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另一译本】中国革命提纲（1927-4-14）（见《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摘录）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24日）
编者说明：这个提纲从未正式公诸于世，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发表过，这里是根据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一书译出的。本刊摘要发表，仅供参考。
来源：董荣卿译自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249—250、269—316页。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考虑到中国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所以我以书面形式来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由于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我，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我请求把我的这个提纲向全会的与会者散发。因为我将请求全会把这个提纲作为中央即将作出的关于在上海被占领和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事件以后中国形势的决议的基础。
中国当前所发生的事变，和1923年10月德国所发生的事变一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我们当时把我们党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德国身上的话，那么今天关于中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何况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复杂和更危险。
中央当时在1923年利用德国发生事变的机会，召集了地方党组织（和全会一起）的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的提纲，动员了全党，并通过自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召集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等等。
今天同样应该这样做。
………………
5．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今天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清一色的：它的主要类型是旧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大规模地限制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它把在商业中所积累起来的资本都集中投到土地上（而这就是中国农民遭受剥削的封建根子）。
在有些地区，整个耕地面积的75%归商人所有。高利贷者放出的债一年要向农民收回高达120—360%。商业资本完全控制了家庭劳动和手工劳动，首先是控制了在中国起重大作用的纺织工业。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中国的大地主到城市做商人，他们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相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中国农村开始内战。农民组织起农会，参加农会的已经有五百万人，建立起武装的农民自卫队，而且已经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总是组织得很好的大地主和乡绅，包括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
所以农村中的内战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无庸置疑，这一战争的战线已经很快地扩大，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相当多的阶层（至于道道地地的大地主则不用说了）在这场战争中今天已经站在革命街垒的对立面，聚集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
在城市每天都在进行无产阶级反对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有大规模的罢工。在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的头两个半月，那里已有二十万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争取到以十三小时工作制取代十七小时工作制，以十个半小时工作制取代十一个小时工作制。在广州，罢工斗争几乎发展到爆发总罢工。
在参加工会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国的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同大地主相勾结，并且向外国帝国主义妥协，以便同它结成同盟来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领导农民，因为它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同大地主有勾结，它通过政治上的联盟同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和日益发展的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农村的内战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一开始爆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就发生危机。国民革命政府只能是这一内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要么成为工农和城市贫民的政府（因而是反帝政府），要么成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因而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6．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对此必须十分清楚，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从1922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起就开始组织这个党，其表现就是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向左发展，其表现是试图依靠工农和城市贫民，这当时便引起了广州资产阶级起来（商团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这一路线。在工农的帮助下1924年镇压了广州的资产阶级，这导致工农分子纷纷涌入党内。一时间，工农和城市贫民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多数。1926年12月广州的组织计有十五万名成员，其中大学生三万，工人三万二千，农民六万四千。如果除去大约占农民总数25%的混在农民旗帜下的乡绅和大地主，激进的左派分子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他们依靠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国民党右派在这个军队所占领的每一个地区内直到今天还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走得如此之远，他们在这个军队的指挥部的帮助下，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还驱散国民党的委员会，如果它们不代表纯粹资产阶级的路线的话。（李济深在广州的政变。）按照这种方式，国民党成为一个在右派领导下的不定形的组织。几乎根本不由组织召开会议，对政治行动和国家建设的问题也不进行讨论。
因为不召开会议，所以党员根本没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这些情况导致国民党的群众在客观上反对掌握着党的领导和局部政府权力的右翼。中国共产党人竭力依靠党的这个大多数，他们必须同大多数左派一起打倒右派，把他们既从党内也从政府中清洗出去。这样的清洗过程同武装工人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因为依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机关的国民党右派无疑将用武装来抵制左派要掌握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的企图。至今工人岗哨不是没有武装就是被当局解除武装（广州）。农民协会主要以竹竿来武装，他们的武装需要时间。因此，在革命被武装得更好以前，上面的策略是必要的。今天，当依靠唐生智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些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唐生智也不会解决使政府向左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位将军比蒋介石更反动。他是大地主，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联系，但是1926年却讨好国民党。
