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附录
波兰的教训
一、波兰事件及对它的看法
1980年8月以来，我们亲眼看到全世界对波兰事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报刊、电台、电视台每天都发表有关这一国家的报道。政治家们为此也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声明。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不同，波兰事件不是引起善意的赞赏，就是引起愤愤不平和指责。换句话说，波兰成了报刊专栏里一个时髦的话题。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外，我们在西方看到的是，人们在狂热的猎取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而在东方，我们看到的却是人们原始得惊人的防御性的反应。这两种情况都缺少一个公正的分析。其原因，在西方，可能是西方的宣传只看到事件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抓住它的根源，结果是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时，完全迷失了方向；而在东方，则可能是由于人们不愿说出事件及其当事人的真相。归根结底，在东方和西方占上风的，是按照各自的利益行事而产生的“主观臆测”。
对待波兰事件的态度，包括新闻媒介和宣传方面对它的判断，以及有关人物的立场，可分为以下三大类（尽管这样做可能有些简单化）：
首先是有一部分人希望波兰事件不仅在波兰，而且也在全世界——他们想的主要是在苏联——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末日的开始”。所以，西方的宣传对深入分析波兰事件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这些事件中寻找一切说明波兰和苏联分歧的东西，说明波兰要摆脱苏联模式的东西，等等。在这一宣传运动中，有一件事情倒是顶有喜剧性的，他们一方面想使对手“感到不快”——他们的刺激总是对着苏联的——，但另一方面，又不想激怒对手，更不想吓唬它。为了给这些宣传解围，美国政策的官方发言人（如黑格）和北约的政策发言人（如伦斯）都发表了严肃的声明，他们庄严地保证，即使苏联想干涉波兰，也谈不上他们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在这一宣传运动中，谁还怕“弗吉尼亚的狼”[1]呢？
另一部分人希望把波兰事件看作是由帝国主义策划和组织的，反对波兰工人阶级和“优秀共产党员”的一场反革命。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东方。这是极为笨拙的宣传，因为，今天众所周知，波兰事件的主角是工人阶级，他们对自己的行动当然是很清醒的。至于在这一情况下，什么人才是“优秀共产党员”，是那些倾听群众呼声的人，还是那些对官僚机构——甚至还不是自己国家的官僚机构——唯命是从的人，这是一个看法问题；不过，要是一个人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还没有完全丧失同群众的联系，对此做出判断并没有多大困难。完全否定这些事件并且荒唐地叫嚷什么这是帝国主义策划的反革命，其悲惨的结果就是，波兰社会同样彻底否定这些说法。于是它不再觉察到反革命现象的存在，尽管在一切真正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当它们具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它是被歪曲的和腐败的——范围内进行的革命的一切特征时，出现反革命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持“正统”派主张的热心人，特别是当上了官僚机构的官员，而又害怕失去地位的那些人，在估计形势时，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种片面性的和夸张的致命的错误了。这种错误把事件的发展推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去了。
最后一部分人希望波兰事件成为他们如此向往的导致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希望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能“传染”给整个社会主义集团。这部分人，我指的当然首先是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左翼。
这三种人的代表人物的前提都是虚设的，他们捍卫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现在我就来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第一种人，认为一个人虔诚的愿望可以成为一种思想范畴，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但是，要是政治家们，特别是在大国中有决策大权的政治家们有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机能，那末形势就变得危险了。里根总统，以及他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末日就要来临的那些幼稚到令人羞愧的谈话，就属于这一情况。另一方面，在人们假设苏联干涉波兰而引起可能的对抗时，黑格对此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对待局势表现了更大的现实主义态度：美国能挑起一场世界性的大屠杀，但它自己将同其他国家一起被毁灭，而美国现在——至少是现在——还不能对苏联进行单方面的威胁。所以，以清醒的头脑估计一下局势，我们就可以排除核战争，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毁灭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各国，而在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中，美国又根本不可能取胜苏联。如果不涉及到武装对抗，会不会想发动一场实行经济制裁的战争呢？阿富汗危机时宣布的粮食禁运的失败，最好地证明了这种制裁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苏联固然需要同西方实行经济交流，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在危机四伏、失业增长的时期——或许比苏联更需要这种交流。其证明就是，西方工业，包括美国工业，竞相争夺苏联市场，而且都到了不择手段打败自己阵营里的竞争者的地步。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套做法和有关信念的基础呢？或许只有波兰危机可以作为整个制度崩溃的见证。
但是这种推论错了。错就错在没有看到“波兰综合症”的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将要更详细地加以论述。不过，如果人们弄清楚了这个综合症，就会清楚，波兰事件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因为它们并不是由于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爆发的，而是完全相反，是由于人们根本没有依据这些原理行事的结果。而且也很清楚，对于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来说，波兰事件并没有代表性，因而同许多人的虔诚愿望相反，并没有传染性。相反，这些事件将促使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路线变得更加激进和强硬，因为，要是波兰的局势得不到迅速而彻底的解决——这是难以指望的——，那末这种局势的发展将可能是令人生畏的。更重要的是那些指望消灭波兰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惩戒的人错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及无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波兰将继续是社会主义集团的组成部分，并在事态可能有一个积极的发展的情况下，保存现存的模式，尽管要对此模式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梦想波兰事件是共产主义“末日的开始”。对于一个严肃的政治家来说，这种推测就太不明智了。尽管有许多人都抱过这种希望，但不管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还是1968年的捷克事件，或者是阿富汗事件，都不曾是共产主义“末日的开始”。现在波兰事件也不是这个“末日的开始”，就是将来，当事件变得严重了，以流血而告终了——为了大家的利益，但愿不要发生这种情况，然而遗憾得很，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也不会是这种“末日的开始”。以前事件（匈牙利和捷克）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可以预料，只有在波兰发生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运动，即力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的情况下，这种悲剧才会重演。假如使用内部力量，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使用外部的力量来进行镇压，那么，可以预言——尽管这话听来有些不可思议——，这种镇压将会得到全世界大部分左翼，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实力很敏感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将是不同于1968年捷克事件的地方。目前外部力量不干涉波兰，其狡猾也就在这里——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及这个问题。苏联的全球战略要求不要干涉目前的局势，尽管这个局势不能使苏联某些人高兴，顺便提一下，也不能使波兰的某些人高兴，这一局势现在还是有效控制着的。如果相反，在波兰生活方面出现的，现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局势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发展，达到构成威胁国家生存的程度，那么即使使用外部的力量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进行开刀，一切害怕由于波兰而引起国际问题复杂化的人都只好默认，而波兰内部，由于群众厌倦，会减小对这一痛苦手术的抵制。我认为，关键也就在这里，象美国总统这些政治家们理应懂得这点。“共产主义的末日”尚未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倒是可望共产主义的影响扩大，尽管出现了象波兰事件这样对共产主义的威望无疑是消极的、使形势复杂化的事件。
至于第二部分人，应该说，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宣传中对波兰事件的看法也同样是粗浅的，幼稚的。根据这些宣传，这是由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由帝国主义领导和资助的反革命事件。这显然是官僚机构的防御性反应，他们对本国公民实行鸵鸟政策。我不知道这些国家的公民对这种宣传有什么反应，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里需要对南斯拉夫另作别论，因为它对波兰事件是深表同情的）。但是在西方，特别是在波兰，这种宣传的效果是可悲的，因为在事实面前，它就显得荒唐甚至可笑，虽然它的目的并没有丝毫可笑之处，至少对波兰人是这样。
在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场反对政权和制度的群众性的人民造反行动，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点（至少现在是这样）。区别这场造反行动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自然要看以什么为依据。这纯粹是老生常谈了；如果承认这一运动锋芒指向的政权和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末这种造反就是反革命；反之，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对歪曲和滥用政权表示抗议是有理的，那么这就是反对歪曲社会主义的造反行动，因而就是革命。波兰发生这场运动时的情况，就是属于后一种。不过，不能从此就得出结论说，人民群众的这场自发运动——特别是考虑到波兰的政治和思想特点——中就没有旨在摧毁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反革命表现。这种现象是有的。当然可以有理由怀疑国外的敌对组织，通过它们在波兰的代理机构，支持和鼓励这些倾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推翻波兰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非常明白，国际形势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而是在于加剧这个国家的混乱，挑起苏联干涉波兰。依我个人的看法，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美国和北约组织，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同盟国在军备方面的问题就将得以解决。
然而，象波兰发生的这种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运动中，存在这些现象，根本不能就此预断这一运动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是波兰人民群众不愿意在现今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而爆发的一场自发的、真正波兰的运动。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不值钱的谎言。谁要是不愿意接受这一真理，那他就是进行愚蠢的防御，这将给自己堵死通向非灾难性的解决波兰问题的道路。如果发生灾难，那么波兰和整个“现实社会主义”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鸵鸟政策肯定是傻瓜的政策。
至于第三部分人，毫无问题，最可爱的还是那些分析家，他们希望波兰事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折点。这是西方左翼，包括那些感到有责任予以支持的西方共产党党员，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就是这部分人也还是虔诚的愿望多于对情况的具体分析。很遗憾，情况并不是这些乐观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这有一系列相反的论据。
现在波兰发生的变化不会改变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往后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模式”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各国坚决反对这样做，它们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武装干涉——对于这点，波兰的执政者是很清楚的——，而且也因为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还不能允许实行政治民主，即政党和意识形态的真正多元化，因为一旦进行自由选举，社会主义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在这块土地上消失掉。这就是一切在没有得到社会赞同的情况下（就是说，在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或者象波兰那样，在违反社会意愿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特点和弱点。这是一个真理，是常常被伪装起来的真理，但是这种伪装并不能帮助人们了解形势，相反，它使人们更难理解局势，不知该如何行事。从这一点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波兰人民想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让大企业主、大地主卷土重来，不，这决不是群众所希望的，但他们也不喜欢现存的社会主义。这就带来了日益明显的思想上的混乱。不管怎么样，要是周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而又知道一旦冲破“模式”的界限肯定不会引起干涉，那末且前的社会主义形式早就不存在了，而且除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外，不知道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取代它。刚才提到的两个因素预先就使人不可能对现在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任何改变，而且也不要幻想在波兰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模式的范围内不能进行自由和民主性质的重大改革，比如，建立独立于党和政府的工会，党内的民主化，更大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议会制度的改革，等等。无疑，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不过，必须要限制在模式的范围内，不能以新的、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去取代它，改变它。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评论波兰事件的乐观的评论家把它忘掉了。在运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术语时，要注意词汇上的专制。