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列宁主义》 （1924—1925年） 第十三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最终胜利吗？列宁主义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为了对这一问题获得足够清楚的答案，首先必须约定，这里说的是什么。 我们有一定的权利说，例如争得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是想说，八小时工作制就是社会主义。不是的，我们只是想说，争得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工人政党的胜利（胜利之一）。 要知道，我们甚至说，比如在总统选举中有200万选票投共产党人台尔曼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也决不是想说，投共产党议员的200万张选票就是共产主义。不是的，这只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胜利（胜利之一）。 无产阶级在这一或那一国家夺得政权，这已是社会主义的最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决不想以此说明，甚至象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 不但如此。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使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社会化的立法，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种场合我们想说的只是完成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步骤。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一事实本身还不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在苏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八年之后提出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个国家最终胜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的已不是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如我们所举的例子），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甚至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胜利的问题。 列宁是怎样（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规定“社会主义”的概念的？他是怎样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个别的简练的定义，它们自然也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并且对列宁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不可能具有科学的准确性。例如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合作社；或者，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或者，社会主义是计算和监督，或者，没有邮政、电报、机器，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社会主义是公共耕作土地，等等。 此类公式对特定的目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要回答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我们应当选取列宁主义所作的最准确的公式。 列宁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1]
[1]《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编者注
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1] [1]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笫255—256、258、254页。——编者注
列宁说：“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这就是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科学的定义。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 ※ ※ ※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2]“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3]（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1]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3页。——编者注
[2]见其著名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着重号是季诺维也夫加的。——编者注） [3]《列宁选集》第4卷第89，90页。——编者注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1]
关于在俄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问题列宁的下述说法极为重要： “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2]（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是在战时共产主义高潮中说的。还有另一个类似的说法：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上帝保佑，但愿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在我们这里把这种制度建立起来。”[3]（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1]《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编者注
[2]《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编者注 [3]（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112页。——编者注）列宁的类似说法不止一处。但也有说得比较短的，例如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 ※ 为全面起见，还必须引用列宁接着恩格斯所说的关于国家“消亡”的那些话。列宁着重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下列著名说法：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
列宁解释说：“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阶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2] 列宁写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3]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2]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185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241—242页。——编者注 ※ ※ ※ 从上述言论无疑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理解为：1.消灭阶级，从而， 2.废除一个阶级的专政，在这里就是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或低级阶段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消除分配上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并且这种消除是可靠的，稳固的、不可动摇的，是建立在基于最新科学的高度技术上的。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
列宁接着马克思写道。“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2]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需要弄清楚，在每一个具体场合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北美合众国是一回事，中国又是一回事。俄国是一回事，德国是另一回事。日本是一回事，瑞士又是另一回事。[2]《列宁选集》第3卷第244页。——编者注 不仅就领土的幅员而论，并且就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来说，俄国实质上包含几个国家。至于苏联也可以这么说：尽管波兰、立陶宛等等分出去了，苏联仍占地球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一些国家的总和。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比重相对地说是高的。而问题正是涉及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既然我们说是在一个国家的胜利，那也就是说，其余的国家暂时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讲的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抽象的国家，即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如果是那样提问题，那不用多说，事情当然是清楚的，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的最终胜利是可能的。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四面八方都被资产阶级国家包围的国家。（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我们生活在许多国家的体系之中。）问题在于，在一个被资产阶级国家包围的国家里是否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个国家里完全和“永远”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无阶级的社会，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任何国家都“自行停止”。 为了更准确地弄明白，1925年在我们苏联问题何在，应当区分两种东西：1.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障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自然是可以想象的，2.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向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过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最终胜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有待解决。 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即向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即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问题在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个国家是否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下一章应回答这一问题。 第十四章 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已的专政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 [1]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着重号是季诺维也夫加的。——编者注
