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这种关系与俄国的大不一样：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准备阶段的发展，都是在非法状态下进行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相互斗争中基本上都采用了书面论战和决议的方式。这绝不是要批判这些政党的演化，而只是对其进行观察——它们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而德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德国无产阶级内部的讨论是在广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阶段——准确来说应该是从第一次公开斗争到夺取政权的阶段——是以月来计算的。而在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一时还无法夺取政权，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得更久。

　　讨论进一步演变为以共产党和大部分独立党为一方、以社民党为另一方的斗争。而从这一点来看，各打五十大板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看到双方——社民党和共产党——都失败了，就足够了。……然后，在政治上，这个结果对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失败了。在经济方面也是一样，剥削仍在继续。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这个构成统一体的社会群体继续存在，重又存在了。就算你就“工人贵族”提出最精妙的论点，你也无法推导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谁要是把“工人贵族”的公式套用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头上，那他对德国形势的了解一定非常贫乏。然而过去几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今天，在思想上，德国工人阶级内部有着根本的分化。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有着尖锐的分歧。这些在以前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正好为此提供了证据，而这个草案在社民党内部遭到的抵制，也证明这些分歧绝不像某些社民党领导人想象的那么清楚，对世上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应急于签字担保^[13]。

　　因此，社会改良的思想与社会革命的思想被分割开了，这两种思想，以两个政党为载体，相互反对彼此……，它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公开斗争时期，社民党为了自保，会站到为资产阶级效力的立场上……，这必然会激起革命群众反对它，同它作斗争。但现在战线位于别的地方。社民党工人再次站在了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属于受着剥削的一方。必须创造这样的关系：尽管在思想上、在政党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但在任何时候，依然有可能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克制，减少不必要的辱骂^[14]。

　　言辞的这种改变，也许会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批评德国共产党人没有使用“革命的语言”，但这样的改变只会提高共产党人在德国无产者心中的地位。……言辞的改变只关乎次要方面，这点没错。我们不必使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的举止和语言。重要的是，要通过最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限于工会），创造出一种信任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及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气氛。要最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要参加教育机构，参加合作社，任何有无产阶级的地方都要参加进去，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精神，可以让无产阶级在关于目标和手段有着各种分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创造出对抗资产阶级的共同阵线^[15]。

　　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认识到，针对以群众党的形式而出现的社会改良的思想，提出以群众党的形式而出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个任务只能由德国党自己来解决，单纯照搬俄国党开出的关于孟什维克的药方之类的做法，是荒谬的，无法解决这个任务^[16]。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它能够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向拥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明晰度（当然是按它自己的标准）和团结的社会民主党发起了挑战。德国革命就算没有产生出什么结果，也能够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这样一个党。可是三月行动的战略家们却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德国统一共产党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支持者，在思想上，它已是一片废墟。它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去尝试重建它，反而做出了妥协，为它的毁灭钉紧了棺材。留下来的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中亚的塔里木河的命运，也将落在这个共产党头上——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肯定会这样的。塔里木河流经山川，流经丰富的水源，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它就是流不到大海。它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就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般^[17]。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命中注定得不到一个革命党，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革命党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就如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社会民主党一样^[18]。

　　克拉拉来了，带来了三个条件：首先得说不少恭维话（这是必要的，正像犹太人常说的那句老话：看在安息日的份上）；其次，我们必须停止出版自己的刊物，停止组织活动；第三，是六个月的忏悔，希望能因表现良好而获得列宁的宽恕，并赞美布尔什维克的全知全能^[23]。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并不是由成千上万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组成的。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永恒的真理是在备受抨击的“列维派”这一边，也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边，但却遭到了党的机关、报刊、组织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实际领导层的反对。所以，可以这么说：在德国，列宁只是灰色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则是库恩·贝拉^[24]。

　　我很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左翼反对派”的。的确，有些是残余的共工党分子，生活艰难、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感受到了革命，但缺乏政治经验，不知该怎么办。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世界历史看似不会加快步伐，但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认为你们党的领袖并不希望加快步伐。他们想让党的领袖负起责任，加快世界革命的速度，对领袖们指指点点，暗骂不已。我对此完全可以理解^[99]。

　　可从我刚才听见的来看，我实在不理解这个“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不，这样的反对派，这样的领导，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坦率地告诉你，您的“中派”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中派”并不理解，它没有力量去对付这样一群小阴谋家。撤换这种人，让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远离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确是挺容易的。这正是因为他们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而这种激进分子实际上才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者^[100]。

　　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