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三章 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就在一九二〇年，俄国内战结束了，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德国成立了。但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二一年不是个好年头：这一年发生了喀良施塔德（Kronstadt）叛乱，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内部危机，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当内战终于在一九二〇年秋季结束后，俄国共产党人随之在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论战，这正好体现出了人们在目睹了两年之久的激烈内战导致的凋敝败落后产生的混乱。他们只盯着自己的问题，却无法立即理解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被苦难逼得无路可走、只得拼死进攻、并且相信政权伸手可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稳住了阵脚，挺过了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找到了延续自身的新资源和新能力。
各国共产党人以零零碎碎的方式认识和接受了新形势，并引发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现实驱散了布哈林所谓的“孩童的幻想”[1]，而有的人则以悲剧性的、幼稚的方式来反抗这种现实。在共产党人中间，既有领袖，也有基层党员，企图迫使工人群众去斗争。急躁的他们不愿承认这些方法已经不再有效，以为靠念咒施法就能产生奇迹，以为只要有着渴望革命发生的热切期盼就足够了……
一九二〇年的具体期望
一九二一年初，在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结尾，拉狄克对前一年出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做了总结，并对去年夏季的巨大期望做了描述：
波兰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西欧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在德国国内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事态，所以向西方进军的目的不是用刺刀来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仅仅是摧毁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的外壳。执委会的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它对德国具体形势的评估。执委会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形势已经成熟。它认为只要我们攻克了华沙，就没必要进一步打进德国了
[2]。
但是，“德国模式”不是唯一提出来的模式。拉狄克明确说道：
在执委会里有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的东南派，这一派坚持认为，在东加利西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地，农村形势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因此，不是在德国，而是要在这些国家一齐尝试进行突破，他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德拉瓦河与萨瓦河
[3]上取得立足点，就能加快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进程，并能为意大利革命创造必要的农业腹地。无论是对于意大利革命还是德国革命而言，创造一块农业腹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4]。
然而，大多数党员，当然还有党的大部分骨干，他们并没有关注这些细节，他们只相信即将到来的西欧革命的胜利。
客观形势在一九二〇年的转变
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国际认识到已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取政权，便改换了新方针。然而这一步却是马后炮，因为影响了这个举措的局势早在前一年便已出现。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向波兰发动了夏季攻势，最终却化为黄粱一梦。大多数共产党人把他闪电般的反攻当成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动的致命一击和号召起义的信号。布哈林写了一篇号召采取“革命进攻政策”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回应，他在这篇文章里辩称：布尔什维克既能够、也应当用刺刀来输出革命[5]。一批老资格的波兰共产党人以为当“解放者”到来时，波兰工人就会揭竿而起群起响应，便成立了“临时政府”，等着波兰工人拥立自己。
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也怀着这种希望。由于列维继续怀疑当布琼尼[6]的骑兵抵达德国东部边境时，德国工人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所以代表们对他满腹猜疑。红军的高歌猛进给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涂上了新的色彩，带来了大量的许诺；让·布雷科[7]写道，五月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被当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法国无产阶级向国际革命行动迈出第一步”的标志[8]。而且革命运动似乎已经远远超出老欧洲的疆界，欧洲的周围与内部的种种矛盾，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转变。九月一日，第一届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Baku）举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库恩就反帝国主义世界革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印度、中国、土耳其、伊朗与库尔德代表的热烈欢呼。第三国际已经扩展到了中东和远东。
正当季诺维也夫被迫中断他胜利的德国之行时，事态似乎正在加速发展。九月初，在以安东尼奥·葛兰西[9]为首、围绕着《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的都灵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影响下，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工厂的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即将爆发，国家当局决定保护社会民主党的旧领袖，不让共产主义者从他们手中夺过党的控制权。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在近期内也很有可能紧随其后加入共产国际，这两件事似乎体现出世界各国工人群众正在以无法阻挡的势头涌向第三国际，靠拢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
然而，一九二〇年里败多胜少的事实，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些波兰共产党人曾反对进军华沙，并对以武力输出革命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结果是他们对了，而列宁错了。波兰工人和贫农不但没有举行起义，反而还站在本国的将军和贵族一边，跟协约国的顾问一起，为自己的“独立”而同红军作战。红军先前一路高歌猛进，后来却一路败退，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10]。反对干涉波兰的英国行动委员会[11]——曾被列宁誉为伦敦苏维埃——在苏波战争结束后没有坚持多久就停止活动了。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不过是这个浪潮的浪尖而已。意大利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拒绝参加战斗。工人变得顾虑重重，心灰意懒，开始撤退了，就在这时，法西斯主义在慌不择路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取得了进展。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在武力镇压下失败了。
