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为判断我和我的朋友对于一八六六年事件的态度，有必要先把引起战祸的过程概括地叙述一下。这些过程的结果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长期外交斗争，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因此，德意志问题得到了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希望或追求过的一种解决。此后特別是那些充当资本主义政治代表的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因为看到新秩序基本上促进他们的物质利益，遂同新秩序妥协，并且也与他们曾经苦斗过的当权者媾和，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对于那些过程的理解。
由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的逝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出现，因为这个国王一死，鄂尔敦堡血统就断绝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不承认新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是有继承权的公爵，而决定拥护弗里德里希·冯·奥古斯腾堡亲王，于是他以公爵弗里德里希八世的名称宣告即位。这样一来，就表示两个公国隶属于德意志，人们对这事非常满意。丹麦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因此，同盟议会必须决定同盟对丹麦来个强制执行，并交由萨克森和汉诺威办理。但是这与俾斯麦计划不合。他使他的王室法律家证明奥古斯腾堡没有继承权，这个决定激起輿论界极力地反对俾斯麦的政策。人们认为俾斯麦，这个普鲁士的破坏宪法的人，不是按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居民的意思来解决问题的，人们又还记得，一八五一年对丹麦的第一次什列斯 维希—霍尔斯坦战争的可耻结局，主要应由普鲁士负其咎。
民族联盟的理事会因此博得热烈赞成，它早在一八六三年秋末即已号召人民自助，宣言由鲁道尔夫·冯·本尼格森以主席身份签署。在那个宣言里说道：“民族联盟要求所有的教会、团体、协会、合作社，要求所有愿意为伟大事业而同它联合的爱国人士，立刻筹集款项——并且准备好为解放我们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兄弟们所必需的人员、武器和一切资料。”
这个宣言无疑是违犯各邦一系列的法令的，但是并没有一个检察官来过问。民意是同情这一行动的。
此后不久，民族联盟常务委员会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发出了一个宣言，其中说道：
“努力吧！把我们武装起来，以便行动的时刻一到，德意志的青年就能拿起武器作好战斗准备……他们可以利用也许只是极短的间隙来操练武器和战术演习。”
可见当时自由派发言人如何认为人民武装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实行的。时至今日，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发表类似的宣言，就会遭殃了。这是从那时候以来的“进步”！——
这里我想夹叙一下，在六十年代初期，除大量创设工人协会外，同时也大量创设体育协会和射击协会，这些协会在那时的民族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俾斯麦对于这种活动很不满意。那些全国性的社团所轮流举办的大庆祝会，就是群众性集会，主要讨论德意志问题。一八六三年八月在莱比锡举行全德体育运动大会，冯·博伊斯特先生竟也向它致敬。但足以表示特征的是，当他在运动场上作爱国发言的时候，莱比锡警察竟禁止在公众场所出售一八四九年的德国宪法文件。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因为我在弗里茨舍脱离后领导我们的歌咏队，同莱比锡其他歌咏团体在集会大厅中表演歌唱。同年十月，又举行莱比锡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会。这个纪念会具有比运动会更大得多的规模。这个会也同样被利用来举行巨大的政治示威运动。我还是作为我们歌咏队的一分子参加这 个会的。
自此以后，在全德意志都为赞助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独立而挙行集会。在莱比锡一个有一切派別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上决议，“大会认为德意志工人的责任是，为祖国的荣誉、权利和自由，在它们受到威胁的一切情况下，献出力量，听候命令。”其他城市也作了同样意义的决定。一八六三年底，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议员会议，有议员五百人参加，声明反对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是针对普鲁士和俾斯麦的，当时即令内心赞同与普鲁士合并的自由派，也不敢表示赞成俾斯麦的政策。
俾斯麦对于给他的政策造成的障碍自然是极为震怒。他要求法兰克福的参议会解散议员会议的三十六人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法兰克福市参议员西格蒙特·穆勒。此外，他还要求参议会禁止法兰克福青年的防御演习。他这两个建议都被拒绝。但是他不会忘记这个法兰克福。一八六六年，这个“民主主义者巢穴”受到报复，他起初压迫它，继而吞并它。最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还是照俾斯麦的计划解决了。他竟彻底欺骗了奥地利政治领袖雷希贝克伯爵，并博得他对于下一步计划的拥护。普鲁士和奥地利现在代替当时已进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同盟军队来对丹麦作战，丹麦不久就被它们打败了，被迫在媾和时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劳恩堡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最后，奥地利又同普鲁士做了一笔生意，把它在劳恩堡中应得部分以二百五十万塔勒卖给普鲁士。