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革命问题漫谈
穆德（郑超麟）
（一）
我们这里所谈的革命问题，历史性的多于现实性的，理论性的多于实践性的，而且范围限于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虽然如此，革命的理论仍是革命行动指导，所以即使是历史性的探讨，它对于未来革命的发展，仍有无比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应当弄明白：革命以什么为目的？
革命乃是历史发展从较底的社会制度转到较高的社会制度去时不能不通过的关头，人类历史发展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的阶段，人类社会就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应；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在经济基础上又建立了政治，法笔，宗教，思想种种筑物；经济基础和若干上层筑物构成了社会制度。初时社会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是能促成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可是生产力愈加向前发展，这种相适应状态就渐渐低减，社会制度就渐渐不能促成生产力发展，反而要妨碍生产力发展了。结果社会关系成了生产力底桎梏，二者中间发生斗争，最后生产力冲破这个桎梏，而飞跃起来，它毁弃了旧的社会制度而创立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革命。生产力再向前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又渐渐变旧了，渐渐变为桎梏了，那时又要来一次革命。如此类推。在人底关系上看来，则革命首先表现在社会阶级底升沉。在旧社会制度下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被推翻了，而旧时一个或数个被支配的阶级起来在新社会制度下占据支配地位。平时的阶级斗争在革命时发展到了最高峰，到了决胜负的阶段。这是公开的使用暴力的残酷的决生死的斗争，然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代历史上我们看见了好多次的革命，从16世纪的荷兰独立到不久之前的西班牙革命。但按照性质，我们可以把近代诸次革命大体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类，前者是毁弃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后者则是毁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前者推送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人，后者则先推送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人，再渐渐废除社会一切阶级区分。
一个国家完成了上述性质的一种革命之后，有时还补充以一次或几次较小的革命，例如法国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这种革命并非要变更社会制度，而只要改善此社会制度，并非要推翻支配阶级，而只要拿其中这个阶层去代替那个阶层。这样的革命意义比较小些，往往被称为「政治的革命」，以别于上述的「社会的革命」。
由此可见，革命乃是以根本变更社会制度为目的的。即使是政治的革命，也须是在这个国家已经成功了社会的革命之后，即根本变更了社会制度之后才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应当弄明白革命是谁做的事情？
革命不是若干英雄伟人底事业，而是广大群众底事业。革命和非革命是有明显区别的，即在非革命之时，国家命运是操持在若干所谓政治家手里的，他们有些称为帝、王、首相、大臣、将军，有些称为总统、总理、部长、议员或大政党领袖，总之，他们是那些自命为奉神意或民意来治理国家的人；在革命之时，则是广大群众直接干涉国家大事，群众以其集体的行动把国家底最高权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时然也有政治家，也有代表群众施行这个最高权力的人，但他们简单奉行群众底意志，一不称职即能为群众所罢免而立即有其它的代表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所以，如果广大群众站在局外，仅由若干政治家从上而下施行种种改革，不论这些政治家如何贤明，改革得如何好，如何有成效，仍不能称为革命，至少不是我们所说的革命。
上面所说的广大群众自然包含军队在内，但并非仅指军队而言，不论军队数量如何多。有组织有武装的军队在长官命令之下直接干涉国家大事，是历史上常见的事情，这些长官自称此事为革命，他人也有称之为革命的，但这种军事行动若非更广大更深刻的群众行动一部份，与真正群众行动相辅而行，仍不能称为革命。所谓真正群众行动，就是在社会生产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阶级底群众行动。
最后，我们又应当弄明白革命用的是什么手段？
革命虽不排斥和平手段，但决不避免必要的暴力手段，虽志在建设，但决不避免破坏。和平的，不流血的，纯粹建设的「革命」，是不能称为革命的。革命本是社会发展底「突变」，是「渐变」积累到了限度而不得不飞跃的。「革命」本身就含有「暴力」「破坏」「牺牲」「流血」种种意义在内。非破坏不能建设，而在突变当中的破坏自然带着震撼的暴力的性质。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给革命一个明白的界说：
革命乃是广大群众以暴力的行动，直接干涉国家大事，为了破坏或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
根据这个界说，则凡为了保持旧社会制度而做的事情当然不能冒称革命，凡非广大群众行动而只靠那些职业的政治家或纯粹的军队而做的事情当然不能冒称革命，凡排斥暴力，反对破坏，标榜和平建设而做的事情也当然不能冒称革命。
（二）
革命底一般界说，我们知道了，但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的革命问题。而是特殊的革命问题，即中国革命问题。除此一般界说之外，中国革命还有什么特殊问题么？
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我们首先要注意中国革命底一般性。
我们首先要说：严格说来，已没有什么「中国革命」了，有的仅是「世界革命发生于中国的部份」。
