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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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
已成往事，但不能忘记
昨天很晚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白人来敲我的门。当我穿过走廊黑色的阴影时，恐惧浮上了心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门打开。犹豫之后，我开了门。是送信的，他给我带来一封一位女同事的信。我从他手里接过信时，他对我说他正在看我写的《黑人的凝视》，而且他挺喜欢那本书。但他只想告诉我里面有太多的，“哦”，他强调了一下，“你知道是哪个词”。我替他把话说完，是“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停顿片刻，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很高兴知道你在看这本书。”
自从我开始用“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这个词来描述我所理解的“世界新秩序”之后，反应者甚众。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词组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困扰着、激怒着并且刺激着人们。这种反应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阶级和性别，无论他们性取向如何或者效忠于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很难真正接受这个社会是“白人至上的”这一事实。很多白人女性主义者不问恰当与否就使用“资本主义男权制”这一词。显然，人们在探讨事实真相的时候，把经济体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把体制化的男性性别统治看成是男权制的，从这两点入手分析要简单方便得多，而不是去考虑白人至上论作为一种基础意识形态对这两种专制体制有何影响和作用，这样做更困难些。当代社会再度掀起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一爱国偶像神话的吹捧热潮，极为深刻地反映出这个国家众口一词对制度化白人至上说法的否认。
尽管当代社会在哥伦布身上大做文章，我认为美国大众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关于他的问题，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这么做。这个国家坚持让它的公民赞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其深层用意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要求和号召我们中的爱国者再一次站稳立场，举国奉行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很多人（所有那些怀有民主远见，相信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和自由的社会”的美国人，拒绝给予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论任何支持的美国人）感到有必要利用政治的手段来“对抗”这种对哥伦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白人至上论以及男权制进行浪漫化渲染。
哥伦布的思想传统是历经数代传承下来的。它所提供的文化资产为现代社会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男权制提供了立足的根基和持续发展的保障。我们中那些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domination）的人很久以前就曾揭穿过哥伦布神话的真面目，要求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现实的眼光来还原多元的美国历史。所以我们抵抗和反对颂扬哥伦布的全国号召，我们赞颂的是对这一时刻的颠覆，很多人通过这种颠覆的方式把它变成了激进干预的空间。实际上，鼓动大众颂扬哥伦布的做法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急需发出这样一种号召：要培养国民的批判意识——要把握这个时机，改变所有人对国家历史的理解。我们认识到，眼下这个时刻为我们提供了缅怀过去的公共空间，利用这个时机，我们可以追思白人还没有到来之前的那个世界，去回忆并重新捡起过去那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我们认识到，蓬勃的抵抗精神必将震撼这个世界，必将使我们立足和生存的这个星球以及这片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当我们重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这个星球的整体和谐及生活在它上面的一切生物时、世界将会颠倒过来。
在思考哥伦布思想传统和美国白人至上论的根基问题时，我最先想到的是伊万·范·塞蒂玛以及他那本具有开创性的书《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1]书中记录了非洲人先于哥伦布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迹，呼吁大家重新思考关于源始和开端[2]的问题。人们通常忽视了范·塞蒂玛书中深刻的政治内涵。不过，这本书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要求大家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来自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没有利用那种差异来实行帝国主义/文化统治。当我回想自己从小学起就了解到的关于哥伦布的一切，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是如何被灌输进这样一种思想：统治和征服与我们不同的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不拘泥于特定文化。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假如力所能及的话，印第安人原本会征服和统治白人探险者，但他们只是因为不够强壮或缺乏智慧而未能如愿。这些教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就是：白性（whiteness）赋予了这些“新世界”的探险者更为强大的力量。“白性”这个词从未有人使用过。人们曾使用过的与“白性”同义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文明”。因而，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人们就让我们相信，无论对这个国家的土著人，即那些“印第安人”作了何等残忍的事，但是为了带来文明这份大礼，必须残忍。