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终章
在三月下半月，从中部地区逃往法国和北非的难民具体有多少人，已经不可能算清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控诉卡萨多时指出，本来有三万人能够逃离，但只逃出了两千人；可是，他的观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内格林政府享有比卡萨多军政府更为强大的威望，然而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共和国需要的是迅速而大规模的救援；当马德里向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求援时，它们都保持了沉默。法国政府此前已经接收了来自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难民，但它此时却非常消极：只有几艘法国船只响应了共和国的呼救；在最后一刻，许多人不得不用他们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逃离。
流亡
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难民都要经受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他们被关进北非和法国的各个难民营里，忍受着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折磨，等待着被某个国家接收，或是等待着居留法国的许可。尽管法国当局对此毫无热情，甚至可以说态度粗暴，但是，被击败了的共和派提出的在法国流亡的请求，还是得到了法国当局的批准。难民并没有遭到任何政治歧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难民又被送回了难民营。贝当政府同意将这些难民转交给德国：几千名西班牙人[1]因此被驱逐出境，或被送进了死亡营[2]。为数更多的西班牙人则参加了法国的“马基”游击队（maquis），投身抵抗运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法国西南部[3]。
然而，尽管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国民军，美国却只接受了一小部分难民。
苏联也同样令支持它的西班牙人深感失望。虽然苏联政府接受了大批难民，但只有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领袖获得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其余的难民发现，自己得在一个语言、文化都十分陌生的国家中生活，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苏联不仅不是他们的领袖所许诺的天堂，他们还被分散到各地，不得不适应当地的工作条件，而对于原先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他们来说，苏联的气候实在太恶劣了，这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加难以忍受。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下落的证词，也许会被怀疑为不够公正，因为这些证词都是由已经脱党的前共产党员提供的；尽管如此，这也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对苏联感到幻灭，并转而系统地反对苏联的原因，以及流亡者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为什么会扩大的原因。
这种流亡生活的窘境，以及由各种自私的或报复性的动机所导致的后果，更加彰显了墨西哥政府的善意与慷慨，它敞开边境，允许任何想要在墨西哥避难的难民进入[4]。
随着流亡而来的，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时期。当然，共和国阵营的各个政党早就不再隐瞒它们之间的分歧了。当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至少还会装出这种样子：他们相信，在同民族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中，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内战失败后，这种共同的纽带就消失了。与之相反，政治家们和军人们发现，他们必须对共和国的覆灭做出解释。于是，人人都在拼命给自己辩白。在内战期间，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以及担心敌人会利用共和国阵营内部的异议，许多分歧并未公之于众，但在内战失败之后，人们再也不用顾忌这些纪律了；以前的盟友相互指责，即使是同一个党内部的盟友也是如此；在流亡期间，哪怕是同一个政党，它的内部也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裂痕。
流亡者之间的争吵总是异常痛苦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大部分流亡国外的政治领袖总是对“民主国家”抱有幻想，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期望依靠外国的力量来推翻弗朗哥政权。当然，无论是“流亡政府”的政治活动，还是游击队的存在（有的游击队在内战结束后坚持了下来，还有一些是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出现的），都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流亡生活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如果西方列强想推翻弗朗哥，它们是能做到的；对它们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
内战后的西班牙
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共和区剩余的部分在一周之内就被攻克了。弗朗哥在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进攻，但他没有遭到有组织的抵抗。国民军没有遇到战斗，只是占领了被放弃的阵地而已。国民军本来可以直接进入马德里。但是，为了举行庄重的入城式，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马德里曾是共和军的抵抗的象征，现在它又成了被收复的首都，国民军在马德里的卡斯蒂利亚大道（Paseo de la Castellana）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德国和意大利盟军获得了殊荣，他们走在阅兵队伍的前头。伴随着欢呼声与宗教仪式，其它地方也顺利地被国民军占领了。