当你还不了解这些国家时，你会不自觉地以为，既然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就应当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它们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连相似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差别是由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形成的社会特点等等所决定的。比如在波兰，就有一种“综合症”——我将在下一章来分析。这种特殊的“综合症”使波兰事件不会象那些急待民主社会主义到来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传染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码不会以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和那种程度传染给它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人同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兰事件的某些方面，如教会有更多的自由、自由工会对社会生活有影响，或者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这根本不是说，他们就愿意重复波兰的“狂热”，因为要达到这点，需要有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波兰综合症”。就是这种“综合症”使每个波兰人都成了个人主义者，成了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潜在英雄，成了能为“事业”而献身的好同志，但是，当国家需要他遵守社会纪律、尊重权威时，他却很难参与国家的日常生活。我并不想以此来说明，索莫斯西埃拉山里的长矛手或者华沙的起义游击战士——一旦“事业”需要，他们都会坚定地献出生命——所体现的那种社会特点，就是比"帅克"体现的那种社会特点好，因为这一特点就在于宁愿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人们不能希望“帅克”和索莫斯西埃拉山里的长矛手所作所为都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不应幻想波兰事件会传染给社会主义集团的其他国家。即使波兰事件有它值得同情的地方，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许倒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即社会主义国家舆论界目前在波兰看到的经济灾难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可能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说明一旦偏离了已经验证了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这个人喜欢对那些因不能容忍“偏离”现象而出现的过于荒谬、过于离奇的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自问，这是不是同某个社会战略中心策划的、自觉的“教育”工作有关呢？即使我错了，这种想法也还是满有意思。
如果我们否定了上面提到的对待波兰事件的三种理解，认为它们是错误的，是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那末就应当拿出我们认为更为合理的理解，来作为进行分析的出发点。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从结论开始，然后再回到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前提上去。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不过要求我们把提出来的估价看作一种假设，看作验证这一结论的各种思考的一个导言。
波兰正在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说的是“正在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了”，因为这还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还容许有各种解决方法。
在波兰爆发了人民群众对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不满情绪，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一不满情绪中也掺杂了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它具有和平革命的各种特点。对一条传统的定义作某些修改就可以用于这一场和平革命，即：人民群众再也不愿象过去那样生活下去，而统治阶级也无法以旧的方法继续统治下去了。由于爆发了这场革命，在波兰，现存的社会模式出现了裂缝，但是由于周围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模式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正是这一缘故，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或者靠内部力量对这一模式进行某些民主改革，使之得以挽救，或者发生类似1968年入侵捷克那样的来自外部的入侵。对现存模式进行民主变革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从未提及通过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通过以某种民主社会主义去替代它的方法来消灭这一模式。这样，从一开始就严格地确定进行变革的范围。
要证明这一论点，首先要调查波兰事件的根源，分析它的直接原因，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及其后果，最后还要从“波兰教训”中得出一些对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结论。在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面前都还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着手分析的时候，向我们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给制度带来灾难的，带来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事件偏偏发生在波兰这样一个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潜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里，而不是发生在这个集团的其他国家呢？虽然这些国家也有它们的困难。经济危机在东方和西方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表现。但是在东方国家中，这一危机只在波兰引起了灾难。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可能有一系列附加因素使波兰事件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不确定这些因素就无从对这些事件进行合情合理的分析。所以，必须从分析引起这些事件的遗传性综合症着手，这不是为了满足历史学者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能够对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离开它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土壤去看当前的事件，它们就会成为不可捉摸的，抽象的东西。
二、波兰事件综合症的起源
谈到1980年8月波兰事件时，如果我们不想脱离社会进程，不想抽象地去研究的话，那就要探讨一下波兰那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动向，注意它们在时间上的发展，要研究历史，预示未来。要分析当时的形势，就要考虑大量的因素。但在这一篇短评中，要把所有因素都摆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选择了作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我们将集中精力进一步论证这几个方面，以便能够分析事实，得出结论，指导行动。不用说，这种选择本身是有主观因素的，因为它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出发点——尽管这个出发点是他分析这个问题时得出的最后结果——，取决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同它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和作者的一般知识及具体知识，等等。在选择各种因素时，这种主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要研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必须说明这一点，以便让读者有一个思想准备，能够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这里要提出来的论断，也希望读者去探索是否可能有别的解决方法。
在以后几节中，我将探讨一下三条“大罪”。我认为这三条“大罪”导致了波兰事件的发生。要弄清波兰目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需了解这三条“大罪”。现在我把这三条“大罪”罗列如下，并对每条罪状都分小段加以说明。
第一条，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之主、客观条件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原罪。
第二条，是不顾社会心理状况，企图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条，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的党异化的一切行动。
第一条罪状
如果不从头开始分析，不从以武力（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波兰领土上驻扎着的红军）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一个尚不具备客观条件，而且当时对这种政策极为反感的社会这一原罪开始分析，那就不可能理解波兰事件，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整个制度突然出现了裂缝，不可能理解为什么爆发出仇恨，为什么一个拥有300万成员的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盖莱克曾自豪地说：“有300万党员”，但正是他的政策对摧毁党，使党成为一种类似战前同政府共事的合作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富于战斗性的反共潮流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
战前，波兰是一个农业人口占75%，工人阶级只占全国人口12%的穷国，战争中又遭受了几乎是全面的破坏。这个国家3，600万人口中，有600万被纳粹分子杀害了。老一代的劳动阶级几乎全部被消灭了。
由于波兰的社会结构（农民占压倒多数）、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思想、历来体现为反抗俄国的压迫的爱国主义和广泛的社会集团反对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原因，这个国家对社会主义改革——这些改革毫无问题都是俄国送来的礼物——采取了一种拒绝态度。事情非常清楚，1946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制度问题（要回答三次“是”），结果却是断然否定的回答。于是，“大屠杀”浪潮席卷全国，其中最残暴的就是1946年在凯尔采发生的屠杀。中世纪的残暴行为也莫过于此（用石头硬是把人砸死）。尽管如此，在历史教科书中，连一句话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个大屠杀浪潮并不是纳粹分子反犹运动的继续，而是对犹太人的一种复仇行为，人们把犹太人同新制度等同起来。从此，一场真正的内战爆发了，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反对反动集团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1947年，是由流亡在伦敦的政府领导的。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波兰人不赞同（葛兰西把“赞同”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甚至是反对改变制度。
说句不言而喻的话，在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尽管这样做的那些共产党都引证马列主义。现在还是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不言而喻的话，因为至今人们还在违背这一原理，还把它置之于脑后。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愚眯，就是出于以革命的假面具伪装起来的机会主义。我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2]一书中（1982年将于维也纳出版）已经谈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占用更多的篇幅了。
这里只提一点就够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客观条件是限定得很严格的，并且清楚地表示，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衰老陈腐的东西”就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他在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多次重复过这种思想。这是马克思的成熟时期的著作。可惜，由于这部著作到1932年才问世，列宁和革命前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这部著作都一无所知。在这一著作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提到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如下几项条件：1.具备可以立即进行财富分配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2.工人阶级具有能够领导现代工业的文化水平；3.社会主义在最主要的国家里同时获得胜利。
马克思强调革命客观条件的重要性，而以后，葛兰西则利用苏联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关于赞同的理论，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观条件的理论：没有社会的赞同，革命是搞不成功的，更不能实现在道义和政治方面起领导作用（不是通过暴力强加的）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得到这种赞同，就必须做思想工作。所以，葛兰西在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中认为，知识分子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战后的波兰既缺少客观条件，也没有主观条件。当在波兰进行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时，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种情况吗？有些人不但知道，而且还明确地提醒过人们，以强制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一个不具备条件的国家是错误的。我要引用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话，他是1937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大规模屠杀的波兰共产党人中的幸存者，是当时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剩下的最后一名委员。他之所以能够免于一死，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波兰当局发了“慈悲”，只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人就是兰普。他是波兰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1943年，由于心脏病猝发死于莫斯科。他在去世以前，写好了一篇关于波兰未来的论文提纲，了解内情的人称它为《兰普的政治遗嘱》。这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至今尚未发表（除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文本以外），而且还是作为“秘密文件”封存在党的档案里。这是很有意义，很能说明当前状况的特点的。在这方面，“革新”工作什么也没有改变，有些事人们是不该知道的。
现在我把对我们关系较大的几点摘录如下。
这份文件是以一种悲观的语调来分析战争后期波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开始，并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在波兰不能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提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它应以民主的方式重建被破坏了的国家（手稿第9-10页）。
“3.一旦重新获得独立，波兰立即面临重建国家的道路问题。
“我们的立场是：
“（1）资本主义经济会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外国资本剥削的场所，并会使我们的独立成为一种虚构的东西……这就是波兰的落后和不强大。
“（2）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应是一条超越波兰现状的道路。由于德国人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给波兰造成了巨大损失，波兰需要的不是内战，而是共同奋斗……重建国家。1917年俄国的道路不是波兰1943年要走的道路。
