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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
国家资本主义
于凤（郑超麟）著
（1950年）
（一）
资本主义发展，一般经过如下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社会产生出来。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生产是为了生产者及其剥削者直接消费之用的，消费有余才拿去交换。起初是生产者中间直接的交换，以后经过一种中间人（商人）去交换。商人渐渐积累了资本而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形成了商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中很早就有一部份人兼营或专营借贷事业，以后扩展为当铺，钱庄，银行，同一般商业分别开来。在欧洲这种人是受人轻视的犹太人经营的，在中国则几百年来最擅长的是山西人。
商品须要增加，于是商人兼营工业，起初工场手工业，后来是机器工业，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商人及若干手工业师傅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此时经营借贷事业的商人，则成了银行家，他们的资本成了银行资本。
工业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一般所谓资本主义特征，其实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一般所谓资本主义法则，其实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法则；换句话说，这些特征和这种法则，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表现得最明显而纯洁，在以前的资本主义中，则是具体而微，在以后的资本主义中，则往往需要经过转弯曲折的途径而表现出来，甚至表现为相反的形态。
例如自由竞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不仅各种生产部门间自由竞争，而且同一部门的各企业间也自由竞争，许许多多的法则也受自由竞争所决定的。可是自由竞争包含有垄断种子，发展结果，产生了垄断，一方面大生产吞并了小生产，他方面银行作用强大起来，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互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主义。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形成了金融资产阶级。少数托辣斯垄断一国的以及世界的市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分析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和列宁时代中间，无论如何不同，但后者仍是前者依照其本身法则而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有些特征，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就消失了，或者退至不重要位置，或者局限于部份现象了；所之，金融资本主义则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为工业资本主义所未曾有，或具体而微。若干新的特征，马克思，尤其恩格斯，当时已经注意到而且指出了，但是完满的分析还须等待列宁及其同辈人。
列宁称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意思是说：金融资本主义不能再向前发展，向前发展则是社会主义了，俄国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即证明了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替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使这革命能够发生，能够胜利，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于世界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若干金融巨头将生产组织为辛狄加，托辣斯，卡狄尔，康采恩，等等形式，吞并了或操纵那些较小的企业，此时国家机构就显然替资产阶级，尤其金融资产阶段服务了。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本就是资产阶级的“行政委员会”，如马克思当时说的。可是在马克思时代，国家表面上还是中立的，超出了各阶级之上的，因为那时是自由竞争支配一切，生产有自己的法则，不很需要国家干涉，代表资产阶级总利益的国家也尽可能避免干涉资产阶级中间的自由竞争；个别的资本家认为国家愈少干涉愈好。但是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作用就强大起来了，此时国家不仅更露骨更强硬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而且需要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即少数资本巨头方面，以压迫中小资产阶级，此时国家简直是少数资本巨头的“行政委员会”，是他们的一种镇压工具。
国家是资本巨头的工具，但并非资本巨头本身，政治权力替经济权力服务，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还是分得开的。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失败的结果，国家权力突然空前强大起来，一般人称此现象为“极权主义”。国家干涉一切，国家不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且是使用者自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而为一。
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垄断继续驱逐自由竞争，大生产继续吞并小生产，生产继续集中与集合，但生产是集中在和集合在国家手里的，大生产就是国家，或国家吞并了大生产，垄断化成了国家的垄断。
（二）
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我们这个新阶段则是金融资本和国家机构相结合，新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和资本混合为一。自然还有其他的特征，但那些特征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从这个特征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给新的阶段取一名称，那么“国家资本主义”是很适合的了。
不幸，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旧名称，而它所指的实物则是新实物，是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个阶段，旧名称对于新实物无论如何适合，总有引起误会的可能，因为过去所指的是另一种或另几种的实物。
