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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策略
〔苏〕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1年8月）
人们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议论纷纷。不仅敌人而且有些朋友还不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然而，每个共产党员为要自觉地参加现时的斗争必须十分清楚地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它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地位。
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觉得第三次代表大会采取的立场出乎意料，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不难理解的是，一些代表世界资本的资产阶级大报刊叫嚷说似乎我们放弃了“纯粹的”共产主义。这些先生们非常希望我们成为他们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上的“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些先生们看来，“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不顾现实形势，不顾时间和空间条件的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容易上资产阶级投下的钓钩，容易落入阶级敌人布置的圈套的人。
“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并非在自觉估计要求这样做和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去采取坚决斗争的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在资产阶级乐意这样做并容易落入圈套和陷井的时刻就去进行斗争的人。总之，在资产阶级看来，这样一些“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同纯粹的傻瓜相去不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使世界资产阶级大失所望。代表大会表明，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完全不象世界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敌人的、被赞誉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那样的傻瓜。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怀着难以掩饰的懊丧情绪大叫大嚷说什么：共产党人似乎向右转了，他们的代表大会似乎离开了共产主义。
不言而喻，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和领袖们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资产阶级的后面。马尔托夫先生一方面叫嚷什么共产国际的“没落”，另一方面又事后证明共产国际在1919-1920年间确实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然而这并不妨碍同是这位马尔托夫叫嚷说共产国际在1919-1920年间只不过代表一小撮人。格里姆先生在7月23日《伯尔尼哨兵报》上洋洋得意地宣布，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共产主义烈酒加上了水”，“放弃了顽固的二十一条”，最后又毫不犹豫地宣告：“这恰恰是向维也纳国际的策略靠拢。”《自由报》、《前进报》、《人民报》、布兰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比利时的《人民报》都以同样的精神来解释代表大会的文件。
敌人们这样来解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不足为奇的。要向他们说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是徒劳的。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些朋友们所表现出来的不理解必须说几句。我们的瑞典同志斯特勒姆在作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说：“俄国党和法国党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了右翼。”而斯特勒姆同志也象霍格伦同志一样兴高采烈地认为这个“右”翼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单是对两党的这种比拟就清楚地表明，斯特勒姆同志和霍格伦同志不完全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说什么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法国党的代表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几十次地表示，他们的党只是刚刚在发展成为共产党。这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无比高兴地指出了法国党近一年来在发展中所取得的这一巨大进步。但是与此同时，第三次代表大会完全同意法国代表团的优秀代表们的意见，认为法国党要成为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改进。
另一方面，来自德国的消息表明，那里也远不是所有同志都正确地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位新委员在耶拿党代会（1921年8月24日）期间写的一封信中对我们说：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你们谴责的不仅是进攻理论，而且是参加三月战斗的工人们的斗争。这种印象无疑是不正确的，然而必须估计到这种心理因素，才能正确理解德国共产党队伍里的内部斗争。”不言而喻，那些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的不仅是进攻理论而且是工人们的三月斗争的德国“左派”同志们，也象认为法国党的路线在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那些洞察入微的瑞典同志们一样是多么地错误。
那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代表大会决议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国际现时策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事情非常简单。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内容是，共产国际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予新的条件。共产国际所遵循的还是过去的目标，采取的基本上也还是过去的手段。但是，它估计到新的障碍，在必要的地方放慢脚步，绕过沟壑，实行退却，以便明天更好地组织进攻，在后卫队过于落后的地方使先锋队的过热头脑冷却下来。
