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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
陈道同
（约1996年）
1947年9月至1949年9月，我与何资深先生在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营业部的职工宿舍里，同屋居住了两年。我是该营业部的员工，主任就是托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楼子春先生。何资深于1946年夏之末来上海，经楼子春介绍，先在文华公司老板吴性裁家里任家庭教师，后来被安排到营业部做寓公，就是管他膳宿，但不算员工，不领工资。
我与何资深朝夕相处两年，按理说，彼此之间都应有了相互了解才对；但他是我的父辈，经验丰富，阅世又深，所以我只能说他对我的了解是深刻的，这从他平时对我的教诲可以看出来。那时我刚好二十岁，政治上极其幼稚，所以对他的了解，当时只留下了感性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政治上稍为成熟之后，经过回忆与反思，方始有比较理性的认识。
1991年郑超麟写了《记何资深》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怀旧集》发行于世；1998年又编入《郑超麟晚年文集》，向国外发行。所以这是篇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之作。我是这篇文章手稿阶段的读者之一。记得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史料充实，文笔严谨，使我对何资深了全面的了解；第二个感觉是字里行间，贬意多于褒语，使我有些不安。
本来，斯者逝矣，都是六、七十年前的旧事了。何资深离世也近四十年。尤其那时中国的托派问题尚在禁区之内，过去的人和事处于黑暗之中，人物品质之高低，学识的深浅，难分眉毛与胡子，也失去了分辨意义，不说也就不说了。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我国似乎还没有真正起步。”（《读书》99年第五期第63页）的时候，反思一下过去的问题，就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事了。
最近何资深的一位至亲来向我了解何资深的政治思想与郑超麟的政治思想究竟有哪些相同处和不同处。也许，这正是“起步”的一种反应吧，我感到我有责任向他解释：因为岁月流逝，似乎已没有其他人可以向他解释了。虽然我晚生后辈，知之甚少，本无资格议论父辈先人的。
下面是读了《记何资深》一文后的一点感想
（一）
据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一文所 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发生派系之争。其中一个派，郑超麟称之为“陈独秀派”。陈独秀自然是这个派的中心人物。此时他五十岁，有五、六十个青年围绕在他身边，其中有郑超麟和何资深。这些青年共产党员后来全部转向托派，组成“无产者”社。
可是这些人转向托派的过程，并不一样。郑超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读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时的感觉：“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的话说得对不对。”他在1980年写的《陈独秀与托派》中，对这一过程有了具体的叙述：“我们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相互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派了。”
拿托洛茨基文件给郑超麟看的人是尹宽，郑超麟在该文中是这样描述尹宽当时的神态的：“他显然是被感动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气介绍我们看这些文件……总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
而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却相当缓慢。郑超麟是这样说的：“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陈独秀看了托派的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他们上一次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不同意见。….....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统一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清楚地看到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两代人是不一样的：青年们是经过一、二个星期的讨论就完全接受了，而陈独秀是经过长期的抵抗，最后还在下次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这样根本的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而转向托派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他也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表面看这是两代人之间必然有的，统称“代沟”的区别。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个差别，是书本到书本还是理论必须与国情相结合的差别；说到底，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差别。到了1980年郑超麟写《陈独秀与托派》时，他似乎对此也有了认识，他说“中国的现实除陈独秀一人外，我们所知也不多。”所以，打个比方，青年们是“兴奋”地走向托派的，陈独秀是被青年们引着推着走向托派的。至于何资深是如何转向的，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这里就不作猜测了。
