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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亚·伊·赫尔岑(摘录)

1860年11月7日于伊尔库茨克



  ……
  俄国确实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俄国官场唯一的一个不靠琐碎小事、不靠卑鄙行为,而靠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使自己飞黄腾达和享有盛名的人。他热爱俄罗斯,象彼得大帝一样忠诚于俄罗斯。同时,他不是迂腐的爱国主义者,不是满腮胡须、习惯素食的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极有时代精神并且很有教养的人。他希望俄国在自由中获得尊严和荣誉。他象我们自己一样,完全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无论从各种本能、从明确而坚定的信念,从头脑、内心和生活的整个方向来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象骑士那样高尚,在俄国象他那样纯洁的人寥寥无几;在尼古拉时期,他当了将军、总督,他平生从来没有做过违背自己信念的事情。你们能猜得到,我讲的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就是你们现在站在敌对立场上来反对的那个人。请问,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承担着监护俄国这一崇高而艰巨的责任,怎么能不注意、不知道我们祖国的唯一的爱国主义者和国务活动家呢?这个人物我们无疑可以称为我们的人,俄国现在可望得到他的真正的效劳,甚至可能是得到他的拯救。我对你们讲的这个人是我的好友,两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同他见面。
  现在谈谈他的政治纲领。他希望使农奴连同土地得到无条件的、彻底的解放,实行有陪审人员参加的公开的诉讼程序,私人和公职人员不论地位高低都得无例外地服从这样的法庭,出版言论绝对不受限制,废除等级,实行人民自治和拨给国民教育充裕的经费。在最高行政机关方面,他希望进行如下的改革:第一,取消各部(他是官僚制度的死敌,是生活和事业的朋友),在最初一段时期既不要宪法,也不要空话连篇的贵族议院,而是要一个不拘叫作什么名称的临时的铁的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把尼古拉也许还有亚历山大手下那帮获得了自由的彼得堡的仆役们完全清除掉。他不仅不信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王公大臣,而且也不信任整个贵族等级,他称他们是俄国的浪子。总之,他对一切特权阶层或者一切被他称为不受鞭答的阶层抱有同样的、完全应有的蔑视,他不信任公众,而只信任受鞭答的人民,热爱人民,认为只有人民才是俄国的未来。他不指望官僚贵族对于解决农民问题会做什么好事,而是希望农民的斧子能开导彼得堡,使那里得以实行明智的专政,他确信,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今天的俄国,使它免于在卑鄙龌龊、盗窃成风、互相倾轧、废话连篇和卑劣丑行中陷于毁灭。他认为专政是必要的,目的还在于恢复俄国在欧洲的力量,他希望把这股力量首先指向奥地利和土耳其,以便解放斯拉夫人,并建立一个虽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但却是自由的斯拉夫联邦,而不是统一的泛斯拉夫主义君主国。他是匈牙利人的朋友、波兰人的朋友,他确信,俄国明智的对外政策的第一步应该是复兴和解放波兰。
  你们喜欢这个纲领吗?请记住,这并不是书斋里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纲领,在那种人看来,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都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不是的,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老练的国务活动家、总督公之于众的思想,他不容许说空话,他一生言出必行,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的智慧几乎是天才般的。
  我见过很多人,但还没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在自己身上集中了这么多互为补充的天赋和才能:勇敢的、广博的、炽热的、坚毅的智慧,天生的、富有吸引力的、激励人心的口才,以及在理解和叙述方面的令人惊讶的质朴。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一经与他的思想接触,就变得明确而简单了;他的思想风格完全是俄国式的、讲求实际的。他无论对事对人的记忆力都是罕见的。如果同他谈起关于他治理东西伯利亚十二年的任何事情或问题的话,在任何时候,他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都会向你们极其详细地说个明白,使你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头脑经常忙于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却总是那样清新而明朗,好象能保存和容纳一切哪怕只是处理过一次的事情。向他报告工作的人,自己对工作的了解从来也不如听取报告的他那样清楚。他的脑子转个不停,他不睡觉时就工作,而一昼夜也不过睡五、六个小时,同时您从来也不会觉得他工作忙乱。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交谈者,总是那么活跃、机智和令人可亲。他令人可亲到了这种程度,不仅女人喜欢他,而且男人也喜欢他。你没法不爱他,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强烈的爱和憎,他充满了激情,他的整个身心都是激情。你没法对他无动于衷,一定会要么爱他,要么恨他。他是这样忠实的、和蔼可亲的朋友,他在一切方面都这样彬彬有礼而又优雅高贵。他直率坦白,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感情。他以真情,以广泛的、直率的、知心的真情取胜。他发起怒来一定令人害怕,他的蔑视会使人无地自容。请看他就是这样一个有道德的人物。此外他还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对个人利益极端藐视,他象王子那样慷慨大方。他不富裕,不富裕到了这种程度,当他现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时候,如果他很可能由于政治原因而离职的话,那末他将几乎无以为生;可是近三年来在去阿穆尔河[1]、中国和日本的时间内,单是由于走这几趟,他在股票方面就损失了八万零一百银卢布,而且我只是约略地听他谈过这笔损失。他无私心到了这种程度,竟然拒绝接受由于开拓阿穆尔的事业而打算发给他的终身恤金,而且这一切处理得是那样朴实,没有一点虚荣心,就象别人喝一杯水那样自然。在这个优秀人物身上没有一点利己主义或虚荣心;他虽然珍视阿穆尔斯基这一称号,但并不在乎自己的将军、总督的职位和伯爵爵位。他要的是实权,而不是形式,这又是和彼得大帝相似的地方,我常常觉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独特的朴实同彼得大帝非常相象。所有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见他,他记得每个人,他心里想着每个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国家要人;任何一个生活上的教训,任何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国家事务,都不会从他的头脑里白白过去。