国民党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评价孙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民粹主义。而实际上孙文主义“就其纯粹形式来说”，是特殊的、变了样的、适应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列宁称孙中山的党为自由主义政党。孙文主义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加立宪民主主义。与孟什维克相反，列宁在俄国民粹派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而且看到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就民粹主义是俄国逐渐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内容，而且也要看到它的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特点，孙文主义首先表示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追求农民革命。这一国民运动日益变成农民运动。但是，在孙文主义中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的国民党中他们形成强大的和有影响的一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兴中会”，这个党几乎只依靠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同盟会”，这个党已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民。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前不久，孙中山为今天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他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广大阶层吸收进来，同时试图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
虽然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在自己的学说中仍然只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长期来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热烈崇拜者，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声称，在夏威夷岛上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非常缺乏研究。
孙中山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和在日益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开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众所周知，就是：“1．民族主义，2．民主主义，3．国家社会主义。”[1]集中起来，它们形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 即民生主义。——译者注
很清楚，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基础。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来纪念，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贡献。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盟者，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孙文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孙文主义？问题就是这样。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民党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国民军是什么？
人们常说，今天的国民军就是红军。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既不应当把它同我们革命的红色程度相比，也不能同红军相比，因为它既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部队，象我们的红色近卫军部队那样，也不是一支由工人领导的和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军，象我们的红军的情况那样。国民军是非常不纯的。它的广州的核心被加入它的组织得很坏的部队所扩充。在今天组成的40支部队中有35支是在战斗中转向南方这一面的。这些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志愿兵占很小比例。但是，普遍的形势使他们成为一支很好的革命的和作好战斗准备的农民军。元帅权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不仅不熟悉工人，而且也不熟悉农民运动，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久前还站在北方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为数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已经一再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是会背叛中国革命的人。他的最近的声明（1927年3月）被赞美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外交步骤。这就象克伦斯基在一段时间内利用声明来对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一样（当时这个中央委员会还企图保持中派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现在占有的实权比克伦斯基当时占有的要多。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进行的第一次政变并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追求功名的斗争”（如政治庸人所说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蒋介石的胜利导致广东反动派的胜利，反革命武装部队（所谓民团）加紧摧毁农民协会和解除农民武装。旧官吏又回到政府里。工人受到重大的打击。
国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只有群众的压力才能缓和政府的右倾和使比较左的分子参加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费边分子一类的人）。国民政府往往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镇压工人罢工和扼杀农民运动，它阻止运动的发展和制止运动，采取瓦解和逮捕的手段并竭力把农民运动说成是土匪运动，它支持罢工破坏者组织反对工人。它拒绝农民的最合理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既不认真地从“上面”给农民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允许这个运动从下面发展起来。直到1925年大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广州直到不久前还是国民运动的主要据点。这里长期来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因此，了解国民政府对广州工人运动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17年以来下降了约百分之五十。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每月3元和10元之间。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组成工人贵族，占广州二十万工人中的极小一部分）每月在15元和27元之间。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要求工人“在国民革命军前线的后方”不举行罢工，而且一切经济冲突要由政府的调解委员会来裁决。工人乐意这样做；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调解总是有利于企业主。撇开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场合不谈，政府的劳工局常常作出判决工人饿死的调解决定。国民党内有“劳工部”，此外还有“商人部”。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商人部施加压力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国民党的官方机关拉到自己一边。孙中山在世时就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资产阶级借口对付所谓的“红色恐怖”，组织了他们的武装打手。最近甚至发生企业主私刑拷打工人，至于把工人从企业中扔到大街上去，就更不用说了。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企业主的这些英雄行为不仅常常视而不见，而且还鼓励建立黄色工人组织，由以前转到企业主一边的工人领袖来领导。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和将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企业主的雇佣打手的人送交军事法庭。1926年12月，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发去武汉以后就已经公布类似的命令，并且工人被为此目的而动员起来的部队解除武装。
在政府从广州出发以后，“革命的”将军李济深就解散了“左派”影响“太大”的国民党广州委员会，并且实际上建立了右派委员会。同时在五万名国民党党员中只留下一万三千名党员，工人退出了。但是在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共产党人。这位“革命的将军”还隆重接待来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但是共产党人参加接待时揭露了李济深这位广州的真正主人的这一切英雄行为。