共产国际成立两年来，工人运动中的组织性因素无疑大大提高了。1921年，各个共产党所代表的有组织的力量无疑比1919年时多。然而这两年来，群众斗争的自生性，即自发性因素减弱了，两年来敌人壮大了，团结和组织起来了，从战后的最初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重整队伍，又以强大的敌人，有些地方甚至以凌厉的敌人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拥护者们在1919-1921年两年当中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帮助资产阶级站稳脚跟。在资产阶级孤立无援的时候，在资本家领袖们象发疟疾一样哆嗦、资产阶级政党象小草一样摇晃的年代里，许多事情，几乎一切事情都有赖于主观因素：有赖于工人们的决心，有赖于党和工会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在这决定性时刻，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仅有的一切都放到资产阶级的秤盘上，这就是为什么在1919年可以一举达到的目的，现在我们就得费很大努力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来确定自己的策略。
这个过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意大利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在1919年以及部分地在1920年，意大利具备进行胜利革命的一切前提条件，只是缺少社会党和工会的组织性和革命性。资产阶级抱头鼠窜，没有真正的武装力量来反对工人。意大利无产阶级中的群众性自发革命浪潮非常高涨。大部分农民和复员士兵无疑站在工人们一边。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意大利工人们本来能够一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缺少一样东西，即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意大利工人阶级政党在决定性时刻不能胜任自己的革命职责。意大利党无力应付时代的要求；早就受改良主义腐蚀的意大利党在决定性时刻腐朽了。1920年9月，当工人们转而夺取工厂时，党和工会的行为表明（连瞎子也可以看到），意大利社会党开始在意大利起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所起的同样的反革命作用。自然，所有这一切不能用偶然性或者这一派或那一派领袖们的罪恶意图来加以解释；意大利社会党的现状本身就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工人阶级因此吃了不少苦头。要知道，俄国的农奴制，沙皇专制制度，威廉、诺斯克以及白里安——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
决定性的时刻错过了。现在意大利似乎落在后头了。它在一定201意义上说比在1919年时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远了。自然，意大利共产党人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意大利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基本因素，以便制定不是1919年的策略而是1921年的策略。这决不等于说，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不再成为共产党人，应当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应当向第二半国际靠拢。决不是这样!
但是这意味着新的形势迫使他们更加慎重地巧妙应付，估计到长期准备的必要性，理解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的必然性，不倦地努力以便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把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也不得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即对整个第三国际相应地说大致同样的话。
在7月9日米兰《前进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昂维奥·阿戈斯提尼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假如我们依然硬说，党目前正经历着1919年的动荡日子，那是自己欺骗自己。那时候，在俄国和匈牙利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汹涌澎湃并迫使整个欧洲在新的未来的阵痛中发抖的共产主义，曾激励我们不得不在自己周围听到反对战争的拥护者和发动者的狂热喊叫，不得不看到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恭顺的表现——这一切曾激励我们去争取我国的立即胜利。而那时我们的唯一愿望不就是击退资产阶级还可能作出的微小反抗吗？相反，目前我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临近，那就是欺骗群众……而我们决不能承认法西斯分子有权把形势的变化归结为他们的暴力政策的胜利。暴力政策的胜利甚至不是这一变化的因素之一。法西斯分子开始对我们的运动采取暴力是在我们的动摇和错误引起的深刻失望的影响下运动已经开始减弱，以及资产阶级已经发明新的手段和改善旧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进行自卫来镇压我们的一切起义尝试的时候。”（《前进报》第161号）这里，十分真实地描写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危机的原因。这位在塞拉蒂的机关报上写文章的作者非常诚恳地指出，正是“我们的动摇”（即意大利社会党的动摇）引起了群众的失望，而资产阶级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把意大利工人阶级抛到后面。只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正确。他看到了1919-1920年“动摇”带来的巨大危害，却在新的动摇中……寻求治愈的办法。
我们上述那位作者接着写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最近在莫斯科的讲话中主张加强斗争以便在资产阶级遭受危机和无力摆脱危机的时刻，无产阶级找到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专政。如果这个纲领应当指导我们党的全部活动，那么我们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因为它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但是，如果它作为目前必要的纲领，那么只要在双方斗争的范围内把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加以比较，就可以认为这种策略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只要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形势，那就可以认为，目前这是完全不利的。
