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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
郑超麟
（1979年7月1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不久，中央调我离开湖北省委去中央工作。没有秘书名义，事实上是瞿秋白的秘书。我住在他的家（汉口，原英租界，一套公寓式房子，正式四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外），受他的委托办事，陪他出门访客。他要我设法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1927年春，中央迁至武汉以后，我就不管《向导周报》工作了。不知何时《向导》停止出版，此时，中央决定恢复出版。由于上海迁来的中央印刷所仍在工作，中央新开的纸行我也熟悉，似乎毛泽民负责的发行机构仍在汉口。我出去联系一下，发现这些机构都瘫痪了，无法进行工作。我回报了秋白，只好作罢。
秋白有几次带我去汉口的苏联领事馆，我坐在门房等他，他进去每次都是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出来。我们走路回家，路上他告诉我新的消息。例如，9月间一次，他从领事馆内出来就告诉我：“现在要退出国民党”。又有一次，他拿出俄文文件给我看，问我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война译为什么才好。我拟了几个译名，他都不中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想出“游击战争”的译名。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我当时并不认为十分妥当，因为“游击”是旧时军官的一个官名。
并非每次都是我陪他去苏联领事馆。与我同时住在秋白家中的还有杨之华的妹妹和另一个男青年，姓盛。二人同住一个房间，已有婚约。杨之华告诉我，要给他们举行盛大的婚礼，使邻居免除怀疑。可是来不及举行了。一天，这个姓盛的青年人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来，对杨之华的妹妹说，他从苏联领事馆拿来的五千元在路上被人抢走了，无颜再见秋白，只好乘船回上海去，这钱是秋白叫他去拿的。我们研究此事，一致认为被抢是假，卷逃是真。杨之华的哥哥到轮船上找到这个人，他说的仍是那一套话，但从神色可以看出是带款潜逃。秋白告诉我：这个青年人要为这五千元葬送了一生，朵思退也夫斯基小说中写了类似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朵思退也夫斯基哪篇小说。罗亦农颇不满意，对我说：“秋白亲亲戚戚！”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杨之华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妹妹找到了那个姓盛的青年，发现他在邮局有存款。杨之华又说，二人的婚事吹了。不久之前报纸上发表一位姓吴的女同志追悼她的姨母杨之华的文章。这位女同志当是那年只有15岁的杨之华妹妹的女儿。
9月下旬，中央从汉口迁回上海。杨之华后走，我陪伴瞿秋白乘船，二人住在一间官舱。秋白不出舱门，我则常常在门外周围警戒。船上大概另有警戒的人，因为我们住进旅馆之后不久，中央交通处王警东（即王凯，解放初年作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便来旅馆接秋白去了。我仍在旅馆住着。
秋白曾告诉我，叶贺军队占领广州以后，中央就要迁去广州，那时要派我主持上海联络站的工作。可是，到上海后放弃了迁广州的计划，派我仍旧负责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我在兆丰花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东边愚园路上租了一幢弄堂式的洋房子。秋白代表中央出席我们的编辑委员会，代表编辑委员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我建议不用《向导》旧名，而用《布尔塞维克》，不是周报，而是半月刊。秋白同意了，刊名就是他写的。[1]
《布尔塞维克》
党报编辑委员会成立后，我就不再去执行秋白的委托了，也不再陪伴他出门了。他每半月来愚园路一次，我则不定期地去他家找他。他起初住在福煦路民厚里对面，后来搬到池浜路（今名慈溪路）附近。我不是他的秘书了，但仍旧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我并非做了他的秘书以后才同他厮熟。1925年和26年在上海，他就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我住在这里），我也常到他的西门路家中。我从侧面知道他的家世，他也正面告诉我一些个人生平。他说，他的母亲是穷得没有办法吞红头火柴自杀的，他的父亲住在济南的“同善社”，他每月要寄三十元到济南去。我认识他的二弟匀白，三弟景白，似乎都靠他维持生活。他的生活费（五十元）是不够用的，我又从侧面知道他替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报酬。
常到他家作客的，蒋光赤之外就是我。蒋光赤写了几本小说，事先都同他商量，写好也先给他看，那本《短裤党》书名就是他取的。老蒋想不出适当的书名，秋白把书的内容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Sans-Culottos去，因名为《短裤党》。其实，culottos是短裤，贵族穿的华丽的短裤，平民穿不起，被贵族讥为“无短裤可穿的人”。Sans等于英文的with ant。把sans-culottos译为“短裤党”，是错的。这本小说写的一个主角就是瞿秋白，其中也写了我的影子。蒋光赤所写小说中，这是最好的一部。但秋白一次告诉我：这个人“没有天才”。我不写小说，不写新诗，秋白常同我谈旧诗词，他最欣赏秦观的词。他主张用词的语言写新诗。我们二人都喜欢龚定盦的诗。1926年底或1927年初，湖南农民运动高潮时，一次他告诉我，老龚那句“我闻大地狮子吼”可以用来为湖南农民写照。他临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中一首《浣溪沙》把老龚的“莫抛心力贸才名”改几个字为“莫抛心力作英雄”。所以我一看见这篇文章就断定是他亲笔写的。