几乎与托派四组织谈议统一的同时，也是在1929年7、8月光景，陈独秀被迫参与了一场争论，从他在这场争论中所发表的政治意见来看，不仅在下次革命的性质上，即“不断革命论”托派的这个根本理论上，他与中国托派有分歧，而且在另一个统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与中国托派也有意见分歧。这场争论就是有名的中东路事件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一个人；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再加上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
“中东路事件”是这样一次事件：中东路指的是中国东北境内的几条铁路，根据中苏条约，由双方共管。1929年5月间，国民党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公司，并摆出进攻苏联的架势。国民党的目的是明显的：利用本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则各个不同。主要有：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
“中共中央……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建议和文章，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等口号。”
陈独秀对这一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重大事件，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有名的信，对中央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提出批评。那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是李立三等。他们自然不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给陈独秀头上扣了许多帽子。
直到八十年代，国内外历史学界才一致公认，在“中东路事件”上，正确的是陈独秀。
令人遗憾的事还在这里：当年托洛茨基本人的主张也是要求中国及其各国的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年对这个口号的解释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果实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国托派当然响应托洛茨基的号召。据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所说：“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里需要公开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根据“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保卫自己的考虑，出于“右”；托洛茨基提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出于“左”。这件事再一次说明：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右的左的走到一起来了。
我感到“中东路事件”的意义除上述国际主义应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一层意义外，还有另一个意义。“工人无祖国”一直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后，当时一直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经典。我不知道在陈独秀之前，世界上是否曾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至少在中国，陈独秀是敢于突破教条，根据中国现实，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宣言》发表至今已150年，对“工人无祖国”这个口号，历史已作了重新评定。1998年第10期《读书》上，有篇纪念文章，其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因素）超阶级利益的可能和民族国家至今不衰的生命力”
上面说的是，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当时，就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与中国托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相左。一个问题是下次革命的性质，一个是要重视民族问题。恰恰这是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所以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民族存亡关头的时候，他们的不一致导向南辕北辙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综合前后，他们一致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二是对于斯大林主义及苏联性质的评价。即使在这两点上，大概也只能说是基本一致，而不能说完全一致。
这样，当年的“陈独秀派”，到抗战开始的时候，几乎只剩陈独秀一个人了。我说“几乎”，是因为还有一个人自走出国民党监狱起就追随陈独秀于左右，直到陈独秀逝世。这个人就是何资深。何资深转向托派以及在对待托派统一的态度，郑超麟在文中是这样评价的：“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方面” 。
至于后来何资深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郑文中没有提到。他本人不属于“理论型”，没有文章留下来；我与他相处两年，他对历史上的问题，谈论很多，我都未曾记住。总的印象是有的，但作不得数。但是从下面几个事实可以判断，他始终“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
