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序言
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们俩都是十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往往还衣衫褴褛，从西班牙过来逃难，这番骇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内战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忧心忡忡的大人开始讲起令人不安的词汇：希特勒、空袭、第五纵队、战争。所以，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那些西班牙难民已经比我们早一步体验了战争——我们当时未必理解这一点，但对此有着很单纯的直觉。后来，那些从未放弃斗争的西班牙同志向我们承认：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当独裁者纷纷倒台的时候，弗朗哥却没有倒台。
变幻莫测的校园生活，使我们在康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相遇了，几年以来，我们两人都对西班牙内战这个题材感兴趣，我们中的一个人认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却遭到了人们的忽略和误解；另一人则认为它是一场遭到了歪曲、叛卖和扼杀的工农革命。我们只在一件事上有共识：那就是必须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便抓紧时间，聆听幸存者的叙述——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并撰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我们决心冲破无知、忽视与伪造的重重阻挠，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来重现这一斗争，并消除那些将它过早埋葬的神话。如今我们发现：即使这个目标能够达成，也不过是为编纂一部更为全面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而要编纂更为全面的历史，需要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的记述，更需要大量的文件，而这些文件现在仍藏在我们无法进入的档案库里面，这些档案库分散在西班牙本国、法国、英国、苏联或梵蒂冈。
我们的著作，只能提供我们打算提供的内容，只能提供我们能写进去的内容。读者如果被我们勾起了对西班牙的兴趣，在阅读我们的著作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恐怕我们只能建议他们去向西班牙文化专家求教了。西班牙既像非洲，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我们建议那些读者到地理著作中去查询西班牙的具体细节。茹安·马拉加尔[1]写道：“西班牙距离这个世界是如此遥远，就像一颗孤独的行星。它的人民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读者会发现西班牙是“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织披风”，它拥有五十万六千平方千米的面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将近三千万居民，它“过着艰难的生活”，“尽管它的人民十分简朴，它却不能给人民提供足够的产品”，它缺乏资本与运输手段[2]。如果读者查询历史书，他们就会发现，古人把西班牙看作仙境乐土；史上第一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3]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称作“获选者之地”；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由于它的农业技术与手工艺技术，以及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使它的文明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读者还会了解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4]，是虽然繁荣富足、却已外强中干的穆斯林世界，与生气勃勃的、野蛮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之间的第一次实力较量，它带来的破坏，并没有阻止西班牙成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女主人：在所有的历史书中，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紧接着就是“西班牙统治时期”。但读者还会发现，加斯东·鲁普内尔[5]所谓的“西班牙黄金时代”，“既是荣耀之源，又是泪水之谷，这取决于你站在当权者一边还是群众一边，站在朝廷一边，还是站在辽阔而苦难深重的大地一边。”
我们的读者或许还会发现，当他们追寻西班牙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越接近她，就越敬畏她”的情绪，这也正是多米妮克·奥比耶尔[6]和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7]告诉我们的[8]。有了这两位的帮助，读者们就能走完这段艰苦的旅程，找到“西班牙人精神构造的一致性，无论是能言善辩的安达卢西亚人，严肃质朴的卡斯蒂利亚人，心灵手巧的加利西亚人，自高自大的加泰罗尼亚人，还是勤劳刻苦的巴斯克人，在他们的内心里都隐藏着这种一致性”。读者们会了解到那些“构成了西班牙现实”的词汇：“tierra”，意思是大地，“赋予了生命，却不能让人维持生计”；“hambre”，这个词被我们翻译成“饥饿”，但是“‘hambre’之于‘饥饿’，就如同‘暴怒’之于‘生气’”；“castizo”这个词被不恰当地译为“血统高贵”，然而它在现实中却是对“渴求尊严”的肯定，这在西班牙人民的整个历史上屡见不鲜。读者们也许还会明白，死亡在西班牙人的生命中占有的地位，是怎样解释和描述都讲不清的，西班牙人对于“toros”（斗牛）的激情，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它的重要性。为了深入了解西班牙人的精神深处——在那里，最狂热的信仰与满怀仇恨的反教权主义携手并存——读者们还会进一步探寻。读者们会发现，在这片宗教裁判所与火刑之国，烧死一个人曾被叫作“信仰行为”——无论他是假装改宗的摩尔人、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秘密的新教徒还是启蒙的灵魂。读者们应该在戈雅[9]的画作《五月二日》[10]前停留片刻，向那些赤手空拳地冲向马穆鲁克[11]的军刀、然后又坦然面对行刑队的人们致以沉思，思考他们的暴力与死亡。被拿破仑叫作“叫花子”的那些人发动的起义，将给读者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读者们还会发现，尽管征服者对农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但农民们还是在村里的集会上，向拿破仑的大军宣战，并创造了“guerilla”（游击战）这个词。