国民政府的警察局继续袒护罢工破坏者联盟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局的庇护下企业主一再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3军第25团的一部分武装士兵在夜晚侵入火车车辆修理厂并开始射击工人，造成伤亡。这起“事件”的发生与铁路上的一起和平的经济冲突有关联，在这一冲突中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广州发生的事情，也在国民军占领的整个地区发生。省政府遵循广州的中央政府行事。1926年6月在广西省的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和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借口是：罢工工人扰乱北伐的后方。有三个参加了香港罢工的工人遭到枪杀。
农民组织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在田阳县一部分农民武装被残酷地摧毁。
在湖北省，1926年10月和11月，一系列农民组织遭到解散。例如在……[1]，在驱散工人和农民的示威游行时有十人受了致命的重伤。在湖南，在解散一个农民组织时，这个组织的一位领袖被绞死。国民党右派实际上领导着政府的重要机关和军队，并利用它们来摧毁工农运动。地区的首脑和军队的司令官在许多地方联合反对工人和农民，而国民党的法庭和报刊却熟视无睹。
[1] 这处字迹不清。——译者注
政府官方要求，纲领中不要掺入任何政治。农民组织被说成是“匪帮”。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可以读到如下的说明：1925年《人权报》写道：“眼前的祸害，我们认为是匪帮和与他们有关系的农民组织。这是最大的祸害，我们非常希望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消灭他们。”
《民国日报》在1926年7月17日的社论中写道：“农民组织总是只造成不安宁，它扰乱了农村的和平。”《国华报》也这样攻击农民组织。
还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决定”地租支付额降低25%。但是始终没有执行，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整个机关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资产阶级又与大地主有联系。
最近，国民政府对工人推行了不可容忍的政策。1927年1月5日，广州政府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一致，公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它禁止工人在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设置罢工纠察岗，并且拟定了对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人都适用的强制仲裁程序。不过，在强制仲裁审理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代表多次直接作出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工人不利的决定，对商人有利而对商人的雇员不利的决定。众所周知，有一系列这样的情况：蒋介石的人把对他不合适的工人集会解散（在汉口），等等。工会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认可，广州和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非法组织”。
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阶级保证八小时工作制，而且没有保证工人阶级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保证工人阶级具有劳动保护或广泛的社会立法权。师傅和厂主对苦力和工人仍然可以施行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境况甚至在今天仍然非常贫穷，只是比苦力的境况稍好一些。
工人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
国民党表面上具有三十万党员。政府官员由于“职务上的理由”都加入党。他们的组织极度不明确。没有一个人能说明，党的基层单位是什么，或者党在哪里开始和在哪里终结。普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同时在政治上非常不可靠。
实际上蒋介石和其他将军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在最近一次国民党全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也许会带来某些改进。但事实是，除了政治局以外又建立了一个具有非常广泛的但没有明确规定的全权的“特别委员会”。
在社会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常推行的政策令人想起旧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政府没有保证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际改善。国民党的政治立法同样也是有限的并浸透着资产阶级的原则。
可惜我们共产主义的报刊，特别是我们党的报刊至今仍在美化国民党的真正本质。国民党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还被说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四个阶级的联盟”。
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适用，似乎在那里会有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政府！我们报刊的普通读者必定得到这样的印象：国民党人“差不多”就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在“细节”上和我们不同），中国眼下几乎已经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关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政变（当时俄国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我们的报刊连一个字也没有提，俄国的工人，同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都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
不久前，在1927年3月，才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关于国民党内发生的事情揭开了一点幕布。
在编辑部的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经由最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明显右倾的中央所控制。中国南方各省的情况更是这样……高级国务活动家、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国民党的右翼。根据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来看，国民党右派人士是注定要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拒绝有效的社会改革和反对革命的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4页）
在文章中我们读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感到严重不安”并且公布了事实上反对罢工权的法律。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社论说明，“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患缺乏革命的工农血液的病，中国党必须为输入这样的血液作出贡献，那时情况就会根本改变”（同上，第557页），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诊断和奇怪的治疗“贫血”的方法就证明，《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国民军最近取得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国民党的地区，它因此添加了汉口和上海这两个工人人口很多的中心。在有利的形势下这会导致国民党左派的加强。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同时也已经能看到右翼的加强。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无疑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赞同，修正了对国民党的关系，转到了他们这一边，竭力要加入国民党，目的在于“到达组织的头部，以便砍掉该组织的脑袋”。
资产阶级涌进了国民党的行列，此外国民党还从涌进革命军的新部队的指挥员中得到了新的成员。这两股源泉导致右翼的大大增强。“右派虽然不掌握群众，但通过同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紧密联系而得到加强”（引自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海勒的文章）。
“目前，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比右翼力量大。但是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在广州军队获胜的过程中，许多同路人加入了该军，这些人很容易被用来反对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左翼不是继续守卫革命的利益的话。”——拉费斯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第131页）。拉费斯本人同马尔托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明显地倒向孟什维主义。
