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讲话）之第二讲，1980年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讲话）之第二讲

1980年1月10日

　　你们所提问题中有好多条是关于五卅运动的，问得很详细，从共产党如何领导这次运动，到个别的人在这次运动中是否已经入党。有一些事实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因此我不能完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宁可采取这样的形式：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能记忆的一切，组织起来，对五卅运动作一个系统的论述，以此来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在论述中没有回答，而我又能回答的，那就另作回答。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失败后，表面上群众运动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机关，内地青年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个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当时叫做“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的斗争，固然预示了两党合作的破裂，但也表明了革命酝酿是趋于成熟的。
　　此时，恰逢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和战争。起初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把持中枢的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张段又同孙文联盟，壮大反曹、吴的声势，以致引起直系军阀内部分裂，冯玉祥推翻了曹、吴的统治，于是中国政治形势大变。孙文居然能从广州北上北洋军阀的老巢北京，发出“国民会议”的号召。共产党于是发动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众运动。各地方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遣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大会。这个运动过后接着就发动追悼孙文逝世的群众运动，也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以上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发动的，共产党的作用可能大于国民党，因之运动结果更有利于共产党。
　　但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独立去做，不假借国民党招牌的，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但会场没有人支持邵力子。
　　我一九二四年回国后，至少有两次参加了这种党员全体会议，由上海地委（那时并不称江浙区委）书记韩白骅（庄文恭）召集，陈独秀和韩白骅二人说话，总结前一运动的经验，表扬了某些人，处分了某些人。每个党员都要参加。会场设在一个小学的课室内，小学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条弄堂内，由北四川路走进去，似乎那里已不受租界巡捕房管辖了。邵力子是同民党老党员，但加入共产党，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
　　共产党在上海作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西小沙渡一带的工作，项德隆（即项英）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我们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一九二五年春，我们已经能够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上海工人罢工最后还是陈独秀领导的。罢工应当提出什么要求，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谈判，等等，都是在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和蔡和森夫妇住在一个地方。一天夜里，向警予很迟才回家来，她告诉蔡和森说：“老头子”很有趣，我们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附近一个弄堂内房子开会后陆续出来时，“老头子”一面走，一面说，刚才我不打出那张白板，就可以和一个满贯了。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一个纱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情，工.人为此大闹。各界人民也来增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即所谓“华董”问题，此外还有纳税问题以及所谓“印刷附律”问题。事隔五十五年，我今天也说不清楚。好在《热血日报》上有洋细记载，可以参考。总之，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中间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五月三十日上街讲演，发传单。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不久之前开“国民会议促进会”，“纪念孙文逝世”也开会，发传单，游行，但那是在“华界”，警察不敢干涉，现在则是在租界。租界有法律，禁止政治集会，发政治传单，举行政治示威，违者以犯罪论处。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向帝国主义的租界明白挑战，不承认其禁令。
　　我没有旁听这次中央会议，不知道是怎样作出决定的，也不知道多少人参加，谁参加。当时四届中委留在上海者五人，组成“主席团”（即常委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彭述之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生伤寒病住进宝隆医院，到这年中秋节前不久才出院，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同他无关。其余四个中委无疑是出席了那次中央会议的。
　　我记得五月三十日上午，蔡和森才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事情的经过，我就不说了。《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的记事，就是我写的。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关于五卅事件的记载，就是抄录《向导》上我的文章。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对此次屠杀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六月一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
