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来看，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一月间发展神速，而西欧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说“从表面来看”，是因为我们往往会忘记，俄国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学习革命了，在十年有组织有步骤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运用了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学到的经验教训，从中受益匪浅。而德国和西欧的革命是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爆发的，只能在革命过程当中组建共产党，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缺陷、不足以及种种临时凑合的办法，都会是俄国的两倍、三倍之多——正是由于这些事实，德国和西欧革命的路程，就不可能像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的七个月里，以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今的路程一样清楚而笔直^[4]。

　　在夺取政权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加强现有的苏维埃和成立新的苏维埃。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我们不能靠发布几道命令，或是公布几条选举规则就能建立或维持苏维埃或类似的组织。没有群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行动，苏维埃就不可能存在；就像议会是为资产阶级效力的一样，苏维埃是为无产阶级效力的，它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工人苏维埃才被历史赋予了引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作用。苏维埃中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应当组成党团，通过提出合适的口号来加强和巩固苏维埃，使苏维埃发展到能够满足自身的革命任务的需要，并赢得苏维埃及工人阶级群众的领导权^[6]。

　　就在这里，我们要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政党这个老问题。我不想隐瞒什么。我们再次碰上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旧分歧：“如何建设——用当时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历史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列宁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极其严格的选拔来建设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在非法时期，他通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和简单的一个一个地增加共产党人的机械过程，组建了一个优秀的党，同志们，如果我们也要面临十年的非法时期，我们可能也会走这条路^[7]。

　　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共产党，没有在一九〇三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现在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8]。

　　在和平时期，群众的转变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而在革命时期却恰好相反，群众会沿着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对于那些反对“只要还能够公开表达意见并不受阻碍地进行宣传鼓动，就继续留在大党里”的做法的激进派或共产主义团体来说，这是有利的^[9]。

　　我们有一条出路，一个希望。我们正在走向彻底废除货币。我们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工资。我们正在试行市内免费客运。我们有免费的学校、免费的食堂，尽管我们现在还很穷，我们还是能提供免费公寓和免费照明。我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非常缓慢地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坚持斗争，但我们毕竟有一条出路，一个远景和一个计划^[11]。

　　我们相信，无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德国人都不是得天独厚的。我们相信自己在德国的经验将被西欧各党分享。已经在德国发生过的冲突，将会同样地在法国、英国和所有的地方重演。我们交了学费换来的经验教训，也许能让他们少走弯路^[16]。

　　从亲身经验出发，我们反对让那些严格来说算不上共产主义者的分子参加共产国际。……根据这个主张，我们说过，对俄国人的让步，会导致共产主义的明确、一致的界限及其明晰的思想被弄得模糊暧昧，对此我们绝不会允许，不管是什么样的让步^[17]。

　　俄国同志既是国家政权，又是一个群众组织。作为国家政权，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实行一些资产阶级式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他们作为一个党绝不会去做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危险：现在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党，或超越政党之上的联合组织，它仅受共产主义立场的影响，但假如共产国际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过于密切的话，共产国际就有可能卷入与资产阶级势力的外交博弈，这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而不是作为一个党，所必须考虑的。……这是一种理论上设想出来的危险，但我无法想象它会变成现实。我也不觉得它会变成现实，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与作为一个政权的苏维埃共和国，双方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明显一致，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18]。

　　每一个觉悟工人都必须理解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专政只能通过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共产党，而是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和军事化的组织的共产党^[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