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七章 出逃
标记时期。 莫斯科丑闻。柏林的魅力。 出逃前夕。
从米哈伊尔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到他去柏林，其间相隔二十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没有多大进展，意志消沉。由于吕波夫去世以及瓦瓦娜出国，普列姆希诺庄的吸引力已失去大半。他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和贝叶尔姐妹在哲学上谈情说爱。斯坦凯维奇小组解散了（自从斯坦凯维奇离开以后），他失去了这个小组唯一可以激励他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别林斯基。他一心想为人师甚至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人师表，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巴枯宁对姐妹们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善于指教别人了。我自己也需要别人指点。当我教导别人时，大群恶魔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灵魂、我现在必须把它们驱走
[1]。
米哈伊尔在心情受到这般压抑的情况下，就道使自己研究学问：他的朋友就剩下波特金了，因而，他也不想去莫斯科了。所以，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这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而这还是自幼以来第一次。后来，他还说过，他住在家里另有考虑。吕波夫之死对普列姆希诺庄的整个家是个沉重的打击。米哈伊尔认为父母十分需要“一个料理家务的帮手”，于是，他决定“为安定父母的心情以及为兄弟姐妹的幸福而作出牺牲”。这年冬天普列姆希诺庄建起了一个造纸厂，理所当然地由农奴生产。米哈伊尔仔细盘算一下，认为不断增加工厂的收入可以使父亲支付他去柏林的旅费，所以，他决心搞好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父亲的态度是“敬爱、尊重同时又寸步不让”。他除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以外，愿意牺牲一切——求知欲是我整个精神生活的根本基础和内在本质”。（着重号是他自己加的）
米哈伊尔这时期的笔记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如饥似渴读的一些资料。和别林斯基的长期争辩促使他发愤继续大量地——虽不算系统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他的思路变得开阔了。大概是为阅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作好准备：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刻苦钻研希腊语语法。有好几种论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尼安德名扬一时的《基督教史》、一些古代史的教科书以及基佐的《法国文明史》，他都作了摘要。1839年5月他自己列的书目中还有《曼奴法典》、《可兰经》、洛克的著作、英语语法和一篇微分学论文。这些书他是否读了仍不得而知。他和别人的通信中还提到过吉本的《衰亡史》[2]，他是否读过这本书，同样是个疑问。也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博览群书，在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米哈伊尔说他自心“从早到晚伏案攻读，有时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我受的是军事教育，以前又懒情成性，在知识上拉下了一大截距离”。[3]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巴枯宁在这个时期书读得很杂、反映他哲学观点上的强烈的折衷主义倾向。当他和别林斯基是极端黑格尔派的时候，他们认为席勒的作品很抽象，带有伤感情调，而现在又研究起席勒来了。他读了一本费希特传记，又一次赞颂原来的大师是“我们时代的一位真正的英雄”，称赞“他为了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向着自己既定目标前进，具有摆脱任何外界的干扰与接弃世俗偏见的能力。”米哈伊尔最重大的新发现却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部著作是以一个历史的基督代替超自然的基督，在德国思想界中发动了一场革命。现在，米哈伊尔才第一次知道，在德国，黑格尔学派的人“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施特劳斯的左翼；另一派是“一本正经地”反对他的右翼。米哈伊尔当然仍属后一派。在莫斯科的波特金订有《哈雷年鉴》，《哈雷年鉴》是公认的“黑格尔左派”的机关刊物、正是由于波特金寄了一期《哈雷年鉴》给米哈伊尔看，米哈伊尔才第一次听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名字，此人自称是黑格尔门徒，带头攻击天启教，为宗教和哲学寻找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些观点对米哈伊尔来说实在是太荒谬了，根本无法理解。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派右翼一边，并且提醒他姐姐说，在崇拜施特劳斯的时候，“切勿相信他”。至此，他才第一次意识到黑格尔的信徒还是革命主张的斗士，这在他一生中倒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4]。