共和国阵营中的一些人曾期待“元首”会做出和解的姿态，然而“元首”并没有这么做：赢得内战的胜利之后，马上就开始了镇压。与那些人的期望相反，《政治责任法》的实施，以及遍及整个前共和区的军事法庭，强化了各种反动措施。被捕、被判刑的人数翻了几倍。据齐亚诺记载，必须进行“一系列最严厉的清洗”。妥协退让并不被认为是可以减轻刑罚的情节；贝斯泰洛曾试图让西班牙摆脱暴力，结果他自己被判了三十年苦役[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政权关押了几十万人。军队、警察和长枪党民兵保证了“强大的”国家政权的稳定。所有人都被灌输了对“赤色革命”的仇恨，就连自由主义体制也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尽管某些长枪党徒还怀着这样的期望：有朝一日，西班牙会成功地建立起民族社会主义体制，这也许会意味着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尽管某些敌视弗朗哥政权的“自由主义者”还在期待君主制的复辟（尽管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君主制仍将是君主专制）；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军队和教会（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事实上，天主教行动迅速恢复了它的全部权力：它曾经只能从外部来支持这个体制，现在它被准许参加政府。当然，政治体制自由化的问题，以及放宽对边境的控制的问题，曾多次被人提出；某些政治流亡者也获准回国。但这个体制本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体制是最纯粹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产物，它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
西班牙已经破产了，变得一贫如洗；在内战期间，它损失了大批牲畜——这是它的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九三九年，马、骡和牛的数量，分别只相当于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为减少：与一九三五年相比，一九三九年的小麦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大麦、烟草和橄榄的产量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6]，甜菜的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玉米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这是因为那年是个罕见的丰年。由于有人耕种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基本生活物资的数量也急剧减少[7]。尽管双方都采取了支持工业发展的措施，然而工业产品的数量还是减少了，纺织品的产量减少得特别明显。就是在采矿业当中，铁、铜、铅和锌的产量也减少了[8]。国统区曾繁荣一时，然而当弗朗哥政府占领人口过多、营养不良的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列万特等地之后，这种繁荣就烟消云散了。巴塞罗那沦陷后，食物供给开始出现了困难：战争时期提供的白面包换成了黑面包。
西班牙不得不进口粮食。但是，这个农业国现在该如何生存呢？此外，弗朗哥政权还试图像苏联和德国那样，实行专制制度。然而，大国可以通过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国家的发展，可西班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落后国家，它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
尽管国家陷入了贫困，人民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尽管政府拼命地开展关于“西班牙祖国”和伊比利亚帝国的宣传；但是，弗朗哥政府很快就必须在仅有的两条道路当中做出抉择：要么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和意大利绑在一起；要么试图同某些西方强国（主要是英国）搞好关系。弗朗哥政府一方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在内战期间提供的援助感恩戴德，而且它与德国和意大利享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况且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弗朗哥政府的政治野心；而另一方面，弗朗哥政府又需要维持和平，而且它还要受到亲英的葡萄牙的影响。
弗朗哥在内战时做出的各种承诺，似乎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结盟。西班牙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是对此的保证。塞拉诺·苏涅尔在西班牙的外交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似乎表明：尽管德国可能会对他有所保留，但西班牙国民政府会采取非常亲德的政策。但是，内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元首”不会采取彻底倒向德意的外交政策。在西班牙和德国赢得共同的胜利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受此影响，戈林与弗朗哥的会面未能成功举行[9]。等到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弗朗哥才与希特勒举行会谈[10]，结果希特勒一无所获。塞拉诺·苏涅尔显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亲德，而且西班牙仍然对德国的胜利持同情态度，但是，西班牙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姿态，也就只限于派遣蓝色师到东线参战[11]。使葡萄牙同英国解除盟约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塞拉诺·苏涅尔的失宠，也表明发生了某种变化。当然，在西班牙被内战弄得一穷二白之后，弗朗哥没有让西班牙卷入世界大战，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弗朗哥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这个政权在二战后得到了胜利者美国的庇护，才能生存下来。