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是这样说的。就实质而言，在这些话里我们已经有了判断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上列宁主义的真正观点的全部主要之点。让我们历史地考察一下，这些观点是怎样形成的。※ ※ ※ 在第二国际里对国际革命思想的态度是极为冷淡的。认为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最终目的”必须怀着应有的“虔诚”，实际上是更象装腔作势。当伯恩施坦举起“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不足道的”著名旗帜时，人们对他置之不理。他破坏了第二国际的“善良风尚”。实际上那时候伯恩施坦已表达了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的情绪。王德威尔德、阿德勒、谢德曼脑子里想的，伯恩施坦则表之于言词。“最终目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解放人民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有这一切对第二国际领袖来说只是装饰品，只是圣像。回想一下，甚至第二国际的优秀领袖例如在战争等等情况之下是如何看待国际革命斗争的，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对他们来说默认的前提也是：只有一系列国家同时“行动"才行，“不能要求”一个国家的工人和工人党采取革命发动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如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或其他交战国的工人和工人政党不知什么缘故而没有采取行动的话。这一高招是“国际主义”献出的最后一言。在更好地准备国际性行动的架式下实际上是鼓吹国际性的无所作为。 第二国际的一些人（他们并非是坏人）集会于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但又怎么样呢？可以说，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完全陷入了“国际主义”。当事情还没涉及直接的革命发动，而甚至仅仅涉及简单地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时，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代表就已经总是这样提问题：只有在法国社会党人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能采取同样行动，等等。结果得到的是循环论法。而所有这一切都披上了虚伪的国际主义外衣。要知道我们是国际组织，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只有在能保证一系列国家同时进行革命发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革命发动。但“暂时”还无法保证这一点，所以应当等待普遍的革命发动。实际得到的结果是占卜者反对国际革命行动的国际密谋。 正是从1914年战争爆发时起列宁主义反对第二国际的斗争变得更加猛烈了。不用说，列宁是上述“观点”拥护者的激烈揭露者。 1、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 2、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首先希望“自己的”本国政府失败——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开始列宁主义就提出的这两个主要口号自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但是列宁和他的拥护者并没有等待一切国家都接受这些口号，他们立即首先在自己国家宣传这些口号，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对此不理解，表示敌视。 尤其重要的是粉碎当时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中派”，它企图“科学地”奠定这样一种思想：在战争期间根本就不可能实行革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在几个国家同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如果能发生的话。 列宁投入了反对考茨基分子的这些思想的战斗。列宁从两个方面向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宣战：1、纯科学方面——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主要见列宁的《帝国主义》），2、策略方面——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他首先是从解释一般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这一方面发动进攻的。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
[1]《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1915年8月23日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这篇文章是反对考茨基主义者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对托洛茨基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正确地引伸出两个结论：1、“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即在一个国家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进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2、这少数甚至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 但列宁决没有从这里得出第三个结论：似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最终胜利。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这样的。 但是，列宁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不排除，而是预计到可以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打破缺口，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先在一国进行并支持许多年，直到在一系列国家或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比较广泛的，最后是完全的胜利。 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证明，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第一个胜利不仅是可能的，并且在一系列有利形势下，这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能够（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定支援下）长期支持并巩固下来——甚至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表现为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列宁在当时的一系列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一“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他不仅就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问题，而且就这一战争结束之后帝国主义的命运问题同考茨基展开争论。由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再次表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1] [1]考茨基理解的“超帝国主义”是战后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所签订的国际协定，这种协定将“永远”消除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理论”伪善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见《帝国主义》、《反潮流》）。
※ ※ ※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正是这种状况把（能够把）这一国或那一国首先“推上”历史舞台，把它变成革命事变的一时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非要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国家不可的。可能出现一种情势的结合，使得最积极的革命过程恰恰不是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1920年列宁回顾了俄国革命的命运，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说明，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势的结合使得首先在俄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写道：“俄国在1917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在农民当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采纳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1]
[1]《列宁选集》第4卷219页。——编者注
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在《日记摘录》，特别是在极其深刻的札记《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札记》中，再一次极其全面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列宁在后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们（欧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格·季·）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
似乎又回到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同第二国际的甚至优秀分子进行的争论中去了，这些人论证“先”应在一系列国家准备工人阶级的同时发动，然后才是国际革命，列宁就此写道：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2]
[1]《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编者注
总之，列宁主义教导说：[2]同上书，第692页。——编者注 1、资本主义（特别是其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和跳跃式创造了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国内无产阶级胜利发动的客观可能性。 2、这一个国家不一定属于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势结合：在资本主义关系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发生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 3、任何“超帝国主义”都不能改变上述两条规律，相反地，它只是加强这两条规律。 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准备国际革命的同时，不应把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只要形成有利于这种发动的形势）推迟到一系列国家工人阶级能同时发动之时。 5、无产阶级在一国取得胜利之后，该国无产阶级应尽最大的可能去支持和发展国际范围的革命运动，牢记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有待于国际范围内解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府，这是一回事。作为开端这在一国也能做到。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和最终的胜利则是另一回事。这只有无产阶级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才有可能。 ※ ※ ※ 这后一点，即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分钟也没忘记。二月革命后列宁带着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制定好的我国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动身回俄，准备投入战斗，他在致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1]
[1]《列宁全集》第23卷第381页。——编者注
