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列宁和哲学（1971）
译者的话
阿图塞（LouisAlthusser）是本世纪六〇～七〇年代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尔曼（Bertell Ollman）在介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时，把他同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并列，称之为法国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三执政」。
阿图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Algier）首府阿尔及尔（Algiers）近郊一个名叫比曼德雷（Birmandreis）的小镇上，父亲是银行经理。一九二四年～一九三〇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六年在马赛（Marseilles）读中学，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在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学习，一九三九年七月通过会考，正式进入该校文学院。就在那时，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他应征入伍，随军驻守布列塔尼（Bretagne）半岛。但不到一年，即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就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德国，在战俘营中一直待到一九四五战争结束才重获自由。长年的虐待和折磨使他精神上深受刺激，后来他多次出现的精神失常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战后，他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攻读哲学，在著名哲学家巴歇拉尔（Gaston Bachelard）的指导下于一九四八年写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概念》（The Notion of Content in Hesel's Philosophy）。在这同一年，他成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教师和辅导教师，并且加入了法共。从一九五〇年起，他是该校的秘书，从一九六二年起为副教授。一九七五年六月，他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阿图塞一直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执教，直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因精神病发作，掐死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可是这件事并没有怎么损害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理论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在国外，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阿图塞的著述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一九六五年达到顶点，他在这一年同时发表了《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解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使他一举成名。这两本书的同时出版是法国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而且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各式各样的反响。它们在两年之内就被译成了多种外文。整个欧洲，从瑞典到西班牙，从英国到意大利，广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普遍感觉到了阿图塞的影响；东方的日本和美洲一些国家，如美国、阿根廷、巴西等，也很早就读到了这两本书的译本。阿图塞对马克思著作的解释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和议论的中心。
《保卫马克思》已由我们译成中文出版（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我们在该书《译者的话》中对它的主要论点和政治背景己作过介绍。简单说，它和《解读〈资本论〉》都是针对当时在法国（在其它西方国家也一样）广泛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而写的。这股思潮当时在法共内部称作「加罗第（Roger Garaudy）倾向」，因为加罗第当时是法共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并且著书立说大力鼓吹这种思潮。阿图塞认为这种思潮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污染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反对这种思潮，阻止对马克思主义的污染继续泛滥，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格的理论和科学性质，为此首先必须把一切不科学的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清除」出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概念和包括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人本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概念坚决对立起来。他为此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而且为了论战的需要，提出一些完全是有意「矫枉过正」的论点（如说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虽然不免包含有某些失误，然而却令人耳目一新。因此，这两本书一问世，就在法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共的《新评论》（La Nouvelle Critique）杂志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间就阿图塞的论点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些论点的影响，从而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形成了一种与「加罗第倾向」明显对垒的「阿图塞倾向」。由于这两种倾向的代表，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另一个是著名的党员哲学家，在法共党员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法共中央严重的关注。法共中央一九六大年一月在巴黎郊区的小镇召开共产党员哲学家会议，讨论了这种理论分歧，同年三月在巴黎郊区另一小镇阿尔让台（Argentenil）召开的中央全会，又对这种理论分歧继续进行了讨论。在这次全会上，加罗第和阿图塞的一些理论观点都受到了批评。虽然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肯定阿图塞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严密性问题方面的功绩，但是也都指出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显露出一般理论和实践之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之间的分离（如在理论中贬低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又赞成人道主义）。
阿图塞认真地考虑了法共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一九六八年初在意共《团结报》（L'Unita）发表（法共《思想》La Pensee杂志随即转载）的答记者问中，他指出这些批评意见对他和他的同志们帮助很大。从这时起（确切地说，是从一九六七年为《解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写前言的时候起；不过，这篇前言虽然写得较早，与读者见面的时间却较晚），开始了阿图塞著述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发表了《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巴黎，一九六九年）、《答刘易斯》（Reply to John Lewis，巴黎，一九七三年）、《自我批评材料》（Eléments d'Auiocritique，巴黎，一九七四年）、《立场》（Pasitions，巴黎，一九七六年）等论文集。虽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是人道主义的论点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他为了克服对他的批评意见所提到的他理论中的缺陷，逐步地重新考察了他对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及其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并用新的观点来加以补充。因此，当阿图塞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起名闻遐迩，法国国内外都在就他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展开讨论的时候，他本人已经开始重新审查自己的观点，有许多对他的批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对他的自我批评的重复而已。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阿图塞的论文集《列宁和哲学》，基本上是一九七〇年作者亲自为英语读者编选、一九七一年由伦敦新左派书社（New Left Books）出版的那个集子，我们只在正篇部份增补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对了解阿图塞的理论观点很重要。它之所以没有被作者本人编选进这个集子，可能是由于当时已被他的英译者布洛斯特（Ben Brewster）编入他的另一本用英语出版的文集《政治与历史》（Politics and Philosophy）。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除附录部份的几篇以外，都是阿图塞著述活动第二时期的重要作品，下面想简要介绍一下。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是阿图塞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接受意共《团结报》记者玛契奥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探访时的谈话全文，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的《团结报》上。它初步扼要地表述了阿图塞在认真思考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所探取的新的哲学立场。阿图塞认识到，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把哲学规定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也就是理论的理论或超理论，的确像对他的批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会导致哲学与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分离。他在为《解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写的前言中，表示他犯了「理论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的错误，接着在《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中则明确提出了「哲学在理论中展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这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终体现），正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它已成为「改变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列宁和哲学》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法国哲学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阿图塞在这里通过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一书的分析，详细阐述了他自己对哲学的新理解。他强调指出，列宁的一个重大功绩是把科学和哲学、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明确区分开来。他认为，如果说科学产生知识，那么哲学只是把科学知识与各种意识形态、政治、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哲学作为「中介环节」，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知识，因此它就不是科学。
