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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德译本后记
郑 超 麟
（1987年）
记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说过：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这书也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命运。我的书确是如此。从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军虽已成为强弩之末，上海经济却凋敝不堪，出版社不收书稿了，我只好利用每月替出版社写稿的时间来记述以前的见闻。我写了十章便写不下去了。战争结束，这部稿子曾在朋友中间传阅，并曾请人抄录一个副本，以便束之高阁。「解收」后，1952年底，在「肃托运动」中，全国托派被「一网打尽」，这个手稿就和它的副本，连同全部托派运动的文件，作为「犯罪」的物证，查抄入库。办案人员无疑根据手稿所写去寻觅组织和人员的线索的。案结之后，上海公安局便将重复的文件清理一份，据说有十几个麻袋，上交北京公安部。我的回忆录恰好有两份，一份留上海，另一份便装入送去北京的麻袋里了。我的书，同我本人一样，作了「阶下囚」，禁锢在公安机关的档案库内。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是红卫兵冲击了公安部，还是公安部自己清理档案库，人们决定把这些麻袋送给造纸厂去制造「还魂纸」，一位有心人，舍不得，偷偷地提走了二个麻袋，藏起来。他是没有选择地提走二个麻袋的，不知道其中装的是什么文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改变了，某些历史研究机构奉命研究陈独秀和托派。陈独秀在被开除以前和出狱以后的材料是容易找到的，但没有托派材料，也没有托派陈独秀的材料。正在束手无策时，那位有心人想起了二个麻袋，于是部份地满足了材料的需要。研究人员找到了手抄的回忆录，不知道何人写的，读到五·卅惨案那一天的记载（见第101页），出现了我的名字，才知道这是我的回忆录。
他们一方面考虑铅印出版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了，他们派人来上海征求我的同意；另一方面，他们油印若干部，名为《郑超麟1945年回忆录》，发给重要的党史单位作参考，我只在某些党史专家文章中看到有此油印本存在，自己未见此油印本，不知道是全书油印的，还是摘要油印的。
此书铅印本的出版，就不如油印本那样顺利了。1980年就谈妥了出版，至1986年才有书面世。这中间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浮动。1983年浮动于付排不付排之间，1983年校好清样打好纸版之后则浮动于印刷不印刷，发行不发行之间。到了1986年年中终于发出书来了。
从此这本书也脱离了「阶下囚」的地位，但并未升为「座上客」，不过恢复了「公民权」而已，著者还是依照市价收取了稿酬的。这种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的书，是不能在书店出售的，中国读者称之为「灰皮书」。所收不满十本，其共同特点就是：内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参考价值，观点则与中国共产党迥异的。各书之间的观点自然也不一致。
1980年出版社征求我同意出版这本书时，也征求我同意删去《恋爱与政治》一章。我在1945年写的《自序》中已有删去此章之意，出版社既要删去，我也就同意了。但仍感到可惜。那个时代，中共干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许多只能用恋爱的纠纷去解释，删去此章就无法解释了。此外，整本书删去一整章，难免中间现出不连贯之处。可惜，自从我的手稿成为「阶下囚」之后，我就未曾再见它的面了，也就无缘掌握它的命运。好在我的手稿和它的副本尚在世间，分藏于京沪两地，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那时如果出版，就不仅可以恢复《恋爱与政治》全章，而且可以恢复其它几章不得不删去的字句。
附录《陈独秀与托派》是1980年我恢复自由之后不久，应某研究所之约而写的。当时舆论中有一种倾向，要分开陈独秀和托派。他们说，陈独秀是好人，应当恢复名誉，至于托派如何，他们不作评论。这篇长文正是为了说明陈独秀与托派不可分开而写的，现在已无这种舆论，这篇长文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知道我的书即将有德文译本出版，欣喜之余写这几行字，说说它由成稿至出版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的命运。
著者
1987.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