12月和次年3月，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曾一起两次去莫斯科，但呆的时间都不长。这两次去莫斯科，他都避开了别林斯基，只和波特金在一起。除这两次外，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一直住到1839年7月，埋头学习。后来，由于外界刺激的某种需要变得十分强烈，他才动身去彼得堡。自从五年多前在炮兵学校不光彩的经历结束以来，他就一直没去那里。他这次外出原因，或者说是借口，是很离奇的。他提出要为瓦瓦娜和迪亚科夫离婚一事作安排，并在出发前写信给瓦瓦娜，要她相信他将“尽一切努力使她获得自由”。这个打算本身是无法实现的。根据俄国法律，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权势，离婚谈何容易，再说，米哈伊尔也不可能施加这样的影响来与他父亲作对。米哈伊尔显然没有将该计划禀告其父，所以亚厉山大·巴枯宁是在他离开后才知道的，于是，他给长子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主要是谈〔？〕问题：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去彼得堡前根本没跟我谈你的计划和打算，这太使我痛心了。我本来可以给你提些有用的忠告的……你的努力和请求法院批准离婚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曾想写信给瓦瓦娜谈谈这件事，但是经验告诉我：我的忠告将毫无用处
[5]。
彼得堡之行虽对他宣布的目的一无所获，但却吸引他在该地呆了整整四个月。他到彼得堡的当天，遇见一个与他同年的表兄谢尔盖·穆拉维约夫。他们以前在彼得堡时就已相识。于是米哈伊尔就同他住到一起。他发现与谢尔盖的兄弟尼古拉似曾相识，后者是在他之后进炮兵学校的。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很少再见过尼古拉，所以，穆拉维约夫家的这个成员对米哈伊尔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拜访了彼得堡的许多亲戚，其中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炮兵学校后几个月，他常常受到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热情款待。这位老人和以前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但是米哈伊尔发现他的三位漂亮的女儿都不在家，就不再去了。他去找皇家大法官法庭第三厅主任杜贝尔特交涉过，因为他有权解决诸如离婚之类的问题。他结识了受欢迎月刊《祖国礼纪》的一位有胆识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初次见面就对米哈伊尔产生了通常的良好印象，于是克拉耶夫斯基立即请他为杂志撰写另一批有关哲学的文章。米哈伊尔又一次幻想会有一大笔收入，便马上动手写了其中第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于1840年春季发表。随后，写作的激情消失了。第二篇文章直至米哈伊尔离开俄国前夕才写完，一直未见发表[6]。
米哈伊尔在彼得堡逗留结束之前，不如意的事情纷至沓来。他由于瓦瓦娜所作的努力遭到挫折而感到泪丧，以致将近两个月没有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任何人写过信，在上文那封引用过的信中，他父亲曾讽刺过他写作的前途。他挖苦说，别林斯基去出卖他的才学倒也未尝不可，但米哈伊尔最好还是干干农活和料理家务，闲暇时搞点动脑力的工作就可以了。这种宾主关系使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对他表兄弟的感情变得十分冷漠。听说他抱怨苦于想不出办法把客人赶出家门。米哈伊尔终于道不得已搬走了，先是住在一家华丽的旅馆（虽然他身无分文），后又搬到炮兵学校一位老朋友家去住，米哈伊尔正在郁郁不欢的时候，别林斯基于1839年10月和一个有钱的文艺爱好者帕纳叶夫一起低达彼得堡。帕纳叶夫想要充当新一代文学家的保护人的角色、自他们争吵以来，刚好一年时间。这次两人见面时，别林斯基觉得米哈伊尔变得聪明和通人情多了，经过一段尴尬时间以后，别林斯基又被他以前的那种魅力吸引过去了，并把他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和兄弟”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更热心于和解，这种和解虽注定不会长久，但在米哈伊尔呆在彼得堡的那些日子他们没有闹翻11月中旬，波特金发来一封急信请米哈伊尔回去。帕纳叶夫给米哈伊尔寄来四千卢布，以便还债。干是，他离开彼得堡到普列姆希诺庄和莫斯科去了[7]。