我们很小就清楚地认识到，统治是文明进程中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计代价获得的文明是有益且不可或缺的，那就意味着统治同样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同的人相遇就要争权夺利，天经地义；白人环游世界教化非白人，也是天经地义。这两个观点一拍即合。尽管进步思想在教育领域进行干预，呼吁人们对如何讲授历史和如何从文化的角度铭记历史作一番重新思考，但几乎还是无人关注非洲人先于哥伦布在“新世界”的存在。只要这一历史事实还在被人忽视，人们就有可能在把哥伦布称作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同时，也始终想当然地认为征服的意志是与生俱来、是自然而然的；认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能够彼此相遇、不产生矛盾是双方得以连接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滑稽可笑。在我们的文化思维定势里，统治不仅正常而且是文明化进程的核心这一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消除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工作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导致变革的进步，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完全相信一个团体或个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是件正常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认为支配、压迫和剥削他人无可指责。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比世界上许多社会的边缘群体拥有更多的民权，但我们行使这些权利却未能改变统治是文明进步和秩序社会的根本这个大的文化结论。
尽管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实表明黑人并非生来低人一等，但是美国白人大众仍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黑人自然就该受到支配。而且尽管事实证明女性在各方面都与男性没什么差别，大众仍然相信倘若男性不以仁慈的或是粗暴的男权制方式主宰女性的话，就不可能有持久稳定的社会和家庭秩序。考虑到这种文化思维定势，那些致力于培养大众批判意识的进步人士非常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有些建立人类共同体的范式拒绝给予统治以特权地位。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例子会比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文化融合更有说服力？研究这一史实能够增进我们对团结这门政治学的了解。我在《黑人的凝视》中一篇名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叛逆者》的文章里，强调了先于哥伦布来到这儿的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族群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意义：
那些在哥伦布之前就长途跋涉来到“新世界”的非洲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地和休憩之所的土著人休戚相关。他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发号施令、侵吞财产、统治别人或建立殖民地。他们并不急于斩断记忆之链，他们依然心怀祖先。在与美洲土著人融洽相处了一个时期后，这些非洲探险者又平静地踏上了回乡之路。殖民的白人帝国主义者坚持认为不同的人群彼此发生冲突和权力斗争是自然的事。但与此相反，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的首次打交道则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展示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景象，这种景象肯定了互惠关系和对社区核心地位的承认；也认为征服和统治不是面对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的唯一方式。
显而易见，非洲人与那些站在美洲海岸迎接他们的土著居民相互提供了一种在差异的基础上共处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资源共享、探讨差异并且寻求共性的理念。尽管可能并没有足够丰富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这些亲密接触，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消除那种认为统治是合理存在的文化结论，我们就必须要唤起人们对这一史实的关注。
帝国主义白人殖民者曾记录了这么一个事实，土著人在和他们这些白人打交道的时候没有表露出征服、支配、压迫或破坏的意图。哥伦布在他的日志以及写给他的西班牙资助人的信中对美洲土著人温和并且爱好和平的天性都作了描述。在给西班牙资助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引自霍华德·津（Howard Zinn）的文章《哥伦布、印第安人及人类进步》］：
他们非常单纯和诚实，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也极其大方，只要有人找他们要，他们就会倾其所有地给。他们非常关心所有其他人，甚于爱他们自己。
尽管看起来哥伦布为他在土著人中亲眼所见的社群政治和人际关系所折服，但他却没有对自己所观察到的这一新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共鸣并表示敬意，他也没有就此脱胎换骨，换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相反，他视这些积极的文化价值观为缺陷，认为土著居民因此而变得脆弱，这样的国家也很容易因此被征服、被剥削和被摧毁。他在日志中的吹嘘暴露了他这种自大的文化观：“他们会是做好仆人的料。只要有50人，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都制服，并随心所欲地支配。”据哥伦布的观察，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物质追求要服从集体福祉，要让位于群体的利益。各方面的资料表明，没有哪一个土著社区是建立在排外基础上的，所以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外表，国籍和文化不同的人——都能为他们的社区风范所包容。
