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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

意因(郑超麟)

(1942年2月4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1942年6月25日第3期。“……”处,除标明“字迹不清”外,原刊如此。意因即为郑超麟,文中的“保卫主义者”与“领袖”则指“多数派”与彭述之。


先生:

  ……你的意见我本很清楚,这次文章又把你的意见更有系统说出来了。有许多条(即《我的根本意见》),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这个战争拖延下去,——这个战争不能不拖延下去,因为某一阵营帝国主义胜利而结束战争,这比革命还更渺茫些,——统治阶级总有一日不能维持其统治,中间阶级总有一日徘徊,而欢迎革命为惟一的出路,广大群众更不用说了。1915-1916年,革命也是极渺茫的,列宁估计儿子或孙子一代才会看见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一两年之后革命就到来而且成功了。现在我们正处在1915-1916那样的时代。革命成功虽没有保证,但革命局势是必然要到来的,而且在这个战争当中,就要到来的,我们过去预言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要也是从历史发展说的,而非从各国军备状况说的。

  我有这个确信,所以在我面前的革命问题,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问题,离开革命专谈独裁或民主,则民主之优于独裁是很明白的,首先我自己也承认的。

  说到民主,则我以为应当区别一般的民主和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一的民主,你说明的是一般的民主,这种民主当然是好的,过去好的,现在好的,将来也好的,将来,直到国家枯萎以前,我们都少不了民主。这是当然的。但我们讨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一般民主之表现为这个特殊的形式。这个形式当然与资本主义统治不可分离的。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英美也比德意更有利于准备革命,但第一,英美的民主之下,无财产者仍旧无真正的参政权,即无真正的民主。第二,英美资产阶级若认为独裁比民主更便利些,随时可以转变为独裁。第三,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

  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因为这是俄国本身落后和世界革命第一潮失败之结果。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斯大林”,因为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资产者无政治权之意,是对于过去统治阶级的专政,而非对于劳动群众的专政——对于劳动群众则是民主。这是理论,不错,但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可以称为无产阶级民主,正如资产阶级民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

  你把“革命的失败主义”误解为秃头无字的失败主义了。“革命的失败主义”并不是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好些,而是说本国战争失败比本国革命失败好些。L.D.给革命的失败主义下一个“足够的”定义说:彻底实行阶级斗争不必顾虑本国战争胜败。如此,若非明显有利于革命,我们当然不希望本国失败的。你说英国革命削弱了英国抵抗纳粹的力量,但应当注意,如果美国革命,那不过是世界革命浪潮之在英国部分的表现而已,换句话说,此时德国也在酝酿革命之中了。

  总之,我们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我们对于战争政策之中心点。革命会失败么?战争结果会开始第二段帝国主义么?会的,革命局势甚至完全不会来么?也许。但是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求做草字头统治底下的中国人也不很值得。……

