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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
郑超麟口述 周永祥整理
（1983年1月）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一、为《新青年》季刊写创刊词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宣传出版工作，把《向导》交给蔡和森负责，把《前锋》交给陈独秀负责，把《新青年》改为季刊，交给瞿秋白负责。这些刊物的创刊词，一般地说，应当由负责编辑的人撰写。《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刊登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以下简称《新宣言》）的作者是瞿秋白。可是有人认为此文是陈独秀撰写。究竟是谁撰写，可以根据当时党内的官传形势，文章的风格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就内容而论，此文非陈独秀所写，而是瞿秋白的手笔。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文的错误在于认为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革命力量,而主张国民党去统率资产阶级，以实现国民革命。北京大学向青有一篇文章，说这个错误来自共产国际。而《新宣言》一文说“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即使资产阶级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之指导，不能成 就”；“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把 《新青年》上述的话同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陈独秀不可能是《新宣言》的作者，而瞿秋白是能够说出《新宣言》中的这些话的。瞿秋白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继续持有《新宣言》的观点。他说：“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的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致指导权。”
再就文风而论，此文决非陈独秀所写，而是瞿秋白所写。陈独秀古文根底好，造句简洁，能抓住问题要点，不爱写长文章，又不像我们搞翻译出身的人爱用“欧化”文句。这篇《新宣言》，如果陈独秀来写，二千字左右即可写好，不会写得如此冗长。此外，本文篇首引录的歌德的《浮士德》的诗句，也可以证明文章不是陈独秀所写，因他不爱引用外国典故。我想，他一生未必读过《浮土德》，而瞿秋白常常在文章之前，录一段名家文句。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断定《新宣言》一文的作者应是瞿秋白，不是陈独秀。
二、在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办的所学校，但学校大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该校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以社会学系学生最多。邓中夏担任总务长（也称校务长），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师中有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后来有彭述之，郑超麟，李季，高语罕，尹宽，沈雁冰，蒋光赤等。
一九二四年九月底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上海大学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和斗争正趋激烈。共产党学生反对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国民党右派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这一年双十节那天，在河南路桥北堍天后宫召开群众大会，上海大学学生也去参加。会议中间，两派打起来了。国民党右派事前已有布置，唆使流氓殴打学生，有十几个学生受伤，其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因伤势过重，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即“黄仁事件”。从此，掀起轩然大波，双方都发表文件，互相攻击。《民国日报》编辑部为了登载文件问题，也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共产党员邵力子和国民党右派叶楚伧发生冲突。那时，瞿秋白也是《民国日报》的编辑，他平时挂名，但在同国民党右派发生斗争以后，则来到《民国日报》编辑部工作。斗争的结局是迫使叶楚伧离开了《民国日报》社。
但是，两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事态仍在继续发展。结果，瞿秋白和何世桢两人同时离开了上海大学，随后由施存统和周越然分别继任社会学系主任和英国文学系主任。
三、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一九二五年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南堍中国地界（与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接壤）一幢三层楼房子里召开。我是大会记录。瞿秋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威信很高，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同答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党的路线问题，深得代表们的拥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瞿秋白同常住上海的四位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五人主席团，即后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还没有常委会的名称。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结束以后，他オ从北京来到上海。蔡和森于“五卅”运动后不久，离开上海去北京西山疗养，同年秋天又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样在国内的主席团成员只有四人。他们常常去广州、北京，北伐胜利后还去武汉，在这些地方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丁斯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分别参加了上述会议。他们三个苏联人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有分歧，这分歧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里。
瞿秋白在“四大”以后，对中央的路线是坚决执行的，不提出相反的意见，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后来，为了北伐问题，中央内部出现了分歧，秋白拥护北伐，曾写过一篇拥护和赞扬北伐的文章：《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四十年代，我从自己保管的秋白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的书稿中，发现了这篇文章。文章后有如下附注：“此文《向导周报》编者拒登。”现在分析，可能是陈独秀不许刊登，因为当时陈独秀是不主张北伐的。
