎于“中央局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89]。可是，打倒库诺政府确实是罢工所宣称的目标之一，而且它也实现了这个目标，而成立工人政府的条件又确实没有成熟。虽然工厂代表会对复工并不太情愿，但就连左派也不怎么反对复工。费舍并不是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但她也在工厂代表面前为复工辩护[90]，这可能是得到了马斯洛夫的批准[91]。其实，在这次罢工结束时，柏林的罢工工人觉得他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目标：打倒库诺政府。罢工渐渐平息下去了，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仍有零星的罢工在某地或某家工厂爆发。
工人队伍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倦情绪，他们的敌人立刻加以利用。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大约二百名罢工工人被捕，十万多人被解雇。塞费林发布禁令，禁止“十五人委员会”在普鲁士活动，并对“十五人委员会”采取法律手段，“十五人委员会”只好到耶拿避难[92]。所有人都认为，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打倒了库诺的这次罢工，是这“非人的一年”中的主要事件。一些人得出结论：这次罢工最终让工人认识到，任何政策，只要社民党反对，他们就无法推行下去；他们还认为，这次罢工是战后的斗争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还有人认为：这次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同社民党结盟，这就为最后的阶段做好了铺垫，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群众转向共产主义。
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脑、德共与共产国际的领袖都有各自的分析和期望，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八月十日给库诺投了信任票的那些政党，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就不得不抛弃了库诺，“割肉止损”。金属工业的老板们曾顽固地拒绝接受浮动工资制，后来却急急忙忙地同工会达成了实行浮动工资的协议。共产党领袖从打倒了库诺的罢工中，看出了形势要比他们原先的估测更为成熟。资产阶级忙不迭地做出了妥协，这样才能从国际上腾出手来，扫除革命的威胁。共产党人认为“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要求夺取政权，便匆忙开始了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
[1] 出自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对库恩·贝拉的批评：“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8页）。——中译者注
[2] 《红旗报》，1923年6月17日。
[3] 《红旗报》，1923年6月2日。
[4] 《红旗报》，1923年6月7日。
[5] 《红旗报》，1923年6月9日。
[6]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2页。
[7] 《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8] 《红旗报》，1923年6月24日。
[9] 《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10] 《红旗报》，1923年7月8日。
[11] 请参阅梅尔赫尔关于这次五金工人罢工的文章，《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6页。
[12] 《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367页。
[13] 这里是根据布兰德勒对文采尔与卡尔所作的陈述而写的，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8页，注释109）中探讨了这件事。
[14] 《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页。
[1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65—367页。
[16]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
[17]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记载了几篇文章，分别发表于7月19日的《日耳曼尼亚》、7月12日的《德意志汇报》、7月14日的《梅泽堡日报》（Merseburger Tageblatt）的文章，它们都痛斥这是“比开进莱茵与鲁尔的法军更可怕的危险”。
[18] 《红旗报》，1923年7月24日。
[19]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4页。
[20] 波茨坦档案库I，国家内务部，no.13，212，第52页，转引自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
[21] 普鲁士萨克森（Preußisches Sachsen）是普鲁士邦的一个省，首府为马格德堡。它与萨克森邦不是一回事。——中译者注
[22]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3] 同上，第55页。奇怪的是，在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到“反法西斯日”的只有五行字，而且一个字都没提到她自己当时的立场（《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0页）。
[24]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5]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5—366页，注释131）讨论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用电报把自己的答复发给了德共中央局，那这封电报到底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就发出了，还是等开完会之后才发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26] 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成立了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独立政权。1921年2月至3月，在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大力推动下，红军出兵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斯大林提出了将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了激烈冲突。列宁对此高度重视，在1922年年底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在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并批评了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但由于列宁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这些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中译者注
[27]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8] 《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 du bolchevisme），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库西宁自1921年12月5日起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第320页）。
[29] 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中译者注
[30] 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菲亚大学教授，1923年月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31] 请参阅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90—200页。
[32] 《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33] 同上。托洛茨基从未质疑库西宁的主张。
[34] 同上。
[35] 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17页。这封信的俄语原文没有找到，但斯大林承认过这封信的存在（《八月五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据费舍所述，这封信最早是由布兰德勒及其友人发表在1929年2月9日的《工人政治》上的（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6—347页）。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与《斯大林评传》中都说这封信写于1923年8月7日，这与卡尔所写的并不符合（《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注释1），显然卡尔在写书的时候只参考了《斯大林评传》的美国版。但这封信肯定提到了反法西斯日，因为它提到了“示威”（1969年的法文版翻译成“manifestation”〔宣示〕，这是错误的，应该翻译为“démonstration”〔示威〕），因此它关于布兰德勒的“意图”的论断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不能把这封信当做是斯大林对拉狄克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而应该是在反法西斯日之后，为他在反法西斯日问题上的立场而向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做出的辩解。
[36] 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
[37] 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38] 《红旗报》，1923年7月30日。
[39] 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40] 中央局的声明，《红旗报》，1923年7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78—381页。此时党内各派之间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信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生在这时候——而不是在五月布兰德勒去莫斯科“弥补关系”的时候。拉狄克在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局选举时写道：“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费舍与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里宣布，问题再也不能弥缝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们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终于让步了。”（《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版第565页的译文——中译者注）。