如果把今天的国民党同工农苏维埃相比，甚至只同1917年2月时期的工农苏维埃相比，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同俄国共产党人当时参加苏维埃相比，那就会犯重大错误。第一，国民党只有三十万党员（在四亿人口中），而二月苏维埃却代表千百万人。第二，布尔什维克在加入二月苏维埃时保持了自己党的完全的独立性，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第三，如果说国民党与苏维埃是同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反对中国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
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并且他补充道：“蒋介石比策烈铁里和克伦斯基多了一个脑袋，因为他根据情况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
后者同前者一样错误！
如果说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那么在议会中各党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要“通过俄国来说明情况”，那么不如把国民党同旧的社会民主党（加上一部分立宪民主党“左派”）相比，当时这个党还是进步的。
但是，把今天的国民党同1920年基马尔的党相比，倒是恰当的。基马尔党当时尽力装成革命的、“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向工人卖俏、把农民群众抓住、答应同共产党人合作、称他们的政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在它等待到适当时刻来到时，它便把共产党人驱入地下、砍断了他们的一些领袖的脖子（谋杀了苏布基等等同志）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实行保守的国内政策。
当然，不能把土耳其完全同中国相比。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能起很大的革命的作用。这一重大差别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成为独立的力量，不再是国民党的追随者的时候，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那时国民党的命运——在我们这方面的策略正确的情况下——就会不同于基马尔党的命运了。在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中有许多真诚的主张同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代表。如果策略比较好，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就会同右派彻底决裂，并因此能建立一个能起巨大的革命作用的群众性的组织。但是，基马尔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中国将走土耳其和基马尔的道路还是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者这样问自己（见1927年3月6日《京津时报》）。对于世界革命来说，特别是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发展：国民党右翼获得胜利和这个“基马尔主义的”右翼——在蒋介石或别的任何人的领导下——同美国帝国主义或者英国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这样一种结果比占领上海以前的状况会更坏。这个结果会使国际帝国主义得以“和平地”占领中国市场，会促使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会解放英国帝国主义的手脚和使国际帝国主义可能发动反对苏联的战役的时刻推近。无论如何必须认识到有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的危险。
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完全有义务：把今天的国民党的全部真相告诉自己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使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清楚了解这整个事情，不要作任何这样的尝试：用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问题。
为了革命的利益，有必要利用一个将军去反对另一个将军。但是，这种玩弄各个将军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的把戏不能代替阶级路线。我们按照群众意愿确定方向。正如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革命的某一时刻具有重大意义一样，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也具有不小的意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她既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左派。
7．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比较年轻。随着上海工人四个月的政治罢工（1924年6月到10月）和香港工人将近一年半的抵制罢工（从1925年6月起），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发展起来，成员增加到一万五千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增加得大概同样多）。而中国的工会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它有着强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也有一定影响，农民协会由于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和正确的政策，比以往发展得更迅速。
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
如塔斯社1927年3月23日的电讯报道的（这一电讯没有在我们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全会于1927年3月13日作出的决议中有一条是：“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不应当发表干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任何文章。”这种说法实际上意味着禁止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义务。
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是很不定形的。在人民看来，共产党人要对国民党的一切行为，包括反对工农的行为，负共同责任，因为他们对国民党不作任何尖锐批评。在向群众宣传鼓动时，共产党人根本不以或者几乎不以人民的名义，不以本党的名义，而总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这样，在联系群众时，常常丧失党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尽管发生的事件规模巨大，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日报，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广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虽然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着部长的席位。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实际上就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心。总之，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以下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即在共产党内有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附属性，使党不可能履行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极其曲折。她的基本方针既不明确也不稳定。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全体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减轻这一切痛苦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许可以说，这是代表人民的而不是代表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它（资产阶级）不懂得，象工人组织和罢工中表现出的这样一种最小程度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和反军阀力量的战斗力。它尤其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战争的结果，而决不是取决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观点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是孟什维主义的观点。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是肯定的。但是，在看到极右倾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也存在着极左的情绪。例如发表了以下的声明：“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死了，从5月15日起，她腐烂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手去支撑这具腐烂的尸体呢？”（《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09页）。这个声明当然是错误的。国民党不可能作为共产主义的组织死亡，因为它从来不是这样的组织。它作为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是决不会死亡的。这种极左情绪只能说是对共产党的错误政治行为所导致的极右的、几乎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政策的反动。
