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二、论青年马克思

（理论问题）



　　“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本文献给奥古斯特·科尔纽，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了一位名叫马克思的青年人。
　　《国际研究》杂志向我们介绍了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青年马克思”的十一篇论文。其中有陶里亚蒂的一篇（业已在1954年发表过的旧作），苏联的五篇（其中三篇是由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研究人员撰写的），民主德国的四篇和波兰的一篇。人们曾经以为，关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禁脔，这部论文集及其引言表明，在研究青年马克思这个任务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不再是单枪匹马了。[1]
　　在阅读这部饶有兴味但水平不一[2]的集子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探讨几个问题，消除某些混乱，并澄清几个观点。
　　为叙述方便起见，请允许我从政治、理论和历史这三个根本方面来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问题。

（一）政治问题


　　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辩论，首先是一场政治辩论。总的说来，梅林已经相当透彻地阐明了这些著作的历史和意义；后来，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些著作重新翻了出来，利用它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关于这些，我就无需再多啰嗦了。最早发难的两个人名叫兰茨胡特和迈耶尔（1931年）。我们不妨读一读他们出版的《马克思哲学著作集》的序言（莫里多尔译，科斯特出版社出版，第四卷，第13—51页）。他们的观点在其中说得清清楚楚。他们认为，《资本论》是一种伦理学的理论，在《资本论》里保持沉默的哲学只是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里才大声讲话。[3]我已做了简略说明的这个论点交上了非凡的好运。它不仅如我们早已知道的那样，在法国和意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我们通过这些论文可以看到，它在德国和当今的波兰也风行了起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纷纷投入到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中去，他们要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本原，要他承认成年马克思不过是化装了的青年马克思。或者，如果马克思在年龄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他就应该承认成年时期的罪过，承认他为了经济学而牺牲哲学，为了科学而牺牲伦理学，为了历史而牺牲人。马克思的真理，他能传诸后代的全部东西，他能帮助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和思想的全部东西，不论他自己同意与否，都包括在这几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
　　这些善良的批评家们只给我们留下一种选择，即承认《资本论》（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表现，或者是对这一哲学的背叛。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全部修正既定的解释，必须回到体现着真理的青年马克思去。
　　由此可见，辩论的起因是青年马克思，辩论的结果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辩论的题目则是青年马克思是否已经是马克思的全部。
　　辩论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辩论中，从策略方面考虑，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只有两个办法来迎接挑战。[4]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使他们的论敌不能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来诋毁马克思，那么，笼统地讲，他们就能够提出两个论点：或者承认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或者断言青年马克思就是马克思。这两个论点在表述上可以千差万别，但各种表述都离不开这个精神。
　　也许有人认为，摆出这些可能性似乎没有多大用处。假如这是对历史提出异议，那就不应该有任何策略考虑，而只能对事实和材料进行科学研究，并据此作出结论。可是，以往的经验以及眼下这部论文集都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是一场政治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没有明智的策略考虑，不能不做出自卫的反应。W.雅恩正确地指出，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辩论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挑起的。[5]马克思主义者对梅林的经典论著和对科尔纽细致的学术研究显然没有给予正确的估价，他们因而没有能预见到这场战斗的发生，毫无准备就仓促上阵。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在目前的防御中，他们的临时应付、笨拙、混乱乃至缺乏自信心，也都说明他们还措手不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战场上，即在马克思这一战场上，受到的一次突然袭击。问题涉及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而是直接关系到马克思的历史和马克思本人：他们对此感到负有特殊的责任。继自卫这一本能反应以后，他们的第二个本能反应开始出现：他们担心尽不到自己的责任，担心因保不住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而对不起自己和对不起历史。这里必须明确指出，如果不去思考、批判和克服这种本能反应，它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做出一个笼统的也是最糟糕的回答，因为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为了图省事而把问题取消。
　　为了使那些把马克思和他的青年时期对立起来的人无话可说，有人坚决地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们把马克思同他的青年时期调和起来。他们不再通过《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资本论》，而是通过《资本论》去阅读《论犹太人问题》；他们不再在马克思的身上找到青年马克思的影子，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身上找到马克思的影子；他们臆造出一种“未来完成式”的所谓哲学史理论作为辩解的论据，却没有看到这种假理论完全是黑格尔的理论。[6]由于对马克思的完整性可能受到损害感到神圣的恐惧，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要坚决保卫整个马克思。他们宣称：马克思是一个整体，“青年马克思就属于马克思主义”，[7]似乎像马克思那样去历史地考察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会使我们失去整个马克思，似乎把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交给历史作彻底的批判会使我们失去整个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马克思将要经历的历史，而是马克思实际经历的历史，不是直接的历史，而是经过思考的历史。关于这种历史，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曾告诉我们，它不是黑格尔含义上的“真理”，而是科学思考的原则。
　　即使是处于防守的地位，没有正确的理论也就没有正确的政策。