第一个事实是：1937年夏秋之际，托派领导人相继走出国民党的监狱。从他们的去向上就可以看出，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分歧已到了何种程度了：陈独秀一人去了抗战的大后方。先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地武汉，虽遭中共“汉奸诬陷”的围攻，仍不改抗战初衷。武汉失守，远走四川，贫病交加，老死江津。老托邀其出国不去，国民党许以高爵不就。相随左右者，唯何资深一人。《记何资深》一文，对此有着忠实的描述：“《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可见他是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陈独秀身旁的。此文接下去说：“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
托派统一后的领导人，除了陈独秀、何资深去了抗日大后方，以及消沉和叛变的以外，其他人都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王凡西出狱后曾一度去了武汉，与陈独秀相会，但二个月以后，也回上海了。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记有此事，读一下也有裨益：
我是1938年2月离开武汉的。所以要离开，首先是觉得无事可为，独秀的所谋都不成。其次是对于抗战和前途的看法，与独秀合不到一起。我发现在这方面和‘上海’接近得多一一虽然在某些方法上，我是赞成独秀的，……独秀不同意我走……可是我去意已定，无法挽留，他只好让我走……并约我至多半年再到大后方来，和他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
可见，是政治的抉择决定了王凡西的去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把本该在后面说的话，移前来先说。
由此可见，中国托派领导人走出国民党监狱大门后，共有三个不同的去向：
陈独秀坚决去了抗战大后方；
郑超麟坚决去了沦陷的上海 ；
王凡西先去了大后方后返回上海。
有趣的是，这三种取向与后面将要提到的三种对抗日的意见，在现象上，在理论上都十分相符。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有必定的因果：理论决定行动。据此，我完全有理由说，何资深之奔赴抗日大后方，有其理论支配着。
能够断言在抗战问题上何资深也是“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的第二个事实，也就是《记何资深》一文中所记载的，郑超麟第一次与他绝交这件事。文中如此写道；第一次（绝交）就在他离开绩溪县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把我关起来，……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在上海可以译书卖钱，何况托派组织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
郑超麟说了三条他不去后方的理由，却一点没有说明何资深“坚决要我们到后方去”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导致这次绝交的根本原因，是二人政见上的不同，这个时候的“政见”自然只能是对待抗日问题的政治意见。关于这些“政见”，《双山回忆录》中有个归纳，文字简赅，抄摘如下：
抗战初期，中国托派内部有没有原则性的政治意见分歧呢？有的，约略分别说来，可得三种：第一，为陈独秀所代表，其主张可说是“无条件地拥护抗战”；第二，为郑超麟所代表，他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中日战争自始就应了解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数的托派同志，其立场可概括为“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其中有我……
可见，三种政见中，针锋相对的是陈独秀与郑超麟。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这才是他们二人第一次绝交的真正原因。要说谁对谁错的话，世人早有公论，此地不说了。
第三个是事实：陈独秀逝世后，何资深作为遗言执行人，整理出版了陈独秀遗著。遗著分两部分，学术部分和政论书信部分。后者出版于1949年初。我亲眼看见他整理出版《陈独秀先生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全过程，而且也做了部分遗稿的誉写工作。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印刷装订很粗糙。我现在没有了，任建树等于1993年编集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注明选自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共十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未被选用的。这本小册子虽薄，文字不多，但在陈独秀的思想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家们称之为“最后见解”。唐宝林在《陈独秀传》下册中对此有个评价：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非常复杂的，客观地说，自“见解”产生以来半个世纪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历史事实去检验。
这是唐宝林在十年前，即1989年作的评价。十年间，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听说作者对这本书有修订之意。我想作者总不致于对十年前的评价往后退吧。
不能埋没何资深之功。
需提一下的是：在这本小册中，有一处陈独秀提到了何资深的一个政治见解：关于“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这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法。在此点，资深和希之（即吴季严，陈独秀外甥）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有革命的局势”（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可见在战争前途问题上，不管是对是错，何资深与陈独秀的意见是一致的。
还需提一下的是：这本小册子发行于1949年初，这时离上海解放不远了。我知道对陈独秀的遗著，他是很珍惜的，保存在上海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内已有二三年了。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版？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议论吧。
