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三、矛盾与多元决定

（研究笔记）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



　　我不久前在一篇论述青年马克思的文章[1]里曾经指出，所谓“对黑格尔的颠倒”在概念上是含糊不清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严格地讲对费尔巴哈完全合适，因为他的确重新使“思辨哲学用脚站地”（不过，费尔巴哈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从这次颠倒中只得出了唯心主义的人本学）。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马克思，至少不适用于已脱离了“人本学”阶段的马克思。
　　我想进一步指出，在下面这段名言里：“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倒过来”一词只有象征的意义，甚至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最后解答问题。
　　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应该怎样去理解“倒过来”的含义呢？这里不再是一般地把黑格尔“倒过来”，即不是把思辨哲学倒过来。自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以来，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谁硬要认为是把思辨哲学倒过来（例如为了从中得出唯物主义），那他就会不自觉地成为哲学的俘虏，正如蒲鲁东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俘虏一样。这里关系到辩证法，而且仅仅关系到辩证法。当马克思说必须“在神秘外壳中发现合理内核”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合理内核”指的是辩证法，神秘外壳则是指思辨哲学……何况，恩格斯后来对方法和体系的区分也正是用传统的术语表达了这个意思。[3]据此，我们似乎应该扔掉思辨哲学的神秘外壳，以保留辩证法的宝贵内核。然而，马克思在同一句话里又说，给内核剥去外壳和把辩证法颠倒过来是一码事。剥去外壳怎么可能是一次颠倒呢？或者说，在剥去外壳的过程中，究竟什么东西被“颠倒了过来”呢？
　　我们来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就变成“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对立物”。这是否等于说，辩证法不但不再与黑格尔的颠倒了的和升华了的世界发生关系，而且从此将被马克思运用于真实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确实“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因此，似乎应该从黑格尔那里把辩证法拿来，把它运用于生活，而不是把它运用于观念。“颠倒”似乎是辩证法“含义”的颠倒。但这种含义的颠倒实际上并不触动辩证法。
　　可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以青年马克思为例恰恰指出，原封不动地照搬黑格尔形式的辩证法只能使我们陷入危险的误解，因为根据马克思在解释任何意识形态现象时所遵循的原则，说辩证法能够像外壳包裹着的内核[4]一样在黑格尔体系中存身，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讲这段话是想指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竟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既然说到了“传染”，那就势必假定辩证法在被传染前是纯洁的）。
　　其实，在马克思匆匆落笔撰写这篇跋的时候，他也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困难。通过比喻的堆砌，特别是把“剥去外壳”和“颠倒”奇怪地放在一起，他暗示了他有的意思没有说完。不仅如此，他还在别的段落里把未尽之意说了出来，而鲁瓦却把它多半给漏译了。
　　只要仔细研究德文版就可以发现，事情并不像恩格斯后来的某些说明[5]能使人想象的那样。神秘外壳根本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不是一种可被认为同方法相脱离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属于辩证法。马克思甚至说：“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神秘化了”，他还谈到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和“神秘形式”。他正是用他自己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去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神秘形式”。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因此，为了解放辩证法，只剥去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从紧贴着它躯体的第二层外壳中解放出来；这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据此我们可以说，剥去外壳绝不是没有痛苦的，这实际上是破除神秘形式的过程，也就是改造其内核的行动。
　　我因此认为，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毫无疑问，在第一种情况下，辩证法处在其可能对象的外部，即作为研究其对象所使用的一个方法，它涉及到的只是辩证法的前身，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不能有任何意义。在第二种情况下，相反就涉及到一个真实的问题，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不可能没有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的答复。
　　这里对以上冗长的解释作个小结。我们可以说，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这种根本的不同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这也意味着，结构的这些不同是能够被揭示、描述、规定和思考的。既然是能够的，那也就是必需的；我甚至认为，这对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无休止地重复体系和方法的不同啦，哲学的颠倒或辩证法的颠倒啦，“合理内核”的发现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含糊术语，否则岂不是要让它们代替我们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动脑筋，而是相信那些早已用滥了的词句能够魔术般地完成马克思的事业。我所以说生命攸关，因为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前就取决于这一项任务。[6]
　　既然我们必须自己动动脑筋，我想用列宁关于“最薄弱环节”的命题为具体例子，大胆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作一点研究。
　　列宁首先赋予这个比喻以一种实际的含义。一根链条的强弱取决于它的最薄弱环节。一般地说，谁要控制某个特定的形势，他就会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弱点损害整个体系。相反，谁想击破这个体系，即使他的力量显然处于劣势，他只要找出一个弱点，就足以使体系的全部力量岌岌可危。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新发明，凡读过马基雅弗利和沃邦著作的人都知道，这两位擅长攻守艺术的大师对任何甲胄总是根据其缺点而作出评判的。
　　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如果说关于最薄弱环节的理论显然是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的指导思想（革命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应该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体，这样才能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才能把敌人打倒），它对列宁在革命问题上的思考也有所启发。为什么革命能够在俄国发生？为什么革命能够在俄国胜利？革命能够在俄国发生的原因超出了俄国的范围：因为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人类进入了客观的革命形势之中。[7]帝国主义已经彻底地撕下了原来资本主义的“和平”面具。工业垄断的集中，工业垄断屈服于金融垄断，加重了对工人和殖民地的剥削。垄断资本的竞争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战争使应征入伍的广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陷入无穷无尽的苦难之中；但是，战争不仅是屠杀，也是历史。战争的经历和惨象启发了各国人民，使一百年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长期斗争获得了新的起点；战争也是一个聚合点，它终于使人民顿时心明眼亮并掌握展开行动的有效手段。可是，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民群众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法国和意大利的兵变和大罢工、都灵的苏维埃），革命却只是在俄国——恰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获得了胜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例外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这种薄弱状况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加深和加剧的，但它并不仅仅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促成。一九○五年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它已衡量出和表现出沙皇俄国的薄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这种薄弱状况是从以下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即当时可能产生的各种历史矛盾在一个国家中得到了积聚和激化。有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剥削制度的矛盾：处于“不文明状态”[8]的广大农民群众直至本世纪初依然在东正教神甫的欺骗下，遭受着特别残酷的封建剥削，这种环境使农民起义很容易向工人革命靠拢。[9]有在大城市、市郊、采矿区、采油区等得到大规模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剥削的矛盾。