列宁在十二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俄国“慢得多”[12]。季诺维也夫却对意大利社会党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已迫在眉睫[13]。也许他相信共产国际各党的革命胜利，能使俄国避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曾在俄国党政治局内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也只是很勉强才接受了这个政策[14]。
当然，季诺维也夫也在运用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在他周围，有共产国际的机关，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有匈牙利革命的幸存者，有流亡到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人，也有虽然缺乏经验却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的全权代表，这些人仍然相信，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之后，形势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仍只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必须把它们转变为革命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号召各国共产党加紧行动，让即将来临的革命涨潮早日到来。
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这两个问题上，都有所保留，这体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不同看法。从这点来看，毫无疑问他是对的，而列宁是错的。但是，就算没有这件事，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俄国委员们也早就不信任他了。在德共代表大会上，麦耶尔明确指出：俄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觉得德国党的“保留”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俄国领袖的真实的不信任心理。他们担心——肯定是由于拉狄克——列维和德共中央局对盲动的反对，可能会发展成反对并抵制一切行动。所以他们才更加急切地想让德共与共工党合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利用共工党的“强大的革命热情”，燃起“一点革命火焰”，给德共的“稳妥而正确的路线”加把劲[15]。
列维的对手想利用共工党问题，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九二〇年九月，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6]，一个俄裔青年知识分子，企图在统一共产党的柏林组织内重建“左翼”倾向，为此他在《共产主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统一全德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并从这个问题出发，明确批判了列维的立场[17]。几周后，匈牙利人卢卡奇在同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独立党合并，却把共工党排斥在外，这样会给德国革命造成隐患。他宣称“群众的革命组织只有在革命过程当中才可能存在”，并向新生的统一共产党的领袖发难，质问他们是否真的想对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18]。当这些人公开抨击列维时，拉狄克也在努力争取库尔特·盖尔和威廉·赫尔佐格等左翼独立党人，企图让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当中支持他反对列维的斗争；他把列维叫做“机会主义者”和“右翼共产党人”[19]。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党因没有扩大加深柏林电力工人罢工而遭到了严厉批评[20]；领导这次罢工的正是德共党员威廉·许尔特[21]。
在与独立党左派合并前的最后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拉狄克指责列维，说他“除了教育共产党人之外，什么都不想干，直到党的超级睿智的脑袋上面长满了白发为止”[22]。汉堡代表胡戈·乌尔班斯[23]提出了严厉批评议会党团的活动的提案，这个提案的最终目标是列维[24]。提案被驳回了，然而，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列维起草了一个宣言草案，并得到了临时中央局的认可，但在最后一刻，这个宣言不知为什么被撤了下来[25]，换成了拉狄克的一个文件。它特地提到：
一个仅有几万拥护者的党，主要靠宣传来发展党员，而一个组织起了几十万党员、并拥有几百万拥护者的党，就必须主要靠行动来发展党员。德国统一共产党已经足够强大，当形势允许并提出要求时，它就应当单独行动
[26]。
在论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列维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了阐述：
有史以来所有阶级曾经肩负的各种任务中，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一个。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或一个孤立的党的任务，而只能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任务。共产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不仅要领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尽可能明确地阐述这个斗争，还必须注意到自己仅仅构成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及其全部机关——现在它的机关还是工人阶级当中被资产阶级化的部分——的心灵和头脑给争取过来
[27]。
这些间接的、谨慎的争论，很快就会变成公开的危机。
共产国际同意以“同情党”的资格接纳共工党
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当季诺维也夫与共工党柏林组织领导人磋商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的这个极左政党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了比较友好的水平。某些共工党员，比如戈尔特，认为有可能参加共产国际，并认为这样就能让共工党在共产国际内组成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来反对占主流的“革命机会主义”倾向[28]。十一月，共工党派施罗德、拉施和戈尔特为代表，秘密前往俄国，他们的目的，是争取让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这样就能让共工党获得物质援助、建立国际联系，同时又不用承担修改党纲的义务[29]。
