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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自述
郑超麟
（1990年5月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姓郑名超麟，生于1901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今年有90岁了。
我出身于福建省南部山区一个小县城里——漳平县县城。我的家庭是一个地主世家，已经衰败了，但还维持那个古旧的有教养的空架子。我少时县城里已开办“洋学堂”了，自己仍在旧式私塾中受教育，最后才插入洋学堂的毕业班考得小学毕业证书，中学是旧制的，四年毕业，学的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中学毕业恰好在发生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我们的山区小县里，当时只知道有抑制日货的学生运动，竟不知道有“新文化运动”。
就在这年春夏之间，当我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国民党一支军队在陈炯明率领下从广东攻入福建，占领了福建南部一个角，包含了我们的小县在内。陈炯明命令他的辖区内每县选派两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每名学生由地方公费每年补贴三百元。我就是这样到法国去的。福建省去的还是勤工俭学生，与外省不同的只是有地方公费补贴。
我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从中国去法国的轮船上进行的。我上了船才看到《新青年》杂志，才知道有新文化运动，才经历了过去所受旧文化的教育和船上新学得的新文化之间的斗争。
到了法国，我接近了勤工俭学生进步的青年，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斗争，一起组织了“少年共产党”，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3年春间，少年共产党选派第一批成员，共12人，由西欧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在其内。1924年夏间，旅莫支部选派第二批学生回国工作，我也在其内。
我一回到上海，便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负责撰写、翻译、编辑，出版当时的中央机关报以及当时中央出版的各种书籍，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社会学”（即历史的唯物论）。我参加了五卅运动及第二次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1927年春间，中央迁武汉时，我也去武汉，在那里参加了五次大会，大会后被派去湖北省委担任宣传部长。经历了革命的失败，出席了八七会议，以后又回到中央做宣传工作。9月底，中央迁回上海，我也回到上海，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1928年夏间，曾奉命去厦门整理福建省委的组织工作。9月底回上海继续编辑《布尔塞维克》。
这年年底，因意见与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不合，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工作及其他宣传部工作，闲居，等待中央另派工作。
到此结束了我的党内工作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中，我的工作主要是作文字宣传，附带作些口头宣传、教育、组织，等等工作。这一切工作根据的都是中央的政策，而中央的政策又是根据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国际的路线是不许怀疑的。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几乎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根本路线的问题。八七会议以后我开始怀疑国际路线，不以中央的某些政策为然，但对外宣传时仍只能根据中央的政策。
当时党内已经出现派系斗争了。主要是以王若飞为中心的陈独秀派对抗以瞿秋白为主的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派；旧时以张国焘为主，以后以罗章龙为主的全总派则动摇于此二派之间，我在思想上和历史上倾向于陈独秀派。
我编辑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表面上宣传中央的政策，但渐渐地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因为革命失败，迫得我不能不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由此渐渐地怀疑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历来的和当前的路线，在撰写的文章中也有意无意地写出自己的思想。最明显的，是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不署名的社论，明白提出了中国革命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当时中央实行的国际路线则主张工农民主专政。于是中央委托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第十四期上发表一篇也是不署名的社论，以纠正第十一期的社论。但当时我不过开始独立思考而已，尚未形成对于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系统的思想。
1929年初退出中央宣传部以后，我继续独立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被捕。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刘静贞，昆明人，共产党员，同我一起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同我一起退出中央宣传部。我们同其他同志一起，住在党的一个机关。同住的同志中有一人被捕，其他的人受牵连也被捕了。经过党中央营救，我们受牵连的人在龙华司令部关了四十多日，交保释放。
释放后不久，我们陈独秀派第一次看到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经过相互讨论，并同陈独秀讨论，最后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以及他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从此我们陈独秀派以及陈独秀本人都成了托洛茨基派，而参加了国际托派的组织。
这是我的政治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减于1922年的组织少年共产党。
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开会，我是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大会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因叛徒出卖，我们的领导机关被国民党政府破获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被捕，我在内，而且成为全案的“首犯”。我已内定死刑，恰逢国民党政府有人事变动，上海警备司令易人，才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少数未曾被捕的中央委员，陈独秀在内，恢复了领导的组织，继续斗争。但他们也于1932年10月间组织被破获，人被逮捕了。
我在狱中继续独立思考革命根本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
我们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人，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遭受日机轰炸，国民党政府决定内迁的时候，才得释放。
我出狱后，因南京至上海交通中断，决定暂去皖南山区避难兼休息，伺机迂道返回上海。想不到在那里住了3年，在那里生了个儿子，夫妇二人以教书维持生活。直到1940年，我们才离开皖南，经过浙江，由宁波海道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参加了中国托派的领导组织，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革命史》（第二卷和第三卷）。