突然来信要米哈伊尔回去，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的几位朋友都一个个和他的姐妹们有感情上的纠葛，波特金也不例外。7月，当米哈伊尔还在彼得堡时，他家里人到莫斯科去了一次。波特金就是在莫斯科爱上美貌的亚历山德拉的。去年夏季在普列姆希诺庄时波特金曾见过她一面。但是，她对他爱到什么程度还不大清楚（因为她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波特金的社会地位并不门当户对，外表也不出众。但是，年已廿三春的亚历山德拉一定觉得是该找个配偶的时候了。她还拿不定主意，在同父母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前，只是与吕波夫对斯坦凯维奇的做法一样，答应跟她的求婚者私下通信。米哈伊尔被要求介入此事。岁月已经使他变得成熟了，再说亚历山德拉不象塔蒂安娜那样，能够激起他内心的感情。所以，他写了一封颜为通情达理的信劝她，说如果她真爱波特金，那就和他结婚吧[8]。
这些情形虽然还瞒着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但按照这些浪漫的年轻人的习惯，还得由亚历山德拉、波特金、米哈伊尔和他们在莫斯科、彼得堡的所有朋友进行仔细的讨论，这样一来亚历山德拉的一个舅舅在10月份得知了此事，他觉得他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夫。亚历山大·巴枯宁闻讯后自然感到十分愤怒。他给波特金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既带讽刺而又不失礼，既文雅而又委婉，称亚历山德拉为“余之女眷”：称自己为“该女眷之父”，并宣称他决不能承认这门亲事。性好犹豫的波特金，早就盼望成亲，此时感到束手无策。他感到最好是赶紧请米哈伊尔回来。后者于11月中旬动身回普列姆希诺庄，对“这个可恶的舅父”恨得咬牙切齿[9]。
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后的情况无可稽考。所以，他和父亲最后一次的公开争吵也一定不会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米哈伊尔又一次成了他姐姐的轻率行动的主要替罪羊从尚存的一封母亲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可以看出，米哈伊尔由于没有把姐姐的秘密说出来而遭到母亲严厉的申斥。他在家只呆了几天就去莫斯科了。他独特地宣称：“他没有父亲”，并说普列姆希诺庄“由于人道、信仰和爱情表失始尽而腐败落了。”这对情侣继续进行着徒劳的书信往来。但是，波特金的优柔寡断和亚历山德拉捉摸不定的感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840年初，波特金指责米哈伊尔（也许有理）警告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结婚就会使她和兄弟们关系疏远，因此他们的关系恶化了，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的书信来往延续了几个月。后来由于亚历山德拉病倒了，他们停止了通信，这种脆弱的偷偷摸摸的浪漫史也就结束了。像迪亚科夫和波特金那样弱而又不讲实际的人，竞敢于冒着失去平静心情的危险，闯进巴枯宁家的青年人特有的那种紧张而又要求过高的环境中去。
※ ※ ※
1839—40年的冬天是米哈伊尔在俄国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冬天，这段时间里，他在莫斯科接触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两个人在他后来的生中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上文已经说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坦凯维奇曾组织过一个哲学小组，同时还有个与之相匹敌带有政治性质的小组，这个小组是由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格辽夫领导的。1834年，警方发现这个小组有把激进主义从理论的范围变为实际行动的倾向，就将其主要成员逮捕了，并把他们驱逐出莫斯科。赫尔岑被押送到乌拉尔的彼尔姆，危险性较少的奥格辽夫被押送到他的原籍奔萨。到1839年时，当局的愤怒平息了。11月，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奥格辽夫及其妻子获准在那里定居，那年冬天，赫尔岑也几次去过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别林斯基的争吵，最终把斯坦凯维奇小组搞垮了。波特金、卡特科夫以及一些名声不大的人物仍旧呆在莫斯科，格兰诺天斯基是一位早期的成员而且是斯坦凯维奇的密友，在柏林侨居三年，回国后颇有名声。但是，小组没有核心，也没有人领导。米哈伊尔的作用是分裂而不是团结。他对朋友的态度是喜新庆旧，认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是两位新的、意气相投的明友。