《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辞是他写的。全部三十几期刊物，今天当然还保存着，我已不记得发刊辞说些什么话。我记得刊物的目的是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我们都很“左”。秋白提出要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分几篇写，最后印成小册子。他要我写，我没有把握，推给他，结果照他的计划写成了。后来我们印成小册子，但用民智书局出版的孙文《三民主义》的现成封面，到处散发。有人去商店买物时故意遗留了一本在柜台上。书写得很好，但以后没有重版，解放后更不会重版。因为书中直接攻击孙文，称之为“孙中山陛下”，而遵义会议以后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肯放弃孙文这尊偶像的。
我把社论以及政治性的文章推给他写，自己则写次要的文章。我不能参加中央常委会议（迁武汉以前，我愿意时都可以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政策靠秋白传达，没有把握写出符合政策的文章。可是，在11月间，中央开全会讨论重大决策，秋白不能来参加编委会，因此《布尔塞维克》第四期的社论只好由我执笔了。当时报纸说，张作霖要做皇帝，成立“大龙帝国”。于是我抓着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大意说：中国要么成立军阀帝国，要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国民党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没有前途的。出版以后，中央常委之一李维汉提出反对，说我们的口号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文章错了。秋白来编委会传达这件事，次期（第五期或第六期）秋白写了社论，说第四期社论说得不正确，应当更正。[2]我却没有因此戴上了什么“极左”的帽子，但我从此更加不敢写纲领性文章了。1927年11月或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已开始纠正左倾路线了。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起初只有秋白和我，外加编委会的秘书黄文容。他是上海大学学生，1926年调来中央宣传部工作，1927年比我先去武汉，调去做陈独秀的秘书，中央迁回上海后他复回宣传部（编委会）作秘书。不久之后调罗绮园来，参加编委。以后几个月又调曹典琦来。再以后，黄文容调去中央组织部做干事，谢觉哉代替他的工作（但我从未想让谢觉哉做黄文容的秘书工作，我自己做黄文容的工作）。张采真夫妇从福建来，也曾住在编委会工作。稿件除各编委所写，还有同志投稿，有中央秘书处转来的，也有直接投到编委会来的。后者例如李圣悦，他是黄文容的同学、朋友，以“星月”为名投了一次或二次稿。李圣悦以后改名李平心，又名李鼎新，成为有名的学者。瞿秋白对《布尔塞维克》负政治责任，他除了“纠正”我的一篇社论外从不干涉我的工作。
1928年4月间他准备去苏联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我告别，把《布尔塞维克》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给我，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去指导创造社的工作。我们分手时私人感情还是很融洽的。六大以后，他被留在莫斯科，不能回国。据说，他向新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推荐我继续担任《布尔塞维克》的主编。蔡和森不久下台，李立三代替他做宣传部长。我在工作上同李立三多次发生摩擦，我请他另外派人代替我的工作，他自然不许可，但一面向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征询意见。此时瞿秋白知道我不再适宜做这个工作了，于是派吴季严（原名吴稽天）回国代替我，吴未回前要我把工作移交给潘文育（也是莫斯科新回国的）。1929年1月我离开了《布尔塞维克》编委会。
八七会议
1928年4月我同瞿秋白分手后就不再看见他了。我听到他的零星消息，最后获悉他被国民党枪毙于我的家乡福建，又在《国闻周报》上看到他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以及几首诗词。解放前后看见他的著作《乱弹》和《海上述林》，以及鲁迅怀念和赞美他的话。我也认识他在30年代居留上海时的居停主人谢澹如，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这个人的评论是变化无常的：起初尊为烈士，后来斥为叛徒，现在又把他的遗骨送回八宝山公墓安葬了。我对他有我的一贯的看法，不受中国共产党几次变化的评价所影响。但要说明我对他的看法，必须从我认识他时说起，必须倒叙八七会议以前的事情。
先说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特别同瞿秋白有关。7月间，他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等人去江西，据说在庐山或九江开了重要会议，决定起义之后，别人留在江西，他回到武汉来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据说”，我当时在湖北省委做工作，不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离开汉口。8月6日晚上，我忽然得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通知，叫我次日早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次日我去了，地点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街上（我忘了街名，记得与长江平行），下面是店铺，店门旁有个楼梯直通二楼。（我不记得是从这个楼梯上去的，还是从后门进去的。）楼梯上有一条走廊，前楼房门开着，我看见临窗躺椅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美国传教士模样的，门上铜牌刻着Ransom（以后我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发现有一本Ransom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及其他字样。会场在后楼，房间不大，临窗摆着一张写字台，靠隔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写字台之间放着几把凳子。