世界革命同世界战争一般，都是从20世纪初年起才发为事实而提出于人类重大议事日程之中的。20世纪以前，我们没有世界战争，只有「民族的」战争，即若干国家之间相互的战争，那时还不能说「和平不可分割」的话。同样，那时我们也没有世界革命，只有「民族的」革命，即以一个「民族国家」为范围的革命。为什么到了20世纪初期忽然有世界战争（1914年）和世界革命（1917年）呢？因为在此以前不久，资本主义已从商业的和工业的阶段进于财政的阶段了，即进于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主要是民族的，即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其活动范围的；这个活动范围相当足够，而且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底发展。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则主要是世界的或国际的，因为它不能以「民族国家」为其活动范围了；社会生产力比前大大发展，「民族国家」这个壳已经容纳不住它，它要冲破这个框壳，它要求以整个世界做它的活动范围。世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各重要部份，无论相隔如何遥远，相互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几几乎形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都要影响世界各部份，都要成为世界的国际的：何况像战争和革命那么头等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所以发生于20世纪的原因。从此以后凡战争和革命都或多或少带着世界的性质了。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变成如此之小了，不仅各部份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互相纠结不能分离，而且就交通方面来说，两对跖点间电报电话瞬息可通，飞机来往二五天内可以达到，轮船火车可通之处也不过需要二星期上下。我们试拿这个情形同中国古时战国时代比较来看，我们试想从燕国至楚国需要多少日子呢，从齐国至秦国又需要多少日子呢？那时各国间经济差异和政治联系又是怎样呢？但我们的祖先那时已经觉悟七国分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统一起来。这就立下中国二千多年统一基础。但不说古代史，仅说现代史罢，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我们试想中国政治上已是统一的了，但各部份经济差异怎样？从广州到北京陆行兼舟行又需要多少日子？比起现在世界来，我们百年前的中国毕竟大得多了。可是中国，不仅现在，而且百年以前，凡有战争和革命、多半是全国性质，很少能限制于一省或一府范围之内。
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不能有「中国革命」，正如在中国范围之内不能有——譬如说——「安徽革命」一般。事实上，在某几方面说来，中国各省间的联系还没有世界各国间的联系那般密切哩。「安徽革命」，在某种情形下还是可以说的，例如辛亥那一年，我们可以说安庆，芜湖，大通各地新军如何反正，事前省内各志士如何准备和牺牲，事后又如何互相冲突和残杀，等等。但那只是「中国革命发生于安徽的部份」，我们可不能提什么「安徽革命底性质」「安徽革命底阶级动力」「安徽革命底特殊前途」等等问题来讨论。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个部份」，——这话，说的人很多，我们也可以说这话，可是我们说时，了解的意义是近似于「安徽革命是中国革命一个部份」那句话底意义，亦即是「世界革命发生于中国的部份」那句话底意义。
「中国革命」首先受决定于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已含有种种特殊意义了：首先，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底革命，此时「民族国家」已从进步的因素变为反动的因素，即变为生产力底桎梏了，生产力起来反抗「民族国家」疆界底束缚，要冲破这个束缚，而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这个冲破国界的倾向是客观的，是进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帮助和促进这个倾向底发展，使之能更迅速实现出来；反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遏阻甚至消灭这个倾向。凡说什么「奥塔塞」（Autarchie），什么「自给自足」，什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以及凡主张民族主义，奉之为最高原则的，都是这种反革命势力，为了维持现在的生产关系以障碍生产力发展的。
其次，此时私有财产制也已经从进步的因素变为反动的因素了。私有财产制在历史上曾起进步的作用，资本主义私产制是私有财产制底一种，当初反对封建私产制而代替其位置时候，也曾发挥它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的。可是现在不仅资本主义私产制应当推翻，任何私产制也应当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应当是生产机关公有制，凡土地、工厂、矿山、银行、大公司、以及一切交通机关都应当属于社会公有，而不能操在私人手中。这个打破私产制的倾向也是客观的、是进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帮助和促进这个倾向底发展，使之能更迅速实现出来；反革命也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遏阻甚至消灭这个倾向。
以上冲破国界和打破私产制这两种倾向是如此之有力，以致反革命虽然占据了上风，主观的帮助和促进力量虽然惨遭失败，而这两种倾向仍然向前进行，反革命仍然不能抹煞它们，不能不想法敷衍它们。世界大战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民族国家疆界已经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至如此程度，非冲破不可？现在，美国和苏联底斗争又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美国一国或南北美两洲已经不够做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力活动范围了，非要求远东和欧洲受它支配不可？而苏联一国也已经不够做「社会主义」生产力活动范围了，非要求东欧西亚诸小国和蒙古新疆朝鲜北非受它支配不可？现在，所有诸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宣布将银行及重工业收归国有，又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这些生产机关继续操在私人手里，社会，国家便无法维持下去？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航空公司，世界……等等底计划，以及「天下一家」思想底散播，——这样固然是美国资本主义图谋统治全世界用的手段，但也可证明国家分立的旧世界已经不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了。
但是，要实行天下一家，必须先推翻资本主义；要将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也必须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就是革命了，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去代替它。