这次战争是俾斯麦违反众议院的意志进行的，众议院曾以二百七十五票对八十票把所要求的战时公债否决了。当普鲁士和奧地利之间经过长期交涉后，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公布加斯泰因条约，根据条约，由普鲁士管辖什列斯维希而奥地利管辖霍尔斯坦，人们可以想像，这样治理，鼓舞不了普鲁士的情绪，而在德意志其他部分，情绪还更为恶化了。这是俾斯麦的第二个杰作。这样一来，俾斯麦把奥地利和同盟中间的楔子锤得越来越深。现在对世界表现的是这么一幕喜剧，普鲁士方面由曼托伊费尔在什列斯维希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赞助奥古斯腾堡家族的示威运动，而且完全施行十分严酷的统治。相反地，奥地利方面由冯·加布仑茨将军在霍尔斯坦一切听其自然。加布仑茨怎样理解他的任务，表现在他的谈话中：“我要注意到现行的地方法，以便让霍尔斯坦人在我或许离开此地后不说我的治理违法。我不愿像土耳其的巴沙那样治理这个地方。”这是给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和他的主人一个道义性的打击。
显而易见，在这两个公国中的新秩序只能是暂时性质的。这并不是解决。最后，普鲁士和奧地利中间必然发生争执，在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之后，照俾斯麦的看法，只有战争一途。他现在有步骤地致力于战争。一方面他设法用拖延谈判的办法（像他后来所称呼的），以可能把德意志领土割让给法国的诺言来取得拿破仑的中立（莱茵普法尔茨和普鲁士的萨尔河地区是谈判中的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他与意大利缔结协定，约定一旦遇有机会，普鲁士从北方开始攻击奥地利，意大利就从南方进攻。俾斯麦怎样设法贯彻他的“民族”政策，表现在他与意大利政治家的协商，这种协商，后来意大利首相拉·马尔莫拉在他的《进一步的说明》一书中公之于世。俾斯麦在三月间对柏林的意大利军事全权特使这样说，国王已放弃了过分胆怯的正统派的犹豫态度。他曾对于与借篡位和吞 并而庞大起来的意大利联合有所顾虑，他又因正统的顾虑不愿对奥地利作战。俾斯麦又说，在几个月内他将要把用议会装饰起来的德意志改革问题提出来，他将用这个建议引起使奧地利与普鲁士相敌对的纷争，这就将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这个计划迅速见于实行。
六月三日，意大利驻柏林公使哥弗尼向他的政府报告说，俾斯麦曾对他说：“我可以说是普鲁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所以如果把莱茵河岸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普法尔茨、鄂尔敦堡、一部分普鲁士领土割让给法国，我将毫不迟疑地签字……使他忧虑的是国王，国王有宗教的，简直就是迷信的顾虑，不敢负起欧洲战争的责任。”
俾斯麦和意大利进行阴谋，要在匈牙利和克罗提亚煽起革命起事来削弱奧地利，并且使该两地的部队背叛奥地利军，对于这些我不再逐一细述。这些过程表明了，谋反和叛国恰好足以使俾斯麦达到目的，只是谋反和叛国来自下面才算犯罪。普鲁士和意大利商妥，所有革命起事的费用应由双方共同负担。不消说，奥地利现在认清了它的处境并筹划对策。将近三月底时，开始了热烈的外交活动。双方互相责备，并且一一备战。四月九日，普鲁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提出它的同盟改革建议。它建议，由同盟会议决议在一个再行规定的日子召开一个由全民族以直接选举和普遍投票权所产生的会议，在会议召开以前，各国政府应把关于同盟宪法改革的提案互相确定一下。
显而易见，奥地利根据它迄今对于德意志问题的态度，会不赞成这个看来含有陷井的建议。但其他各邦政府和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俾斯麦的建议也都十分怀疑。人们说，“俾斯麦违反宪法的明文规定来治理普鲁士，臭名远扬的新闻条例，违反议会意志去进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故争，刚才发生的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第八四条的决定〈关于议员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许许多多，都是他一心一意干的；他怎末会表示赞成以普遍、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徳意志议会，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底的改革家呢？”普鲁士的改革建议遭到了反对，所以《十字报》在四月间声明说，现在只有在同盟改组或者革命二者之中择其一。实际上俾斯麦对于他的全德议会的建议并无诚意，这在他后来给同盟会议的议会建议中表现出来了。但是他也从没有想到把西南德意志各邦包括在内，这见于他后来 建立北德意志同盟的时候。
这个事实可由霍亨卢恩候爵的传记来充分证明。当时俾斯麦把南徳意志的大多数都看作是会扰乱他的计划的异族成分。后来关税议会的选举和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战争在南德意志所受的欢迎，才消除了他的疑惧。
俾斯麦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和德意志问题的措施，使自由派陷于分裂；他们分成两个阵营。--个阵营同情他的措施，另一个则对于他的普鲁士内部冲突[1]不原谅并加以反对。一八六五年十月初，特维斯顿写信给三十六人委员会的领导说：“我们” （那么他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话）“宁愿作任何选择，也不要普鲁士失败。”这就是说：普鲁士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即使是借外国援助、用德意志领土作代价而取得胜利，我们还是站在普鲁士方面。这是俾斯麦式的语言：“我与其说是徳意志人，不如说是普鲁士人！”蒙森认为，人们所以不支持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因为自由问题上的分歧。还有齐格勒尔，他是一八四八年的抗税者，曾被控叛逆而判处监禁，并且在任勃兰登堡市长时曾受处分，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对他的勒斯劳选民宜称：“普鲁士民主主义的心脏就在国旗飘扬的地方。”齐格勒尔是个非凡的先生。数月以前他在普鲁士众议院里引用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临时政府人员马拉斯特的话対他同党的人喝道：你们的乖僻已经从下腹升到脑子，所以你们不再会思想了。