读者们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关注萨拉戈萨（Zaragoza）保卫战，法军用了五十二天的时间，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争夺，才攻占了这座城市，六万名守军为了保卫这座城市而牺牲，其中也有妇女和孩子，因为他们也参加了战斗。读者们应该听听拉纳[12]元帅的话：“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居然不得不杀死如此勇敢的人民，尽管他们都是疯子！”因为这些疯子用拳头和牙齿战斗。读者们会在卡洛斯战争[13]、十九世纪所有的国内冲突、保王派在（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中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就连以神圣联盟的名义进驻西班牙、协助镇压革命的法国极端保王派[14]都对镇压中的暴行感到恶心）、罢工与镇压、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的酷刑与“功绩”（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5]的《浪漫诗集》〔Romancero〕已经使它遗臭万年）中一再发现此类暴力。
发现了这个西班牙之后，读者们还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西班牙。读者们会发现，卡斯蒂利亚语[16]词汇“pueblo”既可以指“人民”，又可以指“村庄”，而这个村庄就是一片小小的故土；布伦南[17]笔下的patria chica[18]，过着几乎是绝世独立的生活。然后读者们就可以通过拉马[19]等人的著作，了解到在一个不完全的民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是何等的艰难，在一个仍被地方豪强（caciques）[20]和乡绅（señoritos）[21]控制的国家，这种“自由主义”的事业是何等的徒劳与武断。因为地方豪强是一方霸主，他们不仅是传统上的大庄园主，还操纵地方政府，鱼肉乡里，对自己的奴仆与雇工冷酷无情，肆意压榨。“豪强政治”（caciquism）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政党都被它侵染了，就连工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它的侵蚀，在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这种中世纪社会的恶习仍然在自发地产生。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的读者肯定会更加了解革命与内战的某些西班牙特色：贵族的傲慢自大，对高贵出身的自信，所有参战人员对死亡的蔑视和战斗中的狂热，对自己所属的团体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自己的故乡、故土的依恋——这些都被人们当作“个人主义”、“缺乏纪律”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强烈的狂热、仇恨，以及对某个社会等级的不信任，但又有对高贵品质的不断肯定，每一个战争豪赌的参加者所持有的关于人的概念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hombre”这个词既是一个感叹词，又是一个肯定[22]——他们要么希望把人“解放”出来，使人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要么就是要用系统的羞辱来进攻、摧毁人。
在对我们这个课题进行初步研究时，一个西班牙文化专家可能会采取许多方法。我们有一位朋友，她是西班牙人，曾被驱逐到德国；她向我们建议：我们应当先进行科学的研究，然后再去记述她亲身经历的一切；她还见过一批死者的档案，记录了一群农民从故乡走上前线，然后又一起走向死亡营的漫长旅途，我们也应该研究和记述这些人的历程。用这样的方法来撰写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无疑会具有十足的西班牙风格，并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不为人知的事实，也就是人民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的集体精神，还能更加了解这出戏剧对于构成了“群众”的成百上千万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而我们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西班牙文化专家；其次，促使我们编写这部著作的那些问题，远远超出了西班牙一国的范围。我们并不打算理解一切，更不打算解释一切，无论是波亚布迪尔[23]、阿维森纳[24]，唐·吉诃德[25]、托尔克马达[26]，还是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27]。我们的目的只是揭示事实，这些事实可能会比较简单，但它们首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西班牙就是西班牙，但它曾是一个“落后”国家，现在“落后”国家被虚伪地改称“不发达”国家，而西班牙仍处于“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现代经济学家给各国安排的一切测验中，一九六〇年的西班牙还是跟一九三〇年的西班牙一样，只能获得“不发达”的评语，只能与那些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国家为伍，而这些国家的贫困，与其他国家的富裕恐怕没有什么关联。尽管西班牙提供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数据弄清楚这些情况：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二千五百卡路里，才能免于营养不良，然而，就连使人均每日摄入热量达到二千五百卡路里，对西班牙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婴儿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预期寿命为五十五岁，这当然比印度强，但远不如西欧。出生率还算正常。文盲数量仍然很可观。在业人口（active population）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十七，而且以农业工人为主。妇女地位的低下，从一个事实可见一斑：仅有百分之九·四的妇女可以算作在业人口。童工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中产阶级为数较少。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法国的一半，而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甚大。按照比洛（Birot）教授的统计，马德里的一百八十万居民中，有三十万是仆役。