共工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两次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为此举行的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四日，戈尔特提交了共工党的报告[30]，而托洛茨基则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共产国际的反报告，这是一份真正的起诉书。托洛茨基在报告中说，极左派的态度不仅是“幼稚的”，而且还是“偏狭的”、“唯心的”和“悲观的”，这体现出了他们的无力，尤其是荷兰共产党人的无力——几年来他们已经沦为一个小宗派。总的来说，极左派，特别是戈尔特，把无产阶级中的少数派——即工人贵族和官僚，尤其是工会中的——同被机关困住的几百万群众混为一谈，他们声称这些群众已经“资产阶级化”，其实他们是在拒绝解救这些群众。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如何“打破硬壳”。假如西方工人阶级真的已经资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革命派的希望的破灭。戈尔特跟潘涅库克一样，在思维上陷入了伯恩施坦的窠臼；他们只盯着先进国家，却没有考虑到世界形势。像他那样宣称英国无产阶级已经“被孤立”，就是忽略了世界革命拥有双重性质：在西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在东方则具有农民革命及民族革命的性质。在一国之内获胜的革命，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只有正在讨论的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在报告结尾，托洛茨基针对戈尔特再次重申：必须以全球性的分析为基础，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吸收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党的经验[31]。
在这次讨论的结尾，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同意允许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拥有咨询性质的投票权的“同情党”的资格暂时参加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在会议闭幕时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从逻辑上说，要摆脱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两条。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党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从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该党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不加入我们的国际[32]。”
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开启了争取共工党中的“最优秀分子”的前景。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出，共工党在议会问题和工会问题上的策略是错误的，并表示共工党应当在统一共产党成立时与其合并[33]。一九二一年二月，共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尽管如此，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会议上，仍然号召“同国际内的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不过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重要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与统一共产党 “共同行动”[34]。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就此事向统一共产党进行解释的电文中，保证将向德国工人阶级公开通知其接纳共工党参加的理由，统一共产党还是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35]。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一致决定对此进行抗议，列维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可容忍的局面》的文章[36]，文中他探讨了共工党在工会问题上的态度。他宣称：
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共工党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制造的这种局面都是不可容忍的，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灾难。……我们支持严格的国际纪律，并支持执委会享有共产国际章程赋予它的全部权力。但共产国际章程中并没有哪一条强迫我们必须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每一个决定，都当做天才的创见来接受，我们还要公开宣布：执委会关于共工党的决定非但不是天才的创见，反而恰恰相反
[37]。
拉狄克对此做了尖刻的答复，并含沙射影地暗示列维反复无常：“这是老式的社会民主党对尚未具有十分鲜明的革命性的工人的恶意，其根源可深着呢”[38]。
于是，列维试图把争论转移到他所谓的“策略问题”上。他集中论述了这么一个事实：共产党与独立党左派合并后，已经可以从宣传转向行动了，但在德国，需要一个过程来完成这种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还得在俄国革命所未曾经历过的形势中，以俄国革命所未曾经历过的方式进行。统一共产党确实是群众党，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它在对无产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毫不关心的情况下，完全掌握德国革命的命运”。因此，党必须去争取群众，而要争取群众，不能光靠宣传，还要靠各种行动，要在行动当中让群众“通过参加斗争，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以此来领导群众，这样才能争取到群众。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正是在苏维埃中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没有苏维埃，德国共产党人就应该通过工会——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作来做到这一点：“在对待本阶级当中自认为站在我们左边的无产者同志时，我们充满了耐心和宽容，如果在对待今天仍然站在我们右边的无产者群众时，却做不到同样的耐心和宽容，那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39]。”
列维认为，统一共产党的关键任务，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吸引群众参加联合行动，同时又不能把站在党的右边的无产者群众给吓跑，尤其是不能让盟友当中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分子把他们给吓走，因为党还想在这些群众当中发展党员。
《公开信》
在列维提出的政策指导下，统一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发出了第一个重要倡议[40]。在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的共产党员梅尔赫尔[41]的努力下，党在五金工会和当地工会联合会当中赢得了牢固的阵地。当地共产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非共产党工人提出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渴望。他们通过自己领导的工会机关，向五金工会的全国领导机关，即德国五金工会（DMV）以及全德工联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立即进行联合斗争，争取切实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梅尔赫尔和右派独立党人罗伯特·迪斯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梅尔赫尔及其同志在会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次大会以斯图加特五金工会的两万六千名会员的名义，要求按照五项基本要求组织联合斗争，这五项基本要求是：
·降低粮食价格。