但是我们要说得更多一些。我们不仅不承认加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而且也看不到它的意义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主张加强斗争，我们就要消灭资产阶级财富的泉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要消灭工人们生存的泉源……工厂的无声无息和对劳动力任何需求的丧失将给工人家庭带来不祥的影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将让位给更加迫切的要求；维持和仅仅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计，这是一场断然无望的斗争，以致使工人组织不得不遭到解体，争取新的成果的努力不得不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历史现实不允许我们在目前作出建立我们专政的极端尝试，如果依我们看来，它使阶级斗争完全不可能变得尖锐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就面临着一项明无疑的任务：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保卫已经争得的阵地，保卫自己的精神财富和自己组织的士气。”
这段议论不仅使我们找到了理解意大利社会党现时多数派心理状态的钥匙，而且使我们最清楚地明白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策略的真正意义。阿戈斯提尼指出意大利工人阶级被抛到了后面，这是对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
德国工人阶级也被抛到了后面，这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利用德国无产阶级在四分之一世纪多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全部有组织的资本来帮助资产阶级，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亲手解散工人苏维埃并在诺斯克的领导下杀死成千上万的优秀德国工人，那么德国革命就能在1919年取得胜利。象匈牙利、奥地利，甚至荷兰和瑞典这样的国家，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也可以这样说。
阿戈斯握尼说，在意大利光靠共产党人的力量立即举行胜利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这样说也是对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其他国家也希望这样说，代表大会要求集中一切努力来为共产党争得多数。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自己的全部文件还想说：群众性暴动的自生性和运动的自发性减弱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团结增强了，虽然在这期间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也增强了，但是这种增强还没有达到能弥补上述两种因素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因此，要慎重，要十倍、百倍地做好对每一次发动、特别是武装发动的事先准备；要更接近群众；为共产党人争得多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或许是相当长时期的日常工作。
然而，阿戈斯提尼从确认上述资产阶级力量增强和群众性自发运动减弱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根本不可能尖锐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推迟几十年以至永远不可能，如果革命者继续同改良派一起工作，无产阶级运动的软弱性就不会消除，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阿戈斯提尼从确认经济危机和失业增长的事实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似乎在这个时候任何革命斗争都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提纲中表明，把群众性革命运动只是同经济萧条的时期联系起来或者相反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指示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都具有意义。
的确，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努力，群众性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被抛到了后面。的确，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正处在准备决定性战斗的时期，而不是处于直接进行这些战斗的过程。然而，不仅不能因此得出同改良派必须留在一个党内的结论，而应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确，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几乎在整个欧洲抬头。的确，资本的进攻在全线展开。然而，不仅不能因此又得出同国际孟什维主义必须在一个党内和平共处的结论，而应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反动时期，在士气低落的时期，改良主义是比高潮时期更危险得多的敌人。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是由于它常常同多数派站在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刻，革命也把一部分改良派吸引了过来。无疑，例如当意大利改良派在1919年表示拥护第三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并不都是耍滑头。但是当革命浪潮低落时，当资产阶级掐住工人们的脖子时，那时甚至改良派中的最优秀分子也会成为工人阶级最危脸的敌人。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悄悄地对力量软弱的工人说。“投降吧！”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通过内部瓦解的方式去做资本家所做的工作，直接掐住工人的脖子。
或许目前这种极不稳定的半均势会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地遭到破坏。燃料到处绰绰有余。但是，共产国际必须“给双脚钉上掌”。共产国际必须这样来确立自己的策略，使它能够适应较长时期的危机。如果事变进程需要的话，我们永远来得及转而采取更快的速度。
决不能采取现在有助于敌人阻挠我们对工人群众施加影响的任何步骤！资本主义现在正借助于黄色工会，借助于阿姆斯特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实行统治。光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争取工会，使其摆脱“黄色”工会的影响。如果普遍的革命危机来得更快些，我们转面采取直接的决定性战斗就更容易些。