“（3）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抄袭东方或西方的模式。要保护波兰不受投机分子的打击，不让别人从外部把一种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或经济制度（外国资本的统治）强加于它，不要为别人的利益而发动一场内战。振兴国家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地确立自己发展的道路。”（着重点是本书作者用的）
兰普表示反对对波兰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见第3 页）：
“任何外来干涉都将在波兰引起强大的抵抗和斗争，这就会导致永久性的干涉。由于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很微小的，这种状况对苏联以及对波兰的正常的进步发展都是极不可取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波兰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常识来看，事情是如此清楚，那么为什么还决定在违背波兰社会的意志和在波兰社会反对的清况下，通过暴力硬把社会主义塞进波兰呢？
按我的看法，有两个原因：
第一，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没有波兰这条“走廊”，就根本不能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维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把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西方去。这在雅尔塔协定上是确定下来了的东西。波兰的政治地理格局再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有明显的禁忌征象，但决定波兰共产党员对这一解决方式还是采取了积极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即“政权不能归还”论，就是说，红军占领的土地是不能归还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奥地利，那是国际协定决定的）。
已不用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立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重要的不是政权在一个国家能否“站住脚”，而是在这个国家实行机构改革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也不应过早地进行，即使是通过国家内部的力量，也不应进行。这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吸取——尽管在口头都说吸取了——的严重教训。各种战略考虑（世界重要地区的基地）以及内部急不可待地要进行革命的心情都对许多已发生的具体事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内部因素，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想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或者说，建立挂上马列主义招牌的专政制度），以便能更好地操纵和管理国家。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大国政策的军事和战略依据。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是一个具体的、在当前形势下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时，就不能轻率地轻视这种军事和战略依据，因为不管对苏联有多少歪曲，苏联毕竟是社会主义利益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于是国家利益同理论根据——二者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就被混同起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在对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较小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利益业要保护的。可是每当争取到某个国家的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后，便在违背常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很快就会蜕化并败坏共产主义声誉、乃至成为它的累赘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必要吗？尽管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我提出柬埔寨的例子，因为这里的批评不单单适用于苏联。所涉及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些性急的人，也还有一些国家革命力量的代表人物，当别人向他们提出，由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而需要革命耐心时，他们就会咬牙切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只是夺取政权问题，还包括以后的发展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光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制度的形象就足以使社会转过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帮助这些人懂得，以专政的方式管理国家固然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不容易使群众参与管理国家，这非但不能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早日实现，反而是远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就要建议所有正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政党，仔细研究一下“波兰的教训”。考虑到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更要向拉丁美洲的革命政党提出这一点来。
在波兰，这条原罪带来了一些什么后果呢？我仅提一下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后果，不打算详细去谈它们。
首先，造成了人民和纳粹占领时期组织起来的地下人民军的敌意，爆发了在兰普预料之中的内战。在这场战争中，死了一万多名党员，以及许多组成各个“集团”的波兰老百姓，其数字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无需指出这些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应了。正如其他一切内战一样，双方都有过残暴的行动，有的是闻所未闻的，然而是明确无疑的。1956年10月反斯大林的骚乱给战后的波兰带来了真正的革新，在这以前，国家军和农民营里那些反对过纳粹的抵抗运动的成员成了镇压的对象。许多载入史册的战斗英雄都被关进监狱。只有共产党在被占领时期创建的人民军成员未受到镇压，但他们的人数远不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所领导的军队。
其次，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广大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同新政权分手了，结果，知识分子拒绝同“政府合作”，因为人们把新政权看成是与己无关的苏联的代表机构。于是他们只从事一些重建国家的活动，做一些能维持生存的活动。他们是严格地遵守这一规矩，否则就会在社会上受到排斥。甚至连给一家不属于党的，但同政权有某些联系的杂志撰写文章都被看作是一种合作行动。只有战前就同左翼有过联系的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愿意进行这种合作。凭战后的头几年在《现代思想》杂志当编辑的亲身经历。我是了解这一点的。拒绝给某一家杂志投稿，这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拒绝在政府机构里工作，这确实是个真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求助于那些愿意合作的人了，而这些人首先就是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机构“犹太化”了，这又带来了以后的敌意，而且演变成了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反映到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来。在那个时期，鉴于知识分子的抵制，也只好另招人员，因为总得要组织国家机构。可是纳粹占领时期犹太血统的波兰公民死了300多万人，又从哪里冒出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呢？一部分是战时在苏联受到庇护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就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更加深了社会的异化，为那种认为新政权是一种外来货的理论提供了补充根据，这个根据有点类似战前的反对“犹太公社”之类的口号。
第三，社会的政治异化的必然结果，是党在社会上孤立了，它只好靠官僚机关和镇压机关——主要是公安部门——来行使自己的职能了。一个政党在社会上得不到支持，就必然要采取专政的手段和求助于暴力，这就需要一个相应的机关。因而就走上了与社会异化的“官僚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主观上的有意歪曲，而是形势的需要。
第二条罪状
既然犯了原罪，在没有获得社会赞同的情况下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如果政治上明智些，就要改正这一错误，争取在事后获得这种赞同，把公民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在实践中使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教育出宣传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这个原则在波兰，人们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是只是犹姐对待宗教仪式一样对待它。实际上，所干的事情好象就是要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这里有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要提到的是无视社会心理学的提示。出现上述情况时，社会心理学要求考虑到全体居民——行为对象——的社会特点（埃里希·弗洛姆的理论说：社会特点应是社会教育传给个人的、在各种情况下决定其行动的态度的总和）。但是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至今还是一个禁区。马克思主义者被经济学弄得眼花缭乱，把它看成是分析社会的决定因素，因而在他们的分析中，宏观结构的作用绝对化了，把整个社会的进程局限于社会的经济方面去了，结果，个人和社会的心理因素从他们的视野消失了。（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消灭了个人的作用，用社会各阶级的作用取而代之，这是最明显不过的蠢事，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早已阐明的原理的。）恩格斯对这种“经济主义”的歪曲提出过抗议，特别是在他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里，马克思用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回敬他的那些青年信徒们中间出现的类似的倾向。但是，这个“疾病”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原因，第一是常常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外衣伪装起来的庸俗的无知；第二也是对战后波兰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就是盲目信仰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是可行的（尽管遇到日益明显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总是力图视而不见的困难），但是在象波兰这样的另一种文化环境里，这种模式就完全不灵了。
在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波兰事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主角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德国人或捷克人，而恰恰是波兰人。如果不顾历史形成的波兰人的社会特点，一味把眼睛盯在宏观结构，盯在必须忠实地模仿的所谓完美的模式上，如果以这种方式对待波兰人，何况是拒绝这种“新现实”的不服帖的波兰人，那么这就必然引起他们的对抗和造反。人们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这种做法有时落后到了令人感到羞耻的程度，甚至在那些共产主义忠诚“信徒”的波兰人中也引起抵制，当然，这种抵制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最后，大家还是向斯大林时期那种环境的压力低头了，这种压力只能被看作是愚昧和对模式效力的迷信。
要想抵销这一局面的消极作用，应从那里下手呢？首先，应分析波兰人的不同之处和他们的社会特点，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现状，而不要把各种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都拉平。
在这个方面我们又遇到了大量变化着的情况和因素，不过，还是让我们比较具体地来研究一下吧！让我们来看看，在波兰历史中容易识别的，而且对在波兰教育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作成败必定会有影响的社会心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我们可以指出一系列因素，它们在整个社会上都起着作用，尽管在每个波兰人身上体现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大些，有的小些。
首先，我要强调爱国主义的作用。在争取民族生存和独立，反对压迫者和占领者的一个半世纪（只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时间有过独立）的斗争中，这种爱国主义在波兰人身上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特色。每一代人都曾为这个崇高的价值观念流过鲜血，每个波兰人都是准备为祖国而战斗，为祖国而献身的潜在的造反者。谁都不会奇怪，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有时会演变成为民族主义，因为人们认为祖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总是好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想在波兰做成一件事，就不要伤害波兰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人犹如陶瓷店里的大象，活动余地有限，因为国际主义很容易同世界主义混同起来，又因为“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一口号（它违反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著名论断），虽然在某一个时期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容易蜕化成否定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尽管人们总是口口声声地声明说，并不会否定）。斯大林时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令人痛心的事就是：对波兰来说，苏联是俄国的继续，但对于普通波兰老百姓来说，苏联就是俄国。
其次，要注意到波兰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这同前面所讲的有密切的联系。正如多少世纪以来（其中有过一段时期，波兰人是侵略者）共同生活中非常不平静的邻居的关系一样，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受这种历史的支配。波兰有一个半世纪是被瓜分的，这是波兰受俄国的民族压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不断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时期，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平均每一代人都举行过一次起义。波兰的大部分古典文学和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歌都凝聚着对俄国压迫者的仇恨。现在，在学校里就讲授这种文学，因为不可能把古典作家从教学大纲中抽出去。所以我至少是厌恶从俄国来的社会主义。有一件事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红军把波兰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可以用来改变波兰人态度的一张王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既没有足够的常识，也没有照顾别人情绪的精神，再加上影响相互关系的不仅仅有老账：波兰人还要强忍丢失它东部的领土，强忍把700万波兰人迁移到西部领土上去，特别是要强忍丢失利沃夫和维尔诺这两个几世纪以来就是波兰人居住的城市。许多人至今还接受不了这一点。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有人怀疑在卡廷屠杀战争中被俘的波兰军官一事就是俄国人干的。不仅仅是被害者的家属，而且还有公众舆论，永远也不会宽恕此事。
