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爱就是实践自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20
爱就是实践自由

　　在这个社会，无论在政治进步的激进派人士还是左派圈子里，都没有形成有关爱的强有力的话语。因为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对精神的需求，而且还都过于强调物质需求，所以进步阵营里缺乏对爱的持续性关注。没有爱，我们想要解放自己、想要使全世界的黑人群体摆脱受压迫受剥削，这样的努力注定会落空。只要我们拒绝充分讨论爱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带来转变的文化，让大众摒弃统治伦理。
　　因为缺乏一种爱的伦理为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激进愿望指点迷津，我们常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诱惑，继续听命于那些统治的体制——帝国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阶级主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终其一生抵抗和反对一种统治形式的人们，会在体制上支持另外一种形式的统治。让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有力量、有远见的男性黑人领袖可以用充满激情的言行抵抗种族统治，却同时接受和包容对女性的性别统治；那些白人女性主义者每天都在为根除性别歧视而努力，但一旦涉及认知和抵抗种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在这个星球的统治行径时，她们却会产生出重大的盲点。在对这些盲点进行批判审视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中很多人只是在感到自己个人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才会行动起来反对统治。而且通常我们的愿望不是靠集体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造，也不是为了结束统治政治，而仅仅是为了消除那些使我们受到伤害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需要一种爱的伦理，来修正我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谋求改变的愿望。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只顾及改善眼前直接导致对我们个体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统治政治的话，我们不仅无法摆脱现状，而且还会成为伤害我们的这些统治体制的帮凶，为它提供养分，使其得以维系。诸多统治体制之间紧密相连、彼此依赖，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够接受统治体制的这个性质，并认识到每个体制自我维持的特定方式，否则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只能继续破坏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以及集体的解放斗争。
　　只有我们在考虑统治政治的问题时不再那么狭隘，能放宽心胸去关心他人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时，我们才能具备认知盲点的能力。爱的伦理会促成这样的自我拓展。民权运动之所以改变了美国社会，是因为它根植于一种爱的伦理。没有哪一位领袖曾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大力推崇这个伦理。凭借着先见之明，他意识到建立在其他任何基础之上的革命都将以失败告终。金曾多次声明他已经“决定去爱”，因为他深信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最高形式的善”，那么可以“通过爱去找到它”，因为这是“打开通往终极现实意义之门的钥匙”。而且，保持和这种超验现实之间的联系，其意义就在于，在我们为了正义而斗争时，会时刻意识到我们所代表的始终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当我回过头去考察民权运动时，我发现虽然它只是一个改良运动，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但它却具有发动广大民众为种族正义进行斗争的力量——而且其原因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一种爱的伦理。
　　196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偏离了那种爱的伦理。争夺权力成了运动的重心。一直对黑人解放斗争具有破坏力的性别歧视加深了，用厌女症的方式来对待女性成了主流，那些几乎清一色为男性的黑人政治领袖们普遍把自由等同于男权制男性气质，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的确，以男权为主导的黑人权力运动，其新的激进精神把爱视为脆弱的表现，宣称自由的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动辄采用强制、施暴和恐吓的手段，也就是利用统治的武器。这是对马尔科姆X的大无畏信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最粗俗的表达。
　　从积极的方面说，“黑人权力”运动使黑人解放斗争的重心从改良转为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进步，强化了反帝和全球化的视角。然而，领导层中的男权性别歧视偏见使爱的伦理受到了压制。因而这一运动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丧失了某些宝贵的东西。金强调要爱我们的敌人，而马尔科姆X则要我们回归自我，认为关爱黑性是我们的核心责任。尽管金也谈到过黑人自我关爱的重要性，他谈的更多的却是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最终，无论是他还是马尔科姆X都没来得及在生前将爱的伦理完全融入一种政治的去殖民化的理想中，为消除黑人的自我憎恶勾勒出一幅蓝图。