·公开资本家的账簿，并增加失业补助。
·降低工资所得税的税率，提高对富人征税的税率。
·由工人来监督原材料及粮食的供应与分配。
·解除反革命团伙的武装，并把工人给武装起来
[42]。
德共中央局赞成这个倡议，并发表了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号召书[43]。而且，它还鼓励各市镇、各工厂的工人召开大会，在会上仿效斯图加特五金工人，提出共同的要求，并决定用哪些手段来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一个新策略正在形成。从一九一九年起，在列维、布兰德勒、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的文章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策略的雏形。拉狄克认为，党应该接过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倡议[44]。列维马上就被说服了，但中央局却显得十分不情愿[45]。但是，当中央向各地方组织的书记征求意见时，他们一致赞同这个提议[46]，于是，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德共中央局终于同意向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政党及工会发出《公开信》，建议各方达成协议，并按照协议组织联合行动。这封《公开信》于一月八日发表，信中提出保卫工人的生活水平、组建抵御右翼团伙的自卫武装、争取释放被当成政治犯关押的工人、并同苏维埃俄国恢复贸易关系[47]。信中写道：
当我们提出这些要求，以此作为行动的基础时，我们一刻也不想向自己和群众隐瞒这一点：我们列出的这些要求无法结束他们的贫困。德国统一共产党一刻也不会放弃在群众当中宣传为建立专政——这是唯一的生路——而斗争，绝不放过每一个有利的时机呼吁群众、领导群众为建立专政而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已准备好与各工人政党共同行动，争取实现上述要求。
我们并不打算隐瞒，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其他政党，并使我们反对他们。正相反，我们还要宣布，我们希望收到这封信的各个组织，不仅在口头上赞同我们提议的行动，而且还要采取实际行动，落实这些要求。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与我们一起，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参加最无情的战斗的准备？”这个问题是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的，我们希望能得到同样明明白白而毫不含糊的答复。形势要求你们迅速做出答复，因此，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之前，我们会等待你们的答复。
如果收到这封信的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开始斗争，那么，德国统一共产党就只能独自开展斗争，它相信群众会追随自己。从今天开始，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国内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及其周围的群众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公开集会上表态，表示自己愿意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和反动派，与大家一起保卫自己，一起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
[48]。
无论这封信是由列维单独起草的，还是由列维在拉狄克的帮助下起草的，或者是由拉狄克独自起草的，或者是在列维的帮助下由拉狄克起草的，它都体现出了列维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捍卫的政治路线。拉狄克在《国际》上，用保尔·布雷默（Paul Bremer）的笔名发表了题为《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文章，文中他热情而自信地为这条路线辩护[49]。他通过对总体政治形势的分析，来为之辩护：
社民党工人对民主充满了幻想。他们仍然希望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改善自己的处境，并认为共产党在蓄意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说：要是共产党不分裂工人阶级，要是无产阶级仍然保持统一的话，就会在国会内拥有多数席位，那样一切就会变好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德国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运动，除非群众被外界事态激发起来。一千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他们盯着自己的领袖，等着口号。……共产党人的战略，必须是让广大的工人群众相信：工会官僚及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绝为实现工人专政而斗争，甚至不肯为满足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日常需求而斗争
[50]。
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对此做出答复，甚至不肯收下这封信。但不管西方历史学家会怎么说，它还是在工人群众和工会官僚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回响。全德工联执委会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企图利用派别斗争和反工会的举动来“破坏工会”[51]。它还威胁说，要把支持《公开信》的地方组织开除出去[52]。建筑工会的领袖把赫克特、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巴赫曼[53]（他在哈勒新建了一个工会[54]）统统开除出会[55]。德共中央局对此发表了《告全德无产者书》[56]，号召工人召开民主集会，让他们的领导人接受他们的要求，并宣告他们愿意通过全面斗争来争取实现这些要求。这样的集会在各处召开了，在会上，无论是否参加了政党的工人，无论是社民党党员还是右派独立党的党员，都赞同共产党的提议。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什切青的伏尔甘（Vulkan）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召开了代表会议[57]；一月十七日，柏林西门子公司的生产工人及办公室职员在布什马戏场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十九日，慕尼黑铁路工人举行代表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但泽、莱比锡、哈勒与埃森的五金工人举行代表会议；莱比锡、施维林（Schwerin）、勃兰登堡和柏林的铁路工人举行代表会议；马具工人和地毯编织工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多斯特菲尔德（Dorstfeld）的矿工召开大会；耶拿工人举行大会，这些集会全都完全支持《公开信》，并号召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58]。当时举行的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体现出了共产党人获得的反响有多么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会领袖要用官僚手段来打压它。
在柏林木工工会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六千五百八十六票，而独立党得了五千七百八十三票，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五百票。在五金工会埃森分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得了六千〇一十九票，其他候选人总共才得了三千九百四十票[59]。二月二十六日，德国各工会向政府提出了包含十项要求的同失业斗争的纲领[60]，并警告政府说，工会可能会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可能会在重要的工业部门投入行动，这表明共产党和《公开信》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公开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遭到了多方攻击。共工党认为它是“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只能制造幻想[61]。在柏林，围绕着青年知识分子费舍[62]、马斯洛夫[63]和弗里斯兰德，形成了一个新左派，他们对《公开信》大加嘲讽，并在《共产主义》上面对其大加挞伐[64]。