写字台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高大的俄国人，我未见过的。俄国人旁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写字台前面。我的身后，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床沿上还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李震瀛。床上圈脚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经秋白介绍，是彭公达。瞿秋白先说几句话，我只记得他说明：到会的除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参加以外，都是中央委员。俄国人说：“我叫Николай”。我不记得俄国人是否先说了话。后来知道，这人名罗明那兹，代替魏丁斯基（伍廷康）做第三国际代表的。
为什么叫做“八七会议”，而不叫做“几中全会”呢？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不难查明当时留在武汉的中央委员是谁）。
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全部工作只是通过罗明那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一篇《告同志书》。这个文件当然现在还保存着，因为会后油印了很多份，发给全国各地。秋白是个很优秀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能使人看不出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自然，罗明那兹用俄文起草以前多半同秋白商量过，多半采纳了秋白的若干意见。我只记得这篇《告同志书》中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没有指名，没有一个字点出陈独秀。我当时认为把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说话。此外，这篇《告同志书》也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而是说革命走上了更高的阶段。
秋白宣读了《告同志书》以后，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他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点说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一击。他自己翻译给罗明那兹听。罗明那兹在这一点上驳斥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还有力量，我们要认真对待，绝不应轻视它。
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我只记得毛泽东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但罗亦农制止他，不让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不安全，要提早散会。
我把八七会议记得如此琐碎，只为还原这次会议的真相。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说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实。参加的人，除我以外即使还活着，也不过一个或二个而已。报纸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这次会议都是想象的，不是根据事实的。解放初年的人说：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开的，不知何所据？后来说是在汉口开的，1978年或1977年汉口甚至把八七会议的会场装饰起来让人瞻仰，我不能断言是不是当时的真正会场。我忘记了前面的街名，报纸说的街名也不能引起我的记忆。报纸说会场中摆了十几只凳子，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至多有五六只凳子。八七会议之后，我又有两次去这个会场。一次是去找某一个人（忘记是谁），我摸到那里去，在开会的房间我看到那里有五六个同志，有男的，有女的。男的中间有张坤弟，女的中间有王兰英。另一次是中央常委在罗亦农家中开会，会尚未开，发生了情况，我们都从后门逃出去了，但奇怪的是罗亦农家的后门恰好斜对着八七会议会场的后门，我们穿过会场的后门，从前门溜走了。罗亦农家在“兰陵花园”南边的一座洋式二层楼房。“兰陵花园”周围都是这一类楼房，中间有一块大草地，两旁有长椅子供人休息。
更离奇的是传说的参加会议的人。据说，有张太雷，有蔡和森，有邓小平，有关向应。张太雷早已去广州就职了，蔡和森早已去北京就职了，邓小平当时可能在汉口，但他是在中央机关做工作的普通人员，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代表什么地方党委，没有资格列席这次中央会议。我不记得关向应是否五届中央委员，但我没有在会场上看见关向应的印象。[3]
最离奇的是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了这次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讲话，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其实毛泽东站起来说二三句话就被人制止了。
陈独秀不是被人罢免的，而是自己辞职的。我以前只记得他于7月15日武汉反动后辞职，不知道何日；最近看《历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期才知道他是7月30日辞职的。
《热血日报》
我有意跳过1925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这一段大革命高潮时期，而去写《热血日报》。那一段大革命时期将最后写。
