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附录
波兰的教训（续）



　　我们根本不是社会。我们是一面巨大的民族旗帜。或许会有友善的人因为我说出这个真理而把我送上绞架……，但即使我现在已经感觉到绳索正套在我的脖颈上，我也会用被勒住的喉咙嘶哑着喊，波兰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社会，但却是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民族。

　　——奇普利安·卡米尔·诺尔维德




　　1981年8月，我写了《波兰的教训》，试图对1980年8月以来波兰众所周知的那些事件作一分析。我的分析是悲观的，但如果从波兰以后的发展来看，它是正确的。

　　我用可能发生的三种解决办法结束了我的分析。后来，事件发展得这么快，以致我在将《波兰的教训》付印时（作为我的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一书的最后一章），第一种解决办法，即“和平的”可能性，就已经由于事情的发展而过时了。1981年12月13日，军队在波兰接管了政权并宣布波兰处于战时状态。虽然我在提出第一种解决办法的预言时已经谈到，按这个设想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奇迹”，但事情发展得这么快，从而把第二种解决办法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象我在这一解决办法中叙述的那样——，却仍然是令人意外的。

　　我按原稿发表了《波兰的教训》，只加了一个说明这篇文章和那些事件的年表的注解。作为对后来那些事件的反应，我于1981年12月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语出维斯皮安斯基《婚礼》）……后来呢？》在这篇为团结工会的历史唱挽歌的文章里，我分析了“波兰之夏”垮台的原因。与《波兰的教训》不同，本来我也想在波兰发表这篇文章，《政治》周刊已表示愿意刊登。尽管我仍然认为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由于两个原因我还是没有发表它：

　　第一是考虑到舆论的威胁。公众舆论会剥夺任何敢于怀疑团结工会是“神圣的”人的名誉和可信赖性。我本人尽管并不惧怕这种人民审判，但是，在我被“放逐”十四年以后仍然同我的祖国的既循规蹈矩、又担惊受怕、软弱无能的执政当局找不到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我没有理由用脑袋同时去撞两堵墙：一堵是公众舆论的没有头脑的抵制，一堵是麻木不仁的国家政权的同样是没有头脑的抵抗。

　　第二也因为事件的进程很快就暴露了我的文章由于错误的估计而产生的片面性。我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批评了反对派在团结工会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错误，但却忽视了对这一时期国家政权的政策进行批评。它的无能和犹疑不决，特别是强硬派组织的挑衅，造成了灾难性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军队的干预——首先是由于外国的欺骗宣传而不得不以严厉的手段一再进行干预——在最后一刻从深渊的边缘挽救了国家。

　　宣布战时状态后的每一天都表明，我的文章（《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必须补充新的内容。尤其是因为那篇文章在结尾提到的实现稳定的条件未能形成：既没有在甩掉过去的“包袱”和克服内部分裂的前提下，按照1956年匈牙利的经验提出解散党和创立一个新的党取代它；对教会将继承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传统，相应地奉行有助于稳定的政策所抱的期待也没有实现。我终于没有发表上述文章，而是以打字稿和复印稿的形式散发它的，它曾经在、并且现在还在波兰党的积极分子直至领导层中传看。

　　这就是说，在经过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局势的六个月之后，我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这一次是要写《波兰的教训》的第二部分，《波兰的教训》虽然在它发表时可能就已经由于波兰政治局势的发展而过时了，但它——允许我说明——总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一局势的。

　　这第二部分的结构如下：

　　引言


　　1.“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进行分析的历史要素。

　　2.实现波兰稳定的三个条件：

　　（a）战时状态持续到完全实现稳定；
　　（b）解散党并创立新党；
　　（c）教会奉行支持稳定的政策。

　　3.从波兰事件得出的结论。

　　“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后来呢？

　　1981年8月——也就是大约五个月以前（我写这几行字时是1981年12月底）——，我在题为 《波兰的教训》的论文的结论部分概述了解决波兰危机的三种可能的办法：政府和团结工会继续妥协和讨价还价，直至实行导致波兰局势稳定的有效的经济改革；在团结工会威胁到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由军队接管政权；最后则是华沙条约军队入侵，如果波兰军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完成它的使命，入侵的后果就可能是发生民族起义以及波兰末日的到来。

　　在我写了这些看法的五个月之后，第一种情况终于站不住脚了，而这是很可惜的。尽管我在最近的、但今天已显得遥远的过去在写到这一点时曾经暗示过，由于波兰人的不明智和缺少社会纪律，这一情况的实现近乎是一种奇迹。我们今天是处在第二种解决办法的发展进程中，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为什么第一种解决办法这么快就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种解决办法真的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吗？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促使第一种解决办法消失的那些条件仍然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并使第二种解决办法的实现成为问题。

　　波兰戏剧家斯塔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2]在他的剧本《婚礼》中，以诗意的比喻形式对第一个问题作了回答。《霍霍乌》[3]这首歌指的不仅是“睡过了”民族起义的机会，而且维斯皮安斯基还触及到波兰人不善于利用已经出现的历史可能性的那种更为深刻的根本的无能（使用贡勃罗维奇的一个概念）。这是一种以诗歌形式表达出来的关于波兰历史的历史哲学思想，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无论如何同“民族哲学”的民族主义狂热是相去甚远的。

　　《霍霍乌》唱道：

　　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
　　你的帽上插满羽毛，
　　风把帽子吹掉，
　　号声在林中喧嚣，
　　你剩下的只有那根绳套。

　　我们最近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号角声在林中回荡，风把帽子吹跑，而我们所剩下的几乎就只有那根绳套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但比回答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局势果真是这样毫无希望， 以致我们就只剩这根绳套了吗？为了使这种状况不致出现，我们必须——如果不是已经太晚了的话——做些什么？我们知道——并且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样的发展是多么现实。

　　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是一场悲剧——不仅仅因为有那些可怜的死亡者，更多地倒是因为它本来是可以不发生的。这一发展不如说是由于国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反对派通常的政治上的愚蠢和根源不在于波兰而在于“大国”政策的恶意挑衅等综合作用造成的。这样就不仅使波兰，而且也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一次巨大的社会机遇（或许这一机遇只是被掩盖起来了？），波兰的发展本来是会对这些国家发生影响的。

　　波兰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独特的机遇，这是由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情况下造成某种综合病症。波兰的经济危机，或更确切地说是波兰的崩溃，汇合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危机，它几乎使那个依据宪法具有“领导”地位的党声誉扫地。因此，出现了一种革命的形势，其特征是统治者不能再象以往那样统治下去，群众也不愿意再忍受原来的统治制度。发展到极端情况，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成为问题，或至少是它迄今为止的存在形式（模式）成为问题。