　　原来这年五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李立三及其他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党员都去广州出席，此时五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上海已经存在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学校罢课也是容易解释的，上海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经过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纪念孙文逝世的运动，支援工人罢工的运动，以及最后五月三十日在公共租界马路上演讲和发传单的运动，都是学联干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了学联。上海大学学生会站在其他学校学生会的前面。在老闸巡捕房门前中弹牺牲的大学生就是上海大学的何秉彝。所以屠杀事件一发生，各校就纷纷罢课了。连最保守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也闹了风潮，参加罢课。
　　商人罢市问题便与工人罢工、学牛罢课不同。共产党领导了工人和学生，但共产党不能领导商人，尤其不能领导大商人和大厂主。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商人和大厂主，总而言之上海的资产阶级，是与共产党对立的。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的上海罢工虽说是日本纱厂和其他外国工厂的罢工，但也波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这些工厂罢起工来共产党还是去领导的。陈独秀参加这个领导工作，教罢工工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资本家，同中国资本家谈判。那些中国资本家恨共产党人骨，后来刘华被捕和枪毙，就是中国资本家要孙传芳干的。
　　可是资产阶级最高组织，上海总商会，还是发出罢市命令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本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和统治上海的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想借学生和工人的群众力量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求得帝国主义的让步。另一方面，这个罢市命令也是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向大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借助群众力量去迫帝国主义让步，这是危险的手段，资产阶级是不轻易用的。现在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迫它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资产阶级的要求列于总要求的第一位，同时发动群众去总商会请愿。向警予参加了这个请愿队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接见他们。向警予回家来说，工人和学生在方椒伯面前晚下恳求，向警予自己在内。方椒伯是否当场答应下令，还是同别人商量后再下令，我忘记了。迫使总商会下令罢市的，还有一种力量，这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这个团体当时很活跃，我听说这是中小商人不满意大资产阶级操纵的总商会而于好多年前设立起来的。据说得到当时国民党员的支持，其中也有戴季陶的工作。
　　此外，陈独秀通过他的老友汪孟邹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那种主张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者的力量，但那是罢市以后的事情。
　　当时确实有“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但怎样成立的，做了什么事，我都不清楚。我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同当时的总商会会长，工部局“董事”的第一号候选人虞洽卿发生密切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时常见面，关系很好，好到这样的程度：李立三去北京活动，虞洽卿写介绍信，教他去见段执政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李思浩也帮了李立三的忙。我想这两个人不见得是在“工商学联合会”开会时结交的罢？
　　但历史允其是革命史，仍是依照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领导总工会和学联，却不能领导总商会。前面说过，总商会下令罢市，是勉强的。后来事实证明，罢工、罢课、罢市并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让歩，而资本家损失很大。总商会主张开市。从此时起，工商学联合会便开始分裂，工人和学生反对那些大商人，大厂主。此事在《热血日报》得到反映。瞿秋白和陈独秀在《热血日报》上发表几篇不署名的社论，警告和攻击总商会。《热血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帝国主义给了虞洽卿六十万元贿赂，要虞洽卿下令开市，我们这个小报居然轰动一时，一个宁波同乡，当时在上海有名，带了一群人来报纸的发行处大闹，要求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同时虞洽卿也写了一篇辩护的文章，要求我们登载，《热血日报》登载了他的文章。
　　总商会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纷纷抗议、反对，但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开市。
　　剩下的是罢工怎么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单位派人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我说了一件事：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已经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还在继续罢工、罢课。一天，我到闸北香山路工人部的机关去，恰值那几个工运干部邀请陈独秀商议罢工问题（不是正式开会），我听刘少奇说了很多话，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不能继续罢工，只好复工。陈独秀同意了。我只说了这件事实，自己没有作出判断。
　　学生怎样决定复课，我不清楚。