当时，围绕着黑格尔学说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争论非常激烈，十多年后，赫尔岑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极其生动和透彻的描述。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他的记述并不正确，因为他其中谈到与米哈伊尔的争论，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也提到他与别林斯基争论，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彼得堡，但是，就这件事的本质来说，他是正确的。别林斯基当时的立场极其保守，具有宿命论的观点，在回答赫尔岑的挑战时竟然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残暴的专制制度是合理的，而且必然会存在下去”。而起初似乎赞同这种观点的米哈伊尔开始产生了怀疑。“他的革命本能正驱使他走另一个方向”。事实上，米哈伊尔早在见到赫尔岑以前，已开始产生怀疑。他被驱使走向“另一个方向”，并非是由于“革命的本能”（从政治意义上讲，他仍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本能），而是由于别林斯基试图把合理现实的学说应用于日常生活和行动（例如“半便士”的“准确性”），还由于别林斯基对他姐妹们受到的哲学教育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米哈伊尔认为，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思辨学的和伦理性的问题。他发表在克拉耶夫斯基主办的《祖国札记》上篇论哲学的文章并没有表示要把黑格尔哲学运用于政治的倾向。在政治上，直至离开俄国的时候，米哈伊尔保持着冷淡的正统观点。无论是在一封信中预言保罗有一天定会成为一个“模范的地主”，还是赞扬尼古拉是“对沙皇和祖国忠贞不贰的真正的俄国人”，都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10]。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的米哈伊尔的书信和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具有政治头脑的赫尔岑对他有什么影响。从他与别林斯基争吵到他出国这段时期，他的思想没有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变化。从他知识成长的角度来看，在莫斯科的那个冬天完全是个空白。他在研究黑格尔学说时挤出大量的时间去下棋，比通常更加自由自在地沉湎于社交文娱活动，参加经常在奥格辽夫家举行的招待会（玛丽娅·奥格辽夫爱好交际，喜欢广延宾客，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在波特金家举行的音乐晚会。除夕，在波特金家吃年饭，有蛋黄酱、鲟鱼和山鸽等菜、米哈伊尔开怀畅饮了九杯香槟酒。饭后“体操表演”时，他大显身手。据记载，他在另一次舞会上跳得“非常优雅”。遗憾的是几个星期以后，他是否跟波特金起参加过一次慈善捐化装舞会尚未证实。在那次舞会的晚宴上客人们——举杯向从“纯粹实体”到“观念”的所有黑格尔派的人祝酒[11]。
这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活动总要带来些丑闻、米哈伊尔也没有幸免。玛丽娅·奥格辽夫有一个温文尔雅、长期患病的丈夫。她因而喜好卖弄风情，1839—1840年冬季期间追求她的人当中，卡特科夫算是最股勤的了。其间确切地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体面地隐藏起来了。但是根据人们喜爱的说法，说是有一天，米哈伊尔去看玛丽·奥格辽夫，发现卡特科夫和她在一起鬼混：就追不及待地把他所见的一切跟所有的朋友讲了。卡特科夫写了一封信向奥格辽夫求饶。奥格辽夫原谅了他。丈夫、情夫都与这个传播丑闻的人闹翻了。性情温和的奥格辽夫端力保护他妻子的名誉，布和“这个卑鄙的小人”断绝一切关系。卡特科夫早就怀恨在心，下一年就进行了报复，他采用什么方式，下面还要谈到。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在纷纷谈论米哈伊尔本人的名声：说他私拆别人信件：靠朋友们养活了六年：为斯坦凯维奇抛弃吕波夫索取了三千卢布：靠波特金养活整整一年，以支持波特金向亚历山德拉求爱作为报答，最后又出卖了他。这些事实和想像混杂在一起的风言风语传了好几个月，对米哈伊尔颜为不利。他感到很寂寞，越发然天尤人。莫斯科和彼得堡此时都成了他不愉快的回忆。他可以信得过的朋友几乎一个也没有了[12]。
悲观主义象一团乌云压在他的心头。他已失去了责任感，失去了自信心，对伟大的前程也产生了动摇。他丢尽了面子。现在不在眼前的斯坦凯维奇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这人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口角，具有唤起所有朋友内心深处最美好一面的非凡的天赋是米哈伊尔唯一可以向他倾诉苦要的听忏悔的牧师：
〔1810年2月，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我的整个长处都在于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已为些肮脏的日常家庭生活琐事、家庭争吵和朋友之间的争吵以及我自己的无能所破坏了。但是，我还保持着旧有的超越其他一切的需要，即要求得到当代的知识。——尽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可怜的、辛勤的努力、求知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一切都不知道——这种需求还处于通向真知的必经的过渡阶段，但是对于每一个注定有这种的需要的人来说，这仍是一个贫乏的而不能很快见效的阶段。