四、主编《热血日报》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出资一万元给职工办了《公理日报》，但是态度温和稳健，不敢大胆揭穿“五卅”惨案的真相，不敢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其他资产阶级报纸更不待言。当时瞿秋白拿着《公理日报》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办一个自己的报纸——《热血日报》，以指导当前的斗争。《热血日报》编辑部由瞿秋白，沈泽民，何味辛（今名何公超）和郑超麟组成。编辑部设在闸北宝昌路（近香山路，今名象山路）的弄内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发行所设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查《热血日报》的记载，发行所的通讯处由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编辑部的分工是：瞿秋白任总编辑并负责撰写社论，郑超麟写文章，沈泽民，何味辛编写新闻，有时也写文章。
《热血日报》社论都不署名，但大部分社论是瞿秋白写的，陈独秀也写过几篇。当时他们天天碰头，交换意见，研究和决定社论内容，所以社论反映了他们和中央的观点。如何鉴别何篇是瞿秋白所写，何篇是陈独秀所写，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根据：
瞿秋白生前曾在一本《热血日报》合订本里选了二十篇社论，在标题前都画上圈，准备出版一本单行本，后来未能实现。合订本的封面上写着：“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后附《小言》二则作为补白可也）——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名年月日。”从笔迹上看，可以确定是瞿秋白写的。社论的标题前有无画圈，自然是鉴别社论作者是谁的一个重要根据。此外，还可以根据文风的不同来鉴别。如前所述，秋白的文章“欧化”句式较多，句子较长，喜欢长篇大论；而陈独秀的文章文句简洁，少“欧化”句式，喜欢抓住几个字眼加以发挥，文章一般比较短。
根据文风判断，《热血日报》第一期《发刊词》是陈独秀所写。文中有两处用“争斗”一词，而不是“斗争”。因为陈独秀习惯用“争斗”。我想起当时秋白把第一期稿子交给我付印时，曾说：“明天报纸出版以后，老头子（指陈独秀）在上海的老朋友一定要说，这篇《发刊词》是老头子写的。因为老头子习惯用‘阶级争斗’而不用‘阶级斗争’。”此外，这篇《发刊词》的题目上瞿秋白未画圈，也可以确定是陈独秀所写。
《热血日报》第二期《洋奴乎，国民乎？》，第三期《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第四期《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第十三期《警告总商会》，第十八期《贺上海交涉破裂》，第二十三期《开市以后怎样？》第六篇社论也是陈独秀写的。前三篇社论抓住“洋奴”、“国民”、“团结”、“坚持”、“政治”、“刑事”几个字眼加以发挥，文章短、句子简洁，这些正陈独秀文风的特点。这几篇社论，瞿秋白也未画圈。
《热血日报》的社论，除陈独秀写的上述几篇和第十期《巩固上海学生联合会》一篇（未画圈，作者待考）之外，其余都是瞿秋白写的。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还以“维”、“维摩”、“热”、“血”、“沸”、“腾”、“了”的笔名发表几篇论文和一些短文。
据茅盾回忆，瞿秋白为《热血日报》写了《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调）、《大流血》（泗州调）等说唱小调（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刊载的茅盾：《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回忆录［七］》。据我回忆，瞿秋白当时是不写民歌之类的作品的。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秋白到大世界和文庙听了民间艺人说唱，受到启发，才开始写这类作品，如《东洋人出兵》等。茅盾所回忆的当年《热血日报》上刊登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大流血》等说唱小调，是何味辛写的。
《热血日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最后，租界巡捕房封闭了《热血日报》承印单位——明星印刷所（在今新昌路）,《热血日报》就此被迫停办了。
五、主持“八七”会议
瞿秋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我于八月六日晚得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通知，作为湖北省地方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者我记得起来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李震瀛，毛泽东，彭公达等人。陈独秀在七月中旬已辞职，当时在鲍罗廷的指导下，成立五人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
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由瞿秋白宣布开会，介绍了到会的人。他说：“到会代表，除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以外，都是中央委员。”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一人。
会议主要是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这是罗明那兹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同瞿秋白，罗亦农交换意见后写出来的。八月六日，瞿秋白连夜把它翻译成中文。次日，他在会上向代表们宣读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读完之后，征求大家意见。大约有五六个人作了简短发言，最后发言的是毛泽东。瞿秋白宣布开会之后，可能请罗明那兹讲过话，罗明那兹也可能只说了几句话，现在记不清了。但当时形势很紧张，会议只开半天，不允许作长篇发言，是肯定的。《告全党同志书》和代表们的发言，都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都没有公开点出陈独秀的姓名，会议也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决议。
“八七”会议并无会议记录，既无专人记录，又无与会者的私人记录。后来人们看到的《“八七”会议记录》显然是会后追补的。为什么要追补这一份记录呢？估计有如下几种需要：或者共产国际要求一份记录；或者罗明那兹要回莫斯科汇报，需要一份记录；或者“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为了提高“八七”会议的权威需要追补一份记录。
“八七”会议的会址，我的记忆是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的街上，据说叫“三教街”，即今鄱阳路一二三号二楼的后楼。当年会议结束后，我又先后两次去过那里，印象较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间，我应武汉市文物保管处的邀请，专程去汉口踏勘了“八七”会议的会址，证实我的记忆是对的。会址确实是今鄱阳路一二三号二楼的后楼，而不是今鄱阳路一三九号二楼。一二三号楼与一三九号楼造型完全一样，前者是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洋人（似乎是美国人）传教士兰森的住宅，其门上的铜牌刻着他的名字 Ransom 。开会那天，我上楼时，看见前楼的门开着，窗口躺椅上，坐着一个西洋人，不理踩门外窥探他的中国人。后者据说是俄国派驻国民政府农业顾问罗卓莫夫夫妇的住宅。当时俄国顾问尚未离开武汉，他们的住宅可能是国民党反动派监视的目标，因而那里是不安全的，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决不会在那里召开。