第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性格中，常常产生无政府状态的那种个人主义在起作用。无疑这曾是波兰没落的“贵族民主”的继续，这种“贵族民主”之所以能长期产生影响，是由于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存在着某些封建残余。然而，这种态度的直接原因是同否定和反对这个政府有联系的，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这是一个外来的、压迫人的和受人憎恨的政府。在否定这种政府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否定了与其相联系的社会纪律。
第四，波兰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同天主教的深刻联系，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宗教感情，而且也由于在国家被肢解时，教会在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中起了作用，那时的教会是波兰的一种“地下政府”。因此，教会的特殊威信和社会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威信和地位面前，“战斗的无神论者”所采取的落后的手段就失去任何作用了。
第五，由于波兰同天主教教会的联系，由于为数众多的波兰人因为政治原因侨居西方国家，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波兰的历史和文化，波兰是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这就使波兰在文化上同来自东方的影响相对立。我们都知道，古老的世界分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延帝国，这种划分直到今天，对各种社会制度仍然有影响。
第六，渊源于封建、贵族社会的道德标准，首先是荣誉感，对波兰民族有广泛的影响。这种道德标准的象征就是索莫斯西埃拉山的冲杀、1831年和1863年的民族起义、攻克卡西诺山的战斗、列宁诺战役（现在对这一战役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波兰人的“狂热”保持着谨慎的沉默）、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从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来看，这些犹太人是波兰人）和华沙起义。如果我们不理解什么是波兰人心目中的“民族荣誉”，就无法理解这种“狂热”。但是，为什么今天还保持着古老的贵族社会道德标准呢？哈拉辛斯基在研究战后雅盖隆大学的学生时证明，工农出身的青年学生（往往都是党员）接受和继承了波兰这所最保守、最贵族化的大学的人格标准和价值观念，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波兰知识界在国家被瓜分的黑暗时代，在争取民族、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生存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而取得的地位所决定的。无论是波兰的知识界还是教士阶层都出身于贵族家庭。即使他们是进步运动甚至革命运动的喉舌，他们的道德标准始终是贵族的道德标准，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荣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能了解波兰，谁反对上述道德标准，谁就同波兰格格不入。
我们已经谈到了波兰人的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谈到他们历史上对英雄主义和起义习以为常和在严肃的冲突时刻就轻易动武。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况和前面讲的情况结合起来看，就不会有人对标志着人民波兰历史的如此频繁的突发事件——流了不少血的事件——感到奇怪，冲突是潜伏着的，而且常常表现为公开的斗争，使波兰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这方面都最为突出。其原因毫无疑问就是我已经介绍过的那种“波兰综合症”，同时也是统治者和他们的主子的愚蠢（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他们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或者是把这种情况看得太抽象了，因而低估了它。
1980年8 月，政权第一次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而就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是，过去的错误仍然在起作用，局势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上危险地摇摆着。在这种无政府状态背后又隐约可见血淋淋的幽灵。如果这个幽灵变为现实，那么这将不仅仅是由于用暴力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一个不想要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一不幸的事实（当我们说国家时，也指这个国家的劳动群众，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也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也是由于不考虑波兰人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不能忽视的民族特点这种错误做法。
不但是苏联，而且首先是波兰共产党人应对这项政策负责，因为波兰共产党人应该更好地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并且表示“不去理睬它”。这项政策导致出现仇视现制度的周期性骚乱。我们再说一遍，这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劳动群众仇视整个社会主义，因为可以肯定，他们不想让地主和工厂主卷土重来。这项政策也是形成更深刻的、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现象的原因，即：社会的畸形和社会道德败坏，以及由此而来的畸形的、退化的社会特点。我在前面已讲了这一点。
目前在波兰局势起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和由它引起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的政治和社会规模决定了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危机——而且还有道德危机。从外部来看，这种危机好象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似乎是民族自杀。人民不愿工作，不愿意承认限制消费的经济必要性，不愿意承认为了把社会这辆车推出泥坑而需要工作。现在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迹象，特别是人们明显地不愿意进行高效率的工作。由于存在着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某些国际上的需要，这种状况就威胁到前一阶段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和社会成果，因为一旦需要，就会用武力来结束这种状态。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甚至威胁着民族生存的局面还继续存在。为什么呢？其原因无疑是同波兰的特殊“综合症”和波兰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倾向有联系的。毕乌苏茨基元帅（在波兰他今天被推崇为爱国主义的象征和波兰争取独立的代表）已说到过这一点。他在二十年代曾向波兰人民讲了一些不大礼貌的话，直截了当地赞扬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就算这是个真理，人民波兰仍然大大促进了波兰社会特点中消极因素的发展，这恰恰是由于它搞了一些不符合人们心理的活动。
只有缺少见解的民族主义者才会否认目前在波兰社会特点中有如此“美好”的特点，如酗酒、盗窃和损坏社会财产、互相欺诈、追求消费品、为了一点小利而出卖自己（甚至当情报机构的密探），毫无利害关系的妒忌（这是社会异化的迹象），等等。谈这些情况是很痛心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波兰人，更是如此，但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产生这些弊病的间接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但是它们的直接原因，我们在近35年的历史中就可以找到。有些恶习在国家被占领的那些黑暗岁月中，就已经有萌芽了，但是这些恶习之所以象杂草一样在人民波兰蔓延开来，是由于在这个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可以通过揭露战后波兰当局（它甚至助长了那些倾向）的活动来详尽地证实这一点。但是重要的是强调下面一点，即由于在行动中违背了波兰的特点，违背了社会所承认的道德标准，就助长了从政治和社会异化中产生出来的玩世不恭和无政府主义。最危险的是，这首先威胁着青年一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会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说还是有一些真正爱国的波兰人，其中也有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我首先来回答这种指责：他们所说的无疑是事实，而且把坏事绝对化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使那些决定全局的、把我们推向灾难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是有道理的。
第三条罪状
要实现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设想，就必须有一个政党。这个党应该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应把有共同信仰的、准备为实现这个信仰而斗争的人联合起来。党和它的思想体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后，就开始建立了一些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最初是一个国际性的党，后来又出现了各国的党。党的建设朝着列宁所要求的“新型”党的方向发展，这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成熟。从它本身的形成过程客观上应该起的作用来看，革命党是革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无论在夺取政权时期，还是在夺得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如此。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其他政党时，这个革命政党仍然保持着这种领导作用，其方式是：当其他政党代表反社会主义力量，革命政党就要同它们进行斗争，而当它们那怕是暂时接受革命政党的目标，革命政党就要同它们结成联盟。由于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具有更为成熟的理论和觉悟，它总是能够更好地捍卫这些目标。情况至少应该如此。当实行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或事实上的一党制时，当存在其他从属于执政党的政党，而根据法律，这个执政党是不能失掉权力时，上述情况就明显了。
请读者原谅我讲了这么多众所周知的关于党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大道理。我唯一的意图是想进一步证明这样的论点：要是没有一个对整个社会（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使领导职能的强大的党，那么，“现实社会主义”这种一党制制度（至少事实上是一党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超越细微的界限，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专制制度，然而，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制度的一种需要：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作用，这种局势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党的这种领导作用是至高无上的，应该十分珍惜它。更何况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社会赞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社会共同意愿的基础上，而是依靠（不管人们是否乐意）党的这种领导力量。我再提一个看法，它虽然是陈旧的，但为了避免误解还是有必要提出来，那就是：加强这样领导力量，并不意味着只发展镇压机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而很遗憾的是，这种机器是必不可少的），而是首先意味着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将那些信仰坚定的，忠于职守的、“廉洁”的人输送到党的干部队伍里去，他们能够行使葛兰西所主张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实行纯粹行政上的强迫命令。
我之所以讲这些情况——再次请原谅我又说了这些尽人皆知的道理——只是为了进一步强调第三条罪状的重要性，正是这条罪状影响了人民波兰的发展，成了造成波兰社会主义当前危机的重要原因。削弱党及其领导作用，从而砍掉社会主义支柱的作法就是一例。请不要误解，这不是说，作为党的“武装臂膀”的镇压机关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它发展得过了头了，发展到了被置于党之上，开始成为一种危险，而是说党本身被毁灭了。在这方面，自发发展的客观因素固然在起作用，但主观因素也在起作用，因为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意识地毁灭着党最坚定的干部，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
与党的不可避免的群众化分不开的客观因素是，为数不多的党的“精华”（由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和沦陷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波兰工人党剩下的党员组成了核心）被淹没在成百万党员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党要在全国各方面发挥自已的作用，就需要发展党员。这些新党员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下面我将讲它）而入党的，但是一般说来，他们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他们特有的各种偏见和陈规（追求消费品，信仰宗教，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等等）带进党来。由于害怕，他们可以把这些特点伪装起来，但还是潜在的， 一旦有机会，就会明显地爆发出来，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尤其是这样。一开始所有这些党员还是党的“基础”，由于在党内和政府内不得不进行晋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就占据了领导职务。于是发生了一种使人迷惑不解的社会和心理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老党被新党“吞噬”了，在思想上格格不入的老干部被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清除了，同时，原来的思想变成了一种“教义”。为了证明运动的连续性和给予它以感人的魅力，就需要这种“教义”。
人们也观察到，原来的思想实际上被一种新的思想所替代，这种新思想往往同原来的思想发生明显的矛盾，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方面。这个问题，我已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在这里，我只把问题指出来，作为后面研究问题的序言。有一点我还必须指出，即：小资产阶级出身当然不会使任何人丧失信誉，也不排除从这种出身的人当中会产生出极为重要的人物。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包含着某种危险，只有从思想上巩固党，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所依靠，才能抵消这种危险。不这样做，或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行动，那就要犯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罪状。
这个进程就是以典型的错误开始的。无疑，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以后，就可以分配有许多特权和吸引人的职位，因而就会有一批贪图安逸的机会主义分子涌进党内来，对此党应作好准备。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尚处于地下状态的敌对组织想打入执政党的危险（特别是战后波兰的那种局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措施应是停止吸收新党员，或至少是用严格控制的办法使入党更加难。可是波兰在那个时期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党不仅敞开大门，而且着手名副其实地“网罗”新党员。其原因不仅是要填满国内许多空缺，而且首先是要同另一个工人党——波兰社会党竞争，这个党在战前的政治履历是不同的，它没有背上同苏联合作的包袱，这使它得到公众舆论的好评。这两个党不仅用高升和好的职位来吸引新党员，而且也采取了粗暴强制的手段。这是用不可靠的分子充塞两个党的捷径。在两个党统一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时候，这样“网罗”来的党员就加在一起。