这一原理现在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一个国家也可以胜利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巨大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解决。至少在几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巩固的和最终的胜利。在驳斥和嘲笑孟什维克（以及整个第二国际，甚至“齐美尔瓦尔德派”）企图以“呼吁”“世界斗争”来逃避现在1917年反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列宁声明： “有人向我们描写，说我们的事业是多么困难，有人告诉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冲散了。”[1]一定要由局势有利于这样做的国家开始。
“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2] “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3] “既然我们已经把全部革命事业掌握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我们就要把它担负起来，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酝酿中，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但是归根到底（不是马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前进，它也一定会完全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4] “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而且只能把自己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个部队，我们这个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训练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5] “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6] [1]《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2页。——编者注
[2]同上书，第416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27卷第80页。——编者注 [4]参看上书，第82页。——编者注 [5]参看上书，第30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6]同上书，第32卷第467页。——编者注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1]
“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同许多国家结成联盟，战胜国际资本，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顺利地结束革命，取得绝对的胜利……我们知道，事实证明：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发展。”[2] “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算是胜利，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国际关系，——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那末要在一个国家完成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并且也看一看战争史等等…… 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 但是我们的胜利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所获得的胜利还不到完全胜利的一半。”[3]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4] [1]《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页。——编者注
[2]参看上书，第31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3]参看上书，第358—361页。——编者注 [4]《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XVII卷笫398页。《1920年11月27日在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编者注）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
“我们只有最后彻底地粉碎拥有强大技术和纪律的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 “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3] “我们始终说，我们只是世界革命链条上的一环，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取得胜利的任务。”[4] “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种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5] “你们大家自然都知道，资本是一种多么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当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也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来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最低限度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6] [1]《列宁全集》第27卷第82页。——编者注
[2]同上书，第213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31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4]同上书，第392页。——编者注 [5]同上书，第447—448页。——编者注 [6]参看上书，第32卷第103—101页。——编者注 “因此，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1]
这就是列宁的为数众多的声明。这里是不是片面地选取了列宁的引文？这里是否有由发展的困难引起的某种“悲观主义”呢？ 统统不是！ 我们想，谁也不会指责象《共产主义ABC》这样的书有悲观主义。这本书是在我们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歌行进时写的。 其中我们读道：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工人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所有着重号全是原有的）、组织经济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要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工人们的相互支持，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
[1]《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710页。——编者注
这不是“悲观主义”，这不过是共产主义ABC（不带书名号的）。[2]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106—107页。 如果由于事变的结果，《共产主义ABC》（带书名号的）在某些地方过时了（正象我们的纲领那样），那么无论如何过时的不是这一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 我们摘录的列宁引文大部分也是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取得最大成就的年代写的。众所周知，列宁根本就不是个“悲观主义者”。 提及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不存在任何悲观主义。我们正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还将进行建设。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不过反正“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反正应当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且记住，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要同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同时取得。世界革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是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的——尽管会延迟和会有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我们在苏联越是坚毅、有信心，有成就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同样的条件下，就能越快地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最终胜利。 列宁主义的这些根本原理现在也是完全正确的。起初认为，这将在一两年期间，或者甚至在不多的几个月内“最终”解决。然而，事变进程表明，我们这仅仅是“最初”的推论。在1921年，列宁已经写道：“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1] [1]《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页。——编者注
列宁的上述纲领性声明是一分钟也不应忘记的。从1917年起所经历的年代和1917年至1925年间世界革命的波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一个“开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局势可用列宁的话来概括：“长期拖延，双方谁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苏联社会主义的明显增长和明显地趋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 ※ 在速度和时限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某些实际经验，现在谨慎一点了。由于缺乏足够具体的历史经验，我党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时限问题上，尤其是在我国革命初期，不能不出现某些失算。 有一个时候（1918年），我们全都期待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在德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德国革命来得相当晚，并且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仅仅是打倒威廉二世，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然而就是德国这样的革命，加上一系列国家的革命震动，已足以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赢得时间，得到巩固。 结果发现：1、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缓慢得多，2、然而还同时发现，第一个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一国（在其他国家工人的一定支持下）能支持的时间比革命初期所设想的要长得多。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认为需要几个月的地方，经常需要几年，而认为需几年的地方则需要几十年。这一方面涉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成熟问题——它在成熟，但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但这也涉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处于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中还能孤立地存在多久的问题。 从1917年起我们所经历的八年，看来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开端。如果就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年）和1925年（这一年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而言，可以相对地说，这头八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轮，是其多少已完结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正在结束，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欧洲几国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因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苏联国民经济的真正和稳固的稳定而取得平衡。无论如何，出现的不是一种稳定，而是两种稳定。出现了列宁早在1920年就已说过的某种平衡。[1] [1]“结果证明无论是这一边或那一边，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或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既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同时又证明我们的预言没有简单、迅速、直接地实现，但是从我们得到了主要的东西这一点来说，这个预言是实现了，因为这个主要的东西就是：即使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爆发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2页。——编者注）