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殖民剥削和殖民战争的矛盾。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工人的集中特别突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就是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它拥有四万名工人和辅助人员）和农村的中世纪状态之间的巨大矛盾。阶级斗争在全国进一步激化，不仅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依附于沙皇军队和警察专制主义的封建大地主，不停地策划密谋活动的小贵族，反对沙皇的大资产者和自由资产者，摇摆于因循守旧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小资产者）。此外，在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环境，[10]这些特殊环境如果离开俄国内外矛盾“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形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俄国的革命先进分子由于受到沙皇的镇压而被迫流亡国外，他们在流亡中“磨炼”了自己，并接受了西欧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治经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情况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党在觉悟上和组织上远远超过了西方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任何严重危机时期所通常发生的那样，一九○五年革命的“总演习”使阶级关系变得明朗化和固定化，因而也就可能“发现”苏维埃这个群众政治组织的新形式。[11]最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疲劳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意外的“喘息”时机，使他们能够实行历史的“突破”，英法资产阶级由于要抛弃沙皇，在决定性时刻不自觉地为革命帮了大忙，这同样也是一种特殊的情形。[12]总之，即使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俄国面临的特别有利的革命形势也完全在于历史矛盾的积聚和激化，这种情形只是在俄国这个比帝国主义世界至少落后一个世纪、同时又处于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先进地位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而在任何其他国家则都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这一切，列宁在许多文章里都谈到过，[13]斯大林于1924年4月的多次演说[14]中用明确的语句对这些著作作了概括。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通过1914年的战争导致了俄国的革命，因为俄国在人类刚进入的革命时期中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因为俄国积累了当时可能存在的最大数量的历史矛盾，因为俄国同时是最落后和最先进的国家，这是四分五裂的俄国统治阶级不能避开但又不能解决的巨大矛盾。换句话说，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俄国还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笔债；同时孕育着两场革命的俄国即使能推迟其中的一场，也阻止不了另一场的爆发。列宁正确地看到，这一难得的和“毫无出路”（对统治阶级说来）[15]的形势正是俄国革命的客观条件，而锻造共产党这根没有薄弱环节的链条则是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即是创造对着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展开决定性攻击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历史总是从它的坏的方面向前发展，[16]他们讲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吗？这坏的方面显然是指对统治者最不好的方面，但我们也可以在不歪曲词意的条件下，把它解释成是对期待历史朝另一方向发展的那些人最不好的方面。例如，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为，德国当时是经济发达和实力雄厚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自己的选票又在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在短期内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显然认为历史应该从另一方面，即从“好”的方面向前发展，从经济发展最快、矛盾被压缩到纯而又纯程度（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的这个方面向前发展。他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在德国发生的，而德国是一个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换取俾斯麦和威廉的军事、官僚和警察体制的保护，为了换取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剥削的超额利润，早已忍气吞声地放弃了“它的”政治革命，德国小资产者是沙文主义的和反动的阶级。他们忘记了，压缩到纯而又纯的矛盾完全是抽象的矛盾，真实的矛盾总是同具体的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真实矛盾只有通过环境并在环境之中才是可被辨认的和可以捉摸得到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一实践经验的主要内容以及列宁从中得出的基本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列宁并不仅仅受到这一实践经验的启发。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有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五年革命前有英国和德国的历史性大挫折，大挫折前面有巴黎公社，更远的还有德国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失败。所有这些经验都直接地或间接地陆续经过了思考（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等等），并且同过去其他革命（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了比较。
　　我们只能这样来概括以上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阐述，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经验证明，一般矛盾（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这里的一般矛盾已经是特殊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本身却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谈不上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为了使一般矛盾能够积极地活动起来并成为革命爆发的起因，必须有一系列“环境”和“潮流”（不论它们由何原因产生或有何意义，也不论其中有许多环境和潮流必定由于原因和意义的不同而与革命毫无关系，甚至“绝对地对立”）的积聚，并最终“汇合”成为促使革命爆发的一个统一体，和达到以下的结果：在统治阶级已无力维护[17]其政权时，团结千百万人民群众向这一政权发起总攻。这种形势不仅意味着两项根本条件“汇合”成为“统一的全国性危机”，而且每项条件单独（抽象）地说，也意味着一系列矛盾的“汇合”。否则，分为不同阶级的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者）怎么可能有意识地或稀里糊涂地共同投入到反对现存制度的总攻击中去？尽管统治阶级也分不同的阶级（封建阶级、大资产者、工业家、金融家，等等），但他们凭着自己长期的经验和可靠的本能，懂得必须结成反对被剥削者的神圣同盟，他们怎么可能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让自己陷于软弱无力和四分五裂的地位，没有可供更替的政治方案和政治领袖，没有外国的阶级支援？他们历来用剥削、暴力和欺诈把人民收拾得服服帖帖，现在怎么可能赤手空拳地守着他们的国家机器而让自己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总之，在这种形势下，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为同一个目的在起作用，尽管这些矛盾的产生原因、意义、活动场合和范围不尽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们却“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因而不能再说只是一般矛盾单独在起作用。当然，在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那段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矛盾，在所有这些“矛盾”中，甚至在矛盾的“汇合”中，起着十分活跃的作用。但严格说来，人们不能认为这些“矛盾”以及它们的“汇合”仅仅是基本矛盾的简单现象。因为完成这一汇合的“环境”和“潮流”远不仅仅是基本矛盾的简单现象。环境和潮流有的属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虽然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又是矛盾的存在条件；有的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虽然是生产关系派生的领域，但它具有自己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有的属于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是作为起着特殊作用的规定性而起作用的。[18]也就是说，在各有关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矛盾”（这些不同矛盾也就是列宁谈到的“一系列”矛盾）虽然“汇合”成为一个真实的统一体，但并不作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中的简单现象而“消失”。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19]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状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20]