民族联盟试图通过定于一八六五年十月底在美因河衅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全体大会，也来帮助俾斯麦的政策。它当然得不到感谢。俾斯麦对这个意图十分愤慨，乃唆使奥地利政府同他共同通知法兰克福的市政府，要求禁止召开大会，这一措施只有神经失去主宰的人才去执行。市政府也拒绝了这个要求，大会照开。决议说：民族联盟追认它以前的决议，根据决议，它把中央集权和一个具有一八四九年的国家宪法的议会作为努力目标，并且要把中央政权授与普鲁士。它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要求有限制的自决权，在德意志中央政权还不存在的时候，它应把中央政权的必要属性归之于普鲁士。此外还应召集各公国的邦代表会议。经过激烈辩论，这些建议以大多数通过。无论如何，这些决议是对普鲁士很大的迁就。民族联盟目前还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办法。
到后来，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自由派竭力使中、小各邦守中立，因为他们说，如果战争发生，它们大多数将会站在奥地利方面。
自由派在萨克森竟调转枪头，要使萨克森政府负战争万一爆发的责任；他们要求缩减军备和联合普鲁士。莱比锡的市政当局以五月五日的决议附和这个意见。有一个由五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则反对这个决议，大会是在五月八日由乌特克教授和他的亲密政友，在拉萨尔派弗里茨舍等支持下所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我的推动下也公开参加。拉萨尔派的斯坦诺尔任主席。乌特克第一个发言。他反对市参议会和市议员的行动，并决议要求政府扩充防御措施和实行全民武装来保卫国土；此外，政府应立刻保证对同盟各国的援助和坚决反对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以及在德意志其余各邦的特殊地位。
这个议案我们觉得过于软弱。于是由我发言并申述下列议案：
1．现今德意志的危急局势是由普鲁士政府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措施所激起的，同时也是民族联盟和哥达派拥护普鲁士霸权的政策的当然结果。2．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非德意志的政策的，我们都看做是损害德意志人民的利益。3．这种利益，只有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以不记名投票产生出来的，由人民自卫军支持的议会能加以保护。4．我们期望，德意志人民只选举那些否认一切世袭中央政权的人来充当代表。5．我们期望，如果德意志发生自相屠杀的战争，这个战争的作用只能是把德意志领土偷偷送给外国，那么，德意志人民将一心一德地起来，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财产和荣誉。
市议会议长约瑟夫博士企图为市参议会和市议员作辩护，但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严厉地答复了他。乌特克的提案只有少数反对，我的提案则一致通过。
关于那个大会，莱比锡自由派报纸作了最虚伪的报道，竟使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印刷所工人异常愤怒，把有关的这一期《中德意志人民报》断然加以焚毁。莱比锡的榜样有多处仿效。其中有美因郜联合会的工人会议（五月十三日由路易·毕希纳教授任主席所召开）作了同样意义的表示。
在这种形势下，议员会议的三十六人委员会认为必须援助普鲁士。它在圣灵降琳节的第一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议员会议。法兰克福民主党决定在同日举行一个反示威，从萨克森邀请乌特克和我参加。参加议员会议的议员约二百五十人，由三十六人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冯·本尼格森先生担任主席。出席的有布隆赤里，他因为四十年代在瑞士反对魏特林而声名狼藉。此外，出席的还有老枢密参议韦尔凯尔，他虽然热心于普鲁士霸权，却非常恼恨俾斯麦的政策，像当时报纸所报道，他提出稀奇的悬赏征求答案的问题：如何能不经过革命手段而把一个有害的政府废除？即著名的问题：“怎样去洗皮肤而能不把它弄湿？”
在会议的旁听席中有一八四八年战士阿曼德·歌格、奥古斯·特·拉顿道夫和古斯达夫·史特鲁维。史特鲁维身体精瘦细长，噪音尖锐，鼻子特別红，虽然他是个反对喝酒的人。我所想像的以往巴登革命领袖不是这样，但不久就发现，別人对于我也像我对于史特鲁维那样，他们想像中的我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斐尔克博士（奥格斯堡，他因曾在关税议会上欢呼道：“春天要到德意志了”，所以得了个绰号：春天的百灵鸟）作报告。他为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下列议案申述理由说：
军事胜利又把我们的北疆还给我们了。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这样的胜利都足以提高民族观念。但在德意志由于蔑视新收回的二邦的权利，由于普鲁士政府力图用暴力吞并和由于两个强大政权间不幸的猜忌，胜利却引起了规模远远超过原先的争执对象的纷争。
我们谴责即将到来的战争，说它是一个为王朝的目的服务的内战。它与文明民族毫不相称，危害我们在五十年和平岁月中辛苦得来的一切资产而饱外国的贪欲。那些应当对这个伤天害理的战争负责的或是为了特殊利益而把危险扩大的君主和大臣们，对民族犯了重大的罪过。
谁在同外国政权谈判时牺牲了德意志的领土，谁就将遭到国民的咒骂和叛国的惩处。
即使人民在最后一刻还一致表示阻止战争的愿望没有成效，那么至少可以期望，战争没有把整个德意志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局限于最狭小的范围。