　　1980年8月开始的革新进程，与其说象一直宣称的那样，是一个由党领导的进程，毋宁说是摇摇欲坠的国家政权被迫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的过程。但这无疑是一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过程，而且遗憾的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生活无政府化的过程——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首先是因为执政的党交出了领导权，从而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在正常情况下，这会导致华沙条约组织部队的入侵，人们也都是这么估计的。但是，这一复杂局势的另一个因素在这里起了作用：对国际政治和外部武装干涉波兰内政可能引起的后果的顾虑。感到惊异的世界——受主观愿望的支配——把苏联的“克制”当作不可能进行这种干涉的证明，这点也通过各种渠道在精神上影响了政治上幼稚、甚至是思想简单的波兰反对派自己。反对派开始相信，没有什么外部危险在威胁他们，在波兰国内，甚至出现了关于波兰武装力量不会对波兰人采取行动的传说（在这个问题上，外国观察家比较谨慎，他们表示了怀疑；事实上，他们的荒诞论调，说波兰军队实际上就是穿着波兰军服的俄国人，“拯救”了公众舆论）。

　　还是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些显而易见的谬论，谈谈现实的情况吧。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出现了进行民主变革的可能性，这些民主变革不仅使外国观察家，而且也使变革的推行者自己万分紧张。外国观察家在我们眼中是不那么重要的。他们经常是狂热地相信所谓“共产主义的完结”，而后又默默地吞下失望的苦果。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波兰革新的推行者：他们越来越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一方面是外国不知羞耻地利用他们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进行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反对派完全没有能力清醒地估计政治局势。这种情况减轻了那些政治煽动者——必须既从主观也从客观的含意上去理解这个概念——的工作，他们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尤其在象波兰这样的国家，各种特务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有意识地保留和维持下来。结果是革新运动越过了允许的界线，就是说，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力量向社会主义的现存形式（模式）公开宣战，而另一部分力量则直接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提出疑问，并且公开地把12月17日确定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日期。

事情就象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了


　　事情就象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了，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反对派被打散了，政治的时钟倒转了许多年——倒转了多少年，则还有待于确定。我个人相信，至少那些最近几个月事件的幕后策动者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进行操纵而不让公众看见自己。他们特别希望出现这样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反对莫斯科和总的说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论据， 特别是因为他们正期待着莫斯科会被迫进行干涉。

　　这也说明为什么当事情——至少是暂时地——停留在波兰内部事务上时，这些集团明显地表现出“情绪低落”，而且也说明他们为什么现在试图通过进行种种“揭露”来扭转局面。他们宣称莫斯科当初就知道这一发展，因而对事件负有责任，或者说军事行动的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已详细制订出来了（这在华沙是尽人皆知的事，团结工会的领导也不例外）。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的圣诞节祝辞和他后来宣布的制裁行动都是令人难堪的，制裁行动打击了正在遭受苦难的波兰社会，而没有达到美国总统预定的目标。但是这只不过又一次间接地证明，是什么人在波兰事件的悲剧性过程中把一切都搅在一起以及这里玩的是什么把戏。不言而喻，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把戏，因为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往往就是玩世不恭和肮脏的交易。

　　还是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波兰吧。很清楚——或者说至少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很清楚——，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波兰社会和政治关系民主化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进程，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可触犯性。有些人认为，建立独立于党和政府并拥有一系列权利的工会，就会打破这一模式。他们自以为胜利了。这是荒谬的。独立工会只是对模式的一种修正，它只是证明，在这一模式的范围内，朝着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一系列改变，而同时又不打破和消除模式，是可能的。

　　必须懂得，“现实社会主义”模式是由属于两个范畴的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在军事上和对外政策上同所谓的“阵营”的不可侵犯的连结，其二是党的领导作用的不可触犯性。党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保证实现提到的第一个范畴的要求。当然，与此相联系还产生许多后果，但那都是细节问题了。问题主要是，“模式”的意义所依据的正是这几条十分简单的原则和先决条件。谁违反它们，谁就必然会在“现实社会主义”的范围内遭到失败。一个政治家必须懂得这一点，因为政治家在他的具体行动中不能受主观臆想所驱使，而只能根据对事实的清醒判断。不懂得这一点的政治家，就是已经多次把我们的民族推向灾难的那些蠢人。把握事态的必然性的政治家，不会因为他相信他想飞翔的愿望强于万有引力定律而试图从三十层楼上倒着跳下去——相信这一点的人，就不只是蠢人，而是疯子了。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反倒会试图为自已和运动从现实状况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当然，政治家也可以决定进行革命，决定推翻现存制度，但即或这个决定他也不是简单地因为它符合自己的愿望就作出的，而是因为力量对比使他估计到存在着现实的机会。

　　因此，每一个政治家——除非他是一个疯子——都必须懂得，波兰反对派没有实现其激进目标的一丝一毫的机会。但尽管如此，反对派恰恰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自取灭亡。当然，每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也可以预言，波兰反对派拥有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继续进行和增强民主化进程的巨大机会。我再说一遍：这是一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良机，这个良机或许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波兰唯一的一个机会，同时由于发展的“扩散”，它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机会。

　　由于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更多地是各种在意识形态上往往对立的反对派力量的特殊混合物，它无所不包，从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梦想直到莫楚尔斯基的独立波兰联合会[4]的公开的民族主义倾向——扼杀了这个机会，它犯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罪行，民族罪行。

　　波兰事件将怎样继续发展，今天几乎无法断言；人们只能预见到继续发展的各种抉择、不同解决办法和进程——从相对乐观的到悲剧性的解决办法。但是，尽管现在的统治集团作出的乐观保证是另外一种调门，人们今天已经可以说，按照1980年8月“革新运动”的精神实行变革和民主化的机会，如果不是完全消失了，也是变得小多了。但是这一机会的历史坟墓前（事件将完全按照《霍霍乌》一诗的意思作为又一次未被利用的机会载入民族历史）竖立着一块象征性的墓碑：“被蠢人们扼杀的波兰民主化的机会安息在这里。”我请读者原谅我慷慨激昂的语调，但事件的发展如此可悲， 以致没有一个波兰人能够以“学究式的镇静”对它作出反应。在我们来探讨波兰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之前。应该再一次探讨一下关于“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可触犯的界限的论点和对波兰军管的估计。

　　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可触犯的界限，并且我也谈到了贸然超越这些界限所必然带来的发展和后果。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并非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政治远见的证明——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这是件很普通的事情。如果我现在引证在那里曾经写过的东西，那也只是为了证明，一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能够预见到超越界限必然会带来的后果。而如果他预见不到（团结工会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令人愕然地表明了与会者的幼稚、思想简单和政治上的愚蠢），那他就不够资格当一名政治家。遗憾的是，波兰的领导人和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运气——当人们相信，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理应得到的政治家时，这一现象就尤其令人不安。