　　由于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取得的成功，黑人们得以进入种族融合、美国式的生活，却突然发现我们正在应对一种更加严重的内化了的种族主义。随着这些重要领袖人物的去世（以及那些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成为我们主要盟友的开明白人领袖们的去世），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无望、无力和绝望之中。从原本可以了解爱的地方，我们收获的却是伤害，所有的黑人都在强烈的痛苦中煎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没有公共空间可以供人们把那种痛苦说出来，与人分享。这就意味着被压抑的痛苦化脓、溃烂，阻碍了这种集体的悲伤被社群接受、得到超越，并且让抵抗斗争继续进行的可能。种族正义成为社会标准的希望已经破灭，在这种意义上，黑人感觉好像“世界末日真的到了”，生命受到威胁，生活陷入绝望。黑人男权主义者把焦点放在表现黑人的强硬上，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这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公众对黑人生活中的巨大悲伤和痛苦的认可。乔安娜·梅西写了《世界作为恋人，世界作为自我》^[1]，在该书“失望起作用”一章中她强调：
　　拒绝去感受会付出惨重代价。不仅我们的感情和感官生活会变得贫瘠……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麻木不仁也损害了我们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反应的能力。本来用于创作性工作的精力被用来扼制失望的情绪，催生新的理想和策略所必需的复原力和想象力也因此被耗尽。
　　如果黑人想要把解放斗争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难以消散的痛苦，因为它一直在滋生着严重的虚无和绝望情绪。大家必须一起回归那种以爱的伦理为根基的激进的政治理想来推动社会变革、必须再次设法去改变人民群众，不管是不是黑人。
　　统治的文化拒绝谈爱，它凭借暴力手段来自我维持。选择去爱意味着要与这个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很多人感到既无力爱自己也无力爱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时下的歌曲如蒂娜·特纳的《与爱何干》鼓吹建立一个以欲望为基础的交换体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爱是重要的”这一思想予以讽刺。托马斯·默顿^[2]在《爱与需求：爱是包装还是信息？》一文中指出，在竞争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架构下，我们学会把爱看成是一种交易：“这种爱的概念想当然地把围绕需求建立起来的买卖机制当做一切的动因。它视生活为市场，把爱当成自由企业的一个变体。”尽管很多人意识到爱已被商品化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别无他法。因为不知如何去爱，甚至连爱是什么也糊里糊涂，很多人都感到精神上的失落；另外一些人则在一个否定人的价值、鼓吹物质享受的文化中寻找爱的定义，寻求维持爱的伦理的方式。
　　有些书着眼于自我康复，设法向人们传授增强自尊、自爱以及改善与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之道的书，这些书很有市场，这就表明公众已经意识到这正是很多人生活中所缺失的东西。斯科特·佩克的自助手册《少有人走的路》之所以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探讨了这种缺失。
　　佩克为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定义，对我们这些想把爱的伦理当成一切人际交往关系核心的人来说，这一定义助了一臂之力。他把爱定义成“为了促成自我及他人精神成长而拓展自我的意愿”。佩克对时下盛行的关于爱的文化态度作了一番评论，他写道：
　　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去爱，但很多人实际上却没有去爱。所以我的结论是，爱的愿望并非爱的本身。爱是付诸行动。爱是一种意志行为——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行动。意志也暗含着选择。没有人强迫我们去爱。我们选择去爱。
　　他的这些话应和了马丁·路德·金的宣言：“我已经决定去爱。”这一宣言同样也强调了选择性。金相信，要解决这个国家和整个星球所面临的问题，爱是“终极和唯一的答案”。我也同样赞同这种信仰和信念：正是选择去爱，从把爱当做政治的伦理基础入手，才能使我们拥有最有利的条件，以有助于改善集体利益的方式改造社会。
　　金谈到了爱的变革力量，在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文化中，这种说法通常只会被看作是情绪化的表现，但他不仅有勇气这么说，而且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观点，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在进步政治圈里，谁要是谈及爱，那他准保会被别人不屑一顾或被视为天真。但是在那些圈子之外，很多人公开承认他们饱受自我憎恨情绪的折磨，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并且想摆脱这一切。他们常常深陷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情绪，绝望到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任何社会变革运动中来。然而，如果这些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他们生活中的愤怒和痛苦视而不见，那么将永远不可能发动他们去争取个人康复和政治康复。任何政治斗争，如果在谋求解放的斗争中不忘切实关注这些精神上的需求，一定会获得成功。
　　过去，大多数人都是借助宗教体验来了解和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教会的体制化和商业化已经削弱了宗教团体改造灵魂以及实施政治干预的能力。科尔内尔·韦斯特在评论现代社会集体性的精神迷失时断言：
　　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黑人当中，精神贫瘠的现象在不断蔓延。过去在历史上，教会之类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传统曾肩负着抵御冷酷心灵和卑劣灵魂侵袭的责任。然而，当今社会精神的贫瘠表明，这种冷酷和卑劣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教会以前之所以能把它们拒之门外，是因为它鼓励人们尊重他人、彼此团结以及寻求意义和价值，这些都使人们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力量。
