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四章 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正当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步枪与火焰喷射器的火光中结束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着手准备成立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存在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1]，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可是，传送文件、调动人员都需要时间，等到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时，德国党的真正创建者已经遇害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斯同盟成员、律师爱德华·弗克斯[2]前往莫斯科，把卢森堡的一封信转交给列宁[3]。几天后，列宁采取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正是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第一步[4]。但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卢森堡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即成立新国际是历史的必需，但她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埃贝莱因的报告中说，就在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前两天，她还表示她反对马上成立新国际的做法：
得在西欧有了几个革命党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的、有能力行动的国际才有可能存在。……在只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时候，成立国际只会削弱革命国际的理念
[5]。
卢森堡遇害后，约吉希斯也坚持这个观点，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布尔什维克党邀请德共（斯）前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代表会议，德共（斯）中央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在会上占了上风，所以中央局在如何答复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6]。德共（斯）要求自己的代表们[7]投票反对成立新国际，（如果我们相信恩斯特·麦耶尔关于这件事的说法的话[8]）并指示他们：假如不顾德国党的反对，宣布成立新国际的话，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最后，由于通讯困难，以及刚刚诞生的德共（斯）领导层肩负重任无暇分身，只有埃贝莱因一个人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以马克斯·阿尔伯特〔Max Albert〕的化名）参加了代表会议，并反对成立新国际——他的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9]。他告诉我们说：“俄国同志，特别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科夫斯基，竭力劝说我，希望能让我相信必须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暂缓成立。[10]”
机缘巧合之下，这个问题出现了转机。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特[11]在会议开始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就中欧的革命起义做了一番热情的演说；拉科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呼吁；也许还要加上约吉希斯遇害的消息；特别是会上的乐观情绪产生的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埃贝莱因，使他说服了自己，在最后的表决中没有投下那张关键的反对票，只投了弃权票[12]。共产国际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季诺维也夫出任共产国际主席，当时还没有人能理解这两个重要因素所蕴含的意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中心将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柏林、巴黎或伦敦。俄国工人怀着喜悦之情，在克里姆林宫墙里欢迎世界各国工人的代表，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欧某国的首都召开时，他们将以更大的喜悦之情欢送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甚至可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
[13]。
布尔什维克党跟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派一样，相信德国革命并没有在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被葬送掉，它将以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等多久。
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
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有直接体验，他亲身见证了这一阶段的一部分。当狱方对他的监管放松后，三月十一日，他在牢房里给正在苏俄旅行的作家阿尔冯斯·帕凯特[14]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自己反对一月起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夺取政权[15]。”——然后他着重指出，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群众本能地指引自己走上了组织工人苏维埃、走上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的道路。在没有开展有力的号召成立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最最值得注意的。拉狄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群众，而应该归咎于这种组织不力的情况——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群众不得不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战斗：“在德国，缺少一个大型的革命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一个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传统的政党[16]。”
与俄国革命作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殊问题：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或当下的战斗中，大量的鲜血和财富被白白牺牲了，而〔在俄国革命中〕我们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战斗。那时我们在群众中间享有威信。那时我们掌握着群众。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还没有掌握群众，正在进行的枪战和暴动说明了这一点。那时群众组织、工会都站在我们一边，它们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或是从革命当中诞生的。德国的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天才的集中体现，它们诞生于一个政治上停滞、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不是形成于革命的过程当中，而革命在它能给自己提供新的组织之前，胡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继承下来的组织却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并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所以革命才会具有这种狂野的、无法控制的性质。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我们是沿着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道路走向政权的，军队站在我们一边。那时候〔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像现在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雇佣兵来打击我们。最后，德国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
[17]。