这段话写得非常诚恳谦虚，毫不做作，在米哈伊尔的书信中显得很突出。
只有出国旅行才能摆脱这种精神上的不愉快。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到意大利去；俄国人却到德国去，五年来，周围舆论虽然变化无常，但米哈伊尔这一信念从未动摇：即获得知识的关键在于德国哲学。他若他的求知欲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知识的源泉。因而去柏林旅行便成为“我一生中的唯一目的……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那将是他“精神上的洗礼”。
〔当时，他给他姐妹们写信说了〕啊！你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着急呀！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能够而且必须得到知识，因为我的生命、幸福和力量都取决于神圣的知识。
他处于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之中。“他的精神生活的命运”岌岌乎可危了。
※ ※ ※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米哈伊尔下决心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以前所未有的奇特和激动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求援信。这封保存下来的信，显示出他的文才比起他在新闻写作的试验时期的文才要出色得多。这封信把谦恭和自恃、诚实和乖巧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提前看到了他十一年后给沙皇写长篇《忏悔书》的缩形。米哈伊尔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但并不后悔，因为它们已成为“前车之鉴”。他已经完全没有那种“使我认为人可以相安无事地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的得意心境”，他的愿望就是寻找“某种确定的、真正的外界活动”父亲已经对他说过务农或在政府任职由他选择，他完全同意、他理解做父亲的愿望：长子应该全力经管庄园的事务。但是他求知心切，不可能去过乡绅的生活，去年冬季，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刻苦攻读就是无言的证明。那么另一条出路就只有在政府部门找个差使，然而，偏若他没有什么资历或大学学位，他就只能做些低下的事情，而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责献。此外，他在柏林住上三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有资格在莫斯科大学当个教授，对这项计划的费用经过细算之后，他请求父亲答应每年给他二千卢布，“不行就一年给千五百卢布”，最多不超过三年他还轻率地保证说，如果这项请求得到同意，他就永远不再向父母要钱了[13]。
米哈伊尔于1840年3月24日把信寄出后，将近三个星期如坐针毡，他迫不及待地要姐妹们告诉他交亲对这项请求的看法，哪怕是一点点迹象也行。最后，他自己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很委屈地向他们提到上次信的事。4月中旬终于接到了回信。信是3月30日写的，显然是拖了好几天才发出。米哈伊尔好说歹说起了作用，亚历山大·巴枯宁在回答米哈伊尔关于父子之情时不禁说“没有实际行动的爱毫无意思”，又说他认为米哈伊尔“象另一个唐吉坷德，爱上了新的达辛尼亚”：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计划，他详细地解释说，庄园已抵押出去很多，伊利亚需要买一匹马：尼古拉需要添一件新制服。但他仍答应，“假如情况许可的话”每年给米哈伊尔一千五百卢布（他妻子写的附言中提到的）。难怪米哈伊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但是，他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在与赫尔岑闲谈中，他曾提出过要赫尔岑和他的些朋友借给他五千卢布，赫尔岑没有表示反对。他现在又客客气气地给赫尔岑写信，要他马上给他二千卢布，以后两年每年给他一千五百卢布。在所有米哈伊尔能称他们为朋友的人中，赫尔岑是他认识时间最短的一个，见面的次数最少，而且对他有吸引力的人品的初次印象尚未忘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事。赫尔岑很爽快地答应了。将来怎样还未可预下。不过赫尔岑目前愿意给他一千卢布。他肯定可以成行了。他一生的梦想实现了。
〔米哈伊尔于5月9日写信给他姐妹们说〕一条宽广的道路、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几年之后，我回到你们的身边时，将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真挚的兄弟和朋友，一个完全值得你们爱的人。
如果米哈伊尔此时已暗暗地预感到他永远不能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重返故乡：那他并没有向他可敬可爱而又悲伤的姐妹们透露[14]。