《记何资深》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只记得瞿秋白在他面前戏称他‘讼棍’。……旧社会的讼棍是以深文周纳，能言善辩，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著称。……瞿秋白注意他这个特点。”
可是在《陈独秀》下册中，唐宝林对他的评价却是：“罗（汉）、何（资深）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为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即何资深）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占一对联如下：
听其言，当众面秋白戏称他是“善讼之棍”
察其行，于身后宝林尊益其为“忠厚之人”。
这就叫做“历史”。
1999.6.13
（二）
本文开头，我曾说过：读完《记何资深》一文后的第二个感觉是“字里行间，贬意多于褒语，使我感到不安。”句中“不安”二字的意思是：与他相处两年所得到的形象，已在我脑中保存了半个世纪与今日读后所得的形象不那么相符，所以产生了迷惑。当然，这种感觉可能与文中所说的许多事大半我己听他讲过有关。
举个例。在我的形象中，他非常朴素，没有任何嗜好，二年中似乎不曾添过衣服，终年中装打扮，平时除邮票车资外，未见他花过钱。他本人虽穷，却保管着学生们的不少钱财，因为他在四川江津数年，与当地商贾交往颇多，其中多人把照顾在沪读书的子女重任托付给他。何资深如果没有取信于人的道德品质，要得到他们的信赖，大概也难。他外形上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样子。他告诉我：这是长期戴脚镣的缘故。原来国民党监狱知道了他有越狱的历史，所以最后一次被捕后，特加防范，加戴脚镣，时间一长，腿骨变细，再也恢复不过来。所以从他年迈时的走路晃动的身影中，我得到的印象不是摇摆，而是机警刚强。这件事《记何资深》一文没有提到。
可是这篇文章却两次提到少时人称他为Prince。这个字不论作正解：皇帝的几子，还是作解：公子哥几，怎能与我脑中的何资深形象吻合得起来？此字用于本文，其贬意是很明显的。互起绰号，本是少年时代通行的亲呢行为，要说它在刻划一位少年的性格特征上能有多少正确性，从未有人当真，何况，少年要成青年，青年要成成人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不知要改变多少。所以，在严肃的传记作品中，未见有用少时绰号来刻划人物的。郑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仔细、反覆地读了该文后， 我方始明白，文中Prince一字不是用来指绰号，而是用来点出何资深的家庭出身。
第一次是这样写的 ：
“当时的青年人称他为Prince，因为他的父亲是湘西一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
第二次是这样写的：
“何资深的性格形成也是与此有关。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清末去日本留学，参加了辛亥革命，做了荆州镇守使。以后回老家安乡做了地方有势力的人物。何资深少时在家当大少爷，在长沙读书时，人家称他为Prince。”
第二次引文的第一句中的“此”，是指何资深所信奉的曾国藩的“挺经”，郑超麟确认“挺经”就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据而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不会绝迹的。”如此与阶级斗争一联系，再加上何资深的信奉，郑超麟把曾国藩的“挺经”划进地主阶级思想范畴里去了。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基雅维利这个人，以及他的主义似乎有了新的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地不去说它。至于目的与手段二者之间应是何种关系这个问题，确是不曾得到解决。一种说法是：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这似乎是位名人说的。一种说法是目的的正义性决定了手段的正义性。这个说法更普遍了，大家常挂在口上的“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这个说法的具体化。我暂且把第一种说法叫做手段说，把第二种说法叫做目的说。二者争论不下的原因，除了目的与手段之间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外，连“卑鄙”与“正义”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你认为是“卑鄙”的，我却认为是“正义”的。反之，一样。
1918年7月，俄国革命内战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军秘密地枪杀了末代沙皇一家十一口人，除沙皇夫妇外，还有他们的子女，以及医生、侍从等。史载，这个枪杀令是经过列宁批准的。列宁这样做，无疑是出于革命利益的考虑。因为此时战争激烈，白卫军正力图劫狱，抢走沙皇，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因为那时候俄国农民与旧时中国农民差不多。“皇帝万岁”的思想浓重，沙皇在农民中还是颇有号召力的。那么为什么要殃及子女呢？在这一点上俄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也差不多。没有大沙皇的话，小沙皇也管用。“幼主登基”的事历史书上多有记载。至于为什么还要枪杀他们的侍从和医生，就不见记载了，大概类似中国旧时的“满门抄斩”。由此一事例可知，列宁是主张目的说的。同时也说明，郑超麟判断有误，曾国潘的挺经并非地主阶级专利。
可是到了1998年7月，末代沙皇去世八十年之际，俄罗斯为末代沙皇一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称，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发表演说，内中称：枪杀沙皇一事“是布尔什维克的罪恶”。可见叶利钦是主张手段说的。谁都明白叶利钦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见剥削阶级在必要时也要采用手段说的。
所以，具体事要具体分析。把曾国藩的“挺经”与阶级斗争挂上钩，似乎并无理论上的说服力。
由于何资深信奉“挺经”就把他与大地主家庭出身挂上钩，则更没有道理了。这不正是“成份论”吗?