有一个时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完全同德国革命能否迅速取得胜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1918年3月7日的报告中）说： “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1]
我们现在看到，事情不是这样。过了八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上一系列其他有利的情况，就足以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赢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支持到德国和其他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成熟之时。然而，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坚持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2]——列宁在论证自己的喘息时机理论时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中这样写道。 “既然我们孤立无援，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坚持下来，为革命保持住这块力量薄弱和面积不大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期待历史会按步就班地和有计划地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队伍前进，那就是不了解革命，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不去支持社会主义革命。”[3]
[1]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86页。——编者注
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策路是“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的策略”。列宁自己把这种观点叫作“喘息的理论”。[2]同上书，第117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265页。——编者注 在其他国家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权能支持多少年，对这一点起初我们只有不很清楚的概念。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正确地估计“时间”的因素。在著名的《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列宁写道： “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还是不会爆发的。我们指望着不可避免的国际革命，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就象傻瓜一样指望革命必然会在一定的短期内发生……
与此同时，列宁还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就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为什么“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2]“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好象被围困在碉堡里面。”[1] 我们以月来计算时限，有一段时期甚至以周来计算，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前几乎是以日计算的。然而以后事变的进程表明，在解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问题上应作某些修正。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是这样估计“时间”的因素的：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要善于把这一点看作事实，要估计到：世界杜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中的开始，决不会象俄国革命开始时那么客易……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3]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1]《列宁全集》第28卷第56页。——编者注
再过一年，我们又继续寄希望于事变的迅速进展了。[2]同上书，第26卷第443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27卷第86页。——编者注 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53人[1]，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 “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基地。”[2]
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这样说。但他立即补充说： “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过活。”[3]
[1]《列宁全集》上为333人。——编者注
[2]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8、150页。——编者注 [3]参看上书，第150页。——编者注 ※ ※ ※ 我们还没有最终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是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阵营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时机，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将来帮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一系列国家成熟。否则就不能理解列宁的整个“喘息理论”。这就是它的基础。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决定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其他大军到来之前，我们竭力等待，为自己取得“喘息时机”。喘息理论在列宁主义中起不小的作用。列宁的整个新经济政策是同“喘息”理论相联系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国内的大规模战略机动，其目的是甚至用重大的让步来更牢固地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时来到之前。这里应当牢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今后（即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将比现在更加需要，而新经济政策（即目前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形式）则是暂时的东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是认真的，长期的，直到消灭一般阶级之前永远需要的。新经济政策则是认真的和长期的，但不是永远需要的。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不这样也就没有列宁主义），我们很清楚，只有社会主义再在几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内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即在苏联）才可能有牢固的最终胜利。正因为我们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着眼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时期我党的策略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把它当作“认真的和长期的”口号。 从喘息理论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列宁很懂得赢得时间的价值，同时也坚决认为，归根到底事情毕竟要在国际舞台上解决。换句话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而不可能是另一种革命家——否则他就不会是列宁，我们也就不会有列宁主义。 请回想一下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向来都是继续不断的战争决定了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命运。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占上风。”
“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末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1]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5，457页。——编者注
甚至资产阶级大革命也不只经过一轮战争，因而很清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经受不是较少的，而是更为大量的考验。第二轮战争的结局大概多多少少将最终解决问题。我们自然应竭力避免新的战争。但是否能做到这一点，这不取决予我们一方。列宁是这么说的，因为他是立足于国际革命的。在这里他不仅赋予西方，而且赋予东方以特殊的意义。 “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190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1]
[1]《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2页。——编者注
在《日记摘录》里，列宁给予东方以更大的注意。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列宁对我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的联系的看法——这是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杜会主义的那一天呢？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必须极其慎重地维护我国的工人政权，保持住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最小农中间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营垒，同时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因此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 [1]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710页。——编者注