统一后的新党遇到了人民波兰诞生时遇到的问题，就是在社会反对的情况下，如何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统治者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是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使用暴力了。然而，暴力也需要有组织，不管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隶属于党的镇压机关里都是这样。这种组织需要有合适的人员。于是出现了官僚阶层——政府的官僚阶层，这不仅指在这些每个体系必须有的机构里工作的官员，而且也意味着这种官僚阶层开始统治社会和统治党。这就产生了官僚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波兰走过的道路。当时认为有必要拥有这样的机构，而且有现成的模式可抄。这可不是一般的什么机构，而是服从上级命令的、“忠实可靠”的机构。
一开始，在党的机构中，老的和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占优势，那是真正忠实可靠的机构。但是，随着需要日益增加，必须吸收大批新人入党。这不是说他们之中就没有忠诚的、有信念的人，但是也有许多另外一种人。正如那个模式所教导的那样，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就越来越想利用各种特权、特别是物质利益来收买一批人，建立一支禁军。在一个许多产品都缺乏的、在其他方面又有种种限制（例如到外国去旅行）的国家里，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那里存在着用各种权利和物质利益收买一批人的广泛可能性。其结果就是建立起了一整套腐化公民的体系，在这些公民中，既有享受这些特权的人，也有谴责和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都可以为自己受贿找到理由，特别是在波兰这样一个国家里，在被占领时期他们所学到的是：盗窃和诈骗有损于占领者，因此，实际上是为祖国立功。败坏道德的土壤在某种程度上在那时就已准备好了，但是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风气，而且这种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风气在党内甚至在上层，特别是在农村，也滋长起来了。波兰农村，这种风气的毒素还原封未动，而且情况非常严重。至于禁军的雇佣兵，他们的“忠心”总是随着他们主子权力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危机的时刻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在1970年、1976年和1980年，我们就目击了这种情况。严重危机一出现，党就消失了。禁军又有何用呢？
当官僚集团（中央委员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投投票、表示“一致”通过而已）在党内掌权，而同时又受政治局或政治局里以第一书记为首的更为狭小的圈子领导时，就一定会出现种种“个人崇拜”。有利害关系的官僚集团都在各级搞个人崇拜，首先是搞对第一书记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内大大小小的个人崇拜不会是无私的，恰恰相反，崇拜的目的是权力，是地位，或者仅仅是物质利益。于是各种各样的帮派和秘密组织就盛行起来了。到了1956年，它们甚至拥有一些思想基础（纳托林小组的新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是反对1956年10月路线的和普瓦夫斯卡街小组的“改革派”），出现了大老爷们的“朝廷”，每一个“朝廷”都有自已的常客。党的“基层”只能沉默，因为官僚集团和“最高领导”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不顺从的人”会被扣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一脚踢开。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甚至中央委员会对此都不航声。剩下的就是最高领导集团，它在官僚阶层的帮助下，不受任何监督地在实际上建立独裁政权。由于虚假的党内民主，领导的更换只有通过“宫廷政变”才有可能实现，“宫廷政变”彻底摧毁了党员群众的士气。何况新领导一上台总是不厌其烦地谴责前任者及其全部政策，尽管这个政策不久前还被认为是党的“智慧的顶峰”。就是现在谴责这一政策的那些人那时也是赞同这一政策的。
这就勾划出了波兰党的情况，也勾划出了摧毁这个党的不同形式。这还绝不是我们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所能观察到的最坏情况。在波兰，政治局就从来不是由第一书记的亲属组成的，也没有搞过象布拉格，布达佩斯或索非亚在政治审讯中采用过的那种恐怖手段。就连党的领导和党员也都被传染上了的波兰“特殊综合症”，使波兰没有出现上述情况。但是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特别是思想方面的因素（如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引起了社会和党的老骨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抗议。虽然1956年10月的路线所剩无几，但党的老骨干还是很珍视这条路线的。因此为了完成党的异化进程，应该摆脱这些老党员，“清洗”共产党。1968年3月的事件是一个里程碑，接着又是一场以1970年12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结束的政治进程。宫廷政变实现了，“清洗”党的运动（也许是最重要的目标）也实现了。
我们说过1968年3月是波兰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进程的顶点，这一进程把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引起了波兰社会主义的目前危机，从而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不分析1968年事件，就无法理解波兰当前发生的事件。我甚至要进一步说：目前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1968年，如果不暴露这些根源，不克服其后果，那么就不能克服目前党的危机。那个事件的制造者和参加者为什么守口如瓶呢？这是很明白的，因为一旦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对其中某些继续在波兰政局中把水搅混的人来说（有些还是职位很高的人）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死亡。但是为什么那些无意掩盖事实真相的作者、特别是外国作者没有看到这种联系并把它公布于众呢？也许是他们不了解波兰及其各种深刻的思潮吧。
我们想简要地分析一下波兰1968年3月事件。事件本身大家是知道的，就是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巴黎的5月和布拉格的8月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警察挑起的（细节并不重要），学生闹事成为在党内搞残酷的、公开的种族主义行动的借口。挑衅活动是笨拙的，明目张胆的。但是，为什么明知这种行动要在道义上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进行呢？
第一，用暴力解决“布拉格之春”引起的危机，这是战略上的考虑。但是波兰犹如一个屏障，阻碍着这一战略考虑的实现，因此，必须扫清这屏障。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而人们在自己的分析中不提这一原因，这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事件真相。因为显而易见，在波兰这样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苏联明确的许可，是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的。不理解这一点，就是对“集团”的内部关系一无所知，也不了解那些负责人的情况。用战略观点来考虑捷克事件的时候，应该确实注意在波兰知识界，特别是在学生中间存在着一种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得到多大的响应，但是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如果出现保卫“布拉格之春”的捷-波联盟，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及时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以防万一。
第二，纳托林小组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普瓦夫斯卡大街的改革派[3]之间的争斗已进入最后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政策是与国内政策相联系的）。早在1956年10月以前，即在波兰社会主义开始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真正革新运动时，冲突就开始了。这个革新运动的继承者就是哥穆尔卡。后来他又背离了他自己提出来的路线，但是仍然是纳托林小组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头号人物。支持革新运动的老波兰共产党的骨干（普瓦夫斯卡街小组）就聚集在他的周围。由于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原因，这些骨干中有许多人是犹太血统，这就为那些想消灭普瓦夫斯卡街小组和哥穆尔卡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给他们提供了种族根据，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点。发起了攻击。某些公开反犹太的人就可以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外衣下，隐藏了下来，因为不久前发生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历时六天的战争。当时还不能马上把哥穆尔卡及其合作者清除掉，但是，在政治上，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了，到1970年他们精心策划了沿海地区的悲惨事件，才把他们彻底消灭了。在涉及到“崇高”目的的时候，谁还顾得上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遗憾的是，这个原则也在左右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
第三，为了“崇高”的目的，还有另一个重要论据来证明1968年同普瓦夫斯卡街小组的斗争中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由于党继续与社会疏远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孤立的处境，所以某些人就以为可以试试在“人民”反犹太人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他们确实认为（当时我亲自同许多人的交谈都证实了这点），反犹太人的运动在经济上可能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虽然在党内发动了一场真正可怕的运动，摧毁了党员的道德精神，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命令他们干不道德的事，但是社会并没有上钩。人们猜测到一切问题都来自“那边”。这就足以使真正的反犹主义者都不参加这种无耻的活动。正如一位妇女所说的那样：“正派人想当反犹主义者也当不成啊！”
第四，除了这种“崇高”的目的，还有各种众人皆知的卑劣的动机，那就是党内和政府机构内争权夺利的庸俗斗争。但是，这里也没有获得更大的好处，因为在清除“非雅利安人”后留下的空缺大大少于竞争者的人数。当时在波兰有25，000名犹太人，今天，在不受欢迎的人“迁居”国外后，只剩下5，000人，也就是说，只占人口总数的0.02%， 他们当中多数人是老共产党人，这些人在今后10年或15年内都将难逃自然规律。
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被践踏了。参加这种“行动”的党员的士气低落了，同时，党在社会上丧失了威信，因为社会非常了解事实真相。但是，目的（虽然并非全体党员对党的这种目的都是明确的）已经达到了，即：“清洗”老党员。有一点是公共舆论、甚至许多党员不知道的，那就是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借口下，把一批非犹太人党员清除出政治生活，其人数至少同受到“雅利安人法”之害的人数相等。异化了的党胜利了，再也没有什么障碍阻止将共产党变为同社会主义政府共事的合作集团了。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每当遇到某种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这个党就从政治生活中消失，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具有斗争性的党（在党的机构，甚至安全机构里，大家都有恐惧心理），而是一个在用借款建设“第二个波兰”的狂妄口号下尽情消费的党。
当时就不难预见——而且已经有人预言——这场冒险行动的代价还得由波兰人民来付，因为没有一支以党作为其化身的真正的领导力量，这种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可是，这个党受到破坏，特别是党内的士气和党外对它的信任受到了破坏。这场灾难是多年来酝酿起来的。如果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是1968年事件，那么它的总原因，就应该到更早些时候在各国共产党内广为流传的、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污蔑和诬告）摧毁对手的习惯做法中去找（战前的波兰共产党历史和1948年审判有“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要到这种习惯做法必然产生的无原则活动中去找。既然可以用诬告对手是叛徒、间谍， 把他消灭掉，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控告对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消灭对手呢？是“老党”自己造成了自己的这种结局，而“新党”既是情势发展的结果，也是“老党”的传统和活动的产物。所以党的灾难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不使党健全起来，就不能改变波兰的政治、社会现状。外来的武装干涉只能使这种局势恶化。最近一年来在这方面人们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
第五，党内的“造反”不亚于社会上的造反。在党内也在寻求通向民主的道路，以限制国家的权力，监督“最高领导”，防止出现帮派等。所有这一切是很有希望的，特别是因为有些党员对党内发生过的事真正感到惭愧，并且要求在制度上保证这类事情不再发生。但是，在这种革新运动中也有许多天真的东西和不了解造成坏事的种种原因，人们不懂得原因不在于人而在于“模式”本身。把所有罪过都归因于“崇拜”，把一切行动只限于寻找“小偷”，那就只能进一步掩盖这种制度的根本错误，而这些错误必将导致重新出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然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大会的辩论和大会的结果对革新来说可能——我重复一遍，可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种革新无论对党和社会来说都是很必要的。
代表大会有许多被疏忽的地方，其中有一个疏忽，我们要公开进行谴责，因为这一疏忽如果不是由于有意识地控制的话（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参加大会的代表不怎么愿意服从领导机关的命令），那就是证明党在1968年染上的“疾病”仍然存在。对各种失误提出批评的2，0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谴责1968年事件，尽管当时人们对这个事件谈论得很多，同时波兰科学院和各大学就这个问题宣布了一些义正词严的决议，其中有许多在报纸上发表了。党是否还象1968年那样充当“先锋”？如果是的话，那么党还在患病。在革新问题上唱了那么多高调，而1968年的受害者，一个也没有给平反，更何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被开除和解除工作的老党员，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恰恰是现在，在“革新”的时期，批准了“格伦瓦尔德”[4]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个组织的活动同战前的民族激进党的活动何等相似），难道这是正常的吗？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能不能说社会主义同雅利安人法继续共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无力进行真正革新的病态的党，危机将继续下去。
第九次代表大会除了这种明显的疏忽之外，在这种“革新”工作中还有另一个很大的疏忽，使人们对“革新”产生怀疑。这一疏忽就是党的机关，首先是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关原封未动，甚至可以说，如果用革新的思想和目标来衡量的话，这一机关变得更坏了。了解党的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人是知道这个机器所起的作用的，特别是由于“地震”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是大政方针方面的新手。从中可以看出，暂时披着羊皮的机关，其权力将比过去更为加大了。过去这样的机关会使领导人的决定带上“缓和”的色彩，这是我亲眼看到过的。党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机关，因为党是制订政策和贯彻政策的。1968年以后的机关正是那个时期精选出来的，这个机关是不会允许有任何革新的，因为这种革新可能就是它的末日。这种机关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被斯大林主义的野蛮人“强化”了。这些野蛮人由于属于同盖莱克对垒的“朝廷”，被盖莱克排挤掉了，但是他们还是在某个伪装的“地窖”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又卷土重来了，甚至被提拔了。这是为什么呢？试问：这到底是革新呢，还是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