我们这一代人对“成份论”是太熟悉了。它肆虐的那些年头，似乎刚过不久，它是一条钢链，因与果是它的两头，随便抓住哪一头都可打人。抓这一头，可以指哪打哪，抓那一头，可以打哪指哪。它们似乎是中国专有的，但从苏联的文学中可以看到它在苏联的无理性，跟在中国是一模一样的。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双城记》，从狄更斯小说改编过来的。其中有一个群众公判大会的场面，“成份论”在大会上也是满天飞的。只不过电影说的不是今天，而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今天的法国当不致如此了。
由此我想到，“成份论”大概有其历史性，反映一种狭隘的小农意识，生于此长于此的人，身上都不免要沾上一点的。它大概已“沉淀”于中国文化之中了。讲革命，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状的。
其实，中国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按家庭成份来排列的话，那就不得了。还是《共产党宣言》讲得好：
正像贵族中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郑超麟自然是“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何资深也应该是“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但郑超麟却不是这样看待何资深的。因为他最后“堕落”了。这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堕落”果真与家庭出身有关？因为他“堕落”了，就可以使用“成份论”的因果链来加以讨伐？
我说不清。
（三）
我于1945年底参加托派。当时18岁，刚刚跨进成人年代。像无数不满足于世俗生活的青年一样，渴望取得“有意义的人生”，投入先人已昭示的集体，创建人类的明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能满足青年们这一要求的事业，自然只有“革命”，回想当年，当我成了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的时候，况且又是“子承父业”，精神和人格似乎立时被放大了许多倍。那时候何曾知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以及这一揭示所含有的斗争性和人性的超越？这是题外话了。
参加了组织，有了信仰之后，更渴望的是行动。那时候所能做的行动，唯有一项，就是让更多的人认同我的信仰，走到一起来。我之前曾就读过几个夜校，原本就有不少兴趣相投的朋友。他们自然成了我的宣传对象。郑超麟、王凡西对我说：“行动中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要亮出真实的身份来。”开始时，我照着做了。
那时候，学生民主运动的波澜一步比一步壮阔。不仅在校的学生，还有在职的青年，都参加进来。我的朋友，原本只关心文学的，现在也关心起政治来；原本只满足于个人小天地的，也溶入这股历史潮流中来了。在这种背景上，我逐渐进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唯有亲身处于学运中的时候，我感到了生命价值实现后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公开的辩论中，朋友们却一个一个地离我远去了。最后一个离开我而去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丢下一句话：“你主观上革命的，客观上却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这已经算是对我当时的最好评价了。今日回想起来，我那时又懂得什么呢？无非鹦鹉学舌般地拨弄些名词。
此种尴尬，实际上是苦闷，是被孤立的苦闷。郑超麟、王凡西确曾先提醒过我：革命者不怕孤立。但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孤立者就不是革命者的道理。往后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做不来被群众运动孤立于外的革命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陈独秀著作选》中读到了他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其中有句话“这种状况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这句话实实在在让我感到了切肤之痛。
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原来就读的夜校，与相识多年的朋友分手，一个人改读东吴大学夜校部，开始了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所谓“新”，指的是自此之后，我在新学校的学生运动中，隐瞒了身份和观点，不再宣传托派的主张了。
那时候所能做的观点，不再宜传托派的主张了，回想起来，今日自可对当年此种行为作不同的评价。但一个真实的事实是：我正是由此开始了对托派的思，这是个大题目，不能在此说了。
恰恰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何资深。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革命者的形象。一种与郑超麟、王凡西完全不同的形象。《记何资深》一文称之为一种是宜传型的，一种是组织型的。如果从性格来说的话，这种区分倒也恰当，如果从思维方式来说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分：
郑超麟、王凡西属于“理想”、“将来”型，何资深属于“世俗”、“现在”型。这个型的人看不起那个型的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哪一个更重要些？对这个问题的常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革命低潮时期，“宣传”型重要些，革命高潮时期，“组织”型重要些。“看得起”、“看不起”的个人意志，改变不了客观存在。其实，把郑超麟、王凡西归于一类并不恰当，不去说它了。
何资深是我父辈，从旁观察我二年之久，至少在两个方面推动了我的思想变化。
一、他自然常常向我讲起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起的错误作用以及“毛子”们（指国际代表）的专横作用。除此之外，他也说起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错误。那时候我政治上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苏党史知之很少，今日已记不得何资深当时的具体所指了。但正是他打破了我对领袖的偶像崇拜，打开我的眼界。向我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切入的角度，从而使我能跳到圈子外面来进行反思。当时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推动。解放后，被审期间，曾说我的思想转折以及由此引出的行为是形势所迫。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确是当时的学生运动迫着我进行反思的。但抹杀身边何资深所起的催化作用也不符合实际。这里且不去说心情苦闷所引发出来的我的主观需要。