我们认为这里加速恢复和平和阻止外国干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由不参战的各邦用兵力保护边境，万一战争是全欧性质的， 就用生力军迎击外来的敌人。
各邦的责任是，只要它们的地位受到重视，没有必要就不投入两个强大政权的战争中。特別是西南德意志诸邦，要从事于保存实力，以便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保卫徳意志领土的完整。
各邦议会的事情是，如果它们要决定为军事目的的征发，就要求它们的政府保证照上述方针和为祖国的真正利益来使用这种征发。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由现在的混乱局面中涌出一个使全德意志恢复旧观的新纪元。
正如只有德意志议会是能决定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德意志利益的机关，所以也只有通过自由选举的德意志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徳意志宪法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不幸情况的再度出现。因此，所有邦议会和全国必须要求从速召开按照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的国家选举法所选出的议会。
这个提案的重点在第五、第六和第七节，人们根据这几条要使中、小各邦在奧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中负有守中立的义务。普鲁士议员尤利乌斯·弗雷塞用一个很有力的发言驳斥了该委员会的提案和代该案辩护的发言人，这个发言屡次被会场中少数派和旁听席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关于指望中、小各邦所充当的角色，他说：
“若是这两国现在扭打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两个牡鹿为一个牝鹿争斗起来，牝鹿赤手空拳，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就会这样来互相争斗，而第三个德意志就会成为驯良温柔的牝鹿，它等着斗争的结果把它交给哪一个胜利者……”他结束时说，“普鲁士只有为德国服务而后才成为自由的；但是如果您使德意志化为大普鲁士，那么愿上帝保佑那些看到普鲁士和德意志所忍受的统治的人们。”
这些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是除悲剧以外，喜剧也得到应得的权利。在斐尔克发言中间，许多爆竹声震全场，大家都惊愕地跳起来看天花板，惟恐它塌下来。斐尔克本人大约认为这要暗杀他，他用力一跃由讲坛跳到后面墙壁旁，惹得楼上的人一阵拍手大叫。原来是法兰克福和欧芬巴赫的拉萨尔分子在奥伯温德领导下大放爆竹，想要用这方式向议员会议投递名帖。惊惶之后，全场大笑。
委员会的决议案（反对穆勒一巴沙万特的建议）当然以大多数通过。
当天下午，在马戏场举行由民主党方面召开的约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我同许多讲演人都讲了话。我所讲的大致如下：
“在今天上午，会堂中许多人以人民代表身份说明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之后，我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也应当说出我的意见，尤其是当我来自一个首先受到目前危机威胁的地方。今天在会堂中有许多人拥护中、小各邦中立，大会最后通过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建议。我不想重述那里所列举的理由。但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中、小各邦尤其是萨克森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每个稍微硏究过德意志地图的人必须承认，要把一个像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所进行的那样规模的战争，局限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的狭窄边境上，是完全难以相信的。一七五六年的历史也可以加以证明。当七年战争爆发时，普鲁士国王得到有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的消息以后，突然侵入萨克森，用八万人冲击这个邦，俘虏了萨克森军队，继而抢去所有的全部军事物资，并且在他把萨克森兵编入他自己军队以后，仍须由该邦负担整个军队的给养。后来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心思在维也纳会议上表现出来了，它想吞并萨克森，当时被奥地利和其余列强所阻止。
会堂上一位发言人——舒尔采—德里奇说，早在维也纳会议时奥地利就阻挠了德意志的统一。这是完全对的。但他必须补充说一句，那时普鲁士也不想到德意志的统一，它所图谋的只是尽量扩张自己的国土。人民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走上战场，牺牲了无数的财产和生命，而普鲁士却不给予在解放战争中答应给人民的宪法。宪法是一八四八年普鲁士人民用威胁态度获得的。人民当时强迫政府来颁布宪法。总之，人们究竟能不能给我们指出，普鲁士为德意志所立的特殊功勋在哪里？也许在二十和三十年代追捕在野党领袖和压制每次自由发表意见上，它都同奥地利那么一致地行动吗？谁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血腥镇压那光荣起义的祸首？普鲁士！是谁在巴登枪杀解放战士数百人之多，还使人把别的解放战士，譬如阿道夫·冯·特律赤勒和麦克斯·多尔突，按戒严法执行枪决？普鲁士！还有，是谁在德累斯顿镇压五月起义，屠杀拥护国家宪法的战士，并援助已经绝望的萨克森政府再掌政权？普鲁士！无论是已往曼托伊费尔大人的普鲁士，或者是现在俾斯麦大人的普鲁士，以其蔑视法权和宪法，是能使德意志人民信赖的国家吗？必定不是！现在想把这个普鲁士放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这个国家，除开一八〇七到一八一〇年被粉碎被打倒时期以外，按它的全部历史，从来不是、以后也永不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谁若是抱另外的意见，谁就是不认识普鲁士。
