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慨
不如意的社会情况使工人越来越觉悟，这自然也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大家都要求来个改变。但是因为缺少人所信赖的、清楚而有目的的领导，也没有能够团结这些力量的强大组织，这种情绪就销沉下去。一个具有极好核心的运动决不会没有结果地过去。一切集会都是人满，谁讲话最激烈就是当时的好汉。这种情绪首先充满了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将近十月底，我约曼海姆的埃克哈特教授（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于他在莱比锡一个民众集会讲话后，也到工人教育协会作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讲述当时实际情况中工人的地位，尤其关于工人的社会要求。关于后者他坚决主张干涉国政。他对于拉萨尔的国家资助思想认为，如果资助是出于一个民主国家，也无可非议。演讲人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为要确定一下，在这样演讲以后协会中的情绪如何，我常常以主席身份在演讲后发言，对演讲作短评性的说明，并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如果有意见分歧，则分歧结合着我的说明必定表现出来。如果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就会提出问题达到澄清。我使用的这种为听众利益充分利用演讲的方法，为各方面所欢迎。但是其他方法如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也必须使用。因为我们在各协会之间不能得到合法的联系，我们的努力很受阻挠。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机关报，所以更有必要常常在口头上对宗旨和目的交换意见。因此，我们不顾屡次的拒绝，到一八六五年底又决议请求萨克森政府许可设立专区联合会。内阁仍然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我们还是在协会理事会上决议，关于促进各工人协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让各协会自行决定，并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兹维考召开邦会议。我们决定了邦会议的议事日程，它好像没有法律上的阻碍。按照议程，在会务报告以后将讨论内阁的答复。此外还要讨论：请求完全的营业自由和迁徙自由，要求来一个开明的结社法，取消职工身份证和服务证以及一切护照限制。随后讨论各协会的建议，并选举理事会。关于争取普选权，我们想在私人谈话中来洽商。
莱比锡警察局认为我们的议程太过份。它传讯我们的秘书格尔曼和我，并要求改变议程，否则会议不准举行，并且宣布协会为政治性组织，这就使各协会之间的联系成为不可能。莱比锡警察局长当时是一个以往的一八四八年民主战士吕得尔博士，但是在执行结社和集会法的方式上，就是保守党人也不比他更为严厉。现在我们只把讨论内阁命令列入议程，但秘密通知各协会，让它们好好派代表参加，我们将设法使所有可能的都在会议上来完成。出席的计有二十四个协会，三十一个代表。会议在星期日上午开始。当维尔道的一位代表建议将依法缩短工作时间一项列入议程时，遭到出席的警务长的反对。对于内阁（博伊斯特）的批示我在会议上建议作以下声明：
“关于内务部指示除萨克森工人协会只准在下列条件之下设立专区联合会，即联合会不得从事于政治的、社会的或公众的事情，但由于这种限制，协会的活动就将化为无有，因此，会议决议，不再提设立专区联合会的事，而让各协会随意去完成它的任务。”
这次兹维考事件的后果是，莱比锡警察总局把工人教育协会置于结社法之下，这就是说，自此以后将按政治性团体对待它。
长久以来，《柏林人民报》的态度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中激起很大的不快，这种报摆在阅览室中，它的态度既不民主，而且还以敌对情绪来反对工人的进一步要求。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一八六六年三月），我受理事会的委托建议停订《柏林人民报》，而另订阅科伦的《莱茵报》。建议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终于以一百六十对十七票通过。这个决议导致自由派报刊上对协会和我个人猛烈的攻击。但人们并不是不正确地把我当作这个建议的发起人。
一八六三年在萨克森实施的营业自由的条件是，谁要独立经营，他就必须先取得当地公民权。但这是花钱很多的，在各大城市尤其如此。一八六五年冬季，在莱比锡开始一种运动，目的在于取消或酌予减低公民权规费，并彻底改革萨克森的城市法规。自由派领袖当时领导这一运动。我同样也参加了各有关的集会，并且多次有人向我证实，我作的发言最为精彩。在基本要求达成协议后，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导全萨克森的鼓动工作，我也在内。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久即证明为徒劳无益。当一八六六年春季我们准备就绪，能够开始鼓动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和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商讨已发展到把任何其他兴趣都挤到次要地位。我们为改革萨克森的工商业条例的鼓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反之，政治性要求现在成为当前急务。
