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独秀峰下的风景
——告别郑超麟先生
陈思和
（1998年8月5日）
98岁的郑超麟老人去世了，上海又少了一道文化的风景线。当然，用风景来形容老人的存在未必妥当，他本来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以枝繁叶茂的光合作用，清洁着这个城市的空气。
我所居住的上海，每天都有新的高楼落成，一些繁华的地区和马路，只要半年不去走走，就会生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幻觉。可是光靠摩天楼和交易所，支撑不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而且，标志一个城市文化风景的，也不仅仅是一些广场建筑和歌剧院，真正的文化风景应该是看这个城市曾经拥有过怎样的文化人物。我走在日本东京的街上，常常看到一些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前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告诉你这是夏目漱石或者国木田独步的旧居，让你顿时眼睛一亮，仿佛是走在一条朴素的地毯上，上面却嵌满了名贵的珠宝。一个城市的建筑是可以用钱来修建的，但文化人物的拥有，却是需要天然而成。国内外的游客来到这个城市，想到的是能够拜访、瞻仰某些文化人物，或者满怀敬意地为自己走在自己所敬仰的人所居住的城市里而充满自豪，这样的城市，才是真的让人羡慕的城市，才当得起文化名城的称号。
郑超麟老人曾经是上海的一道令人敬慕的文化风景。这不仅仅是他活到高龄，而是他身上有着一种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气质。他为这座城市流过血，坐过牢，监狱生涯长达34年，比世界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的坐牢史还多了一年，但在19年前他平反出狱后，仍然怀着一个革命家“走出监狱便入研究室”的理想，马上就着手撰写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回忆录和长篇学术论文，以求正本清源。我第一次接触郑老的文章，是在1989年初，那时我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有人转给我一篇郑老的文章，是讨论瞿秋白与托洛茨基思想的关系，思路清晰，引经据典，长达一万六七千字。除了字迹颤抖，根本看不出是一个近90岁高龄的老人所写。当时我极想发表这篇稿子，但送审时终因我们栏目是“重写文学史”而非重写党史，未能面世。但这篇论文的磅磗气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对这位老人充满敬意，但在帮助他发表文稿方面却无能为力。还有一次是我在主编《火风凰文库》的时候，郑老的侄孙女曾与我联系，想出版老人的回忆录，这时我已经不像当年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时那样天真和以善良看世了，我主动提出可以出版老人的书，但希望是文学方面的文字，不要涉及政治。我说出这话时充满羞愧，但也悄悄希望老人能理解我的准风月谈之意，可是过几天得到回音，郑老说他只有政治方面的著作，所以也就作罢了。之后，郑老的回忆录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还在海外译成各种文字，我又开始天真地想让自己在上海也为老人出版一部著作，洗刷一下这座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平庸之耻，可是，老人突然去世了，他对他所居住的城市连眼珠也不想转过来。
我只见过老人一面，是与写作《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作者王观泉先生一起去的，同去的好像还有几位年轻朋友。那时老人住在普陀区的一套小居室里，我们敲了半天的门，竟无人开门，直到他的侄孙女回来，才把我们迎进去。原来老人的耳朵几乎全聋，怎么敲门也听不见。我第一次与老人见面了，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没想到老人的眼睛立刻亮起来，仿佛见着老熟人一样，嘴里吐出一个字：“周——”，我立刻明白，几年前将《瞿秋白与托洛茨基》的稿子转交给我的正是一位姓周的朋友，他向老人说起过我。那天主要是王观泉先生与老人谈话，我只是在一旁静听，我还为老人照了一张照片，后来发表在台湾业强版的《陈独秀传》上，他们如此亲密地交谈，仿佛是两个革命家在密谋一场革命。
这位老人晚年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因为199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一部邓小平的传记片，要找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同行，大约老人是硕果仅存了。电视不但采访了老人，出现了他的回忆镜头，而且听说还由他提供线索找到了当年邓小平在上海的办公地点。这以后，老人的名字似乎被这个城市接纳了。第一个信号是，他被安排搬到了比较好的居所，但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第二个信号，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人的追悼会因日期突然被人为地提前，我未能前去参加，特地撰写了一副挽联送去：
身隐独秀山峰仰俯天堂人世皆无私自愧
心念共产事业存亡监狱书齐尽是托孤心
这副挽联起初写的时候未经推敲，字句与上面的有些不同，但送去后据说不让挂出来，所以等于没有发表，现在经修改后抄在这里，也算是我对老人的一点纪念。
从此，我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但又会感到满足，因为又一个英魂与这个城市同在了。
1998年8月5日于黑水齐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