关于现今的危机，无人否认它是普鲁士所引起的，并且只有德意志其余各邦一致起来，表示决不作内战的一个静默旁观者，才能防止危机，并使普鲁士退守它的本分。现在已经表明，其余各邦的坚决态度已使普鲁士惊慌失措，使它迄今一直不敢宣战。但如果战事还是爆发了，那么，全体人民就应该起来，向普鲁士这个破坏和平者进攻。”
从那时到现今已过了三十四年，但是我在那个发言里所讲的有关自由的普鲁士的话，越来越真实了。自由的普鲁士直到今天还是个神话。
在结束辩论后，下列我们所建议的决议经全体一致通过：
1．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破坏和平的政策，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2．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应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获得它的独立。3．坚决拒绝普鲁士的议会建议，相反地，应由一个制宪的、具有各种必要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来决定全德意志的宪法。4．施行公民基本权利，井按法律实行全民武装。5．人民在任何城市和乡间都可结成政治性团体。
这个建议通过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纲领，并要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代表会议，以便对于纲领作最后的商讨。委员会根据豪斯曼（斯图加特，国会议员康拉德·豪斯曼的父亲）的建议选举了：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歌格（欧芬堡）、卡·格律恩 （海得尔堡）、科尔布（斯派尔）、卡·麦耶尔（斯图加特）、莫尔根施太因博士（佛尔特）、冯·涅尔加特（基尔）、奥·勒克尔和古斯达夫·史特鲁维（法兰克福）、特拉伯尔特（哈瑙）、克莱麦·冯·都斯（巴伐利亚）。这十二个人只有我还活着，诚然我也是听众的本杰明。[2]
委员会拟订的纲领如下：
甲、1．德意志各邦的宪法和行政以民主为基础。2．各邦在自决的基础上作联邦的结合。3．建立一个超越各邦政府之上的同盟政权和人民代表机构。不要普鲁士，也不要奥地利作盟主。
乙、1．我们要求维持德意志的和平。战争的危险是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而起；这个危险只有根据法律和民意把这两个公国立即组成独立的国家，才能消灭。霍尔斯坦在同盟中的投票必须立刻生效，它的防御力量也必须提高。关于公国的任何规定不能违背居民的意志；不得分割什列斯维希。2全德意志对普鲁士的战争政策表示反抗。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3．不准把德意志的尺土寸地割让给外国。只有同盟各国在战争中不进行王朝政策而进行民族政策，既依靠整个国防力量，也依靠人民的议会合作来支持它们的同盟，而后我们才能避免德意志损失领土的危险和外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耻辱，而后反抗才能有效，而后才能消除奥地利方面胜利的危险。合法实施国民军制度，是其中最迫切的要求。4．拒绝普鲁士的议会建议，只有一个从人民中产生的、完全自由选出来的、具有决定票并具备必要的权力的国民会议才能够对祖国的宪法作最后决定。
布隆赤里情不自禁地在六月七日向巴登下院告发说，法兰克福有一个福利委员会，史特鲁维和他的同党都属于这个委员会，并在海得尔堡有一个分会（卡尔·格律恩）。这个委员会追求战争，也曾在法兰克福燃放爆竹。为此，勒克尔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用一个公告来答复他：布隆赤里先生的这个说法是谎话，而且因为是在议院会议上借言论自由为掩护提出的，所以是一个卑怯的谎话。 一八六八年，我在关税议会上认识了布隆赤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肥胖的传教师，满脸奸诈。
至于要为核定纲领而召集的代表会议，却不得不中止，因为这中间战争爆发。委员会现在发出以下宣言：
告德意志人民
德意志自相残杀的战火燃烧起来了。德意志倒退到野蛮的强权时代。这个对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应由普鲁士那个政党负其咎，那个党肆无忌惮，既侵犯普鲁士的人民权利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权利，又想强制全德意志来完成它的侵犯。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前途，终于根据徳意志公理和荣誉而和平解决的时候，这个党却趋于极端，它破坏徳意志各族人民的永久 同盟，并且以个体的强权命令代替公众的正义和全体的意志。它像侵入敌国似的侵入汉诺威、黑森选侯国、萨克森等德意志各邦，一切德意志国家，凡不顺从它的，它就以同样暴力相威胁。在普鲁士本邦内，这个党却挑拨人民对德意志怀恨，向人民谈论所捏造的危险，说普鲁士有被徳意志侮辱、轻视、分割之势。
被轻视的危险还没冇像它藏在内部的危险那样威胁着普鲁士。这个好战党的的崩溃将是普鲁士自身最辉煌的胜利。被分割的危险正是由这个党给整个徳意志带来的。在南方，由于它同意大利的同盟，危害了德意志同盟，在西方，它引起了每次德意志不统一时必来威胁的旧危险。
柏林的强权政治唤起徳意志各族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它自己，他们不对普鲁士人民作战，也不为哈布斯堡皇室政策而战；
国家既不愿为奥地利，也不愿为普鲁士服务。他们要自由，要在自己家里做主人。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使他们陷入现今的灾难，他们不应当，也不愿意懶洋洋地等待灾难的后果。正如他们以正确的爱国心拒绝了使他们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采取中立的要求，他们现 在的责任就是用全付的力量和一致的决心，通过
全民武装和全民议会来保证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得到协作。
徳意志人民要根据这两个要求立刻和到处活动起来。必须最快地组织在公开民众集会中进行普遍鼓动。只有德意志人民还能拯救德意志祖国。
法兰克福，一八六六年七月一日
五月二十日的法兰克福民众大会委员会
科尔布 奥·勒克尔
这个宣言用意虽好，但是来得太晚了。而且缺少唯一可能给它重量的东西，即一个大的、严密的组织。