所以，最后，世界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乃是新生产力底代表者，即是那在资本主义底下发展起来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生产力底代表者；无产阶级必须由现在的被统治的阶级构成为统治的阶级，然后才能打破资本主义财产制，以及一般私有财产制，而代替以公产制，即社会公有一切生产机关，然后才能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统一全世界，实行天下一家，然后才能渐渐地消灭阶级区分，以至消灭国家——这个压迫机关——本身，而使全人类过着公产大同生活。
以上，国际主义（冲破国界），生产机关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世界革命底二个特殊点，与20世纪以前历次的革命不同的。
我们说中国革命受世界革命所决定，意思是说中国革命也是含有上述三个特殊点，或宁可说：中国革命也是要实现上述世界革命三个要求的，即中国革命必须冲破国界，必须打破私有，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能不是这样呢？难道现在全世界生产力要求冲破国家界限时候，在世界上占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国能够把它的革命限制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范围内么？能够单独建立一个自足的「中华人民共和平国」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么？
（三）
我们这里分析的中国革命，只关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因为我们必须剖析当时的社会和阶级性质，才会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本质。
我们说：中国革命受世界革命所决定。但这话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本身没有特殊性，或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对于中国革命毫无作用。恰好相反，我们比别的人更加重视这个特殊性底作用，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主要是从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得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求我们认识「一般」和「特殊」底意义及其中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固然必须知道他的生平，他的家世，他的交游，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等等，如有可能还须亲自同他交际，但这并不妨害我们预先判断：他总有一日要死去的，他非吃饭，穿衣，睡眠不能维持生活……等等为人类一般所共有的通性。我们也重视而且研究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但结论与别的人不同。我们研究结果认为：就中国历史特殊的发展来说，现在也是非冲破国界，打破私产制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出路的。
这里当然没有位置让我们详细分析中国特殊的发展史，但完全不谈起也是不行的。我们拣最重要的一点来说一说。
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特殊性，与西欧历史发展不同的呢？——我们仅仅拿中国同西欧相比较，而不拿来同其它国家相比较，因为向来谈中国特殊性的人，不多都是拿来同西欧历史发展相比较的。此外，我们拿来比较的，又只是西欧近代史，至多中古史，而不牵涉古代史。总之，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中国革命来说，我们注意比较的主要是：西欧以前封建社会是怎样，这社会是怎样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以前封建社会又是怎样，又怎样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社会的。──那么究竟西欧诸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共同点，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没有的呢？
西欧诸国，从意大利到北日耳曼，从波兰到英吉利，自十世纪起，就先后发生了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市民依照职业组成行会，各行会选举市长，成立「市府」（Commue），武装起来，与当时的国王，公，侯，及一般封建地主不断斗争。斗争有胜，有败，但「市府」力量渐渐扩大，渐渐占据重要位置，直至成为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底堡垒，最后资产阶级靠此堡垒推翻了封建地主权力而代为社会主人。返观中国，则我们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这个「市府」因素。这话并不是说：中国古时没有城市。城市是有的，而且很大，在国家生活中占据很重要位置。但中国大城市都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中心，大多是适应于政治的和军事的需要而发生而兴盛起来的。适应商业的和手工业的需要而发生的城市，中国也有，重要的职业也已组成了行会，但各行会尚未曾发展到能够选举市长，成立「市府」，自备武装，同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吏或所谓封建地主进行斗争。我们在二十五史和十通里面仔细寻觅，也许能够发现旧中国曾有工商业城市，其中行会曾经成立「市府」，实行自治，与封建政权斗争，而且获得胜利了的。但即使觅到这种「市府」，在中国广大的领域和久长的历史中也不过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决不能算为历史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
中国和西欧发展上这个差异点是很重要的。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你说它是封建的也好，是前资本主义的也好，总要记得它与西欧封建主义社会有这一点不同，即缺乏「市府」因素。因此西欧旧社会是地主、农民和市民三个阶级底相互斗争，而中国旧社会则只有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相互斗争。地主和农民两阶级斗争的社会是纯粹封建的农业的社会，这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农民虽是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被剥削被支配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但并不代表进步原则，并不代表一种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好多次普遍暴动起来，不靠城市阶级领导和赞助，居然能够推翻地主底全国政权，这是欧洲历史所未曾有的。结果怎样呢？农民曾经建立一个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社会么？没有！农民自己的政权曾维持一个长久的时期么？也没有！旧地主底某部份残余或从富农出身的新地主，不久就篡夺了政权，而重新建立一个依靠在剥削农民之上的封建社会。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如果没有新因素或阶级来参加中国历史发展，恐怕再过几千年仍是不能脱离这种走马灯图式的。