　　我并不坚持要用多元决定这个术语（它是从别的学科借用的），在找不到更恰当的术语的情况下，我只能用它来指出一个事实和提出一个问题；它还可以使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所说的矛盾完全不是黑格尔的矛盾。
　　因为，黑格尔的矛盾尽管表面上很像是多元决定的，其实却从来不是如此。例如，在讲述意识“经验”及其辩证法（最终导致绝对知识）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矛盾在表面上似乎不是简单的，而相反是极其复杂的。似乎只有第一个矛盾，即感性意识与其知识的矛盾，才勉强可算简单矛盾。但随着对意识生产的辩证法更加深入的研究，意识的内容就变得愈丰富，矛盾也就变得愈复杂。然而，我们可以指出，这种复杂性不是真正多元决定的复杂性，它只是徒具多元决定的外表，实际上却是内在化的累积。因为，意识在其演变过程的每个阶段上，都通过它以往本质的各种回音，通过相应的历史形式在现在形式中的潜存在，体验和感受自己的本质（它同意识所已达到的程度相一致）。为此，黑格尔指出，任何意识都有一个在其现在形式中被扬弃的过去形式，还有一个既是实际存在的又是潜在的世界（本质虽然可以是对这个世界的意识，但本质在现象学中却依旧留在世界之外），因而被扬弃的意识的世界也是意识的过去形式。但是，意识的这些过去形态以及与这些形态相适应的潜在世界从不作为不同于现在的意识的真实决定因素去影响现在的意识：它们只是作为过去在现在中的回音（回忆、历史的幽灵），即作为预期或暗示，而同现在的意识发生关系的。这是因为过去无非是它所包括的未来的内在本质，意识的过去存在也就是意识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在意识之外的一种真正的决定因素。就像圆圈中套圆圈，意识只有一个圆心，这个圆心决定着意识。如果要使意识的圆心受到各个外圆的有效影响，即要使意识的本质由多种形态的意识所规定，意识就需要具有一些不同于其圆心的圆，即要具有一些偏心的圆。但意识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这一真理在《历史哲学》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里，人们又接触到多元决定的许多表面现象：任何历史社会难道不是由政治、风俗、习惯、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经济制度、艺术、哲学、宗教等无数具体决定因素所构成的吗？可是，在这些决定因素中，任何一种因素在其本质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这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独特的有机总体，而且主要因为这个总体在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中得到反映，这个本原就是所有这些具体的决定因素的真理性。举罗马为例，它的宏伟历史、制度、危机和事业无非是抽象法人的内在本原在当时的表现和破灭。这一内在本原既是以往各社会形态的本原在当时的回音，又是它自身的回音，所以它也只有一个圆心，即保存在它记忆中的以往各个世界的圆心，所以它是简单的。而就在这一简单的本原中，却出现了它自身的矛盾：在罗马，禁欲主义意识作为抽象法人概念的固有矛盾的意识力图要达到主观性的具体世界，但却达到不了。正是这个矛盾后来使罗马四分五裂，并产生罗马的未来：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所体现的主观性形象。因此，罗马的全部复杂性丝毫不多元地决定罗马的简单本原的矛盾，因为简单本原这个矛盾无非是这些无限丰富的历史因素的内在本质。
　　于是，只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黑格尔用矛盾这个简单概念来思考历史演变的各种现象，就可以正确地提出根本问题了。黑格尔的矛盾之所以能够是简单的，只是因为构成任何历史时期本质的内在本原是简单的。既然某个特定历史社会（希腊、罗马、神圣罗马帝国、英国，等等）的总体，即其千变万化的现象，在原则上可被归结为一个简单内在本原，那么，矛盾由此而有权取得的这种简单性也就能够在历史社会中得到反映。难道还能比这说得更明确的吗？把构成某个历史世界具体生活的所有因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习俗、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乃至战争、战役、失败等历史事件）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这种归结（这是黑格尔从孟德斯鸠思想中借鉴得来的）本身只是在把一国人民的全部具体生活作为精神的内在本原的外化或异化这个绝对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精神的内在本原的外化和异化归根结蒂又无非是这一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最抽象形式，即这一世界的宗教意识和哲学意识，或这一世界自身的意识形态。我想，人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神秘外壳”对“内核”的影响和传染是什么意思——因为黑格尔的矛盾的简单性无非是一国人民内在本原的简单性的反映，即一国人民最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是它的物质现实性的反映。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能把从古代东方直到今天的世界历史说成是“辩证的”，即认为它是由矛盾的简单本原的简单作用所推动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认为，真实历史其实是从没有真正的突变、结束和开端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才充斥着千篇一律的“辩证”变化。为了维护这个荒唐的观点，黑格尔只能赖在精神的山巅不走：一个民族即使灭亡掉也并不要紧，因为它只是体现了观念在一个阶段中的特定本原，它还有观念的其他阶段为它服务；因为该民族在体现这一特定本原的同时也抛弃了这一本原，把它留传给历史（本原的自我记忆），留传给它民族（即使该民族与它民族的历史关系十分松弛！），而当它民族在其实体中反映这一本原时，将从中找到其未来的内在本原，即恰好是观念的逻辑发展的下阶段，如此等等。必须真正懂得，所有这些武断的推论（虽然间或也夹杂着一些真正天才的观点）并非神奇般地局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和“体系”，它们实际上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构造和结构中，特别在黑格尔的矛盾中也得到反映，而这个矛盾的任务就是魔术般地推动历史世界的具体内容去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
　　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完全不是单纯地剥去外壳。如果人们清楚地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和黑格尔的“世界观”（即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所保持的紧密关系，那么，要真正地抛弃这种“世界观”，就不能不深刻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否则，在黑格尔逝世已经一百五十年和马克思逝世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就势必会继续拖着著名的“神秘外壳”这件破烂衣服。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列宁，然后从列宁再谈到马克思。正如列宁的实践和思想所证明的，俄国的革命形势恰恰是由于俄国的基本阶级矛盾具有强烈的多元决定的性质。虽然如此，我们也许还必须想一想：这一“特殊形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既然任何特殊都不说明规律，那么这一特殊是否无形中本身就是规律？归根到底，我们难道不是始终处于特殊之中吗？184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是特殊，1871年巴黎革命的失败是特殊，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以及1914年沙文主义的叛卖是特殊，1917年的胜利当然也是特殊……但特殊是与什么相对而言的呢？无非是与纯洁的和简单的“辩证”系统所具有的某种四平八稳的抽象认识相对而言，由于这种系统是简单的，它保留着黑格尔模式的影子（或带有黑格尔模式的风格），依旧相信抽象矛盾具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例如资本与劳动这一“货真价实”的矛盾。我并不否认这种纯洁的和简单的系统能够满足动员群众的某种主观需要。我们都知道，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曾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因为它们恰恰反映了当时群众的意识，而如果要引导群众前进，那就更应该掌握群众的思想。我们应该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来对待受到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群众意识（包括他们的某些理论家的意识）中的那些依旧带有乌托邦性质和概念化性质的形式，应该对这一意识的条件和形式作一番真正的历史研究。[21]凑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所有政治著作和历史著作为我们对这些“特殊”情况进行初步的研究提供了材料。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思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这一矛盾是由上层建筑的形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教、政治组织等）和国内外的历史形势（一方面是本国的民族历史，例如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或“半途而废”，封建剥削已全部和部分废除或尚未废除，地方性的“习俗”，特殊的民族传统，甚至政治斗争和政治态度的“独具一格”等；另方面是现有的国际环境，例如国际环境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或帝国主义内部的争夺，等等）所特殊地规定的，其中的许多现象都能纳入列宁所说的“发展不平衡规律”中去。
　　这除了表明表面上简单的矛盾始终是多元决定的以外，还能是什么意思呢？可见，特殊为自己发现规律，发现规律的规律，必须从新规律出发，把旧的“特殊”作为规律在方法论上的简单例子进行思考。为了试图用这条规律来统括全部现象，我觉得可以认为，“多元决定的矛盾”在多元决定的作用下，能够或者朝历史的停滞、矛盾的“刹车”（例如威廉皇帝统治下的德国）的方向或者朝革命的爆发[22]（例如1917年的俄国）的方向发展，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矛盾都不以“纯粹的”状态而出现。为此我承认，成为特殊的恐怕是“纯粹状态”本身，但我找不出有什么例子可以作证。
