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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
郑超麟
（1927年10月2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31日第1卷第2期，第48-49页，署名：超麟。
轩然大波之苏州铁厂工潮，据最近消息看来，显然工人已受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而处于必败之势了。本来在豪绅资产阶级新统治底下，资本的进攻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资本家及其政权机关，除了经常惯用的镇压手段而外，此时又加上了一种绝妙的手段，即任意指定罢工是有“共产党”或“不良份子”或“反动分子”等类的人在里面活动，则凭你工人方面理由如何充足，工人领袖必定要被捕，罢工必定要被镇压下去的。我们在此次苏州铁厂工潮中，很可以看出资本进攻之毒辣及国民党政权之效忠于资产阶级而尽力摧残工人利益。
此次工潮之起因是由于厂主以停业手段恐吓工人，逼迫工人修改今年春天（共产党“包办”工人运动时代）所订条件。苏州铁机厂主为加重剥削工人利益，竟不顾数千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毅然宣布停产来恐吓工人。这种手段先由三星厂发动，但却引起苏州全体铁厂工人团结起来，一致罢工，以相抵抗。在罢工中，工人曾经捆缚貌为第三者之商会会长及会董十三人游街，经苏州国民党市党部调停始释放。释放后，南京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即派张继来查办工人，同时苏州资产阶级之武装——商团，与苏州国民党的公安局合作一致向工人进攻，指为“共产党”指使，宣布戒严并拘捕铁厂工联会执行委员两人。现在厂主不仅拒绝此次所提要求，并且要修改今年春天所订条约，此次工潮经过事实大概如此。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明显看出：
（一）国民党否认阶级斗争，而此次工潮恰正是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施行阶级斗争。厂主的停业，商团（资产阶级武装）的活动，商会的“和解”，上海四商会之联名通电查办工人，王晓簌（春天自称同情与工人之王晓簌！）之主张严办工人，苏州国民党官厅（资产阶级的政权）之拘押工人……，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证。资产阶级有武装（商团），有政权（县政府、公安局……），有同阶级的协助（上海、南京的商会），有宣传的机关（报纸），工人阶级有的是什么？只有赤手空拳来抵抗。如此安得不失败！
（二）国民党的欺骗工人，出卖工人，甚是明显。国民党中央派张继来查办工人，国民党公安局和军队拘捕工人领袖并宣布戒严，国民党代拟的调解办法若干条既不能强迫资本家执行，实就是欺骗工人的一种手段……，这些也都是很明显的例证。自然，人们可以说苏州国民党市党部是“同情”工人的，但这只有两种假设是可能的：第一，国民党市党部是故意这样来敷衍欺骗工人的，那么这个党部本身也就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第二，国民党市党部是诚意的，但因地方官厅和公安局要压迫工人故也有心无力，那么这个所谓党部根本就是国民党军阀官僚所不值一顾的机关，其同情于工人亦只“同情”而已，——其实24日，“苏州市党部已函公安局，以铁厂工人包围侦探、横行暴动为法纪党纪（国民党党纪是只许资本家拘捕工人领袖，不许工人拘捕资本家走狗吗？）不容，请查办主动分子”（《申报》电）了，如此，第二种假设已经没有成立之必要了。
苏州铁厂工人虽然将因没有武装、没有政权并受国民党欺骗而终于失败，但铁厂工人乃至全苏州的工人目睹此次罢工失败，将得到很可宝贵的教训：第一，阶级斗争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资产阶级能团结，有武装、有政权，工人更应该团结，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第二，国民党完全是欺骗工人、出卖工人的，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它就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