（二）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来谈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理论问题。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涉及这个问题的大多数论著没有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在阅读青年马克思的文章时，人们往往满足于把各种观念随意地联结起来，或者对各种术语作简单的比较，而对文章本身却缺少历史的分析。[8]我们无疑可以承认，这种阅读方法虽然能得出一些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仅仅是真正理解原著的先导。例如，在阅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人们可以把其中的术语同黑格尔的思想[9]进行比较；在阅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可以把其中的原则或者同费尔巴哈相比较，或者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相比较；[10]在阅读《1844年手稿》时，可以把它的原理同《资本论》的原理相比较。[11]这种比较既可以是肤浅的，也可以是深刻的。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12]而误解本身毕竟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打开一些有益的新境界。[13]但是，这种比较并不始终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人们满足于理论成分的拼凑，即使拼凑得十分得体，人们还是脱不出在大学里颇为流行的那一套老观点；这套观点主张对理论成分作对照和比较，其最高表现就是所谓源泉论或提前论，其实二者是一码事。就是说，熟悉黑格尔的读者在读184 1年的博士论文时，甚至在读《1844年手稿》时，“将会想到黑格尔”。熟悉马克思的读者在读《法哲学批判》时，“将会想到马克思”。[14]
　　但是，人们也许没有充分注意到，无论叫源泉论或叫提前论，这套老观点就其朴素的直接含义而言，都是以始终在这套观点中悄悄地起作用的三个理论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前提是分析性前提：根据这个前提，任何理论体系，任何思想结构都能够还原为各自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条件下，人们就可以对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成分单独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它与属于另一个体系的另一个类似成分相比较。[15]第二个前提是目的论前提：这个前提建立了一个历史的秘密法庭，对交给它审理的观念作出判决，它甚至还可以把（其他）体系分解为组成部分，确认它们作为成分的资格，然后根据自己的真理性标准去衡量它们。[16]最后，第三个前提是前两个前提的基础，它把观念的历史看作自己的组成部分；它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归根结蒂无不是观念历史的产物，观念世界本身就是观念自己的认识原则。
　　我认为，必须对这三个前提追根究底，才能懂得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如果我们在折衷主义的表层下深入挖掘，除了找到一些毫无思想性可言的形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就始终是这种理论目的论以及观念的自我认识。在阅读论文集的某些文章时，我们不禁感觉到，这些文章依然受到折衷主义内在逻辑的感染，即使当他们力图去摆脱折衷主义时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似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史要求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还原为“成分”，这些成分大致可以分作两类：唯物主义成分和唯心主义成分。在他们看来，似乎这些成分的单个比较和集体比较将能决定有关文章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虽然还具有黑格尔思想的外在形式，人们显然可以指出这些文章包括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成分（书报检查制度的政治本质，林木盗窃法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等等）；又如，1843年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然在阐述中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或依旧是黑格尔的表述，它显然也包括了一些唯物主义成分（社会阶级的现实存在，私有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存在，甚至唯物辩证法的存在，等等）。十分明显，除非在阅读这些文章时带有倾向性，即根据目的论的需要去阅读，否则是不能割裂思想的内在联系而把思想分作互不相关的成分，并把这些成分当作本身有意义的实体去思考的。论文集中最有头脑的作者之一N.拉宾直率地承认：“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折衷主义的，因为它不回答以下的问题，即不同的成分如何结合成为马克思的世界观。”[17]他正确地看到，把一篇论文肢解为已经是唯物主义的成分和还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不能保持论文的整体性，而这种肢解恰恰是通过成熟时期著作的内容来阅读青年时期著作所造成的。由此可见，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法庭，目的论的法庭，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作出判决，决定把这些著作肢解为成分，只能破坏它们的整体性。“如果从马克思当时具有的哲学观点出发，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十分连贯和完整的著作”，但是，“如果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这部著作就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方法论价值而言，它的每个成分不一定都能得到严格的证明。有些问题被过于强调了，另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却只是一笔带过，这显然是由于思想不够成熟的缘故……”[18]拉宾承认，正是这种从结束向开始的回溯，造成了把整体肢解为成分，又把这些成分确立为独立成分；我觉得拉宾的这一承认是十分诚实的。此外，我还补充一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请费尔巴哈等中间作家起一种“例证”的作用。由于费尔巴哈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尽管严格地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上只是徒具形式而不能兑现的唯物主义宣言），他本人就成为一个“例证”，人们根据费尔巴哈作出的判决和得出的“真理”，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出一种被称为“唯物主义”成分的副产品。因此，主谓颠倒、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人的本质在生产中的客体化等，统统被宣布是“唯物主义”的成分。这种通过费尔巴哈制造出唯物主义成分的方法，同通过成熟的马克思制造出唯物主义成分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只能造成废话连篇和谬误百出，使人无从分辨由费尔巴哈证实的唯物主义成分和由马克思本人证实的唯物主义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19]根据这个方法，我们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所有作品里，包括他给父亲写的那封声称不愿把理想和现实分开的信在内，到处都可以找出一些唯物主义成分来。这样，我们就很难断定，究竟在什么时候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或者究竟在什么时候他还不是唯物主义者！例如，在W.雅恩看来，《1844年手稿》虽然还包括“一系列抽象的成分”，却已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20]巴季特诺夫则认为，《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实现转折的一个焦点，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21]拉宾认为，“在《莱茵报》的文章里，只是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成分，而1843年手稿则不同，它证明了马克思自觉地在向唯物主义转变”，而且确实“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虽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这种“自觉的转变”又被说成是“含糊的”和“不自觉的”）。[22]至于沙夫，他干脆写道：“我们知道（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叙述）马克思于1841年成了唯物主义者。”[23]
　　我不想利用各种说法之间的矛盾而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这表明问题还有待研究）。但我们有权发问，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日期之所以不能被确定等等，是否正由于人们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分析目的论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指出，分析目的论既然把一种思想肢解为各种成分，也就是说，它已经破坏了这种思想的真实整体性，它就没有资格再对这个思想说三道四。而它被剥夺这种资格，恰恰是因为，既然它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它就不能作为衡量这个思想的有效标准。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唯心主义成分，唯物主义成分就是唯物主义成分，把两种成分在一篇文章里结合成一个生动和现实的整体，谁能够去断定它们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肢解势必导致这样的荒唐结果：《论犹太人问题》或《1844年手稿》这类文章究竟具有什么整体意义的问题就不成立了，就不能提出了，因为没有办法提出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生活和有生命力的批判永远不能避开的问题！假如今天哪位读者突然想认真研究并讲解《论犹太人问题》或《1844年手稿》的哲学（这种事情是确实发生过的！我甚至要说，我们大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可惜有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全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实事求是地来评解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说，不知道该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我们将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呢？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呢？[24]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还没有告一段落，对它的意义还不能下个定论？可是，马克思的思想什么时候才算告一段落，我们又不知道。