　　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在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决定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是什么？马克思的社会观怎么能在多元决定中得到反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指出马克思的矛盾的特有结构同他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把多元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中确立下来，这个范畴仍然会“落空”；因为这个范畴即使为政治实践证实是正确的，它至此也只是修饰性和暂时性的范畴，因而任何一种哲学都可以支配它。
　　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黑格尔模式的幽灵——不是矛盾的抽象模式，而是在矛盾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的具体模式。为了证明马克思矛盾的特殊结构已经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得到确立，首先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本身不是对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简单“颠倒”。然而，粗略地看，人们的确会认为，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历史观。我们下面简单地来说明这个问题。黑格尔的整个历史观都是由每个社会的内在本原的辩证法，即由观念在其不同阶段上的辩证法所支配的。马克思曾反复指出，黑格尔用意识的辩证法（民族的自我意识，即意识形态）来说明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历史。马克思则相反，他用人的物质生活来解释人的历史：人的意识和意识形态无非是人的物质生活的现象。这一对立集中了有关“颠倒”的全部假象。极而言之，我们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了什么？他的社会观继承了十八世纪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他认为一切社会（这里当然是指现代社会，但现代是从过去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中成长起来的）都由两种社会所构成：需求的社会（或叫市民社会）和政治的社会（即国家，以及在国家中得到体现的一切，包括宗教、哲学、时代的自我意识等）。概括地说，社会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构成的。黑格尔认为，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即经济）仅仅是理性的诡诈，它在独立的假象下受到一条与己无关的规律的支配，这条规律既是它特有的目标，又是它存在的条件（国家，即精神生活）。还有另一种颠倒黑格尔并从而产生马克思的方式。这种方式恰恰是要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保存黑格尔的这些术语，但是把本质改为现象，把现象改为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使理性的诡诈朝着反方向起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在黑格尔那里，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经济因素的本质，而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因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部本质。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只是经济因素的现象，而经济因素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真理”。于是，对于黑格尔用以说明决定一个历史民族的各种因素的简单内在本原，即该民族在某时代的自我意识中的“纯洁”本原，人们就可以用另一种简单本原（相反的简单本原）去代替，物质生活和经济这个简单本原就成了用以说明决定该历史民族的各种因素的唯一本原。[23]这是故意的夸大吗？不，如果单从字面上讲，马克思关于手推磨、水力磨、蒸汽机的名言也有这方面的含义。朝着这个想法的方向继续想去，我们就走到与黑格尔辩证法正相反的另一面——不同的只是现在不再需要产生观念的各连续阶段，而是要根据内在矛盾的同一个本原去产生经济的各连续阶段。这种想法最终必定把历史的辩证法彻底地降低为产生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辩证法，实际上也是降低为产生各种生产技术的辩证法。这些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做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
　　一提起这两个名称，我们立刻就会想起马克思及其学生们对这些“偏向”所进行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马克思谈到蒸汽机的那段话固然十分著名，但马克思明确地反对经济主义的文章多不胜数！我们应该抛弃这种夸大，但我们反对经济主义，不是为了摆出一系列传统的指责去剿灭它，而是为了研究，在这些指责中和在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中，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原则在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颠倒”的神话在表面上是多么严谨，也肯定站不住脚。我们知道，马克思既没有“颠倒”又没有保留黑格尔关于社会模式的术语。他用与这些术语关系甚远的术语代替了它们。他甚至打乱了这些术语之间原有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术语还是术语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和含义上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术语已不是原来的术语。
　　当然，马克思还谈到“市民社会”（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该词往往被不恰当地译为“资产阶级社会”），但那是为了暗示过去的事，为了指出马克思的发现是在什么场合实现的，而不是为了袭用这个概念。必须对这一概念的形成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将看到，由十八世纪政治哲学的抽象形式和由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较为具体的形式所表露出来的，既不是经济史的真正理论，也不是经济学的真正理论，而是对经济行为的一种确认和描述，总之是哲学和经济学的一种现象学。然而，无论在哲学家方面（洛克、爱尔维修等）或在经济学家方面（斯密、杜尔哥等），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对市民社会的描述似乎是在描述（和确认）黑格尔所说的“需求的世界”，即与由个人的特殊意志和利益，即他们的“需求”所确定的个人关系直接相关的世界。大家知道，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观点正是建立在对这一假设（经济的人以及对经济的人的法律抽象和伦理哲学、哲学家的“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因此，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怎么可能把由这一假定所直接产生的概念拿来袭用。对马克思说来，重要的既不是对经济行为的抽象描述，也不是在经济的人的神话中为这一描述找到根据，而是对现实世界的“解剖”，以及这一“解剖”的演变的辩证法。所以，“市民社会”（个人的经济行为的世界及其意识形态根源）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消失了。所以，抽象的经济现实（例如，斯密在市场规律中找到了这一现实，这是他理论努力的一个成果）本身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是一种更加具体和更加深刻的现实的结果，即某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在这里，个人的经济行为（它们为哲学和经济学的这种现象学充当遁词）被第一次用它们的存在条件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关系的状况，从此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虽然“市民社会”向马克思指明了新概念的所在（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应该承认，市民社会并没有向马克思提供制造新概念的原料。但这一切在黑格尔那里能找得到吗？
　　至于国家，它的内容在马克思那里和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同的，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不再是“观念的现实”；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马克思把国家当作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服务的镇压工具而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在这里，马克思透过对国家属性的“描述”和升华，发现了一个新概念，即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着的社会阶级的概念。这个概念早在十八世纪已为兰盖、卢梭等人所预感到，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也曾经提到过（黑格尔把它当作理性诡诈的一个“现象”，即贫富对立，而国家则是对这一现象的胜利），1830年的历史学家更是广泛地应用了这一概念。随着这个新概念的出现，随着它同经济结构的基本概念相联系，国家的本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家从此不再凌驾于各种人类集团之上，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它的使命不再是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日益完善自己，而是把艺术、宗教和哲学用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甚至强迫它们根据统治阶级的观念和命题去建立体系；因此，它不再是市民社会的“真理”，甚至不是经济的“真理”，而是一个社会阶级行动和统治的工具。
　　然而，不单术语变了，甚至术语之间的关系也变了。