他在俄国最后的几星期时间定是花在她们身上了他于5月底回到普列姆希诺庄。他从小就很熟悉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正值花落，他将再也不会看到花开了。不过，他的心情是很轻松的，没有任何东西会破坏他所心爱的家乡夏季的恬静。除了死去的吕波夫和去意大利的瓦瓦娜外，全家人都团聚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停止了。既然米哈伊尔已放弃了继承权，决心要冒险去奔自己的前程，父母也就克制其他情感，流露出祝福和惜别之情。亚历山大·巴枯宁表现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在离别之际，米哈伊尔甚至相信母亲是爱他的。由于他已获得自由，所以他忍耐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自从1836年美好的夏季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与人与己都和谐一致了。
6月中旬，外界传来了两个消息，打破了这里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贝叶尔姐妹俩目前住在俄国中部的家乡庄园里：米哈伊尔由于一时兴奋，似乎已经把她们忘却了。最后，还是邀请她们来普列姆希诺庄和他告别。但是，有许多实际困难：路程太远邀请得太晚。米哈伊尔收到两姐妹很不以为然的来信，怀疑他的友谊是否真挚。亚历山德拉还特别提到，“有些人一得意就忘记了患难与共的朋友”。米哈伊尔给她们俩写了一封信，责备她们疑心太重，还狠心地说亚历山德拉是个“娇宠坏了的孩子——即使不是命运宠坏的，也是我宠坏的”。但是，他保证说，她们将与他一起生活在“广阔而又自由的永恒爱情的王国之中”，他的精神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永远爱着你们”。他临别时说了这样好话，谁都会感到高兴[15]。
大约与此同时，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从罗马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瓦瓦娜寄来的：另一封是斯坦凯维奇寄来的。斯坦凯维奇的肺病非常严重，他病得很厉害。一直住在那不勒斯的瓦瓦娜，那时正和他在一起。瓦瓦娜崇拜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也已经把昔日对昌波夫的爱情转到瓦瓦娜的身上。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米哈伊尔和他姐妹与其说为斯坦凯维奇的病感到难过，还不如说为斯坦凯维奇和瓦瓦娜终于结为夫妻而感到高兴。米哈伊尔写信给瓦瓦娜说，他认为斯坦凯维奇和她相结合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他洋洋得意地给他们俩写信，告诉他们说，他很快就要到柏林去了。
这几封信写完几天后，米哈伊尔就出发了。他离开了双亲和普列姆希诺庄：弟弟和姐妹们一起坐车先到柯泽西诺。在这里他向塔蒂安娜、亚历山德拉和三个弟弟告别：当天，又和保罗和阿列克斯一起前往图尔卓克，到了傍晚时分，他们三人乘坐的马车远离了普列姆希诺庄，分手的时刻眼看快到了，都禁不住泪流满面。米哈伊尔久久不能忘记这一情景，久久不能忘记树丛里的画眉祝他们一路顺风的歌声：米哈伊尔和两个弟弟在图尔卓克分手了。一人独自前往特维尔，接着又前往彼得堡，6月26日到达再过三天，他乘坐的轮船就要起航了。
唯一对米哈伊尔在俄国的最后三天作过详细记载的是别林斯基。他应该算是一个怀有敌意的见证人，别林斯基认为，经过多次周折、他对米哈伊尔的品性已经“摸透了”。他认为米哈伊尔对波特金不诚实。不久，他在给波特金的信中，说米哈伊尔“聪明过人，但不诚实，而且易动感情”。在这样心情下，听说米哈伊尔要来彼得堡“和他细谈并消除误会”，使他很有些不安（他仍然害怕米哈伊尔支配他）。米哈伊尔到彼得堡后，住在一家旅馆里，因为手头有钱，便挑了一间每天四个卢布的大房间，到达的当天晚上，去看望了帕纳叶夫。帕纳叶夫因为听取了别林斯基的意见，所以虽然对米哈伊尔彬彬有礼，但却十分冷淡。卡特科夫跟帕纳叶夫住在一起，因为不认识米哈伊尔，这次没有露面。但是，卡特科夫从帕纳叶夫那里得知米哈伊尔打算次日上午去看别林斯基后，便心生一计，决心要对这个在莫斯科专事诽谤的人进行报复。次日清晨，他躲在别林斯基家里。别林斯基因不是自己一个人和可怕的米哈伊尔相见，显然并不紧张，他没有把他门已和卡特科夫谈了些什么记载下来，但是，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卡特科夫的出现必将预示一个很不愉快的场面。
十二点后，别林斯基心里砰砰直跳，他看到，“一个高大、笨拙、头戴一顶肮脏学生帽的人”——米哈伊尔在向他走来，便从窗口那里叫他上楼。他们在客厅里见面，别林斯基想避免和他假客套，但是，米哈伊尔却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用那“粗糙的嘴唇”吻了他。他们穿过卧室进入客厅。在那里，米哈伊尔突然发现自己碰到了冤家对头。卡特科夫马上发起攻击，以嘲弄的口吻感谢米哈伊尔曾好心地干预过他的事。米哈伊尔大吃一惊，退入卧室，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卡特科夫也跟着走进来，等待他的回答。“拿出证据来！”米哈伊尔终于装腔作势地说，“证据，我要证据！”“证据！”卡特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你毁了我的名声，老兄，你是个无赖！”米哈伊尔听到这句话，就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想不出什么新词，就怒气冲冲地大声哦道：“你才是无赖呢！”。接着，卡特科夫恶狠狠地骂了最后一句：“太监一样的东西！