大家都能说：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封建社会是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倘若其中没有代表更高的生产力的阶级，即其中自然发生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人倘若没有组织为和自觉的一个阶级，没有团结商业雇员和手工业工人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地主和农民鼎足而立。西欧社会恰好有这样一个市民阶级，它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进行了无量数次的斗争，不断扩大了物质的势力，锻炼和发展了精神和思想，到了十六世纪适逢美洲的发现和世界底周航，又开辟了海外市场，更增加了它的力量，最后它推翻了封建地主权力而建立一个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社会。它取得了这个地位，然后才有科学的和艺术的发明，才有蒸汽机，纺织机，总之才有产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突然飞跃起来，以至于今日的状态。
有人要问：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能有一个市民阶级，而中国及其它国家封建社会则没有这个阶级呢？这个问题类似于另一问题，即：为什么英国能够发明蒸汽机，能开始产业革命，而同时其它国家及异时代与英国一般发展工商业的国家则不能够呢？记得拉狄克曾回答后一问题，说是出于种种机缘底巧合，带有一种偶然的性质。但是西欧市民阶级既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和斗争，那时在社会生活上又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则从利用人力，兽力及其它自然力，走到利用蒸汽机，即使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这机会也容易遇到的。西欧封建社会有如此普遍如此久长如此有力的市民阶级存在和斗争，确是出于种种机缘底巧合，为其它国家历史所难于遇见的。让历史家去解释原因罢，我们这里是要确定事实，而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西欧那种组织为「市府」的市民阶级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
西欧，地主阶级和市民阶级分别得很清楚。地主财富表现为土地，而市民财富表现为资本。依照封建法律，非贵族不能领有土地，而贵族地主则不屑经营工商业的。如此，地主和市民不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是两个不同的「等级」（les etais），即在国家法律上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市民阶级底斗争首先是为了要求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与贵族平等，亦即要求废除等级制。近代民主斗争和议会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市民所用的武器；共和国不是别的，正是「市府」底扩大，正是依照「市府」模型而建立的全国政治形式。中国未曾有过共和国，未曾有过民主斗争和议会制度，正是因为中国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主人未曾组织为有自觉的阶级呀！
但他方面，中国正因为工商业主人未曾构成独立的阶级而依附于地主阶级原故，所以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分，工商业主人可以领有土地，而地主亦不以经营工商业为耻，以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渐被那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所侵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渐占据了优势，土地久已可以自由卖买了，农奴制度久已废除了，成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对象的那些封建特权只有很少数留存下来，而留存的，与其说是出于保守的封建地主力量，宁可说是为了适应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国资本主义底需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象显然是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不同的。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造成了贩买洋货的商人，即所谓「买办阶级」；在它领导之下，中国工商业主人也已组织为有自觉的阶级了，各城镇商会相当于西欧底「市府」，商会会长也相当于「市长」，抗税，罢市等行动相当于市民阶级底日常斗争，最后辛亥革命和北伐完成也相当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欧不同的，归纳几个要点如下：
一、中国有组织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历史很短，它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底产物，与帝国主义结了不解缘。
二、反之，中国资本主义很早侵蚀了封建经济底基础，无须帝国主义进来，商品经济就已在城市和乡村占据优势，帝国主义更加助长这个优势，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结了不解缘。
三、中国过去历史上只有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斗争，没有城市阶级来领导农民斗争，以致社会没有出路。
四、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不仅有了资产阶级，而且从1927年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已经获得政权，但是中国民族尚未曾独立，中国土地问题尚未曾解决。