总之，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特点首先是：到群众中去，到最广泛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中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全部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哪怕是为了些微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也好。参加工人们的各种组织，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到体育团体和文娱小组。在每一个这样的组织中不倦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系统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使工人群众做好未来战斗的准备。为建立非法的组织进行细小的工作。
耐心地、不懈地进行武装工人的工作。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共产党，清除机会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首先争取工人们的工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时要说的就是这些。第三次代表大会善于根据业已变化的形势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善于将共产党人的策略适应于新的形势，善于号召党并使党做好准备根据这一新的形势进行切实的工作。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伟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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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引用了德国同志来信中的一段话，说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进攻理论”，而在德国被认为是不仅对这一理论的谴责，而且是对1921年3月工人们实际斗争的谴责。确实，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进攻理论进行了不少争论。必须明确弄清，代表大会谴责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必须较为详细地来谈一谈，尤其是因为这场争论不仅具有德国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争论的概念本身。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战”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防御战”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原则性区别。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本身是完全相对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14-1917年时是怎样提出各国之间的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大家知道，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曾宣扬这样的思想，在每次防御战中，社会主义者应当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同时千方百计地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祖国所进行的无疑是防御战。证据是：对方向“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某种挑衅性的照会，对方在一个半小时以前开始进行动员，对方的部队开了第一枪，等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根本上摒弃这种问题的提法。他们说：任何战争，从表面上看，从战略等观点看可能是进攻战，但同时从更深的历史意义上说也可能是正义的防御战。例如，十九世纪的一些民族战争就是这样，那时问题确实涉及到反对异族压迫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1]。
相反，可以设想，任何战争从表面上看，从战略等观点看可能具有防御性质，但同时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即按其内容说也可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进攻战。
从一系列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庸俗的分类都是不行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更是如此。就拿芬兰工人1918年反对立宪资产阶级的起义来说吧，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角度看，它无疑是进攻战。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理由“进攻”可怜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因此，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应该同情可怜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当然，这并不等于，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分类。但是，即使在经济领域内，一种战争常常可以转化为另一种战争。就拿不久前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来说吧。罢工是因为煤矿主决定降低工人们的工资开始的，因此开始时是典型的防御战。但罢工一旦开始，在某个时期里就有转变为进攻性罢工的趋向，而在结束时由于一系列因素在起作用，又表现为典型的防御战。分类是应该的。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内，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经济萧条的时代是同盟歇业和防御战的时代，而工业高涨的时代则是罢工和进攻战的时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是区分这些差别的。但同时我们也说：谁“原则上”反对向资本主义进攻，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就是资本主义的走卒。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点，也不能不确认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不批驳、也不可能批驳进攻战。
那么第三次代表大会批驳的是什么呢？
关于策略的争论部分地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展开了，但那时争论具有与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争论不同的性质。我们说的是俄国波兰的战争。