在上述的法兰克福事件的次日，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西格蒙特·穆勒邀请我同几位先生赴宴会。饭后，我们走到大开着的窗子前边，欣赏美丽的五月风光。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原来由穆勒的住宅可以看到美因河和古老的美因桥，桥上有成群的穿白制服的奥地利士兵往来散步，几乎每人臂上都挽着一个少女。这个景象引得我们大笑不止。我们的主人把这事看得严重些；用他那法兰克福的南德髙地德語说道：“我的先生们！您们笑得好，少女们都要生小孩，这将来又须由本市来收养！”我们的回答是第二阵大笑。此后不久，到六月十日，属于法兰克福的同盟卫戍军的普鲁士人“吹吹打打地”离市而去，到十一日，奥地利人也同样跟着走了。奧地利军一去不复返。圣灵降临节在美因桥上欢乐散步的那些小伙子们，可能有很多人后来用他们的鲜血为战场施肥了。
六月十日，工人协会常务委员会也在曼海姆开会，以便对当前的政治性冲突表示态度。除麦·希尔施外，委员会全体出席，还特別邀请史特莱特（科堡）参加。
在德意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个普鲁士的委员认为说普鲁士人民对于吞并表同情是不正确的，但是结果证实，他根本错误了。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中部各邦守中立。这一方面强调指出，普鲁士称霸可以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驳斥了认为普鲁士盟主对此是必需的说法。最后一致决议，参加已成立的人民党和接受法兰克福委员会所拟订的纲领。并提议将下列的和解建议加入 人民党的纲领中：每个富于人民性的政府必须在不违背个体自由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设法促使各阶级的对立逐渐消除。工人阶级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提高是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是资产阶级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柱。
因为政治紊乱已造成大批失业的结果，决定向企业家要求，在工作停滞期间可相应缩短工作时间而不解雇工人；此外，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也应把已开始的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并将已经列入计划的也予施工。会计报告令人不愉快，史特莱特关于《工人（总汇）报》的处境的报告，也同样令人不愉快。这家报纸在普鲁士被禁止，许多协会中政见分歧，书业公会对报纸加以仇视和阻碍，因而报纸的销路大大减少，委员会中个別委员对于史特莱特和他的报纸所持的消极抵抗态度，阻碍了由我们这方面予以相应的帮助。史特莱特不得已，乃在八月八日把报纸停刊。
我重新提出的改组建议又被否决，但是议决给主席每年二百塔勒的工作报酬，也曾商议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预计在开姆尼茨或在格拉。但世事的推移使一八六六年的联合大会不得不作罢。随后，因举行民众集会来处理大家都感兴趣的政治事件，辩论中断了数小时。
自此以后，事件纷至沓来，向灾难赶去。五月九日，俾斯麦把邦议会解散，以免它的反对阻碍了他的政治措施。他完全同一八六四年一样，不经议会同意就进行战争，并发行纸币来取得作战款项。与普鲁士相反，中部各邦召开邦议会。六月一日，奥地利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移交同盟会议。它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件中被普鲁士牵着走是犯了错误，但已嫌太晚。两天后，六月三日，普鲁士声明，由于奥地利的行动，加斯泰因协定失效。六月十一日，普鲁士用武力驱散在伊采合召开的霍尔斯坦各界大会。因此，在六月十二日，奥地利军队撤出霍尔斯坦。同日，奥地利由柏林召回公使，并送护照给维也纳的普鲁士公使。六月十四日，同盟会议决定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公使把一个新同盟的宪章草案交给同盟会议，这个草案第一章说：
同盟的范围包括原来各邦、但奥地利帝国和尼德兰王国的领土（卢森堡和灵堡）除外。
所以这是小德意志的同盟。战争于是宣布了。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战争进行得对普鲁士非常有利。在几星期内，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的军队全被赶出阵地，普鲁士兵临维也纳城下。中部各邦的军队，除了在波希米亚作战的萨克森军队，和在顽强抵抗后被普鲁士打败的汉诺威军队而外，都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它们的抵抗没有经过实际战斗就被摧毁。战争在意大利发展得稍有不同。俾斯麦起初怀疑意大利会对奥地利认真作战。他在六月十三日给普鲁士公使冯·乌塞多姆的公文中，要他坚决要求意大利政府同匈牙利委员会和睦相处。如果拉·马尔莫拉拒绝，就会引起普鲁士的猜疑，认为意大利无意对奥地利认真作战。乌塞多姆要转告，普鲁士将于下星期开始敌对行动。但是意大利在四角要塞的无结果的战斗惹起猜忌。六月十七日，乌塞多姆送给拉·马尔莫拉一件长篇公文，他说他代表他的政府建议进行战争。战争要进行到消灭敌人而后已。两强不要顾及将来领土的形势，必须设法使战争成为最后的、决定的、彻底的和不可更改的。意大利不能进到威尼斯的北界就自满：意大利必须与普鲁士在帝国的中心会师。为保证持久占领威尼斯，就必须击中奥地利帝国的心脏。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直捣心脏通牒，当一八六八年为人所知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但是事情却另有发展。胜利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陆地上在库斯多査战役，海上在利萨岛附近海战中都失败了。尽管有这些胜利，奥地利仍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却不给意大利。它希望拿破仑起而干涉。这种新形势现在使俾斯麦不顾司令部关于这事的大怒而允许与奥地利停战。在尼科尔斯堡缔结了停战协定，在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期满后，又订了预备和约。根据在布拉格缔结的正式和约，承认普鲁士得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拿骚、黑森选候国和法兰克福。奥地利自己出一笔不大的战争赔款了事。基于政治原因，俾斯麦宽大地对待奥地利。西南徳意志诸邦另成立一个特別同盟。威尼斯由拿破仑交与意大利。