12月17日之前……


　　当我在这里指出我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就此题目写了些什么时，我不必重复所提出的那些论断。这里我想试着对那篇文章中就波兰的发展列举的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中的第一种的失败作些分析。然后谈谈我们今天已经身临其境的第二种解决办法：波兰军队接管权力。仅仅由于现在在国内外发出的哀鸣，就有必要这么做。同时也是由于外国舆论工具所进行的歪曲宣传，它们不仅希望出现现在的局面，而且至今还在努力使这种局面继续恶化。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决定，为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沿岸的12月事件，于12月17日在全国举行街头示威游行。如果政府仍不答应团结工会的要求，就宣布举行无限期总罢工。作出这一决定的意向是什么，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5]在拉多姆讲的一段话或许解释得最清楚。他说：“这将是他们最后的斗争。”这是动听的国际歌歌词。它明确地暴露了团结工会作出的决议的意向：挑起一场团结工会理当取胜的内战。为了使那些蠢人们放弃他们的计划和避免流血，会议的记录被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广大公众公布了。当局想以此表明，他们了解反对派的意图并且不会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有人曾对反对派好言相劝，包括教会，但是毫无成效。（关于天主教和波兰人对教会的忠诚，就不得不说，这种忠诚具有明确的、由鲜明的利益所决定的限度：当“本世纪的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1980年8月告诫人民要审慎从事时，他在国内外都受到激烈攻击。既便走一步划一个十字的瓦文萨也拒绝服从他；因此，人们对在极端状态下呼吁安定的大主教格莱姆普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团结工会领导12月12日夜里通过的决议完全坚持了拉多姆决定。决断作出了。其后果是午夜时分宣布了战时状态。团结工会的活动和一系列其他组织遭到取缔，团结工会的数千名积极分子被拘留。这对1980年8月之后波兰发展的特定阶段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发问：国家政权能有什么抉择？很清楚，12月17日在波兰会发生内战，因为只有政治上的稚童才会相信，拥有强大的权力机关、并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做好准备的党和政府不会以暴力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几个月来就公开宣称的“推翻社会主义”的企图作出反应。团结工会领导人通过12月17日事件想达到什么目的是清楚的：通过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在工厂中组织战斗小组并消灭共产党人——就象尤尔奇克[6]和他的朋友们所希望的那样。一句话，他们寄希望于内战。

　　当然不允许走到这一步——首先是考虑到波兰的民族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因此，很显然，这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的袭击是必然要被挫败的。对此，所有必需的前提也都具备了。今天，只有“天真幼稚的孩子”才会抱怨说，这一行动计划几个月以来就已详细拟订了。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头脑发热的人镇定下来，华沙完全有意识地“泄露”了准备工作的情况。

　　但是，在12月12日夜间，当团结工会在但泽作出决议之后，就只留下一个问题尚需回答：是由波兰的政府当局平息事件，还是由入侵的华约部队？任何自己觉得是真正的波兰人并稍稍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只会作出一种回答：当然应由波兰政府当局来平息事件。这主要是因为，事情本身首先是波兰的内部问题；而且也因为，由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威望和传统信赖的波兰军队米解决问题，从社会上来说，会更易于进行，并且或许还可以避免流血。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果然不出所料。

　　在全世界展开的那种大事喧嚷的宣传运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只是要同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清算。面对这种宣传运动，必须把事情清清楚楚和坦率地讲出来：由于宣布了战时状态和将挑动一场内战的企图消灭在萌芽之中，就使处于极端状态中的波兰避免了一场流血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华约部队的入侵。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入侵会以“慈爱的”方式进行，而且这样做是由于各个邻国之间的宿怨和憎恨，如果入侵不仅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流血事件，而且可能会带来使波兰作为独立国家从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对此，已经有人在波兰讲到了，但这些警告被说成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遭到驳斥。因此，在分析波兰发展进程的可能性的时候，我想再一次提起这个问题而不因雷依坦[7]一类人的可悲遭遇而受到影响，他们同编辑理查德·伏依那一样，因为敢于说出真理而受到惩罚（编辑伏依那第一个公开地说出了这个真理）。

唯一可能的决策


　　现在采取的决策是避免最坏情况的唯一可能的出路：即避免外来武装干涉和也许由此而造成的民族灾难。但是，采取这一决策——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不仅仅是出于对外来危险的考虑。即使没有这种危险，波兰共产党人也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允许“肢解”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宣传还有意忽略了下述事实：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党的第一书记，他要贯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以及今天波兰的局势完全不同于1956年的匈牙利局势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因为这一次与那时候发生的事件相反，党和政府并不是与反对派携于合作，而是与它对立的。

　　波兰共产党人不想让事态发展到那种地步，这也许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所不愿意的，他们或许不会理解，有人可以既是波兰人又是爱国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同时不可否认他是共产党人，而且会去斟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尤其是在当前两个阵营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反共分子在他们的心理投机中是十分幼稚的，他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

　　更糟糕的是，波兰的流亡者，特别是1968年及以后几年的波兰流亡者，也不理解波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把食品援助和其他物资援助算在内，西方是既不能、也不愿意帮助波兰的，他们知道，西方仍然在用宣传——这不过是其失望情绪的表现——把波兰驱入不幸的深渊。

　　也就是说，这是又一次错过了民族机会。但是，今后该怎么办呢？今天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对此起作用的变化因素太多了，它们会按照不同的组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塑造未来，并且使得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出现各种不同的事件进程。但是，可以约略举出这些可能出现的发展进程和变化因素，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也是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在这里列出一个包括各种可能的变化因素的完整清单，只要挑出其中最重要的就够了。下面我想谈谈我预见到的两种解决办法，从乐观的办法开始，我认为这在当前情况下可能性较大，然后再谈悲观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悲惨的那种。

　　第一种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信念是，战时状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要求和禁令阻止了波兰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并使那些企图把局势推向无政府状态的势力失去立足之地，使社会的广大群众清醒起来。可以期待群众在经受过去几周悲惨事件的震惊之后学会了更好地区分民主与无政府主义，他们会更好地理解政治局势的现实，并且最终懂得，靠诉苦和个人的“清算”并不能摆脱民族的困境，而只能借助于有纪律的劳动以及经受——可惜还有——社会方面的严重匮乏。

　　可以看到，这种估计主要基于对波兰人未来态度的积极方面的信念：他们的政治认识、社会纪律以及富于献身精神的劳动决心。可惜我们社会的这些特点过去并不特别突出，虽然它可以炫耀其他方面的特点。所以我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谈到波兰局势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补充道，基于上面列举的波兰人的特点，实现这种可能性可惜几乎可以说是奇迹。我现在之所以重提类似的假设，并非因为我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是因为相信这一假设今天是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比以前更为现实了。这一变化招致了过去几周的震动，并且使人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场民族性悲剧。

　　人们不应过高估计波兰人，但也不应把波兰人看作是一个白痴的民族，虽然毕苏斯基元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在1925年曾公开谈到这一点。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而且也是了解我们民族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出色的行家。我今天之所以敢于反对他的判断，那是由于提出了会改变现实局势和对它的估计的新的因素。但是，我必须承认，这里所说的只是凭主观愿望作出的假设，但愿这一次也会避免发生民族灾难，那些主张采用极端办法的外国朋友显然渴望发生这样一场灾难——对他们来说，波兰仅仅是国际政治多米诺骨牌游戏中一张小小的牌。

　　如果这种假设得以实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情况很可能是，在四至五年内，在东方和西方（在西方也绝不是所有的人都抱和里根总统一样的看法，许多人担心，围绕波兰的冲突有可能加剧国际局势）的帮助下，会实现经济改革，克服经济危机。如果这方面得到成功，那么真正体现1980年8月后改革努力实质的东西也就可能变为现实：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特别是自治的发展，而且不仅限于生产和经济领域。简单地恢复到1980年8月以后的局势是不可能的，对此不应抱有幻想。朝这个方向进行尝试是错误的——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结束。当然，历史的真理是，任何革命——我们国家的事件是一场和平革命——都不会没有反响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假设表明是现实的，那么，毫无疑问，革新运动的一切明智之士都会挺身而出——会有一大批人这样做——，为改变波兰的社会生活并为波兰的社会主义开辟一条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革新的三项条件