对这种包容的记忆正是我们在对历史发出批判性质询、对哥伦布遗产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所必须唤起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两种记忆中做出选择，一种为统治、压迫和剥削辩护并委之以特权，另一种则为褒奖和肯定互惠互利、群体意识和互助关系。考虑到这个星球正面临着危机——对自然猖獗的毁坏、饥荒、核攻击的威胁以及无休止的男权战争——考虑到这些悲剧是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地球每一个角落的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显露，要是我们能够记起并重新打造那种强调增进人们爱护地球、关心彼此能力的人类联结范式的话，我们只会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那种记忆能使我们的信仰重生，也能再度点亮希望。
不管我们唤起的是对哥伦布还是对先于他来到美洲的非洲人的记忆，两者所代表的传统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带有男性特征。有一学期，我在讲授一门介绍非裔美国女作家的课程时，提到了非洲人到美洲的那次万里之行。那是我第一次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第一次接触首先是男人之间在打交道。后来，哥伦布来了——也带着一帮男人。虽然非洲男人和美洲土著男人之间的碰面没有体现出帝国主义厌女的男性理想，但他们和白人殖民者一样信奉以男性为尊的性别制度。这就意味着，尽管在非洲和美洲的一些社群中女性的确享有很大的特权，但在人们眼中，这些特权与男性的特权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或者在某些方面总不及男性。津在他的文章里既强调了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妇女的大规模强暴”，也着重指出了在何种程度上帝国主义在美洲的冒险被视为一种“男性征服”。原住民女性受到侵犯，我们这些当代的人会对原住民男性对此的反应作出怎样的推测？津强调了性别隐喻是如何被用来歌颂殖民主义者的胜利的。他引用了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3]对这一征服行为进行的男权制浪漫化想象：“凡夫俗子们永远也不会指望能够重温1492年10月的那些日日夜夜，那种令人惊奇、赞叹和快乐的感觉。那时，在征服者卡斯蒂利亚人[4]的面前，新世界优雅地奉上了她的贞操。”土著男人和这片土地、和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这个世界、和这块后来会唤起强奸和暴力隐喻的土地毫不相干。把土地想象成女性，可以占有，可供享用，可随意支配，这种关于生活的想法唯独属于殖民主义者。我的意思不是说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的价值观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而是说他们以不同于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方式实践着这种价值观；而且这些拥有不同肤色且来自不同社群的有色人种男人，其男性权力是有限度的。当代有色人种男性通过主张男性阳刚气质来寻求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和男性力量的肯定，而那种男性阳刚气质正是白人男权制遗留下来的糟粕。这是殖民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重述历史时，必须得把哥伦布的影响与男权制的制度化，与主张男性在日常生活应当支配女性的性别歧视男性文化的制度化联系起来考察。对哥伦布的帝国主义思想传统进行文化浪漫化包含着对强暴行为的粉饰。那些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女性实施强暴和肉体摧残，却还把这些行为当成对胜利者的犒劳而记录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把有色女性当成物品，而不是历史的主体。如果有冲突，那是男人之间的事。在人们的认识中，女性和女性的身体似乎与男人间争夺土地和领土的斗争无关。从那一历史时刻起，有色人种女性就一直不得不努力应对传统上对她们形象的刻板解读，这种解读暗示我们女性都是背叛者，都会应殖民者的要求迫不及待地奉上我们的肉体。任何对哥伦布影响的批判性质疑，如果不关注对土著女性的强奸和暴行，容忍白人至上男权思维定势，都只能是一种失之偏颇的分析。当代批评家在谴责白人殖民者的帝国主义行径时，如果对男权制嘴下留情，便是一种策略，旨在最大程度地淡化性别对特定群体中的特定压迫形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策略简单地把对土著女性的强暴和剥削放到武力征服和战利品的框架中，混淆视听，使男权制思想既联手帝国主义，也抛开帝国主义来支持和肯定对女性，尤其是对有色人种女性，施加性暴力的做法显得不那么昭然若揭。为什么很多当代男性思想家，尤其是有色人种男性，在批判哥伦布的帝国主义思想余毒时，却又拒绝批判男权制，转而对这个余毒中的部分内容予以肯定呢？
当代有色人种人士在构建部落文化政治或民族身份文化政治时维持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此时，难道我们不是在与哥伦布的余毒沆瀣一气？如果当代种族观、亚文化民族观和身份观通过维护性别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方式纵容、道贺女性对男性的臣服，那么，反思历史的进步要求就永远不能从根本上与彻底消灭统治的团结政治挂上钩。只要我们批判一种形式的统治，同时却欣然接受另外一种统治，那么消灭压迫和剥削的变革性干预就绝不可能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哥伦布的传统是一种使有色女性的声音——她们的生命——不为人知且彻底消失的一种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修复历史造成的残损，匡正它被传授给我们的方式，改变它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必须利用这一重提历史的时刻，对男权制提出质疑。即使对历史进行再多的进步思考，我也不愿意去回想土著妇女在帝国主义者征服美洲时所遭遇的命运，或者去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她们的命运决定了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命运。那种暴力和残忍是西方对原住民女性和男性实施肉体和精神双重殖民的一部分，唤起对那种极度残暴的回忆只会让人感到心痛。然而，我们可以借助对这种传统的关注来展开一次集体性的哀悼，同时转化悲痛、催生抵抗。说出我们的悲痛能赋予这种悲痛以及赋予我们自身以力量。契卡索（Chickasaw）作家琳达·霍根[5]［在她的文章《哥伦布论战》（“Columbus Debate”）中，发表于《世界时装》（Elle）杂志1992年10月号］提醒我们这种悲痛是何等彻骨：
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比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还要更为恐怖的事——骇人的行径，绵延不绝的种族大屠杀，我们仍悲痛如初。土地所遭遇的一切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和土地是一体。我们全都受到了那种文化的伤害，它让我们与自然界仳离，与我们的精神生活化离；我们全都受到那种制度的伤害，它产生于这场毁灭土地、毁灭社会的种族屠杀。