  首先他具有俄罗斯的智慧,不容易受骗;他能看透您的内心,而当他不愿公开说明的时候,却能对您不露声色。他的智慧既灵活精明,又直截了当,在外交上谁也没有他高明。看来他是全能的,不过搞文学和当教授除外,虽然他也受过教育和勤奋好学(他至今还在阅读和学习),但他对这些方面却抱有本能的厌恶;他喜欢行动,憎恨空谈。他擅长外交,犹如擅长内政管理或军事一样。他了解人们,善于同人们相处,善于说服、开导、引导人们,无形中使人们服从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发号施令的。至于说到军事方面,所有过去在高加索了解他的人(他在那里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长官初次崭露头角),所有现在同他接近的人都确信,他具有第一流将领的全部才能:思考迅速而明确,沉着冷静,在紧要关头能够随机应变,熟悉军事,不屈不挠,而主要的是抱有难能可贵的真正英勇果敢的决心,一切胜利的保证都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现在还有什么能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的话,那就只有设想指挥军队去攻打他和我同样痛恨的奥地利人了。他是真正天才的行政长官,他使自己所管辖的一切方面都卓著成效、合情合理、条理分明和简单易行,他在困难的时刻能够从谁也注意不到的地方找出办法来。他工作进行得飞快,他出其不意地作出决断并且一往直前地迅速付诸实施,从而使人感到震惊,这些行动几乎总是正确的、中肯的和颇有成效的,因为它们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谈到事业,他既奋不顾身,也不吝惜自己的公职人员;他在十二年的治理期间,骑马、坐四轮马车、坐大车、步行和乘船一共走了二十多万俄里。他于1854年首次乘小船顺阿穆尔河而下,如果详细叙述他的阿穆尔的丰功伟绩,叙述这些英勇无畏、忘我牺牲、热情机智的丰功伟绩,那真能写成一部英雄史诗。而这个人物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现在还在充分发挥作用,他的全副心灵属于俄罗斯,属于俄罗斯的解放事业,属于斯拉夫人的事业。他的信念和事业,尤其是他想为俄国做的一切表明,他完全是我们的人;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也不知道俄国还能期望别的什么人给它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我记得,你们曾经怎样哀悼帕谢克将军的逝世,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又一个帕谢克,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帕谢克更优秀、更能于、更聪明、更有力,而且也许更忠诚,因为在穆拉维约夫身上有一种对信念和事业的极端忠诚。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现成的俄国的救星,然而你们却是他的政敌。这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对俄国和对自己担负的责任何等伟大!由于轻率和轻信,由于无知或缺乏批评,你们竟成了反对俄国的优秀人物的诽谤者。要知道,这是反常的和犯罪的。
  彼得堡、所有最高政界人士都憎恨他;在第三厅[2]中(你们的通讯员、你们的英雄、你们的宠儿扎瓦里申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几乎每天都给第三厅写信),他是作为最红色的人被登记下来的,那里一般称他为红色将军,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在一帮行尸走肉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生气勃勃,在一帮卑鄙浅薄、自私自利的阴谋家和利己主义者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献身于事业,他不拿恤金,——这怎么不令人反感呢!他单靠西伯利亚的经费把一个幅员广大的边区并入版图,他几乎不用经费而完成伟大的事业,他爱惜国家的钱财,他接二连三提出方案,主张精简行政机关,取消不必要的职位,解放农奴,减轻受少数奸诈之徒压迫的千百万人的困苦。他不让人睡大觉,总是要人考虑事业,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而且对彼得堡的原则和人员公然表示愤慨和蔑视,甚至对皇室的好汉们也不容情。因此,彼得堡痛恨他,这也是自然的。同样自然的是,大多数胆大妄为的俄国贵族都不喜欢他。他如此深悉俄国王公大臣们贵族式的下流淫乱,并对他们如此痛下针砭,——他们当然不喜欢他。他热爱人民,因此人民也信任他,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在西伯利亚将万世留芳。同样,文学家们也不喜欢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学家是一些敏感的、虚荣心重的人们,他们昨天吓得发抖,今天嘲笑武力,他们光说不做。他们是贫瘠的俄国教育的垄断者,是穿着燕尾服的思想垄断者,他们喜欢别人向他们鞠躬致敬。穆拉维约夫蔑视他们,不向他们致敬。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他是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他之间毫无共同之点。总之,一切享有特权的、讲空话的和当权的人不能容忍穆拉维约夫,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这些人民之友怎么能成为他的政敌,怎么能这样轻率地相信扎瓦里申和彼得拉舍夫斯基这种人(关于他们在下面再谈)说的话,这一点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这真是自己人不认自己人了。