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了表示爱国或其他原因，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办一张小报。职工们于是出了《正义日报》[4]。固然是爱国的，同情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的，但态度温和而稳健。瞿秋白看到后对我说：哪里有什么“正义”！我们自己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几日之后就办起来了，也许中央已决定办一个小报之后，秋白才同我说这话。中央此时也决定自己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热血日报》还是由梅柏格路（今名新昌路）明星印刷厂承印的。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东端与之垂直的路（似是宝通路，总之在东方图书馆西边）的一条弄堂内的最后一幢房子。编辑室设在楼上。发行部另在一个地方，我未去过，忘记了谁负责。秋白做总编辑，从中央宣传部抽出我，从民国日报编辑部抽出沈泽民和何味辛（后名何公超）。一般分工是：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两人编新闻，两人有时也写文章。有些文章是外面投稿的，有几篇是杨洵（后名杨伯凯）投的，他新从法国回到上海，通过他的同乡石琼，把稿子送给编辑部。新闻稿子，各工会送来的更多，我们没有核实都登载了。这中间出了一次乱子，那时有个宁波人在上海很活跃，外稿说他被帝国主义收买了，我们贸然发表了消息，于是有一群人去发行所责问。[5]
秋白写社论都不署名，我用笔名“舒严”，有时也用其他笔名，今忘记了。
每天黄昏，我把全部稿子从闸北带回梅柏格路，排出后我再校对（有时别人校对，其中有个方尔灏，福州人，校对了几期，此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死于福州），然后回民厚里睡觉。
最后，租界当局动手了，巡捕封闭了明星印刷厂，拘押了老板，罚了款释放。罚了款释放。老板来编辑部交涉，张伯简同他接头，替他付出了罚款。从此就停刊了。（那时中央印刷厂已筹备就绪，似乎我们自己印了一二期。）
那时瞿秋白和陈独秀每日碰头，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彭述之在五卅运动前便因病住在宝隆医院，蔡和森也已去北京西山疗养，只有张国焘在上海。
上海大学
我1924年回国时，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共分三系。社会学系学生最多，其它是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
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办的，但大权操在共产党手中。总务长是邓中夏，社会学系教师，除系主任兼教一课外，尚有安体诚（以后去杭州法政大学任教）、施存统、张太雷，后来有彭述之和我。再后来有李季和高语罕，以及尹宽。中国文学系有沈雁冰、蒋光赤。英文学系似乎没有共产党教师。
我回国时，正值上海大学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称为“国民党右派”）之间斗争趋向高涨的时候。共产党学生反对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国民党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斗争很快从校内扩大到校外，到社会上。（也可以说社会上先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然后反映于上海大学的。）1924年双十节，天后宫开群众大会，上海大学学生去参加。（天后宫在今河南路桥北堍，地点在公共租界，但庙内不属租界巡捕房管辖。）大会主持人是童理璋，主席是喻育之。开会中间两派打起来。共产党方面都是学生，国民党方面则是事先布置的打手。学生当然打不过流氓。结果，一个学生叫黄仁，四川人，被打死了，十几个学生受伤。从此掀起轩然大波。双方发表文件互相攻击。为了登载文件问题，《民国日报》编辑部内部也斗起来。共产党员邵力子和国民党员叶楚伧发生冲突。瞿秋白也是《民国日报》编辑，他平时只挂名，不去工作，此时也到编辑部工作了。结果，叶楚伧离开了《民国日报》。
共产党学生在上海大学开黄仁追悼会，事先也有了布置。到会的人不限于学生，工人和一般市民也来参加，我也去助威。沈玄庐（沈定一）在会上演说。结果没有发生事故。
但两派斗争并未止息。事情演变到最后，是瞿秋白和何世祯同时离开学校。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周越然继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何世枚两兄弟去江湾另办一个持志大学，把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带走了一大批人。校内斗争从此止息了。共产党社会学系学生支配了全校。
我初回国时，上海大学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并不多，我起初也编入上大支部，那时似不满十人，一次吸收五六个学生入党，我旁听了入党仪式。只记得其中一个名李炳祥，菲律宾华侨学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接替张太雷做鲍罗廷的翻译。革命失败后，他回菲律宾去，连同他在上大结识的爱人王亚璋。
五卅运动也是上海大学学生打头阵。4月间，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多住在苏州河北潭子湾，上海大学有一支队伍举着旗帜，去潭子湾慰问工人，但未出租界便被巡捕解散，多人被捕，群众反帝运动又有一个借口。5月30日在租界闹市讲演，发传单，上海大学学生也是站在前列的。讲演的学生被捕（其中有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也是上大学生），群众聚集在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的，也是上海大学学生站在前列。所以巡捕开枪打死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学生就是上大的，名何秉彝。
为此缘故，五卅运动爆发不久，上海大学（当时在西摩路，即陕西北路小菜场所在位置）就被巡捕房封闭了。
暑假后，上海大学暂租闸北青云路几条弄堂房子复校，一面筹备在江湾建筑新校舍。据说，有个资本家愿意拿钱出来建筑校舍。