召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间并不大，会场有一两张抽屉的长方桌子，靠北窗放着。桌子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罗明那兹。我坐在桌子前面，面向窗子。我背后靠墙摆着一张双人床。罗亦农坐在罗明那兹右边，不靠桌。毛泽东，李震瀛，彭公达坐在我背后的床上。长方桌和双人床之间，最多放着五六只凳子。
六、主编党刊《布尔塞维克》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回上海。我陪同秋白乘轮船由汉口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秋白被党的地下交通员接走了。
同年十月，中央作出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秋白采纳我的建议，改《向导》为《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在上海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边的愚园路上的亨昌路（即今愚园路亨昌里）东边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家。秋白是《布尔塞维克》的编委会主任。当时他家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对面一所房子里，后搬到白克路（近池浜路口）。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一次，代表中央常委出席党报编委会议，指导工作，又代表党报编委会向中央汇报党报的工作。《布尔塞维克》刊名是秋白题的字。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起，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两个国内战争》（第十九期）止的全部社论（除了一篇）和纲领性的文章都是秋白写的。其中第十一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一篇，因秋白事忙，是我写的。一九二八年春，秋白赴莫斯科，离开《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委托我把《布尔塞维克》继续办下去。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开始只有秋白和我，以及秘书黄文容（今名黄玠然）。我负责日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后来，罗绮园，曹典琦相继参加了编委会工作。再后，黄文容调中央组织部做干事，谢觉哉调到编委会任秘书。我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离开《布尔塞维克》编委会。
近来，我发现了当时中央一个决议，决定成立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委员。这个决议是真的，但委员会从未开过会。
七、与蒋光赤的交往
蒋光赤是瞿秋白家的常客，他写过好几本小说，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他在动笔之前，总去征求秋白的意见；完稿以后，再送秋白看，征求意见。蒋光赤写的小说，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短裤党》为最好：秋白平时给他讲的党的活动情况，为小说提供了素材，《短裤党》的书名就是秋白给取的。当时，蒋光赤想不出合适的书名，秋白从小说的内容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Sans-Cutottes ，因而命名为《短裤党》。小说题材是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书中的杨直夫和秋华夫妇，就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的化身，书中的老头子郑仲德即陈独秀，鲁德甫即彭述之，史兆炎即赵世炎，何乐佛，即罗亦农，林鹤生即何今亮（汪寿华），易宽即尹宽，曹雨林即郑超麟。此外，小说中的沈船舫即孙传芳，张仲长即张宗昌，李普璋即李宝章，皮书城即毕庶澄，章奇即张继，郑启即曾琦，李明即李璜，左天宝即左舜生。
八、访问陈独秀
陈独秀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以后，秋白对他仍然很恭敬。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秋白从武汉迁回上海约二三天后，即去福生路（今名罗浮路）陈独秀寓所访问了他。那时，陈独秀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报写文章，陈当即答应。这一年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创刊以后，陈独秀署名“撒翁”在该刊《寸铁栏》发表了许多短文。十二月二十四日，陈独秀曾应邀到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住了三天，当天和次日，秋白和罗亦农等人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因忙于他事，没有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九、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秋白编就了他的《瞿秋白论文集》，并写了一篇《自序》。他在二月底离开上海去武汉之前，将论文集书稿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排印到五分之一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论文集未能出版。已排印好的清样和书稿，被亚东图书馆老板存到银行保险箱里去了。到一九四一年底日军进入租界时，老板把它取出交给了我，我交给谢旦如先生保存。日本投降后，谢旦如先生又把它还给我，我珍藏在家里，一九四八年交还给亚东图书馆。解放后，杨之华，郑振铎出面向亚东图书馆讨取，后经徐伯昕把书稿清样转给杨之华。
由瞿秋白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主要收入秋白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在《向导》、《前锋》、《新青年》、《热血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政治论文和一小部分文艺杂著。
十、家世点滴
我从侧面知道一些秋白的家世，他曾给我讲了一些他个人的生平。秋白的母亲穷得走投无路，吞服红头火柴自杀。他的父亲离开家乡常州，最后到济南，住在“同善社”。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前后，秋白每月要寄三十元钱给他父亲。他的二弟瞿云白、三弟瞿景白似乎也都靠他维持生活。当时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五十元，是不够用的。我从侧面了解，他给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稿酬。
整理者附记：这篇口述是根据一九八〇年春至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同郑超麟同志作了十多次谈话的访录综合整理而成，并经他审阅，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周永祥
录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一九八三年一月）（字句有小出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