　　我们切莫以为这是由于新术语的增加而要对术语的作用进行技术性的重新分类。这些新术语是如何分类的呢？一方面是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方面是上层建筑（国家，以及各种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在这两组范畴之间，我们已经看到，仍然有可能试图保持黑格尔的关系（即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那种关系），即是在“真理性”概念中升华了的本质同现象之间的关系。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而市民社会则依靠理性诡诈的作用只是在国家中实现的自身现象。可是，在被降低到霍布斯或洛克地位上的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却完全可以仅仅是国家的“真理”和现象，仅仅是经济理性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诡诈。可惜，这个纯而又纯的简单公式偏偏不是马克思的。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不言而喻的等同（现象、本质和真理的等同）消失了，而代之以在构成一切社会形态本质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中各决定性领域相互关系的新观点。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些特殊关系还有待作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马克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他要求我们在这两端之间去寻找……由此可见，马克思明显地与用自我意识（观念）作解释的黑格尔原则决裂了，而且也与关于现象、本质和真理相等同的黑格尔论题决裂了……我们这里接触到的，确确实实是新术语之间的一种新关系。
　　针对某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不懂得这是一种新关系，恩格斯于1890年就这个问题作了澄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24]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仅此而已。“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接着又解释：“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应该把“形式”二字理解为实质的形式，而不是表面的形式。我们再听恩格斯讲下去：“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25]
　　以上是链条的两端。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恩格斯后来说得更多的是，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许多形式（从地区传统[26]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我这里暂且不谈恩格斯就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民族传统和国际事件等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作出的理论解答。我只是着重谈谈所谓有效决定性因素（由上层建筑、国内外特殊环境所产生）的积累对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以为，我提出的“多元决定的矛盾”的说法到了这里才明朗化了，这不仅因为我们有了多元决定的存在事实，而且因为我们已基本上使它同它的根据联系了起来，即使我们的尝试还停留在提示的阶段。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把话说到底，我们还必须指出：矛盾的多元决定并非由于出现了似乎是离奇古怪的历史形势（例如在德国）才出现，它具有普遍性；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在历史上，上层建筑等领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也从不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总之，“单纯的”、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经济主义那样，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它可以在教学中充当模式，或更正确地说，它的确在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充当了教学的和论战的手段，但这并不一劳永逸地确定了它的命运。无论如何，教学体系在历史上总是变化的。现在应该是努力把教学的需要提高到环境的需要即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看到，教学方面的努力需要有另一方面的努力，即纯理论方面的努力为前提。因为马克思虽然向我们提供了一般原则和一些具体例子（《雾月十八日政变记》、《法兰西内战》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全部政治实践虽然是具体“经验程式”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但还必须承认：关于上层建筑和其他“环境”的特殊效能的理论大部分有待我们去制订；而在这以前和与此同时（因为只有承认它们的效能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必须制订出关于上层建筑特殊因素的特有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如同在重大的探险尚未进行前的非洲地图一样，除了个别地区画得好些以外，只能看到大致的轮廓，大的山脉和河流，而在细节方面则还不清楚。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有谁真正从事了或继续进行了这一探索呢？据我所知只有葛兰西。[27]可是，这项任务是必须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至少对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决定性质（这一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上层建筑的存在和本质）提出一些较为精确的命题。
　　请允许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经常遇到所谓“残余”这样一种现实。毫无疑问，“残余”是确实存在的，否则它不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列宁甚至在革命前就在俄国党内同“残余”作斗争。不用说，在革命后，乃至今天，“残余”仍然经常是出现困难、敌对和争执的起因。“残余”究竟是什么？它的理论地位是什么？它本质上属于“心理”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它能否被归结为革命最初一些法令所未能消灭的某些经济结构的残余，例如使列宁十分担心的小生产（在俄国首先是农民的小生产）？或者它也同样指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结构（包括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民族传统特征）的残余？“残余”是人们常用但又不知道其概念的一个术语。可是我认为，为了赋予它应有的概念，我们不能满足于黑格尔关于“扬弃”和“否定之否定”的含糊其词……因为，如果我们回过来看黑格尔，我们就会发现，在黑格尔那里，过去的残余作为“已被扬弃了的东西”，归根结蒂总是回忆的一种方式，而回忆又仅仅是预期的反面，换句话说，这是一码事。早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当东方精神混沌初开，欢乐地凝视着天空、海洋、沙漠和石兽的庞大形象时，人类已无意识地预感到绝对观念的完美未来；同样，在历史的每个阶段，过去总是以回忆以往的形式，即以许诺现在的形式，而作为“残余”存在。所以，过去既不是黑暗又不是障碍。它总是可被现在所同化的，因为它预先已被同化了。罗马完全可以统治一个浸透了希腊影响的世界：“已被扬弃了的”希腊在重建的希腊庙宇、被同化的希腊宗教和经过重新思考的希腊哲学这些客观回忆中作为“残余”而存在。当希腊竭力促使自己灭亡以便让未来的罗马诞生时，希腊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罗马，处在罗马中的希腊绝不阻碍罗马。所以，现在不仅能够从过去的影子中吸取养料，它甚至用过去的影子去启示未来，正像罗马时代的伟人们为雅各宾党人开辟了大革命和恐怖的道路一样。因为现在的过去无非是现在自身，过去无非是向现在揭示出人类发展的命运这条内在性法则。
　　以上的论述我想已足以说明，假如“扬弃”这个词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其含义（老实说，这个词没有任何严格的含义），它同那种在历史上图省事的辩证法是毫不相干的。马克思认为，过去不是一个影子，甚至不是一个“客观”的影子，而是一个积极、能动、具有严密结构的现实，正如饥饿、寒冷和黑暗这些对马克思谈到的贫苦工人说来的现实一样的现实。那么，应该怎样去研究这些残余呢？那就只有从一定数量的现实出发，而在马克思那里，无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族传统”、民族习俗或民族“精神”等等，恰恰都是现实。只有从社会的任何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这一观点出发。根据这个观点：1.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假如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革命就会引起这样的改变），因为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因而能够在其直接生存环境之外保持自己的生存，甚至重新创造出或暂时“分泌”出替代的生存条件；2.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如此宽宏而又如此骄傲的俄国人民何以能够忍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布尔什维克党何以能够容忍这些罪行，一位共产党领袖何以能下令进行这样的镇压？为了不回避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就必须抛开“扬弃”那一整套逻辑，而且要抛得一干二净。显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说的是不仅要从事历史研究（因为历史研究统率所有的研究），而且正因为历史研究统率一切研究，我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中首先注意精确性，即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含义和论证具有准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特点，以及对这些概念与它们的幻影的区别，进行精细的研究并得出精确的认识。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是最主要的幻影之一。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让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或者，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需要对黑格尔本人进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我们才能摆脱“颠倒”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含糊和混乱。