  你们会问,穆拉维约夫用什么证明了他的才能、他的忠贞不渝而有效的方针呢?他对东西伯利亚的十二年的治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我的一个好心肠的熟人、波兰革命者维贝尔很详细地了解西伯利亚,因为他是早在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之前就流放到这里来的,因此他能够把西伯利亚在穆拉维约夫来到之前的情况同今天进行比较,他在不久前讲过,如果把穆拉维约夫在这十二年期间所写的东西,尤其是送往彼得堡给皇帝和各位大臣的公文刊印出来的话,那末单是这些公文就可以编成一部出色的传记;从这些公文的往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想的是什么,他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每一份文件都流露出仁爱、崇高的正义感、英明的智慧以及为国家和边区谋福利的精神。他的所有各项建议和行动的主要的和一贯的目的,就在于使俄国一切被压迫的人即主要是人民提高地位,减轻困难,能够得到解放。
  我不记得是谁,好象是勒奈·德·塔扬迪埃,在谈到斯伯兰斯基时说,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从舆论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但俄国的国务活动家只能仰仗一个人的仁慈和信任,因此,他们必须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去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仅仅用剩下的四分之一时间去进行他们的事业。这在穆拉维约夫身上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必须进行战斗,才能获得一点极小的做好事的机会。他花了多少力量和寿命去同彼得堡斗争,而每一次胜利又花了多么高的代价啊!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大臣们、我们的彼得堡的国务活动家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一些生活在豪华环境里的卑鄙庸俗的人物,虚有深思熟虑其表的傻瓜,是一些口说爱国主义空话而不学无术、有始无终、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和沽名钓誉之徒,是一些靠阴谋活动和卑鄙行径爬上高位和保持官爵的人,是一些机械的形式主义者,是一些对生气勃勃的、实际的事业连预感也没有的墨守陈规者。这些腐化的、机械地生活和活动着的木乃伊,除了自己以外,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任何一个具有生动的、有成效的思想的忠诚的人,当他还无能为力的时候,在他们眼里都是可笑的,如果他能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话,那就成为他们的敌人了。他们从一开头就把穆拉维约夫当作敌人对待。在大臣委员会中,他只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同盟者:基谢廖夫,现任驻法国公使。所有其余的大臣都反对他,十二年来时而以阴谋诡计,时而以惯常的愚钝的漫不经心来竭力使他的开创活动陷于瘫痪。
  穆拉维约夫只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情无疑就是把阿穆尔并入了俄国版图。我不打算谈得太长;要详细地谈论这个题目,现在即使不说要写整部的书,也需要写一些厚厚的小册子。这里我只谈几点看法。阿穆尔的事业,无论就其实质、就其肯定有益的结果,或者就其所使用的经费为数有限和微不足道来说,都是伟大的事业,但它在俄国的遭遇却是奇怪的。最初,所有公众都兴高采烈,极热烈地对穆拉维约夫讲了天晓得有多少响亮动听甚至往往到了荒谬地步的好话;说他补偿了过去那次战争的全部损失和一切耻辱。
  过不多久,冒牌的十二月党人扎瓦里申在《海洋文集》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他怀着对穆拉维约夫的复仇心理和不可调和的憎恨,有意识地撒谎、诽谤、歪曲、捏造事实,用自由主义的论据和词句来掩盖恶狠狠的诽谤,最后竟至否定阿穆尔的好处,否定通航的可能性,甚至几乎否定阿穆尔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并且把它称为“俄国的祸害”。这些文章充满着极狭隘、极强烈的自尊心,字里行间显露出扎瓦里申先生的可悲的受侮辱的自我,不过这是故意在俄国公众面前以污蔑的形式写出来的,这些充满矛盾的文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蒙蔽和愚弄那些轻率的读者,经不起认真的批评。结果如何呢?俄国所有的公众都跟着扎瓦里申斥骂阿穆尔和所有开拓阿穆尔的活动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人们煞有介事地断言,阿穆尔是瞎说的事,河上连小船也走不了,布拉戈维申斯克[3]和尼古拉也夫斯克[4]以及阿穆尔地区所有的乡村和市镇仅仅存在于穆拉维约夫的想象和报告之中;阿穆尔使俄国破产;它断送了千百万卢布和成千上万的人;总之,阿穆尔成了俄国的祸害。
  俄国的公众是些古怪而愚蠢的人!在他们之中流行着一种奴才的习惯,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他们对他们所骂的对象没有激情和漠不关心,只是一味地乱骂和乱发脾气。你们可以去问问今天十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九的骂阿穆尔的人:阿穆尔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地图,其实他们对阿穆尔、对西伯利亚、甚至对俄国都毫不关心。而他们之所以骂,是因为俄罗斯人张嘴就骂,什么事都骂,什么人都骂,因为这是时髦,这才象自由主义。俄国的这些公众缺乏理智和强烈的感情,而对一切事情都喋喋不休地讲空话,他们是些庸俗之徒,简直是一群放荡的畜生,只配用斧子来对付。
  阿穆尔河能通航吗?根据在这方面很内行的美国人以及我国优秀的航海者的看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方便的河流之一。何必问他们呢?1854年约有三百八十名哥萨克和正规军士兵在穆拉维约夫率领下,携带全部口粮,乘三十四艘驳船第一次顺阿穆尔河进行了航行。1855年仍然是在他的率领下,浮运了约五千名哥萨克和士兵,同样携带全部口粮,并装载了一些二十八至三十八俄磅的大炮;从那时起,每年都从赤塔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把三十万普特到五十万普特的各种物资运到尼古拉也夫斯克。从1855年起,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通航轮船。1859年航行的国有轮船有六艘,而美国人德弗里斯的私人轮船第一次出现在石勒喀河上。今年冬天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征集了四艘新的国有浅水轮船,其中一艘专门用于乌苏里江航行,其余三艘逆水而上,两艘开到斯列田斯克,一艘只开到石勒喀扎沃德,而美国人德弗里斯则溯石勒喀河和涅尔查河而上一直开到涅尔琴斯克[5]。