拉狄克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德国革命毫无胜算，而是说还要经过更加漫长、艰苦的斗争：“德国的内战，将比俄国内战更加激烈、破坏更大。您这么熟悉我，应该能理解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多么悲伤[18]。”
希望在于世界革命的前途，它将从必将在各战胜国中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力量：
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各国的事态发展会有多快。在这段时间里，德俄两国的工人阶级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却不是肩并肩地同协约国战斗（我在十月里曾以为会那样），因为协约国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战争了，而革命也不需要一次战争。……只要在德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工人政府，组织涣散的问题，将因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传统而迅速得到解决，而这个传统在当下却导致了如此迥异的后果。……看着无数的鲜血正在毫无意义地、没完没了地流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这一前途才能使我摆脱这种压抑的心境
[19]。
魏玛共和国
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当诺斯克的自由军团四处出击的时候，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十一月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百上千万德国工人——包括那些相信艾伯特和诺斯克会带来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的工人——的努力所结出的果实。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十一月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在十九世纪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魏玛宪法并没有局限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按照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洛伊斯的说法，魏玛宪法“使国家神圣化，加强并巩固了国家”[20]。魏玛宪法规定德国是分散化的单一制国家，由多个邦（Länder）组成（邦的数量比第二帝国时期少），部分权力下放给邦政府，各邦的权力机关自己管理本邦内部事务。中央政府负责国内外政策、财政、邮电、铁路和河运等方面的事务。
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样体现于政治生活的组织。魏玛宪法明确保障以下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与电话的隐私权；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少数派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以及普选权。
立法权力由两个议院共同执掌。国家参议院（Reichsrat）由各邦政府提名的代表组成，而各邦政府又是由通过普选产生的各邦议会产生的。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仅限于暂时性的否决[21]。国家经济会议（Reichswirtschaftsrat）负责研究法律草案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它也可以提出法律草案；国家经济会议的席位，由产业工人工会的代表、白领工人工会的代表、雇主组织的代表平分。社会民主党把国家经济会议的设立看作是新的民主制度的社会性质的证明。在立法过程中，国会（Reichstag）是最重要的机关。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普选产生，普选按照比例代表制举行，年满二十周岁的男女公民都可以投票。部长和总理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很大，他跟国会一样，都是由全体德国选民选出的，任期七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任命，然后总统再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各部部长。总统可以颁布法律，在颁布法律之前，如果总统提出要求、或有十分之一的选民提出要求的话，便可以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是外交使团、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首脑。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了总统实行全面独裁的权力，并使他具有跟德国皇帝相差无几的地位。总统可以发布法令、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还可以解散国会。总统制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先锋——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的最终守护者）而设立的。归根结底，魏玛宪法中一切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文，都要服从第四十八条，这一条给了国家政权足够的力量，使其能够破坏任何革命的尝试、甚至是在魏玛宪法框架内的任何令人担忧的民主进展。因此，诺斯克的自由军团的行动、对柏林三月罢工的镇压，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独裁的建立，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而这部宪法却被它的维护者吹捧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联合政府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社民党多数派发挥的作用，表明他们将成为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宣称自己将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然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的大选中，社民党赢得了三千万张选票中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张，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席位。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他们的右翼伙伴肯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议会联盟。此外，资产阶级政党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艾伯特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中赢得了三百二十八张选票中的二百七十七张，当选为总统。继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先是谢德曼，然后是他们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威尔。在政府里，社民党的部长们处于少数，但在这几届内阁里，诺斯克一直掌握着关键的国防部长一职。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极右翼，有德国民族人民党，它的领袖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和克虏伯集团的掌门人胡根贝格，它有大笔资金可供使用，能使唤强大的新闻媒体。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方面，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DVP）表现得跟它一样，但人民党又做出渴望同协约国发展良好商业关系的姿态。人民党的首脑是另外一批工业巨头，比如胡戈·施蒂内斯，他的康拜因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银行家里塞尔[22]，他是汉莎同盟[23]主席；银行家库诺[24]，他在巴林[25]自杀之后接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总经理一职；最重要的是施特莱泽曼，他曾担任过萨克森工业家协会秘书长。他们也能在情报和宣传工作上调动大量资源。
在议会当中，支持谢德曼与鲍威尔政府的多数派联盟，是由以下几个党组成的：首先是德国民主党，这个党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很有影响力，尽管它的领袖不是梅尔希奥尔[26]和德恩布格[27]那样的银行家和商人，就是电气工业两大强权的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28]。其次是已经改名为基督教人民党（Christliche Volkspartei，CVP）的中央党，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党，它开始鼓吹阶级合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共同体”摇旗呐喊，它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天主教工会内扮演的角色来这么做的。它在科隆出版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人民新闻》（Völkische Zeitung），这两种报纸的读者遍布所有的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它的领袖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约瑟夫·维特[29]和费伦巴赫[30]都出身于中间阶级。