　　我提出在当前局势下听来如此积极的假设，绝不是想依赖因公众受到震惊而引起的自发的发展。我认为要实现这一假设，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军政府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限制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到经济和社会形势稳定下来为止。我赞成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意见，战时状态持续的时间绝不应比绝对必要的时间还长。但问题在于，对究竟多长时间才是必要的这一点，不能抱有幻想。波兰社会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由于种种原因——不只是由于1981年事件的发展——发展得这么远，以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国内，首先是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目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他们对准备采取行动的态度上，恢复秩序。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阶段就急于处理事情，那么，这只会意味着重复全部闹剧，而这一次却将给民族前途带来悲惨的结局。马克思虽然也说过，历史事件常常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但是他从未断言，这种闹剧不可能同样是流血的和破坏性的。事情不应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有人对波兰人会对这种发展作出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提出疑问，那就必须向他指出，波兰人虽然有种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倾向，但是他们，出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还是欢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尤其是当他身穿让整个社会都肃然起敬的军服的时候。从现代历史中可以举出的典型例子就是毕苏斯基在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下发动的政变， 人民是何等轻松愉快地服从了他的强制命令。

　　二，按照我们的假设而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尽管还不充分——是党的新生。不是按照所谓“革新”的含义，而是按照真正革新的含义。目前在我国居统治地位并且——不管愿意不愿意——将来仍将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工人政党作为领导的力量是一个基本条件。我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个党是由于哪些原因和在什么情况下遭到破坏的：她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BBWR——同政府合作的无党派集团[8]，这个集团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和毫无思想性的以及杂乱无章的派别统治，不可能在社会上起到领导作用。正象葛兰西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工人政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一种政治道义的统治，非意识形态化的BBWR是绝不能要求由它自己来实行这种统治的。人们也不应幻想，在粉碎反对派后，满足于从洞穴中把在危险时期躲进去的旧机关搬回来，重新把权力交给它。人们不应相信，问题仅仅取决于对自由分子和忠于一种思想的分子实行“清洗”，而无需把党从“格隆瓦尔德”[9]组织和共产-法西斯思想的溃疡中解救出来。一俟这种情况发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梦想这种情况发生并且已经用手中的刀子期待着“美好的旧时代”重新回来——，那么，当前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在今后几年中将再次发生，民族的生存最终就成问题了。

　　我承认，我本人主张军事专政再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只有它能牵制鹰派，能够在党内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能够解散波兰统一工人党，创建一个新党，那是最好 和 最 彻底的了。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波兰共产党呢?虽说关键不在于名字问题。新的党可以摆脱所有已成为累 赘的，在 1968 年和 970年，以及以后在钻营成为风气的 1970—1980 年这 十年中混入党内的党员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背着这些累赘就很难行动，如果脚还陷在波兰各省的泥淖中[10]，要改变社会生活是十分困难的。我了解采取这一行动的难处，但是，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此一举。我相信是能够使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同盟者确信这一点的。无论如何应当懂得，简单地恢复原来的状况——我现在指的是党——犹如对波兰作出缓刑判决一样。同时可以肯定，判决总归是要执行的。

　　三，实现我们的假设的第三个条件是天主教会对公众舆论的相应作用。我不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谈：在目前波兰的条件下，天主教会可能成为解决波兰当前危机的重要伙伴。它过去——在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伙伴，但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人们必须极其审慎和头脑清醒地对待这种伙伴关系。很清楚，教会致力于加强它的地位和精神影响，它在过去几年中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与其说是凭着自己的活动，不如说是由于党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了错误。教会从这种情况中捞到好处，因为它不从事政治活动，有一双没有被政治玷污的“干净的手”。这就是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策略，他的政治手腕是令人叹服的。每当形势恶化，教会便帮助党缓和紧张局势。它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爱国主义的考虑，因为它知道，民族的对抗是何等危险。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的。教会在对抗中会丧失许多东西，因为它会被卷进政治事件的漩涡中去。

　　最近以来可以看到，教会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犹豫不决的，甚至往往是矛盾的态度。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教会是否为保卫人权而进行斗争，而在于它是如何和在什么关系下进行这一斗争的。教会从其信条来说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敌人，这是它的正当权利。但教会并不一定是反共的，无论从它的信条还是从政治形势看都是这样。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教会比起与之合作的共产党，往往在社会上激进得多。

　　我们的教会在传统上是保守的，即使从纯教会的角度理解，从全世界的天主教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因此，问题在于教会要理解波兰的形势，要懂得，从民族的和教会本身的利益考虑，现在不是从事反共投机活动的时候，它现在必须向世俗权力让出本来属于皇帝的权力——特别是因为世俗的权力没有干涉教会的事务——，教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世俗权力为民族的利益所作的努力。另外一种抉择就是民族的灾难，它对于教会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场灾难。只要懂得这一点，那么，任何一种民族阵线形式的伙伴关系不仅是现在形势下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我再重复一次——从教会的利益考虑也是必需的。

悲观主义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解决办法是悲观主义的，但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并且要加以研究，哪怕只是为了提出警告。

　　美国和西欧的反动集团对波兰事件的进程深感失望：它没有导致内战，波兰当局轻而易举地、有效而迅速地——考虑到国内的无政府状况和竭力企图驱使波兰走向自杀的西方舆论工具的歇斯底里——控制了局势。没有发生西方反动集团梦寐以求的苏联入侵，西方企图借此驱散西欧的和平主义思想，并且使同苏联的裁军谈判失败。这些计划面临着完全破产的危险，更有甚者，两年来（自阿富汗事件以后），美国在同苏联的斗争中第一次完全暴露出它的无能为力。这不只是有损于名声，而且危及美国在其盟国，首先是在西欧国家心目中的地位。这些盟国本来就已越来越多地从暗暗的抗议，转向公开地反对在欧洲可能发生“有限的”核战争的计划了。

　　美国不得不做点什么。做什么呢？每一个冷静思考的政治家都必须懂得：美国尽管不断翻来覆去地以某种“制裁”相威胁，但它对苏联是根本做不了什么的。正如黑格将军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多次强调的那样，肯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一场核战争也意味着美国的自杀，美国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倘若某个疯子竟然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在这里谈论它了，因为世界公墓对于政治思考并不是有趣的课题）。美国人同样不能去打常规战争，因为在这个战争所涉及的一切可能的重要战场上，苏联都拥有压倒的优势。同卡特总统的粮食禁运一样，经济“报复”也将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其他国家，首先是以西欧为首的国家会取代美国，它们借助于美国政策的愚蠢性而将这笔交易争夺过来（从经验中知道，西欧深刻的经济衰退和几百万失业者还会帮着做些事的）。