　　以维护生命为己任的政治团体也能为精神的重生提供类似的庇护，但前提是我们在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忽略精神的需求。
　　当科尔内尔·韦斯特与我一起和大批黑人探讨黑人生活中的精神贫瘠、爱的缺失时，因为我们都相信爱可以使我们所有人得到康复，现场的反应通常极其热烈。人们想知道从何入手开始爱的实践。对我而言，那正是开展批评意识教育的契机。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想要总结出帮助我一步步走向去殖民化、走向个人自我康复和政治自我康复之路的行动计划时，我意识到，了解统治体制实际运作的真相帮助了我，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内心和外部两个世界成就了我。在把爱当做实践自由的过程中，意识是关键。对我们这些身为受剥削受压迫团体的成员来说，只要我们敢于批判性地质疑左右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定位、身份和效忠心理，我们就开始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自我憎恶的情绪、缺乏足够的自尊，或者有内化了的白人至上思维，能够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就能逐渐痊愈。承认我们个人和集体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是走向个人和政治成熟之路的必经之站。这常常是学会去爱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我们很多人都试图躲避这个阶段。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一旦我们选择了去爱，我们就本能地拥有了正视那种痛苦的内在能量。历经这种痛苦磨砺后的我们，会在彼岸找到爱的伦理所带来的快乐以及灵魂的自由。
　　选择去爱意味着我们也选择了生活在社群中，意味着我们不必独自一人去谋求变革。我们可以期待从志同道合者那里得到批判性的肯定并与其展开批判性的对话。非裔美国神学家霍华德·瑟曼^[3]相信，只有在社群环境下才能最充分地了解爱是在实践自由。路德·史密斯^[4]在《深层精神的外现》一文里对霍华德·瑟曼著述中的这一层面作了点评，他提醒我们，在瑟曼看来，大自然选定了美国作为理想的对象，不同的人群可以聚集在一起把它建设成一个共同体。史密斯这样解释瑟曼的观点：“在社群里真理才成其为真理。社会秩序渴求一个内核（也就是精神和灵魂），来赋予它身份、权力和目标。美国乃至一切文化实体，都在寻求自己的灵魂。”在社群中工作，无论是与一个人还是与一个更大的团体共同开展一项事业，我们都能在奋斗中体验到快乐。我们有必要把那种快乐记录下来，因为如果我们只关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痛苦和困难，那么我们展示的只是一副残缺的画面。
　　爱的伦理强调服务他人十分重要。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中，任何与“服务”有关的任务或工作都受到轻视。服务能增强我们的同情心，加深我们的洞察力。在为他人服务的时候，我不能视他们为客体，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主体性。信奉佛教的乔安娜·梅西对香格里拉勇士^[5]所奉行的佛理颇为认同，她写道：同情心和洞察力是我们所需要的两件武器。
　　你必须得有同情心，因为它给你胆量、力量和行动所需要的激情。见到世界上出现痛苦它会使你行动起来，有所作为。但仅有那件武器还不够。它会耗尽你的力气，所以你还需要另外一样武器——你还需要真知灼见，来洞察一切现象之间本质上互相依赖的关系。拥有了那种智慧，你就会明白那不是一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而是每个人内心都是善恶交织。对我们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联心知肚明，你就会明白任何出于单一动机的行动都会在生活之网上发出各种回响，其结果你既无法预知也难以辨明。
　　和香格里拉勇士一样，梅西也认为同情心和洞察力能够“为我们成为健康的变革主体提供支持”，因为它们是“在我们目前拯救世界的过程中有权获得的馈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服务他人学会去爱。佩克主张为了他人而拓展自我，也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
　　民权运动之所以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是因为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人们，无论孤身奋斗还是依托群体，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两个馈赠品，而不仅仅是受苦者和受压迫者。有远见的黑人领袖如赛普蒂玛·克拉克^[6]、范妮·洛乌·哈默、马丁·路德·金以及霍华德·瑟曼都曾警告人们当心孤立主义。他们鼓励黑人不要只关心自身的生存状况，而要对整个星球负起责任。这种超越自我、部落、种族和国家、建立世界共同体的号召不断激励着个人去拓展与成长。当黑人大众开始一心只从“我们和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内化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的时候，盲点就得以滋生，而建立社群所需要的同情能力则不断减弱。要想治愈我们受伤的被宰制的身体，我们必须再次承诺要“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而战”，金曾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一文中指出，这种理想是真正的责任。金的文章使我心潮澎湃，它让我想起真正的解放会把我们带往何方。真正的解放会使我们超越抵抗，直达变革。金告诉我们：“目标就是前嫌尽释，目标就是实现救赎，目标就是创造一个至爱社区。”在选择去爱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反对统治，反对压迫。在选择了去爱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迈向自由，采取行动来解放我们自己和他人。那种行动就是见证，见证了爱就是自由的实践。