人们往往就这样去看待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似乎这些著作属于一个可以把“根本问题”避开不谈的领域，而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们必定会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有在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成分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去的时候，才能对这些著作的意义下定论，而在作总结以前，由于整体性已被破坏，关于这些著作的整体意义的问题也就根本不能成立。这个结论是荒谬透顶的，它充分暴露了分析目的论的秘密：这个不停在作出判决的方法，却对不同于自己的整体不能作出任何判决。这岂不等于承认：分析目的论只是在自我判决，只是通过它所研究的对象重新认识自己；它永远不能离开自己，它所要研究的发展，归根结蒂是研究自己在自己内部的发展。对于以上极而言之地用逻辑推理所叙述的方法，如果有人说它恰恰是辩证法的话，我将回答说：是的，这可算是辩证法，但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确实，对于这个被还原为成分的思想，每当我们需要具体地考虑它的前途的时候，每当我们需要回答拉宾提出的“这些不同的成分如何在马克思最终的世界观中结合了起来”这个天真而诚实的问题的时候，每当我们思索各成分间相互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以肤浅的形式或者以深刻的形式而作为论据出现了。肤浅的形式，例如求助于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即内容和概念表述的矛盾。“唯物主义的内容”同“唯心主义的形式”发生了冲突，而唯心主义的形式又往往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术语问题（术语问题总归是要消失的，因为这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马克思已经是唯物主义者，不过他还运用费尔巴哈的一些概念，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尽管他已经不是，或者从来也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成熟时期著作之间的那段时间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术语。[25]总之，这完全是个用词问题，后来的全部变化就是用词变了。我知道，以上的推论是极而言之，但这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分析目的论方法的奥秘涵意。有时，分析目的论方法以更加完善的形式而出现，例如在拉宾的理论里，不仅把形式（术语）与内容相对立，而且把意识与趋向相对立。拉宾并不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单纯归结为术语不同。他承认马克思的用语都有其意义，这种意义就是马克思在特定发展阶段中（自我）意识的意义。因此，在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是费尔巴哈式的意识。马克思使用了费尔巴哈的语言，因为他自以为是费尔巴哈主义者。但是，这种语言和意识当时在客观上是同他的“唯物主义趋向”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正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动力。拉宾的这种观点表面上虽然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会想到所谓“意识的落后”），但它毕竟只是外表相像而已，因为它虽然可以确定意识（文章的总的意义和语意），但却无从具体地确定“趋向”。拉宾认为，唯物主义趋向与（自我）意识的区别完全相当于“成熟马克思主义对1843年手稿客观内容的认识与马克思当时的认识之间的不同”；[26]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拉宾是如何去确定“趋向”了。严格地说，拉宾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认为“趋向”是结果向本原的抽象回溯，这也就是黑格尔的自在论，不过把终点当作起点来思考而已。由此，意识和趋向的矛盾就成了自在和自为的矛盾。拉宾还直截了当地宣布，这种趋向是“含糊的”和“无意识的”。这是把对问题本身的抽象拿来当作问题的答案。当然，我并不否认，拉宾的论文中有一些论述是朝另一种观点的方向发展的（或许有人也会指责我陷入了成分理论的泥坑！如果真要研究成分，“趋向”这个概念就应该放弃不用），但应该指出，拉宾的体系是黑格尔的体系。
　　因此，不同分析目的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深思熟虑的，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黑格尔原则的影响）一刀两断，就不能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此，必须彻底同这一方法的前提相决裂，并运用马克思关于思想发展的理论原则去研究我们的课题。
　　这些原则完全不同于前面阐述过的那些原则。它们认为：
　　1.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
　　2.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发展，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或终点的关系，而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该思想的变化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关系。
　　3.推动独特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在该思想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在这种思想的此岸，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以及在这一个人发展中根据个人同历史的复杂联系而得到反映的真实历史。
　　还必须指出，以上三项原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原则，而是科学的原则。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所需研究的那个过程的“真理”（以“未来完成式”撰写的历史，其所有的原则都自称是过程的“真理”）。它们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相对真理。它们只是作为某一问题的合理立场的条件才成为真理，也就是说，作为通过这个问题产生出真正的答案的条件才成为真理。它们所以是“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这并非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成长过程的真理，而是因为它们是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成长过程以及其他一切历史过程的理论。正是在这一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才能认识自身以外的它物：不仅能认识作为它物而存在的自身成长过程，而且能认识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其他变革，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历史实践中导致的种种变革在内。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而是一门从事科学探索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不必再为解释其自身的成长过程或为解释它所推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而陷于窘境：无论为了了解马克思从何产生，或是为了了解马克思有何创造，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原则。[27]
　　为了正确地提出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问题，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承认，即使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哲学家总要先在某天某地诞生，然后才开始思考和写作。有人认为，绝不应该发表自己青年时期的著作，甚至根本不应该写这种著作（但至少那些想要报考博士的青年人总得发表这种著作吧！），这种聪明人肯定不是黑格尔派，因为从黑格尔的观点看，青年时期著作就像雅利所说的“伏尔泰儿童时代的脑壳”这个古怪东西一样，既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又是不能由人自己决定的。其所以不可避免，因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开端。其所以不能由人自己决定的，因为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马克思既没有生下来就要当思想家，也没有选择要在德国的历史都集中于大学教育这样的意识形态世界中进行思考。他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在这个世界中学会行动和生活，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又从这个世界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一开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我在下面再谈。事实是确实有一个开端，为了叙述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发展史，必须从青年马克思这个具体个人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世界中出现，在其中开始思考，并同当时的思想进行交流和辩论的那一刻起，立即抓住马克思的思想运动。这些交流和辩论构成了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素材，而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可是，种种事实表明，思想的主人在交流和辩论中却似乎并不出现。不仅通过其思想和著作表现自己的具体个人不出现，而且在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真实历史也不出现。思想家被他的著作所掩盖，人们通过著作只能看到思想家的严谨思想；具体的历史也被当时的意识形态论题所掩盖，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意识形态的体系。关于具体个人和真实历史何以不出现的问题，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但暂且，关键还在于了解，独特思想的严密逻辑同意识形态环境的一系列题材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上面所说的开端，而且这一开端是没有结束的。我们需要研究这个关系，即独特思想（在其各发展阶段上的）内在统一性与现有意识形态环境（在其各发展阶段上的）的关系。可是，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必须同时研究它们使用的术语。