国家资本主义名称应用已久了，但所指的意义过去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姑且不提资产阶级学者的说法，仅提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用过这个名称，但那时把的仅仅是或首先是那些产业，如邮政、电报、铁路等、它们就其本性就是不适宜于私人经营而适宜于国家经营的。列宁和布哈林也已用过这个名称了，但那时指的仅仅是战时为军事利益国家占有和统制生产机关。我们现在用这个名称则首先是指国家和资本合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一，国家占有一切或大部份产业，不论产业本身的性质，而这占有也非暂时性的。
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上一个新阶段，那么，我们也就有“国家资产阶级”，正如我们过去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一般，商业资产阶级是商人构成的，工业资产阶级是商人和手工业师傅蜕化而成的，金融资产阶级是大工业家和银行合成的，那么国家资产阶级含有甚么成份呢？
一般说来，国家资产阶级是产业官僚和国家官僚所构成的，有时也包含若干资本巨头在内，国家占有全国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生产机关，但官僚占有国家，官僚中执政党大多数党员，中央及地方上中级官吏，军队里中上级军官，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领导份子，产业机关负责任份子，御用的科学家、工程师、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电影演员等等，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阶级连带资料所有者。
以前各种资产阶级相互间共同点很多，在发展阶段上，后一种资产阶级大部份是前一种资产阶级变成的，但国家资产阶级则与前各种资产阶级共同之点，就比较少了，蜕变痕迹就不大明显了，它大部份甚至全体是由官僚和产业官僚构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各种阶段中，官僚一般是统治的资产阶级的仆从，而非资产阶级自身，但这个特异性质是出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异性质。
（三）
资本主义晚期，一切矛盾可以归纳为二个根本矛盾：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私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世界化的市场和民族国家疆界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只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
第一次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既然失败，这两个矛盾，当然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变本加厉，资本主义要延长它的生命，就不能不想法相当地和缓这两个矛盾。
先说第二个矛盾，资本主义将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大为国家集团的范围，这倾向由来已久了，起初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联络它的广大的殖民地为一个集团，世界曾经同时存在这样的五六个集团，以后这种形式不够用了，一些强国企图将生产组织成整个大洲的规模，例如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德国的“欧洲新秩序”美国的“门罗主义”最后，即现在，世界分为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在同一集团中国家疆界多少打破了，关税障碍多少克服了，凡一国范围内做不到的事情，在集团范围内多少总做到了，以此和缓了世界化市场和民族疆界之间的矛盾。
再说第一个更重要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展，资本家愈丧失其“生产职能”，起初资本家本人还管理或参加管理自己的生产，他的收入，一部份是利润，一部分是自己的“职薪”，后来资本家把管理责任完全托给高级职员，即产业官僚了，资本家成为收利润的纯粹寄生虫，社会赘瘤，所有权属于资本家，但管理权或使用权由属于产业官僚，生产愈加社会化，使用权愈加比所有权重要，而产业官僚的作用和地位就愈增加，生产社会化结果，至于非收归国有不可，或国有比私有更为有利，于是产业官僚和国家官僚就是混合起来，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加分离，而后者远超出于前者之上了。官僚享受全部使用权，而宣布所有权属于“国家”，或“人民”，其实此时所有权或以股票利息形式仍旧属于国有化产业的旧时资本家，或与使用权同时落入手中。
官僚形成了一个阶级，以整个阶级资格占有全部或大部生产机关，但其中个人可能没有私下占有生产机关。这里我们有阶级的私有财产制，但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制。
官僚阶级，即国家资产阶级，这个特性，不仅以前各种资产阶级所没有的，而且在过去社会形式的统治阶级中也是难于发现的。
难于发现，但并非不能发现，在理论上，个人私有制和阶级私有制是可以分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更多注重阶级生产机关，更少注重个人私有生产机关。在事实上，即凡有个人私有制之处，同时也有阶级私有制，但凡有阶级私有制之处，不一定伴随个人私有制。试举欧洲中古时代的天主教会为例，天主教会是地主阶级之中一部份，法国全国土地约有三分之一是教会财产。法国宰相常常是枢机主教，即法国教会领袖。但这三分之一土地是教会的所有，而非教会中个人所有的，主教们享受是“供给制”，他们穿很好的衣服，住很好的房屋，食很好的饭菜，旅行、娱乐，及其他一切都同俗世贵族不相上下，这一切都是全教会或某一教区供给他们的。他们个人能享受教会财产，但不能私有教会财产，惟有教会本身能私有这些财产。既然封建地主阶级中一部份天主教会能保存阶级私产制，而废除个人私产制，那么有什么理由断定资产阶级中一部份（国家资产阶级）不能保存阶级私有制，要废除个人私产制呢？
由此可见新兴资本主义保存阶级私产制，废除个人私产制，以此和缓了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私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但和缓了并非解决了之意，在此情形下，和缓了，还是拖延了，而且促使这两个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四）
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没落期资本主义，它逃不脱临终挣扎命运，虽然暂时和缓了矛盾。