首先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贯彻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列宁的提纲，因为只有这个提纲能提供保证获得胜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军占据的地区合法化。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甚至在那里也是非法的，在那里军队的长官一有机会就镇压共产党人。必须创办共产党的群众报刊。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向群众说话。
8．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根本违背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提纲的。这一方针的支持者显然把发展路线想象如下：我们先是推进国民军的完全胜利，即推进中国的统一，然后我们便开始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分离。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联合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再开始作为一支有着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阶级力量出现。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
一种民族统一完全可以具有不同于另一种民族统一的方式。众所周知，1911年革命后中国统一在袁世凯（中国的斯托雷平和维特的杂交种）底下。后来，中国统一在张作霖的暂时联盟者吴佩孚（直隶时期）底下。大家知道，1911年革命初期，中国统一在孙中山底下的时期十分短暂，因为那时还没有可以保证统一的真正的阶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在争取统一的斗争中，必须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如果统一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尽管它很民主），那么无产阶级进行未来斗争的前提条件就会极端恶化。得到加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接受比现在更为不利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的民族统一事业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民族统一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世界就不能解放自己。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不会被“万里长城”隔开。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据不断加强的领导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发展和最终长入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持认为：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建立临时的联合，甚至联盟，但是不要同它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0页）
再则，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处于萌芽状态。中国的内部矛盾成熟得非常迅速，就象在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中的情况一样。
共产党人能够和必须支持国民军和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能够和必须在一定的前提下参加国民政府。列宁赞同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他不言而喻反对加入李沃夫公爵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在以下条件下参加国民政府：
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她完全有自由进行鼓动、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
2．共产党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的措施和错误。
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要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
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且在群众面前捍卫这个口号，如果党认为这是正确的话。
5．政府的立场应当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
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并且可能直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到毁灭。如果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部长，但是，没有单独的日报，那么这种状况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更加危险，并且使人怀疑，共产党的部长们能否实现他们的责任重大的任务。人们肯定会说，共产党的部长参加国民政府将损害党的名声，如果党仍然是国民党的附属物的话。
我们党第一次从《共产国际》（1927年3月）的社论中知道，“关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如下任务：
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5页）
其次还报道说，中国共产党认为绝对有必要在国民党中组织左翼。《共产国际》的社论认为，“所有这一切决议都需要修正。”然而这些决议的基本倾向是绝对正确的。需要“修正”的倒不如说是允许中国共产党仍然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物的那条路线。
一般来说，是否允许共产党加入非共产主义组织？在有的情况下这是允许的，而且形势的特点甚至要求这样做。例如英国工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英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入工党。列宁根据形势的特点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他说：
“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党。它是由工会组织的全体会员组成的，现在总共有四百来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有相当的自由。”列宁当时说，英国共产党员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旧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就必须加入工党。（《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7—229页）
此外，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列宁不主张英国共产党人在英国已经进行革命的时候加入工党，而是主张在英国相对“和平”时期加入工党。英国最近发生的总罢工的例子证明，工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当运动向前发展时就立即尖锐起来了。
而中国正经历着革命的高涨时期。运动日益发展，工人阶级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矛盾同样日益发展。
当然，不能把国民党简单地比作英国工党。一方面，在英国工党中工人占优势。在那里涉及的是同我们自己阶级的成员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但我们仍然不应忘记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话：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5页）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常常甚至是“工人”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国民党左派，如果它与共产党人合作，目前在客观上起着反帝因素的作用。当然，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国民党中工人成份不占优势。资产阶级成份在国民党的领导中至今一直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些成份明天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已经就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