这次战争对苏俄来说在战略上是防御战，但后来从战略角度看转变为进攻战——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反对波兰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防御战。1920年苏维埃俄国同资产阶级波兰的战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是否可以“用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另一个受资产阶级压迫的国家去。1920年夏天，这决不是一个喜庆节日和单纯理论的问题。当苏维埃军队接近华沙的时候，这个问题具有极深刻的迫切性。共产国际核心，首先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完全肯定地回答了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必要，只要力量对比允许的话。我们说，这样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有时甚至是进攻性的，而从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资本家强盗的正义的防御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在柏林的《红旗报》上刊登了一位波兰共产党员的文章反对这一观点，文章当时是得到保尔·列维和看来还不仅仅他一个人同意的。实际上是通过上述这位波兰人之口道出了狭隘的，尽管是精巧的民族主义。他的全部论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正式决议，但是从代表大会的全部争论和各种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是完全主张采取这种进攻策略的。
遗憾的是，欧洲的战事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很快地从日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至少是作为纯实践问题被取消了。欧洲的发展沿着与1920年夏天所确定的以及共产国际优秀政党所希望和期待的不同的道路前进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关于进攻策略的问题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不久，特别是由于德国的三月事件，开始形成一种企图提出一整套“进攻理论”的倾向。这里，问题已经不是工人阶级一般地是否可以对资本家采取进攻战的问题，已经不是胜利了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可以用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别的国家去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同了。
从1920年下半年起，群众性的自发的革命运动明显地延缓速度，至少在欧洲一些国家里是这样。当然，这将不会是很长久的事。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约莫过了一个半月，群众运动又复兴起来了。我们看到席卷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以及还是这个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巨大的罢工浪潮。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估计到上述延缓。
于是，在那些高度忠于革命但非常缺乏耐心、不是始终具有足够地回答了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必要，只要力量对比允许的话。我们说，这样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有时甚至是进攻性的，而从深远的历史意义上说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资本家强盗的正义的防御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在柏林的《红旗报》上刊登了一位波兰共产党员的文章反对这一观点，文章当时是得到保尔·列维和看来还不仅仅他一个人同意的。实际上是通过上述这位波兰人之口道出了狭隘的，尽管是精巧的民族主义。他的全部论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正式决议，但是从代表大会的全部争论和各种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是完全主张采取这种进攻策略的。
遗憾的是，欧洲的战事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很快地从日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至少是作为纯实践问题被取消了。欧洲的发展沿着与1920年夏天所确定的以及共产国际优秀政党所希望和期待的不同的道路前进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关于进攻策略的问题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不久，特别是由于德国的三月事件，开始形成一种企图提出一整套“进攻理论”的倾向。这里，问题已经不是工人阶级一般地是否可以对资本家采取进攻战的问题，已经不是胜利了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可以用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别的国家去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同了。
从1920年下半年起，群众性的自发的革命运动明显地延缓速度，至少在欧洲一些国家里是这样。当然，这将不会是很长久的事。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约莫过了一个半月，群众运动又复兴起来了。我们看到席卷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以及还是这个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巨大的罢工浪潮。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估计到上述延缓。
于是，在那些高度忠于革命但非常缺乏耐心、不是始终具有足的任务只是单纯进行宣传的共产党人的意见。不，代表大会清楚地明白，我们的一些大党应该准备进行直接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在近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在这些局部战斗中的任何局部失败归根到底不可能阻挡我们的胜利。代表大会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指出，在欧洲目前不稳定的“均势”下。任何大规模的罢工，甚至任何大规模的议会冲突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序幕，成为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序幕。代表大会以后陆继发生的一些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测。单是德国自卫分子向议员埃尔茨贝格尔发射的子弹就足以破坏德国的整个均势。因此，如果已经开始的危机将在较短时期内在德国导致几乎决定性的战斗，那是谁也不会奇怪的。而在波兰已经爆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将导致这样的危机，以致直接提出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里的问题，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波兰或者在德国的爆发自然会使整个形势立即百倍地加剧起来，并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上日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预见到、预言到和估计到了这一切。