当时托派领导机关争论对当前抗战的态度问题。有三种意见：一种以为抗战本身有进步意义，我们应当支持国民党的抗战；一种以为抗战本身有进步意义，我们应当独立抗战；一种以为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准备在战争中举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我属于第三种意见。争论结果，中国托派组织发生了分裂。
在争论和分裂中，我所属的一派单独出版油印的刊物，起初没有名称，以后正式出版名为《国际主义者》，到日本投降后，我们再出铅印的公开的刊物《新旗》。我在无名的刊物上，在《国际主义者》上，在《新旗》上，都写了许多文章。在此以外，我还写了书：《不断革命论ABC》、《三人行》、《国家资本主义论》。
这些文章和书是我第二时期的著作，即是我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所得的结论。可惜，今天这个时期的著作已经无法搜集完全了。我自己珍视这个时期的著作过于第一时期的著作，因为后者是在既成的路线下写的文章，后者也不用费力去搜集。《新青年》（后期）、《向导》、《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保存下去，我的文章也就保存下去。
中国解放后，我不愿逃亡国外。我一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世界的和中国的。明知斯大林的政制不能容忍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生存，30年代莫斯科冤狱已经昭示我们了，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国内。果然，到了上海解放后三年半，即1952年12月22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网打尽的”，中国托派都被捕了。此次，我仍旧是本案的“主犯”。一个不爱出头出角的人，三次被捕竟两次作了“主犯”！
这次入狱，我（以及其他24个人）关押了27年（从1952年12月22日到1979年6月5日），始终未判决，而且未起诉。奇怪吗？人家告诉我们：像你们这样的犯人不多，但还是有的。
从1964年起，我在狱中又可以公开发议论，公开著书，批判当时的政策和理论了。因为从那时起，我可以与其他的同案犯，同我一样尚未判刑的托派犯人（起初3人，后来2人）编成一个学习小组（1956年我们全案也曾集中学习，但那时每一小组多至十多人，时间也短促，不能畅所欲言）。我们学习的是所谓“反修文件”，即苏共和中共之间的理论争论。学习之后每人还要写“总结”。虽然未曾宣布各人“畅所欲言”，我却利用这个机会，根据我十几年来独居囚室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系统思想全面批评斯大林政制，不顾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最后，我以“学习总结”的形式写成了一本书，共八万五千字，名为《干部主义论》。
1965年，我们每人又获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部，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用说，学习之后也要写总结的。我又系统地写成了一本书，共十三万五千字，名为《狱中读毛泽东选集》。此外，我读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后，也写了本批评的书，以及平时用“读报随笔”的形式写了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以上一切政治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监狱军管以后，被军代表命令抄家，没收，销毁了。
但我由此形成的系统思想是销毁不了的。1972年，我们这一案的重刑犯人（包含未判的犯人在内）坐满20年之后被改变关押的形式为严密管制的形式；1979年，被解除严密管制而恢复公民权。我们算是恢复自由了。我本人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1952年12月被逮捕的中国托派全案并未得到平反，仍旧被定为“反革命案”。1988年苏联已经给30年代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三大冤案——1936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1938年的“右派-托洛茨基联合反苏案”——彻底平反了。这年，我先后三次上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要求给1952年的中国托派案平反，可是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
从1979年恢复公民权至今11年间，我写了不少文章，也写了书，写出的书信中也有一些值得发表和保存的。这一切文字约略估计，有八十万字上下。这是我的第三时期的著作，与第二时期一样也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但结论不尽同于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发表，绝大部分只有手抄稿或复印稿在少数人中传观。
在第三时期中，我却有三本书在国内出版，但都不是这个时期写的。一本是《郑超麟回忆录》，1944年下半年写的，属于第二时期的著作，手抄稿曾经作为“反革命”罪证随我入狱，我恢复公民权之后，它也变成党史资料可以作为内部发行，由国家出版机构印行了。附录《陈独秀与托派》则是1980年新写的。一本是《玉尹残集》，那是我在狱中写的诗词的余烬。一本是《诸神复活》（分上下两册），那是40年代出版的翻译小说。这11年中新写的文字不知何时才能印出。
值得庆幸的，就是当我度过90岁生日的时候，恰逢世界发生了重大的事变，证明本世纪一场最大的争论获得了谁是谁非的结论。
我说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
1924年年初，列宁死了，这年秋间，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渐渐明朗化。不是工作作风的争论，而是根本路线的分歧。斯大林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也违反斯大林本人1924年上半年在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中自己说的理论。于是，以前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渐渐离开斯大林而同托洛茨基派联合了。联合反对派坚持世界革命成功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同斯大林派对抗。
60多年以来，斯大林总是以苏联的现实，后来又以东欧诸国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证明：一国或者少数比较落后的国家确实建成了社会主义。
可是去年以至今年，这些国家的现实又证明了什么呢？
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的时候，各国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没有改名而坚持原来的立场）；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见发生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分尚未改名而保持原来的立场）。
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说，这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
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是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敢于理直气壮地作出这个断言，因为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一个国家或几个落后的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未曾承认过苏联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争论，绵延将近70年的争论，终于做出结论了：托洛茨基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
看到了这场大争论的这个结论，不枉我活到90高龄。
我还能活下去，看得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爆发吗？
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