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就整体来说只有在一定时刻才会进行反帝斗争。国民党要求废除中国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最显著的关税不自主的形式，但仅此而已。关于关税不自主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令人想起，例如英国认为可以满足印度的需要，以便解除一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必须明确承认，国民党的中央和右翼热衷于同美国、日本甚至英国妥协，它企图获得它们的贷款，等等。完全有可能，国民党领导核心的暂时的反帝斗争立即会让位于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我们也不应当对国民党的“左翼”领袖，首先是汪精卫抱任何幻想，在决定性时刻，他们表明自己也不比英国总委员会的“左翼”领袖好多少。但是，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引上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变成左派的尾巴，因为左派本身就是右派的尾巴。
原则上问题必须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和必须加入国民党，但是只有在列宁允许英国共产党加人工党的前提条件下才可加入。到目前为止，情况不是这样。
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为的只是积聚力量、立即将群众引到他们的旗帜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并竭力将他们赶出去和消灭掉。我们的口号暂时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告，她不再承担使她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丝毫限制的任何义务；她宣布她以前承担的这种义务现在无效。中国共产党必须发表宣言和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这一宣告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办一份日报。
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
一些法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3月23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产党的领袖塞马德·蒙穆索、加香和其他人讲了话，向国民党发了电报：
“巴黎工人祝贺中国革命党进驻上海。在巴黎公社56年以后和俄国公社10年以后，中国公社标志着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显然，有人对法国共产党工人说，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国公社，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于1927年3月17日刊登了蒋介石的像片并称他是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而不告诉德国人蒋介石实际上是什么人。
《红旗》于1927年3月18日报道：“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行列中有三百万中国工人。”
我们党的一份最大的报纸《巴库工人》这样来说明我们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她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政策方面暂时推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策”（《巴库工人》1927年4月5日）。
《巴库工人》忘了：“布列斯特政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和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党例如在克伦斯基政府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建议推行布列斯特政策。谢德曼和哈赛政府在推翻威廉之后也推行“布列斯特政策”，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是导致资产阶级的胜利。如果社会民主党实施布列斯特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同时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果蒋介石推行布列斯特政策，那就意味着同英美帝国主义联盟。《巴库工人》犯了一个“小”错误：把国民党政府混同于无产阶级政府。如果容忍这样的“小”错误，那么国民党就可以尽情地镇压工人罢工，并且它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公社”。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完全可以不管共产党而同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然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使错误达到了顶点，他签署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5日的共同声明，声明说：
“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细节上不一致，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镇压工人罢工、解除工人武装、枪杀工农都只是“细节”！
这一号召否定了以下谣传：“共产党在筹备工人政府、共产党要用暴力占领租界和推翻国民党。”似乎由工人占领帝国主义租界和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汉口工人占领租界，但这决不意味着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号召中不是使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水平，而是自己降到了国民党领袖的思想水平。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隐藏着极大的错误。
同时这个号召表示这种思想：共产党暂时在国民党内合作的形式应当代之以两党的“联盟”。一部分共产党人明显坚持这种思想。
我们决不认为，国民党应当变成一个“工人和农民党”和共产党应当被代替和吞并。认为我们在东方不需要工人党，而需要“工人和农民党”这种思想完全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从来没有任何“工人和农民党”能拥护工人的事业。“工人和农民党”的理想曾由诺阿·约尔丹尼亚实现，但是人人都知道，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今天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支持它。特殊的情况甚至允许我们在国民党内合作，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得到保证。但是，如果国民党领袖把事情弄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合作，也就是说，如果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排除出去，那么共产党也不应该害怕这一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也要推行同国民党联盟的政策，只要后者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一刻也不应当忽视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但是，完全有可能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如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正确——十分强大，足以抵制右派并使共产党能够在上述前提条件下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如果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谈论自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放弃支援国民党左翼人士建立自己的派别去反对右派，那么国民党右派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胜。这个胜利会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致命的后果，一般来说会给世界革命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和把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能向左摆的话，无产阶级是可以起领导作用的，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不仅有我们的宣传，还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战争负担）、军事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382页）列宁在1915年这样写道。
只有采取正确的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转向左面，即转向无产阶级方面。
9．论苏维埃的口号
今天，在占领上海以后，今天，当国民政府支配着拥有二亿人口和广大的工人中心地区，在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允许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见前面所述）已经谈到有必要在东方也宣传关于苏维埃的思想，并一有机会就成立苏维埃。在中国这一时刻已经来到。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因为这使民族运动注入社会的内容。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因为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旧官吏在进行管理。
今天苏维埃的行动纲领看来可能大致如下：
1．土地国有化（在孙中山的第一个纲领中也有这个要求。对这一要求必须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解释）。