然而，正因为在欧洲没有稳定的均势，正因为“群众的消极的墙”无非是一堵想象中的墙，正因为如此，考虑不周时武装发动和冒险举动是特别危险的，它在目前情况下只可能破坏共产党人在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声望，从而只可能有助于资产阶级。
反对所谓左倾的斗争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决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同这些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那时这些倾向表现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英国厂工会委员会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者身上。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场斗争是正确的，因此也是有成败的，使上述组织的优秀分子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共产党内部的左倾进行斗争，我们相信成效将不会是很小的。
但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我们说，当“左”倾还不是那么强大，而相反右倾却还很强大的时候，是否值得如此激烈地来同这种左倾进行斗争呢？有人对我们说，在共产国际的右面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阿姆斯特丹，有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有意大利的多数派等等，而在共产国际的左面则只有一些小小的派别，而且他们都强烈地倾向和非常忠于共产国际。这种见解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不得不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策略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个组织站在我们的右面，有多少个组织染上了“左”倾，问题在于这样或那样的倾向按其内在的趋势来说包含着什么样的危险。当然，主要的敌人是在右面；当然，从整个战线来说，共产国际始终是向右面同资产阶级，同阿姆斯特丹，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同龚帕斯和谢德曼之流进行斗争。然而，正是为了在这场主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应当有一种摆脱“左”倾的策略。当然，右派是主要敌人。正如德国人说的，这是derfeind（敌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它在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代理人的斗争。事情完全是这样。但问题恰恰在于，“左”派客观上就是帮助右派，妨碍我们去战胜它。
我们说，问题不在于所谓极左派拥护者的数量，问题在于倾向。一个小小的例子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工会的态度。每一个明智的共产党人现在都懂得，如果不从内部夺取工会，我们既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从而也不能战胜社会爱国主义者。然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形成了一个派别，他们反对我们参加工会，并且或多或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退出工会的口号。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这个假“左”的口号，他们人数不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个小派别。从数量的意义上说，这个极“左”派根本不危险。但是，我们且稍微设想一下，如果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估计到在工会问题上的这个假左派的危险性，没有发现它，忽视了它或者对它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对共产国际的有害后果将是难以估计的。如果不开始切实地去争取工会，如果我们不开始这样做并在一年内大踏步地前进，那么我们就会把工会送给龚帕斯、茹奥、达拉贡纳，斐孟之流。从数量上说，这个极左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所代表的倾向对于共产国际的未来命运来说却是极端危险的。
关于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出现的所谓左派在更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
现在，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是很复杂和很困难的。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明确理解这一形势的复杂性并找到接近群众的新途径。缺乏耐心的“左”派则不然。他们的行动把积累起来的党的和组织的全部资本挥霍殆尽，不仅不把群众吸引过来，而且相反，把群众长期地推到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营垒中去。
第三次代表大会无疑有责任来纠正这种路线，而既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应向左派宣布坚决的斗争。许多同志的过错，包括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人的过错只是在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时机。既然他们不坚持自己的错误，并公开地放弃虚假的“进攻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说，绝大部分德国同志的确已经抛弃了这个错误），那么问题就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而共产国际只需估计和吸取所犯错误的教训。但是，既然在德国（马斯洛夫同志一派）或许也在其他同家[2]，还有一些同志和一批同志，想把业已犯下的错误奉为“理论”，当作圭臬，并顽固地坚持这种“左倾”，那么对于这种酷似俄国召回派的“倾向”，共产国际不得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什么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召回派呢？