　　这项方法论上的要求首先意味着，必须对这一意识形态环境的本质和结构具有真正的认识，而不是虚假的认识。它还意味着，人们不能满足于把意识形态世界想象成一个不偏不倚的舞台，听任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名人由于偶然机会而在这里同台表演。马克思在1840至1845年间的命运不由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等人之间的假想辩论所决定，也不由马克思在他当时著作中或由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后来的泛泛回顾中所反映的同一些人之间的辩论所决定。马克思的命运是由一些具体的思想家之间的辩论所决定的，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赋予这些思想家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一定同他们作品的历史身份相一致（例如黑格尔），而是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加以引证和批判时所描绘的明确形象（例如费尔巴哈），当然也超出了恩格斯在四十年代以后为他们概括的一般特征。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以上的看法，我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与之辩论的黑格尔，不是我们在1960年安静地在图书馆里所想象的那个黑格尔，而是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黑格尔，是被请来为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研究自身的历史和希望提供思想武器的黑格尔；这是已经被弄得同自己发生了矛盾的黑格尔，是被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引证他的话来反对他自己的黑格尔。马克思主张使哲学成为意志，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他对他的老师的第一次反叛，但这个观点同新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解释却是完全一致的。[28]我并不否认，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表现出他对概念的敏锐感觉、他论述的严谨和他思考的才能，这一切都使马克思的朋友深为赞叹。但是，上面这个观点的确不是马克思所发明的。同样，如果把费尔巴哈在马克思著作（1841至1844年）中的存在仅仅归结为马克思明确地提到了费尔巴哈的名字，那也是很轻率的。因为在这些著作中，许多段落是马克思重复或转述了费尔巴哈的论述，但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陶里亚蒂从《1844年手稿》中摘出的那段话正是直接从费尔巴哈那里得来的。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说明人们往往轻率地把费尔巴哈的话说成是马克思的话。费尔巴哈是人所共知的名人，马克思又已经把费尔巴哈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并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思想，就像用自己的思想进行思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有什么必要非得提到费尔巴哈的名字呢？对马克思说来，重要的是说出费尔巴哈还没有说过但可能会说的那些思想，是要深入到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中去，也就是要深入到费尔巴哈的真实思想的整体中去；这个思想整体既是现有意识形态环境的领域，又是马克思赖以进行独立思考的领域。由此可见，不研究意识形态环境，就无从研究某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而为了研究意识形态环境，又必须研究独特的思想整体。
　　思想整体究竟是什么呢？为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问题，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费尔巴哈，但这里是为了提出当马克思开始同费尔巴哈发生关系时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整体这个问题。关于这一关系的性质，由于众说纷纭，论文集的大多数作者在评论时显然感到为难。为难的原因并非由于大家对费尔巴哈的著作恰好不太熟悉（不熟悉也不要紧，可以去读费尔巴哈的著作）。问题是人们往往不去深究文章的内在整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不去深究费尔巴哈的总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应用过这个术语，但它在马克思成熟时期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尤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29]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思想。我建议采用这个概念，因为它最能把握住事实，而不致陷入黑格尔关于总体的含糊其词中去。因为，说一种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仅仅就叙述而言是正确的，而就理论而言则不然，因为这种叙述一旦被改变为理论，就有可能使我们只想到毫无内容的空洞整体，而想不到整体的特定结构。相反，如果用总问题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这个思想直接以一个整体而出现，它明确地或不明确地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总体化”动机而“体验”），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30]
　　我们再用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按照论文集作者们的解释，我们在手稿中可以找到一系列费尔巴哈的论题（关于主谓的颠倒、对思辨哲学的批判、类存在的理论，等等），但也有一些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所找不到的分析（政治、国家与私有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等等）。如果我们的评论停留于组成成分，我们就会走进前面谈到过的分析目的论的死胡同，并陷入术语与含义、趋向与意识那一套虚假的答案中去……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步，我们要考虑，手稿虽然包括了某些费尔巴哈所没有（或几乎没有）分析过和谈到过的问题，但这是否足以成为根据，从而把马克思划分为费尔巴哈的成分和非费尔巴哈的成分（即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可是，人们不能指望从成分本身取得问题的答案。因为一个人所谈到的问题并不直接就等于是他的思想。我不能相信，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家，只要他们曾经谈到过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即只要他们曾经研究过马克思后来才考虑的问题，人们单凭这一条理由就可以把他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31]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我并不是说，思想的素材在某种条件下不能改变思想的方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总之，思想方式的这种改变，思想总问题的这种重新组合，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而不一定要通过对象同思考的直接关系！假如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进一步提出组成成分的问题，人们就要承认，一切都取决于总问题的性质，因为总问题是组成成分的前提，只有从总问题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在我们的例子中，问题将以下面的形式而出现：马克思对社会阶级、对私有制与国家的关系等新对象进行的思考是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费尔巴哈的理论前提发生了动摇，使它们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或者这些新对象也是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前提出发而被思考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成立，恰恰因为一个思想的总问题并不限于作者所考察的对象的范围，因为总问题并不是作为总体的思想的抽象，而是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不仅能成为宗教的总问题（《基督教的本质》），而且能成为政治的总问题（《论犹太人问题》），甚至能成为历史和经济的总问题（《1844年手稿》），而在本质上它依旧是人本学的总问题，即使费尔巴哈的“词句”已经被抛弃和扬弃。[32]人们可以认为，从宗教人本学过渡到政治人本学，最后过渡到经济人本学，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1843年的德国，人本学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形式；对此，我也完全同意。但是，这种判断本身意味着，人们首先已经了解到所考察的思想的本质，也就是说，已经确定了该思想的真实总问题。
　　我要补充的是，一种思想的最后意识形态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这个总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为历史学家所抓住的，其理由十分简单：哲学家一般并不思考总问题本身，而是在总问题范围内进行思考；哲学家的“推理顺序”同他的哲学的“推理顺序”不相吻合。人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这里就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含义而言，根据这种含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的特征恰恰在于以下的事实，即它自己的总问题不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反复告诉我们，不要把思想的自我意识当作思想的本质，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思想没有意识到它所回答的（或避免回答的）现实问题以前，思想首先没有意识到“理论前提”，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业已存在但未被承认的总问题，而这个总问题却在思想的内部确定着各具体问题的意义和形式，确定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一般说来，总问题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总问题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我想，如果人们真正愿意这样做，那就必须不再把某些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宣言同唯物主义本身混为一谈。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将使某些问题得到澄清，某些虚假的问题被撇开。只有这样做，马克思主义本身将通过自己的历史著作，更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总问题，也就是说，将获得更加正确的自我意识；总而言之，这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做到的事，这是它应尽的义务。
　　我想把以上的看法概括一下。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总问题同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各思想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是否有新意义产生。当然，真实的历史也在这一复杂过程中经常起作用。不过，在一篇文章里，是不能说得面面俱到的。
　　由此可见，这种方法不仅与折衷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前提分道扬镳，并且也已经[33]同第二个前提各分东西。第二个前提幻想建立起意识形态历史的沉默法庭，这个法庭不等研究开始，就事先确定了意识形态历史的价值和效果。意识形态历史的真理性既不是它的本原（起源），也不是它的终点（结束），而是事实本身，是以意识形态总问题为背景而建立的各思想对象、思想论点和思想价值的中心结构，而总问题本身又随着与之相联系的、变化着的、受真实历史制约的意识形态世界而演变。当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打算代替马克思去生活，代替他去抛弃旧事物和发现新事物，从而加速马克思的成长过程。我们将不像迎接一名赛跑运动员那样，事先在跑道终点等他，以便他一到终点就给他披上斗篷。因为事情已经过去，马克思也早已到达了终点。卢梭说过，对儿童和少年，教育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懂得消磨时间。历史评论的艺术也在于要消磨足够的时间，以等待青年作家成长为大作家。所消磨的这段时间无非是我们给予他们生活的时间。这是他们生命的必然，而我们则通过理解他们生活中的转折、反复和演变而划分出他们生活的阶段。一旦把起源和结束的神从它们的宝座上推了下来，人们就能看到必然的成长壮大过程；从这个角度讲，也许再没有别的事能令人感到更大的愉快了。