有人将我们上面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初期即使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尽所需，至少物质生产应当比资本主义更丰富些，人类生活也应当更舒适些，文化也应当高超些；即使国家一时不会消灭，但压制作用也应当减轻得多多。可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恰好相反，国家机构是空前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一般人民，凡不属于官僚之内的，都被剥削各种自由，日用必需品仍然缺乏，人民生产水准也还不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那是污辱了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这阶段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已脱出资本主义，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社会，有许多名称，最常见的是“官僚集体主义”。
否认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其理由不外是说：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主义诸特征有好多不能适用。
一种现象，某一时期发现的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改变，能够丧失，能够为其他特征所代替。即使根本特征也是这样，例如自由竞争，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了，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垄断就代替了自由竞争，而成为更重要的特征。
究竟那几种特征，为各阶段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呢？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中说：“资本主义有三个特征，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生产），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机关，雇佣劳动，即建立在劳动力售卖上面的劳动”。
这三个特征即使都为它的对立物所代替了，如同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了的一样，我们还不能贸然断定已经脱出资本主义哩！何况在这新阶段，我们看见这三个特征仍然存在，不过改变了一些形态罢了。首先生产物仍旧带着商品的性质，即使人们根据似是而非的理由，说明内部流通的不是商品，但决无理由证明世界市场流通的不是商品，发展到了这阶段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相贸易，不论是新阶段的国家或旧阶段的国家用的都是商品。其次生产机关仍旧是垄断在一个阶级手中，仍旧不属于生产者自己所有，虽然这个新阶级与旧的资本家阶级不同。最后仍旧是建立在劳动力售卖上的劳动，比较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有的还比不上，劳动者生活水准固然低些，劳动剥削率也更高些。
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设想有甚么新的稳定的社会形式，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无论这形式有甚或么好听或不好听的名称，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间只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不断革命中，在不停消灭资本主义关系的革命中，决不可能成立一种稳定的社会形式。
（五）
我们上面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也许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罢？它虽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至少是“刚从旧社会胎内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谓低级的共产主义罢？它的那些资本主义特征，也许是“各方面留下的旧社会的烙印”，为过渡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罢？
这是需要辨别的问题。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转变无产阶级为统治阶级，征服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它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机关集中在国家手中，即在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迅速地增进全部生产力。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做的，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将重要的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从马克思所说的十月革命所实现的看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政治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以征服民主；经济方面，国有化计划化，这两面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分开，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没有或仅有小部份国有化和计划化还不要紧，因为这专政能维持存在，很快就会走上大规模国有化、和计划化道路的，但若仅有国有化和计划化，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则情形就全然不同了，那时称它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称做社会主义，也不能称它做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因为无论理论上和事实上资本主义本身也能够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的。
理论上恩格斯说：“生产力无论组织为股份公司，或收归国家所有，都不会改变其资本的性质，就股份公司说，事情是很明白的，至于近代国家，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组织，为了维持资本主义方式之一般条件，以抵御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双方的侵犯，近代国家无论形式如何，根本是一架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国家占有的生产力愈多，就愈加变成真实的集体的资本家，也就有愈多的国民受其剥削。工人仍旧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中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并未消灭，反走到极端了。”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是数见不鲜的，最显著的，是此次战后工党执政的英国，那里的国家化虽未达到俄国和东欧诸国的程度，但规模之大，已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了。
