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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
钱伯城
大型文献记录片《邓小平》，引起轰动。这部记录片的最大特色，是由“文献”（即历史事实）来说话的，而且是由活的“文献”来说话。这部纪录片大量采访了在世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当事人，这就是活的“文献”，让他们在荧屏上现身说法，向观众讲述当年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中，就在第一集，我高兴地看到，有一位作为历史见证的世纪老人的镜头，曾三次出现，这就是我刚为之写过文章的郑超麟老先生。我写《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一文时（1996年岁末），这部纪录片还没有播放。郑超麟在这部纪录片中三次出现，片旁打出的文字介绍，三次的身份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原中国留法学生”。第二次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片上注明的采访录像时间，都在1995年。这一年，郑氏应已95岁，但看上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无耄耋衰老之态。这三次不同的身份，代表了郑氏本人三次不同的经历：第一次是留法勤工俭读生，参与创建“少年共产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二次是大革命时期任武汉时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迁回上海后编辑中共党刊《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是实际的主编）；第三次表明解放后因托派罪名入狱释放后至今的政治待遇。纪录片和这三个镜头，事实上概括了郑超麟一生的三个历史阶段的经历。我的前一篇文章发表后，自友人处借到1986年内部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对郑超麟的一生便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可以知道，郑超麟是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并有幸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加给中国托派的许多不实之词终于得到平反和澄清，他本人还受到党和政府的看重与优待。这是他的幸运，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政策。他的一生，也就是中国的托派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虽然思想活动还可能延续，但组织活动肯定是结束了。中国的托派问题，将成为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国际范围内的托派运动是另一回事，我记得斯里兰卡建国初期的议会中就有名为托洛茨基党的议员，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其他国家可能也有。
中国过去的托派问题，一直是“禁区”中的禁区，几乎是谈托色变。谁要是发现沾上一点托派的关系，即使只是思想影响，也会变成莫大的罪状。在人们的心目中，经过长期的宣传，中国托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牢牢植入人们头脑。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又从道德角度，加重了对托派的谴责，指称“你们的所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也提出了托派接受日本人的津贴的疑问：“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这番话，当然也是相信了“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由于鲁迅在广大青年和知识阶层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对托派的指责自然深入人心。
所以，中国的托派和托派分子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与双重的谴责。双重的压力：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双重的谴责；政治的谴责，道德的谴责。延安时代，揭发王实味的罪状，有一条就是说他曾是托派分子。果然，一经宣布，群情激奋，便无人同情他了。近年有不少为王实味辨诬的文章，也有为他的这条罪状洗刷，有一位当年参与斗争王实味的，远引后来去海外的原托派分子王凡西的回忆录作证，力辨王实味仅与托派有所交往，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以此说明王的无辜。可见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若不首先推翻“托派”这条罪名，像王实味也很难平反。“文革”中为审查陈伯达，成立专案组，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也要加上一条说经查明他早年曾是托派分子。可见托派与坏人或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总是连在一起的。
在这种政治的与道德的双重压力与谴责下，连托派分子自己也顶不住了。郑超麟在《怀旧集》的《记何资深》一文中，记载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1952年12月被捕的托派组织案犯共有三十多人，分别关押至1956年6月，把全案犯人不论已判刑未判刑，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其中有何资深，他原是大革命时代及其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49年在托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何资深被捕后判了无期徒刑，郑超麟则被上面认为“不能接受教育改造”未判刑，但这话的意思等于死刑。这次何郑合编在一个学习小组。第一次小组会，各人表态。轮到何资深发言，郑超麟回忆说：
他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他没有举出事实），少数派也是国民党特务（他也没有举出事实），惟有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陈独秀已经公开声明不是托派了。”我听了他的发言大为惊讶，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不记得是我立即反驳他，还是等到我自己发言时才反驳他，总之我说了许多话，意思是问他何资深自己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急起来，力辩他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
这个何资深，虽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但显然是“能接受教育改造”的托派，所以虽然举不出事实，还是一口一声地承认“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自己除外。另外还有一个同被关押的案犯尹宽，大革命前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也是托派组织的中央委员。联共反对派的一些文件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最早就是由他秘密传给郑超麟、陈独秀的。这次编在另一个小组，他的发言，郑超麟事后听人告诉，“尹宽也说（托派）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但他举出事实，抓着几件似是而非的事实不放，他也从来未曾说少数派是国民党特务，因为连似是而非的事实，他也没有”。郑超麟后来告诉尹宽：“你说的多数派那些事实，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同国民党特务无关，我可以说明的，但在监狱内就不必说明了。”但尹宽不听劝告，有机会仍说托派多数是特务（亦见《记何资深》一文）。
我读《怀旧集》到此，不觉生出疑惑：何资深、尹宽二人，是不是在说所谓的“违心话”（就如同“文革”劫后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呢？因为以他们二人的经历，不会不知道，据《怀旧集》所记载，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并成立领导机关，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破获，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接着，一年半后，总书记陈独秀也被捕。整个托派组织的领导层瓦解涣散了。国民党特务抓共产党，不管你是正统派还是托派，只要是共产党，它都一视同仁，一个也不放过。如果托派果真是“国民党特务”，国民党为什么不加区别，连“自己人”也一网打尽呢？这样简单的道理，郑超麟并没有提出来质问他的昔日同志。我们只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从此时起，监狱中就与他认为“堕落到这种程度”的何资深绝交了。
郑超麟自始至终是一个“陈独秀派”。在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和任中国托派组织总书记时，他都是陈独秀派（中国托派内部有四个派别）。陈独秀对郑超麟也有特殊的信任。在中国托派组织领导机关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破获前的一段时间中，唯有郑超麟一人知道陈独秀的住址，圈内人知道通过郑可以找到陈的家。郑超麟被捕后，有人通知陈独秀：“郑超麟被捕了，他晓得你的住址，赶快搬家！”陈独秀回答说：“郑超麟，我放心，他不会说出的，用不着搬家。”郑超麟果真顶住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坚不招供。（见《怀旧集》164页、231页）
郑超麟的这两本回忆录，提供了有关陈独秀的许多事迹，特别记叙了大革命时期前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岐与抗争，以及如何走上托派道路。陈独秀是最早敢于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中共领导人。他说：“中国问题要中国人自己考虑解决，外国人不懂得中国问题。”又说：“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大革命失败，中央劝说他去莫斯科，他问去做什么。答：“去学习，去研究中国问题。”他说：“中国问题要在中国本身研究，中国人自己研究，我不要外国人来介入我们。”（见《怀旧集》141页、147页）当时的中央对陈独秀也失去了尊重。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从武汉回到上海，在政治上还是常常写信向中央表示意见。有一次，他的儿子陈乔年到他的住所，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写信，你写信，他们把你的信当作笑话，在那里一面看，一面骂，他们并没有诚意接受你的意见。”所以以后他就不再写信了，采取了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态度。（《怀旧集》146页）
郑超麟对陈独秀有两段评论。一段说：“我认为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有时他拍桌骂人，但不在背后暗算人。”（《怀旧集》26页）另一段说：“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的人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郑超麟回忆录》348页）前一段评论是他对陈独秀道德品格的看法，后一段评论是他对陈独秀政治品格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完全赞成，一切强加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的不实之词应该以推翻与纠正，就像《毛选》第二版关于托派的两条新注已经做的那样，这是还历史真实。但是我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主张，然而，我衷心拥护他们所拥有坚持和表述自己主张的权利。
丁丑岁新正，于观景楼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1日第九版“读书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