三、波兰危机的主要因素
在本文一开始，我们把波兰的形势称为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垮台，但由于有外部力量的支撑，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能瓦解的。结果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革命危机——老百姓不愿在旧的方式中继续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靠旧的一套继续统治下去——，尚不能过早地断定这一危机的结局是什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次危机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如下四点：
1.经济的崩溃。
2.党的危机。
3.工人阶级转变成为“自为的”阶级，他们要求参与国家的管理。
4.由于对社会缺少“民主教育”而存在着产生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波兰的经济灾难是这次危机最直接、最容易感觉到的因素。国家的外债，连同欠社会主义国家的钱，多达300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的总额就比出口的总收入还多。还有“冻结”在那里的投资。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估计可达400亿美元，这400亿美元也算丧失了。除此之外，还有运输的严重危机，它需要巨大的投资，这在当前也是不可能解决的；由于缺少零备件和进口原料，生产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即使是象煤炭这样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产也在下降；在波兰这样一个农业基本上是私人经营的国家里，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食品匮乏，有时已达到引起饥荒的地步；由于缺少产品和通过罢工增加了工资，而市场上又没有充足的商品供应，通货膨胀于是飞速上升；由于滥行开发，环境遭到了破坏，有些地区的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对居民来说，已达危险境地。
这仅仅是粗略地列举了一小部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眼下尚没有解决的办法。要实现各项经济改革计划——就算是订得很好，可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也不能不对他们持怀疑态度——就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多少年之内要勒紧腰带，还要好好干才行。这些都鼓不起老百姓的干劲来。
总之，形势如果不是令人绝望的，也是阴暗的。可是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危机的后果，而是危机的起因。一个矿产和农业资源丰富、有高度文化水平，又有一批象兰格[5]、卡莱斯基[6]这样享有国际威望的经济学家的国家，怎么会使经济走上了破产的境地呢？我不想冒昧去对这一过程作经济上的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是所犯的错误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很明显，这首先是生产资料管理方面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过错。缺乏有力的市场监督，官僚的、集中的计划体系的专断，使得计划上的每一个错误都成为极其巨大的差错。这些错误的间接后果还反映在有合作关系的其它部门。当党的“最高”领导愚蠢地认为它有使国家幸福的“天才的”计划时，灾难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例如盖莱克要加速建设“第二个波兰”的狂妄计划，这一计划不仅使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卡托维茨冶金企业就是一例），而且是当前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那为什么专家们没有纠正这些错误呢？首先，因为不听这些专家的话，不仅不听他们的话，而且也不听任何一个人的话（我曾有机会就近观察过兰格和卡莱斯基的命运），当第一号人物坚持某种想法时，专家们的意见就不算回事了。在官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和常理是得不到好评的东西。其次，大部分专家不可能表示他们的反对意见，而只是按照这个国家内盛行的宫廷习惯，自觉地鼓掌表示赞成头号人物的种种想法。在清算盖莱克及其抬轿子的人的责任时，也确实应当清算盖莱克周围的教授的责任（特别是计划委员会里那些教授的责任），这些人明知他们那样做会给国家带来不幸，但还是“主子”喜欢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结论很简单：我们还有一个制度上的错误，就是缺乏市场控制和缺乏民主，这一切又不仅仅是生产部门中的工人自治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必须涉及全国和一切合作环节，这可不是那种极为狭隘的自治能够解决得了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改革，如果不把深刻改革整个制度的社会及政治基础作为出发点，就只能是不完全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成效。
我们也应该问一下，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制度上的错误。在经济上也引起了混乱，但为什么只在波兰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呢？在这里，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仅仅波兰才有的、令人遗憾的因素，那就是波兰人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在讲德语的一些国家里，人们把一些事情进展的不佳称之为“波兰经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根本不是说波兰没有杰出的经济理论专家和好的管理人才。但遗憾的是，作为整个民族，它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波兰有一句俗话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句俗话说，只要能保持老爷的气派，最后一件衣衫也要当掉。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实证主义运动就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不过它的思想是很勉强被接受的。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不懂得管理，他们把祖先的遗产输个精光，这种典范是有其贵族根源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这些典范（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波兰能够长久存在。了解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盖莱克及其同伙放肆地、狂妄地要建设“第二个波兰”的思想，漫不经心地把大量的钱都白白扔掉了。也许，说“冻结”400亿美元的投资可能比建成大规模企业（如卡托维茨冶金企业）好一点这话没有说错吧，因为建设了这些规模大的企业以后，在经济上就永远背上了大包袱，并且给生态平衡带来了灾难。用从外国借来的钱来提高生活水平和鼓励消费也有点大少爷作风。在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疏忽，那就是好象谁也没想过借来的钱既要还本，也要付息呢。所制定的“计划”——当时确有这样的计划——也太天真和不现实了：用借来的钱投资，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西方来还债。这种简单的、符合逻辑的打算有一个缺欠：他们根据什么认为这些产品保证能在西方卖得出去呢？因为危机可能引起市场的紧缩，确实也出现了紧缩。另外，在质量方面，产品也许对付不了西方市场上那么激烈的竞争，这一点也已证实了。整个打算都不符合实际，于是，到了该还债时，波兰就变成了俗话中所说的那个贵族绅士了，因为不善于治家，不得不将自已的房子和土地交给债主。分析波兰经济破产的原因时，还应该补充几件虽小但非常重要的事，如掌权者的愚蠢。这一因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但在官僚的社会主义比在其他制度就更容易、更经常出现。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因素。党内危机及危机的原因和特点，这在前边已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我们就此再说几句，正如我所说的，我觉得这是波兰目前形势的一个根本问题。没有党的领导力量，波兰不可能在现今的形势下生存下去（我仍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因缺乏政治现实主义而成为危险人物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才想变更“模式”），而恰恰是这一领导力量现在瓦解了。为了使党重新获得信任和活动能力，换句话说，为了使党重新成为领导力量，就应当进行深刻的改革。正如过去不太为人知道、对其尊敬不够的葛兰西一直所说的那样，这一领导力量应当是精神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也就是说，应有能力说服群众，让他们信服党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对的。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正相反。对必要的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果，我是抱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模式”的变更，而由于外部的控制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应力图实施这些措施，因为如果不这样去做，我们就将在“发育不全”状态中挣扎以至处于灾难的边缘。为了清楚地知道在这方面必须做些什么，应该对党目前危机的原因提几个为什么？
1.党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虽然也是表面原因——是使党的威信扫地的政策，这一政策把经济引向了深渊，它庇护了党的高层的众所周知的腐败事件和裙带关系。这就使党在社会上的威信一落千丈——长期以来人们就都准备谴责这一点——在党的基层也是威信扫地，基层党员都因参加了党而感到羞耻。成千上万的人把党证退了回去（也有人说是数以十万计，但党的机关是不会泄露这一秘密的）。而最坏的是这件事只是腐败及耻辱海上冰山上的一小部分，那些真正使国家陷于窒息状态的集团，则隐藏在“下面”，隐藏在波兰全国。发生了这些坏事而又显然没有能力消除它，这就动摇了党的基础。
2.由于机会主义分子和思想上的异己分子涌入党内，党员成分也发生了畸形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紧急时刻总是要很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人不仅常常是胆小鬼，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马上从受到风暴威胁的船上逃走，而且也容易腐化堕落，容易成为奴颜婢膝的人，时候一到就会叛变。
我们已经谈过，波兰解放后曾几次“网罗”新党员，收买这些人对他们的“屈服”（更准确一点说是收买他们对任何一个当权的“头头”的俯首贴耳和奴颜婢膝），其结果就是腐蚀了这批不太坚定的人。这样，就培养了一批“禁军”。接着就有1968年臭名昭著的“清洗”运动，将所有的老干部都打了下去，也摧毁了参加打倒老干部的这些人的精神支柱。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说，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有近100 万人（自动或被“清除”）脱党。这100万老党员都被在机会主义和民族狂热浪潮中入党的人所替代了（正如一个上级对我的一位战前就已经是党员现在担任记者工作的朋友所说的那样：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党已经不是你的党了）。有这么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一位女青年大学生哭着去乞求其党组织书记，请求他从党员的花名册中悄悄地把她的名字勾掉。她过去入党是为了保险能升入大学，她现在害怕公开脱党，但留在党内更感到羞耻。对这种“党员”能指望什么呢？这就是使波兰统一工人党走向同政府共事的“合作集团”的道路，这是盖莱克及其同伙们所走的路。我认为，对这一事件所负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远比因为愚蠢而使经济破产的责任要大。
3.恬不知耻的“宫廷政变”对从精神上摧毁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政变要人去谩骂、诽谤过去的领导人，疏远老朋友，陷害忠诚的人。无疑，这些受害者受了苦。从我个人经历看，这一情况固然不是快乐的事，但受害最深的还是这些“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自己，因为他们成了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人，而且他们自己也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害怕或者想高升，但他们也确实变成道义上为人所不齿的人了。众所周知，要在现存的“模式”里改变现领导，只能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党的干部在这种学校里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只有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才甘愿在1968年卑鄙的“清洗”中干出那种事来。这些“干部”在危险时刻消失了，人们也不必抗议，因为这里边有另外的协议：雇佣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在繁荣时期当装饰品，而不是为了在困难时期拿着脑袋去冒风险的。
4.另外一个瓦解党和党的干部的因素就是派别斗争，特别是纳托林集团和普瓦夫集团之间的斗争。除了他们之间有深刻的思想分歧之外，还要加上纳托林集团所夸耀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马列主义教义所宣扬的党的“团结”是怎么一回事，也能更好地了解当党内已经存在着宗派并且相互进行诽谤和谩骂，同时其中有一派掌握着公安机关和军队时，禁止在党内搞宗派和集团的含义是什么了。这样的“团结”简直是荒唐的。那么，结束这一闹剧，公开把派别亮出来，让它们在党内公开摆出观点来不更好吗？但是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一些由党或政府官方出版机构出版的匿名的讽刺的下流文章，以此来制造混乱和恐怖；但结果是使党陷入当今荒唐的地步，因为人们都知道这种“团结”价值有多少，知道到底是谁在搞这些匿名的行动。
5.然而，党软弱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其错误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基础就是被误解和曲解了的民主集中制，其中任何可能的民主都被排除了，而只留下了集中，这种集中又被理解为中央机关的专政。对于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我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请读者参阅。在此不可能谈及这个问题，因为一谈及这问题就要回顾历史，以便表明列宁在这一事情上的真实态度，那些把斯大林的意见和法典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总是错误地引用列宁的话。但要谈这个问题就会搞乱我们的思路，而如果是在别的地方说的，那就没有必要了。
党的这种体制，取消了民主，而代之以最高一级的专政，其结果是不仅在基层而且也在中央委员会内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沉默，中央委员会永远是一致通过，即使是决议的受害者本人，在表决时也是如此。当教会在战斗和大吵大闹时，在波兰和国外都谈论着“沉默的教会”，但是看来在国外还没有人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党”呢。而这个党却正是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那么，说政治异化不仅限于社会的异化，而且也传到党员身上，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不论我说什么都不会引起重视，而只会给我带来麻烦，那我还说什么呢？那就让“他们”怎么想就怎么做去吧。不用说，这个“他们”就是指党的领导。他们是与党员格格不入的，因此，人们就保持沉默了。
很明显，我们并未列举党的当前危机的所有因素，而且也没有必要都列举出来。因为我认为上述情况已足以使人们了解这一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使人们想象得到要治好这种病应该做些什么了。如果不采取那些必要的措施，那么人们谈论已久的“革新”，只能停留在字面上。遗憾的是，正如同我所说过的一样，一个真正的革新计划是有点不现实的，因为这必然影响“模式”，必然招致外部的反应。但谁知道呢！“情况在变化……”，所以还是应该试一试，因为另一种抉择就是灾难，或者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陷于道德上的蜕化和异化。问题是很多的，“革新”的任务是艰巨和难以实现的：要重建党内民主，赋予“民主集中制”以新的含义；要彻底清除党内的种族主义分子和共产法西斯分子，他们与党是格格不入的；要清理党的机关，要通过严格的轮换制和定期报告其工作等办法限制这些机关的权限；要建立一个只对党代表大会负责的、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会。我重复说一遍：这很可能实现不了，但这对党和国家的生存又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应当设法去实现它。