至于计划化，那是密切联系于国有化的，产业既然属于一个主人所有，无论这个主人是国家、是股份公司、是个别资本家，它总有可能在它所有企业的范围内订立和一个生产计划。一个国家有百分之几的国有化，就有可能实行百分之几的计划化。
由此可见，要知道这一个国家是属于过渡时期社会，是否已经脱出了资本主义，仅凭有无国有化和计划化来判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有无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就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有化和计划化，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除非是未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来断定这个国家有无无产阶级专政呢？主观的标准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客观的事实的证据。
一般人提起无产阶级专政，往往只注意“专政”一方面，不错，无产阶级专政要行暴力，要剥夺一部份人的自由权利，要压迫一部份人。不错，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是不相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当初为了打击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列宁曾强调这一方面。可是列宁并未疏忽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暴力仅施行于压迫者和剥削者，即旧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数，惟有他们受压迫，惟有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和权利，至于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劳动群众，则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享有民主，而且是真正享有民主，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去的过渡时期，才第一次让工人，让大多数人享有民主，同时给予剥削者少数人以必须的压迫”。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列宁当权时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确享有民主。那时重要产业收归国有，而生产由劳动者自己参加管理，计划由劳动者自己参加订立，这是经济民主。群众直接的自由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由全国苏维埃大会决定政府人选和政策，这是政治民主。因为生产机关是群众自己从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旧政权是群众自己推翻的，新政权是群众自己建立的。群众享有民主是群众自己取得的，并不是甚么执政党赐予的，执政党本身反而是从群众手里接受政权的。当初俄国革命正是没有武装的，或武装很不好的群众做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时不过是群众拥护的许多党派中一个党派，而且是苏维埃中占极少数的一个党派，只因它比其余党派都更能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渐渐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由苏维埃少数变成多数，最后获得了政权。在此情形下，列宁当权时代，俄国劳动群众享有民主是毫无疑问的，是完全自然的了。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有国有化和计划化，仍旧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过渡时期；同样，没有民主，没有广大劳动群众享有民主，即没有政治上的苏维埃民主制和经济上的管理民主制，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生产机关归国家所有了，国家订立和实行计划化了，但若劳动群众享受不到民主，我们又怎样知道国家是多数人所有而不是归少数人所有呢？怎样知道计划经济是有利于多数人而不是有利于少数人呢？这里民主问题绝不是形式问题而恰是有关于生产机关的所有权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和过渡时期，二者外表上是有好多相似之处的，鱼目可以混珠的，莠草可以乱苗的，我们必须知所辨别，辨别的标准在于：群众是否真正享有民主。
（六）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间确实是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那时此现在更穷困，虽然国有化和计划化还不及现在，但确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广大群众确实享有民主，现在俄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因为广大民众享受不到民主，经济上不能参加管理生产和订立计划，政治上丝毫没有自由，苏维埃也不存在了。现在俄国的国有化财产，其实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俄国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为官僚阶级利益而订立而施行的。
从旧资本主义的俄国到工人国家的俄国是经过突变，经过“震动世界十日”就够了；但从工人国家的俄国到新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则经过的俄国则经过渐变，经历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说，从一九二三年列宁病中开始，至一九三七年整代布尔什维克领袖被歼灭为止，才完成这个渐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官僚渐渐从群众仆从地位，转变为群众主人了，群众的生产管理权政治自由权渐渐被官僚剥夺去了。实行十月革命的整代干部渐渐退出了舞台，终于被人歼灭了，在此过程中，表面上是同一制度延续下去，是奉行同一马列主义，事实上是经历一次大革命，将那业已落于群众手中的财产夺去，交付于一个持权阶级手中，虽然这是新兴的特权阶级而不是旧的特权阶级。