就像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和工业发展被外国资本家控制着，只有某些不太重要的行业还在本国资本手中。大有产者和中产阶级商人构成了一个很小的寡头集团，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权。正如并不虔信宗教的拿破仑一世曾指出的那样，教会唯一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接受“财富的不平等”，让人们接受“苟活者以饿死者为食”的现实。到了一九六〇年，西班牙的历史课本仍跟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样，用上百页的篇幅来介绍反宗教改革运动[28]，却只用一页的篇幅——居然只用一页！——来介绍法国大革命。简单来说，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只是一段血腥与暴力的过渡时期。它只激起了巨大的恐惧，并使统治阶级建立起了更加严酷的统治。以西班牙君主制为后盾的普里莫·德·里维拉[29]独裁政权在一九三一年垮台后，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然后又被一个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共和制的试验并没有让任何人信服，这个软弱的共和国政权既不能在西班牙进行成功的改良，甚至也不能真正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它成了一九三六年的一系列事变的第一个牺牲品。军队的胜利，彻底毁灭了在短期内恢复共和国的一切希望。在一个专制国家，陆军可以自行发号施令，而对于这样一个从根本上缺乏稳定性的国家来说，一支只擅长内战和保卫现存秩序的陆军，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
在二十世纪，大批无地贫农的存在，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他们常年挣扎在生存线上，在斗争中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有可能赢得一切，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参加斗争；西班牙还有一个工人阶级，它与贫农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不熟练工人组成，那种往往给虽然缺乏锻炼却敢于牺牲的群众的斗争热情泼冷水的“工人阶级贵族”，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部分工人之中，这样的工人阶级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在资产阶级害怕未来、不敢进行革命的时候，正是这些工人和贫农挺身而出，奋勇战斗，推动了革命：二十世纪的第三等级尽管打着“人民阵线”的幌子，工人与贫农组成的“第四等级”却为自己而战，在他们的冲击下，第三等级很快就破绽百出了；这种情况也不是西班牙独有的。西班牙人民曾以惊人的形式，表现出了对直接民主的渴求，而这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掌握武器的人民决定掌握政权，一七九四年的巴黎无套裤汉[30]就已经展现出了这样的决心[31]。
有些人在看见共和国民兵、民兵选出的工人指挥员、以及他们高举的标语时，会高呼“西班牙永存不灭”，这些人应该是想起了巴黎公社及其社员、公社选举产生的指挥员、还有“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32]。这是因为，革命不只是在西班牙和古巴才会成为传奇。第一批“代表会”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出现的——在代表会里，满足资格出席会议的各个政党和工会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就像西班牙的工人代表会一样——那个词在俄语中就叫“苏维埃”，难道这件事还有人不知道吗？换个更近的例子，“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
而且，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也不只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远近各国的政府都曾插手其中，他们或是出于眼前利益，或是出于战略上的和外交上的考虑，或是出于总体利益，也就是“历史性的利益”，进行了干预或不干预。就像昨天的朝鲜和刚果、今天的古巴和越南一样，西班牙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在这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里，人类面临着灭顶的危机，而这种国内冲突，就是这种危机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所体现出的一个具体方面，所以它最终会把所有大国和各国人民都卷进去。
让·绕勒斯[33]自己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承认：如果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会欣然加入罗伯斯庇尔的阵营。我们同他一样坦诚。世上从来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有人这样自称，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科学的研究和批判时刻需要深思熟虑，但这并不会使我们克制我们的感情或个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呢？选择了这个课题，就表明我们对之寄予了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也是自己选择的课题的“亲历者”，我们愿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我们在精神上属于同一阵营，但我们已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中的一人出于组织、效能与世界均势的考虑，比较同情进步的共和党与温和的社会党；而另一人[34]则是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像圣于斯特[35]一样，认为“不愿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自掘坟墓”。我们的分工体现了这一点。本书第一部是由皮埃尔·布鲁埃编写的，它的主题是革命；而由艾米尔·泰米姆编写的第二部，则以战争的国际方面与民族工团主义[36]国家的诞生为其主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把本书当作是收录了主题有所关联的两篇论文的集子。我们把本书分成两部分，是为了从两个角度——这在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来研究我们的课题。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便是必然会有重复之处，尽管我们已经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37]。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从两方面来解释问题，使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问题，更容易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又可以免去过多的回顾，省下不少篇幅。