^[1] 乔安娜·梅西（Joanna Rogers Macy，1929—）：美国佛教学者，研究系统论和生态批评，在加州多所大学任教，积极参加维护和平、正义、环境的运动。《世界作为恋人，世界作为自我》（World as Lover，World as Self）发表于2005年。2006年后参加“伟大的转变”运动，试图使社会从工业成长型向维护生命型转变。

^[2]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美国知名天主教作家，社会活动家。

^[3] 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1900—1981）：美国黑人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民权运动领袖。

^[4] 路德·史密斯（Luther Smith）：美国亚特兰大埃默理大学神学院教授，研究教会与社区。

^[5] 香格里拉勇士（Shambala warriors）：相传，在西藏有一名为“香格里拉”的传奇国度，隐藏在雪山深处，由八个莲花瓣状的地域组成，中央耸立的雪峰是卡拉巴王宫。“香格里拉王国”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是“净土”的最高境界，翻译成现代词汇就是“伊甸园”“乌托邦”“世外桃源”或“人间圣境”。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人具有极高的智慧。他们身材高大，通过一处叫“地球肚脐”的普通人看不到的隐秘通道与外界沟通联系。据说格萨尔王曾发现了那个“肚脐”，并带领他的勇士向香格里拉王国发动进攻，企图把他的子民带进理想中的人间仙境，终惨败而归。根据香格里拉教法，一种基本的人类知识，即“勇士之道”，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难题。“勇士”取自藏文“帕渥”（pawo），具有无畏无惧的精神，不畏惧自己，也尊重别人；面对灾难，既表现出英勇也表现出仁慈。

^[6] 赛普蒂玛·克拉克（Septima Poinsette Clark，1898—1987）：美国教育家，人权活动家，早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就关注种族平等，被誉为美国的“民权运动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