1962年6—7月


附录[28]


　　我想简略地谈谈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是我在上文中故意搁下不谈的。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是他对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的立论问题所作出的理论解答，但它实际上却是与恩格斯用来反对“经济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点无关的。
　　无疑，这只是一封普通的书信。但是，由于它在对公式化和对经济主义的批驳中是一份关键的理论文件，由于它因此而扮演了并且还可能要扮演历史的角色，我们最好还是公开承认，这段话的立论根据不能符合我们批判的需要。
　　恩格斯的解答从分析的两个不同方面引出了同一个公式。
　　第一方面：恩格斯指出，上层建筑远不是经济的单纯现象，它有自己的特殊效能：“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历史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上层建筑具有真实的但又是相对的效能，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来思考这个具有两种不同效能的统一性？怎样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在这个统一性中确定经济因素的“最后决定”的作用？恩格斯回答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由此得出以下的解释性公式：“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通过交互作用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结果。这些结果就是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它们的内部关系是如此疏远和如此难以认识，以致可以被忘掉），而“经济运动”则通过这些偶然事件而向前发展。这些结果是偶然的东西，经济运动是必然的东西，是偶然的必然。我暂且把偶然和必然的公式及其前提假设搁下不谈。恩格斯这段话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赋予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似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旦开始后，这些因素就要负责去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结果（恩格斯说：事物），而经济则通过这些不同的结果、这些偶然事件而大踏步地前进。换句话说，上层建筑的因素虽然是有效的，但这种效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无限地分散了，分散成无穷无尽的结果和偶然事件，而当效能达到无限小这一极端时，人们就能认为这些结果的内部联系是不可思议的（由于过分地难以确定），因而也是不存在的。无限分散的结果使上层建筑在它宏观存在中得到承认的效能在微观非存在中消失了。当然，这种非存在是认识论的非存在（人们可以把微观联系“当作”非存在；这并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它对认识说来不存在）。但无论如何，宏观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正是在这种无限的微观多样性中“向前发展”，即取得胜利。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点。这个公式没有向我们提供真正的解答，我们所得到的只是解答的一部分。我们了解到，上层建筑通过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把自己的效能分散成无穷无尽的“事物”，即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我们看到，解答的论据只能建立在这些偶然事件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偶然事件的任务是要引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这一必然性的反概念。但问题至此只解决了一半，因为这些偶然事件与这一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既没有被确定又没有被阐明，因为恩格斯甚至把这一必然性当作完全是这些偶然事件外部的东西（作为在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当中向前发展的一种运动），这就等于否认了这一关系以及由此提出的问题。于是，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必然性是否就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假如是的，那又为什么是呢？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第二点。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把上层建筑的形式当作无穷无尽的微观事件（它们的内部联系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是可被忘掉的）的根源，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一方面，如果说上层建筑的形式是如此，人们同样可以说经济基础也是如此（确实可以说，微观经济事件的细微末节是不可思议的和可被忘记的！）。尤其，在另方面，上层建筑的形式之所以是无穷无尽的微观事件的根源，恰恰因为这些形式是现实的本原，也是它们的结果可被理解的本原。这些形式完全是可被认识的，因而它们是从属它们的各种事件的明显理由。恩格斯把这些形式以及它们的本质和作用一笔带过，却只研究它们的结果，即可被忘记的和不可思议的细微事件，这究竟为何道理呢？更进一步说，这种把上层建筑的形式降低为无数细小的偶然事件的做法，难道不是与这些形式的真正职能和认识论职能绝对矛盾的吗？既然恩格斯举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子，那么，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又说了些什么呢？马克思无非对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作了分析，对它们的结果作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分析。不过，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番“论证”，只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些因素的历史结果与它们的微观结果相混淆。上层建筑的形式固然是无穷无尽的事件的起因，但所有这些事件并非都是历史事件（伏尔泰说，所有的孩子都有父亲，但所有的“父亲”不一定都有孩子）；只有由所谓“因素”在所有的事件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那部分事件才是历史事件（试举一例：任何当政的政治家无不根据其政策和手段对事件进行一番选择，并把其中的某些事件抬高到历史事件的地位，即令那只是对一次示威的镇压！）。对第一方面作个小结，我认为：1.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2.所谓上层建筑的形式的效能“分散成”无穷无尽的微观结果（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性质的观点。
　　第二方面：确实，在恩格斯进行第二方面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他抛开上层建筑而把他的公式应用于另一个对象，即个人意志的组合，这个对象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性质的观点。我们还看到，恩格斯向我们提供了偶然事件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即找出了这一关系的根据，从而对问题作出了解答。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我很抱歉引了这一长段引文，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它包括了对问题的解答。在这里，必然性作为偶然事件的总结果而建立在偶然事件的基础上；因此，它真的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在第一方面的分析中所没有得到的解答，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但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了这个解答呢？条件就是我们改变了对象，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上层建筑及其交互作用和微观结果，而是在力量关系中相互冲突和相互组合的个人意志。因此，这个被应用于上层建筑的效能的公式看来确实是从它的真正对象，即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人意志的活动中借来的。人们从此懂得，这个公式不符合它的第一个对象，因为那不是它的真正对象，但它却能应用于第二个对象，因为那才真正是它的对象。
　　那么又如何进行论证呢？基本的论据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物理学公式：有多少单个的意志就有多少股力量；在简单的情形下是两个力量相对抗，它们的合力是与原来的两个力量既不同又共同的第三个力量，原来的两个力量在第三个力量里都认不出自己，虽然它们是第三个力量的组成力。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合力高于组成力；这一根本现象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合力是与组成力各自的强弱程度相对而言的，另方面是与这些力量在其自身的反映相对而言的（即它们的意识，因为这里所说的力量是意志）。这就意味着：1.合力的强弱程度将完全不同于每个组成力的强弱程度（组成力相合则合力较强；组成力相逆则合力较弱）；2.合力在其本质上将是无意识的（它与每个意志的意识不相符合；同时，它是没有主体的力量，客观的力量，而且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它最终就变成总的合力，即可被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显然，我们已经为经济决定因素这个归根到底要获胜的力量找到了来源和根据，在这里，经济决定因素不再是在偶然事件中向前发展的外在力量，而是偶然事件的内在本质。
　　我想指出的是：1.我们现在真正接触到了恩格斯的公式的真正对象；2.由于公式与对象相符合，恩格斯确实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并真正向我们提供了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3.问题和解答的存在仅仅以公式与对象是否相符合为转移；4.由于这个对象不存在，问题和解答也全不存在；5.必须为整个这套凭空的推理寻找理由。
　　我故意把恩格斯谈到自然过程的那句话撇在一边。由于他所用的公式本身是个物理公式（在霍布斯以及后来许多其他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公式的例子，我特别要提到霍尔巴赫，他举的例子特别贴切），这个公式能使我们从历史转而想到自然界，这是不足为怪的。但这不是论证，而是同义反复（我要指出，这里仅仅涉及到恩格斯用的那个公式，自然辩证法显然与此无关，因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另一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同义反复是无效的，但它毕竟也起一点有益的作用。我们可以放心地直接从历史转而想到自然界，这也不成问题。（霍布斯早就说过，人们在政治上争个你死我活，而在勾股定理和落体定理方面却融洽无间）。
　　我想仔细研究的是恩格斯的论证。粗粗地看，他的论证十分完美地实现了公式和对象的协调一致。但仔细一研究，事情又如何呢？那只是公式和对象的暂时协调；而在暂时的此岸和彼岸，协调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求证的假设，而代替协调的就是不确定性，从认识的观点看，也就是空白。
　　此岸。当我们想到力（单个的意志）的平行四边形时，我们觉得它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再问（恩格斯也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单个意志的规定性从何产生（产生的原因），它的内容就不再是显而易见了。因为这种追问可以一直追到无穷。“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当单个意志被当作绝对的开端时，它是简单的；但它又能变成无穷无尽的微观情况的产物，其中有的属于“体质”情况、“外界”情况、“个人”情况，有的属于“一般社会性的情况”、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所有这些情况混杂在一起叙述，使一些纯属偶然的和个别的决定性因素竟与一些普遍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情况）相提并论。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把两种类型的解释搞混了。