由于西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我们获得了几年时间的第一个喘息时机。由于它们的内讧，我们胜利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因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帝国主义者的内讧而赢得喘息时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问题正是在于，在东西方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内讧的时候聪明地赢得时间，这将给我们以第二个喘息时机。每当列宁提到我国革命的命运时，他总是把它同国际局势——同西方，也同东方联系在一起，他把它同国际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不仅看到局部，而且看到整体。 列宁是彻头彻尾的国际革命家。他的学说不仅适用于俄国，并且适用于全世界。有一种想法认为，削弱列宁主义中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国际因素而仍然能是列宁主义者，我们这些列宁的学生们应当把这种想法当作莫名其妙的东西从头脑中驱逐出去。 ※ ※ ※ 看看我们的农民政策。有人有时把它理解成这样：在目前局势下，除了向俄国庄稼汉及其经济要求鞠躬，向他们作让步而外，我们当然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当然已经不是国际革命政策了。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所写的，这不是叫作世界革命策略的那个东西。这样提问题是对列宁主义的全然无知。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正是胜利的世界革命的首要前提。我们现在在农民问题上贯彻的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规定的决议中的列宁主义原则。 如果说在1848年革命时代俄国农民起了反动因素的作用（俄国农民军队去扼杀了匈牙利革命等等），那么在1917—19……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同我国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俄国农民客观上起着伟大的革命作用。 在我国农民政策目前这一篇章同国际形势、国际革命、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状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联系）？ 不言而喻，是存在的。我们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性决议之间不仅看到时间上相近，而且也看到逻辑上近似，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速度延缓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无疑是存在的。 早在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已看清当时拟定的让步同不仅是整个国际革命的延缓，而且同一国——德国革命延缓之间的联系。他写道： “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为了加快这一点而不惜采用独裁方式。”[1]
[1]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编者注
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这种联系在逻辑上和政治上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耍使实现自已的专政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妥协（所有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格·季·）。”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 [1]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所以，在我们这样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单单是工人党的“一般”任务，而是工人党在农民国家里的任务。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最终胜利的可能性是同实现两个条件联系着的：第一个是国际条件，第二个是国内性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这种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及时支援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第二个条件是同农民妥协。在这里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代替另一个条件；为了取得完全胜利必须两个条件都具备。列宁从来没有这样提问题：对我们来说农民只是同盟者的代用品，我们是它的所谓“不得已的盟友”。列宁主义历来清楚地知道，为了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我们需要使两个条件都得到兑现。存在其中的一个条件不能取代另一个条件，而只能改变它的形态。无产阶级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迅速胜利不会使我们可以不需要（和不希望）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而只会改变该联盟的环境。而另一方面，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也不会使我们不需要为取得最终胜利而实现第一个条件，为了使我们的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关系复辟的危险，必须有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苏联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巩固联盟只是在下列含义下改变关于第一个条件（其他国家的革命）的问题提法，即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可能去等待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取得胜利。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在何种意义上能改变苏联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妥协、联盟的环境呢？ 最好用列宁的话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指的是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的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说的：为了使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得到完全现固；为了使联盟立足于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同时为了使之迅速向社会主义发展——为了这些我们必须实行大工业产品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我们不能现在就在我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经济不允许这样做，因为首先我们的大工业还极为薄弱。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十月革命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孟什维克关于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不应当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本就没有成熟的说法是正确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列宁说： “我们说发达的大工业能够立刻用一切必需品满足农民的需要，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可是它却制造枪炮子弹和其他武器，在1914—1918年大施凶威。”
在《论黄金的作用》一文中列宁是这样结束这一思路的：“但是，我们还是有权说，从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有这种先进的大工业，能够立刻用工业品供给亿万落后的农民。这是我们估计的根据（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既然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下投入革命的，眼前又没有我们所必需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吗？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作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人民群众联盟的道路是农民和工人争取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剥削者劳动的唯一道路。”[1] “就世界范围（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来说，这种‘假定’已经实现，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马上直接实现并实际安排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联系，它用‘冲击’方法没有能解决这个任务，现在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包围’行动来解决这个任务。”[2]（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灾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它们高度的技术和发达的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全部高度的技术和发达的工业，都是属于反对我们的资本家的。”[3]（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1]《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9—130、132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革命只在一国或数国的胜利怎样改变我们在苏联取碍最终胜利所必须的第二个条件，即这一胜利如何促进苏联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列宁讲过的那些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就会即使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至少也在几国范围内立即利用大工业，把它当作决定我们在较好的形势下，在好得多的形势下同农民妥协的因素。[2]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79页。——编者注 [3]《列宁全集》第33卷第53页。——编者注 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几国的胜利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本身，但是它却能改变这个联盟的条件，使这一联盟具有大得多的稳固性，能为它创造好得多的物质基础。 但是问题就在于，到现在为止这种胜利还没有来到，因而必须更为谨慎地对待同农民的妥协。列宁说，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革命还未到来的时候，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不久前发表的《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他们的‘自由贸易’是否可怕？”他回答说： “不可怕。”
“如果经过10—20年实现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1] [1]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2，313页。——编者注
我们有时认为，电气化无非就是建设电站。不，不是这样。电气化，这就是工农业的普遍高涨，技术的普遍进步，技术的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在评苏汉诺夫的札记中出色地说明，在局势的某种结合下工业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可以“开始”。但是没有电气化，这个国家要“继续”和“完成”是困难的，不可能的——甚至在能保障它的国际后方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没有“电气化”（即没有生产力的高涨），退回到资本主义“反正”是不可避免的。非常幸运，我们苏联现在可以有可靠的希望，在我们的政策正确的情况下，这种危险的威胁已经不很大了！ ※ ※ ※ “不断革命论”的根本错误正是在于对农民这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的同盟者的作用估计不足。把下面两段引文作一对照，你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4页。——编者注
