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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残稿）
郑超麟
（约1943年）
〔录入者说明〕此残稿是郑老在陈独秀逝世后开始撰写的，约1943年开始撰写，仅完成了前三章，因陈独秀个人材料过少，而被迫停笔。1952年中共政权大肃托时，郑老被逮捕并被抄家，此稿亦被抄走。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包括郑老）都认为此稿已毁之时，此残稿却于郑老逝世前几个月（1998年）意外重现。后作为珍贵史料刊载于唐宝林主编《陈独秀动态》第13、14期。
目次
第一章：少年时代
第二章：从维新到革命
第三章：光复和亡命
第四章：《新青年》
第五章：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第七章：“中国列宁”
第八章：从第三国际到第四国际
第九章：在国民党监狱中
第十章：出狱以后——死 |
第一章：少年时代
“陈独秀，怀宁旧家子，自幼读书有声。”——这是1926年章士钊在《陈独秀——吴稚晖——梁启超》一文中所说的话。
陈家在怀宁县的确是旧家，即是说定居在怀宁已有好多世代了，省志、府志和县志——尚待查考。根据《实庵自传》，我们知道这一门陈家原本住在东门外离城十里的渌水乡，乡在长江边，有江堤叫广济圩，拦着江水。 发大水时，堤有被冲毁的危险，那时全乡都要被大水淹没的。乡里有陈家祠堂，有“户尊”（族长）管理全族事务，又有“户差”，奉行户尊命令。户尊权力如此之大，甚至可以命令户差逮捕族中犯了族规的子孙到祠堂去受处罚。渌水乡中陈姓以外有无其他大姓，我们还不知道。总之，陈姓是较大的一姓，因为每逢修圩放赈常常是陈姓户尊出头负责的。但陈独秀的家并不住在渌水乡，而是住在怀宁县城内大南门南水关。他家从乡村搬来城里居住，是从哪一代起，我们也还不知道。
中国各地的“旧家”大体有这般发展公式：家族的根基是在城外某一个或几个乡村，大约始迁是开始定居在这个乡村，以后人丁渐渐繁殖，财富渐渐增加，关系渐渐复杂，就建筑了祠堂，拟订了族规，推选了族长，兴办了种种公益事业。往往一个大乡村只有一个大姓，因此族长实际上就是乡长，就是当地的统治者。由乡村基础发达起来的家族，常有一支或数支迁至城里居住。这迁居城里的，多半是本族中富裕的地主，此外就是经商的，做手艺的，或吃衙门饭的。他们无论在城里住了多少世代，总忘不了乡村老家。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祠堂，至少是最早的祠堂，有他们的族长，有他们的祖墓，甚至有他们的田地。本姓或本族和他姓或他族间的财产纠纷及其他利害冲突，又能把城里本家和乡村本家联系起来。祠堂对联常有“木本水源”之类的话。旧时是把“本”和“源”比拟祖宗，而子孙自比为“枝叶”和“流派”的。我们不妨把乡村看作族姓托根的“本”和异姓的“源”，而城市则是众藤末杪会聚之处，众水合流的湖泊罢了。
怀宁城内陈家和渌水乡陈姓之间就是上面说的那种关系。《自传》里说渌水乡族长常到城里子孙家中来诉苦，借钱赈济；族差则来说鬼话，借祖宗牌头骗城里族人的钱纸银锭。一般说来，城里族人是比乡里族人更有钱的。但大南门内的陈家并不是豪家巨族。《自传》说：“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这里“小户人家”不过是前代没有功，不属于士大夫等级之意，并非我们现在了解的那种意思。事实上，陈家有祖坟在城外名胜地“迎江寺”旁边以及本县主山“独秀山”上面。祖父虽无功名，但是读书人，能够自己课孙，家教严肃，小辈害怕他，服从他，外人也尊敬他。家里虽不算富，一定很过得去，不然族长怎会向他乞贷呢？总之，陈家子弟出去考试是无需要冒籍、觅保，或真正小户人家，常遇的其他麻烦的。例如张骞应考时所遭遇的那种情形。像南通张家那时才是真正的小户人家。
1879年，即清朝光绪五年（己卯）的8月23日，怀宁县大南门内南水关陈家生下一个儿子。这初生儿子已经有了一个大好几岁的哥哥，一个大姐，一个二姐了。他有父亲和母亲，有叔父和婶娘，但没有堂兄弟姐妹。他的家此时正在兴旺，正在从小户人家升为“大族”——这是一种贵族，一种统治阶级。家族升格正是出于他的父亲的功绩。因为他这一门即使有钱，绅士们也是瞧不起的，倘若不是父亲努力考得一名秀才，实现了祖父公及祖父的祖父等等长辈的期望。现在这开始兴旺的家又添丁了。亲戚本家来贺喜是不用说的。 贺喜的无论如何善颂善祷，总想不到这新添的丁不仅有关怀宁陈家的命运，而且有关中国的命运罢？总想不到这日诞生了世界知名的人物罢？
此时恰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八年，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的欧洲，没有了战争，也没有了革命。诸大国采取了科学新发明疯狂般发展生产和交通，渐渐觉得市场太狭小了，于是转向殖民地发展。中国成了他们竞争的目标之一。长江和海禁同渌水乡广济圩一样给资本主义狂潮冲毁了，欲修复不成功。四十年前鸦片战争，英国攻至南京，二十年前英法联军又攻至北京。日本不堪资本主义进迫，也于十年前自动变法。中国国内最后一次农民战争才于十年前结束。经过几次震荡，资本主义长驱直入了，前史未有的一个新中国在诞生之中了。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死，列宁已有八岁，托洛茨基生于这年十一月间。在中国康有为已有二十一岁，孙文十三岁了。