《公开信》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尖锐抨击。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尽管遭到了拉狄克的反对，他们还是成功地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小执行局”对《公开信》进行了谴责。列宁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了干预，修改了这个草率的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这个问题将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留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阶段来讨论[65]。
从此，在德国问题上，德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分歧，就沿着两种不同的轴线发展了。一方面，俄国人，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对列维的疑心越来越重，同时拉狄克似乎一心破坏列维在党内的威信。另一方面，德共中央局似乎在当时的一系列重大策略问题上赞同拉狄克的看法，并从根本上反对季诺维也夫。
看来，共产党人的策略是否要以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为核心，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就要开始了，在论战开始后，列维和拉狄克发现，两人置身于同一阵营，并一同遭受攻击。但在《公开信》发表后的几周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列维和拉狄克分别站到了针锋相对的两个营垒里。
[1] 《布尔什维克》（Bolchevik），1924年4月，第2期，第1页。
[2] 这段话摘录自列维档案库P50/a5中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28日会议记录，收录于米洛拉德·德拉奇科维奇（Milorad Drachkovitch）与布兰科·拉季奇（Branko Lazitch）合著的《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Essays, Recollections, Documents），斯坦福，1966年，第285页。其实拉狄克本人是反对他这里讲的这种观点的。
[3] 德拉瓦河（Drava）与萨瓦河（Sava）都是东南欧的河流，德拉瓦河起源于奥地利南部，流经南斯拉夫注入多瑙河，全长724公里；萨瓦河发源于南斯拉夫西北部，向东流经933公里后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中译者注
[4] 《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86页。
[5] 《论进攻策略》（Über die Offensivtaktik），《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5期，1920年，第67—71页。
[6]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中译者注
[7] 让·布雷科（Jean Brécot），即加斯东·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劳工统一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8] 《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6期，1920年8月，第504—505页。让·布雷科是加斯东·蒙穆索的化名。
[9]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10] 1920年6月中旬，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入侵的波兰白军，并越过边境向华沙挺进，8月初，红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8月14日，红军距离华沙仅仅15公里，眼看攻克华沙已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8月16日，皮乌苏茨基发动反攻，红军大败，不得不节节后撤，10月12日，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签订停战协议。战后，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残忍杀害了大批红军战俘。——中译者注
[11] 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系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
关于英国行动委员会，列宁写道：“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20页）——中译者注
[12] 弗·伊·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6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0/021.htm ——中译者注
[13] 季诺维也夫在意大利社会党利沃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罗贝尔·帕里（Robert Paris），《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Histoire du fascisme en Italie），第1卷，巴黎，1962年，第202页。
[14] 请参阅爱·哈·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337—338页上的详细讨论。
[15]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页。
[16]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及其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后，参与创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心脏病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中译者注
[17] 阿·马斯洛夫，《德国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在当前危机中的政策》（Die Proletarische Parteien Deutschlands und ihre Politik in der gegenwärtige Krise），《共产主义》，第36—37期，第1298—1317页。
[18] 卢卡奇·捷，《德共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KPD），《共产主义》，第44期，第1562—1564页。
[19] 威·赫尔佐格，《俄国日记》（Russiches Tagebuch），《论坛》（Forum），第5期，1921年4月7日，第275页、第278页；库·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因后果》（Zur Vorgeschichte des III Weltkongresses），《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1页。在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盖尔立刻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入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