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这两个任务：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但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因为据以上归纳的诸特殊点看来，它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也不能彻底反对地主阶级，惟有无产阶级能负起这个解决责任。可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民族一经独立，即一经从帝国主义求得解放以后，就要与其它的无产阶级国家联合而冲破原来的中国疆界了；土地一经改革，即一经剥夺地主所有权之后，也就要宣布为公有，观念仅能使用土地而不能视土地为私产制了；而这一切又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实现的。所以无论就世界革命时代前提说，或就中国历史发展特性说，中国革命都须实现那冲破国界，打破私产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三个要求的，即都必须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四）
以上的中国革命观，即把中国革命定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乃是托派独有的革命观，与其它党派所主张的不同。其它党派虽然各有各的革命观，但它们中间有个共同点，即它们一致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当然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后造成的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认为与先进国历史相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单独领导，须由无产阶级参加领导，但革命后造成的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社会」。至于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怎样呢？则共产党理论家有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不过是革命底「第一阶段」，将来要发展到「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时就可以造成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先来检讨国民党底革命观。我们刚才说国民党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为了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党理论家听到了一定会起来抗议，他们说，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全民的革命，或国民革命，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全体国民来领导革命的，而不是代表什么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后，则国民党要建立的是三民主义的中国，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固然是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底要求，但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呀！
什么叫做「全民的」呢？照马克思主义说，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分化为阶级，各阶级间互相斗争，只有阶级的利益可言，而没有什么全民的利益可言，说到革命，则尤其只有阶级的而没有什么全民的。中国革命也是如此。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首先是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束缚，如何消灭过去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把生产力解放出来。这首先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倘若中国革命仅限于此，则此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不是什么「全民」性的。但如我们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必然要不断发展下去，直至于推翻资本主义本身，那时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性的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只有阶级的革命，而没有「全民的」革命。
国民党自始至终不承认它代表资产阶级。但这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历史上有个资产阶级政党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么？没有！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自认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至于资产阶级政党，则古今中外都是自认为代表全体人类或全体国民利益的，都是否认代表某一特定阶级利益的。在以前，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确有资产阶级政党除了代表一阶级底利益以外，兼能代表所有受封建制度压迫剥削的阶级底利益。但国民党出现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已经到衰落时代了，此时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觉，晓得提出自己的阶级利益去对抗资产阶级利益，那么国民党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了。
所谓三民主义，彻头彻尾是资本主义底要求。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不用说；民生主义即使能够实现，充其量也不过「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二项而已。仅仅节制资本而非消灭资本，仅仅平均地权而非国有土地，那么仍旧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国民党所理想的大同社会如果仍是三民主义的，那么它的理想就未曾超出资本主义范围，——何况这还不是国民党能够实现的理想。