在我们合作的三年间，我们每天都会交换意见，对照各自的笔记与索引卡片，对我们的文档与解释进行批判，迫使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这本富有成果的著作才能最终完成。作为自己的作品的第一批读者，我们认为自己有权主张：这种合作，以及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这种批评是热烈的，但总是友好的），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共同任务的信念，也证明了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共同任务的。我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至少我们所参阅的大量成文史料是可靠的。无论这些资料来自何处，我们都已经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过它们，并抛弃了一切成见，诚实地阐述事实，只对事实作出最低限度的评判；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每一位读者都能自行判断，他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因此，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提出各种异议与批评意见，也欢迎大家提供新鲜的证据，只有在长期的研究中，仔细考虑这些意见，认真吸收这些证据，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可能永远不会问世，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子夜出版社的编辑热洛姆·朗东[38]；我们在《争鸣》（Arguments）杂志的朋友埃德加尔·莫朗[39]与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40]，是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朗东先生；还有我们的合作者、所有的见证人、分散在欧美各地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的政治家、作家与工人，他们回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回忆与记录，在百忙中抽空答复了我们的问题，并为我们寻找了未曾发表的文件与下落不明的见证人，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帮助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真相。我们要特别感谢乔尔迪·阿克尔[41]，他收藏了大量与本书的主题有关的书籍与文件，并慷慨地允许我们查阅他的藏书，还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让—雅克·马里[42]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俄文资料。
皮埃尔·布鲁埃 艾米尔·泰米姆
[1] 茹安·马拉加尔·戈里纳（Joan Maragall i Gorina，1860年10月10日——1911年12月20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诗人、作家，翻译家，加泰罗尼亚现代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 Giographie de 4ème.Cours Varon(A.Colin).——原注
[3] 斯特拉波（Strabo，前64或前63—24），古希腊地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4]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开始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711年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并在714年占领了大部分伊比利亚半岛。718年基督徒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从此掀起了基督教势力收复失地的序幕。经过七百多年的战斗，基督教势力终于攻克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Granada），将穆斯林势力彻底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中译者注
[5] 路易·加斯东·菲利西安·鲁普内尔（Louis Gaston Félicien Roupnel，1871年9月23日——1946年5月14日），法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6] 多米妮克·奥比耶尔（Dominique Aubier，1922年5月7日——2014年12月2日），本名玛丽—露易丝·拉比斯特（Marie-Louise Labiste），法国作家，曾在西班牙居住过三十年。——中译者注
[7] 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Manuel Tuñón de Lara，1915年9月8日——1997年1月25日），西班牙历史学家。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37年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战失败后被关进集中营，1946年逃往巴黎，继续研究历史。1964年担任波城（Pau）大学西班牙历史与文学教授。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在巴利亚里群岛大学和巴斯克自治区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 《西班牙》（Espagne）,小行星丛书（Petite Planète Collection）。——原注
[9] 弗兰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6日），西班牙著名画家，属于浪漫主义画派，曾担任西班牙王室的宫廷画家。——中译者注
[10] 1814年，戈雅以1808年5月2日至3日的马德里起义为题材创作了两幅油画：《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又名《马穆鲁克的冲锋》（La carga de los mamelucos），描绘了1808年5月2日马德里起义中，起义群众同法军的马穆鲁克骑兵英勇战斗的情景；《1808年5月3日的马德里》（El tres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又名《5月3日的枪杀》（Los fusilamientos del tres de mayo）描绘了起义失败后，起义者惨遭法军行刑队枪杀的情景。这两幅油画都是戈雅的代表作，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中译者注