夺取了政权，我们巩固了自己对农村的经济领导，现在进入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农民对我们的支持是有长期和巩固的保障的。按照列宁的看法，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基本农民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支持是坚决而牢固、认真而长期的。[2]列·托洛茨基：《1905年》第4页。 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所有这一切恰好“相反”。 这两段引文就象“一滴水见太阳”那样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根本分歧。由于完全不懂得农民的一般作用，尤其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作用，这就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推到”国际革命胜利之时。[1]而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之间，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在革命胜利国家里的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和冲突。 [1]“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才会是可能的。”1922年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跋》中就是这样写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93页）。
※ ※ ※ 不应把事情想象得过于简单。如果要问我们是否应当，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回答说：当然应当、能够、善于、一定。我们现在就要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什么也不等待，要不住手地工作。我们肯定能够“保持住我们的革命”和“为它保存哪怕几个社会主义的堡垒”，并且甚至是强有力的，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堡垒。我们现在有可能并且应当利用这种可能在一个国家尽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首先是用在暂时还是“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到1925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大大扩大了。我们已不仅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工人掌握政权），并且具有较为象样的生产基地，物质基地。有些人现在才在造林，而把着手建造大厦的任务推到遥远的将来，我们这里不应有这种人的情绪。不，我们现在已经应当建造大厦本身，而不是去造林。我们这里不应有“露宿”的气氛。我们在建造牢固的无产阶级大厦。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是国际革命天秤上的一个不小的砝码，我们自己是国际革命的最重要的队伍。我们占地球面积的六分之一，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成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劲头、我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最终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利用历史给予我们的“喘息时机”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前历史发展时期的结局“归根结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我们现在必须更多地考虑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逝世前不久指出了这条道路。 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列宁论合作制的最后一篇文章（1923年）中的说法，它在目前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中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1]（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1]《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编者注
我们在思考列宁的最后著作《论合作制》时，一分钟也不应忘记下面这一点：从大的原则观点来看合作制问题，描绘应当最终排挤资本主义制度成分的苏联未来的“合作制度”。列宁也就为我们革命提出一个绝对正确、唯一可能的伟大纲领和广阔前景。他向我们指出了“小农和最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涉及同苏联合作制最近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指出国家必须给予合作社以一定的优待，指出必须加强党在合作领域的工作，等等）。然而。列宁这最后一篇文章的重心却在头一部分：这就是至少为期十年的广阔的根本前景。党应当依据实践经验“中介出”这条道路。在把合作社完全纳入社会主义体系之前，在合作社在某种含义上“在社会主义锅炉中煎熬”之前，苏联合作社发展最近一个阶段（或最近几个阶段）的实际问题首先只能在最近几年依据实践经验予以解决。毫无疑问，哪怕是以合作社形式去组织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都是一件经济上、政治上极端困难的事业，要解决这些困难，就应当看到这些困难。列宁当时所说的合作社具有“化学分解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特质，在合作社建设的最近几年无疑是仍然有效的。 对我们来说，这里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正确的政策下，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面临的争取合作制的斗争和合作社内部的斗争。农村越是恢复元气，在开头那段时期在农村争取合作制的斗争和在合作社内部的斗争就会越严重。应当看到这一点。 在把全部热情和所有精力投入发展合作社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一开始就以清醒的阶级观点去看待新经济政策环境下最近阶段的合作制问题，只有在这一领域中既不为最初的失败而灰心失望，也不因取得初步成就而产生幻想和患“合作制的”近视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忠实于列宁关于合作制所说过的一切。 应当看清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也必须看到这条道路上的沟壑和绊脚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 ※ ※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十周年快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头五年很快就要满期了。这头五年的经济总结对于判断我们能在苏联以多快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意义，而苏联目前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联盟，暂且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发展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怀着巨大的胜利的心情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在国际贸易中积累了10亿金卢布等等，同时向共产国际描绘了我们将用所积累的这10亿卢布去恢复我们的重工业的前景。目前我们已能提供全然不同的数字。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1925—1926年度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只要选这一报告中几个最主要的数字就够了。 1924—1925年度国内生产的全部商品为730700万卢布（按战前价格），而1913年为1150900万卢布（63％），1925—1926年度提高到914900万卢布，为战前商品总量的79％。 注册工业的总产量1913年为562060万卢布，1924—1925年为397730万卢布，等于战前的70％。 在注册工业中的工人数1913年为2598600人，而1924—1925年为1841000人，等于战前的70.8％。 按战前价格，每一工人的总产值1913年为2162.9卢布，1924—1925年为2160.4卢布，等于战前的99.9％。 我国的货运量，1913年为767100万普特，1924—1925年度为457600万普特，1925—1926年为610000万普特。因此，1925—1926年的铁路货运量等于战前的80％。 我国工业投资1925—1926年约达97000万卢布，其中用于新建工程32400万卢布，用于恢复64600卢布。 下年度进出口将超过20亿，其中出超15000万卢布。 注册工业工人人数增长预计为21％。每名工人的产量预计增长15％。正常的实际工资这一年大约将增长20％。 住宅建设已开始。预算在增加并得到改善。 1920年我国注册工业的总产量下降到〔战前的〕17％；到1925年我们从17％提高到70％！很快我们就要提高到100％。1925—1926年农产品大约应提高到战前的87％。 这就是基本数字。已出现经济的迅速高涨，它具有经济继续以更高的速度高涨的全部征兆。我们以极其满意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总结。 然而，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苏联的今后命运。不发展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对的。但是在存在着象新经济政策这样的过渡制度下，这种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斗争为基本特点的过渡制度下，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不正确的，有一股“苏维埃”司徒卢威主义的气味。现在谁也不敢否认我们的经济高涨。全部问题在于生产力“向哪儿发展”。全部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在我国经济普遍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在上引报告和斯·斯特卢米林的极有意思的著作《我们的经济有没有社会化？》中所公布的数字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化进程总的说开始得到顺利发展。 “除具消费意义的住宅基金，在国内现存的物质生产资金中，到1924—1925年度初按最低的和极不完全的统计，国家拥有的基金不少于117亿切尔文卢布，合作社拥有5亿，私有经济主要是农民经济拥有75亿。因此，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方面62％以上已社会化，38％有待于通过合作化和国有化实现社会化。其中，在农村我们的基金实现社会化的目前不足4％，而在城市，包括大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在内则达97％。
在工业部门，生产资料社会化已达89％，其中大工业部门达99％。至于大工业和小工业的生产总额，控制数字所反映的变动情况如下：
我们看到，社会化企业的产量不仅在绝对数字上有巨大的增长——两年期间增长65％，并且其在总产量中的比重一年比一年有明显的提高。”[1] [1]《经济生活》1925年第2009期。