这里牵连到陈望道，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知何时脱了党，但同党保持友谊。当瞿秋白和何世祯斗争时，陈望道依违其间。斗争平息后，陈望道成了头面人物，召集校务会议，宴请教授等事，都是他出面的。校长于右任本是挂名，副校长邵力子也不管事，总务长邓中夏（本名邓仲澥）不知何时去职，代替他的也是共产党员韩觉民，但都让陈望道出面。学生们对陈望道有意见。他们说陈望道反对上海大学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所以主张校舍设在江湾，离开上海市区很远。我同陈望道不接近，不能作出判断。
1927年初，江湾新校舍建成，学校由青云路迁入新校舍，但革命高涨，学生无心读书，我未曾去新校舍上课。四一二之后，这个大学便被蒋介石封闭了。后来易培基的劳动大学就占用这个新校舍。
瞿秋白辞去社会学系主任后便与上海大学没有关系了。
大革命高潮期的瞿秋白
1924年我回国时，中央宣传部设在瞿秋白家里。这是两楼两底的房子。楼下客堂住着李立三夫妇。楼下厢房住着张太雷家人，当时“江浙战争”，张太雷母亲和老婆孩子从常州逃来上海。前楼住着蔡和森和向警予。楼上厢房，当亭子间的地位是瞿秋白的房间。厢房前端是个“过街楼”，住着彭述之。瞿秋白和彭述之两个房间之间的广阔地方是我住宿和工作的地方。张伯简先我回国，他也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管出版和发行，但不住在那里——慕尔鸣路威海卫路南边的房子。张伯简告诉我，这是红色巢穴，“国民党右派”知道。中央有几次就在我工作的楼上厢房开会，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陈独秀、王荷波、林育南（青年团代表）。蔡和森正在生病，开会时他也从前楼出来参加。似乎未见秋白参加。
张伯简告诉我，秋白不久之前才从广州回上海来，他郁郁不乐，因为犯了错误，“老头子”和和森严令他回来的。原来，秋白在广州受鲍罗廷顾问指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同国民党打交道。陈独秀和蔡和森反对瞿秋白的做法，责令他回上海来。张伯简的话是可靠的。1928年初，瞿秋白亲自告诉我，蔡和森一向反对他。可见瞿秋白那时（1924年下半年）已经心存芥蒂，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又可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早已开始了。
1925年1月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是大会记录），秋白在大会上很有地位，作了长篇发言，回答代表们对于大会路线的异议。记得，一次张崧年夫妇列席会议，张崧年发言反对国共合作，瞿秋白回答他说：在上海要刻一个“共产党”的图章，没有人敢刻，在广州就可以刻了。（但大会代表李维汉在闲谈时说，像秋白这样西装笔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6]而且是“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当时以常住上海的五个中央委员为“主席团”，其实是“常务委员会”，不过不用“常委会”名称。五人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张国焘没有参加大会，会后才从北京来上海。）自此至1926年，我没有发现瞿秋白有什么芥蒂，他诚诚恳恳工作，执行中央的路线，没有提出异议。当时陈独秀的权威是很高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了算。最喜欢说话的，是彭述之，往往接着陈独秀之后长篇大论起来，替陈独秀的意见找“理论根据”。大家听到感觉乏味，我旁听人也有这个感觉。蒋光赤的《短裤党》写了中央会议。老蒋从未旁听，我也不会告诉他，想必是从秋白处听说的。秋白当时已厌恶了彭述之，表面上还看不出来。
蔡和森五州运动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秋末去苏联当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主席团”只剩下四人了。他们常去广州，有时也去北京，北伐胜利后还去过武汉。他们去那里开会，出席者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魏丁斯基，有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有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加拉罕不见得去广州或武汉开会。）讨论什么，我不知道。据我的猜测是这三个苏联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之有不同的路线，开会是为了统一分歧。其中最有力量的还是鲍罗廷。中国共产党中，主要是陈独秀，彭述之也有自己的意见。
三个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国民党进攻的问题上。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15日的整理党务案，国民党直接进攻共产党，蒋介石把苏联顾问团的驻地包围起来，把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办“训练班”，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把“跨党分子”全部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等等。在这一切进攻面前，应当如何对付呢？鲍罗廷主张委曲求全，陈独秀主张积极抵抗。南方区委书记陈延年站在鲍罗延方面。3月20日事变以前好久，陈延年来上海时就告诉我，鲍罗廷曾说：上海的中央只晓得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但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站在陈独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秘书处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讨论这个问题，出了两期或三期。彭述之要我写文章，我没有写。从来没有见人提起这个内部刊物，不知尚保存否？这是在党史上很重要的刊物。
我不记得瞿秋白和张国焘是不是在上面写了文章。但到了北伐问题的讨论时，这两人终于表明态度了。
北伐问题，鲍罗廷是以既定的决策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面前的。那时瞿秋白、张国焘两人从广州回来不久。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陈独秀、彭述之两人反对北伐；张国焘、瞿秋白两人赞成北伐。双方辩论起来。结果，陈独秀拍案大骂张国焘，张国焘不敢回骂。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了。瞿秋白态度是明白的，他赞成北伐，但他不像张国焘那样直接同陈独秀冲突，他调解于两人之间。