　　因此，各种攻击也许更多地将针对“替身”，首先是针对波兰。波兰人民现在要为美国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的愚蠢而受到惩罚。中央情报局没有注意到，波兰拥有一支数量相当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全体军官都坚决反对团结工会的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究竟还有什么价值？），波兰拥有——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配备和组织良好的保安、民防机关以及军队的特种部队。中央情报局却想派遣一些天真的自作聪明的政治傻瓜去反对这些机关，去“肢解”社会主义。

　　当今天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谈到，他们想把波兰经济引向全面崩溃的时候，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而且他们确实说出来了！计划是简单的：一俟波兰完全崩溃，就会发生饥民暴动，苏联就会被迫进行（武装）干涉。颇有代表性的是，实行军管两屋期之后，当全国已经牢牢地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时，黑格还宣称，苏联干涉的危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

　　这究竟是美国期待波兰经济的崩溃所做的推波助澜呢？还是一厢情愿的荒唐猜想？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玩弄什么把戏就好。但是也许会证明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美国有可能象卡特当初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一样大失所望。波兰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它既会从东方也会从西方得到这样的帮助。西方绝不仅仅是从慈善考虑出发的，而是从正常的生意经本能和担心波兰发生的爆炸性事件可能影响整个欧洲的形势出发的。西方人知道：若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从东向西挺进，发动攻势，那么，人们虽然知道这支军队是从哪里出发的，但却不知道，它将在哪里停止。特别是，人们也必须估计到东方普遍困难的经济形势。西欧国家对于由美国人把核弹投掷到它们的首都而获得解放的前景，兴许不会感到鼓舞。因此，这些国家仍会从“慈善”角度出发支持波兰。

波兰末日的怪影


　　我们虽然从“外部”问题开始去揭示哪些肮脏的手在玩弄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赌注，但事情不只是关系到“外部”问题。波兰不能也不应该仅仅依靠援助过日子。我们虽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但还不是毫无出路。为了摆脱危机，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我们的经济，发挥一切参加者的积极性——这也是经济改革的内容，改革不应在清规成律前止步，更不应在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前止步。首要的问题是，社会要从事有纪律的真诚的劳动，还要估计到在若干年内会有严重的物资匮乏。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处在只有两种抉择的形势之下：要么整个社会着手把民族的大车从污泥中拉出来，要么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走向毁灭，那时，任何外国的支持都帮不了我们的忙。这一点必须大声而清楚地讲出来，主要是因为有谣传说，早在宣布战时状态前，现已涣散无力的团结工会领导曾发出某些指示，要求人民对当局的任何经济改革步骤都进行消极反抗，其结果是破坏了劳动。

　　我们现在必须坦率而直截了当地说：谁提出这样的口号，他在客观上——不管他怀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就是波兰的敌人，是我们的生命攸关的利益的背叛者，他受国际政治的玩世不恭游戏所摆布，他的目标与我们的目标是截然相反的。

　　我本人并不相信，在有了最近一段时期的经验和宣有战时状态之后，还会有许多波兰人受这种口号的欺骗——我们国家因此而要冒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失望、日常的困难和担惊受怕容易把人引上歧途。因此，要完全坦率地说明并且反复指出，而不是吓唬他们：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使我们的国家从目前状况下解脱出来，那么，我们就宣判了自己的灭亡。美国人企图把我国推入经济灾难之中，迫使俄国人进行干涉。今天，根据实施战时状态的经验，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很希望经历“自己的”战争的年轻人）都清楚，不应当同军队闹儿戏，更不用说同外国军队了。我在这里不想描绘一幅阴郁的画面，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一下，1956年匈牙利死了约5万人，约5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波兰比匈牙利大两倍，因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至少也要多两倍。有那么一些心怀叵测的家伙认为，波兰每一代人都可以“做出”流血牺牲。这样的“历史哲学家”应该送到疯人院去：在不太久以前，我们牺牲了六百万人，他们是被希特勒杀害的。难道还嫌太少吗？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鲜血呢？不仅一个人，而且整个民族都可能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人们还往往要从头脑里驱散一件“微妙的”事，因为它是痛苦的和残酷的。但它是真实的，而且也不只是要“吓唬人”。因此，必须坦率地谈谈这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的边界问题，特别是西部的边界问题，以及波兰末日的危险。编鲜沃伊纳早在1980年就很大胆地写过这些问题——但他遭到了责难和咒骂。在苏共中央1981年夏的一封信中也有用外交辞令和“谁将确保波兰的边界？”这个含混的问题掩盖起来的同样想法。这封信当时被解释为是进行威胁的尝试。“帕克斯协会”组织的报纸《普世言论报》在1981年秋的一篇社论中也很坦率地写过这一问题；政治局委员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也完全正式和公开地谈过此事。但是所有这些诉都被当成了耳旁风。人民用典型的防御机制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防御机制的根据是，迫使我们修正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信念的既定想法，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

　　尽管如此，还是要力图冲破这堵人为的“麻木不仁”之墙，要把也许在今天较为容易使人理解的这一可悲的实际情况说出来：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使事情尖锐化，如果我们由于破坏劳动而阻碍了“对共和国的整顿”，如果结果是导致一场干涉，那么，我们不仅是对千百万波兰人作出了判决，而且是对波兰本身作出了判决。波兰末日的怪影不只是用来吓唬人和威胁人的东西。国际政治中有足够的论据，可以为这种预测提供合理的论证。——由于种种原因，我不想在这里就此作详细论了，而且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懂得：今天谁在波兰号召破坏劳动，谁做这样的事，他——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就是波兰的敌人，而且一定要作为敌人去对待他。

怎样实现使波兰稳定的三个条件？


　　1981年12月，我在题为《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的文章结尾阐明了实现稳定的三个条件和摆脱当时的困境的出路。八个月之后，我们坚持当时的判断和在该文中提出的条件。但是，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条件没有兑现。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了的形势会对事件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关于第一个条件：维持由军管。行使权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随之而出现的各种状况，直至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为止。

　　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种状况必须维持到“必要时”为止。我不赞成其他各种观点，甚至包括从国家政权本身提出的那些观点。我认为，这段时间要延续若干年。如果清醒地估计到需要解决的各种困难任务（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就会承认这一点。即使以匈牙利作为例子——它可以为有一个温和的政权而自夸——，在那里这段时间也持续了十二年之久（1956-1968年）。

　　我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假设必然会引起世界上真正的和所谓的民主派纠合的合唱队的喧嚣，他们要求：取消战时状态，重新恢复原来的团结工会。

　　必须十分坦率地向一切进行这种喧嚣的人，首先是对那些出于诚实的意图也这么做的人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回到更大的混乱中去，而这种混乱比以前的更加危险。结果将是民族的灾难。我在前一章中已经相当清楚地、尽管有些“委婉地”谈到了这一点。谁要是不相信这一点，那么他就必须懂得，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波兰现政权的立场，它很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波兰的实际情况。谁要是相信采取经济压制手段，如美国的制裁，那么，他会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确信，这种压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类手段虽然会给波兰造成损害，但与此同时，也会在西方联盟体系内部导致严重的危机。比较明白事理的人很懂得，美国政治家这一次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把牌打错了。