兴旺的一家已有衰亡的暗影。父亲排行第二，即使本来有个伯父，可是好几年前，当父亲三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一天雷雨，正在吃中饭，祖母还没有从厨房出来，伯父向两位弟弟说：“慢着，这碗虾子等妈妈来了再动筷！”说时，一声霹雷，弟兄三人都昏过去了。父亲和叔父以后醒转来，伯父从此不醒。这是一件事。其次，这回添丁之后不过几个月，父亲就死了。母亲是提高了家庭地位，难道又要倒退回去吗？这里“迷信”又来插嘴。我们从《儒林外史》可以看见“天长”、“六合”一带是如何迷信风水的。怀宁同属皖中，也有这种迷信。人们说，独秀山上有陈家祖坟，那里地形称为“喷天狮子”，大不利于子孙。人们忧虑着陈家子孙的命运。可是父亲虽死，叔父还在。而且也进了学，又中了举，不久出门去做了知县，由知县做知府，由知府过班一员候补道。古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叔父宦囊中竟积了二十万。
父亲名陈衍中，叔父名陈衍庶（字息凡），哥哥字孟吉，名待考。这新添的丁长大起来名叫陈乾生，字仲甫。
《实庵自传》说：“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不清了。”可惜：他自己都记忆不清了，除非怀抱他的长辈，或曾与他同游戏的儿时伙伴还有存在世间，且能代他记忆的，他这段生活就永远不为传记家所知了。这对于弗洛伊德传记家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幸而我们是用其他观点来写传记的。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对于他往后的发展，在我们看来，毕竟没有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赋予的那种笼罩一切的意义。此外，我们毕竟知道一点他幼年时代的事情。
陈乾生生下几个月就死了父亲，代替父亲教育他的是他的祖父。祖父十分严肃，胡须早已白了。亲戚本家敬重他，称他“白胡爹爹”。孩子们哭了，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自己家里的孩子尤其怕他。他好洁，家里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有扫抹干净，大孙女常常要受他的斥责。他好静，二孙女常常为了走路脚声重，受他毒打。他又迫切希望二孙成人，读书不好时，他更要打。可是这好洁好静的人却有烟瘾，时常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认为那里比在家里更能过瘾些。
母亲能干而慈爱，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她寄托很大希望在两个儿子身上，尤其在小儿子身上。她自己未曾受过教育，但很明白儿子受教育的重要。为的是读书才能去考科举；考得功名，才能荣宗耀祖，抬高家族的地位。但她不像祖父一般用板子来强迫孩子读书，她用的是眼泪，是柔情，是软功。这比祖父的板子更有效力。她只软劝孩子去考科举而已，却不将“忠孝节义”一类封建道德深入孩子幼弱的心灵，虽然她自己知道了这些传统道德。
哥哥是老好人，是“阿弥陀佛”，驯良，服从。合于当时所悬拟的佳子弟标准。弟兄感情极好，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意见上没有一件事情不冲突。他没有弟弟的才气，也没有弟弟的志向。他自己也明白，所以对于弟弟抱了很大的希望，而自己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官。两人年龄相差好多岁，但他不能指挥弟弟，有时还是弟弟指挥了他。
祖父、母亲、哥哥以外，家里还有大姐、二姐，还有叔叔、婶娘，他们的性格，《自传》中没有说。
陈乾生自己的性格，是很明显的。他少时就反抗、倔强，刁钻古怪，一点不老实。有一天，陈姓户差到他家里来，口中喃喃说鬼话，说是阴间祖宗叫他讨纸钱和银锭。陈乾生明知他在搞鬼，便去约了别的孩子前后叫喊某处失了火。于是那个赴阴间同祖宗说话的户差急忙打了呵欠，回到阳间来，闭着眼睛问道：
“这边有了火烛了吧？”
“是的！”
“这可不错了罢！”他接着说：“我在那边也就知道了。
陈乾生在旁边弯着腰，缩着脖子，用小手捂着嘴，极力忍住笑。这类促狭的事情一定做了不少。
他有一点使祖父生气，而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就是他挨打不哭。祖父不只一次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后来他以“硬汉”著名，他在芜湖上了绑要去枪毙而不肯软化。他几次入狱都不屈服，盖已托根于幼小时候了。