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耗尽西班牙的国力。头脑简单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内战是在“复兴”、“祖国”与“民族独立”的旗号下进行的，然而，打完内战之后，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西班牙却变得更加落后、更加依赖外国了。只有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赶上了世界潮流，它还是借助了外国的干预才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西班牙军队落后于现代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寡头集团与外国列强相互勾结，使西班牙重新陷入了过去的落后状态。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一边看着打开的西班牙地图，一边说道：‘过去三年里，这张地图就一直这样打开着；现在总算能把它给收起来了。但我知道，我又要翻开新的地图了。’”当西班牙战场上的彩排结束时，世界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正在准备进攻阿尔巴尼亚。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德国入侵了波兰，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然后，墨索里尼垮台了，希特勒德国覆灭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大陆。……二十年过去了，“元首”还在建造胜利的纪念碑。
[1] 特别是前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原注
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尔戈·卡巴耶洛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Sachsenhausen-Oranienburg）集中营。——中译者注
[2] 大约有7200名西班牙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其中约有5000人遇害。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集中营也关押了不少共和军战俘。——中译者注
[3] 共和国覆灭后，一些共和军战士选择了留在国内开展游击战。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许多流亡到法国的西班牙人也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年初，西班牙共产党号召所有共和派力量参加西班牙全国联盟（Unión Nacional Española），并将法国南部的绝大多数西班牙游击队整编为西班牙第14游击军（XIV Cuerpo de Ejército Guerrillero）。1944年5月，第14游击军改称西班牙游击队集群（Agrupación de Guerrilleros Españoles），并与留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法国解放后，西共准备进攻阿兰河谷（Valle de Arán），试图掀起全国起义。10月19日，由比森特·洛佩斯·托瓦尔（Vicente López Tovar）上校指挥的第204师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深入西班牙境内数十千米，解放了多个村镇。弗朗哥立刻调集四万大军前去镇压。由于寡不敌众，第204师被迫于10月28日撤回法国。第204师的4000名战士当中，有200人牺牲、800人被俘，另有200 人设法逃入西班牙内地。引发全国起义的计划未能成功。但游击战仍在进行。1944年至1947年是游击战的高峰时期。但随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运动浪潮的退潮，西共在1948年改变了路线，将工作重心逐步从游击战转为渗入御用工会（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西共路线的转变，再加上弗朗哥的残酷镇压，使游击战陷入了低谷。1952年，最后一支规模较大的游击队撤出了西班牙。但游击战并没有就此停止，少数游击队仍在坚持战斗，个别游击战士甚至战斗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中译者注
[4] 流亡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共和派当中，有不少人在企业、报社和大学找到了工作，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阿尔多·加洛西（Aldo Garosci）在他的著作里，专门用一章来介绍流亡知识分子，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阅他的著作。（《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Gli intellettuali e la guerra di Spagna]，都灵，Einandi，1959年。）——原注
[5] 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贝斯泰洛和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决定留在马德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以为叛军会宽宏大量，等到初期的报复过去之后，就会进行和解。——原注
[6] 小麦的产量为：1935年：4100000吨；1939年：2869900吨；
大麦的产量为：1935年：2232000吨；1939年：1418000吨；
橄榄的产量为：1935年：1847500吨；1939年：1150200吨。——原注
[7] 谷物的耕种面积从8288000公顷减少到了6526000公顷。——原注
[8] 只有锰和钨的产量出现了增长。——原注
[9] 1939年5月，戈林想访问西班牙，却被弗朗哥冷淡地回绝了。——中译者注
[10] 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与弗朗哥在法国昂代耶（Hendaye）举行会晤，同行的还有塞拉诺·苏涅尔和里宾特洛普。希特勒竭力拉拢弗朗哥参战，然而弗朗哥却漫天要价，要求获得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法属喀麦隆和部分法属阿尔及利亚。希特勒暂时不想破坏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关系，所以没有答应。最后，双方签订密约：弗朗哥同意参战，但参战时间由弗朗哥自己决定；希特勒保证让弗朗哥获得“非洲的领土”。——中译者注
[11] 蓝色师（División Azul）的师长是弗朗哥的崇拜者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原注
“蓝色师”的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志愿师”（División Española de Voluntarios），它在德国陆军中的番号为第250步兵师。——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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