[11] 马穆鲁克（Mameluke）是九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为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效力的奴隶兵，随着阿拉伯帝国和阿尤布王朝的衰落，马穆鲁克逐渐变成了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统治了埃及近三百年。拿破仑在征服埃及后，也曾将马穆鲁克部队纳入自己麾下。——中译者注
[12] 让·拉纳（Jean Lannes，1769年4月10日——1809年5月31日），法国名将。生于法国热尔省（Ger）莱克图尔村（Lectoure）的一个农民家庭，1792年参加共和军，由于表现优异，1794年就当上了旅长，但在1795年被迫离职。1796年参加了意大利远征军，同拿破仑一起出征意大利，同年晋升为准将，随后又追随拿破仑出征埃及，为拿破仑立下汗马功劳，深得拿破仑器重。1804年被授予法国元帅军衔。在第三次法奥战争中因伤不治去世。——中译者注
[13] 卡洛斯战争（Carlist wars）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一系列战争的统称。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1784—1833）死后，由于他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按照1830年颁布的继位法，由他的女儿伊萨贝尔继位，称伊萨贝尔二世（Isabel II，1830—1904）。但是，费尔南多七世的弟弟、莫利纳伯爵唐·卡洛斯（Don Carlos，1788—1855）则认为，按照古老的萨利克法，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同年10月1日，唐·卡洛斯宣布继位，自称卡洛斯五世（Carlos V），由此掀开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的序幕。1839年支持唐·卡洛斯的军队战败，唐·卡洛斯本人流亡国外，战争就此结束。1846年，部分卡洛斯支持者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长子为卡洛斯六世，1849年叛乱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68年，部分自由主义将领发动军事政变，逼迫伊萨贝尔二世退位，议会决定由萨伏依王朝的阿马迪奥一世（Amadeo I，1845—1890）出任国王，激起了卡洛斯支持者的强烈反对。1872年卡洛斯支持者发动大规模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孙子为卡洛斯七世，叛乱在1876年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三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派（Carlists)代表着西班牙贵族中最反动、最保守、最顽固的势力。经过三次卡洛斯战争后，卡洛斯派依然在西班牙部分地区拥有可观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中，他们在反革命阵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译者注
[14] 极端保王派（Ultraroyalistes）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是最死硬的反动分子、波旁王朝最铁杆的拥护者，成员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的遗老遗少。1820年，西班牙发生由拉法埃尔·里耶戈·努涅斯（Rafael del Riego y Nuñez，1784—1823）领导的革命运动，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1823年，法军入侵西班牙，残酷镇压了这次革命。参与镇压革命的法军中有不少都是极端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15] 费德里科·德尔·萨格拉多·科拉松·德·赫苏斯·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García Lorca，1898年6月5日——1936年8月19日），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在内战初期被反革命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16] 卡斯蒂利亚语，即标准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17] 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布伦南（Edward FitzGerald Brenan,1894年4月7日——1987年1月19日），英国作家、西班牙文化专家，曾在西班牙长期居住。——中译者注
[18] patria-chica可以译为“小地方”、“小乡镇”。由于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迟缓，统一的国内市场迟迟未能形成，严重影响了统一的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的小乡镇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性质，一个小乡镇几乎可以算是自成一国。——中译者注
[19] 卡洛斯·曼努埃尔··拉马·法卡尔（Carlos Manuel Rama Facal，1922—1982），乌拉圭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0] 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21] señoritos本意为地主少爷，后来引申为乡绅之意。——中译者注
[22] hombre既可以指“人”，但也可以用作表示赞叹的感叹词。——中译者注
[23] 波亚布迪尔（Boabdil，1460—1533），即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七世，格拉纳达王国纳斯尔王朝末代君主。他在1492年向西班牙王国献城投降，后流亡摩洛哥。——中译者注
[24]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是欧洲人对波斯学者伊本·西纳的称呼，他是中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中译者注
[25] 唐·吉诃德（Don Quixote）是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名著《曼查的唐·吉诃德》的主人公。他本名阿隆索·奇哈诺（Alonso Quijano），是拉·曼查（La Mancha）一带的乡绅，略有几分薄产。因沉迷骑士小说，决心像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云游四方、行侠仗义，闹出了不少笑话，最后终于醒悟，临终前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外甥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形象之一。——中译者注