这个新联盟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由于战时封锁，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被协约国取代了。一战期间，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绷紧到了极致，结果绷断了。停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工业再也不能靠军事订单来维持了，与此同时，大批复员军人又加入了失业大军。资本设备[31]已经损耗殆尽。资本开始逃离德国，同时沉重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变得难以承担。工业集中到了疯狂的程度——战争期间，蒂森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增加了四倍。施蒂内斯的财产从三千万马克猛增至十亿马克。大资本的“大王”们是德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向议会联盟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称臣。急剧的通货膨胀，很快就抵消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实行的各项社会措施，激增的失业使其彻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人民群众正在为战争支付高昂的代价。革命仍然留在议事日程上，尽管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路将有多么艰难困苦。
革命只得推迟
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德国革命只得推迟。一九一九年，他们继续认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
[32]
拿列宁的这个观点，来同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九年所做的分析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保尔·列维指出，尽管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消极的，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已深度激进化，他还特别指出了那些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客观条件驱使德国无产阶级以铁一般的决心投身革命，尽管他们准备得很差，并且只有微弱的革命倾向[33]。”他对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的得失做了分析，并解释说：
世界革命的命运将在德国决定，这不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拥有一些假想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十一月九日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因其组织才能、力量及野蛮性，仍然跟以前一样危险，……也因为它穿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件迷惑人的新外衣后而变得更加危险……还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德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的战场
[34]。
但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解释（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称为）德国革命的“延迟”。他拒绝拿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类比，并强调指出：导致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遭遇挫折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辩证的矛盾之一：正是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把它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建设自给自足的组织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它转入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时，在组织上却表现得极端无助
[35]。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样，都认为德国革命的特殊性，可以用缺少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这个理由来解释：
它〔即德国工人阶级〕不仅被迫为夺取政权而战，还被迫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组织、训练未来的领袖。在革命时期的形势下，这个教育工作确实是在急切地进行着，然而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在街头猛然爆发出来的运动，缺少一个集中的、拥有在工人群众当中德高望重的战斗的领导层的革命党，缺乏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中心和各地区经受住了行动的考验和经验的检验的、起领导作用的战斗的核心与领导者，所以，它必然带有断断续续的、杂乱无章的和蹒跚前行的特征。这些突发的罢工、起义和战斗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公开动员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让德国无产阶级挣脱老党的束缚的可用形式；与此同时，在当前形势下，它们也是唯一一种教育新领袖、建设新党的手段
[36]。
他强调，党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收获、无产阶级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些因素将为新党奠定基础：“德国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他们的组织习惯与能力都是最高最好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正在觉醒，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最高水平上升[37]。”
将在未来胜利的革命，它的主力部队是大批的先进工人，他们会被独立党内的共产主义者争取过去，至于独立党，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说考茨基—哈泽的独立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在执政党的普通党员当中散播优柔寡断的情绪，以及为执政党中陷入恐惧、绝望或愤怒的各种分子提供避难所的话，那么反过来，作为其影响之一，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我们的斯巴达克斯派战友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英勇的角色）将从独立党的左翼引发无法阻挡的爆炸，独立党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分子正在被共产主义运动吸引过去
[38]。
完成了这个争取过程，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场顽强的、毫不减弱的、不断爆发的、蹒跚前行的革命正切实地向那个关键时刻逼近，到了那一刻，它的经过训练的全部力量都被发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它就能向阶级敌人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39]。”
工人阶级当中的深层趋势
一月十九日大选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素材，从中我们可以估测德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当中的意见变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让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是极左派对大选的抵制（德共〔斯〕成立大会支持这种做法）遭到了全面失败。近三千六百万人参加了投票，大约是一九一二年大选的两倍半。这三千六百万人里，有大约三分之二是第一次投票。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的选民是妇女。在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三参加了大选，投票率之高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40]。