（三）历史问题


　　以上的论述显然还没有谈到折衷主义方法的第三个前提，即全部意识形态历史都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除了陶里亚蒂和拉宾的论文，以及特别是霍普纳的那篇杰出的论文[34]外，论文集的大多数作者几乎都一笔带过，甚至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然而，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免不了要提出几年前被人们称之为“马克思的道路”这个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各重大事件同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真实历史既是单一的，又是双重的，它是思想的真正主体。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双重的缺席状态，使具体的人和真实历史出场，它们是这些至今缺少主体的思想的真正创造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创造者，又怎么能解释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呢？
　　我这里不准备探讨马克思的个性问题；马克思具有强烈的批判热情、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和无与伦比的现实感，关于他的非凡的理论气质的根源和结构，这个问题我也暂且不谈。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个性的结构、起源和历史，我们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中肯定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十分鲜明的作风：善于提问、勤于思考和勇于探索。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够抓住马克思从事其事业的根本性原因（即萨特尔所说的著作家的“根本计划”），至少也能抓住马克思何以坚持不懈地要求把握住现实的原因，这种要求可以初步说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连续性，以及拉宾部分地试图用“趋向”这个词所思考的内容。但是，如果不从事这项研究，我们就可能弄不清为什么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虽然出身于相同的社会环境，面对相同的意识形态论题和历史问题，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梅林和奥古斯特·科尔纽为我们提供了从事这项研究的素材，我们应该完成这项研究，以便懂得莱茵河畔的一名资产阶级子弟怎样变成了铁路时代的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
　　这项研究将不仅使我们懂得马克思的心理，而且使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马克思本人对真实历史的直接认识。这里，我想简单谈谈关于马克思思想演变的意义和“动力”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如何成长和发展的问题，折衷主义的评论家们力图并乐于从意识形态历史内部去寻找答案。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方法同黑格尔的内容作了区别，并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也有人说，马克思把头足倒置的黑格尔体系颠倒了过来（大家知道，黑格尔体系是一种“范畴的范畴”，因而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点幽默感）。有人说，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运用到了历史中去；这种说法似乎忘记了，局部性的唯物主义也许很难就算是唯物主义。有人说，马克思把异化理论（黑格尔的或费尔巴哈的）运用于社会关系的领域，似乎这一“运用”就改变了异化理论的根本意义。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以往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彻底的”，而马克思则相反，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这种所谓彻底和不彻底的理论是启蒙哲学家们为了他们个人的需要而玩弄的一个小小的意识形态花招。费尔巴哈把这个花招继承了下来，而且玩得十分出色！关于这个花招，值得写篇短文作专门的论述，因为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精华：大家知道，观念是相互产生的，任何历史的（和理论的）荒谬无非是一种逻辑的错误。
　　以上的种种说法虽然包含一定的真理性，[35]但严格地说，它们依旧没有摆脱幻想的束缚，即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过程是在思想的范畴内进行和决定的，而这种演变的根据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提出的思想进行了思考。照以上的说法，人们似乎可以承认，1840年德国青年知识分子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思想，同它们的外表相反，包含着一部分含蓄的、被掩盖的、经过伪装的和改变了方向的真理，而马克思在经过多年的理论努力后，终于用批判的威力把这一真理挖掘了出来，使它重见了天日和得到了公认。所谓把黑格尔的哲学（或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重新用脚立地”这个著名论题实际上就贯穿着这种逻辑；因为，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颠倒无非是位置的颠倒，是一种理论比喻：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总问题贯穿着。[36]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似乎主要是这条逻辑在起作用，至少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我觉得，无论以什么名目出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马克思为了对他接触到的各种思想进行理论批判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读过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读者对此都深有感触。很少有别的著作家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对待思想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尖锐性、不妥协性、严谨性等许多美好的品德。马克思把思想当作他所要研究的具体对象，如同物理学家对待自己的试验对象一样，以便从这些思想中抽出一点真理，即思想的真理。请看他在评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那篇文章中怎样论述了关于书报检查的观念，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文章中怎样指出了活树枝与枯树枝之间的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差别，请看他还怎样论述了关于新闻自由、私有制、异化等等观念。读者显然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的严密思考和有力逻辑，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信，马克思的发现和思考在逻辑上是完全吻合的，马克思确实从他研究的思想世界中抽出了其中包括的真理。而且，马克思的努力和热情暴露了他确信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真理，这种信念又加强了读者的信念。
　　因此，我甚至要说，我们不仅要防止上唯心主义思想史观的自发幻想的当，并且更要防止受到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给我们的印象的影响，防止接受青年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谈真实历史，也就是探究“马克思的道路”问题。
　　我这里再谈开端。的确，任何思想家都必须在某日某地诞生，然后在一定的世界中开始思想和写作。对思想家说来，这个世界就是当时他生活的意识形态世界，即刚诞生的思想家开始思想时的意识形态世界。就马克思而言，这个世界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当时支配着这个世界的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或用抽象的术语来说，是所谓“黑格尔的解体”。当然，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世界，但这样泛泛而谈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当时，严格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无可比拟地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就是离历史实际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马克思就在这一世界中诞生，并开始思想。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正因为马克思已经从意识形态襁褓中解脱了出来，我们往往容易以为，马克思经过惊人的努力和决定性的较量后才取得的自由，似乎是他在这个世界里生下时注定能够得到的，而全部问题只是要马克思动动脑筋而已。我们往往容易以为，青年马克思的意识是现成得来的，却看不到这一意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襁褓的奴役和影响。我们往往容易把马克思后来的意识投射到这个时代，并把这段历史写成人们所说的“未来完成式”。可是，重要的不是把一种自我意识投射到另一种自我意识上去，重要的是要把获得了解放的意识所得出的科学原则（这不是另一种自我意识的内容）用来历史地解释受奴役的意识的内容。
　　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曾指出了为什么这块意识形态襁褓是德国所特有的，而在法国和英国却没有。原因有两方面：德国的历史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落后），以及反映这种落后的社会阶级状况。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由于刚刚经历过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动乱，被打上了不能实现民族统一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烙印。这一“命运”支配着十九世纪德国的全部历史，而其深远的后果则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种状况的根源要追溯到农民战争，而其结果却使德国只是被动地观望国外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德国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形决定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它深深地打上了软弱的印记。这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迫使德国知识分子“思考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并且是在他们软弱的条件下去思考。他们的思考方式反映了职员、教授、作家等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愿望，如希望、怀旧和理想化。他们最先思考的问题是使他们受奴役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宗教。所有这些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恰恰造成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飞速发展，德国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这一哲学思考了他们的条件、问题、希望，乃至“活动”。
　　马克思说过：法国人有政治头脑，英国人有经济头脑，而德国人则有理论头脑，马克思的这句话不是他一时的戏言。同德国的历史不发达相对应，德国在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表现为过分发达，这是其他欧洲国家不能和它相比的。不过，这种理论的发达是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的发达，它同它反映的真实问题和真实对象没有具体的联系，而这一点却非常重要。从我们讨论的问题的角度看，这是黑格尔的悲剧所在。黑格尔的哲学确实是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是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的总结，也是历史的总结。但是，在这个哲学里，他所思考的所有对象都被他的思考所“消化”，也就是说，被控制着整个德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思考这一特殊形式所“消化”。我们从这里可以想象到，对于在德国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开始思想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说来，他为获得解放所需要的根本条件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突破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它把真实历史和真实对象包围了起来，不仅把它们化作影子，而且加以歪曲），重新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由此产生了一个似乎荒唐的结果：为了从这一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认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分发达实际上同时也是德国历史不发达的表现，因而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点，以便接触事物本身和真实历史，并正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若隐若现的那些存在。[37]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思想解放的历史就不能被理解；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没有向真实历史的这一退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倒退），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
　　我强调“重新退回”这个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人们往往用马克思“超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类说法，来暗示发展的某种连续性，暗示有某种发展的存在，而发展的不连续性则要放到由历史时段（马克思的历史和当时的历史）所证实的同一个连续性成分内部去思考（恰恰是按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模式去思考）。为了批判这个意识形态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退回到真实对象去，而从逻辑上和历史上看，真实对象却先于思考了和包围了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而存在。
　　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重新退回”这个提法。