我曾同外国轮机人员交谈,他们都说没有见过比这更便于航行的河道了。还有,从明年起将开辟定期邮船航运:斯列田斯克(位于石勒喀河岸,离涅尔琴斯克七十五俄里,离赤塔三百六十俄里)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几乎位于阿穆尔河正中段河岸,水路离尼古拉也夫斯克二千俄里,离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会合处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一千二百俄里,从斯列田斯克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二百六十俄里)之间每两周一次,斯列田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每周一次,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尼古拉也夫斯克之间每周一次,也就是说,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和斯列田斯克之间一个月往返一次,这样,一个夏季之内从斯列田斯克沿阿穆尔河可以往返航行三次。看来,阿穆尔河可以通航是有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证明的,而扎瓦里申硬要反过来说,这岂不是无耻地撒谎吗?你们到底还要什么呢?去年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石勒喀扎沃德每普特的运费是二卢布五十戈比,今年到斯列田斯克是二卢布五十戈比,而明年将为二卢布。从斯列田斯克到赤塔运费是二十五到三十戈比,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是八十戈比到一卢布二十戈比,就算是一卢布。这就是说,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运费明年约为三卢布五十戈比,就算是四卢布(而美国公司环球航行每普特收费定价为一银卢布),而从下新城到伊尔库茨克每普特运费是六到七卢布,即几乎贵一倍。请看这就是阿穆尔在贸易上对西伯利亚有好处的证明,现在我们这里每普特糖要付十六到十八卢布,而在赤塔甚至要付二十卢布,按照扎瓦里申本人的计算,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应该卖五卢布左右,事实上在那里卖七卢布,将来在赤塔则不会超过九卢布,而在伊尔库茨克不会超过十一卢布。
  我说的是“将来”的售价,而不是现在的售价。为什么呢?非常自然,因为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贸易从1857年才刚刚开始,还掌握在少数美国的和俄国的冒险家手中,他们享有完全的专卖权,因此可以对各种商品完全随心所欲地规定难以想象的价格。阿穆尔公司从开始起就是不可靠的和愚蠢的,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营业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此外还必须看到,西伯利亚的商人同俄罗斯的商人一样,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顽固保守分子,不相信新开辟的航道;他们只知道完全是人为地维持着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尽管他们本身也意识到,这种贸易每年都在下降,而且很快就会停止。
  据说,明年将不是一艘,而是三艘美国轮船运送外国商品到斯列田斯克来,毫无疑问,美国人今天已摆脱了各种限制和禁令,很快就会掌握阿穆尔河的航运和贸易。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无论在阿穆尔河上的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西伯利亚今天已经同大洋连上了,不再是没有出路的、荒凉的西伯利亚了。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影响,例如,我们在伊尔库茨克比在托木斯克更接近欧洲,阿穆尔使西伯利亚第一次被人认识了。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吗?谁能计算得出这项事业的一切后果呢?毫无疑问,阿穆尔将来会使西伯利亚脱离俄国,使它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彼得堡的人们非常害怕这一点,有人甚至非常担心穆拉维约夫会宣布西伯利亚独立。然而,这种独立现在是不可能的,在不远的将来则可能是必要的,而这难道是坏事吗?难道俄国还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种强制地、畸形地结合在一起的、笨拙的君主制吗?难道君主制的集权不应该消失在斯拉夫联邦之中吗?
  溯阿穆尔河进口外国商品的贸易,已经由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必要的,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了。我们将来卖什么东西给美国人,用什么东西去交换他们的商品呢?这个问题把许多人难住了,虽然答案非常简单。第一,我们应该进行粮食、牲畜、油脂、肉类、大麻、皮革的贸易,阿穆尔边区十分富饶但人口稀少,它将能充分生产这些产品供进行贸易之用。第二,西伯利亚富有贵重矿藏,而黄金是和粮食同样的商品,同样是西伯利亚的劳动产品。叶尼塞省发现许多金矿,外贝加尔省每年也发现更多的金矿,外贝加尔省富有性畜、油脂、皮革、腌肉以及粮食和绳缆,并且现在就已经在用这些东西进行贸易,虽然规模还小。但是,那里的主要财富是丰富的铁矿,而铁矿迄今仅属皇家管理局所有,它象爬在干草堆上的狗一样守着这些铁矿,多亏激烈反对任何官营生产的穆拉维约夫,这些铁矿不久前才向私营工业开放。现在最普通的铁贵得让人买不起,而且几乎完全脱销,质量最次的生铁在此地每普特需付六卢布,无庸置疑,尽管俄罗斯人毫无进取精神,尽管采金业吸引着西伯利亚的大多数资本,但是,还是会很快找到聪明能干的资本家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外贝加尔省开设铁工厂的,这是十分有利可图而且坚实可靠的企业,不会长期无人问津。那时单是生铁一项就足以充实我们顺阿穆尔河而下的出口贸易。
  新归并的阿穆尔边区本身十分富饶,而和阿穆尔边区相连的乌苏里边区(西临注入阿穆尔河的乌苏里江,东濒太平洋,南和朝鲜接壤)尤其富饶,既有肥沃的土壤,又有极好的、简直是南方的气候,总而言之,合乎心意的东西应有尽有,这两个边区不出一二十年就将成为太平洋的谷仓。那里粮食的收成现在往往达到种籽的三十倍;到处都有含量丰富的金砂的踪迹,假如中国人按照瑷珲条约的条款,准许在松花江沿岸自由通商的话,那末松花江流域的牲畜和粮食现在就足以不仅供应整个阿穆尔地区的食用,而且可以用于对外贸易。现在貂皮、褐狐皮及其他皮货是主要的通商物品,这是在阿穆尔河中南沿岸地区和太平洋沿岸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彼得大帝湾[6]整个这一片地区猎获的。但是从明年起,包括柞木和落叶松在内的制桅杆用的、建筑用的和作劈柴用的各种木材,一定会成为更加重要的物品;上海、香港以及向欧洲人开放的其他中国口岸都大量需要这些木材。此外,阿穆尔河口对面六十俄里远的萨哈林岛[7]遍布优质煤层。