我们在南非为自由而战的当地战友们提醒我们：“我们的斗争也是一场用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铭记是为了获得力量。尽管这些记忆令人伤痛，但我们敢于把我们祖辈所遭受过的悲伤、痛苦和遗憾公之于众，我们敢于发出这样挑战性的宣言：要结束男权制就必须同时奋起终结西方帝国主义。土著女性在白人至上男权殖民者手中的那段命运我们铭刻在心，我们的铭记是为了用抵抗的行动来向她们致敬；是为了替她们再度发出抗议和愤怒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中都无迹可寻。
在过去的一年，我拒绝了要我就哥伦布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的所有提议。一次又一次，我会听到自己说：“我真的从没想过哥伦布这个人。”在对自己的这种断言严格审视一番后，我发现了其中不真实的成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并不只是我没有想到过哥伦布。我想要把他抛在脑后，想要否认他的重要性。因为我儿时关于哥伦布的记忆总是和一种耻辱感联系在一起，让我觉得“红皮肤和黑皮肤”的人（我那时对我们自己的看法）都是牺牲品，被那些陌生的白人探险者践踏和利用。事实上，我一闭眼，历史书上描绘的哥伦布和他手下人的形象就会活脱脱地出现在我面前。我能看见土著人脸上狂野和未开化的表情，就如同我记忆中的那些衣不蔽体而且带着镣铐的非洲奴隶的画像。我想忘掉他们，而他们却总是违背我的意愿盘踞在我的记忆中。拉古纳（Laguna）原住民小说家兼诗人莱斯莉·西尔科（Leslie Silko）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图像在大脑中的地位，她描述了当发生下面这种情况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我们以为自己回想起了某个特定的事件，就好像自己曾亲身经历过一样，结果却发现我们关于那一时刻的记忆其实来自一张照片。西尔科写道：“奇怪的是你会听到一些什么——你听到有人在给你描述一个地方或场景，而事实上你只是亲眼看到过那幅图画而已。”而我要补充的是，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图片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中挥之不去。当我回忆起看到那些印第安人以及“伟大的”白人形象时所产生的耻辱感时，我意识到那其中还包含着愤怒。我不仅仅是对那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形象生气，还觉得被迫看到他们就像是被迫亲眼目睹一场殖民仪式的象征性重演，一出白人至上的闹剧。可耻的是，我既无力抗议，也无力干涉。
今天的我们不再软弱无力。我们没有选择忽视或否认纪念哥伦布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仍然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我们指出并反对将我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浪漫化，并藉此打破这段殖民历史对我们的束缚。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也没有忘记有色人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以及用自己的言行来反对种族屠杀的欧洲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是敞开胸怀，将团结、互惠和精神融合的思想传统馈赠给我们的人，对于这一传统，我们可以重新拥有并与人分享。我们渴望他们那种历经世代验证的知识和智慧能够赋予我们必要的洞见，让我们得以勾勒出关于社群和国家的种种具有变革性的远景，想象着在这样的社群和国家里，生命中所有宝贵的东西都能得到呵护与肯定。
[1] 伊万·范·塞蒂玛（lvan（Gladstone Van Sertima，1935—2009），英国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1976年出版的《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一书中提出了中南美洲的文明源于非洲的学说。该书的英文全名是：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
[2] 胡克斯在这里喻指赛义德提出的“源始”（origin）和“开端”（beginning）这一对概念，这是赛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s：Intention and Method）一书所提出的。他认为，“开端”是意图产生意义的第一步，是“世俗的、人为的和不断重新检验的”：“源始”则是“神圣的、神话的和特权的”、是可以颠覆的。
[3]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1942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海军作战部”的历史顾问，1950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1783—1860年马萨诸塞海事史》（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1783—1860，1921），《牛津美国史，1793—1917年》（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793—1917，1927），《哈佛三百年，1636—1936》（Three Centuries of Haruard，1636—1936，1936），《海上大将哥伦布传》（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irstopher Colmbus，19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u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共十五卷、1946—1962年出版）等。
[4] 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卡斯蒂利亚是中世纪欧洲一个独立的小国，后逐渐与周围国家合并，最终形成今日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人即后来的西班牙人。
[5] 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美国印第安契卡索族作家与北美原住民研究学者，代表作有：《栖息地：自然世界精神史》（Dwellings：A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Natural World，1995），《力量》（Power，1998），《卑劣的灵魂》（Mean Spirit，1990），《太阳风暴》（Solar Storms，1995）等。其中《卑劣的灵魂》曾入围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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