依我看，当今波兰危机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不管听起来有多么荒谬——就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了，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按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来说，工人阶级已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了。用通常的话说，就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表明他们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意愿）已不愿意让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工人阶级希望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工作。这意味着斯大林的理论最终倒台了。过去，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反斯大林主义分子本人（如卢卡奇）都是赞成斯大林的理论的。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无产阶级的意识（即根据恰当地理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要比无产阶级觉悟（即无产阶级在一特定时刻的实际觉悟）重要得多。但与此同时，这一因素就意味着有一个革命形势，因为群众已不愿意象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自然的。我们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在最广泛含义上的实行自治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迄今，有一部分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声称自己比工人阶级更加洞悉工人阶级应当需要什么。现在，工人阶级找上门来了，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要自己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时，这些“智者”却惊恐万状了，因为这意味着要变更模式，把官僚阶层从权力的宝座上拉下来。对这些“智者”来说，这就是反革命。但是，先生们，这一要求不是反革命，正相反，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是要恢复被官僚主义丑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来面目。当然，在这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也会出现反革命分子，因为在波兰，旧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上的辩护士尚未消亡，几百万波兰侨民及其公开反动的机构在影响着波兰，还有些国家在战争时期就在波兰建立了间谍网。但不能因此而说整个运动是没有道理的。
这场运动是逐渐成熟起来的。我们不要忘记，波兰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有的原来就是农民，有的其父是农民（波兰的老一代工人阶级有的是在战争中死去，有的是其社会地位在战后有所上升，在党内和政府内任职了，与此同时，有600万农民流入城市，这一进程至今还在继续着）。不要忘记，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才担负起他们新的职责，并具有无产阶级的最初的觉悟。1956、1968、1970和1976年的几次爆炸性形势，对这一进程做出了贡献，破坏了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赖，给人们一个实际的教训，即工人阶级要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对党来说是一颗难以吞下的苦药丸，但事实就是如此。工人阶级觉悟成熟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功绩应归于保卫工人委员会，它是在1976年镇压之后出现的。有关保卫工人委员会的议论是不少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果”完全是党和当时最上层的官僚主义的愚蠢和昏庸所造成的。这一愚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把党的领导职能理解为对为争取其权利而斗争的工人阶级使用暴力（很难再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另一方面小看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它不象党那样大意，而是首次到工人阶级中去了。在此之前，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只是大学的一种知识分子运动，工人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几次反对过这种运动（如1968年）。到处在传说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反革命组织，这是明显的无知，它表明有些人不了解波兰的形势（他们认为对“模式”提出疑问就是反革命），也表明另一些人的慌乱（主要是波兰政府），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可以肯定，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中有间谍，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寻找极端主义组织作屏障是间谍工作的老法子。这其中不仅有“敌人”的间谍，也有我们自已情报部门的间谍。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中有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占主导地位的首先还是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混乱的思想，这对当今的波兰形势是十分危险的。此外，由于这一组织中失意的青年太多了，无法严肃地对待它。尽管某些与保卫工人委员会有联系的极端分子的活动在客观上可能朝着反革命的方向发展，但保卫工人委员会肯定不是波兰反革命的巢穴。对此问题大肆渲染，而对有明显共产法西斯特点的组织“格伦瓦尔德”的活动完全持沉默态度，这只能进一步降低党在社会上的威信。
在党明显垮台时，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要求自治愿望日益增长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团结”工会。这个独立于党和政府的工会组织拥有1，000万会员，其中100万是党员。如果考虑到工会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这样一个列宁主义的传统公式和斯大林主义对此的简单化的提法，即工人阶级已需要有一个直接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那么团结工会的出现确实是轰动了全世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也引起了震动，这些国家感到它们的“模式”受到了威胁。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害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目前这一运动还未危及到“模式”的基础。当然，这一局面使得“统治”变得更困难了，因为在政府面前出现了一个很强的有充分权力的对话者。又必须和它进行对话，领导的作用已不能仅仅是下命令而已了。这太好了！这样就找到了一种替代的办法来限制国家机器的专断和解决对机构失去控制的问题，这在正常条件下只有通过政治多元化才能做到，在我国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多元化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之，应把消除老的没有生气的工会看成是波兰社会主义的一个成果，因为那些工会，虽然用了工会这个名字，但并不是阶级的工会，而是奴颜婢膝的工会。
团结工会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定型的组织。它是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的汇合，一直处于分裂的危险之中。而如果出现分裂，团结工会就会在短期内消失。在团结工会内部存在着其政治方向常常是陌生的， 客观上起着挑衅作用的极端主义倾向。当前的经济困难，加上情绪上的激动和政治上的愚蠢的作法，以及一批青年人的冒险（不管这有多么不可思议，他们是在等待着发动一场“他们”的战争），这一切都很容易导致这样一种局面，使政府和党必须对之进行打击。只有那些笨蛋才会怀疑发生冲突的结果将是时钟向后倒拨，或许要倒退到1980年以前不知多少时间。在波兰，相当普遍地流传着一种看法，即已经发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让这些蠢话见鬼去吧，一切都是可逆转的，问题只是在人力和物力上要对这场冲突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波兰，这特别使我们担心，而且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我国边界以外，以“最高”利益的名义那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并可以实现的。
成为最近这些事件的动力的波兰工人阶级，其成熟程度是有限的，这是波兰特殊的“综合症”所造成的。我这里所说的是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上的过激言行，有几次已达到灾难的边缘，靠教会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才止步。但经常出现越过界限的危险，一旦越过界限就会灾难临头。这一错误不仅归因于社会性格，而且也归因于缺乏利用民主机构的习惯，社会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就表现了这一点。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就是日前波兰社会主义危险的最后一个因素，我就谈一下这个问题。
浏览一下对波兰发生的事那么敬佩的外国报刊，我们吃惊地发现最近出现了有点不耐烦的情绪，这是由于不断的罢工，而且首先是由于社会上缺乏进行正常劳动的意愿，结果生产不断下降。一方面害怕波兰事件超越所允许的界限而引起国际上的卷入。另一方面，当波兰处于经济不断瓦解，人们叫苦连天——这多少是有点理由的——说波兰在挨饿，但同时人们又明显地厌倦工作的时候，外国报刊对这种荒谬的局面有些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静下来想一想，这种状况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是有点不可理解的。这就涉及到波兰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了。它不仅引起了1980年8月事件，而且也引起了波及全国的、目前看来尚无解决办法的整个瘫痪局面。那么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波兰报刊上不断重复谈论说，波兰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民族。是有这么一点，它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波兰人性格的“综合症”有关，这种“综合症”受到历史的制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当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能力在民主中生活和没有能力利用各种民主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历来就缺少讲民主的习惯。有人说，只要民主机构交给人们，他们就会立即利用这些民主机构了。这样说并不准确，要学会运用民主还需时间和实践。正如托克维尔[7]所指出的那样，对那些从专制制度向自由制度过渡的国家来说，运用民主是特别困难的。现在事情比以前好多了，但现在人们开始感受到过去留下的祸害，既然已经不再害怕了，他们就开始造反，不再象以前那样俯首贴耳保持沉默了，这就有可能使老病复发。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波兰人过去没有民主的习惯。他们怎么会有这个习惯呢？在波兰失去独立以前，曾有过“贵族民主”，但它有两个严重的缺陷：凡不是贵族就没有民主；由于主张“自由否决”的无政府主义，它与真正的民主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是基于保证少数和个人的权利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之上的。过去的波兰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尔后，波兰长期被瓜分。在这期间，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就比实践民主更重要了。其结果就导致了政治上分成各种派别的倾向（在战前这一特点就很明显），现在在波兰侨民中也有表现了，导致了拒绝接受大多数人的意愿，拒绝接受社会利益高于集团利益的要求。这些特点必然促使社会生活方面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此外，还要加上最近凡年的酗酒、盗窃、破坏公共财产以及其他恶习。这样人们就能了解上面所说的情况的全部含义了，即波兰人是愿意“为了事业”而死的了不起的人民，又是最难驾驭的民族之一。用文雅的语言这可叫做“个人主义”，但实际上是由于缺少民主的习惯和不会运用民主而产生的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看来，当波兰人被人以强硬手段统治时比有自由时“感觉要好一点”。毕乌苏茨基元帅[8]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是遵循这一信念进行统治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向这样一个民族“特点”让步，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总之，如果没有考虑到把我们推向深渊的这个可悲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似乎总有一帮挑衅者故意捣乱——，那就不可能理解波兰社会主义危机的发展了。
为了结束谈论波兰所发生的事情，还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一切是否都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呢？虽然在前面我们间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得回过来再谈一下，因为世界上社会主义的敌人都顽固地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说句公道话， 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此外，这个问题在包括西方共产党人在内的左翼中有很多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危机的讨论正在左翼的理论杂志上展开，可以在《古拉格》的披露中，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的悲惨事件中以及在当今波兰危机中找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的原因。在谈到当前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时，我还想再简单地谈一下这个危机。
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从战后波兰社会主义开始兴起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算到马克思主义的帐上去，因为不管领导这些活动的人的意图和信念如何，他们所做的事，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和基本原理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我就认识这样一些人，而我也包括在这些人之中。“精通圣经”的人可能成为神话的牺牲品。这就是世界上整个一代人的命运，他们把斯大林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一些“伟大”人物如卢卡奇也未逃脱这一点，其原因或许在于革命的豁达。犯错误不是什么羞耻，那些伟大人物，首先是马克思和列宁，都犯过错误。不能原谅和可耻的倒是当历史已无疑地证明了一些意见是错了、当我们知道了比以前更多情况的时候，这些人还坚持自己的错误。可悲的是有些人以所谓正统的名义，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虚假形象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要对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干的威信扫地的事负责。另外，那些受过教育的有才干的人因受政治动荡的影响，或者因个人受到侮辱和伤害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看到这情况更令人伤心。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些什么呢？要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不要被对错误的过激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所吓倒；是柏拉图的朋友，但更是真理的朋友；靠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最新知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利用社会主义的困难和危机来攻击我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投机分子。读到这里，读者也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把我的希望同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东西连在一起。我的国家——波兰也许会觉醒。有时，深化了的危机会起净化的作用。