2．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只是改良），完成由此产生的一切任务：完全免除贫农和小农支付地租和他们负的债务，消灭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等等（国民党的最近纲领完全没有明确规定：（1）固定税率；（2）取消特别税；（3）改组农村的管理机构；（4）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5）解散一切针对农民的武装部门；（6）禁止高利贷；（7）确定支付地租的最大限额，等等，等等。总之，这不是土地革命的纲领）。
3．铁路国有化。
4．实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其他劳动法）。
5．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讨论外债问题。
6．没收中国的工厂和企业（大中企业），中国的银行收归国有，如果银行的所有者反对国民革命。
7．应当预计到这样的前景：没收外国工厂和企业、租界以及大农场和其他地产。同意联盟的外国人允许其大量购买，参加干涉的则没收。
8．建立正规的和真正的红军，即工农军队，由工人领导而不是由军官野心家们领导（必须把后者吸引过来，根据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的经验，必须利用他们）。
9．武装工人。
10．解放妇女。
11．制定一系列法律来消灭封建主义残余。
不言而喻，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即必须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情况”（列宁）。在今天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可以和必须理解中国苏维埃。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
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以下口号作为农民的最近的口号：
1．取消地租或至少立即减少百分之五十。
2．取消非法的税收和强征。
3．打倒土豪！
4．解除民团武装。
5．武装农民。
使革命在组织上武装起来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把苏维埃建成革命的真正中心（苏维埃对于国民党来说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积极活动的场所，就象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积极活动的场所一样）。同情国民党的人民群众也会支持建立苏维埃的观点，只要我们推行正确的政策。凡是在我们能够占领城市管理部门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武装工人并使城市管理部门成为革命运动的支撑点，从而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运动。
显然，如果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也必然要实行“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最初对小资产阶级甚至还要作更大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攻势，公开和广泛宣传苏维埃和上述纲领，而不让国民党有任何干扰。这将是对国民党的左翼分子的一次真正的政治考验。这也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获得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的工农运动将大大加强，将形成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保证目前的斗争最终不会演变成没有任何深刻的社会内容的、纯粹是南北双方的斗争。
如果放弃努力，不把运动提到一个更高阶段，那么就不能结束英国和美国的屠杀。只有在一切事情均由国民党右派来掌管，即由资产阶级来掌管时，帝国主义者才会感到满意，因为资产阶级明天就会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有帮助更多的工农群众站立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建立起苏维埃，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苏维埃能够把亿万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下抵抗帝国主义。
10．中国革命的对外和对内立场
中国革命成了推动国际帝国主义的焦点。这里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暂时是小规模的）聚集的地方。在这里逐渐显示出有可能结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虽然这条统一战线还远没有得到巩固。南京的屠杀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一旦发现中国革命取得了初步的巨大胜利，它会变得如何的残暴。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使帝国主义有这样的危险：
1．直接丧失几十个亿（租界等等）；
2．正是在市场问题重新成为决定性的问题时丧失市场，
3．革命的“传染病”扩散到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去。
这也说明，为什么一向最懂得用表面的友好来掩盖对中国革命的敌意的美国帝国主义放弃等待的立场。
当前在中国的港口，在上海租界等地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困难局面。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中国革命方面实行正确的和果断的政策，帝国主义的暴行只会激发起中国的更大的力量，导致帝国主义军队的“可靠”部分的瓦解，并引起欧洲和美国工人的愤怒。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帝国主义者建立统一阵线。总之，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能在这种紧迫的气氛中保证获得成功。
列宁在1922年4月写道：
“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迫近着。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12—313页）
如果说，列宁在1922年就认为，中国“在咆哮着”，那么他在今天，在1927年对此又会说些什么呢？
中国革命只有在它使其他国家卷入革命，只有在它使它们卷入“国际革命”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
中国革命只有在转向为争取苏维埃而斗争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拥护中国苏维埃”——这一号召比“拥护国民党”这个口号更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
动摇不定和企图把国民党右派推向前台去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可接受的”和可能的“中介人”等等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一切做法只会毁坏事业。
蒋介石计划进行的整个北伐并不是革命讨伐反革命，而不过是要改善被孤立的广州的状况的一个战略部署。强大的工农运动使这一讨伐成为至少是部分地成为革命讨伐反革命，这并不是蒋介石的功劳。群众本身，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给国民斗争赋予了社会的、革命的内容，违背了国民党领导者的意愿，无论如何是违背了国民党右派的意愿。随同北伐发生的事件、群众的高涨情绪、他们力量的爆发，都表明：在中国有着如此众多的导火线，中国革命隐藏着如此无穷尽的力量泉源，加深和大大发展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
中国革命的外部和内部形势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帝国主义者现在在两条战线上充实他们的策略。
一方面，他们准备发动一场直接对付国民革命运动的战争，并且已经局部开始进行了。在中国的全部港口集中着海军舰队。战略据点被占领。部队加强了。轰炸南京不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流血的“开始”，接着就会发生一场闻所未闻的血腥屠杀。在外国人居民点进行着狂热的军事准备，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广州也是如此。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在最近的将来放下假面具，外国帝国主义将对中国革命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并毫无顾虑地企图指定张作霖或它的其他直接代理人为“中国的主人”。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宁愿同国民党的“温和派”（不只是上述右派）分子达成协议，并且为了这一目的不仅利用收买和“爱抚”手段，而且也使用威胁、最后通牒等等手段。美国、日本和法国无疑宁愿同“温和派”达成协议，分裂国民运动和实行妥协，以至稍稍改变剥削中国的形式而不是改变剥削的实质。这条途径最后也会被英国帝国主义的“最负责的”人士所喜爱。派往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到得太迟，以致没有帮上孙传芳的忙，但是他们现在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必须看到这两个危险。克服它们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必须唤起全体工人和亿万农民，必须赋予国民运动以上述社会性质，不要害怕“吓退”资产阶级，坚决走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和宣布八小时工作制，立即利用国家和有钱人给城乡的贫苦居民以实际的援助和给整个运动以尽可能强大的推动力，因为人们开始突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阻止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营垒内的右派和“温和派”不能为害。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革命。只有一场这样的雪崩才能阻止外国帝国主义者。如果想做得“不吓退”中国资产阶级，使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领袖“不反感”，“不刺激”外国资产阶级，那么这就会毁了一切。只要帝国主义者注意到这样一些努力活动，他们就会变得极其厚颜无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就会叛变。