我们眼见着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发展，以至于完成，但过去我们认为这不过十月革命创立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加强官僚化罢了，苏维埃官僚群，不过是一个集团，是无产阶级一部份，官僚化不过是机体中生了瘤，俄国仍是工人国家，不过深深的堕落了的。俄国政权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深深堕落罢了。我们这个认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我们过去虽也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我们注意的，仅是旧日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或乡村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资本家反革命，我们认为只有这两种反革命成功才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没有想到苏维埃官僚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资产阶级，就能代表一种资本主义。官僚从群众手中夺来的财产，却不许地主富农与资本家来染指，我们的错误是在于：仅仅注意国有化和计划化，而忽视群众的生产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
（七）
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有国有化，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国有化，因之又都有计划化，但广大群众也都没有生产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这些国家，与现在的俄国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但大同中有小异，首先起源不同，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经过一次反革命退化而成的，东欧诸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没有经过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战争和胜利条件之下造成的。其次，俄国国有化是一次没收地主和资本家财产的，是明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的。东欧诸国则仅仅是没收敌国财产和本国的“汉奸”财产，并非明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而是仅仅没收他们当中与敌国合作的一部份人的财产，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同时并存，依照竞争法则加上国家干涉，前者渐渐吞并后者，在这吞并之中，国家有时采取“赔偿”办法，即以股票或其他利益报酬原业主，让他们也能分沾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或加入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最后，俄国与东欧诸国比较，国力大小悬殊，东欧诸国，除南斯拉夫外，又是直接由俄国红军解放了的。因此，俄国和这些国家中间的关系，类似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中间的关系。
因为不同中有这些重要的小异，所以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人说，这个理论是中国创造流传到东欧去的，但这里我们并不争论发明权问题，我们只要指出：东欧通用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通用意义不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共同纲领起草时中共领袖甚至反对写入社会主义前途。但在东欧，这两种意义是并行不悖的，他们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同时自夸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过表示这些国家与俄国同属于一个类型罢了。“新民主主义”则表示这些国家毕竟有颇重要的几点与俄国不同，此外世界上若干先进国，例如日德意法美共产党领袖们也标榜新民主主义了，日共某中委为了主张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被开除党籍，这些先进国的新民主主义，不过表示要直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要像俄国当初那样经过无产阶级革命，那样从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倒退回来，而要同旧的资产阶级妥协，以“赔偿”办法让旧的资产阶级也能分沾国家资本主义利润，或加入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或是还要表示依赖俄国的军事保护，或政治领导哩！
俄国和东欧诸国形成一个国家集团，其中有主从的关系，也有平等的关系，其中也有些国家放弃了一部份的主权，但还未能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如果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为甚么还要保存国家界限呢？
我们看见每一个分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各国家资产阶级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还未能混合为一，因为他们中间是有利害冲突的，他们各自要独占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其中较强大的还要分沾对于外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正因为这个缘故，东欧诸国国家资产阶级毫无例外的都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迫于情势，只好让俄国国家资产阶级分一部分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另一派则拒绝这种分沾，要求完全独立，要求以对等资格同俄国资产阶级说话。这几年来东欧诸国国内政治纷扰就是从这里发生的，这种纷扰有个名称，叫做“铁托主义”。
铁托主义仅仅在南斯拉夫得到胜利，在其余东欧国家，则都受了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南斯拉夫并非俄国红军直接解放的，那里的国家资产阶级并非直接依靠俄国力量走上政权，其中独立派突然占据了优势。其余国家两派力量对比就完全相反了。但在那些国家里，铁托主义虽然受了严重打击，但并不消灭，因为要求独立，即要求独占那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本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天然倾向，反铁托主义的一派将来羽毛丰满了时，又会走上他们的敌派的道路的。
（八）
中国此时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严格分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绝不可混合，在现时阶段里，他们只许党员把社会主义当作远景，当作前途，不许他们当作目前任务来谈论。
