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俞秀松冤案平反想起——拨开荒烟蔓草，拂净岁月风尘，这才是历史

从俞秀松冤案平反想起

——拨开荒烟蔓草，拂净岁月风尘，这才是历史

　　历史在很短一段时期限内，对某个人或某些人仿佛是不公正的，但历史终究会还人以真实面目，俞秀松冤案平反，仅是其中一例。

　　1999年8月2日，《文汇报》刊出一篇俞秀松烈士百年诞辰纪念的文章，作者俞寿臧，主标题是《共青团的第一任“首脑”》。文章一开头便写道：“一桩国际冤案，整整追踪了半个世纪。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给其家属安志洁寄来平反证明书。”

　　俞秀松蒙受这桩国际冤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罪名是由王明、康生加上去的。他们两人向斯大林及苏联内务部状告俞秀松是“托派。”这从三十年代以来，是斯大林分子陷害或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甚至消灭稍有不满情绪的人的“绝妙借口。”半个多世纪以来，斯大林派把“托洛茨基派”丑化为“天理难容，”以至“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地步。王明、康生把这个罪名加到俞秀松头上，难怪“凌晨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在莫斯科顿河坟地火葬场焚化。”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俞秀松不是真托派，但他与前苏联的真托派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历史终究也很公正，他终于与前苏联真托派一起平反了。在笔者看来，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的决定，是俞秀松的第二次平反。第一次平反是在1988年8月，是由前苏联最高法院作出的决定。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则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是：“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副标题是：“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恢复名誉”。这则消息最后指出：“塔斯社说，苏联最高法院最近对这四起案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中心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及‘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重新审理查明，所谓的四个组织都不存在，对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原判，为四个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复名誉。”俞秀松不是真托派，而是王明、康生加上去的“托派”，但他因“托派案”而被杀，当然属于所有涉及的人中之一了。俞秀松烈士先后得到两次平反，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平反时，或许俞秀松家属没有领到平反证明书。但都证明了，也更确切地证明了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在我国中共历史上，与俞秀松遭到同样厄运的，最明显例子是王实味(暂不说湖西事件等冤案了)。王实味也是康生一口咬定是“托派”而遭到灭顶之灾。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一书中第147页上写道：“康生肯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在当时情况下，大家信以为真，而王实味始终不承认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幸的是王实味也已得到平反了。

　　郑超麟生前对来访的有关王实味一案的工作人员说：“王实味不是真托派，现在平反了；如果王实味是‘真托派’难道不能平反吗？”郑超麟的这一问，是颇耐人寻味的。他生前早就知道，不是真托派的俞秀松是与前苏联的真托派一起平反了，而这个不是真托派的王实味则不同，不是与中国真托派一起平反，因为中国的真托派在法律上还没有得到平反。

　　历时半世纪多之久的这桩国际冤案，都是斯大林派制造出来的，就中国而论，为首的就是王明与康生，“俞秀松、王实味冤案”如此，解放初期（1952年12月冬至节）那次“肃托”运动也是如此，被作为特殊的生日寿礼送给73岁的斯大林。今天的王明、康生已被公认为阴谋家，不齿之徒，党中央也有过明确结论。那么王明、康生之流一手制造的一切冤案，难道不应得到平反吗？

　　王明、康生之流的恶毒不仅在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恶毒的是要把坑害的对象，千方百计与“托派”挂起钩来。如有一点事实，不消说要加以利用、扩大，没有事实的便捕风捉影。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期内，康生、四人帮竟然把邓小平与郑超麟联系起来，说邓与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有过共同劳动、学习，说郑超麟与汪泽楷吸收邓小平加入少年共产党，进而捕风捉影，要郑超麟交代邓是“托派分子”。郑超麟在提篮桥监狱内，冒着挨打甚至生命危险，他断然否定了。他交代的是：“邓小平不是托派，我与他在政见上不同，但按他的主观愿望，他是一位革命家”。康生把王实味与王凡西共同翻译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书联系起来，咬定王实味是托派，而远在国外的王凡西在他的著作中也断然否定了。

　　那么在俞秀松问题上，难道王明、康生对俞秀松在建党初期与陈独秀关系上不会大做动作吗？正是陈独秀在1920年内，先派俞秀松到《星期评论》社工作，继而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起成立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又派他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正是在莫斯科中大，王明之流对俞秀松的耿直性格，严谨作风，富有深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恨得要死。王明不禁叫嚷道：俞秀松看不起他，拿老资格压他。这里所说的老资格，显然是指的建党初期，俞秀松在上海与陈独秀的关系。

　　俞秀松与彭述之也有一段相处的历史。彭述之在《回忆录》中对俞秀松的评价是极高的，他写道：“施存统、俞秀松是陈望道所接触到的一批年轻人中，对新事物最富有敏感性……他们俩人于1919年秋创办了《浙江新潮》……这份杂志在反对旧传统观念，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与施存统比较而言，我与俞秀松的关系却早得多。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2月，我们在渔阳里6号几乎天天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十分忠诚的同志，他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家交给他的任务。”“从1925年底开始，轮到俞秀松前往莫斯科学习……由于生活历程的风风雨雨，使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为了心理上及政治上的某些原因，1926年在莫斯科时，他同陈绍禹（王明）之间发生了冲突。”接着彭述之特地写了一个注解：“1925年秋初，大约30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到达莫斯科，并在那里接受政治、思想培训，培训时间两年，他们不像先前留学莫斯科的同志那样，由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负责，而由新建立的孙中山大学负责培训的，中山大学牢牢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米夫的手中，他很快便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无可否认的是，这里提到的米夫，对左派反对派是刻骨仇恨的，而对于由斯大林篡改过的所谓“列宁主义原理”则是百依百顺。米夫本打算要把像俞秀松的一批人引入歧途，但失败了，而俞秀松他们是属于少数。以王明为首的多数急忙向米夫献殷勤，百般奉承。米夫对他们深感满意，不久后，便把这批人美其名曰“28个布尔什维克”。“在陈绍禹（王明）窃取中共领导权的时期内，另一个阴谋人物康生，成为他的最忠实的盟友。这个康生于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专门接受斯大林主义有关格别乌各种阴谋技俩的训练，正是在这个最可靠的朋友的陪同下，王明于1937年重又返回中国。然而在他决定回延安之前，王明与康生两人曾在乌鲁木齐生活过若干星期。那时他们以工作为借口……肃清一些共产党员，不幸的是这些中共党员中例如俞秀松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最厌恶的人……”。

　　现在，我们通过彭述之的《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康生之流陷害俞秀松至死的一线脉络了。王明、康生自以为得意，把“托派”罪名扣在俞秀松头上，既可向斯大林报功领赏，又可以在不明真相的中共党员中显示他们的“才能、威风，”而历史却令王明、康生自我揭露了是个阴谋家，是不齿之徒。

　　历史翻过了一页，拨开了荒烟蔓草，拂净了岁月风尘；历史还会还原其真实的面目和不可更改的底色。历史新的一页，总要通过一批人物来翻。在阴谋家、不齿之徒的王明、康生一流制造出来的一切冤案，包括1952年12月的“肃托”在内，正期待着一批历史人物去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