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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俄绝交”的代价
——博得帝国主义者的“合作”郑超麟
（1928年1月1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8年1月28日第12期，第359-360页，署名：超麟。
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到“对俄绝交”以后，就已公开表示其为帝国主义者恭顺的佣仆。以前，国民党虽然在卖国，在投降帝国主义者，在帮着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农，但表面上仍然不敢十分露骨反对苏联，仍然要口头喊几声“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可是，到了“对俄绝交”，则党国的要人就不讳言国民党之投降于帝国主义者，有名无实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到此也就根本取消了。蒋介石公开对新闻记者说：必须与列强（帝国主义者）联合一致，共同反对第三国际；郭泰祺（外交次长）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之途径”，密勒评论且为之下一按语曰：“此其意味，即彼（中国）愿与英美为友，而接受彼等（英美帝国主义者）之赞助是也。”其他的党国要人之表示愿与列强“合作”者，在各报每日登载之谈话论文提案宣言讲演或报告中，尤屡见不鲜。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最后的一张假面具，到此就完全揭破了。中国的民众，相信必须解除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方能独立自由的民众，——从此再不会相信国民党是能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谋解放的政党了。
国民党不惜在广大民众面前揭露其最后的假面具，为的是他确有把握能博得列强的“合作”；换一句话说，国民党所以不惜“对俄绝交”，就因为要帝国主义者能够信任他确是他们恭顺的佣仆。
果然，在“对俄绝交”前后，帝国主义者确实帮助了并赞许了国民党：
（一）广州英国领事以炮舰掩护李福林军队自河南渡江，扑灭广州的苏维埃政府；
（二）北京英美日意法五国公使会议，决定以剿办华南海盗办法，对付广州工农兵的暴动，至李福林等国民党军阀已经屠杀五千七百余人，将此暴动之火扑灭后，其议始寝；
（三）小巴黎报恭维国民党是富庶的中等社会所赞助的党，能镇压工农兵暴动；
（四）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连声称赞国民党之“对俄绝交”，密勒评论说：“中国既与俄人决裂……，则西方制度（按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此新中国必将于目前之混乱中涌现而出，乃人人确信者也。”
（五）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敦论国民党驱逐上海俄国领事，说能减少公共租界之罢工，说在一九二八年将欲与上海之国民党官员“更加协力合作”。
（六）费信敦谈话中又甚感谢国民党，说“有势力有思想的华人之多数”（自然是“高等华人”），觉悟工部局与界内中外市民是一视同仁的，“一种公开反抗之政策，已变为至少消极的和平政策，而与工部局之政策一致，国民政府中明达有识之官员亦然，彼等觉悟公共租界非至和平妥洽确立于全中国之日，不能被交付于华人管理。”
帝国主义既然如此帮助并赞许国民党，这个“恭顺的佣仆”资格，国民党是不患得不到的。可是帝国主义者对于“国民党之中国”虽然如此之帮助并赞许，但对于“工农之中国”这不十分客气：日本和美国要侵占满蒙新权利，剥削更多的满蒙工农；日本要出兵山东，占领中国领土，压迫山东的工农；英国要收回武汉工人所夺回来的汉口英租界；英国兵在九江枪杀苦力，在上海杀西崽詹林来，华兵张明政及轮船厨司某；广州英舰掩护李福林兵渡江，香港逮捕逃离来的工农及革命党人……。
但是对于中国工农呢？对于中国工农那另是一个问题。中国工农绝对不希望博得帝国主义者“更加协力合作”，恰恰相反，中国工农要根本铲除帝国主义者的基础及其各种各色的恭顺的佣仆。“对俄绝交”绝对不是中国工农的意思。
中国“对俄绝交”了，——国民党得到的代价是与帝国主义者的“更加协力合作”，中国工农得到的代价是认识了国民党是帝国主义者恭顺的佣仆。
一九二八、一、一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