国民党底革命观，无论自己说的如何好听，翻成马克思主义语言之后，就只有「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简单的意义了。这本是各先进国资产阶级底革命观，国民党照抄来罢了。但除了俄国以外，各先进国都曾实现这个革命观，至于中国，刚同俄国一样，这个革命观是不能实现的。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得到成功，是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历史上，各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发生于和完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那时资本主义还有活力，还有前途，还有进步意义，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团结，还没有明白的阶级自觉，只能赞助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便在资本主义底下积聚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用。到了俄国就不然了。20世纪初年俄国革命，照历史模拟说，虽属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此时已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衰落时代，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俄国无产阶级已能团结，有自觉，可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了，资产阶级遂退缩，害怕，不敢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他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投了许多资本在土地上，反对农民占有土地，因之宁愿与地主阶级联合去压迫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中心任务，所以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于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权遂落于无产阶级肩上了。
中国革命时代处的更晚，不仅在世界战争以后，而且在世界革命第一潮以后，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成立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也已能团结，有自觉了，1925-27年历史就是证据。中国资产阶级也退缩，害怕，不敢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他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任务，除了土地改革之外，还有民族独立，但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投资于土地，与地主结不解缘，而且受帝国主义卵翼，仰帝国主义鼻息，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不能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于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权也不能不落于无产阶级肩上了。
其次，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中顺带完成。
最后，因为中国革命后再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只能同世界革命合流以建立社会主义了。
但这两个问题，不仅关涉于国民党革命观批评，而且关涉于共产党革命观批评，我们留待下面再说。
总之，姑假定国民党是要革命的，是要把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强国如美，英，及战前德，法，意，日诸国一样的，但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容许中国实现这种革命了。实际上，国民党再也不想到什么革命问题对外，它只想如何让中国适应于美国财政资本之需要；对内，它只想如何保持现存的土地制度；如何继续一党专政，如何剥夺人民所有的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它已经变为革命底对象了。
（五）
共产党在理论上借毛泽东底笔明白写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个阶段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至于完成以后，则「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同上）
以上征引的两段话，需要加以说明。共产党，或至少毛泽东一派，对于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敢同托派一样坚决断定：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认为资产阶级有领导可能：「如能尽此责任」。资产阶级既然兼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则理论上，在未来「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之中，也是能占据一个位置的。实践上，则共产党要求参加国民党政府，服从国民党领袖，信奉国民党主义，简直是承应资产阶级底革命领导权。但我们仅仅指出这一，关于领导权问题，上面已经说够了，不必再讨论下去。至于革命后的社会，则既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了。以后我们还要分析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如某些共产党员所坦然承认的。
首先我们要反驳的是共产党底「两段革命论」。毛泽东在上引书中有一专章替这个理论辩护而反对所谓「一次革命论」。他认为「一次革命论」有「恶意的」和「无恶意的」两种，前者是国民党中人，他们认为「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三民主义并不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并不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在内。此外，毛泽东这里反驳国民党中人的话，自有国民党中人去答复，我们对此没有兴趣。反之，他反对「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的话，则值得抄在下面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们，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我们不知道，所谓「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究竟是怎样说的？托派也是反对「两段革命论」的，但托派不是主张「一次革命论」，而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应用到中国具体条件，就是说：中国革命无论怎样开始的，若非不断发展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便不能完成。