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相关链接：刘少奇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
来源：《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5月第62期
我是在五卅运动爆发前不久与刘少奇相识的。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刘少奇刚由安源到上海，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参与了五卅运动。刘少奇在上海工作期间与五卅运动关系紧密，现联系五卅运动将我所知道的刘少奇的情况作一回忆。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群众运动表面看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人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大罢工中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转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1923年下半年，国共开始合作，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场所。而内地青年也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是共产党依靠广大的无产者独立完成的，不假国民党的招牌，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党员，但他是共产党员，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但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会后有人支持邵力子。
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共产党人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积极依靠工人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陈独秀在1925年春天领导的上海工人罢工，对罢工中应提出的要求和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展开斗争及谈判等都给予具体的指导。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七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件，工人为此情绪激动。各界人民也来声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5月30日上街讲演，散发传单。
我记得5月30日上午，蔡和森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下午在南京路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我立即赶写了惨案经过报导，在《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登载。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此次屠杀作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6月1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原来这年5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工大会，张国焘、邓中夏及其他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员都去广州出席，此年5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正在计划要把上海尚存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总之，五卅运动那年以前，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我只知道北方有张国焘、罗章龙、李震瀛、张坤第等人，南方有李立三、项德隆（项英）等人，但还不知道有刘少奇。
五卅运动以前一个多月，我同蔡和森夫妇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湖南话，带着爱人和小孩来拜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很恭敬地招待了他。我在另一个房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我问警予：“这人是谁?”警予说：“就是刘少奇。”她看见我好像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于是解释说：“他在安源做工人运动的，很能干，此次从湖南出来，要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彭述之生伤寒病住在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刘少奇来看望蔡和森，他于是告诉我刘少奇这个人。原来，刘少奇是1920年同那二三十个青年团员一起去苏联读东方大学的，但在1922年我们从西欧去的人未到莫斯科以前，他就同其他许多人回来了。
彭述之又说，刘少奇在莫斯科同他很要好，他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刘少奇等做工人运动的干部回到上海，直觉告诉我，刘少奇有可能要在上海做工人运动。
5月30日南京路惨案发生后两天，上海总工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的罢工。
同时，《热血日报》也出版发行。
我参加了《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热血日报》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中央工农部（实是职工部，因为并不搞农运工作）的机关就设在香山路一条弄堂内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每日上午都在那里听各方面汇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我下午有时也到那里去串门，刘少奇以及一些做工运工作的干部就住在楼上。刘少奇主持的总工会设在宝山路宝山里，离此不远。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群众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上海总工会本身的许多工作是刘少奇亲自做的。我只觉得总工会工作有条有理，但我从未去过宝山里串门，谈不出刘少奇是怎样处理一切事务的。
我同刘少奇虽互相认识，但从未在一起工作、一起开会，更未曾一起讨论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只是有一次，也是在五卅运动期间，我编好了《热血日报》，无事，便去工农部机关串门，在楼下客堂间看见了陈独秀正在同几个做工运工作的同志谈话，其中有刘少奇。这不是正式开会，我便坐下旁听。原来讨论的是要不要停止罢工？先一天或两天，上海总商会已经下令停止罢市了，《热血日报》发表文章，骂总商会背叛群众，并声明工人和学生仍要战斗下去。但刘少奇向陈独秀说的是另一种意思，即认为商人既然停止罢市，我们继续罢工也是不能持久的，不如停止罢工。他分析形势，说得很清楚，陈独秀便同意了他的主张。第二天，总工会就下令复工了。
“文化大革命”时，我关在提篮桥监狱内。一天有一个干部来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于是将这件“停止罢工”的谈话说给他听。我只说事实，别人可以做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作出软弱、妥协、破坏罢工等的结论，也可以作出有远见、敢负责、避免了重大牺牲等的结论。
后来，1927年在武汉时，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主席，事实上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因为省总工会不是湖北省委管的，是中央直接管的（或是汉口市委管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干部要我证明“七·一五”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