现在非常了解被称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派别的外国同志们应当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被称为召回主义的另一个派别。1903年，当俄国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时候，从布尔什维克内部分裂出一个极左派，这些同志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召回派”因此得名）。早在这以前，这个布尔什维克“左”派宣布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认为参加这样一个杜马的选举就等于背叛工人阶级。
外国的“左”派同志们有时以为，召回主义就是抵制主义。由于这些外国同志现在没有提出抵制议会机关的建议，所以他们似乎同召回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把他们比作召回派，是冤枉了他们。实际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抵制主义确实是召回派的一个特点，但是抵制主义还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个派别。
俄国的召回主义正是在两次革命浪潮之间的年代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05年开始掀起的革命高潮到1906-1907年时终于沉寂下来了。1911-1912年开始了新的高潮，而从连纳罢工时起又蓬勃发展起来。在1907-1911年间则是整整一个艰苦的时代，反动势力逞凶肆虐，工人们意气消沉，孟什维主义（那时称为取消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变节和局部失败层出不穷，如此等等。在这四年当中，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给予孟什维克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千方百计地迫害我们布尔什维克。他们挑唆我们进行过早的斗争，以便将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淹没在工人的血泊里，使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任何根基。在斯托雷平分子、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当复杂和精巧的合作关系，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性工人运动中失去任何基础，使他们变成僵硬的宗派，蜕化为软弱无力和徒劳无益的空谈家。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忠于革命旗帜。我们必须学会既不呜咽啜泣又不虚张声势地参加工人们的最普通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组织；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揭露孟什维克的变节行为。同时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不尚空谈，而是走在前列去进行细小的日常的工作，无论在议会的杜马党团中，在合法和非法的组织中，在合作社和工人俱乐部，在文娱体育团体，还是在受书报检查的工人报刊中，等等，等等。当时，在召回派的队伍中有不少是优秀的、无比忠于革命的工人。就是在召回派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老的党的工作者、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后来回到了我们的队伍里。但是，在这些艰难困苦、暗无天日的过渡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真正地决定了未来的命运，极“左”的召回派实际上危害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帮助了孟什维克。由于缺乏革命的耐心，由于盲目地向前奔跑！由于企图在群众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就使党置于受打击的地步，由于愚蠢的抵制主义，由于崇尚革命的空谈，由于认为似乎可以用小小的党来代替广大工人群众从而“强化”运动的荒谬理论——总之由于这一切，召回主义在那个时代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
因此，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召回主义的“左”倾进行长期的和十分激烈的斗争。事情弄到了公开分裂的地步。召回派同我们正式分裂以后，根据事物的逻辑及其内在虚伪立场的逻辑很快就同孟什维克结成同盟来反对我们。新的革命高潮越临近，召回主义就越变蔫，优秀的工人们就越坚决，他们过去支持召回派，现在则又回到我们的队伍，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了。他们看到，我们反对左的空谈家是多么正确。他们深信，只有靠我们的策略，同群众的联系才能保持，我们党才能保证完整无恙，不是作为左派空谈家的宗派，而是作为群众的领导者。俄国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在1914年战争前夕开始的。战争只是加速了这次革命。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力量就在于党在最艰苦的时期里保持了同群众的联系，而经过若干年后领导了全体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决战，并在1917年10月取得了胜利。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时代在许多方面与俄国革命1907-1910年时所处的时代是不相同的。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革命事件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我们决不希望相提并论，我们决不划等号，我们决不作简单的对比，不过我们耍说：在我们谈到的俄国革命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国际形势之间，虽然有很大差别，但也有相同之处。
总的说来，国际工人阶级现在无疑也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帝国主义战争结柬前就已开始掀起的、在一两年内曾经震撼整个欧洲的群众性自发高潮，目前在有些地方已经沉寂下来，而不管怎样，它具有比较平稳的形式。在一系列国家里，资产阶级转而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正猖獗一时。法西斯主义、艾舍里希组织[3]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自卫组织自然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于灭亡，但是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的繁荣只是在资产阶级得到加强、有些地方使我们处于防御地位的今天才有可能。
这决不象希法亭之流所想象的那样，革命已经结束。这决不等于说，1919-1920年是革命高潮的顶峰，以后就只是革命的平常日子了，这期间工人们必须采取工联主义的政策或者类似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丝毫不是这样！在1908-1909年间，俄国的斯托雷平反动派正处于胜利的顶峰。孟什维克宣扬革命已经结束，说什么我们应当开始为争取君主立宪而斗争，成为温良恭谦、衣着整齐，头发光洁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同“左”派进行斗争，另方面一刻也没有忘记：1905年革命提出的客观任务尚未完成，新的燃料正在积聚，社会发展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比之1905年时更加轰轰烈烈的革命。