　　第一个例子关系到一些著作家和一些历史事件。黑格尔曾从这些著作家身上“吸取”了营养，其中包括英国的经济学家，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黑格尔曾解释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当马克思在1843年开始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时，当他开始研究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时，当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具体历史时，[38]他不仅是为了把黑格尔读过的书重读一遍，并用黑格尔读过的书来证明黑格尔的观点；相反，他是为了发现黑格尔所研究过的那些对象的实际，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明对象的含义。马克思重读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理论著作，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退回到了黑格尔的此岸，退回到了对象的实际。所谓“超过”了黑格尔的说法丝毫没有黑格尔赋予“扬弃”的含义，就是说，没有说出黑格尔的内在思想的真理性；这种“超过”并不意味着克服错误而走向真理，相反却是克服幻觉而走向现实，或者更进一层，是消除幻觉并从被消除的幻觉退回到现实。因而，“超过”一词也就毫无意义。[39]马克思是通过那些亲身经历了现实并以最小的歪曲思考了这个现实的人们的介绍，即通过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因为英国的经济很发达！）、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具有政治头脑，因为法国的政治最发达！）的介绍而去直接发现现实的；关于这段决定性的经历，马克思从没有隐讳过。而且，对由于缺少直接经验所引起的思想“差距”，马克思表现得极其敏感。例如，他在对法国功利主义的批判中指出，法国功利主义的弱点恰恰在于他们缺少直接经验，[40]英国的经济学家看到了在英国的现实中起作用的功利和剥削的经济关系，并描绘了这种关系的真实活动情形，法国的功利主义者则把它上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如果不认真看待这个出发点的差距，如果看不到马克思的后退并不是退到黑格尔原来的出发点，我觉得就不可能去解决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从“改弦易辙”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研究关于马克思向黑格尔借鉴和继承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41]
　　还有一个例子。当青年黑格尔派同他们为适应自己的需要而臆造的黑格尔进行辩论时，他们不断向黑格尔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同法国和英国相比较，德国历史当时处于落后地位所提出的问题。拿破仑战争的失败本质上并没有缩短德国同其他西欧大国之间的历史差距。特别在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选举法颁布后，1830至1840年间的德国知识分子向往着法国和英国，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自由和理性的国土。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又一次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但他们进行的是哲学的思考，因而认为法国的体制和英国的法律是理性的统治，他们当时对理性的期望首先是要实现德国的自由革命。[42]革命在1840年遭受的挫折暴露了德意志理性的软弱，他们于是向外界寻求援助。他们提出，未来属于法国和德国的神秘的团结，属于法国的政治敏感和德国的理论思考的团结；[43]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恰好说明了他们承认自己的落后和幻想。因此，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图式，通过自己的总问题，若隐若现地看到被歪曲的现实。[44]1843年，由于马克思要教德国人学会理性和自由的尝试遭到了失败，他在失望之余决定动身去法国。他去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一种神话，[45]就像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大多数留学生前几年来法国寻找神话一样。结果，马克思作出了一项根本的发现，他发现法国和英国并不符合它们的神话，他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和英国的现实，发现了纯政治的谎言、阶级斗争、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偶然的巧合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分工，前者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后者发现了英国的现实。这里的问题也还是后退，而不是超过，也就是从神话退回到现实。这场真实的经历揭开了幻觉的面纱，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他们自身的开端，当时就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
　　从意识形态向现实的这一后退凑巧是与一种崭新现实的发现同时发生的。关于这一新的现实，马克思在“德国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映。就这样，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46]
　　这双重的发现——一方面在歪曲了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此岸，发现了意识形态所涉及的现实，另方面在不了解现实的当代意识形态的彼岸，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所以成为马克思，这是因为他以严谨的理论思考了这双重的现实，改变了成分，并思考了新成分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当然，还必须懂得，这些发现是同马克思的整个个人经历分不开的，而他的经历又是同他在其中生活的德国历史分不开的。因为德国毕竟也在变化。外国发生的事件在德国并不仅仅引起微弱的反响。认为所有的事情只在德国国外而不在德国国内发生，这种观点是由失望和焦躁产生的幻觉。我们知道，即使历史遭受挫折、止步不前或简单重复，历史毕竟还是历史。我上面刚谈到的全部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都通过对德国现实的逐步发现而有所发展。随着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这个假“自由派”变成了专制君主，出现了1840年的普遍失望，曾经满怀希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就垮了台。《莱茵报》试图进行的理性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受到了迫害和驱逐，原来支持他的德国资产阶级分子抛弃了他；所有这些事实告诉马克思，他在气愤中所指责的“德意志的贫困”和“市侩”，以及这种气愤本身，都反映着一种具体的历史状况，这种状况一点不是什么误会，而是确实存在的和剑拔弩张的阶级关系，是德国资产阶级进取心和恐惧心的本能反应，而这些反应要比所有的理性求证更加强烈。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终于发现了使他陷于迷茫之中的意识形态浓雾的现实。他不得不放弃用德国的神话去解释外国的现实，承认这些神话不但对外国毫无意义，而且对德国自己也是如此，这些神话只是使德国对自身的奴隶地位抱有幻想。马克思看到，必须相反用外国取得的经验去观察德国，以便对德国有清楚的认识。
　　我想大家一定能够懂得，如果真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戏剧性的演变过程，就必须从此不再使用“超过”一词，而用“发现”一词；必须抛弃超过（扬弃）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黑格尔的逻辑精神，因为这个貌似无害而实质害人不浅的概念无非是根据真理固有的幻觉而把马克思后来的思想提前；必须承认真实经验和真实成长的现实逻辑，从而破除真理固有的幻觉；总之，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从而赋予马克思的个人风格和他所具有的非凡的求实精神以实际的意义，这一意义对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发展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是它所要求的。而且，正是马克思的这一非凡的求实精神才使马克思对现实的每项论证都充满着信念和启示的巨大力量。[47]
　　我不打算在这里提供这一真实经验的历史日程表和历史辩证法，这一真实经验是由青年马克思这一独特个人把个人特有的心理和世界历史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我们至今受益匪浅的发现。要了解这一经验的详细情况，必须阅读科尔纽“老头”的著作。除了梅林以外（他没有科尔纽那样博学，掌握的材料也没有科尔纽那么多），任何别人都没有从事过这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所以我敢大胆地预言，人们将长期阅读科尔纽的书，因为要了解青年马克思，就得了解他的真实历史，其他的途径是没有的。
　　我仅仅希望，通过本文的叙述，能够指出一个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即马克思不得不从一个偶然开端出发（他的出身），然后又不得不越过幻觉的重重障碍，才终于突破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同时，我还希望本文能使人们对青年马克思的奴隶思想和成年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之间存在的不寻常关系有所了解。人们可以懂得，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考虑到这个开端，就绝对不能说“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除非把这句话作以下的理解：这位德国资产阶级子弟的思想演变，如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释清楚的。当然，青年马克思的确在向着马克思主义发展，但这要以马克思努力挖掘自己的老根为代价，要以对德国历史所灌输给他的种种幻觉作英勇战斗为代价，要以全神贯注地发现被这些幻觉所掩盖的现实为代价。“马克思的道路”之所以堪称典范，这并不由这条道路的起源和细节所决定，而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决心从自命为真理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因为他经历了推翻和扫除这些神话的真实历史。
　　下面请允许我谈最后一点。如果我以上的解释的确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阅读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如果这种解释通过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总问题）说明了这些著作的理论成分，通过马克思真实经验的不断丰富（马克思的历史就是马克思的发现）说明了这个总问题的发展，从而使究竟青年马克思是否已经是马克思、究竟青年马克思还停留于费尔巴哈或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等等众说纷纭和争论不休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能够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每个发展阶段上确定他思想的直接成分的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那么，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更正确地说，我的解释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从青年马克思最终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开端的必然性问题。
　　的确，从各方面看，马克思似乎必定要摆脱自己的开端，就是说，必定要克服和清除压在他身上的异常沉重的意识形态世界，这种必然性不仅有破的意义（破除幻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立的意义。人们可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还“悬在空中”，马克思从许多方面作了惊人的理论努力去寻找现实和追求真理，虽然这些真理已经局部地为人们所征服或确认。马克思所从事的发现本来有“近路”（例如，恩格斯在1844年的文章[48]走的是近路，为马克思赞赏的狄慈根的著作也可算近路）和“远路”可走，马克思走的是“远路”。由他自身的开端所决定，马克思不得不进行了理论的“长征”，这使他得到了什么呢？他从远离终点的起点出发，长时间地停留在哲学的抽象中，走完了很长的距离才找到了现实，这对他究竟有什么好处？显然，马克思通过这一切把他的批判精神磨砺得比任何人都更加尖锐，他从历史中获得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无比敏锐的“临床经验”；此外，主要通过同黑格尔的接触，他弄懂了并学会了为建立一切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抽象，弄懂并学会了理论综合，以及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范例的纯抽象过程的逻辑推理。我在这里指出这几个要点，并不是想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但在等待正在进行中的科学研究取得成果前，这些要点也许已经可以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德国的“思辨哲学”在马克思的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作用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培养，不如说是培养马克思学会从事理论工作；这是一种通过观念的理论形态而学习理论精神的教学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分发达从两方面为青年马克思作了准备（这种发达在形式上同意识形态的抱负毫无关系）；一方面它使马克思必须先批判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然后才能批判其中包含的种种神话；另方面它训练了马克思，使他学会脱离开各种体系本身的价值而独立使用这些体系的抽象结构。假如大家同意暂且不谈马克思的发现，先肯定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学说，肯定这一学说的出现与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科学发现相似，我们必定也会同意，如果没有阐明一个新的对象或新的领域，如果没有创造一个把旧的幻影和神话清除掉的新的境界，就谈不上实现了任何新的伟大发现。同时，这个新世界的创造者必定而且必然要在旧形式中经过了思想训练，学会了和使用过旧形式；并且，在对旧形式的批判中，他必定而且必然学会了并爱上了使用一般抽象的艺术，因为不熟悉这些旧形式，他就不可能创造出用以思考其新对象的新形式。当人类发展的总环境迫切需要新发现的产生并使新发现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发明家个人却受到这样一种奇怪的条件的支配，即他必须学会用他所应忘却的语言说出他的新发现。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使得，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暂时和永久、开端和结束、语言和含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场戏剧性冲突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1960年10月