在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帮助中国革命坚定地向前迈进，并提到更高的阶段，不害怕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反动阵营。
有一种论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背叛”工人，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这种论据是孟什维主义的论据。孟什维克总是说，俄国资产阶级虽然很想背叛工人，但是“这不可能”，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马尔丁诺夫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今天，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还在重复他当孟什维克时关于俄国革命所鼓吹的那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一发现工人阶级不愿意只是作为本国资产阶级手中对付外国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独立地提出他们自己的任务，就开始背叛国民革命运动（更不用谈无产阶级革命了）。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才能获得胜利。
要实行对付外国的彻底的革命政策，前提条件就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者们即国民党右派要实行彻底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要统帅部留在蒋介石手里，只要政府中最重要的席位留在国民党成员手里，只要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有着重要的支撑点，只要革命事业也总是不断地受到严重的危害，在目前情况下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从内部的叛变（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不管是很快还是很慢）远比轰炸南京和占领上海要危险得多。如果说孙中山早先的战友陈炯明会转向反革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会呢？蒋介石已经暴露出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所有帝国主义的报刊都肯定，而且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的机关报都断言，他同张作霖进行了秘密谈判。如果让统帅部留在这个人手里（即使受着监督），那么这就是没有明白：这是内部存在最大危险的征兆。如果共产党人对此也不负政治责任，那么他们就是走在一条他们必须立即离开的十分陡峭的道路上。
11．整个国际形势
最近的事件一再重新证明，国际帝国主义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中国的形势紧张得象一根弦。不管最近情况如何发展，世界的均衡总是不可靠的。爆发一场新战争（或一些新战争）的前景日益接近。在世界政治中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炸药。
对苏联的包围越来越明显。张伯伦的最近照会不只是一篇“报刊小品”，不只是一根“扔给顽固派的骨头”（不应当夸大英国保守党人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别），而无疑是采取有力步骤的外交准备。这个照会是要使英国外交能够在适当时刻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的一个“切口”。这个照会是整个政治链条中的一环。
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策划的统一战线，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不幸。
德国的局部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使德国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同情增长。德国的外交最近越是活跃，就越是清楚，它以某种方式倒向反苏维埃阵线的时刻接近了。
意大利法西斯完全处于英国的影响范围（承认比萨拉比亚由罗马尼亚人兼并）。立陶宛发生法西斯政变，毫无疑问是得到英国同意的。在波兰阶级对立尖锐化，这种对立——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会加速实现皮尔苏茨基的冒险企图。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不进攻条约，例如同拉脱维亚签订的和同波兰准备签订的不进攻条约，当然，对于苏联来说绝不意味着真正的安全，虽然它们对于苏联来说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对苏联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的机关的突然袭击无疑是由英国组织的，并且部分地也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些袭击是一整条故意的政治挑衅锁链上的环节，苏联当然过去和将来都不会去管它们的。北京的突然行动是打算挑起苏联在满洲采取激烈的行动，以便把日本卷进同苏联的斗争并解放英国和美国的手脚。不过这个突然袭击也想减轻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工作，首先是吓唬国民党的温和派领袖。也不排除以下可能：张伯伦援引北伐军在搜查和逮捕我们同志后伪造的“文件”，将采取对付我们的进一步措施，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动反对我们的运动，也许将直到同苏联中断外交关系。
由于工会总委员会显然什么卑鄙的事都准备干，所以张伯伦干这件事就更容易了。在英俄委员会在柏林召开“热烈的”会议后的第二天，总委员会同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声明，它对“英国的旗帜在中国受到沾污”感到遗憾，并建议将同国民政府的“冲突”转交国际联盟去裁决，也就是交给张伯伦去裁决。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的行动必须从两方面来给以回答。（1）一方面不要上当，要用镇静、克制和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来回答，（2）同时在中国要尽一切努力来加深群众运动和发动更广泛的工人阶层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在北方的走狗和反对国民党右派。
整个说来，国际形势很久以来还没有这样紧张过。
中国问题成为关系到世界革命直接的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对苏联的最近将来有直接的影响。列宁预言的时刻正是在今天来到了，他在他的政治遗言中写道：
“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虽然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式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刻，就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变得文明起来。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54页）
我们是否能获得“第二次喘息”，反对苏联的新十字军东征是否遭到失败，就象它由于“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列宁语，同上）而遭到失败一样——列宁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肩负着最重大的责任。
今天的策略问题实质上如下：
1．当我们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尽一切可能来阻止国际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公开干涉的扩展。
2．苏联必须仍然推行和平政策，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捍卫和平事业，因为和平事业今天处在重大的危险之中。
3．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把中国革命尽可能远地推向前进，并且使用全力使它不只是具有国民的性质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4．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中心，即苏维埃。
5．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国民军司令官枪杀上海工人、逮捕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解除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武装——这一切都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
国民党目前的领导者直接担任了中国的卡芬雅克这一角色。枪杀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事件，从国际的观点来看，直接导致同外国帝国主义者拥抱。最近的事件证实了在这一文件中阐述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