这一点是与东欧诸国理论家们说的新民主主义不同的，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不同并非表示中国现时社会性质和东欧诸国社会性质不同，也并非表示中国意图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再去建设社会主义，更非表示中国要明白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不与之妥协，不采取“赔偿”办法让一部份民族资本家分沾国家资本主义利益或参加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亦非表示中国不依赖俄国军事保护和政治领导。这不同不过是表示，中国国家资本处于不同的统治地位，不仅不及俄国，而且不及东欧诸国罢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说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即所谓公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什么地位，但我们有关于一个地区的统计。去年解放后上海民族资本家组织的一个东北考察团回来报告，说东北工业，将抚顺，鞍山，本溪湖三大重工业城市除外，公营的对私营的之比是七比一，换成百分比就是八七·五比一二·五，如果把那三个城算在内，公营的百公比那要高得多，商业方面，公营的对私营的之比则是百分之五五比百分之四五五。总而言之，仅在东北范围内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即使不高于东欧诸国，也不会逊色的。
可惜关内没有这些统计。我们试从旧的资料来窥探一下。许滌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文中，根据民国三十三年的调查，有如下的统计：若将兵工及军需工业除外，中央政府，省政府，国营船行，及战区司令长官部所经营的公营工业实颇可观，冶炼业中公有资本超过民营资本百分之五十强，炼油业中超过百分之一三，棉纺业中超过百分之二三。其他部门，机器业中，公有资本占民营资本百分之七十，电气业中占百分之六二，造纸业中占百分之七二，水泥业中占百分之三七。至于酸碱业中的比重，公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八分之一，但化学工业的重镇实际上是在国家资本手中，某经营化学的兵工厂其规模超过民营化学工厂的总和而有余。但兵工生产是没有计算在这个统计之内的。如若通盘计算起来，公营资本比较集中在后方是高高地压倒私人资本的。就是退一步说，某个部门公营资本的总额纵然少于民营的，但公营资本比较集中，它的一个单位比较民营工业总是雄厚得多。
这是抗战中后方的情形。抗战胜利后，日本和汉奸经营的产业收归国有了，公营资本的比重自然更高得多。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就是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及文化事业各方面说明战后官僚资本发展情况的。他根据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经济周报的约略估计说：官营企业的资本已约占全部营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恐怕还不止此数！陈伯达也许夸大了一点，虽然他的估计很利于我们的结论。
解放前已经如此，解放后怎样呢？我们虽没有统计，但可以想到公营资本的比重是有增无减的，不仅过去公营的，现在仍旧公营，而且过去属于四大家族及其他官僚私有的，现在也被没收为公有了。我们试想想全国铁路毫无例外都归国有，重要矿山除少数尚未收回的外国资本家所有以外，也归国有，钢铁冶炼业几乎没有私人开办的大工厂，中纺公司的纺绽超出一切私营纱绽之总和，商业上贸易总公司和专业公司垄断一切重要贸易，金融上国家银行操纵一切，文化事业上，无论电影，新闻，出版，现在也都是公营资本占优势了。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就全国范围来看，公营经济占据了全体经济百分之六十以上。总之，这比重现在是不及俄国，也不及东欧诸国的。
公营经济，国有化，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重，我们认为已经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之基础。换句话说，此时就有可能实行国家资本合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一，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保存阶级私有制，而废除个人私有制了。不仅是可能而已，而且这样做是比旧式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地运用这集中化了的和社会化了的生产力的。
（九）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得很有限），很短时间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又到国营经济。中国新出现了金融资产阶级和国家资产阶级。既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于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诸根本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检讨了。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中国不仅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呢？这要看所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指的是甚么，依照一般的定义，一个国家完全丧失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立，就叫做殖民地，如以前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和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都是殖民地；一国家如果政治表面独立，但经济不能自主，受一个或几个强国所操纵，这操纵表现为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以及外国驻兵权等等的不平等条约，如第二次大战以前的中国、埃及、波斯等，就叫做半殖民地。但依照更广泛的定义，则凡在政治和经济有所依赖的国家，也都可以称做半殖民地。在后一定义之下，不仅过去的拉丁美洲诸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东欧诸国是西欧诸国的半殖民地，而且现在连法、意、荷、比诸老处于帝国主义国家也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了。现在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半殖民地的话，那就不是依照前面一般的定义，而是依照后面更广泛的定义说的。共产党的中国对于苏联的依赖，以及国民党后期的中国对于美国的依赖，都是一般的依赖，仿佛捷克之于俄国，法国之于美国，捷克和法国既然不能称为半殖民地，那么我们现在应当明白中国也就不应当称为半殖民地了。