目前，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颁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连瞎子也看得清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众目睽睽之下已经变成了和平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天生瞎眼的“领袖们”在新的纲领草案中小心翼翼地回避“阶级斗争”一词，他们象小鬼见阎王似地害怕阶级斗争。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克服了战后的一切困难，资产阶级制度将不断“更新”和“民主化”，将再存在一百年。实际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整个第二半国际就是以这个前景为出发点的。当克里斯平早在哈雷把目前的形势比作1849年欧洲的形势时，他就想以此来说明，正如当时革命浪潮已经在1848年结束一样，现在革命运动的浪潮也已经在1919年彻底结束了。意大利的改良派以及塞拉蒂也完全是这样来看问题的。问题的提法在许多方面也很象上述反动年代里俄国孟什维克的提法。马尔托夫和唐恩那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处在1847年还是1849年？于是他们毫不含糊地回答：自然是1849年。1847年，这是革命的前夜，而1849年则是革命的结束。布尔什维克当时在速度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曾以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将比实际上要快得多。当时谁也不可能知道，在1905年以后，俄国的反动年代竟延续了整整10年。
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当时形成的不稳定均势将延续2年，4年还是10年。但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预见，而且实际上也预见到，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批驳关于“1849年”的预测时，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当中谁也不是预言家，不可能准确地说：在一个确实决定着世界革命命运的大国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次胜利要经过几个月或几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点，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欧洲经济形势所作的新的估计又一次使我们相信：革命没有结束！比以往所有战斗加在一起还要厉害得多地震撼欧洲和全世界的新的战斗开始的时刻不会很远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对事态发展的一切基本因素的清醒估计得出不可动摇的信念：革命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1907-1911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客观形势依旧是革命的。革命的任务尚未解决。决定我们整个纲领和整个策略的我们的基本前景，我们的指路明灯，这就是新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现在暂时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半均势状态。但是正因为新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依然把我们的砝码放在革命的秤盘上，我们这边的秤盘迟早将倾斜下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际范围内的问题的提法基本上就是这样。谁哪怕是稍微地离开一下新的革命的前景，谁就不再是共产党员，谁就会转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营垒中去，谁就不再是我们的同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右派的斗争依然高于其他一切。但正是为了使我们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不致变成空谈，我们必须对“左”派进行与布尔什维克当年对召回派进行的同样的思想斗争。
比较决不是牵强附会的东西！召回主义的细菌在空气中扩散。
在国际工人运动目前所处的这种艰难困苦的时代，新召回主义必然会诞生。只有在共产党的最先进部队善于及时地吸取过去的教训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减少生产费用，为共产国际节约内部斗争。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自己反“左”倾的斗争想说明的就是这一点，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当霍格伦同志在《政治报》（第149号）上写文章，说什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着“比较温和”的派别，当他说“这一派的主要思想简短地说就是世界革命要求较为长期的革命战斗，因此，我们的策略必须确定在较远的瞄准点上，而不应以直接面临的革命为出发点”，当霍格伦同志这样说时，他是把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世界革命将占居整整一个较长的革命战斗的时代，这是共产党人早在俄国革命胜利前就知道的，这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早在1915年就说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策略完全没有必要确定在较远的瞄准点上。瞄准点还是和过去一样……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8期第4459-4478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见拙著《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第1卷。
[2] 典型的例子是卢森堡共产党的机关报《斗争报》认为不应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该报1921年7月20日发表一篇题为《革命的道路》的社论，以广告式的大号字体刊印，最后几句话是：
“因此，卢森堡的工人们要和我们邻国的同胞们联合起来，首先振作你们的斗争精神，准备好各种武器：
——步枪！
——手榴弹！
——机关枪!
——大炮！
成立非法的战斗组织
——在各条大街！
——在各个工厂！
——在各区！
——在全国！
工业和农业工人们，准备内战吧！” （《斗争报》第35号）
显然，这种大喊大叫的“鼓动”既不会给工人们增添一尊大炮，也不会增添一颗手榴弹。而对于这种“左派”共产党人，人们有理由加以嘲笑。
[3] 1920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反革命半军事组织，领导人为君主派军官艾舍里希，该组织在颠覆巴伐利亚共和国时起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