二、1949年初，此时两人朝夕相处已经一年多。他从我日常晚间不归，交往频繁以及时有同学留宿等等现象上，看出了我是学运的积极分子。同时，大概也猜到了我已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有一天，他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为了反蒋，参加托派与参加中共都是可以的，但只能参加一个，绝对不能脚踏两条船。他这番话是最最世俗不过了，从中可以概括出他的品格特征。我正是从此次谈话中明白了理想与政治的区别，热情与实际的区别。无疑，这次谈话对我起了棒喝作用、警告作用。于是不几天，我向郑超麟提出了退出托派的声明。没有这次谈话，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解放后，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为了彻底摆脱托派的影响，我抛下了一个长子家庭应尽的责任，离开上海，到北京去潜心读了三年多的书。虽然最终未能摆脱中国托派共有的命运，但从思想收获上讲，这三年多为我提供了思索的层面，帮助很大。何资深赞成我离沪赴京读书，并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四）
从中共和托派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两条船”的比喻中，可以看到何资深对中共的态度了。在他身上，我明确感觉到他有浓厚的对中共的恋旧情结。一个人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了若干年，一旦被迫离开，感情上怎能不与之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平时最爱谈的话题，是大革命中的事例。莫斯科的大审判他当然清楚，但他说过不止一次：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清楚老先生及老先生的人。当他说到毛泽东时，总是称之为“润之”，称周恩来为“恩来”，称瞿秋白为“秋白”。称其他领导人也都略去其姓。后来我明白这样的称呼方式并不是出于他的套亲乎，而是当年第一代革命家中通行的称呼方法。苏联党内在革命前也是这样的，斯大林不就是叫科巴吗？至于加官衔的叫法，那时是执政之后的事了。他有许多学生，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有。每年暑假北上南下途经上海，来探望他的不少。讲起当年他讲的历史课，学生们都一致称赞。学生中有的解放前就入了中共，有的解放后参军，更多的是勤勤恳恳在各种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坏的例子似乎一个都没有。八十年代以来，我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好几个学生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审查自己与何资深先生的关系，检查受到的影响。结果一点问题都审查不出来。
何资深对中共，尤其对中共领导人, 是有感情的。其次, 他对1949年10月胜利也是拥护的。明白一点地说：他从来没有视中共为敌人的思想和感情。我很能理解这种感情。我还相信中国托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比如说王凡西，凡是读过他的《双山回忆录》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看法的。这一点后面还将说到。
但中共却始终视托派为敌人。至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如此。
近读《先知三部曲》，发现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苏联当年的托派对待苏共的态度也是如此。
我如今已步入古稀，但年轻时即有的一个问题，数十年来始终不曾得到解决：中共与托派既然目标相同，即使不能称之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那至少也可以视作同路兄弟相称，何以要豆其相煎？水火相待呢？为什么党派之争容不下一点朋友情谊呢？难道这只是两国中特有的现象？难道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那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美境，现代的人就必须经过这么“凤凰涅槃”的火炼？据说，直接和间接因党派之争而牺牲的人，仅苏联一国，就不下一千万。有人说，党派之争就是权力之争，我不敢相信这么庸俗的解释，因为我相信共产党人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而且，根据《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所述，马、恩的建党思想中决无排他的成份。
话扯得远了。《记何资深》一文最后提到他的“堕落”。每读至此，就会想到当年莫斯科三次审判案中，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自辱行为；他们一个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招认了公诉书上要他们招认的一切。这种自辱行为，当年就为世人所不解，数十年来，有许多历史学家试着解开这个谜，但至今仍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人认为老革命家们在刑具下屈服了，作这样判断的人，太轻视这大批列宁的战友了，根本不理解忠诚的信仰在革命家意志中的地位。这一点在郑超麟身上无疑得到体现。同样在何资深的坐牢出逃，以及终身追随陈独秀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老革命家们是以“自辱”来换得妻子儿女们的生命安全，但许许多多传记都证明，老革命家们决不是儿女情至上。《记何资深》中也这样说：何资深既与他的当大地主的父亲“关系不好”，也与他的后来去了台湾的儿女“没有感情”。现在，老布尔什维克中唯有布哈林有份遗嘱流传于世。细细读他的遗嘱，或许能对这个问题得到些启示。
一、遗嘱开头就控诉这个法庭：“我所面对的是一部凶狠的机器，我对其已无能为力。这部机器运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有组织地捏造谎言，厚颜无耻地行动。”
二、这部凶狠的机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吗？不是的。“我将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它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机构”，它们“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的心制造种种卑鄙的案件。”布哈林控诉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内务部和斯大林个人。我说，这一点是布哈林写遗嘱时第一个心态。