意因
一九四二年立春节


意因按
  以上是我写给独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因为邮寄困难至今未曾发出。信内大部分是关于理论上的争论,即对于他最近的《根本意见》之批评,所以拿来在《国际主义者》上发表了。顺带着,我们也发表他的《根本意见》一文。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此争论现在已达到分裂结果——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我们还是知道的;他在此次争论之前,写来四封论民主和独裁的书信,本写得很清楚,此次的《根本意见》更加是有系统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的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党对此战争对策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同时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但因有些人重视辞藻过于内容,至今还以为他的意见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意见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故我这里先来解释一下。
  不错,就表面上看,独秀先生的话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话是有好多不同的。首先他不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但这不过表明他比他们诚实罢了,因为他明白第四国际纲领是与保卫主义不能相容的。那些保卫主义者无论如何征引托洛茨基同志的成句,但其主张则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发挥几次了。现在不妨重复一下。
  托洛茨基同志在1937年前后,曾根据当时中日战争特殊情况,如诸大强国不会参战及战争含有群众性等等,主张我们应当把这个战争看成客观上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应当支持它。我们支持它,还是为着要获取群众信任,积聚力量,以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战争和准备夺取政权,——此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则接受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支持战争的指示而排弃了他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他们阉割了托洛获基,正不减于第三国际那些保卫主义者之阉割了马克思。经过他们笔下引来的托洛茨基成句是完全无害于资产阶级“祖国”的,是在爱国交响乐之中奏一把提琴的。我们这样说,他们也许要否认。他们也许认为他们并未排斥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可是托洛茨基每有谈话、书信、论文,凡说到我们在中国支持战争的,都必然要提醒我们准备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的议决案、宣言以及一切文字则相反:“支持战争”的话是连篇累牍的,“夺取政权”的话则一字不提或至多作为远景罢了。他们在此次战争中从来未曾号召过:为准备革命而努力。最明显的是关于“打倒国民党”口号问题。他们的支持战争,是与“打倒国民党”口号不能相容的。当然的啰。所以现在的保卫主义领袖,当初不惜……(字迹不清)争得取消“打倒国民党”口号,而今也屡次声明:在抗战“不变质”之下,不改变对国民党态度的,即不能重提此口号的。可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怎样呢?第四国际书记局,1937年中日战争初起时,曾有一篇关于此战争的决议发交各国支部讨论的,其中明白指出要“准备以革命方式使政权从国民党手里转移至工农手里”。这个决议后面附了六个口号:“武装的劳动者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三次中国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革命万岁!”。这些口号之中,不仅“打倒国民党”而已,其他几个也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要“支持战争”,但在此次战争中谈不上“夺取政权”——这正是独秀先生的立场。他明知这不是第四国际的立场,所以他也不借托洛茨基权威以自重。他老老实实发挥他的一贯的保卫主义,为了保卫中国无产阶级只可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派,不敢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了保卫中国,我们反对印度独立;为了保卫中国,我们赞助民主阵营对轴心阵营的胜利,承认民主政制优于法西斯政制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当然的,无论你认为这些结论如何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但你一经站在保卫主义立场,即支持战争,而不准备夺取政权的立场,则理论的逻辑和事实的逻辑发展下去,不由你不走到这些立场上去的。我们试举一事为例。中国出兵缅甸,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看如何说法呢?有个领袖说:中国在自己境内作战是进步的,但派兵到缅甸境内作战则是反动的;又有一个领袖说:中国派兵到缅甸作战还是进步的。这两个不同“原则”折中一下,于是成为如下的结论——我们并不说他们是无原则的结论,因为这种分歧是可以容许的——就是:中国出兵缅甸若是为了镇压缅甸的民众运动或占领缅甸的领土,则是反动的;若是为了保卫滇缅路——抗战生命线,则是进步的。但不幸的是,这二者作用并不能严格分清。为了保卫滇缅路,中国军队不能不为它的同盟者英国军队之胜利而作战,不能不保障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权,防止日本进攻……。现在滇缅路丧失了,但还有着或将有中印路。中国也许要派兵至印度保卫此中印路的。此时当然是为了保卫抗战生命线,但要如此,中国军队已经不能不为了保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作战了,即已经不能不反对印度独立了。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很容易走到: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切都为进步之结论,因此民主阵营胜利,优于轴心阵营胜利,因此在一切民主阵营国中都不可采取失败主义立场。
  所以独秀先生的保卫主义和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的保卫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实一切种类的保卫主义本质都是一致的。“一切大路都通罗马!”这就是:在国家对外战争期间不能革命。
  不过,有一点也须辨明的,就是独秀先生的结论是从没有革命干涉战争这个误解出发的,但并非民族爱国主义者,一旦显然有革命局势可见时,他定会抛弃他的保卫主义。至于那些死死抓着“客观进步性”的人,那时仍是要死死抓住他们的保卫主义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意因再按
  这篇按语写好次日,即见报载先生已病逝于四川江津县了。我的内心的悲痛不减于两年前初闻托洛茨基同志遇害消息的时候。我曾追随先生参加1924-1927年革命运动,我曾追随先生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我曾追随先生为反对派四组织统一而斗争,我还希望能追随先生参加第三次革命哩!然而在这样漆黑之夜,又陨落一颗巨星了。对于中国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我始终怀抱着敬意。
  自从中日战争以来,我开始与先生的意见发生分歧。我曾与先生争过,曾通信辩论过,这对最后的信不幸已永不能让他看见了。希腊某哲人说:“吾爱苔师,吾尤爱真理。”我不辞以我的不同意见与先生争辩,我也不隐瞒我们的分歧。
  现在我仍发表我的信和信后的按语,不更改一个字。我写那“按语”,原意是在说明那些保卫主义者领袖攻击先生对于此次战争的意见,不惜以极不堪之词诋毁先生,这是完全不对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没有权利反对先生。因为他们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他的立场,而且已经走到或将要走到他的结论的。惟有我们的应场才能批评他。但这是就政治上来说的。如果从革命者性格来说,从人的观点来说,如何能把他们来比他呢?他们的领袖……(字迹不清)其中曾追随先生之后学习政治的一个人,曾有一日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么?盖棺定论之日,他能当革命者而无愧如先生一样么?拿他来和先生相提并论,在这一方面说是玷辱了先生——这是我应向先生之灵抱歉不尽的。

五月二十一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