中国既然不是半殖民地，那么所谓中国的民族独立表示甚么呢？中国已经同捷克和法国那样独立了，如果再要求独立，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求脱离俄国或美国两大国家集团而独立，而这是不可能的。此外就是要求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半封建社会呢？中国社会自然有许多“半封建的”或宁可说前资本主义的残余，障碍着生产力发展，以前的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肃清这些残余。但这些残余在中国社会早已不占优势了，而且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并驾齐驱了，中国并不是甚么半封建的社会，何况现在国家资产阶级愿意而且能够肃清这些残余。
肃清这些残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我们以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愈往东方走，资产阶级愈卑鄙，愈害怕劳动群众的直接行动，愈同封建残余密切结合，这个任务须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的。
我们这个认识并不错、因为事实证明，以前的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我们有了新的资产阶级，它能暂时和缓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它能用新的方式相当发展生产力，它无需要保存和结合封建残余，反而需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承继其全部遗产。换一句话说，它能实行它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在其历史意义上说，一方面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一方面是解放农民。这两种意义，过去是不可以分离的，历史上土地改革有法国革命式和俄国革命式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形态。前者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它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农民，依照自己模型改造农民，使农村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以配合城市经济。后者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它不仅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而且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它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农民，但依照自己模型改造农民，即使农民成为小的资本家，而使农村经济配合于整个过渡时期经济，渐渐使农民同化于工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二者都是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解放了农民。自然这里说的是列宁当权时代的俄国，不是后来的俄国。后来的俄国同化于工人了，但不过与工人同受国家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罢了。
现在中国，我们眼前进行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这个任务已算达到了，老解放区不用说，即在新解放区而未曾分配土地的，地主阶级已是消灭定了。公粮和农业税足够吸收地主的流动资产而有余。对这已在消灭的古老阶级，我们当然毫无惋惜，而且要催促它早点消灭干净。
但这古老阶级的遗产是谁继承了去呢？是农民么？不是！是国家！它的流动资产与公粮和农业税形式流入国库，它的土地或已分给农民，或将分给农民，但农民也要缴纳公粮和农业税，农民经年劳动所得，过去要缴纳一部份给地主，另一部份给国家，剩下的不够一家衣食。以后农民无需要缴纳给地主了，但它缴纳给国家的，将同以前缴纳给地主和国家两项之和一般多。有时还更多些，农民以前佃种地主的土地，现在，不过土地换了主人吧了。现在农民佃种国家的土地，过去缴纳给地主的地租现在改变了形式而缴纳给国家。
不久之后又要实行集体化了，土地要集中使用，农业要工业化，那时农民更明显是雇用劳动者，同工人一样了。
中国此次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既不能同法国革命后那样自由开发他的小块土地，又不能同俄国革命后那样跟着工人做国家主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消灭了，但中国农民得不到解放。
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毕竟是消灭了的，跟着封建的剥削方法也要消灭的。从今以后，中国社会就更纯粹带着资本主义性质了。因此中国革命性质更加简单化了。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更加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
（十）
中国生产力发展受了种种障碍虽发展得很迟缓，前资本主义的残余虽保存的很多，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历一切阶段了。
如果放开旧社会的商业不算，那么从海通以后，中国就发展了商业资本主义。如果放开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办的工业不算，那么从第一次大战起中国就发展了工业资本主义，国民党执政后期，以备战和抗战为籍口，豪门集中了生产，从此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
后期北洋军阀政权和前国民党政权代表了工商业资本阶级，即民族资本阶级；后期国民党政权代表金融资本主义；现在共产政权则代表国家资产阶级。中国发展了金融资本主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做政权主角了。它只有依附在金融资产阶级翼下或国家资产阶级翼下分沾政权余沥。它一方面以国民党、民主派、青年党、民社党为代表拥护国民党政权，他方面以民革、民盟、民建等代表拥护中共政权，中国现在只有金融资产阶级和国家资产阶级能竞争政权，其余的资产阶级只能追随罢了。金融资产阶级失败了，它的政权已经缩小在台湾一省及沿海几个岛屿，它很难到大陆来恢复政权，它的残余力量，有被消灭的可能。但它有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为靠山，没落的资产阶级，凡不满于新政权的，又寄托希望于它，劳动群众中不觉悟的分子亦然，但觉悟的是反对它的，而且应当反对那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恢复政权。
以上列举的党派，代表的是各派资产阶级利益，这是容易明白的。但何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是代表一派资产阶级利益？这点必须加以说明。