[20] 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因后果》。11月7日，柏林电气工人以1800票对60票决定发罢工，11月12日，在被操纵的表决中，以704票对600票决定结束罢工。这次罢工实际上在首都造成了世界末日般的气氛，并遭到了媒体和政府的极其狂暴的攻击。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对罢工进行干预，导致了大量冲突。最后，这次罢工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以及解雇和镇压的威胁下失败。极左分子批评德共中央局没有号召总罢工，而中央局则认为号召总罢工是冒险主义行为（保·列维，《电气工人罢工的教训》〔Die Lehren des Elektrizitätsstreiks〕，《红旗报》，1920年11月12日）。路特·费舍写道（《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47页、第148页），许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谨慎细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扬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1920年11月12日的《红旗报》刊登了柏林各工厂委员会代表们的讨论报告，其中许尔特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采取破坏手段，但他也坚决要求利用工人的暴力来反对“工贼”的暴力。许尔特的工会的上级机关开除了他（《红旗报》，1920年12月7日）。
[21] 威廉·许尔特（Wilhelm Sült，1888年？月？日——1921年4月2日），德国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1921年3月底领导了柏林电气工人罢工，3月30日被捕，两天后遇害。——中译者注
[22]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1页。
[23]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
[24]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7页。
[25] 恩·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Zur Krise unserer Partei），柏林，1921年，第21页。
[26]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统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igungsparteitags der USPD 〔Linke〕 und der KPD 〔Spartakusbund〕），柏林，1921年，第232页。
[27] 保·列维，《统一代表大会》（Der Vereinigungsparteitag），《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28] 赫·戈尔特，《共工党与第三国际》（Die KAPD und die 3 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工人报》，第162期，1920年，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7页。
[29] 同上。
[30] 共工党似乎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报告（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页，注释37）。根据托洛茨基的答复来看，这个报告基本上是按照潘涅库克在《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中提出的分析来写的。出席了这次会议的罗斯默在《列宁的莫斯科》第113—114页记述了这次会议。
[31] 托洛茨基的反报告的全文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初期》（Piat’let Kominterna），英文版为《共工党的政策》（The Policy of the KAPD），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174—189页。
[3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86页。
这段引文借自：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6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70页）。
该报告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3-192106-07/007.htm#4
——中译者注
[3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0年11月28日做出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刊载于《共产国际》（Ko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第15期，1920年12月，第3368栏；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261页。
[34]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259页。
[35] 1921年2月2日，列维告诉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份文件仍未寄达（列维档案库，P64/3，f.11）。
[36] 《不可容忍的局面》（Eine unhaltbare Situation），《红旗报》，1920年12月24日。
[37] 同上。
[38] 《红旗报》，1920年12月29日。
[39] 保·列维，《策略问题》（Taktische Fragen），《红旗报》，1921年1月4日。
[40] 罗伯特·迪斯曼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1921年1月26日的《自由报》上撰文指出，这个主意是由共产党人奥斯卡·鲁施在柏林向梅尔赫尔提出的。
[41] 埃里希·梅尔赫尔（Erich Melcher，1892年1月27日——194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精密器械制造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参军，1917年因伤退伍后在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工厂工作，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波布林根（Böbling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建立了德共（斯）的符腾堡组织，1919年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同年5月被开除出工会。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担任德共中央工会部五金分部领导人。1923年春天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负责工会问题的书记。在1923年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领导“安全”部门。后被当成右派分子免职，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7月潜回德国时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926年8月获特赦出狱后在东萨克森的党组织领导层工作，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春天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至1936年年底入狱，1937年8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那里的德共秘密领导小组当成“党的敌人”。1944年7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同年年底被编入党卫军“迪勒万格部队”（SS-Sondereinheit Dirlewanger），在布达佩斯失踪。1951年10月1日被宣告死亡。——中译者注