奥地利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激起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勃然大怒，说这简直是背叛祖国。这个控诉用在普鲁士至少同用在奥地利一样恰当。但是，对于普鲁士勾结意大利，也就是勾结外国，来消灭一个德意志国家，却尽可能隐瞒起来；对于俾斯麦勾结克拉普卡，唆使匈牙利叛变，也是秘而不宣。克拉普卡曾为这事发表了下列的号召：
匈牙利的士兵们！
因为同胞们的委托，我担任全部匈牙利战斗力量的司令；所以我以领导人的身份来同你们谈谈。
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强大国王是我们的同盟者。加里波第由意大利疾进，图尔从多瑙河，白特伦从席本布尔根为解放祖国而来。我从这里率领英勇的匈牙利军队进入国境。路徳维希·科苏特将同我们一起；我们就这样团结起来把抢劫我国生命和财产的奥地利人驱逐出去。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阿尔帕特
[3]的土地；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我们获得了永久的光荣，现在如果我们解放了祖国，桂冠和和平冠在等候着我们。因此，前进吧，跟随匈牙利的旗帜走！我们祖国的神圣土地离这里不过几日的路程了，我领你们往那里去；那么，回家吧，母亲、姐妹和新娘都在那里张开双臂等着你们呢。
选择一下吧！你们是愿意坐待当可怜的俘虏，还是愿做光荣的祖国保卫者？
祖国万岁！
匈牙利将军 克拉普卡
人们也不愿提起，当普鲁士军司令部进入波希米亚时，公布了一个《给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居民》的公告，公告的内容是：
“我们的正义事业若是得到胜利，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大概就可以有个时机，能像匈牙利人那样实现你们的民族希望，那末但愿幸运之星来建立你们的永久幸福！”
这还是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的老调。即使二者行为相同，而对待却不相同。普鲁士做下了最大的卑鄙行为（确乎不能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事件看作一个正义的战争），那些行为倒被原谅，甚至被认为正当的了。但是它那仿效它的榜样的敌人，却大倒其霉。比如，今天如果有外来势力进入波森省，对波兰人发岀类似普鲁士人在波希米亚的公告，那就该怎么说呢？
徳意志的小叛国者附和在奥地利各地得到庇护的大叛国者。一八六六年八月初，萨克森的自由主义者在比得曼教授、汉斯·布鲁姆博士等人领导下，在莱比锡的一个地方集会上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我们认为维护德意志和萨克森的利益的最好办法是把萨克森合并于普鲁士。一个生在萨克森的人，冯·特赖奇克先生，受俾斯麦约请做《普鲁士年鉴》的编辑，他更强调地说，要把那些敌对的国家（萨克森、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消灭掉：
“那三个王朝已经成熟，甚至过于成熟，应被消灭，它们的复原对于新徳意志同盟的安全是个危胁，是在民族道德上犯了罪…… 除哈布斯堡家族外，数百年来没有別的君主家族比阿尔柏丁家族
[4]对德意志民族犯下更重的罪了……国王约翰无疑是被逐的德意志君主中最可敬的人，但他虽有丰富的学识，却仍是一个平凡的人，胸襟狹隘，他对世界和时代的意见是庸俗的、拘泥的。太子是个不无诚挚好心的人，但是粗鲁而无任何政治见识，素来是奥地利党的支柱，佐治亲王的傲慢和固执甚至在驯顺的德累斯顿也惹起了反感，对他更少希望……最重要的是，我们担心从复辟当中由于说谎的精神、虛伪的忠义会重使人民道德沦丧，而这种虚伪的忠义和说谎的精神在夏季的某些事件以后至少在年轻人中已不再存在了。人们想像一下这个场面：国王约翰如何进入他的首都，徳累斯顿的永矢忠诚的市参议会如何用感谢和尊敬的话语迎接那贻害国家的人，戴着芸香花的白衣和绿衣女郎向被侮辱的、被废黜的国王鞠躬——的确，想想就会令人作呕。”
他结束时说：“在这种日子里应该有勇气蔑视阿尔柏丁的刑事法典……我们不愿一个已由上帝和人类判决了的家族重回王位。”
我所以提起这些事，主要是因为那时按现行叛国法是有罪的自由主义者，到了一八七〇年，却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千方百计把所谓叛国罪加到我们身上，还以为不够。
俾斯麦尽力照顾他的热烈崇拜者，不使他们受丝毫的损害。根据和约第十九条，萨克森国王必须保证，“他的臣民或其他服从萨克森法律的人，凡由于有关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关系在战争状态中对国王陛下本人所犯的过失或罪恶，或由于国事罪、叛国罪，最后或由于他在那个时期的政治态度，整个来说在刑事法律上、警察章程上或军事纪律上均不得拿他问罪或侵犯他的公权。”
后来常有人向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问题说，如果不是普鲁土而是奥地利胜利了，那就会怎么样呢？很可悲，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反对这一个就被看做是拥护另一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我的意见是，对于一个处在不自由情况下的民族，打一次败仗，对于它内部的发展却是推动，而不是阻碍。胜利使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政府骄傲和贪婪，失败则迫使它与人民接近和争取他们的同情。这个道理是我们由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的普鲁士，一八六六年的奧地利，一八七〇年的法兰西，一九〇四年俄罗斯对日本的失败学来的。如果没冇那次的失败，俄罗斯的革命也许不会到来，的确，革命会因沙皇政权的胜利在多年内成为不可能。但即使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旧俄罗斯也不再存在，就如同一八四七年的旧普鲁士在一八四九年以后不再存在一样。历史所表现的正相反，普鲁士人民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财产，推翻了拿破仑的外来统治并把王朝由患难中救了出来，可是这个王朝却把在危难中对人民所作的一切美好的诺言全忘掉了。又须先经过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才来了一八四八年，人民才争取到被扣留了几十年的东西。而到了后来，俾斯麦又如何在北德意志国会中把每个真正自由的要求都加以拒绝。他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