三、他不能控诉党和国家，因为“我18岁就入了党，我终生之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在你们举着的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血。”这可说是他此时的第二个心态。
四、他不仅不控诉党，而且还把平反的希望寄托于党：“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需强调，这篇有名的遗嘱的题目就叫《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是他的第三个心态。
悲剧的社会意义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以“人民公敌”的罪名，将他押赴刑场，另方面，他却是怀着上述三个心态，或称情结，经过公开“自辱”，走向死亡。
我相信其他被告们，老布尔什维克们，也是这样走向死亡的。
近读《先知三部曲》方知青年布尔什维克走向死亡时的表现完全不同。该书在第三卷第419页写道：“但他也谈到了拒绝投降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塞满监狱大墙内与死刑场上，高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从容就义。”
仅仅用年龄上的差别解释得了“自辱死亡”与“从容就义”之间的不同吗？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光靠历史学不行，还得靠心理学，最好是宗教心理学。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无计其数，其中不乏伟人名士“自辱”之作。大概这也是中、苏两国共有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高明之处在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烧毁了这批“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因为大家都明白“自辱”说明不了“堕落”，而且，要讲责任，也不在于写作者。
无可置疑的是：比起何资深在特务不特务的言行来，郑超麟的言行自要高亮些。我想，原因也许在下列两个问题上，二人的心态不同。
一、对待中共的态度。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见《记何资深》一文。该文快结束处有段话：“至于彭述之，我们同他有许多帐要算，不过将来有机会再算。何必在敌人监狱里算呢？”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讥笑我：“都把你关在监狱里了，还自作多情！”这正是悲剧所在！话虽是这么说了，但我认为这只是他一时之言。因为到了1987年及1997年他曾两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平反。既然是“请求”，且是平反的请求，是不会视对方为“敌人”的。
二、对待1949年的中国革命。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比较复杂。读了他的《晚年文集》，他的理论要点似乎为：第一、相对于旧社会，这是很大的进步；第二、所创建的社会是斯大林模式，即新资本主义；第三、1928年以后，中国革命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读了他的最后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后，似乎说明他此一观点至死不曾改变，但也不要忘记，十九年之前他在《二十七年“改造”小结》一文中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是明确站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多数人方面，而反对那些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人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一定要首先把握他的中心思想，以免被他的一时之言引向迷惑。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介绍另一位托派理论家王凡西的态度。《双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他作了认真的反思，检讨了托派过去理论上的错误，承认了“中共不失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在前面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完善。“中共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左派……领导一切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我还想说一句话：郑超麟的思想只能代表他个人，连王凡西他都代表不了。
（五）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1949年初，何资深支持我脱离托派的时候，自己却重新参加了托派。结合当时形势，他这一行为实在让我难以理解。我不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也说不能理解。
1951年夏，我自京返沪，去见了郑超麟。目的是想对他做些“劝说”工作。去之前何资深再三劝阻，说是他不会听，并说他们两人也早就不见面了。八十年代，我见到何资深一位学生，她也说自1950年起，他们二人就不来往了。但《记何资深》一文说他们“事实”上绝交的时间是在他们“被捕前一个多月的事”，即1952年10~11月间。同时又说：“他已很久不来找我。”结合前后，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1950起何资深不再去找郑超麟，1952年10~11月起郑超麟不再去找何资深。
《记何资深》一文中，有句话耐人寻味：“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他们均已不在人世，文中所说的何资深的“主张”到底怎样，只能见于公安部的档案中了。将来有可能为人所知的。
据何资深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后，他常写些东西，交沈尹默转送上去。我知道沈尹默是名人，或许是位民主人士但不知道他具体的职位。何资深由他转交的是些什么资料，就不是我该猜测的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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