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德累斯顿为此举行了多次会议，我代表莱比锡前往参加，联合问题也列入会议议程。我以莱比锡代表身份表示拥护共同行动，而瓦尔特希却犯了错误，他尖锐地攻击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并百般加以谴责，致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愤怒。瓦尔特希不能忘怀于他以往充任拉萨尔的秘书时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所受的待遇（拉萨尔不容分辩，建议把他赶出协会），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对该协会进行攻击。虽然如此，在那个集会结束后，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参加的有：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格劳绍和哥尔里茨的工人教育协会，徳累斯顿、普劳恩峽谷、开姆尼茨和格劳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会，德累斯顿的工长协会和印刷业，共计出席代表二十人。决议为下列各项共同进行鼓动：普遍选举权，民主的结社和集会权，迁從自由，营业自由，取消各种护照限制，实行学校改革，由国家维持学校，调整工资问题，疾病保险和救济基金问题和联合问题。由出席者组成委员会，福尔斯台林任主席。
在举行集会时，现在所有在德累斯顿的工人组织，包括印刷业帮工联合会，都参加。这样行动，好像不再有禁止各协会为政治目的而联合的萨克森结社法。各方面还要求工人组织永久的共同行动。议会问题从现在起成为工人界最热烈的宣传对象。我们要求一个全徳意志的制宪议会，并实行全民武装来保护这个议会。全民武装这个要求当时在民主主义者的圏子里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若没有这种保护，议会可能成为政变的对象。而且早在一八六二年七月，舒尔采—德里奇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射手宴会上就说过：“自由而合乎宪法的局势的持久发展问题，面对着现存的政权，除非有武装人民的国民军作议会的后盾，是不会解决的。”以往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至于五月七日在德累斯顿召开的、有二千人参加的集会的决议，则有点奇怪。其内容如下：
1．我们声讨任何一个麻痹人民力量而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福利的政策。2．我们声明，把德意志领土割让，哪怕只是尺土寸地，就是背叛祖国。3．我们要求国王陛下和政府履行其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所以应把违背这种责任去麻痹反抗力量的人们，更换为能坚毅地、按照人民意志来办事的人们。4．我们要求恢复普遍、平等、直接和用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和无限制的被选举权来代替私利集团的统治，这种统治的贻害国家的结果现在已昭然若揭了。5．我们要求陛下的政府宣布一个决定：根据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九日的同盟决议案召集议会，并保证按一八四九年二月德意志国民议会所宣示的那种意向的精神来解决德意志宪法问题。6．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徳意志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全民武装。
随后选举一个代表团，其中有福尔斯台林、克瑙菲尔和施拉普斯律师，由该团把会议的愿望转达国王。这个代表团当然被拒绝接见。
最后萨克森政府迫于国内舆情和其间所召开的邦议会，也不管好歹地必须表示对于同盟改革问题的态度。冯·博伊斯特先生一向拥护那荒唐的奥地利改革计划，并且也热烈为三位一体思想作辩护，现在陷入窘境。邦议会下院的代表团质问政府现在对于奧地利改革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声明，政府无意再提代表方案；政府准备致力于同盟改革，和根据一八四九年选举法来选举议会。对于普鲁士的改革草案，他作了种种模糊的保留。下院代表团提议与上院代表团联合向政府作以下建议：
“政府应用全副力量在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安排德意志的议会选举，并且尽可能遵照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帝国选举法，在全德境内，而且在本（六）月内实现这个选举，并在尽可能短期内召开议会。”
球已在转动，但不要滚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
感谢 杰拉德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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