第二件惊人的事，是艾伯特的支持者在大选之前、也就是他们在鼓吹召开立宪会议期间做出的预测，被事实驳倒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张选票，少于资产阶级政党总共拿到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张。当然，这次大选是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府都是令人失望的。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获胜的真正原因，正是那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早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就已经揭示过的。从一九〇八年开始，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就开始在大选中大洒金钱。光是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就给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高达三千万马克的竞选资金[41]。另外，大选是在当局宣布戒严、加紧镇压的气氛中举行的。诺斯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副富有深意的景象：在星期天那天，诺伊克伦的工人区在投票时，广场上架着机枪，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42]。
也就是说，在那种不利的形势下，跟战前的大选相比，一月十九日的投票结果仍然显示出了强烈的左倾倾向。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共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而在社民党分裂之前的、成绩最好的一九一二年大选中，社民党也才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四·八的选票。如果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来对比的话，结果就更有意思了。
雅·萨·德拉布金对大选统计数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首先，跟一九一二年大选相比，社民党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社民党在东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在这里只得了百分之十四·八；在西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四·二，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九·七；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里，艾伯特的党损失惨重。在哈勒—梅泽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赢得百分之四十二·六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它只得了百分之十六·三，独立党则在这里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四·一。在莱比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百分之二十·七，而独立党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六。在杜塞尔多夫，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四·六，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五。在图林根，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得了百分之四十七·五的选票，在一九一九年则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六，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五。在这些工业地区，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的票数加起来超过了过半多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党在工人中获得的票数要比社民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选举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柏林，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三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六·四，而独立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七·六。在维丁（Wedding）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的工人区，社民党和独立党实际上得到了同样多的票数。德拉布金强调了社民党得票的两方面变化——它在农业地区得票增加，在工业地区则因独立党的有力竞争而减少了。他的结论是：在一九一九年给社民党投票的小资产阶级，多于一九一二年[43]。
这个结论或许拥有充分的根据，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艾伯特的党，特别是在小城镇。在大型工业中心，独立党推出的候选人开始赢得当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并攻入了他们的对手的一些最坚固的阵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当然其特点是不确定的稳定化），共产党正处于地下，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显然无法同另外两个工人政党竞争。
[1] 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2] 爱德华·弗克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6日），出身店员家庭，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入狱。一战爆发后反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政策。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参与创建德共（斯）。1928年退出德共，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 R·斯托利亚罗娃（R.Stolyarova），《举行共产国际一大的号召》（Der Aufruf Zum 1 Kongress der KI），《历史学刊》（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第11期，1968年，第1397页。这封信上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0日，发表于1919年2月2日的《真理报》。
[4] 弗·伊·列宁，《致格·瓦·契切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438—441页。
[5] 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斯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III Internationale），《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6] 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Dokumente），科隆，1963年，第198页，注释54。
[7] 根据传统的说法，德共（斯）派去了两名代表：埃贝莱因和列维涅。据列维涅的遗孀所述，列维涅是去了莫斯科，但不是作为德共（斯）的代表去的，而是作为罗斯塔通讯社的代表去的（赫·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0页）。
[8]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1920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27页。
[9]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in Moskau vom 2 bis 19 März 1919），汉堡，1921年，第76页。
另请参阅：阿尔伯特（即埃贝莱因）在1919年3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9—107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191903/005.htm#c-1 ——中译者注
[10] 埃贝莱因，《斯巴达克斯与第三国际》，第307页。