科学有自己的知识对象，总是提出新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不断发展变化。哲学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对象，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提出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为这些问题的这种或那种解决方式而斗争。他认为，全部哲学史只不过是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对同样问题的反复咀嚼。每一种新的哲学都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哲学的范畴，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哲学家把这些范畴在唯心主义者那里的意义翻转过来，唯心主义者又把它们翻转过去。任何哲学的本质在于在对立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清界限」，归根到底都是反映阶级斗争。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列宁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学说揭示了哲学的本质，是列宁对哲学的最重要贡就。阿图塞本人后来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把他在这篇著作中阐述的对哲学的新理论归纳为如下几点：
1．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有知识对象的意义上，哲学没有知识对象；
2．哲学是以理论形式进行政治介入的实践；
3．哲学对理论领域的介入，一方面在于提出范畴，另一方面在于在理论领域内部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以便防止科学实践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攻击；
4．哲学是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产物，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处于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中；
5．哲学的政治行动以政治和科学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
6．任何哲学都展现阶级立场，与一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7．哲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在于克服把哲学只是归结为解释世界，并且否认哲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的唯心主义概念。
阿图塞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回顾他对哲学问题的认识过程时谈到，他在一九六五年把哲学的定义说成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在「理论」这个唯一的术语下赋予了哲学以科学的同等地位，从而过高估计了哲学的理论作用，过低估计了它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列宁和哲学》中对哲学的新定义（「理论领域中的政治」），基本上纠正了这个偏向。不过，他在这篇著作中仍然谈到哲学的「双重反映」体系，即哲学一律不等地反映科学和政治，并且把科学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对哲学的影响估计过高。他认为，「为了把阶级斗争（根本的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其中包括科学实践），以及它们同哲学的关系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应该把哲学的定义改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列宁和哲学》这篇著作在阿图塞的思想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受到不少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定评价，由于它里面的一些提法带有阿图塞所特有的尖锐论战性，也引起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许多争议。阿图塞选定这一篇著作作为他这本论文集的书名，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和《列宁在黑格尔面前》是分别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和一九六九年四月写的两篇学术报告，阿图塞在这两篇报告中重新考察了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在一九六五年的那两部著作中，阿图塞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据的是一些意识形态命题，如辩证运动有自由完整的主体、辩证运动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等等，这些命题完全是不科学的，他断然否定它们对成熟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有任何积极影响，并且强调成熟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观点上截然不同。在这两篇讨论黑格尔问题的著作中，他开始谈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他写道：「我们关于黑格尔所出版的一切东西，事实上把马克思自己承认他应归功于黑格尔的那种确有帮助遗产漏掉了。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他该谢谢黑格尔给他一件重要的礼物，这就是辩证法的观念。」他指出，马克思在其活动的后期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所汲取的「合理内核」，就是「过程」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在黑格尔辩证法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挑出过程的某个特定主体，因为主体就是「过程」本身，就是具有目的论性质的异化过程。如果把其中的目的论去掉，那就会剩下马克思所继承的哲学范畴：「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阿图塞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的主要东西……这一概念从头到尾构成《资本论》（Capital）的基础。」他还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证明，列宁通过认真阅读《资本论》和用「揭示和提纯」的方法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中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得到了与马克思同样的结果（即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探取了「过程」的概念），从而列宁也和马克思一样确认「绝对的东西就是没有主体的过程，在现实中和科学知识中都是一样。」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法文版本写的。首先要指出的是，阿图塞在这里对他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作了修正。他在一九六五年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发生在一八四五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和《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因此《资本论》已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这点论点会引起许多争议。现在阿图塞承认，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决裂发生在一八四五年，「显得太突兀」。「有些带决定意义的东西的确是从一八四五年开始的，但是在马克思能够用真正新的概念记载下他同黑格尔思想的决裂之前，他需要一段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还打着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印记。《资本论》第一卷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最明显的是第一篇，还有拜物教理论、说剥夺剥夺者是否定之否定等。只有到写《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me）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Noteson‚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komomie’）时，马克思才完全摆脱黑格尔的思想影响。