[42] 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第99页）记载，具体要求是：取缔高利贷和降低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着手充分生产和由企业主按照在业工人的工资发放失业者救济金，停止从工资中扣税金，征收财产税和没收大财产，由企业委员会、工会和合作社来监督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和食品分配，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和在工会的监督下武装工人。——中译者注
[43] 《红旗报》，1920年12月2日、12月10日。
[44] 他在1921年2月28日向中央局宣称：“我当时要是在莫斯科的话，我脑子里压根就不会冒出这个念头。”（列维档案库，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2页），他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提到，这个提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中央局提出的。
[45]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指出，反对意见来自“部分曾是左派独立党人的同志”。
[46] 同上。
[47] 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第102页）记载，公开信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增加工资，改善失业者、战争受害者和领取救济金的人的处境以及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和建立劳动者的自卫组织。——中译者注
[48] 《红旗报》，1921年1月8日。
[49] 《国际》，第1—2期，1921年，第1—4页、第10—16页。
[50]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1—23页。
[51] 《全德工会联合会通讯集》（Korrespondenzblatt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undes），第8期，1921年2月19日，第110页。
[52] 《红旗报》，1921年2月16日。
[53] 奥托·卡尔·巴赫曼（Otto Karl Bachmann，1877年2月18日——1954年1月18日），建筑工人，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担任布雷斯劳建筑工人工会的全职干部，1911年至1916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第二书记，在党内属于左派，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参与创立德共（斯）。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1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主席。被开除出建筑工会后担任“红色工会”书记，在德共中央工会部负责建筑工人方面的工作。1923年9月起担任被开除出全德工联的石匠工会主席。1927年当选为德国第一个共产党市长，即奥尔斯尼茨（Ölsnitz）市长。1929年因反对台尔曼的极左路线、支持布兰德勒，被开除出党。此后加入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曾被监禁，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曾短暂担任埃格斯多夫（Eggersdorf）市长，后参加统一社会党。1949年退休。——中译者注
[54] 维尔纳·拉塞（Werner Raase），《德国工会运动史1919—1923》（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1919–1923），柏林，1967年，第90页。
[55] 《红旗报》，1921年1月19日。
[56] 《红旗报》，1921年1月21日。
[57] 《红旗报》，1921年1月15日。
[58] 见当时的各期《红旗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89页及其后；弗里茨·克尼特尔（Fritz Knittel），《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Die mitteldeutsche Märzkämpfe im Jahre 1921, ihre Bedeutung und ihre Lehren），《团结》（Einheit），第3期，1956年，第17页。
[59] 《印版》（Graphischer Block），第75期，1921年2月15日。
[60] 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91页。
[61] 《共产主义工人报》，第61期，源自《自由报》，1921年1月15日。
[62] 爱尔芙丽德·弗里斯兰德带着右翼分子的名声离开了维也纳。托曼警告拉狄克，说她是“奥地利的马尔托夫”（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她肯定是在马斯洛夫的影响下成为极左分子的。她与克拉拉·蔡特金互相看不顺眼，两人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蔡特金谈到她的改变立场时，说过“她的政治立场随着她的性生活的变动而转变”（转引自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8页）。在这段时期，她开始化名“路特·费舍”，这个化名来自她母亲的女仆的名字。通过同一个叫戈尔克（Golke）的活动家在柏林结婚，她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德国国籍（出处同上）。
古斯塔夫·戈尔克（Gustav Golke，1889年？月？日——1937年11月2日），当过钳工学徒，1920年参加德共，1925年担任中央委员会干部工作部全职干部。1927年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3]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是伊萨克·切列明斯基（Isaac Chereminsky）的党内化名。他在26岁以前从未参加过工人运动。1919年他认识了列维和费舍，被他们争取到了共产主义运动一边。
[64] 维拉·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1921年1月27日的德共中央局会议记录，在其著作《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260页，注释7）中，提到了德共左翼对《公开信》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
[65] 库尔特·盖尔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德共中央局做的报告，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 Reisberg），《列宁主义关于联合行动的政策及其在德国的开端》（Die Leninsche Politik der Aktionseinheit und ihre Anfänge in Deutschlan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3年，第62页。盖尔提到了“小执行局”在1921年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列宁为反对该立场所作的干预，见《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2页，这一事件十分出名，涉及此事的主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和五大上都一再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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