　　五卅运动失败了，帝国主义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以后撤换捕头爰活生，工部局增设华董，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等等，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就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方面说，五卅运动仍可说是成功的，它动员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导致了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那是指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扩大一点说，也是指发动群众迫使大商人、大厂主不得不同意罢市。但共产党不能领导总商会，不能阻止那些大商人、大厂主为自己利益未达目的时便草草收兵，不能改变因商人开市而造成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的形势。工人学生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旦资产阶级退出这个运动又迫使工人、学生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当时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你们的问题中有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四届二中全会有个决议说五卅运动后期是总商会领导的。这话是怎样说的？
　　中央“主席团”会议，我常去旁听，但从未旁听中央全体会议。我可能看到这决议，但今天毫无印象，不知道有无此语，也不知道此语作何解释。我想，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有哪一个干部认为上海总商会领导了五卅运动。可能说的是如下的意义：在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一退出运动，运动就不能前进了。总之，仔细检查全部《热血日报》，也找不出那种意见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五卅运动的呢？当时组成“主席团”的五个人，彭述之因伤寒病住入宝隆医院，二月间入院，至中秋节前不久出院，他全靠我去探望时知道外面轰轰烈烈的运动消息。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他的气喘病，双十节前后回上海，接着便同向警予去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长，到一九二七年春才回国。这就可以解答五卅以后《向导》为什么没有蔡和森的文章。领导五卅运动的中央委员只有三个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这三个人每日碰头。我猜想他们不是开会，而是分别碰头，因为我看见秋白离开《热血日报》编辑部，不久就回来，带来陈独秀写的社论，或者自己动手写社论。我在香山路的工人部看到那些领导工运的老干部，张国焘，刘少奇，李立三，何今亮。何今亮新从海参崴回国，一次我听张国焘说：何今亮很有办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何今亮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了好多年华工中的工会工作。我忘记了刘少奇何时来上海，即使是五卅以后来，也是不久之后就来了。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是青年团做的。怎样做，哪些人做，我不清楚。我想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每日同陈独秀碰头。上海地委（那时似不叫江浙区委，而叫地方委员会）在这个运动中总起了作用，但我不清楚。
　　在五卅运动中，我未听说有什么“行动委员会”或“五人小组”，以后也未听说。我想，根本没有这种机构。
　　关于五卅运动，我说到这里为止，你们所提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以在上面所说找到回答，有一部分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例如，五卅前上海有多少党员，五卅后有多少党员；又如，当时各大学的党组织情况。
　　上面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五卅运动无关，或者说无直接关系的。
　　关于一些个人，我可以在这里回答。
　　林钧——浦东人，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天妃宫事件中受伤、住院，那时还未入党，五卅时已经入党。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逮捕，据说承认国共合作时期是共产党员，国共破裂后脱党，因此未死，判徒刑，监禁在中央军人监狱。一九三二年我到这个监狱来，他托人带口信向我问好。不久，他和张炽昌及另一、二人被南京卫戌司令部提去，说是共产党狱中支部的负责人。张炽昌牺牲了，林钧投降“立功”，得到国民党释放。出狱后同高尔柏等人合作。
　　刘一清——不认识。
　　沈雁冰——共产党创立时就是党员，五卅时编《公理日报》，又任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的书记。革命失败后脱党。其余的事不必我说。
　　刘钟鸣——不认识。
　　李硕勋——赵世炎的妹夫，五卅时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团员，革命失败后情况我不知道。
　　侯绍裘——松江人，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时死于南京，五卅运动时是党员。
　　韩觉民——湖北人，接替邓中夏作上海大学总务长，北伐军在武汉时在总政治部担任什么职务，后事不知，五卅时是党员。
　　邵力子、李季、高语罕、杨贤江、施存统——五卅时都是党员。他们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李季、高语罕似乎是五卅以后才来上海的。
　　陈望道——本是党员，五卅时早已脱党，但不反动，依违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学生说他主张把上海大学新校舍建筑在江湾，有阻止学生介入政治运动之意。
　　韩步先——上海大学学生，五卅前已是党员，曾因率领学生支援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来在江浙区委中任秘书长，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经不起考验，供出赵世炎住址，得以不死，判了两年徒刑。
　　俞秀松——建党时就是党员，似乎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回国在新疆工作，被盛世才所杀。俞秀松不是汪寿华。
　　曹慕光——不认识。
　　关于资产阶级，不能说早期没有分别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买办”是狭义的，是指那些靠洋行吃饭的。那时没有把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成“买办”。到了四一二后，瞿秋白倾向于把一切中国资产阶级都说成“买办”。
　　上海大学分为三系：社会学系，中文学系，英文学系。英文学系无党员教师、中文学系有党员沈雁冰和蒋光赤为教师，社会学系党员教师最多，先后有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熊季光等。
　　上海大学一开始就有学生从事工人运动，有名的刘华就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李立三和项德隆往往调上大同志帮助工运工作。不仅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如杨之华和王亚璋。
　　广义说，整个上海大学就是吸收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狭义的培养还有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办的党校。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