　　波兰现政权的政策不取决于它的敌人的叫嚣，也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确实起着重要作用——的压力，而首先取决于对国内形势作出清醒的估计；经济危机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群众中当然还会留有一种敌对情绪；反对派集团的代表们持敌对的和乌托邦式的态度，他们对社会有影响，如果不加以制止，他们在客观上爆炸性的形势下有可能造成危险。这是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对社会主义的维护者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但这是符合人们必须考虑到的真实情况的。谁要是不相信这一点，那就读一读巴黎《文化季刊》（1982年5月号）发表的由布拉特科夫斯基[11]和库龙[12]于这年2月写的文章吧。前者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救药地充满乌托邦，以致当人们想到，作者要求领导反对派的一翼时，会感到毛发悚然；出于这一原因（出于羞耻），《费加罗报》才没有将为该报撰写的这篇文章刊出。库龙的文章则以他的疯狂性令人震惊；不管是在组织方面的要求——建立反对派的中央组织（在比亚沃万卡的图书馆中似乎有足够的列宁的著作），还是宣布举行全国起义的目标，都是令人震惊的。由于这一原因，布雅克[13]在一篇极其明智的文章中驳斥了库龙的全部观点，巴黎《文化季刊》从波兰的地下刊物中重印了这篇文章。我援引这些事例，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靠这样的情绪和观点是不可能取消战时法状态的[14]（或者其改头换面的形式——非常状态），进一步说，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人们也不应取消战时状态。

　　因此，我们不应自欺欺人：波兰的战时法状态（或非常状态）还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持续多年。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使战时状态的条件趋向“缓和”——人们能够也必须这样做，首先要使针对人民生活的和根本不能给国家的安定带来益处的最严峻的情况缓和下来。因此，我们将同“军政权”打交道，虽说这是一个受到限制和削弱的军政权，它却是处理危急情况的保证。同时，不容忽视与此相联系的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包含着某种危险性。

　　战时法状态，作为一种非常状态（这要归咎于波兰立法中的某些缺陷），绝不意味着一定要由军人占据国家职位。这至少从本来的定义看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事实上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懂得，如果权力的代表是“按命令”行事的，那么行使权力就容易些。但是，这样做即使从表面看也是与民主改革不相符的——而毋宁说是与民主改革背道而驰的。

　　这是一个消极面。还有第二个消极面，即权力机关有被腐蚀的危险。不只是象阿克顿勋爵说的那样，任何权力都产生腐蚀作用（从占有权力会使人冲昏头脑的含义上说），而是从另一个含义上讲，即任何权力都会受到腐蚀（从被收买、被贿赂的意义上说），尤其在波兰已经形成的那种条件下（遭受分割，萨纳茨亚时期，德国占领，也包括战后时期）更是如此。在那里，权力的恩惠只有通过贿赂才能买到，而社会已经很好地学会了这一套。首先是在波兰各省，即使是微弱的“改革”之风也从来没有吹进去过。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军人也是人，他们大都来自各省，象其他人一样，也会遭到被引诱和被贿赂的危险。军服和军事纪律固然是对付这种危险的某种屏障，但它不是绝对的，也肯定不是长久的。

　　因此，结论是：考虑这样一些情况，在把职位交给军人方面，必须谨慎地对待权力分配。必须始终不渝地对行使权力进行严格监督，而这一点不应只听任军人自行其事。目前，这只是一种警告，但事情本身现在肯定是一种现实的危险。

党的危机


　　关于第二个条件：党的革新。
　　很清楚，在实际上的一党制制度中（工人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得到保证的），这个党施政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对整个社会具有根本的意义。因此，波兰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 虽然它在目前无疑起着重要作用，而首先是政治危机，即起着“领导作用”的党的危机。经济危机只是使这方面的某些现象尖锐化、表面化和更为加剧，但是，它不是危机的根源，而相反是危机的结果。

　　在我所著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欧洲出版公司，维也纳，1982年）中，我指出，虽然一党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可能是必要的，但它既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也不是以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斯大林杜撰的）的前提为依据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强加于一个社会的，在这个社会里，既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也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社会的一致同意），因此，这是一种异化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鉴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已经出现（我在《波兰的教训》第一部分已阐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在波兰发生的），作为领导力量的党的强大、它的可信赖性和效力，在某些社会形势下就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波兰，这个力量已经瓦解，事实上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数了，尽管党的机关依然存在。党的机关现在比以往更加反动，因为党起用了在1968年已经劣迹昭著、连盖莱克政权都不得不清洗的人。然而这个机关却大权在握。除此而外，党的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实际上已分裂为许多派别（虽然在形式上禁止派别集团），其中也出现了共产法西斯倾向（如“格隆瓦尔德”和“现实运动”[15]），它甚至渗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显然，这样分崩离析的党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统治，这就为那些完全破坏社会对党的信任的奸细和小人散播消极影响打开了大门。党甚至在自己党员的眼光中也失去了信任（一年之内就有五十多万党员退党），就是明证。如果对党的信任问题不解决——即党要新生而不是骗人的“革新”——，那就完全不可能使波兰的情况发生根本好转。

　　最近一个时期，曾出现过彻底而比较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那就是解散现在受到蔑视的党，成立新党， 排除那些1968-1980年间已经身败名裂的人，抛掉共产-法西斯主义的包袱，克服党内四分五裂现象。这个机会就是1981年12月13日实行军事管制的时候，当时除了党以外，所有组织的活动都被禁止（值得指出的是共产-法西斯的“格隆瓦尔德”的活动却是例外）。如果这时建立了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今天可能就会得到社会上70-80%人的支持，而不是遭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反对。党的革新（按匈牙利1956年的榜样成立新党）道路是敞开的。当时对这些事件的进程感到震惊的盟国同志也会吞下这个苦果的，他们会承认解散党这个既成事实。因此，不仅仅是我在《农民呵，你曾有一个金号角》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其他人，甚至党的领导成员也提出了这个要求。

　　这个良机已经错过了，结果是可悲的：党继续异化于社会，党实际上萎缩为仅仅是党的机关，它“充斥”着在1968年和1970年已经臭名昭著、甚至连盖莱克也不得不清除的人（这确实是“臭虫的时代”，它们一到天黑就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错过良机后，党的领导落到了机关手中，由于遭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拒绝，这个机关便成了领导的唯一社会基础。如果机关现在试图把社会——包括科学和文化领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只能加速社会的爆炸，至少必定会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民族的眼光中继续一落千丈。

　　那么，从以上的阐述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结论是，无论如何都要采取前面所述的做法，即使现在的条件困难得多了。很可能要在经历一场灾难之后才能实现党的新生。在这方面，任何象最近遭到广大公众嘲笑的耍弄手腕和搞小动作都无济于事。在两军对垒中，我吃掉你的卒子，但为了平衡我也牺牲我的小兵。然而，一方遭打击的兵卒已真正停止战斗，而敌对一方的兵卒虽然得意洋洋，却从未真正停止战斗，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幕后支持者。这样，只不过是推迟了开放绿灯的时刻以及机关真正担负起“它的”领导职能的时刻的到来——这一时刻取决于国际政治条件。于是就会出现新斯大林主义时期，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在波兰引起爆炸，这将是一次流血的爆发。如果这场招致外来干涉的爆发的结果是，波兰还作为国家继续存在（虽然国际政治的许多因素更多地使人预料波兰有一个新的末日，即重新遭到瓜分），那么，盟国同志自己就会解散现在的党，成立一个真正能够成为“领导力量”的党。