有一件事实，我不妨在这里说说。某次，彭述之从广州回上海后告诉我：他在广州生活很苦，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反之，张国焘和瞿秋白则很宽裕，因为鲍罗廷送钱给他们两人用。我自己则亲眼看见，张国焘在上海生活很苦，他的钱不够用。一次我陪他去济难会问杨永钊（阮仲一）借钱，没有借到。他在宣传部搭伙食，我管伙食账，他有时拿不出伙食钱来（每月约七八元）。一次积了三个月没有给我钱，我只好垫了。最后，他要去广州，领取了旅费，便请我一同去“温泉浴室”洗澡，就算还清我的垫款了。这是事实，但我不忍把这个事实同北伐问题的争论联系起来。
陈独秀在次期《向导周报》上发表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以至“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写信给《向导》，反对这篇文章。《向导周报》在“读者来信”栏内发表此信，并给以回答。
本世纪40年代我保管《瞿秋白论文集》的原稿，从中发现瞿秋白当时写的一篇拥护北伐的文章。他在文章后作了附注，说此文《向导周报》编者拒登。事实上的编者是我，我忘记了这件事。这里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我收到瞿秋白这篇稿子，不敢决定发表与否，便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不许登；第二，秋白此稿是交到秘书处的，陈独秀看到扣下来，不交给我。
从此时期起，瞿秋白便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不是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而是在暗中进行，拉拢一些干部，首先拉拢青年团干部。他方面，他写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一名《第零国际》），表面上反对彭述之，其实是透过彭述之反对陈独秀。五次大会以前，他在武汉发表了这本小册子。
关于北伐问题争论以后，瞿秋白便称病不出席中央会议，不做工作。（但在上海第二次暴动时候他还是积极工作的。他坐镇设在拉斐特路（今名复兴路）的暴动指挥所（启迪中学），我也在那里。）1926年秋，有一天，很早，我正在睡觉，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我同他去看秋白，我跟着他去。当时秋白住在西门路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子。他住在楼上，侯绍裘住在楼下。侯绍裘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事件时在南京被杀。我们到那里看见秋白端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他看见我们两人去，有点窘，我们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回去的路上，王若飞和我没有交换什么感想，各人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明白王若飞拉我去有什么意义。这是证实一下：瞿秋白是真养病，还是假养病。原来他不是养病，而是写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文章。
上海二次暴动以后和三次暴动以前，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他在武汉会同张国焘和谭平山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管中央书记和中央机关还在上海。这笔账后来也没有算。上海第三次暴动以后，四一二事变以前，陈独秀也去武汉。四一二之后，我们接到武汉电报，以中央名义，勒令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严、妇女部杨之华速来武汉。我于四月下旬去了。
我在武汉随意出入中央机关，但只有两次旁听中央会议。宣传部干事黄文容此时作了陈独秀的秘书，他每次旁听中央会议，我从他那里知道许多事情。此时，中央的范围扩大了，重要的干部即使不是第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如李立三，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第三国际派来的，以印度人罗易为首的代表团成员。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所以，在武汉时代，陈独秀虽仍为总书记，他执行的是瞿张谭三巨头的决定。五次大会前如此，五次大会后更是如此。五次大会开幕会上主席团名单是张国焘手下大将罗章龙提出的，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干部。五次大会闭幕会上主席团提出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也是如此。名单宣读之后，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印度人罗易站起来，要求把彭述之、罗亦农两人列入名单，结果接受了。大会后，彭述之立即被派去北京，罗亦农则去江西做省委书记。能干而工作有成绩的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去上海工作。我向瞿秋白表示我也要去上海工作。他简单回答：“大家拆台好了！”这次党内斗争，表示什么意义呢？