别林斯基看到米哈伊尔的全身颤抖得“象触了电似的”。但是还是卡特科夫先动的手，推了米哈伊尔一下，因此不独从道义上，而且从实际上说，他是肇事者。米哈伊尔抄起拐棍向对手打去。于是两人就争夺拐杖，拐杖打到天花板上，灰泥纷纷往下掉。此时，别林斯基慌了手脚，嚷着要他们住手。米哈伊尔抢起拐棍，打到卡特科夫的后背，先占了一次便宜。然后卡特科夫向前通近，米哈伊尔解闪，几乎把身子缩成一团，卡特科夫向他闪的脸上碎了两口睡沫。卡特科夫这样梅唇了对手以后，就退入隔壁房间里去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回来冲着他骂了几句。在搏斗得最激烈的时候，米哈伊尔就声称：“我们俩人以后非用手枪决斗不可”卡特科夫此时只想提醒他一下他说的威胁性的话。“老兄，你听着，”他慢吞吞地但很清楚地说道：“你要是有种，说话就要算数。”没等回话，他便昂首阔步地走出去了。
于是只剩下别林斯基和那个受了伤的狮子在一起。米哈伊尔的面颊上尽是鲜红的斑点。由于生气和受辱，嘴唇都鼓起来了，构成了一个平行的四边形。别林斯基感到很奇怪，他的姐妹们怎么会去亲他这样的两片嘴唇。一阵尴尬的沉默以及更为尴尬的谈话之后，别林斯基借口有个约会、他们就一起走了。当天晚上，别林斯基去看米哈伊尔。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米哈伊尔交给他一张给卡特科夫的便条，那上面说，鉴于俄国法律规定严禁决斗，最好还是把这场决斗移到柏林进行。米哈伊尔和卡特科夫都是虚张声势的人，但前者是另一种类型，比后者更胜一筹。正如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米哈伊尔确实是个懦夫。他根本不考虚什么个人的名誉。他有乐天性格，并不因去欧洲前这个不幸的前奏而感到过分沮丧；他不愿意让一个小小的、不相干的插曲阻挡他的命运之路[16]。
第二天，他为出发作准备工作。在与赫尔岑夫妇见面时，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由于一些老朋友对他怀有敌意，他会见赫尔岑夫妇倒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其他所有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朋友在他早年的经历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为哪一个朋友感到遗憾。他“高高兴兴”跟他们告别。只有普列姆希诺庄那些亲爱的、忠实的兄弟姐妹例外。最后一个夜晚，也就是6月28日—29日的夜晚，他提笔写信一一向他们告别。尼古拉必定会接替他成为普列姆希诺庄年轻一代的领头人。有一段时期，他曾担心尼古拉会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所以他再次提醒他要当心这种危险。
紧紧地坚定地守着我们的小圈子，记着不要让姓别林斯基的和姓波特金的来取代它。
别林斯基是个好人，但他不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属于我们这一类人。你要做我们的姐妹的朋友和保护人，教育她们，也要向她们学习。互相学习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你可以向她们学到许多东西——这是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
接着——嘱咐其他的人。他叫亚历山德拉永远不要总记他是她的热诚的朋友，要对他无话不说并经常给他写信：叫保罗和阿列克斯记住他们的诺言：照顾父亲和姐妹：叫亚历山大给他写信坚持学习绘画，并且“尽量使精神生活有种真正的和明确的内容。”最后就剩下塔蒂安娜了：
亲爱的，美丽而聪慧的塔蒂安娜：再见了、我心爱的、神圣的朋友。祝你快乐。
你生活中发生的要加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让我知道，望常来信。
他没有给父母写信，他到吕贝克时，将给双亲写信问安[17]。
写完这封信后已是翌日清晨六点。他想起了贝叶尔家的姐妹。他是出于疏忽，并非故意地得罪她们。对她们来说，过去的六年中他是很重要的，然而，反过来对他来讲，她们却微不足道。但是，在离别之际，他能回想起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那些欢乐时刻和真挚的感情。
〔他给她们写信说〕我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一定会写信告诉你们的（他把给塔蒂安娜信中的说法颠倒了过来）我能希望你们也这样对待我吗？不要抛充我，我的朋友，如果那样做，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可怕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18]。
他收拾好行装，仅由赫尔岑一人陪同乘上驳船，将他送到涅瓦河：前往喀琅施塔得，一艘海轮等在那里，驳船行至涅瓦河口时风浪大作，只得返航。当他们再次靠近米哈伊尔多年来没想到会再次见到的建筑物时，赫尔岑朗诵了普希金的那首四行诗，诗中称彼得堡是“一座无聊的、寒冷的、像花岗石般的城市”。米哈伊尔不愿下船，当赫尔岑告别并离开的时候，米哈伊尔一动不动地站在昏暗的雨中，身穿黑色外套，显得憔悴而又孤独。