　　乍听起来这似乎不大可能，但是对我们盟国同志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却不能低估，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在关系到总的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的考虑（即使是那些在一般情况下不容触犯的意识形态考虑）撇在一边：一个“修正主义的”，但又是共产主义的波兰，无论如何要比芬兰化（反对派梦想家的乌托邦）的盟友更为可靠。如果人们稍微思考一下（以为没有人会实用主义地这样思考，那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波兰要比十九世纪“波兰问题”的再现好得多，当时虽然没有波兰，却存在着使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的“波兰问题”。在今天条件下，波兰问题更会要他们的命。

　　不过，还会产生种种问题：面对这种“光明的”前景，就不能更好地寻求避免灾难的道路，而非要等待灾难降临之后再由理智站出来讲话吗？盟国有可能表示恩许，但必须清楚而又毫不妥协地向盟国说明情况。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不现实。现在的形势要比12月13日时还要困难得多，但是至少还可以做各种梦想。同时，这种论证找到听者的机会也比当初少多了，尽管如此，还是必须尽力而为。也许会说服某些人吧。

今天的教会


　　关于第三个条件：天主教对波兰舆论的影响。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波兰天主教会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根源。也谈到了，对于稳定1981年12月13日之后形成的局势，教会对社会情绪的调和作用是最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必须补充的是， 目前教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稳定局势的另一个条件尚未完成，即恢复党的力量，而这只有解散党才能做到。但是，教会用以利用它现在已得到加强的地位的方式，是否符合目前形势下的民族利益呢？

　　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看怎样具体理解“民族利益”这个概念的。如果观察一下已经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那些因沉缅于不现实的幻想而把任何理智的议论都看作“讹诈伎俩”的蠢人，那么就会明白，对于波兰人和他们的制度——其中包括教会——来说目前首先必须清醒地估计对波兰民族存亡的现实威胁。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导致在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中建立民族的团结，其他一切要求——即使是暂时地——必须推迟到将来。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则我认为对于教会是否正确地运用它对社会的影响的问题，只能给以否定的回答。或者稍微客气点说，教会并没有完全按照民族利益目前所要求的那样运用它的影响。

　　没有人要求波兰的天主教会热情地拥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并非因为必须如此，也不是因为教会出于基督教教义的本质而拒绝社会主义和敌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下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例如许多其他国家的教会在社会中持革命的立场，教徒甚至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如在拉丁美洲），许多虔诚的教徒，甚至牧师，都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如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就更不用说了）。从信奉福音书中的耶稣训辞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反倒比许多波兰神甫对社会抱有反动的态度更易于理解。

　　之所以没有人要求我们的教会对社会主义和它的意识形态表示仰慕或热爱，并非因为这是不可设想的，而是因为，鉴于我们教会的历史发展条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教会不是因为它在社会上的进步性而著称，而是恰恰相反——外国的天主教会集团也是如此。但是可以，而且必须要求教会理解民族利益并致力于维护民族利益，不管教会有什么其他的观点甚至是怨恨。前面已谈到的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为这种态度树立了榜样，就其他的宗教观点而言，他是个非常保守的大主教，不屈不挠地为宗教信仰而斗争。但他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波兰人，他准备同政权当局携起手来，尽管他并不喜欢它。当事关维护波兰的利益的时候，他愿意帮助国家政权。这也是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反对1980年8月大罢工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看到了由此可能对波兰造成危险。

　　我们的教会最近一段时期是否继承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这种传统了呢？没有。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在军事管制条件下可能导致民族灾难的示威游行，就不会从做完弥撒后的教堂出发（但几乎所有的示威都是这样发生的）。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就不会有哪位神甫敢于发表现在人们听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引起社会混乱的布道演讲（我是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的，并非只是从官方消息中了解情况）。教会就不会同国家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会在涉及到民族团结和教会参加民族团结这类重大事务上采取儿戏的态度，不会一味地支持团结工会。教会必须知道，团结工会已经属于过去，它不会再有所作为了。

　　就是这些吗？远远不是。与此同时，人们可以做出一些积极的姿态和步骤，表现出明智的态度。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分裂呢？首先是因为在波兰不仅党的内部分裂，而且教会内部也是分裂的。各种派别的名称和倾向性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知道，在关系到教会的爱国主义义务和对民族生存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格莱姆普大主教不顾是受到敌视还是同情，执行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方针。

　　我无意去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但是，有些事务对于整个社会都十分重要，对此，每个波兰人都可以而且必须予以干预。

　　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在实现民族团结方面应完成它的任务。没有民族团结，从长远看，我们就面临着民族危亡。对此，不应当提出额外的条件，更不应提出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达到的要求（如恢复旧团结工会的活动）：在关系到国家的最高价值时，不应使为此而进行的斗争依赖于某些次要条件。如果在这方面发生意见分歧，就需要一个当然的最高仲裁人，这就是波兰的教皇，他是伟大的深明大义者和爱国者，他对时局及其潜在的危险和克服危险的可能性肯定是清楚的。

　　人们可以希望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在目前形势下可以理解的悲观论就会让位于灾变论。我们只能希望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这样来纠正诺尔维德的说法，即波兰不仅是星球上第一个民族，同时也不是我们地球上最后一个社会。

　　从波兰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阐述两方面的结论：

　　其一，是从波兰教训中得出的，对面临着社会主义变革的其他国家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其二，是涉及到波兰形势继续发展的结论。

　　一，波兰事件无疑是个实例，如果世界革命运动未能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他们把波兰的发展趋势看作是例外事件，而不看作是由于波兰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时错误地处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造成的必然发展，那是很轻率的。正如我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只要观察一下不仅是波兰的，而且是所有所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可以看到这种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可以认为，如果缺少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知的）主客观先决条件，那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必然导致这场革命的蜕变。所有目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都证实了这个论点。而波兰的实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是最典型的实例。所以我也用对波兰具体事件——波兰的教训——的分析来结束我这本书的一般性论述，即作为研究的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人们可以从波兰事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如果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就不要进行这种革命。其先决条件是：客观条件首先产生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必须发展到能允许国家在革命之后立即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福利（马克思语）。作为主观条件，需要有允许进行革命的社会的一致舆论（葛兰西语）。波兰事例证明，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当然还有一些更糟糕的实例，例如柬埔寨，但这已属于革命狂热病的范畴了。相反，波兰之所以令人感兴趣，首先因为它是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它的文化发展甚至是非常高的。但“革命的”鼓噪是无用的，象我经常听到的那样。如果对波兰的过去可以说是犯了错误，那么，现在对这类革命的重新尝试就可以公开说，它是对整个民族的社会犯罪行为。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和防止那些参与这种犯罪的人的各种诬蔑企图，我想在这里重申在本书中所着重阐述的观点：

　　第一，如果因为缺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应条件而反对在有关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革命斗争，而仅仅是要求等待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与有关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机的到来。