他敢于反抗权威，但也同情于不幸者。渌水乡遭了大水，族长哭丧着脸向他的母亲求赈济；为了某种理由，他的母亲不肯拿出一文钱给族长。这理由他当时不知道，族长去后，他对母亲说：“我们家虽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
这几点已足够描划出他幼小时的性格了。
这样的孩子，不用说，是很聪明的。正为了聪明，祖父才加意督责他读书。祖父此时不以子孙能进学为满足了；他希望小儿子或孙子也能中举人，会进士，甚至点状元，把门第更加抬高起来。所以次孙一到六岁，他就亲自课读，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装进次孙头脑里去。从六岁一直到八九岁，教到他自己离开人世为止。他不肯把这块璞交付于平凡的玉匠去雕琢。他死后，人家也试过几个玉匠，可是都不成功，结果还是他的大孙子负起这雕琢责任了。弟弟到十二三岁时，由秀才哥哥自己来教读，除温习经书外，还读《昭明文选》。《自传》中说：“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弟弟不喜欢做的事情，祖父尚且没有办法，何况哥哥？幸而堂上还有母亲，母亲的眼泪、柔情、软劝，毕竟是能够改变弟弟决心的。
1896年（光绪二十三年丙申），陈乾生17岁，可以参加考试了，但他还未曾学做八股文哩！县考前一两个月，他才答应哥哥临时学做八股文。这是很勉强的。所以他一面听八股文讲解，一面心里想着《昭明文选》。为了这个缘故，县考、府考时，他虽取了，名次都很低。可是院试时发生了奇迹。考官姓李，山东人，也是喜欢《昭明文选》的罢，收到陈乾生卷子，看见里面有那么多“文选”上鸟兽草木难字，又看到写这些难字的竟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子，于是取了第一名。出考场后未发榜前，弟弟曾把文章抄出来给秀才哥哥看，孟吉看完，皱着眉头足足有一个钟头一声不响，分明认为是没有希望的了。《自传》上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
大南门陈家，现在，上一辈是一个举人，下一辈是两个青年秀才，其中较小的一个还蕴藏着无限量的前途哩。这个“小户人家”早已上侪于士族之林，而且很迅速地上升着。怀宁人不仅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城外迎江寺后面陈家的祖坟风水如何好，那座宝塔简直是坟前一管笔，还说新秀才出世前夜他的母亲做了什么好梦等等。
我们现在生活在科举废除后四五十年的人，很难想象以前科举在社会生活上占据的地位，仅有的两章《实庵自传》，关于科举的话竟占一半以上，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告诉后人以科举的作用。《自传》中说：“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大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着不尽。”
人们向来有种说法，即认为科举是国家“取士用人一种手段，好像现在的文官考试一般”。这是肤浅的说法，上面引的文字说得已经深刻得多了。但我们还可以更深刻一点去说明科举在那一时代社会的作用。
科举乃是中国旧社会阶级机构的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制度，一种新陈代谢的调节功能。中国旧社会固然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典型的即西洋社会史发展上所见的封建主义。上面引的那段文字说：在中国旧社会，人们发了财是拿来“买田“、“置地“、“做地主”的，并非拿来存银行，开工厂，跑交易所，做资本家。后者自然是资本主义。但前者并非即是封建主义。典型的封建主义，除了以土地代表财富，以地主代表统治阶级之外，还需有一种法律严格划分的“等级制”。社会统治者不仅是地主，而且是贵族，即在法律上与普通的人有区别的，权利和义务都与普通的人不同，甚至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特别人类，连血液也与普通人不同哩！惟有贵族才能统率军队和治理国家。此外，封建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差不多各国又都发生那种立足于商业和手工业之上的城市，那一种能斗争有组织的市民阶级。这两种很重要的因素——等级制和市民阶级，在中国旧社会一般说来是不存在的，即使某一时期的存在，或局部的少数存在，我们从历史发展主流上来看，也可认为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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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