当天夜里。驳船开到了喀琅施塔得。1810年6月30日中午轮船启航，驶向波罗的海。航途风浪很大，大多数旅客都晕船。米哈伊尔却由于见到大海中惊涛骇浪的壮观景色而感到新奇，欣喜若狂，几乎没有离开过甲板。平静的俄国海岸被抛到后面去了。暴风雨从今以后就是他选择的环境。波恩霍尔姆岛上的悬崖峭壁以及残破不全的城堡，使人对海涅和司各特的《海盗》产生了种种浪漫的回忆。天色晴朗。海上的日出日落和明媚的月夜都十分壮观。第五天，船到吕贝克港的特拉弗明德。米哈伊尔在汉堡停留了三天（他从这里写信说，“德国的女子很可爱”，张口就说“对的”）。因为还没有铁路，所以从汉堡到柏林花了四天时间晚上六点终于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时间是7月13日，现在用公历代替俄历，就是7月25日[19]。
到了柏林，米哈伊尔得知斯坦凯维奇一月前去世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名叫诺维的村子里，死在瓦瓦娜的怀抱里。他们从罗马到科莫途中在这儿停留。同米哈伊尔还保持联系的旧友本来就不多，这回又失去了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崭新的世界。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94—295页。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7—12，229，246，260，276，396，399，402页。
[3]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著作《罗马衰亡史》——译注
[4] 《格拉诺夫斯基通信集》，第2卷第377—37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2，275，30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4—525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25，231，255—25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86—589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7—258，371—38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70页。
[7]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0，567，570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10，48页。
[8]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5—52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8—259页。
[9]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1—54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68页。
[10]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5—1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4，295页。
[11]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55—55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80—281页。
[1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82，485—486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87页。
[1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2—406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10，419—421，44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37—638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162页。
[15]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5—67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0页，第3卷第4页。
[16]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4，145—149页。
[1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4—436页，第3卷第4，6页。
[18]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6—438页。
[19]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6卷第46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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