  上面简略地向你们谈了阿穆尔地区在贸易上的意义。如果美国人把这个富饶地区弄到手的话,他们会在那里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啊!可是俄罗斯人而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尽管倍受因循守旧的爱国者的热烈赞扬,却象婴儿似地无能为力。看来,警察的全面干预、农奴制和公社的宗法式专制扼杀了他们身上的任何进取精神和主动精神;他们自己不能行走,非要别人拉着走不可。新获得的广大地区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由两条可以通航的大河环绕而且濒临太平洋,要不要给你们谈谈这个地区在政治上的意义呢?这是新西伯利亚,不过却是富饶的、开化的、滨海的西伯利亚。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斯拉夫俄罗斯王国就在太平洋上站稳了脚跟,和美国结盟以前是幻想,今后则成了现实,这一点在当前同中国的关系和谈判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我们现在可以在太平洋上保持一支庞大的、真正的舰队,以代替黑海和波罗的海的玩具。实际上英国人今年春天又在力图从我们手中夺走彼得大帝湾。现在问题全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朝鲜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居民。这些居民行动缓慢,无疑比美国人缓慢,因为我们既没有他们的勇气,又没有他们的聪明和审慎而又大胆的进取精神,也没有他们的行动自由,不过这些居民终究在行动,而且将一年一年地迅速前进。
  但是在谈到这个内容之前,我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取得阿穆尔地区的经过。穆拉维约夫抱着这种想法来到了西伯利亚,而且早在从彼得堡启程以前,他就说服了尼古拉皇帝同意装备一支环球海洋考察队去寻找阿穆尔河口。这支考察队在船长、现任海军少将涅维尔斯基的率领下,于1849年5月找到了阿穆尔河口。1852年,维尔斯基按穆拉维约夫的指示,为尼古拉也夫斯克奠基。1849年,穆拉维约夫赴堪察加了解边区情况,特别是了解太平洋沿岸情况。同年,他产生了设立外贝加尔省作为征服阿穆尔地区的出发点和据点的想法。1850年,他开始同除基谢廖夫和彼罗夫斯基以外的整个内阁发生冲突。他的主要对手是涅谢尔罗迭、车尔尼晓夫和布卢多夫,而所有其他的人都追随这几个人。他被公开称作疯子官,有关阿穆尔的整个设想被称作毁灭性的事业。尤其是当他要求皇家管理局作出一些贡献,即贡献出管理局的四万名农奴的时候,设立外贝加尔省一事更是遭到了强烈的、狂热的反对。穆拉维约夫从同各大臣的冲突中看出我国财政的拮据,知道不会给他拨款,于是决心在外贝加尔边区的帮助下,用东西伯利亚管理处的余款来完成巨大的事业。
  哥萨克阶层并不是他带到这个边区来的,他们早就在中国边界上,主要是在鄂嫩河和额尔古纳河沿岸地区生活,当他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已经扩大到男女共六万人了。但是为了进行顺阿穆尔河而下的航行,他需要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沿岸的人手。在那里居住的主要是为数四万名的矿厂农民。你们知道什么是矿厂农民吗?这是一些比最穷苦的地主农奴还要更贫困、更受压制和更倒霉十倍的农奴。多亏穆拉维约夫,如今在涅尔琴斯克区再也没有这样的农奴了,我是从托木斯克省了解到他们的状况的,那里有十三万多名这样的农奴被编在阿尔泰的各采矿厂中。他们和别的农民一样纳税和承担其他各种钱粮贡赋;他们作为新兵被招募来,但不是去当兵,而且去银矿从事二十五年苦役。作为皇家管理局(所有矿厂都归皇家管理局管辖)的农奴,他们负担劳役而且是多么沉重的劳役!开工季节也好,道路泥泞时期也好,任何时候他们都得按照矿务长官纯粹专横的命令把木材、劈柴、煤炭、矿石运往一百、二百、有时是三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此外,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粮食仅仅卖给矿厂,而且按照1832年发布的切夫金指令,每普特黑麦面粉绝对不许超过二十八戈比。作为农奴,他们被人剥夺了自由,受人支配。什么人呢?地方矿务部门。你们知道矿务部门的情况吗?你们知道,俄罗斯的工程师是多么丧尽天良、贪得无厌、老奸巨猾,你们只要设想俄罗斯祖传的工程师是一个和僧侣等级类似的等级,就会知道矿务部门是什么样子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矿务军官都是矿务军官的子弟,因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矿务中等武备学校去受训,几乎是矿务军官享有的特权,因此,他们的子弟从小受到中等武备学校训练的影响,养成奸诈狡猾的劣根性,来到矿厂时已经是成型的窃贼了。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也是矿务军官的女儿和姊妹。所以,整个矿务部门就象是以惯偷为基础紧密联系起来的和睦家庭。支配矿厂农民的就是这样的矿务部门。难道我还应该对你们说,这些贫苦农民在世上生活得怎么好吗?其实,你们从我附上的安东诺夫(波兰政治犯维贝尔)在《伊尔库茨克消息报》上面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到有关他们过去在涅尔琴斯克区的生活的详情细节。正是穆拉维约夫把他们编入哥萨克,使他们摆脱了这种处境。这种措施主要地不是在最初激怒了扎瓦里申,因为正如下面我要谈到的,当他和穆拉维约夫和睦相处的时候,他不仅热心拥护穆拉维约夫的一切行动,而且甚至不邀而至、不请自来,自己用一种不光明磊落的笨拙方式插手执行穆拉维约夫的决定。后来他对穆拉维约夫生气了,于是就进行污蔑,而实行哥萨克化和强迫哥萨克住满阿穆尔地区的一整套措施——一整套殖民措施,就成了他笔伐的首要对象;诚然,这一整套殖民措施从纯粹经济学的原则去考虑并不合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必要的。由于缺少经费,由于人民毫无主动精神,由于变得懒散的、垂头丧气的、被束缚了手脚的人民不可能有主动精神,所以必须要么是采取这种措施,要么就是放弃阿穆尔。那末,人们会说,四万名矿厂农民、整个外贝加尔边区不是做了阿穆尔事业的牺牲品吗?即使如此,和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相比,这种暂时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如果我们能证明,无论外贝加尔边区或者矿厂农民,都不仅没有遭受损失,而且得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方式的牺牲是为了伟大的事业,那末扎瓦里申的全部论据中还能剩下什么呢?