还应该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是一篇深入浅出的辅导学习《资本论》的文章。阿图塞认为《资本论》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为了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今天都必须提倡解读和研究《资本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不同的读者在解读《资本论》时可能遇到的不同困难，提出不同的克服办法，用全文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给初学《资本论》的读者推荐了具体的解读方法——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什么可以暂时不读。这些意见对国内的读者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写的。阿图塞在这篇著作中发展和补充了他在《保卫马克思》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在《保卫马克思》中，他根据他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提出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理解。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意识形态实践」），这种活动不仅反映现实和表现阶级利益，而且积极参与形成人的意识和行为。他把每种意识形态分成「实践的」和「理论的」（道德和伦理学、宗教和神学等），并特别注意「实践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实践中起作用，是由于在这些意识形态中，人以印象的方式向他们展现他们真实存在的情况，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一种希望或一种怀乡病，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阿图塞又根据他对各种不同社会领域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客观历史角色的问题。他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于保证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意识形态和国家的作用与其说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不如说是直接参与保证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这种条件包括顺从听话的劳动力以及粉碎对制度的任何潜在威胁的能力。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所谓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就是指学校、教会、家庭、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传播媒体和文化设施等。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而是学校。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基本上都是为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人们在意识中感到现存制度「自然」、「正常」，感到他们在这种制度中「各得其所」，从而安居乐业。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原来所说的国家机器，即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以暴力方式强制人们服从于现存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力求使人们「自愿地」、「自由地」服从于现存制度。意识形态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为「自由的主体」，以为自己是「自由地」参加到现存的生产关系中去的。这样，意识形态在这些生产关系和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中就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由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它们对国家镇压性机器如军队、警察等的垄断，而且应该看作是它们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hegemony），这种文化霸权体现在它们的意识形态浸透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方面。这是阿图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相当重大的「补充」，它为那种强调通过意识形态工作争取逐步改革结构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阿图塞之前，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有过类似的思想，但没有形成这样系统的理论。因此，《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发表后，在法国国内外曾引起广泛的反响。
附录的部份原来包括的三篇文章均写于一九六六年以前，阿图塞认为它们中包含的一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论据都已经过时，已经被正篇部份那些文章中出现的新论点所代替。这一点，读者如果细心对照起来阅读的话，是能够看出的。不过，这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还都是在学术领域中激起过波澜。例如《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文，它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当时法国共产党人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个名字虽不说「谈⻁色变」，也是不敢问津，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在五〇年代曾被正式谴责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在阿图塞写这篇文章时，这种谴责仍占统治地位。阿图塞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几个企图重新提出和解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人之一，他试图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科学理论意义（理论的对象、概念手段等）与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同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动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大谈其弗洛伊德的「科学发现」及其现实意义，试图「敦促法国共产党承认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著作的科学性、以及拉康（被认为是「法国的弗洛伊德」）解释它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和拉康〉是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鉴于后来对弗洛伊德理论遗产的认识在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已发生显著变化，而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论点在阿图塞看来不是「有待订正就是有待发挥」，阿图塞便把这篇文章列入陈旧一类了。
附录部份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也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陆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把它们当作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品看待，经常引用。所以，我们觉得，附录部份的文章不仅对理解阿图塞的思想发展有意义，即使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也是能给人以启迪，值得一读的。
本书是根据英国新左派书社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cays）译出的，增补的文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译自新左派书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阿图塞论文集《政治与历史》（Politics and 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Hegel and Marx），并参照一九七五年巴黎玛斯佩罗出版社（Francois Maspero）出版的《列宁和哲学以及马克思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法文版译出，而《弗洛伊德和拉康》和《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的后半部，则由顾良按照法文原文译出，其余部份都是我译的。顾良所译部份同时由我和沈起予根据英文版本作了核对工作，其中有许多的译法是出自沈起予的手笔改译。本书在体例方面与一九七一年英文版本大致保持一致，我们只在引注的来源方面做了一些修改。我们把所有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出处的各种引注说明，版本全改为中文版。这样做是为了适合国内读者的需要，使读者能够更便于参考原著的内容。同时，因为英文版中的许多译注，对现在来说，有许多也不合时宜，这些都必须删除；例如，许多译注是告诉读者什么版本现在出版的情形如何。这些说明对现在而言都过时了，因此我们也都做了修改。术语译名则与《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保持一致。
附带提一下这本文集中各篇文章首次发表的出处，供读者硏究时参考。《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一九六八年在意共《团结报》上首次发表；《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由玛斯佩罗出版社首次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九六九年由加尔尼埃—弗拉马里昂（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首次发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在一九七〇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的《黑格尔和当代思想》（Hegel et la Pensée Moderne）文集中首次发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九六九年以打字稿形式流传，首次公开发表在一九七一年的这本文集英文版中；《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九七〇年在法共《思想》杂志中首次发表；《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首次发表在法共的《新评论》杂志上；《一封论艺术的信》，首先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新评论》杂志上；《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首次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新民主》（Democratie Nouvelle）杂志上。
最后，我们还对「远流出版社」负责人王荣文先生和詹宏志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的译著才得以与台湾读者见面。我们认为，他们为促进海峡两岸学术合作所作的工作，对繁荣新时期的中华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衷心希望他们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杜章智
一九八九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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