【注释】

[1]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青年研究人员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所表现的兴趣。这是说明当前苏联文化发展倾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参见《国际研究》，“引言”，第4页，注7）。

[2] 霍普纳的杰出论文《关于从黑格尔向马克思过渡的几个错误观点》无疑水平最高。

[3] 参见《马克思哲学著作集》（莫里多尔译，科斯特出版社出版）第四卷兰茨胡特和迈耶尔撰写的序言：“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遵循着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基础……是一些默认的假设，然而，唯有这些假设才能为马克思最主要著作的倾向作出内在的证明……这些假设在形式上恰恰正是马克思1847年前的论题。在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看来，这些假设绝不是他青年时期犯下的一时之错，而随着人的成熟和知识增长已经逐渐摆脱掉，并且在摆脱了以后已成为无用的废物。相反，马克思在他1840至1847年间的著作里，全面地扩大了历史条件的视野，并深信人的因素是普遍有效的依据，没有这个依据，关于经济关系的全部解释将只是一位明智的经济学家的普通论文而已。谁没有抓住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中酝酿着的和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这一思想脉络，就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马克思从事经济分析的原则直接产生自‘人的真正现实’”（第15—17页）。“如果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作一点小小的改动，这句话可以写成这样：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是人的异化的历史……”（第42页）。巴季特诺夫在《关于〈1844年手稿〉》（《国际研究》，第88—96页）一文里，详细地介绍了在“青年马克思”的问题上出现的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作者的情况。

[4] 显然，他们也可能不知不觉地接受他们论敌的观点，并透过青年马克思来重新研究马克思，这种荒唐的事在法国业已发生。可是，历史终究是会把各种误会清除干净的。

[5] Ｗ.雅恩：《异化的经济内容》（《国际研究》，第158页）。

[6] 参见沙夫：《青年马克思的真面目》（《国际研究》第193页）。还可以参见论文集的“引言”：“如果从马克思撰写其早期著作时的观点出发，人们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和行动。只有反方向的路线才是正确的：为了理解这些处女作的意义和估量它们的价值，为了进入《克罗兹纳赫笔记》和《1844年手稿》这些创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验室，我们应该从马克思遗留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出发，而且要公开说明，也应该从一百多年来在历史实践中经过考验而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否则，我们就只能依靠从黑格尔主义或从托马斯主义那里借来的标准的帮助去评价马克思。哲学史是按未来完成式而写出的。不同意这个观点最终要导致否定哲学史，并像黑格尔那样把自己奉为哲学的创始人。”上面最后两句话的着重号是我特意加上的。读者自己一定也会注意到这两句话，他们看到人们竟把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不由地感到惊奇，尤其是假如他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就会被打成黑格尔主义，这就更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个观点还涉及一些其他原因。总之，这段文字清晰地说明了我上面指出的思路：马克思所受到的威胁既然完全来自他的青年时期，人们就把这段青年时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加以挽救，为此，人们制造了一种关于哲学史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无非是黑格尔的哲学。霍普纳在他的《关于从黑格尔向马克思过渡的几个错误观点》一文中（《国际研究》第180页）心平气和地作了总结，他说：“不要从后往前去看历史，不要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高度而到过去的事情中去寻找理想的萌芽。应该从社会的真正发展出发去注意哲学思想的演变。”这正是马克思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大量的阐述。

[7] 见论文集的“引言”，《国际研究》第7页。

[8] 参见霍普纳的论文（《国际研究》第178页）：“问题并不是要知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在阅读这些篇章时会想到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内容，而是要知道这些文章对黑格尔本人具有什么社会内容。”库辛斯基力图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霍普纳为反对库辛斯基的观点而对黑格尔所做的正确评论，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如果人们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出发去阅读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

[9] 陶里亚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第38—40页）。

[10] N.拉宾：《黑格尔哲学批判》（《国际研究》，第52—71页）。

[11] W.雅恩：《劳动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中的经济内容》（《国际研究》，第157—174页）。

[12] 例如，陶里亚蒂为说明马克思已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引证的两句话恰恰是对费尔巴哈著作的原文抄录！明察秋毫的霍普纳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陶里亚蒂为说明马克思业已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引证的《1844年手稿》中的两段话实质上是照搬了费尔巴哈在《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原则》中的思想”（《国际研究》第184页，注11）。同样，我们还可以对巴季特诺夫在他的文章（《关于（1844年手稿）》，《国际研究》第88页和109页）里引证的两段引言的价值提出异议。从这些误会得出的教训是：最好还是认真地去阅读原著。尤其对费尔巴哈这样的作家，阅读原著更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谈到费尔巴哈，而且谈得那么好，因而人们也就以为自己熟悉费尔巴哈了。

[13] 例如Ｗ.雅恩：《〈1844年手稿〉的异化理论与〈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之比较》。

[14] Ｗ.雅恩：《异化的经济内容》（《国际研究》，第158页）。

[15] 霍普纳曾针对库辛斯基的论点，狠狠地批判了这种形式主义（《国际研究》第177—178页）。

[16] 源泉论主张由起源去衡量发展。提前论则认为终结决定着阶段和过程的意义。

[17] 拉宾：《黑格尔哲学批判》（《国际研究》，第68页）。

[18] 拉宾：《黑格尔哲学批判》（《国际研究》，第69页）。

[19] 参见巴库拉赞：《卡尔·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国际研究》，第29—32页）。

[20] 雅恩：同前引文，《国际研究》第169页和160页。

[21] 巴季特诺夫：同前引文，《国际研究》第117页。

[22] 拉宾：同前引文，《国际研究》第58页，67页，69页。

[23] 沙夫：同前引文，《国际研究》第202页。

[24] 我的问题是向第三者提出的。但大家知道，凡使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加判断地随意乱用，如果他们把《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或1844年的手稿都当作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他们据此而在理论上和在意识形态行动中得出相应的结论，他们实际上就回答了问题：青年马克思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行动代替他们作出了回答。他们的回答是光明正大的，而我在前面谈到的那些评论家们的回答是转弯抹角的（恰恰是为了避免回答问题）。当然，两种回答在本质上是一码事。

[25] 雅恩在论文集第173页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辩证唯物主义找到了恰当的术语。”不过，雅恩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又指出，问题完全不在于术语。

[26] 拉宾：同前引文，《国际研究》第69页。

[27] 正如物理学并不停留于它的奠基人伽利略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也不停留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像任何科学一样是发展的，这在马克思生前就是如此。马克思的根本性发现促使了其他的新发现得以成为可能。否认发展的观点是十分轻率的观点。

[28] 参见A.科尔纽：《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卷包括童年和青年以及黑格尔派左翼这两方面的内容。在“黑格尔派左翼的形成”那一章里，特别是第141页和以下各页，科尔纽正确地强调了冯·采什科夫斯基在制定具有新黑格尔派倾向的行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行动哲学为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自由派青年知识分子所一致接受。

[29] 这里，我不能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分析中所用的概念进行研究。下面一段关于“德国式的批判”的引语足以说明问题：“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如果换另一种说法或许更好，就是说，产生哲学的不是对问题的答复，而是由哲学提出的问题，必须到问题中，即在思考客体的方式中（而不是在客体本身中）去寻求思想的神秘含意（或相反，寻求思想同客体的真实关系）。

[30] 这个结论具有根本的性质。总问题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即总问题内部包括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提出的客观问题。只有把由思想家（他的总问题）提出的问题与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真实问题进行比较，才可能清楚地看到思想的真正意识形态性质，就是说，看到思想作为意识形态而具有的特性，包括歪曲事实这个事实在内。总问题的本质不是它的内在性，而是它同具体问题的关系。因此，不把思想的总问题同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不使思想总问题服从于具体问题，就不可能把思想总间题说清楚，而思想总问题却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歪曲陈述，给这些问题作出错误的答复。这个问题在本文第三部分将会谈到，我这里就不用提前去说了（参见本书第68页注③）。