  为了替自己装模作样的愤慨作辩护,为了使他的读者们想起来觉得可怕,他什么花招没有想出来呢!又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相比,又说整个外贝加尔边区会破产,又说迁往阿穆尔地区的不幸的移民会饿死,又说整个阿穆尔事业会毁灭。“阿穆尔成了西伯利亚的祸害”,——他郑重其事地这样叫喊,愚蠢的人们就相信了他的话。然而,扎瓦里申在外贝加尔边区住了这样长的时间,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穆拉维约夫把四万名矿厂农民变成哥萨克阶层,就使他们摆脱了俄罗斯人所能想象的最恶劣、最不幸的处境,和前不久的状况相比,他们现在的状况可以称得上是天堂。他知道,除了在矿厂遭受各种压制和破产以外,他们过去还被矿务长官交给某些店铺去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这种店铺象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样,使他们债务缠身,使他们对店铺处于农奴的依从地位,而穆拉维约夫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象格拉古那样把他们从这种无法偿还的债务和骗人的商人债主手里解放出来。他知道,在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当中根本没有实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没有人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在家里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现在免除了一切贡赋,过去他们被招募到银矿去从事矿井下的苦役,现在则改为每个十八岁至四十岁的成年哥萨克有义务每三年中有一年入伍在当地服役,矿厂的劳役改为砍伐建造驳船的木材,建造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上的驳船和流送这些驳船到阿穆尔河下游去,而且他们每天还可得到二十戈比,这种报酬虽然为数很少,但是在他们当矿厂农民,从事无比繁重的劳动时,连这点钱也得不到。此外,他们当矿厂农民时,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注定要受毫无希望的、没有出路的奴役,而自从他们变为哥萨克的时候起,他们总共只要从事十年或者至多十五年的强制劳动,而现在剩下的无论如何不超过五年了(现已干脆取消),此后,除了服兵役以外,他们就将不再负担任何义务,并且将对自己同皇家农民相对而言的真正优越的地位心满意足,所以可以考虑取消现在还需要,但是很快就根本不需要的哥萨克制度。
  穆拉维约夫无疑更乐于一开始就由自由的移民移居阿穆尔地区,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自由的移民呢?很早以前,剽悍的哥萨克未经请示,甚至未经长官同意,便自己发现了和占领了阿穆尔地区,在阿穆尔河岸建立了阿尔巴津城。从那时以来,在许多世纪中受到束缚的俄罗斯人民,丧失了一切主动精神,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废除现在的农奴制和警察制度,无疑会使俄罗斯人民恢复失去的生气,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不能等待,人民缺乏主动精神,就要代之以政府的主动精神。为了占据阿穆尔,为了在阿穆尔河上开辟经常的航运,为了彻底地把阿穆尔据为己有,就得实行强制哥萨克进行殖民的一整套办法。根据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尼古拉皇帝拨出了自己的四万名农民并批准了成立外贝加尔边区。从1851年至1854年,全部时间都用来收集有关阿穆尔的情况,建立新边区,为考察阿穆尔作准备,这项考察尽管遭到整个彼得堡的反对,但由于和英国的关系破裂(我们当时还害怕我们在阿穆尔出现会激怒英国),终于在1854年获得了许可。
  于是,1854年5月9日,三百八十名士兵和哥萨克在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下,顺阿穆尔河进行了第一次考察。中国人在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下游不远的中国省长驻地瑷珲,集结了占有很大优势的兵力,想要阻截穆拉维约夫,但他还是穿越过去了,经尼古拉也夫斯克、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把这三百八十人相当及时地带到了堪察加,以便坚守堪察加防范英国人的进犯,他本人则在9月前往阿扬,又从那里一半路乘狗橇,一半路骑马经雅库茨克省往伊尔库茨克。1855年4月底,他率领一支已经是为数五千人的部队顺阿穆尔河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耀武扬威地通过了瑷珲,当英国人到达迭卡斯特里湾时,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说,他们发现这里“布满了人和炮”。同年,顺阿穆尔河运来了第一批自由居民,他们占据了尼古拉也夫斯克附近的阿穆尔河两岸地区。1856年发生了一起一千三百人的部队从尼古拉也夫斯克行军返回外贝加尔的不幸事件,其中实际上饿死、冻死和病死的约有三百人。我知道,这件事在《钟声》上遭到了尖锐的抨击,可是,亲爱的朋友们,这难道公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曾有多少英国人死在阿富汗,又曾有多少北美人死在西部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军事考察中?至于对这次惨剧的罪魁祸首奥布列乌霍夫少校给予不恰当的奖赏一说,纯系污蔑,因为他现在仍然很不得意,还在伤心地抱怨自己在伊尔库茨克的境况。