四、解决波兰危机的几条出路
如果我们想准确无误地说出波兰的形势会怎样发展，那么我们很可能陷于纯粹的猜测之中，因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这些可能性介绍出来，以至比较详细地描绘波兰局势可能出现的一些发展，但是，必须始终承认某些先决条件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些可能出现的发展则是随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素。
让我们先从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开始谈吧。如前所述，我们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即不管在波兰和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核大战除外，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波兰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仍保持其“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可能做一些修改，但始终保持在同一模式的范围之内。那么，波兰一些集团对此所持的乌托邦观点（在国外谁也不认为波兰当真会脱离社会主义集团，脱离这个集团的轨道）对于有可能进行的改革将是一种障碍，在客观上会把国家推向一场民族的灾难，所以是危险的。下面我列举一下存在这种前提的依据：
1.波兰当年既不是被“交给”社会主义集团，也不是因斯大林的任意决定而被苏联所“吞并”的；它的存在是基于大国的一项正式的国际协定，他们在雅尔塔一起重新划分了世界势力范围。如果有谁想对此提出抗议，他就应该象抱怨斯大林那样去抱怨罗斯福和丘吉尔。现在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对这项协定的效力提出疑问。黑格和伦斯讲得很清楚，他们说，如果苏联干涉波兰，美国和北约不会采取军事措施，他们的声明倒不如说是对波兰“最偏激”分子发出的警告。苏联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它也清楚地知道，“经济制裁”实际上已证明是无效的。对于这种情况波兰人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使许多异想天开和无知的人有可能继续把政治局势搞乱。
2.苏联不能允许波兰离开社会主义集团，这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今天，对这种原因已经佯作不见，只要尊重“教义”就行了），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也是给波兰带来不幸的政治地理位置的考虑）。要想使波兰离开社会主义集团的唯一出路是一场世界战争。而苏联进行这场战争的唯一根据只能是它拥有足以毁灭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尽管它自己也将在此战争中遭到毁灭，然而，谁也不愿意为了满足波兰人的要求去冒这个险。
3.说到底，要把波兰“稳住”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就要靠内部的力量，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任何力量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苏联的干涉。应当再一次指出，尽管西方报刊上挤满了有关苏联干涉的耸人听闻的消息，苏联只有在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个行动，这并不是因为苏联害怕西方，而是由于苏联考虑到在与美国的争夺中，它干涉波兰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给与西欧盟友有纠纷的美国带来好处。因此，虽然看起来自相矛盾，其实，对苏联干涉波兰最感兴趣的正是美国。美国一方面不断地发出“警告”，另一方面为了“鼓励”苏联干涉波兰又宣布军事上保持中立。这才是给波兰的真正援助，因为十分了解波兰局势的苏联，就会尽一切可能使波兰危机在“内部”得到解决，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苏联在波兰尚有足够的影响。
4.然而，问题不仅是要使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集团之内，而且还要使波兰成为这个集团中积极的一员，这就是说，要维持现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为这同意识形态的“教义”有关，其实早在斯大林时代，人们就已经对这种“教义”佯作不见了。这个“模式”由下列四种因素构成：
（1）无条件地参加华沙条约的军事组织（不仅要参加军事组织而且也要参加工业方面的组织）。想使波兰“芬兰化”，同波兰会“离开”社会主义集团一样，都是一种空想。因为从其政治地理位置（位于通向西方的道路上）来看，波兰必须成为华约的一个积极成员，而不能只做一般成员，更何况波兰的军力在华约中仅次于苏联而占第二位。
（2）无条件地奉行社会主义集团的对外政策，说到底就是奉行苏联的政策。
（3）实行实际上的一党制（法律规定，“领导力量”不能由其他政党替代），在这一制度下，官僚和警察机关保障以上两点的实施。
（4）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理论，它是整个集团的思想基础。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模式”的基础，这个模式是不许动摇的，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这个集团是铁板一块的，因为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不同，这一模式在各国可能有些差异。它可以是一种给公民以不同程度的自由的模式（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到外国去旅行的自由，一定限度的言论自由，科研和艺术活动的自由，等等），可以是一个多多少少有党内民主，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工会和宗教开展活动等等这样一个模式。只有天真的观察家才相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波兰历来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特别是现在，波兰比过去更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正在不断发生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变化，即体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但遗憾的是也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其表现是国家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不管观察家们是如何考虑的，上述种种差别都不能改变模式，这一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因为只要这个模式存在，就能限制甚至消除这些差别，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所有社会主义的经验所证明。第二是当社会不会运用民主而使自由化走得太远时，国家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这就有可能出现革新的敌人（不带引号的革新）所预料的那种发展。
这种想法使我们考虑到以下一点：波兰危机的发展有哪几种可能性呢？根据前面提到的几种前提，波兰当前局势有三种发展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比较令人乐观的。它意味着尽管困难重重和有各种危急的时刻，但目前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它将一直维持到能靠一项真正的改革来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这样也就有可能解决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使制度实现相当程度的民主化，然而，这要求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的社会纪律，社会应当在几年之内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同时提高劳动效率。此外也需要执政者有更高的经济管理的才智。
这里所谈的都是一些特别乐观的条件，因为目前是缺少这些条件的。因此很难相信这种可能性会成为现实。然而，不应事先就否定这种可能性，应该为争取其实现而努力。波兰政府和波兰党目前也正是这样做的，它们对团结工会极端分子的行动表现出极大的容忍态度[9]， 这些极端分子的行动常常到了要变成政治挑衅的边沿。这是唯一的出路，它包含着希望不要经过灾难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进步。
第二种可能不那么乐观，但在丧失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成果的同时却可以避免一场民族的灾难。社会上日益增长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如失去控制的罢工，不可能满足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权益要求，生产不断下降，“饥饿进军”和毫无道理的游行示威，可能被各种挑衅者加以利用的上街闹事等等）有可能使军队接管政权，停止宪法保障，实行军事管制法，成立特别法庭，禁止罢工并在最重要的工业和服务部门进行军事动员。当然，这一切将意味着要废除或停止执行最近颁布的一系列社会法律和取缔团结工会，这样做必将引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而要平息它只能靠暴力，靠警察和军队。如果军队能够很有秩序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为镇压所付出的代价也许不会特别大，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同劝说与民主相比，波兰人更信服暴力的作用。
现在还很难预测波兰军队将在这场悲剧中采取什么态度；然而，军队对无政府状态越来越感到不满，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无政府状态对民族的生存是一种危险，军队以及军队本身的纪律性（波兰军队训练有素）都将促使这支军队执行政府的命令。如果能拿出证据向社会和官兵们证明，某种挑衅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日的，有意识地煽动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那么，军队就更会执行政府的命令。如果出现这种形势，肯定会明确地指出，所采取的措施是避免民族灾难（它意味着外来干涉）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军队的行动可能得到社会的赞同（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心理作用的角度来看，有过先例是很重要的），而社会赞同的程度将取决于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麻烦的大小。那种认为不能与整个民族对抗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当局面处于危机状态时，谈论什么“整个民族”是言过其实的，这会使团结工会的内部团结出现裂痕，它现在已经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团结了；第二，有很多先例证明可以和民族的多数（作为一个整体它已不起作用）进行对抗，唯一的问题是这种行动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如果要与军队不采取这种行动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较，那么，这种代价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第三种可能是悲观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上述有关军队的态度不能成为事实，那么，剩下的就是最坏的前景：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进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将取决于波兰人民进行抵抗的程度。但是这种干涉无疑地将是悲惨和血腥的行动，其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如果认为还会有别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病态的幻想。在国外有些人“沉醉”于这些预测，他们预先流着鳄鱼的眼泪而要让波兰流血和经受灾难。要警告这些人：世界是一个整体，如果事态有了那种发展，那么，所有付出的代价对他们来说也会是很高的，即比冷战更加严重。要奉劝他们不要搞不明智的宣传来火上加油，因为除了这种宣传之外，他们再也不愿、也不能有其它的作为了。
我们可以把有关苏联不能进行干涉的种种说法放在一边，其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为了不帮助美国协调它同其西欧盟友的政治关系，苏联的确不愿干涉波兰。但是它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限度的，那种认为苏联打算冒失去波兰的危险的想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波兰是社会主义集团的成员，而且在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就是那个“模式”。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能靠民族的灾难和要每一代人都付出血的代价来“推动”波兰的历史，有朝一日会没有血可流了，何况在历史上我们已经遭受过一次“波兰的末日”。有些笨蛋以为这是在“吓唬”人，不，这是一个有事实根据的很有道理的忠告。应该懂得这一点，应该宣传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不管是出于愚囊还是出于冷静的打算，有人在散播混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可能对我们社会的某些阶层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产生影响。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波兰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说几句话。在这个“教训”中无疑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但是提前下结论是不适宜的，因为只有考虑到时间和地点，这些结论才会有意义和实用价值，否则就只会成为一些尽人皆知的道理。当然，这里的一些道理还是有价值的，例如，不应在那些不具备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是一条很明白的原则，然而这条原则仍被误解或遭拒绝。很多这类结论在本篇的行文中都已清楚地涉及到了。
要分析最近一个时期波兰的事态是很困难的。在这些事态中有些是波兰特有的因素，但其中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更多些。列宁经常强调应该从错误中学习，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波兰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去学习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有关结论呢。最重要的是：在群众起来抵制被误解了的社会主义从而迫使我们去应用这些结论之前，我们就要设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应用它们。不要象波兰那样行事了。
[1] 美国弗吉尼亚州惑产鹿而不产狼。——译者
[2] 即本书原来的书名。——译者
[3] 通常也称为“普瓦夫”派。——译者
[4] 格伦瓦尔德现为波兰奥尔兹丁省的一个县。1410年，波兰人在此大胜条顿骑士团。——译者
[5] 奥斯卡·兰格（1904-1965），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计划统计理论、经济计量学方面写有大量论著。——译者
[6] 米哈尔·卡莱斯基（1899-），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写有《动态经济学研究》等论著多种。 ——译者
[7]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一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 活动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政府和革命》等书。——译者
[8] 毕乌苏茨基（1867-1935），波兰社会右翼领导人，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波兰政府总理。——译者
[9] 这篇文章是在波兰当局采取军管撒施之前写的，故有此评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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