　　第一种解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它适合于它现在的对象和它的假设，这种用无穷无尽的情况或偶然事件所作的解释（这种方式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那里可以找到）可能有批判的价值（例如，它在十八世纪可用于批驳对神的乞灵），但从认识的角度看，它是空洞的。它使自己成为无穷无尽的、空无内容的解释，成为没有条理的抽象概括。
　　第二种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恩格斯把那些既是一般的又是具体的规定性，即社会情况和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情况，列入到无穷无尽的情况（它们在本质上是微不足道的）中去。但这种解释不符合其对象，因为它本来就是需要求证的那个解答（即要得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这个概括）。我小结一下：或者我们不脱离开对象以及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面临的就是无穷无尽不确定的解释（也就是认识论的真空）；或者我们在这里把对所问问题的解答（这一解答是具有充实内容的）作为原始命题接受下来，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了对象和问题。
　　彼岸。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选择。因为，在第一个平行四边形提出后，我们只得到一个形式上的合力，它不等于是最终的合力。最终的合力将是无穷无尽的合力的合力，即平行四边形无限增殖的产物。在这里也一样，或者人们相信通过无限性（即不确定性，即认识论的真空）能在最后的合力中产生出人们想得到的合力，即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相巧合的那个合力；换句话说，或者人们相信真空能产生出充实（例如，如果单是从形式上遵守力量组合的公式，恩格斯固然看到对垒的各种力量可以互相抵消或互相妨碍……但在这种情形下，谁能够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就不等于零？谁能够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或其他什么因素？从形式上讲，人们对所有合力和任何一种合力的内容都没有任何把握）。或者，人们就把自己期待的结果——经济——偷偷地塞进最终的合力中去，这就完全等于在单个意志的情形下一开始就把宏观决定性因素塞进微观决定性因素中去。我不得不重复我刚才在谈到此岸时所说的话：或者我们不脱离开恩格斯向其对象（单个的意志）所提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到无穷的平行四边形及其合力的认识论真空中去。或者我们直截了当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解答，那么，我们的解答就没有了根据，因而也不必再去寻求这个解答。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涉及单个的意志时，恩格斯的论证十分清楚和协调，而在单个的意志的此岸和彼岸，论证就变成空洞无物或同义反复？既然问题提得很好，并且同它的对象十分符合，为什么一旦离开它的原始对象，它就不能得出解答？这是因为问题的原始对象既决定着问题是否提得清楚，又决定着问题能否得出解答；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将始终是个难解的谜。
　　的确，恩格斯的全部论证就取决于单个意志这个十分特殊的对象，而单个意志又是在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物理公式中发生相互关系的。这才是恩格斯的方法论和理论的真正前提假设。在这里，公式才具有意义：人们可以赋予它某种内容并加以使用。它“描述”竞争、对抗、合作这些显然是人与人的“基本的”双边关系。于是，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在一些并不显眼、但可被看得到的真实统一体中，重新抓住了微观原因原先具有的无限多样性。于是，偶然事件变成了人，原先的运动变成了有意识的意志。这正是全部推理的起点，正是从这里出发，人们才能开始推理。不幸的是，这个如此可靠的立论根据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这个如此可靠的原则只能引向茫茫黑夜。它至多只能证明它自己，只能作为固定不变的根据反复肯定自己的显而易见。这种显而易见究竟是什么呢？必须承认，它无非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确实，无论霍布斯关于自然倾向的组成、洛克和卢梭关于公意的推广、爱尔维修或霍尔巴赫关于普遍利益的产生、斯密或李嘉图关于原子说的表现（这类著作很多），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恰巧正是所谓个人意志的冲突；这种说法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想象，是一种旨在使资产阶级的目标在自然界中确立其地位（永恒的地位）的神话。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个明显的前提假设，说它是经济的人的神话。那么，恩格斯怎么可能会这样天真地把这个神话作为自己的论据呢？可是，恩格斯为了向我们说明，单个意志的合力，即合力的合力，确实具有普遍的内容，并真正体现着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他如果不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个乐观主义的虚构，不用这个离洛克和卢梭较近而离马克思较远的虚构，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我不禁想到卢梭，他竭力想通过一次领导得很好的选举，使互相脱离的个人意志共同组成和产生公意这一神奇的密纳发女神！）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卢梭除外）并不要求他们的前提假设得出自身以外的结论，他们只要求这些假设确立自身所体现的价值。所以，对他们说来，同义反复是有意义的。可是，恩格斯所要确立的却是这项假设的逆定理，因而同义反复对他显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到了最后，恩格斯信里说的那段话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除了一个公式和一番“论证”以外，还有什么呢？那无非是说，从整个合力体系看，最后出现的合力包括了每个独特的个人意志：“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如果换一个场合，这个思想可能使那些担心能否把握住历史的人，或者使那些已不信上帝、担心能否认识自己的历史品格的人感到放心。我几乎想说，这是一种有益的绝望思想，因为它的绝望同时也是希望。（萨特尔在恩格斯的问题的基础上，同样使用了哲学的论据，对产生和形成“无名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两人的思想出发点不同，但都追求着同一个目的。这绝不是偶然的）。
　　恩格斯还说了什么呢？他还说，最后的合力不再是经济的长时段的决定性，而是“历史事件”。个人意志居然能产生历史事件！但如果仔细研究起来，人们勉强可以承认，这个公式能向我们提供产生事件的可能性（只要有人与人的对抗，总有可能出现什么事情，即使任何事情也不发生，那也是个事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事生非”），但绝不提供产生历史事件的可能性，绝不提供用以区分历史事件同人们日常遇到的默默无闻的无数小事的理由。问题应该倒过来提（仅此一次！），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谁如果硬要从非历史事件的不确定的可能性中产生历史事件，他就永远不能解释历史事件，即使援引从量变到质变这条规律也是枉然。某个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个事件，而恰恰是因为它具有历史的形式和历史事实的形式（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形式），这些形式同恩格斯在放弃其原来的公式时所采用的关于无穷无尽的结果这个不恰当的公式毫无关系，它们是完全可以被认识和被确定的（马克思反复说过，历史形式是可被认识的；在马克思以后，列宁也用经验科学，即非哲学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事件，只要它具有历史的形式，可能具有历史形式或可能包含这样的形式，只要它同历史形式有关（加强或动摇，造成或被造成），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正是历史形式决定了一切，它事先就包含着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的答案；其实，恩格斯并不掌握问题的答案，因为除了他从纯意识形态的前提假设出发提出的问题外，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根本不存在问题！
　　当然，还应该说，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来，表面上确实是存在问题的。那就是要从本原出发去重新发现历史的世界，这些本原（经济的人及其政治的和哲学的化身）不但不是科学解释的本原，相反却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世界的认识，它的要求和它的理想纲领（一个可以被还原为本质的世界：有意识的个体意志，个体的行动和计划……）。没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本来是绝不会被提出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然已被马克思所清除，这个问题怎么又被提了出来，也就是说，怎么还是一个问题？
　　为了结束这番过于冗长的评论，请允许我再指出两点看法，一是有关认识论的看法，另一点是有关历史的看法。
　　关于恩格斯的公式，我想指出，任何科学都有一定的范围，就在这个范围里，这门科学的概念可以取得某种内容（概念如果没有内容，就成为没有内容的概念，也就不成其为概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范围，就是结构、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分门别类的概念的范围。但是，当某一门学科从另一门学科的范围出发，从一个不能构成任何科学知识的范围出发（以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例，就是从无穷无尽的情况出发产生个人意志，从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出发产生最后的合力），企图产生出自己的对象及其相应的概念，这一学科就势必陷入到认识论的真空之中，或者被误认为处于哲学的充实之中。这就是恩格斯在他致布洛赫的信中的立论尝试的命运。人们而且可以看到，在这里要区分认识论的真空和哲学的混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完全是一回事。在我们以上引用的那段话里，恩格斯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公式为论据（结果，自然科学成了这些论据的唯一的、纯属道义上的担保），以自然科学的形象为形象，但他只以哲学家的身份而出现，他所使用“公式”是为了哲学的目的。他计划要证明的命题也首先是哲学的命题。我特意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最近有另一个例子，即萨特尔，他也企图用哲学来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念（在这方面，萨特尔比恩格斯强些，因为他知道并说出了自己的企图）。只要翻翻《辩证理性批判》的某些段落（例如，第68—69页），就可以看到，萨特尔虽然不接受恩格斯所提供的解答和使用的论据，而实质上却是赞同恩格斯的尝试的。他们之间只是在采用什么手段的问题上有争执，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由共同的哲学任务而团结在一起。只要把恩格斯为萨特尔开辟的道路堵住，人们就能阻止萨特尔开辟自己的道路。
　　因此，人们必定要问为什么在恩格斯的某些著作中会出现这种哲学诱惑的问题。为什么在恩格斯身上，人们除了看到天才的理论直观以外，还能看到这种后退（即退回到低于马克思主义对一切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的水平）的例子？这个问题只能在研究了马克思的思想和“哲学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历史，以及马克思的发现所孕育的新的哲学理论（即不是意识形态的）以后，才能得到答案。这显然不是我在这里所能讨论的问题。但是，为了使自己具有正确地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和手段，也许首先必须使自己相信这个问题的存在。