这些数字（它们当然是大概的数字）是建立在最乐观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我们再说一遍，列宁主义者不应忘记，在叫作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制度中，在另一种“社会化”卢布中还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竞争者或竞赛者，存在着资本主义细菌，这都有待于消灭，应逐渐使之“安眠”。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几乎在我国经济的每一个原子之中都或多或少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竞赛。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这种一般眼睛所看不见的竞赛的分子运动，这种竞赛最后还会变成直接的阶级斗争。也不应闭眼不看，甚至在我们的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也常常感到自己是雇拥工人，还不是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是在自己的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工厂工作的。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失业者、工资不够高、存在流离失所现象等诸如此类的事实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我们这里，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合作社。合作社有远大的前途。它在农村无疑起着列宁在最后的文章《论合作制》中为它规定的那种作用。据中央统计局统计，在苏联13500万居民中有3150万人（包括家庭成员）已合作化。因此，到1925年在苏联将近有23—25％的居民已合作化。这当然是个重大的开端，特别是如果注意到我们这里合作制较为正常的发展大致上是从1923年才开始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在最近几年所看到的合作社的迅速发展。然而，在这里也不能陷入自满，不能把事情想象成，似乎目前的每一个合作社现在已经可以同社会主义划等号了。在我们这里，在有的“合作社”，卢布中继续有资本主义的细菌生活着。在我们的合作社里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很强大，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仍将很强大。在合作社内部现在进行着，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进行着独特的阶级斗争。在农村，社会化的基金目前还不足4％（见上引斯·斯特卢米林的统计数字）。虽然农村的“基金”在绝对数字上少于属于国家的“基金”（大约是7：11），但不应忘记下列基本事实：农民在我国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单单农民占多数这一事实就给我国经济的全部发展、给全部社会生活打上强烈的印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商品经济，它散布得还很广，它的作用还很大。阶级差别尚未消灭。农村的实际影响大大超过7：11这个比数。列宁在不久前写道：“农民构成（俄国）全体居民和全部经济的巨大部分（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不应忘记，虽然最近两年私人资本在大小工业中的相对作用下降了（从1923—1924年度的23.7％下降为1924—1925年度的20.7％），但在此期间私人资本的绝对数字却从1923—1924年度的172800万增加为1925—1926年度的233400万。 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 “显然，从大机器生产的条件来看，全部工业不经过这样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始终只是一大堆法令，始终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系。始终只是帮助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统治的救星，始终只是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才算有了保证。”[1]（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2]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我们有一切根据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国家在发展。我们不仅看到生产力的普遍增长，我们还看到我们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步增长。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彻底的列宁主义者，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到，在城市和农村都在进行着阶级斗争。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视，从个体农民经济中正在生长出资本主义，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年代曾不断提醒这一点。[2]《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编者注 我们把一个上升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能发挥出来的全部热情、全部能量、全部胆略投入在苏联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最坚定地坚持列宁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极其重要的论点。每一个新建成的工厂，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每一个胜利，每挥动一次“社会化”的铁锤去敲击我们苏维埃祖国的工业的铁砧，都应当使我们的工人，使我们的党员成为受更多锻炼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农民局限性王国的危险，这是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请我们注意防止的危险。 ※ ※ ※ 列宁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我们指的是写于1922年春的《论攀登高山》一文）对我们在本章中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此文似乎是专为今天而写的：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历来信奉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有些共产党员不沉溺于错觉，也不悲观失望……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失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尤其不容许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究竟在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1] [1]尼·列宁：《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写于1922年2—3月，发表在《真理报》1924年第87号（参看《列宁选集》笫4卷第596、596—597页。——编者注）。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反对了，并且是正确地反对了灰心失望情绪。但与此同时他也向幻想宣战。“在极高的地方冲昏头脑特别危险”——列宁提醒说。这一提醒对目前来说非常及时，因为现在经济的重大高涨已经开始，我们正开始攀登越来越多的“高峰”。这里不允许有幻想，在这里丧失头脑，开始用玫瑰色去看待一切，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下暂且还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看不到实际上阶级斗争还极为紧张，等等，等等，这是最危险的。有一种情绪也极为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也“对付得了”。列宁写道：“我们历来信奉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信奉并一再重申”，还能比这说得更清楚吗？列宁主义的这一真理现在也应当“信奉并一再重申”。 这样提问题自然同下述“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观念”认为，没有国外的贷款，我们就不能更新我国工业的固定资本，不给予外国资本家大型租让企业，我们就不能振兴经济，等等，因此应当“指靠西方"，向外国资本家作更大的让步，等等。当然我们不反对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下的贷款和租让企业。但是，我们的主要指靠不是这些，而是内部的发展力量。我们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以便从麦克唐纳“同志"（他当时任内阁大臣）那里取得2亿至3亿卢布的贷款。事情没有成功。而1925年我们从“丰收同志”那里取得了更大数目的“贷款"，并且是按更为有利的条件取得的。今年我们已经能把几乎整整10亿资本投入工业。当然，穿上10亿的靴子的苏联工业开始迈出巨大步伐，朝“美国”速度前进。 然而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在当前最困难的关头，自欺对革命者是最有害的。”[2]
不应当灰心，也不应当幻想。认为为了使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保持蓬勃的朝气，为了给他们以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需要粉饰现实和美化未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尤其不容许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究竟在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3]列宁是在1922年春天是这样写的，写得简短、谨慎。然而在这不轻许的谨慎语句中却确实可以感觉到真正的乐观主义和对最终胜利的真正信心。 [1]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97页。——编者注
1925年更不允许陷于灰心失望。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23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1925年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这样乐观了。[2]《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4页。——编者注 [3]《列宁选集》第4卷第597页。——编者注 苏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一般政治建设。共产主义的犁将越来越深地插入大地，我们将以自己的建设工作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下层”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列宁的最出色的特点。全党完全继承了这种信念。党能够在数年内把数千万工人和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党能够领导全体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无阶级社会。党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利用每一个细小的现实的机会。党能够把正在成长的整个年青一代吸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上来。正是为了能胜利地完成这一切，党将同对列宁主义的任何修正，特别是同任何民族局限性的倾向作斗争。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伟大任务，党应当首先成为彻底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 ※ ※ 列宁教导说，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变革，那么俄国甚至真正民主革命的胜利也缺乏牢靠的保障。列宁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看作是俄国民主革命免除复辟的保障。 列宁在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的发言中说：“俄国革命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在这方面不应该忽视，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决不是在俄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十八世纪末叶包围法国的是一些封建国家和半封建国家。然而包围着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俄国的一些国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全副武装起来就要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搏斗的国家。”[1]
列宁这里所说的一切尤其适用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在一定限度内——东方被压迫民族），它早已没有任何其他后备力量。除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早已没有任何其他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绝对保障。谁忘了列宁1907年所说的这些话，谁不善于把它用于目前局势，谁就是向“民族局限性”作让步。毫无疑问，整个目前局势（欧洲革命速度放慢，苏联经济开始重大的增长，新经济政策造成的全部社会政治麻烦）造成了阉割列宁主义，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论点的“需要”。在目前的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企图把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推向民族局限性[2]、小市民的闭关自守、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满足的立场上去。这种社会情绪是存在的。 [1]《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编者注