陈独秀的失败与下台，在讨论北伐问题时，就已决定了的。他反对北伐，认为北伐是蒋介石的一种诡计，用来排除共产党的。孙文生前时几次北伐都是虚张声势，目的在于排除异己，蒋介石也是如此。想不到，这次北伐居然出师了，而且节节胜利。军事北伐引起了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陈独秀当初反对北伐，只看到一面，即国民党打击和排除共产党的一面，后来的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的反动屠杀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陈独秀没有看到另一面，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在坚决反对北伐而北伐终于胜利的事实面前，陈独秀已经不能维持他的威望了。他应当公开承认他的错误，求得干部和党员的谅解，否则应当辞职。可是，他走的是不承认错误，又要维持他的领导地位的道路。显然，他迟早要下台的。几个高级干部各自勾心斗角，要继承他的地位；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同志，也早已提出撤换陈独秀的计划，早已物色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谭平山。莫斯科中国学生中早已流传要找一个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代替陈独秀做总书记。但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夺取这个位置。谭瞿张三人联合起来，先推翻陈独秀再说。这就可以说明三巨头的出现，又可以说明陈独秀下台后，三巨头为什么分裂。
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这是毛泽东高于瞿张谭的地方。
1927年11月的中央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开除了谭平山出党，并给张国焘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在上海办刊物，大骂瞿秋白为“研究系余孽”。
八七会议以后留在汉口的中央由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三人主持工作。迁回上海也是如此，自然加入其他的人，首先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基础是“军委”。罗亦农的基础是“陈独秀派”。前称“莫斯科派”，即我们这些于四次大会前后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此时以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为代表。李维汉的基础是湖南来的干部，他们人数不少。瞿秋白的基础是什么？瞿秋白在党内干部中没有基础。高级干部拥护瞿秋白的，只有张太雷一人，此时做广东省委书记，广州暴动时牺牲了。瞿秋白的地位建立在国际上，在俄国人上。他是俄文专修馆高才生，十月革命后1920年或1921年同俞颂华、李仲武一起以北京《晨报》（或其他报纸，总之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名义去苏联，访问过列宁，也访问过托洛茨基，思想左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担任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班的翻译，1922年11月参加了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后回国。他在党内发生重大作用，成为国共合作的积极主张者，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李汉俊相对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俄国人的决策，秋白拥护这个决策，在中共第三次大会上为这个决策而斗争。1924年初，他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大会，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后留在广州执行鲍罗廷的迁就国民党的路线，与上海的中央有分歧。他被调回上海后还是努力工作的，但在北伐问题中央和鲍罗廷分歧表面化时，他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陈独秀。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的，一面写《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一面鼓动青年团干部反对党中央。他不直接拉我，而是通过陆定一说服我。一次，在虹口公园，陆定一向我说了很多话，说中央有机会主义，现在同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头子合作是错误的，等等。我信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信任罗亦农、赵世炎等上海领导干部，没有被陆定一说服。1926年，王若飞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一清早去探望瞿秋白，说明中央早有觉察瞿秋白的秘密活动了。（按以上说的我认识以前的瞿秋白情况，是得之传闻，认识以后的情况则是得之见闻。）
这个党内斗争，其实也是国际上的斗争的反映。1927年初“少共国际”（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上海，萧三（当时名萧子璋）在家中请他们吃饭，我也参加，饭后唱歌，萧三的俄国老婆跟他们一道唱。我从其他方面知道这个青年国际代表团是反对国际代表魏丁斯基的，认为魏丁斯基是机会主义者。
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当时有个三人代表团，不记得是第三国际派来的，还是俄国共产党派来的，在上海的俄国领事馆中同中共中央开了几次会。据说代表团的负责人曾说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不容易撤换。事实上也是如此。7月15日武汉反动后陈独秀辞职，不久就回上海。中央迁回上海后没有几天，秋白便去拜访陈独秀，态度还是很恭敬的。这年“圣诞节”，罗亦农同我商量，要接陈独秀来我家（即《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中住几天，便于他和秋白同老头子谈话。12月24日黄文容用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中，住在黄文容房间三天。当日我叫了一席酒请他们吃饭。当日和次日，秋白和亦农都曾与独秀谈话，我自己那时有个人私事，无暇参加他们的谈话。