中国共产党，当它创立的时候，当它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候，当它初到农村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政权时候，无论它犯了何等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它总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党，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向资产阶级斗争。到了全部或最大部份力量从城市撤退到乡村去以后，共产党至少也是代表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党，决不是也不能代表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已经找到了国民党为其合宜的代表人，而且深恶痛绝共产党。可是日本占领东北了，国难开始了，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日本以东北为殖民地，加紧开发剥削东北贱价劳动，没收资本家全部财产，同时也投放若干资本于东北，短时间使得那里的生产力增加了好多倍，但日本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去开发东北的，那里重要的生产集中在日本国家手里，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合而为一。东北不啻一个大托辣斯，属于日本国家所有。虽然日本国家本身是三进三菱及其他金融巨头所有，他方面中国本身在备战籍口下也把生产集中起来，也从工业资本主义走上金融资本主义。生产虽然是集中在四大家族之手中，但因没有遇着甚么大抵抗，这些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了，太顺利了，短时间超过了先进国好多年的工作。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此集中的生产，究竟采取金融资本主义方式更有利呢？还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呢？四大家族当然采取金融资本主义方式，可是他们已不得不超出一般金融资本以外，而采取若干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施了。由此可见，金融资本主义并非最好的方式，四大家族以外必然有人主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
中国共产党此时长征到了陕北，定居下来，有时间考虑一切根本的问题。俄国一九二三年开始的转变过程，此时也已告一段落了。中国共产党不是第三国际属下的党么？第三国际不是叫各国共产党向俄国党看齐么？俄国制度已经事实证明比金融资本主义更加有效力去处理高度集中化的生产的。为甚么不可以采取这个制度在战争胜利后的统一的中国呢？共产党领袖考虑结果，决心走上这条道路，于是他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于是他们以自己和党为核心，开始形成一个国家资产阶级。
在此次内战中，国民党为甚么会失败，共产党为甚么会胜利，解释的人很多，但都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我们则认为这次战争结果恰好说明了：在如此集中化的情形下，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毕竟是优越于金融资本主义方式的。
（十一）
国家资产阶级既然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它在历史上是否有客观的进步的作用呢？
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一般说，自然有客观的进步作用，可是社会发展已经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此时若以牺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代价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没有甚么进步作用了。
国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产阶级的作用，恰同金融资产阶级的作用，大生产吞并小生产，托辣斯把散碎的生产集中起来，垄断代替了竞争，部分的计划代替了全盘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全国的生产集中于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国家资产阶级）手中，这并不是进步作用，但它究竟是替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是成功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且是在金融资本主义较不发展的国家成功的，所以打破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以后，革命面前摆着更困难的问题，即如何将碎散的生产集中起来。这问题加重了革命的危机，最后葬送了革命。
但若革命成功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则如何集中生产的问题，大体上已在革命以前解决了，如何打破旧国家而建立新国家的问题，那时也许比以前更难解决些，但一经解决之后，革命就很顺利了，此时只消宣布那集体的收归国有的财产真正属于劳动群众所有就够了，即只消真正施行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就够了。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同机器相比，机器是帮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它使许多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失业、饿死，它又使在业工人流血流汗而不够温饱，但机器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能使社会向前进步。过去有一个时期，工人迁怒机器，工人运动为打破机器，只要从资本主义手里将机器夺过来。同样我们现在也不要反对和阻碍国家资产阶级进行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只要从国家资产阶级手里将国有化的财产和计划化的经济夺取过来，宣布真正属于劳动群众所有就够了。
社会主义革命仿佛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被击败倒地，并不会死，他得到地气又活起来，而且力量更大。这就是我们对前途抱乐观的理由。
（十二）
姑且假定世界第三次大战暂时不会发生，世界革命暂时不会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继续处于不觉悟和无力量的状态，而国家资本主义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但那时农民渐渐无产阶级化了，而城市无产阶级数量增多，素质提高，生活更加集中，意识更加明确，我们就将在更高一层的历史平面上提出革命的问题。那时矛盾更加尖锐，而难于和缓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为此前途而准备着，同时也不可放弃每一个革命的机会。
一九五零年三月
文史研究会丛书之二
国家资本主义论
著者：于凤
出版者：文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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