[11] 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生于军官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894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German: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SDAPÖ）和印刷工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因进行反战宣传而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在1919年2月的奥共一大上当选为党执委会委员与总书记。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回国途中被罗马尼亚军队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苦役，1920年1月获释。1920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11月前往布莱梅，为当地德共机关报《西北德意志回声》（Nordwestdeutsches Echo）工作。被布莱梅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2年4月转到苏联驻汉堡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被汉堡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转到苏联驻柏林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6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奥地利，为苏联贸易使团工作。从1928年11月开始在奥地利共产党机关工作。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重新以印刷工为业。1945年4月苏军解放奥地利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副市长。1945—1949年当选为维也纳市议会议员。在1946年4月的奥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34页。
另请参阅：阿尔伯特（即埃贝莱因）在1919年3月4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的声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61—162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191903/006.htm#m ——中译者注
[13] 《消息报》（Izvestia），1919年5月1日。
[14] 阿尔冯斯·帕凯特（Alfons Paquet，1881年1月26日——1944年2月8日），德国作家、诗人，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5] 这封信的全文收录于：阿·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Der Geist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莱比锡，1919年），序言部分，第vii页。
[16] 同上，第viii页。
[17] 同上，第vii—ix页。
[18] 同上，第ix页。
[19] 同上，第x—xi页。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诺斯克正在血腥镇压柏林无产阶级的三月罢工。
[20] 转引自皮埃尔·贝奈尔（Pierre Benaerts），《统一的德国，1806—1938》（L' unité allemande 1806-1938），第158页。
[21] 根据魏玛宪法，国家参议院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国会在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也可以驳回国家参议院的否决。——中译者注
[22] 雅科布·里塞尔（Jakob Riesser，1853年11月17日——1932年5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1903年起当选为民族自由党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德国人民党。1916—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1928年任国会副议长。——中译者注
[23] 此处的“汉莎同盟”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北部商业都市同盟，而是“汉莎贸易、商业与工业同盟”（Hansabund für Gewerbe, Handel und Industrie）。它成立于1909年6月12日，是一个工商业巨头的经济利益集团。雅科布·里塞尔于1909—1920年任汉莎同盟主席。——中译者注
[24] 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军队的粮食保障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总经理。1922—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中译者注
[25] 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年8月15日——1918年11月9日），德国犹太商人，1886年受雇于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899年出任总经理。德国投降后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26] 卡尔·梅尔希奥尔（Carl Melchior，1871年10月31日——1933年12月30日），德国银行家，原为律师，1900年任大型私人投资银行M. M. Warburg & Co.的法律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任德国政府的财经顾问。1926年任德国驻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的代表，1930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董事。1933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27] 伯恩哈德·德恩布格（Bernhard Dernburg，1865年7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生于一个皈依了路德宗的犹太裔出版商家庭，1889年出任德国信托会社（Deutsche Treuhand-Gesellschaft）经理。1901年与胡戈·施蒂内斯共同创办德意志—卢森堡矿山与冶炼股份有限公司（Deutsch-Luxemburgische Bergwerks- und Hütten-AG）。1906年当选联邦参议院中的普鲁士邦代表。1907年出任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1910年辞职。一战结束后，参与创立德国民主党，并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1919—1930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19年4月17日——6月20日在菲利普·谢德曼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中译者注
[28]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年9月5日——1941年9月9日），1899年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1901—1908年任英国分公司经理，1908—1912年任西门子公司海外活动负责人。1920—1924年当选为德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1924—1934年任德国国营铁路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管理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29] 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动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1922年1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30]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中译者注
[31] 资本设备（capital equipment）是指企业用于提高生产率或进行生产现代化改造的设备。——中译者注
[32] 弗·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0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6.htm#2 ——中译者注
[33] 《革命在德国的进展》（La march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2期，1920年4月2日，第142页。
[34] 同上。
[35] 列·达·托洛茨基，《蹒跚前行的革命》（A Creeping Revolutio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卷，伦敦，1973年，第69页。
[36] 同上，第70页。
[37] 同上，第71页。
[38] 同上。
[39] 同上。
[40]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3页。
[41] 同上，第539页。
[42]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5页。
[43]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6—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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