[41] 《十字日报》，1923年7月26日。
[42] 《日耳曼尼亚》，1923年7月27日。
[43] 《人民信使报》（Volksbote，蔡茨），1923年7月31日。
[44] 《莱比锡人民报》，1923年8月2日。
[45] 《红旗报》，1923年8月2日。
[46] 《红旗报》，1923年8月8日。
[47] 此处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七人”，但经核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第151页），实际应为九人。——中译者注
[48]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81页。
[49] 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8页。
[50]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4—15页。
[51]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48—11749页、第11761页。
[52] 《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53] 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51页。
[54]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79页。
[55] 《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56]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2—243页。
[57]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161卷，第11770页。
[58]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14页。
[59] 同上。
[60] 《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61] 《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342页；《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13页、第21页。
[62] 保尔·赫尔茨（Paul Hertz，1888年6月23日——1961年10月23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早年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19—1925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1920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5月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流亡执委会，1938年与流亡执委会决裂，参加了另一个社会主义抵抗组织“新开端”（Neu Beginnen）。1939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49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63] 古斯塔夫·扎巴特（Gustav Sabath，1863年5月1日——1952年11月21日），社民党人，当过裁缝学徒，1887年加入裁缝工会，1888年任裁缝工会汉堡分会主席。1893—1896年任工会全职干部。1896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书记，1902—1919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执委会委员，1919—1928年任全德工联联邦执委会委员，1920—1928年任柏林工会委员会书记、全德工联大柏林委员会主席。1928年退休。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64]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页。扎巴特在1919年至1922年间参加了独立党。
[65] 同上。
[66] 《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67] 中央政治局的第18号政治通知，转引自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28—329页。
[68] 埃里希·洛赫勒（Erich Rochler）的回忆，收录于《在红旗下》，第212页；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5页。
埃里希·洛赫勒（Erich Rochler，1896年6月22日——1984年9月20日），生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当过管道工。1914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德共。1929—1933年担任红色体育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 für Rote Sporteinheit）柏林—勃兰登堡地区领导，1933年3月5日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但因纳粹篡权而未能上任，同年10月12日被捕，1934年12月6日被判处两年徒刑，1935年11月获释后重新当了管道工，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而于1942年2月4日再次被捕。德国解放后，于1952—1954年担任德国体育委员会摔跤部主席，1957年担任德国体操与运动联合会（Deutscher Turn- und Sportbund）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69]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4—405页。
[70] 《前进报》，1923年8月12日。
[71]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83页。
[72]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73]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2—343页。
[74] 古·施特莱泽曼，《遗产》（Vermächtnis），第1卷，柏林，1932年，第88页。
[75] 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1864年5月15日——1943年9月16日），社民党政客，1893年至1902年任《前进报》编辑，1893年至1898年和1903年至1918年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到1930年间继续当选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入阁。——中译者注
[76] 弗里德里希·威廉·佐尔曼（Friedrich Wilhelm Sollmann，1881年4月1日——1951年1月6日），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1年任《莱茵报》编辑，1920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十一月革命后任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后担任科隆大学客座教授，1951年在美国逝世。——中译者注
[77]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23日），法学家，一战前曾任大学法律教授，1919年参加社民党，1920—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10月26日——1922年11月14日任维特内阁的司法部长，1923年8月13日——11月23日任施特莱泽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6年任海德尔堡大学教授，纳粹篡权后被免职，二战后继续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授法学。——中译者注
[78] 《国会议事录，就任年份1920年，第1辑》，第361卷，第11840页及其后。
[79] 《红旗报》，1923年8月27日；《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8期，1923年8月29日。
[8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64页。
[81] 《红旗报》（劳西茨），1923年8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6—407页。
[82]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0—31页。
[83] 中央政治局8月13日会议上的一个报告，克鲁什在《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97—298页的注释209中简介了这个报告的内容。
[84] 《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早间版）。
[85] 《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特刊）。
[86] 《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407—409页。
[87]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1923年8月14日的《阶级斗争》号召把已经取得的局部胜利发展为全面胜利，并以这样的口号结尾：“打倒施特莱泽曼！”
[88]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3页。
[89] 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工人运动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1卷，柏林，1933年，第126页。
[90] 《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
[91] 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0页。
[92] 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16—117页；《前进报》，1923年8月18日。塔尔海默后来认为：中央局未能立即组织反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1923: Eine Verpasste 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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