  从1857年起,开始让哥萨克去阿穆尔实行正常殖民。最初几批移民无疑不是自愿的,这是为阿穆尔事业而作的必要的牺牲,而这种牺性实际上比想象的小得多。第一,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使移民及其全部财产平安无恙地到达目的地,而且迄今进行的各次移民,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成功的。在俄罗斯的执行人员一般说来缺乏训练、能力不足和不够认真的情况下,向一个新的、完全荒无人烟的边区移民这样困难的事情,自然免不了行政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的痛苦;但是这种错误,即使和在俄罗斯内部从一个省向另一个省移民时所发生的情况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痛苦也决不能和北美移民迁往密西西比河和阿肯色河沿岸沼泽地带所遭受的痛苦相提并论。阿穆尔的哥萨克是移居到辽阔的、有益健康的、极其富饶的地方。为了证明气候是宜人的,我只举一个情况,即阿穆尔地区相对的死亡率比外贝加尔本身低,也比伊尔库茨克省低。诚然,在实行移民的头一年,有些地方对于牲畜不很有利,有些地方马死了,有些地方羊瞎了眼,有些地方牛犊生下来没有毛,对于这些怪事的发生,西伯利亚人、尤其是外贝加尔人的人所共知的懒散放荡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谢天谢地,所有这些怪事第一年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牲畜很快习惯了阿穆尔地区,人在这里生活得快快活活;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他们有够用两年的生活用品,有面粉、肉类、食盐、米粮和酒类,甚至有西伯利亚人生活上离不开的茶砖,还有种地和盖房需用的各种工具,所有这些都是由公家免费发放的,他们根本不必为当年冬天甚至第二年操心,他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内盖起房子来并准备好耕地,因此到了来年,虽然他们还是完全由政府给予生活保障,但如果不是由于西伯利亚人的懒散和哥萨克的漫不经心,他们甚至能够自己做到粮食自给。尽管这样懒散,这样漫不经心,但是大部分哥萨克移民现在生产的粮食已经多到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贸易了。此外,阿穆尔地区所有的哥萨克都永远免除各种赋税捐款,在移民后的两年内免除一切劳务。哥萨克移居阿穆尔用抽签决定;不过他们有权用志愿者来代替自己,这就使花在他们身上的费用逐年减少,因为志愿去阿穆尔地区的人数逐年增加,这再一次证明,在阿穆尔地区生活并不坏。所以,从1857年到1861年哥萨克移居阿穆尔地区的将达六十个移民点,移居到乌苏里江地区的将达三十三个移民点,共计三千二百户哥萨克,男女共约一万五千人。1861年,包括六百户共三千人的最后一批哥萨克移民将要出发。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在人力上所作的牺牲将到此为止,这种牺牲到第二年就会成为新移民的幸福。
  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穆拉维约夫从1854年第一次到阿穆尔河进行考察到1859年做了哪些事情。他亲自进行了两次考察,从而使他能保卫住堪察加和迭卡斯特里湾不受英国人的侵犯。我还忘了告诉你们,1855年,当普提雅廷伯爵的分舰队摆脱封锁阿穆尔河口和整个鞑鞋海湾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追击,躲进阿穆尔河口的时候,正要返回伊尔库茨克的穆拉维约夫,乘一艘租来的美国船,利用大雾和依靠自己真正的英勇精神,象在自己的活动中常有的情况那样,幸运地穿过了整个英国舰队到达阿扬,从那里又和头一次一样骑马、乘狗橇、乘鹿橇,只是最后一千五百俄里才乘轿式雪车经雅库茨克省回到伊尔库茨克。从那时起,他几乎每年都去一趟阿穆尔。1857年他送普提雅廷伯爵顺阿穆尔河而下,1858年他签订了瑷珲条约,按照这项条约,中国把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我国,把至乌苏里江注入阿穆尔河处为止的右岸地区留归自己,而把从乌苏里江至太平洋的阿穆尔河右岸地区在今后划界以前作为未定界地区,我们把这一点解释为事实上占领了北起阿穆尔河南迄朝鲜的整个乌苏里边区——整整一个王国而且是一个富饶的王国。1859年穆拉维约夫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彼切里斯克湾,再从那里到日本,同日本进行关于萨哈林岛的谈判,该岛的南半部被普提雅廷伯爵在1857年同日本人签订条约时,毫无必要地、甚至在日本人并未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让给日本人了。这次谈判又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告终,即用两三个连占领了整个萨哈林岛。
  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就是有关阿穆尔事业的最可靠的详细情况。想一想,在1854年到1859年的六年时间内占有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边区,初次移民到大约四千俄里远的地方,移民到可能极其富饶、但实际上还是荒无人烟的草原和森林,对新获得的边区进行管理,供应粮食,支出各项外交费用和特别开支,建造驳船,建造和维修轮船,多次流送,进行军事考察,甚至包括保卫我国的太平洋沿岸不受英国人和法国人侵犯,——到1859年年底为止,为了所有这一切而支出的费用总共不超过五十四万银卢布,而且就连这笔钱也不是来自财政大臣,而是从东西伯利亚管理处的财政总收入中支出的,当你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朋友们,难道不会情不自禁地说,这至少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我并不是要贬低高加索的征服者巴里亚亭斯基的荣誉,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他从1856年被任命时起到1859年年底为止,花费了多少直接来自国库的钱?花费了大约二千八百万银卢布。你们比较一下,自己作出判断吧。
  但是,扎瓦里申说,“为阿穆尔付出代价的并不是国库,而是外贝加尔边区,它破产了,它在毁灭”。不过,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令人吃惊地不符合所有到过外贝加尔地区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生产的粮食、牲畜和运往外贝加尔地区的消费品大量增加。以前粮食无处可用,现在国家为阿穆尔地区大量收购;以前人手空闲无工可做,现在在夏忙季节,工作较差的人每天也可挣得一个或一个多银卢布。以前在外贝加尔地区产品充足,但是毫无现款,现在这里每年流通大量现款,每个村子都有现金。除了阿穆尔所需要的粮食以外,太平洋上一切船舰所需要的给养每年也在外贝加尔地区采购。以前外贝加尔的妇女穿的是粗麻布,现在则往往象德国人一样穿的是印花布和绸缎。以前外贝加尔在包税方面算是最穷的地区,现在则超过伊尔库茨克省,这是表明人民富有的一个可靠标志,因为在整个俄罗斯王国,凡是实行包税制的地方,人民的一切余款、甚至并非余下的钱不幸都进了酒馆。无疑,外贝加尔为阿穆尔作出了牺牲,但是这种牺牲并没有把外贝加尔弄得精疲力尽,却使它振作起来了,并将在最短期间使它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现在,由于同阿穆尔地区的来往日渐增多,外贝加尔地区每年的夏季变得热闹起来,每年都新出现一些过去连想也没想到过的腌肉广、肥皂厂、蜡烛厂、制革厂、玻璃厂,不久以后,当外贝加尔边区遇到隔几年由于干旱而周期性地出现的灾年时,将可以从阿穆尔地区获得充足的粮食。