党内公开反对陈独秀是从第六次大会开始的。起初中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大会，陈独秀拒绝了。他们便疏通我们这一批“陈独秀派”。王若飞有一天同我说，他反对老头子去莫斯科。他说苏联现时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老头子难免卷入这场斗争。任弼时一次约我去兆丰花园谈话，要我劝告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大会，我答应传达他的劝告。我当然转达了，但忘记了陈独秀听了我的话后有什么反应。于是第六次大会便对陈独秀不客气了。
在第六次大会上，大会代表任旭骂瞿秋白为“买办”，意思是说秋白没有自己的东西，他所有的都是从俄国人贩买来的。
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很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所以我看到《国闻周报》发表的他的《多余的话》后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去死的。中国共产党起初奉他为革命烈士，解放初年甚至于说《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文化大革命中又称他为“叛徒”，把他的尸骨迁出八宝山公墓。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他的名誉，把他的尸骨重新葬入八宝山公墓。我的看法则是始终如一的。
1927年前后，我最不满意瞿秋白的，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我以为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内，同志间的关系应当是光明正大的，不应当同北京政府的政客和国民党的官僚一样搞阴谋诡计。我认为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有时他拍桌骂人，但不在背后暗算人。共产党内领导人之间要搞阴谋诡计，那同国民党，同军阀官僚政客又有什么分别。但后来我没有那样天真了。无论在现实上或历史上，革命党内搞阴谋诡计并不罕见。斯大林搞阴谋诡计，托洛茨基也搞阴谋诡计，列宁和陈独秀有时也搞阴谋诡计。[7]把这几年中国党内的斗争完全归咎于瞿秋白搞阴谋诡计，也是不公平的。
以上所写就是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其中有事实，也有议论。议论带有我的主观成分，事实也难免受我的主观的影响。采纳我这篇资料时必须慎重，核实。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初稿
按：去年七月间受托写此材料时，是全凭记忆写的，没有可供参考的东西；以后陆续接触当时的实物，发现某些地方回忆错了，必须纠正。我不愿改变去年写的本文，宁愿用注释的形式纠正那些错记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注
注释：
[1] 我只记得《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由我主持，而瞿秋白作编辑委员会和中央常委的桥梁。可是，不久之前，人家拿给我看当时中央的一个决议（1927年10月22日）：成立编辑委员会，以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这个决议当然是确实的，我当时当然看过的，以后忘记了。
今天，我可以确实地说：这个委员会是形式的，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瞿秋白和罗亦农是中央常委；邓中夏和王若飞是江苏省委，邓为省委书记，王为省委委员，不久之后邓便去职，王为书记。罗、邓、王三人都不能担负编辑责任。罗、王两人常去我家，不是去开会，而是去串门；邓则从来未去我家（即编辑部），更未曾参加会议。编辑委员会事情只有我和瞿秋白负责。久而久之，我就忘记这个决议了。
看到了影印的《布尔塞维克》，知道这个刊物还是周刊，而非半月刊，起初尚能按期出版，以后常常脱期，后来才宣布为半月刊。
[2] 这里，我又记错了。我写的社论发表于第十一期，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写的，不是第四期；秋白反驳我的社论发表于第十四期，不是第五期或第六期。当时秋白忙于别的事情，不是忙于开会，开的会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的文章内容也不是说除了军阀帝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没有第三种政权，而是说：一面军阀帝国和国民党专政，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其间没有第三种政权。
[3] 关于八七会议的参加人，我这里断言：蔡和森和张太雷当时已不在武汉，没有参加；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也没有参加。关于邓小平，我没有说错。据说，有人问邓小平是否参加了八七会议。他回答：会场是他布置的，开会时他没有参加，因为他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但关于蔡和森和张太雷，我说错了。看到了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知道8月7日他尚在武汉，未去北京，自然参加了八七会议。由此类推，张太雷也可能未去广州。总之，我没有理由坚持蔡、张两人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关于八七会议，我1980年4月24日新写了一个材料，讨论了更多的问题，可以同此段对照。
[4] 不是《正义日报》，是《公理日报》。
[5] 看到了《热血日报》影印本，发现这里记忆有误。《热血日报》不是说某一宁波人受贿，而是说虞洽卿本人受贿。那个宁波人带了一群人来我们的报纸的发行所吵闹，要求我们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此事经过，可看影印本《热血日报》。
[6] 据考证，瞿秋白并非三届中委，他在四大上首次当选中委，但一般人都以为他是三届中委。
[7] 按我这个议论，不妥当。我把真正的阴谋诡计和某些政治“手腕”混为一谈了。政治家的活动要讲究“策略”，有时不能避免耍些“手腕”，那不是阴谋诡计。像瞿秋白1927年所做的，确是阴谋诡计，确是以对待敌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志。（此注作于1981年12月13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