【注释】

[1] 见本书上一篇文章：《关于青年马克思》。

[2] 见《资本论》第二版跋。我把德文版原文逐字逐句地译出来。莫里多尔的译文（科斯特出版社出版）基本上也是这个译法，个别地方有点想当然。至于由马克思改过校样的鲁瓦的译文，它冲淡了文章的语气（例如把“在辩证法神秘的形式上”译成“神秘的方面”），有时甚至干脆砍头去尾。例如，德文原来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而鲁瓦却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头着地的；只要使它脚着地，就可以为它找到完全合理的面目。”内核和外壳都被删掉了！必须指出，马克思曾承认鲁瓦的译文比他的原文更清楚，或至少不那么“难懂”，指出这一点也许不是无的放矢，但是这又谁知道呢？难道马克思在事后终于承认了他最初的某些表述是难懂的吗？
　　以下是德文版重要段落的译文：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3] 参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4] 关于“内核”，参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导言》。他说：对于伟人们，“应该称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的目标和志向不仅受到为现制度所接受的、安定和平静的生活长河的灌溉，而且导源于人们还不知其内容的、尚未达到现实存在的内心精神，这种隐藏的内心精神冲击着和打破着外部世界，因为它不是同这一果核相适应的果仁。”这是关于果核、果肉、果仁的长篇故事中的另一种有趣的说法。这里，果核起着包裹果仁的“外壳”作用，果核在外面，果仁在里面。果仁（新的原则）最终要冲破旧果核，因为旧果核对它已不再适应（这是旧果仁的果核……）；果仁要求有自己的果核，即新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等等。下面在谈到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时，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这段话。

[5] 参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当然不应该死抠这篇文章的字眼。一方面，它是一本供广泛发行的通俗读物，因而写得相当概括，恩格斯对此也毫不隐讳。另一方面，作者在四十年前亲身经历了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探索，他先后经历了他在文章中作了历史叙述的各种哲学信仰形式。确实，人们在文章里找得到对费尔巴哈意识形态的出色批判（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36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主义关系的成功总结。例如，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对于康德是个极其尖锐的批判（第227页），并明确宣布：“辩证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第238页）。另一个基本论点：哲学的发展原因不在哲学；迫使青年黑格尔分子起而反对黑格尔“体系”的原因是他们从事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实际必要性”（第217页）；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第222页）。我们还注意到，恩格斯承认费尔巴哈对《神圣家族》的强烈影响（第218页）。然而，文章还包括另一些提法，如果死抠字眼，它们就会把我们引进死胡同去。例如，关于“颠倒”的论题在文章里相当活跃，恩格斯甚至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第222页）。应该承认，这个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对黑格尔的颠倒，那么反过来说，黑格尔应该首先是被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只有这样，负负才能得正。我们接着又看到，这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下是无用的，恰恰因为它用头立地（用观念而不是用真实立地）：“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第239页）。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确切的，但正是这种不确切才说明了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注意到恩格斯关于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建立一个体系的奇怪断言：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第213页）。这种必要性“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215页）。恩格斯还说，由于费尔巴哈在乡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的唯物主义具有局限性（第226页）。

[6] 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一文对矛盾问题作了一系列的分析；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这部小册子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著作中都是无从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是根据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写出的，总的来说是一篇叙事文，在某些地方也用抽象的方法。在叙事部分，他的概念与具体经验相适应。在抽象部分，这些含义丰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必然蕴涵。

[7]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380页：“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使全人类陷于非抉择不可的境地：或者再让千百万人去送死，并让整个欧洲文化遭到彻底毁灭，或者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把政权交到革命无产阶级的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

[8] 列宁：《日记摘录》，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677页。

[9]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278页。

[10] 列宁：《论我国革命》，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0页。

[11]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278页。

[12]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115页。

[13] 参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论我国革命》、《远方来信》、《致瑞士工人的告别信》，等等。

[14] 参见《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

[15]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691页。

[16] 参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38—158页。

[17]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胜利。”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39页。
　　列宁在《远方来信》中还指出：“革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汇合起来、并且是十分‘和衷共济地’汇合起来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6页。

[18] 列宁甚至把国家的天然资源和广阔地域看作是苏联革命胜利的一个原因，因为广阔的地域可以使革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需要“撤退”时能够有“回旋余地”。

[19] 列宁经常说，“危机”的形势起着“暴露”的作用，它使经历危机的社会形态“暴露”自己的结构和动力。革命形势是革命危机前的形势，因而它在不同程度上也暴露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动力。

[20] 参见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书中有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论述。

[21] 恩格斯于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2页。）请参看本文的附录，见本书第107—120页。
　　关于有待进行的这类研究工作，我想引证葛兰西在批判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曾出现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时所写的几段话：“决定论、宿命论和机械论是由实践哲学直接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香精’，是特定的‘低级’社会阶层由于历史原因而必定产生的一种宗教形式和一帖兴奋剂（但与麻醉剂起同样作用）。当人们不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时，当斗争以一系列的失败而告终时，机械的决定论就成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继续抵抗、团结一致和耐心地坚持到底。‘暂时我是失败了，但长远的形势必定对我有利’等等。真正的决心被装扮成为对某种历史理性的信念，成为狂热目的论的原始经验形式，成为宗教宿命论、天命论等等的代用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决心还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事实必须予以肯定……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宿命论只能掩饰真正的和积极的决心的虚弱。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不懈地证明机械的决定论是没有价值的。作为群众的幼稚的哲学思想，它还可以说得过去，可以是激发力量的内在因素；但是，如果被当作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的和结构严密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就成为狂妄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根源……”在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笔下，居然把知识分子和群众对立起来，这似乎是件奇怪的事。但应该知道，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范围比我们要广得多；他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并不根据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估计，而是根据他们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比较次要的）所起的社会作用。正是在这一含义上，葛兰西写道：“一个政党的所有党员都应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一断言或许会遭人讥笑和讽刺。但仔细想来，这说得一点不错。应该区分不同的程度，一个党可以在最高程度上或最低程度上获得最大的发展；重要的是它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也就是它的教育作用和精神作用。”

[22] 参见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87页。）这里，两种极端情况的特点被清楚地指出来了。

[23] 当然，如同任何“颠倒”一样，这里的颠倒也还保留黑格尔观点的术语：市民社会和国家。

[24] 见恩格斯于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0—462页）。

[25] 恩格斯还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b]·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恩格斯还指出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2页）。

[26] 恩格斯说：“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同上书第461页）。

[27] 卢卡奇仅限于在文学史和哲学史这两方面进行了尝试，我觉得他受到了一种羞答答的黑格尔主义的感染，这也许因为他想借助黑格尔而使人们宽恕他曾经是西美尔和狄尔泰的学生。葛兰西则要高得多了。他的《狱中笔记》论述了意大利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所有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上层建筑这个今天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极其独到的、甚至天才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堪称新发现的新概念，例如关于领导权的概念，这是从理论上解决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问题的一个卓越典范。可惜，至少在法国，有谁把葛兰西的理论努力继续进行下去了呢？

[28] 本文系《矛盾与多元决定》的附录，至今尚未发表过。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写于189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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