  现在我来谈谈穆拉维约夫关于最后完成向阿穆尔地区移民的设想。八千到一万来名哥萨克并不能把阿穆尔地区住满,建立哥萨克村镇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今后大规模移民进行必要的开辟地盘和扫清道路的工作。1858年穆拉维约夫提出了以下列原则为基础的阿穆尔移民方案:第一,所有各阶层的人们,主要是皇室农民、封地农民或地主农民均可自愿前往阿穆尔地区,只要他们当中有人表示愿意移居阿穆尔地区,便可立即免除一切义务和贡赋而成为完全自由的人。迁移费用自理(途中费用从专门拨款和粮栈借贷);在阿穆尔地区得到土地,二十年内完全归其占用,在此期间免除一切捐税、劳役和贡赋。整个公社可永久占用土地,但土地不归其所有,土地所有权仅仅属于国家。当穆拉维约夫写自己的方案时,他仍是财产的坚决反对者,他说:“我还不相信财产不是盗窃”。这一年他迫于明显的必要,很勉强地同意在阿穆尔地区承认财产权,允许每人按每俄亩十银卢布的价格随意购买土地;对于想按占用权使用土地的个人或公社,则提供土地给他们使用二十年,期满后他们保留首先购买土地的权利,此外,移民在头二十年内免除一切贡赋。不知这个方案今后的命运如何,但是头一个方案在西伯利亚问题委员会里被否决了,第一个反对这个方案的就是主管国家农民和封地农民的大臣“绞刑执行人”穆拉维约夫[8]。他同财政大臣达成妥协,提出下列主张来代替这个方案:国家每年拨款十万卢布,用这笔款项每年可使大约三百户国有农民移居阿穆尔地区,不是按自愿的原则,而是由大臣指定。各省的许多农民公社表示愿意迁移,但都遭到大臣的拒绝,萨拉托夫省的一千户门诺派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1859年就已经派代表去阿穆尔地区察看和挑选土地了。仅仅西伯利亚的农民才有权自由迁移,但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也自由自在。由大臣指定的国家农民的所谓自由迁移,今年刚刚开始;他们在夏天迁了二百三十户约一千六百人。此外,由皇上钦定移居东西伯利亚的有一万二千名携带家属或单身的受惩戒的士兵,他们现在到达东西伯利亚的有八千人;移居贝加尔省以替换外迁的哥萨克的有六千人,移居阿穆尔地区的有两千人。再加上穆拉维约夫从各个官办工厂解放出来的服苦役者约九百人,就可以得出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现在移民的大致确切的数字:不算正规军约……人,包括正规军在内约……人。(原文空缺。——编者注)
  很奇妙的是,受惩戒的人员在阿穆尔地区行为端正,在分配他们去的村镇中既没有大偷窃案,也没有抢劫的事情发生,这证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压制,他们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和美满的;他们的品行良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在阿穆尔地区根本没有酒馆,根据皇上批准的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当地永久取消包税。诚然,阿穆尔地区的即和满洲农村毗邻的居民往往喝满洲烧酒,但是问题主要不在烧酒,而在于不断造成人们酗酒的酒馆。为了更好地向你们说明穆拉维约夫的方针,就此机会给你们寄上1859年《俄罗斯通报》转载的《伊尔库茨克报》关于包税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政治犯斯彼什涅夫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指令写成的,针对的是这一情况:把持整个东西伯利亚包税的伯纳尔达基企图把包税扩大到阿穆尔地区,但是被穆拉维约夫在刊物上发表的言论顶回去了,并象听见晴天霹雳似地大吃了一惊。我要告诉你们,很少有人能把文章写得象他那么优美、明确、扼要和有力。他的文体是亲历其事的人的文体,而不是文学家的文体。
  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中使阿穆尔能够吸引人心的主要之点是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穆拉维约夫具有革命的性格,作为专制者,他有时可以为了共同的幸福和共同的自由而牺牲个别人的幸福乃至于个别人的意志。但是他无论出自本能或者由于信仰都极端反对任何压迫;他信奉人类的宗教、人民历史活动的宗教,一种被你们象抛弃其他一切宗教一样已经抛弃的宗教,但是他并不信奉别的宗教,他与其说是基督教徒,不如说是无神论者,在有关宗教和见解的方面他坚持和要求采取绝对的宽容态度。因此,他是分裂派教徒的头号朋友和庇护者,他反对各种僧侣的和世俗的压迫,他指望阿穆尔地区完全的信仰自由会把许多分裂派教徒吸引来,而分裂派教徒是西伯利亚最有用、最活动和最富有的人们。
  关于阿穆尔就罗罗嗦嗦谈到这里。附上安东诺夫(波兰政治犯维贝尔)在《伊尔库茨克报》上发表的文章以供参考,这篇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是相当详细,情况熟悉;还有卡尔波夫(发表在《阿穆尔报》上)的文章,语气过于粗鲁,然而对于评价扎瓦里申还是有意思的;最后,还有一些关于阿穆尔河今年航运和贸易情况的铅印资料,同时我要指出,穆拉维约夫是绝对维护贸易自由以及其他一切自由的,他极力鼓励美国人以及所有外国人在阿穆尔的创举,这很不受西伯利亚商界的欢迎。一并送上一份新获得的边区的地图。
  ……


  [1]即黑龙江。—编者注
  [2]沙俄政府的秘密警察机关。—编者注
  [3]即海兰泡。——编者注
  [4]即庙街。——编者注
  [5]即尼布楚。——编者注
  [6]即大彼得湾——编者注
  [7]即库页岛。——编者注
  [8]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穆拉维约夫(1796————1866),俄国农奴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扑卫者,出于残酷地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获得“纹吏”的外号。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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