[26]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著名法官，在任期间间曾将8000多人判处火刑。——中译者注
[27] 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耶稣会创始人，1622年被封为圣徒。——中译者注
[28] 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是指天主教会在1500年至1648年间为了应付宗教改革而进行的运动。——中译者注
[29]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30] 无套裤汉（sans-culotte）主要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革命派，由于他们习惯穿劳动人民常穿的长裤（pantalon）而非资产阶级的套裤（culotte）而得名，他们是大革命早期的革命中坚力量。——中译者注
[31] 请参阅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这篇学术性论文印证了达尼埃尔·盖朗（Daniel Guerin）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赤膊汉》（La lutte des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Bourgeois et bras nus）中提出的观点。盖朗在《自由社会主义青年》（Jeunesse du socialisme libertaire）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原注
[32] 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人民纷纷自发组建民兵，“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就是一些民兵营队给自己取的外号。——中译者注
[33]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34] 指皮埃尔·布鲁埃同志。布鲁埃在二战期间投身抵抗运动，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使布鲁埃对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怀疑，他最终脱离了法国共产党，参加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此后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5] 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于斯特（Louis Antoine Léon de Saint-Just，1767年8月25日——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生于尼维尔奈省（Nivernais）德西兹镇（Decize）。1788年就读于兰斯（Reims）大学法学院，并取得了学士学位。1790年参加国民自卫军，很快晋升为指挥官。1791年春，发表《革命精神与法兰西宪法》（L'Esprit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de France），作为青年革命理论家而崭露头角。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是最年轻的代表。同年11月13日发表了著名的要求判决路易十四死刑的演说。1793年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同年5月30日入选公安委员会，此后多次作为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前往前线督战。1794年2月19日出任国民公会议长。热月政变后惨遭热月党杀害。——中译者注
[36] 民族工团主义（national-syndicalism）是南欧工团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比较接近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合主义”（corporatism），这种理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来修正工团主义，让工团主义运动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中译者注
[37] 本书末尾附有年表，以供读者查询各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原注
[38] 热洛姆·朗东（Jérôme Lindon，1925年6月9日——2001年4月9日），生于南特。1946年进入“子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工作，1948年开始担任出版社领导，在他领导下，子夜出版社逐渐成为了一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出版社。直到他逝世前，他一直领导着这家出版社。——中译者注
[39] 埃德加尔·莫朗（Edgar Morin，1921年7月8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原姓纳乌姆（Nahoum），父母是希腊移民。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抵抗运动，并用“莫朗”为化名。194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51年因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1954年创办《争鸣》（Auguments）杂志。——中译者注
[40] 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Κώστας Αξελός，1924年6月26日——2010年2月4日），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1年参加希腊共产党。1945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移居巴黎。曾在多家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41] 乔尔迪·阿克尔（Jordi Arquer，1907—1981），生于巴塞罗那，1927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Bloc Obrer i Camperol），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失败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中译者注
[42] 让—雅克·马里（Jean-Jacques Marie，1937—），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苏联历史。——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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