[31] 这就是把唯物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的“根本问题”的含义。

[32] 参见霍普纳的文章中十分精彩的一段话，见《国际研究》第188页，并见第184页注11。

[33] 之所以是已经，因为如同整个这一解放过程一样，这一决裂得以完成，首先以认真地对待真实的历史为前提。

[34] 霍普纳：《关于从黑格尔向马克思过渡的几个错误观点》（第175—190页）。

[35] 应该说，仅仅在教学上具有真理性。至于对黑格尔的“颠倒”，这个著名的词正好反映了费尔巴哈的企图。费尔巴哈正是作为黑格尔的晚辈，才采用了这个词，并它推广了开来。值得指出的是，正当费尔巴哈自称他已经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恰恰指责他依旧是黑格尔哲学的俘虏。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接受了黑格尔的问题的前提，指责费尔巴哈作出的答复虽然不同于黑尔，但回答的问题却与黑格尔相同。哲学与日常生活刚好相反，在日常生活里，“泄露秘密”的是答复，而在哲学上，“泄露秘密”的却偏偏是问题。一旦问题改变了，人们也就无从再谈“颠倒”。如果把问题和答复的新的相对次序与旧的相对次序进行比较，或许还可以谈得上颠倒。但这只是类比，因为问题已不再是原来的问题了，它们构成的范围也就不能相比了，除非如我以上所说，只是为了教学的目的。

[36] 见前注。

[37] 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都贯穿着破除一切意识形态、接触“真实事物”和“揭示存在”的这个决心。他的用语正是这个决心的生动体现。费尔巴哈的悲剧在于，他把自己的动机当作了哲学，他企图在思辨哲学的概念和总问题中解除思辨哲学对自己的束缚，因而他依旧是他绝望地力图摆脱的那个意识形态的俘虏。他应该“改弦易辙”。

[38] 关于这个问题，拉宾的文章里有些段落写得很好（参见论文集第60—61页）。拉宾想用“趋向”这个概念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经历”（“趋向”一词在这里用得太泛和太抽象，它反映着进行中的发展的终点），但这毕竟是概括不了的。相反，我十分同意霍普纳的看法（论文集第186—187页），他说：“马克思单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点修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依靠的主要是对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等所进行的十分具体的调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要是在由马克思开垦的理论处女地上诞生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不是喝同一口井里的水。”

[39] 为了使黑格尔含义上的“超过”一词有意义，仅仅用“否定本身包括着被否定”的概念去代替它并不能表现出保存中的决裂，因为保存中的这一决裂意味着过程中的一种真实连续性，而过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则表现为自在向自为转变，接着再从自为向自在转变，如此等等。过程在自己的内部以萌芽的形式孕育着自己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正是这种过程的内部连续性。黑格尔含义上的超过意味着，过程的后期形式是前期形式的“真理”。相反，马克思的立场，他对意识形态的全部批判都意味着，科学（科学是对现实的认识）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因此，在黑格尔的含义上，科学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真理。如果人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找到马克思的哲学祖先，那么应该找的是斯宾诺莎，而不是黑格尔。斯宾诺莎在第一类知识和第二类知识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含义恰恰是彻底的不连续（假定把神的总体性取消掉）。尽管第二类知识使人能够懂得第一类知识，但前者不是后者的真理。

[40]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英国人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却变成了哲学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82页。

[41] 参见霍普纳的文章，第186—187页。再就“后退”一词补充一句。显然，除非作为一个比喻，这个词是不能当作同“超过”完全相反的意思来理解的。问题不是要用意识形态的目的来代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而是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起源去达到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我据此只是想形象地说明，在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信仰内部，表现出了这种可作榜样的批判要求：查阅黑格尔谈到的原著（法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英国的经济学家，还有革命家，等等）。可是，马克思的这一“后退”最后却以追根穷源代替了形式上要求的查阅原著：马克思退回到德国的历史，那是为了破除德国历史“落后”的幻觉，也就是说，为了根据历史的现实去研究历史，而不是根据外部的模式或用这种模式的尺度去衡量历史。因此，这一后退其实是对被意识形态所窃取并被弄得面目全非的现实的一种弥补、补救和恢复。

[42] 这是青年黑格尔运动争“自由”的阶段。见科尔纽前引书，第四章，第132页等。

[43] 这是新黑格尔派广为阐述的论题。参见费尔巴哈：《哲学改革的临时提纲》，第四十六节和四十七节（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16—117页）。

[44] 这个总问题实质上意味着把真实的历史问题歪曲成哲学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开明政治、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令，反对教会等真实问题被转变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应该保证理性统治的胜利，不论现实以什么外部形式而出现。理性与现实的矛盾（前者是历史的内部本质和目的，后者是现时的历史），这就是新黑格尔派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这个总问题）显然决定着对问题的解答：既然理性是历史的目的和本质，那就只要让大家承认理性（包括其相反的假象在内）就够了。因此，问题的解答就是承认哲学具有批判的无比威力，而哲学在以历史真理的名义扫除历史谬误的同时，必定具有实践的性质。因为，揭露真实历史的非理性，也就是陈述在历史非理性中活动着的历史理性。例如，国家是历史真理的体现和化身，国家只要摇身一变就能变成真理。所以这种。实践”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哲学批判和理论宣传：非理性二旦被揭露就立即屈服，而理性一旦被宣布就立即胜利。一切都取决于哲学，哲学确确实实是革命的头脑和心脏。以上是由提出根本问题的方式所要求得出的解答。但就这个总问题本身来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如果把总问题同历史向新黑格尔派提出的真实问题作一比较，人们就能发现：这个总问题虽然解答了一些真实问题，但这些解答没有一个不是答非所问；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决定任何问题；非理性既不是非理性，也不是假象；国家不是自由的体现……就是说，由这种意识形态表面上通过自己的问题加以思考的对象，甚至在它们的“直接”现实中也没有得到反映。当这个比较告一段落，不仅由意识形态向自己的问题作出的解答站不住脚（它们无非是这些问题的自我反映），而且总问题本身也站不住脚——那时候，意识形态的歪曲就暴露无遗：意识形态把问题和对象神秘化了。人们在这里就能懂得，马克思在谈到必须抛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

[45] 卡尔·马克思：“致卢格的信”（1843年9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415—418页。

[46] 参见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一文。这篇后来被马克思称作“天才的”文章对马克思起了深刻的影响。但人们一般低估了该文的重要性。

[47] 大家或许能够懂得，所谓真实成长的逻辑，并不像柏格森所说的那样，制造一种创造的哲学。因为这一成长不是诸如自由或选择这类空洞本质的表现；相反，它只是自身的经验条件的产物。我还要补充一句，这种逻辑是根据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历史的认识的需要而得出的。其实，从马克思那段关于真实历史（即上面正文中谈到的“发现”）的论述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对意识形态历史本身的一种否定。一旦唯心主义的真理固有论被驳倒，意识形态史显然就不能成为自己的认识原则；一旦人们懂得意识形态史只能通过真实历史而得到解释，而真实历史则是从意识形态历史中真实成长，并说明意识形态史的形成、歪曲和调整，人们必定会怀疑意识形态历史的历史价值，并承认这种历史是一钱不值的。马克思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1页）因此，我在开头的地方就认为，“哲学的历史”不能用“未来完成式”来写，不仅因为未来完成式不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范畴，而且因为哲学的历史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这两条理由其实完全相同。

[48]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6—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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