　　第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使它们要以总战略的名义在世界各地寻求联盟伙伴和基地，那么并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认为，有关国家立即可以上升到半荣誉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尽管这些国家显然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只会损害所有参与者的拙劣的政策。

　　这就是从波兰教训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现在来谈谈关系到波兰本身发展的结论。

　　二，很清楚，在这方面只能谈一些可能性，因此也只能象在《波兰的教训》第一部分中那样，假设几种可能发生的事态演变情况。而且，事件的发展这一次仍然可能比这篇文章的发表来得更快。这样，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前，某些情况就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了。

不应排除理智


　　第一种解决办法。

　　同其他解决办法相比，这仍然是一种乐观的解决办法。 目前的情况——正在好转——有可能持续几年，尽管波兰局势是具有爆炸性的，这期间有可能成功地克服经济危机，而这又是克服社会危机的条件。下面就谈谈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但是首先需要答复那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取消军事管制，回到1981年12月13日以前的状况，就能解决波兰的所有问题。这样，对于我把解决办法说成是“乐观的”，他们必然看作是对他们感情上的侮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也根本不认为目前状况是理想的——相反，我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社会主义的大悲剧，不仅对波兰是如此——，但是这种解决办法与下面将要论述的其他可能性相比却是乐观的。反对我这种想法的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有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完全不可能实现他们所主张的要求。他们也不懂得，取消军事管制在今天将为无政府主义打开大门，也就是说会出现比去年更为恶劣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还会出现对国家权力的报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第二种情况——民族灾难的发生。所以，仍然应当始终把这种解决办法看作是乐观的。为实现这种解决办法，必须至少完成下述条件：

　　第一，必须继续维持军事管制。当然可以放松某些条件，在不危及安全的情况下，特别是放松对人们生活领域进行的干预。然而，必须保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第二，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不能从根本上整顿党（机会已经错过），则起码应当要求结束党向共产-法西斯的蜕化（类似“格隆瓦尔德”或“现实运动”一类组织的所做所为）。党受到社会的蔑视，很难使人相信党能挽回对它的信任。然面，一个内部腐败的党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在党的机关中进行某些人事变动，清除那些共产-法西斯分子。由于目前党的领导内部已经瘫痪，要做到这一点就很困难。党的领导之所以陷于瘫痪，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党本身的软弱所造成的。但是，如果党不挽回对它的信任，在不久的将来就注定要垮台。

　　第三，教会必须起缓冲作用，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第四，至少欧洲国家必须改变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的政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了。不仅在天然气管道问题上，而且在波兰问题上都是如此。最近，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公开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了，欧洲国家应当坐到会议桌旁商谈如何帮助波兰渡过危机。美国的蹩脚政治家不明白的东西，即他们不应在欧洲玩他们自己的政治牌，欧洲人则开始理解了。此外，欧洲国家也担心波兰爆发的后果可能轻易地把它们自己也卷进去。因此，我希望欧洲国家改变政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改变政策，波兰的危机就不会得到解决。

　　第五，波兰政府对内对外都必须实行一种机智灵活的政策，以避免爆炸。我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非常一般的，但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并且瞬息万变。但必须非常明确地拒绝所谓“强硬分子”的政策，因为它必然导致灾难。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通往成功之路是荆棘丛生的。因此能否成功值得怀疑，但肯定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仍然存在可能性。所以必须指出这一点，并为此尽自己的力量。因为另一种抉择就是民族灾难。

　　第二种解决办法。

　　如果上述希望不能实现，展现在面前的就将是我在《波兰的教训》第一部分中对第三种解决办法所描述的那种前景：全面崩溃、内战，后果不堪设想的外来干涉。

　　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捷径是：处于攻势的“强硬派”推翻目前的武装力量并夺取权力。这当然需要外部的“绿灯”，而是否开绿灯，又取决届时的政治形势。眼下还不存在这种危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爆炸。甚至有可能有意挑起这种社会爆炸，以便摧毁任何抵抗并建立新斯大林主义政权。这种无疑会采取大小内战形式的爆炸，必然招致华约军队的武装干涉。这样看来，不仅存在着新斯大林主义的威胁，使社会彻底的离开社会主义，而且在特定的形势下——前边已阐述过这种形势——甚至会导致波兰的重新分割，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就将终止。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但可惜是可能的。

　　然而即使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线希望，当然它是极其微弱的。但是不应忘记指出这一点，正象我以前做过的那样。

　　第三种解决办法。

　　如果设想事态的发展象第二种解决办法开始阶段那样，发生了外来的武装干涉，仍然还存在一种“温和”的可能性。就是说，在波兰建立新斯大林主义专制，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波兰作为国家的消失，会带来种种“不愉快的”后果：其一，必然意味着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其二是不可避免地再次提出“波兰问题”（象十九世纪那样）。只要波兰人仍然活着，这个问题就不会消失。这是在全世界向共产主义进攻的绝妙出发点，这种进攻绝不会仅限于宣传。这是不难想象的。不应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集团里没有能明智地考虑问题的人物，所以现在，即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必须极为明确地说明这种发展的消极后果。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明智的决策人物认识到在波兰必须依靠能够同社会谅解的党。“强硬分子”的党，新斯大林主义的党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寄希望于一个“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可以避免波兰的悲剧，而且也可以避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相信政策上的理智，总是要冒风险的。但也不应因此而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使这只是为了在本来只能引起悲观情绪的形势面前保持乐观态度。



[1] 即本书：《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译者注

[2] 斯·维斯皮安斯携（1869-1907），波兰诗人、剧作家、画家，社会剧《婚礼》写于1901年。——中译者注

[3] “霍霍乌”意为稻草人，在这部象征主义的戏剧变成了会说话的活人。——德译者注

[4] 一个公开反社会主义的右翼组织。——原注

[5] 团结工会的一位高级顾问。——原注

[6] 团结工会在什切青的代表。——原注

[7] 塔德乌什·雷依坦（1746-1780），诺伏格罗德克的议员，因1773年在波兰议会上坚决反对瓜分波兰而闻名，最后以自杀结束了一生；在波兰文学和绘画——著名的有马戴柯的画——中成为象征性的人物。——德译者注

[8] 同政府合作的无党派集团是在萨纳茨亚时期由政府建立的超党派组织，它的任务是无条件地支持萨纳茨亚政权。——德译者注（萨纳茨亚在波文中是“健全化”的意思，指1936-1939年波兰的法西斯政权。——中译者注）

[9] 是一个公开反犹的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由当时保安警察的成员组成的，它与几乎所有其他组织不同，在12月13日后没有被停止活动，——原注

[10] 从转义上说是指一向特别腐败的省委机关等。——德译者注

[11] 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是原新闻协会（已经解散）主席。——原注

[12] 雅采克·库龙是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人，现已被捕。——原注

[13] 布雅克是华沙县团结工会的代表，现已转入地下。——原注

[14] 按照波兰官方的术语，我把波文stan wojenny译作战时法状态，而沙夫或多或少表达了官方的意见；也可能是：战时状态。——德译者注

[15] 以格拉布斯基为首的“正统派”俱乐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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