不管多么离奇，但这是事实：这种情绪本身也是苏维埃政权普遍发展和巩固的征候。力量随筋脉外传——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经济都在发展和加强，在恢复和巩固。人民群众中间出现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当愿望，要求休息一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阵子家，积聚新的力量，摆脱危机、军事纠纷、紧张斗争、国际冲突等等而休养一段时期。在共产党人中间也有这种情绪。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路标转换派（见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书）等等就企图利用这种情绪，把布尔什维主义推上民族狭隘性的道路。[2]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揭示了这种民族局限性的根源。“由于国际舞台上的既定形势，在目前时期能够威胁到我们党的有两种危险：（1）消极倾向（这是出于过分夸大某些地方呈现出的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和国际革命的缓慢速度而产生的），缺乏一种在国际革命的速度缓慢的情况下仍要坚决地有步骤地从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充沛的热忱；（2）民族狭隘性的倾向，忘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自觉地忽略苏联的命运和发展着的（虽然是缓慢发展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不懂得不仅国际运动需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稳固和强盛，而且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援助。”（《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1页。——编者注） 应当注意、考虑和顾及人民群众的这种情绪。领导国家的我们党必须尽一切可能去保障尽可能长期的和平及和平劳动的可能性。指出这方面问题的人的功绩是巨大的。对这种情绪应当敏感。然而对群众要敏感不等于对他们的弱点要迎合讨好。对群众要敏感并不等于要对他们的偏见简单地随声附和。在这方面“尾巴主义”是特别危险的，我们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正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在目前时代比任何其他时候更要把俄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同国际革命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在劳动居民的深处倾听目前群众的情绪，那就可以感觉到两种情绪。 头一种，头一类情绪是：经济终于开始复兴了；我们终于开始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了；我们想休息，我们想耕种自己的土地，我们想和平地劳动，我们想提高自己的福利；使我们避免新的危机和动荡；少把我们的命运同国际命运联结在一起，危机受够了，风暴受够了；我们“不反对”国际革命，但我们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切身事业；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安静。 另一种，另一类情绪是：我们也全心全意地要安静，我们也主张和平，我们不想要新的战争和新的磨验，我们也想献身于和平劳动；但我们知道，我们从1914—1925年的经验中看到，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全部社会生活业已国际化；1914年的战争教给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纠结在一个国际线团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罗汉松下为自己修建单人修道室；我们知道，只有把几个最大的国家的帝国主义野兽的牙齿拔掉，只有几个国家的工人获得胜利，只有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一系列大国中资本主义被推翻，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为自己创造“永远”从事和平劳动、提高文化、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的可靠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命运同国际革命运动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各国工人代表来到我国访问，对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愉快的示威性质，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粮，是切身的事情。 怀第一种情绪的既有农民，也有许多工人，有时还有共产党人。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也在国家“机关"中有所反映，而从机关又部分地甚至传到党内。不应为自己制造任何幻想。第一种情绪大约多于第二种。这在目前是较为广泛的情绪。而第二种情绪是先进的、先锋队的、较为坚定的情绪，虽然不那么广泛。在目前局势下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政策中必须顾及头一种情绪。但是必须支持、爱护、珍视、发展第二种情绪。应当把头一种情绪“拉向"第二种，而不是相反，当然要巧妙地，小心谨慎地拉。但恰恰是应当拉向第二种。因为正是这第二种情绪符合革命发展的路线，因为只有它才反映我国人民中最先进成分的集体智慧，因为只有它能加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我们党。 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正是要求用国际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基本问题。苏联自身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利益，要求苏联把自身的命运同国际革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请回想一下列宁的出色文章）要求首先解放被压迫民族和实现各被压迫民族的完全平等。这并非“牺牲”。顺从地允许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现在也必须这样说：从国际革命的观点去解决苏联的所有问题，这并非苏联所作的“牺牲”，只有按照历史进步的路线制定自己的全部政策（和自己的整个经济）的国家，其前途才是可靠的。国际革命，这就是人类的明天。无产阶级是上升的阶级，它不仅看到自己的今天，也看到自己的明天。这也就是对劳动人民来说最“合理”、最“有利”的政策。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发展得很慢吗？是的！但是同指靠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走下坡路的国际资产阶级比起来，指靠缓慢地（目前还是缓慢地）走上坡路的国际无产阶级对苏联来说毕竟合理一些，对劳动群众来说毕竟“有利一些”。 列宁主义教导说，最近的全部事变也完全证实了：没有全世界或至少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最终的和巩固的保障去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恢复，即防止新的奴役，新的数十年的白色恐怖，新的帝国主义流血战争，等等。正是为了苏联人民群众的利益，列宁的党应当不仅反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残余，并且还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特性，这种特性是同新经济政策时代和由于新经济政策而终于（！）到来的国内生活福利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 ※ ※ 列宁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而作的《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一文中写道： “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新的丰富经验的光辉照耀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了我们了解当前事变的全部规律性。它将帮助为铲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坚定地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1]（着重号全是我加的。——格·季·）
[1]《列宁全集》第28卷第455页。——编者注
这说得很朴实，是用列宁的方式说的：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取得胜利——党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已完成了这一任务。胜利已经取得，现在问题在于巩同这个胜利。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简单的事。“完成”对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要比“开始”困难得多。现在的工农联盟已不仅仅是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共同斗争。这首先是一起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列宁写道：“这个反对邓尼金之流的联盟不是（这个）经济建设中的联盟。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社会主义革命。”[1]（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1]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编者注
建立在经济建设基础上的工农联盟，今后将比迄今为止更为必要。在革命的新的（经济的）时代如何在这一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这一点列宁把所有基本的东西都及时作了阐述，特别是在他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著作中，在《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以及在反对“发号施令”的讲话中，等等。如何在工农联盟内部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如何在农民国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而这毫不奇怪。托洛茨基主义摔跤最多的地方恰恰是农民问题，把运动的局部同整体联结起来的问题，研究农民国家的具体革命道路问题。这一根本性的有机缺陷妨碍托洛茨基主义在目前的革命阶段理解复杂的力量配合。 我们现在常常重复工农联盟一词，却不懂得，问题不在于简单的联盟，而在于无产阶级应起领导作用的那种联盟。 我们应当迁就“小农和最小农"的理智（而不是偏见），同时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在上面已经足够详尽地指出，如果根据列宁所写所说的去说明一国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可能性问题，那么问题是百分之一百清楚的。所引的列宁的无数声明是不允许作任何曲解的。 本章所分析的问题是列宁的言论百分之一百解决了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政治和经济的最新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1915年，列宁第一次特别准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起初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当在一国（在俄国）取得了这种胜利，列宁在许多年里几乎每天都在重申，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只是部分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 ※ ※ 列宁向我们指明了全部道路。局势是非常有利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简单的，然而却是伟大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下，巩固在农民国家的胜利。而巩固在我国的胜利，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打开其他国家工人胜利的道路，使易于取得这一胜利，给以援助，从而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做好准备。
来源：《“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