假定一下，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失败，那么，俾斯麦内阁和直到今天在徳国还是稳如阿尔卑斯山的容克政权，就会被一扫而光。这一点没有人比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决不会像普鲁士那样强大起来。奥地利按它的整个结构来说，以往是、现在仍是一个内部虚弱的国家，普鲁士却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强国的政府对于该国的民主发展更为危险。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 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在人民面前是软弱的。最可能的是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企图在徳意志实施反动统治。那么，它就会不仅使全体普鲁士人民，而且也使极大部分其他民族，包括一大部分奥地利居民在内来反对它。如果革命曾有过成功的希望，那就是当时对奥地利的革命。结果可能是德意志帝国的民主统一。普鲁士的胜利却排除了这种结果。而且还有一点。德意志的奥地利被排斥于联邦之外（且不说放弃卢森堡），于是使一千万德意志人陷于差不多绝望的境地。如果在外国任何地方有一个德意志人受到虐待，我们的“爱国者”就会发出爱国的狂热，但是对于一千万德意志人在奥地利遭到的一场精神上的杀害，却毫不愤慨。
此外，在一八六六年以前几年，在我们的大人物中间就曾有过同样的讨论，这自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洛塔尔·布赫尔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九日，就是他参加俾斯麦的工作以前二年，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关于一旦对法兰西作战而普鲁士获胜这一点写道：“一个军事胜利，就是説普鲁士政府的胜利，将是一个灾难。”
一八五九年六月中旬，拉萨尔写信给马克思説：“我认为只有对法兰西的合乎民意的故争……才是件不幸的事。一个不合乎民意的战争对于革命却是无限的幸事……”拉萨尔还继续说道：“法兰西的失败会长期成为头等的反革命事件。事情永远是这样，不管有多少拿破仑，法兰西对欧洲来说是代表革命的，法兰西的失败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一八六〇年三月底，拉萨尔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说明，我在去年写小册子时”（《意大利战争》），“也渴望着普鲁士能对拿破仑作战。但我渴望的战争是有条件的，即由政府来进行而非常不得民心并为人民所痛恨的战争。这样它当然会是莫大的幸事了。”[5]
拉萨尔在一八六二年十月的演说《现在怎么样？》（第一版第三三——三四页）里说：“但是德意志人的生存到底不是那么靠不住，以至他们政府的失败中含有对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险。您们，诸位先生，如果用深刻的理解力把历史细看一下，那您们就会看出，我们的人民所完成的文化工作是多么宏伟和坚强，多么破天荒和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指路明灯，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存的必然而不可移易，不容有任何怀疑。如果我们遭到一次对外的大战，我们的个别政府，如萨克森、普鲁士、巴伐利亚等国的政府，可能在战争中崩溃，但是德意志人民却像个长生鸟似地从这些政府的灰烬中不可摧毁地站立起来，而对于我们这是唯一重要的。”
战争的结果据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飞来的意外成功。有一天，李卜克内西喜气洋洋地来到我的店铺，告诉我说，他买下了《中德意志人民报》，因该报亏累日增，莱比锡的自由派把它放弃了。报纸的订户在几个星期内由二千八百降到一千二百。此外，李卜克内西还承担了八百塔勒的债务。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并且在那时情况下决不能使报纸发达起来。况且我们还应估计到普鲁士会来占领这个地方。李卜克内西想法安慰我，说出版人暂时不要钱，另外有什么必要，我们再行筹办。做一个可以代表他的意见的报纸的主人，他是快乐的。他努力而且很彻底地做这件事，人们也许认为，萨克森的主人是他而不是普鲁士人。快乐当然不会长久。报纸被禁止发行。对于这个处置我并不生气，但我留神不告诉他。我们因此免于陷入大大的窘境，因为我们曾作大胆的计划，要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中推销五千张每股一塔勒的股票，这个计划会遭到巨大的失败。
[1] 指一八六二——一八六六年间普鲁士的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译者
[2] 《旧约》中说：本杰明是雅可布的儿子，生后母死，父亲很宠爱他，常用作最受宠爱的幼子的代称。——译者
[3] 阿尔帕特（八九〇——九〇七年）率领匈牙利民族由俄罗斯南部迁移到现今的居留地。——译者
[4] 一八〇六——九一八年的萨克森王室。——译者
[5] 《费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书信》，斯图加特一九〇二年版。
感谢 杰拉德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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