在这革命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不仅「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且不容横插所谓「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国未曾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不能单独在一定时间预先完成的，而必须与另一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合并完成。换一句话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为什么革命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呢？为什么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呢？毛泽东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仅仅提出来作为无需证明的命题。事实上，同另一命题：资产阶级革命必归资产阶级领导——一般，这个命也不是超历史的法则，而是受历史所决定的，即是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是真的，在其它历史条件之下则不是真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之下则决不是真的。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归资产阶级领导。孟什维克派把这个事实当作超历史的法则，因此主张俄国革命应归资产阶级领导，因此将无产阶级夺来的政权送给资产阶级，若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派出来主张俄国革命应归无产阶级领导，恐怕1917年就没有成功希望了。与此同样，以前的革命确是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的，确是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的，可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起，情形就变了。试拿这个革命来说，它曾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么？没有。它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么？不是。
1917年俄国革命经过是这样的：二月，无产阶级和兵士暴动起来，推翻帝制，把政权交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里；乡村农民响应城市运动，起来与地主阶级斗争；但从二月至十月，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也未曾解决；这八个月中，革命深入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权在不断动荡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无一刻稳定；十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城市从工人监督生产迅速发展为没收资本家一切产业，在乡村从农民全体反地主的斗争迅速发展为贫农反富农的斗争，结果解决了土地问题。如果仅从政权推移一点来决定革命性质，那么1917年革命是分为两个阶段，确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经过八个月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但一般说来，革命性质不是用政权推移来决定的，而是用任务解决来决定的，共产党一向是如此决定革命性质，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非完成于十月以前，而是完成于十月以后，即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而此革命（主要土地问题），即使不是完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机关公有制）以后，至少也是同时完成的。如此一来，革命就不可分为两个阶段了，就不是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了，而是互相纠缠，互相依赖的。总之，这个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不能横插以什么「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俄国革命如此，中国革命更可知了。以政权推移来说，中国资产阶级至迟于北伐成功之后，就完全掌握政权了；以任务解决来说，则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不仅不能由资产阶级来解决，而且不能由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范围内来解决。无产阶级要解决这些任务，不仅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二者是同样意思），而且必须同时，甚至更早些，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财产权，宣布土地公有制，与其它无产阶级国家联合等等。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不是由一个革命至另一个革命，而是两个革命互相纠缠，互相依赖，至于不能分离。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可言的。
需要说得更明白些么？那么我们试仔细考察中国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所谓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我们所谓民族独立，并非形式上独立之意，并非如中日战争之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列为世界五强之一或四强之一之意，亦非脱离日本压迫而独立随即成为美国附庸之意。真正的民族独立乃是脱离全世界帝国主义束缚之意。但是中国不比其它的殖民地，中国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底安全活瓣，其它殖民地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还能存在，中国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就要受致命伤，非出全力压迫不可。如此庞大的任务，不仅资产阶级不能担负，中国一国无产阶级也难于担负的，必须依靠世界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本身带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以此加入世界革命为其一部份。
我们所谓土地革命，也非同先进国一样仅仅反对封建地主之意。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结了不解缘，不仅不会援助农民反对地主，而且要援助地主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本身，此革命发展必须至于乡村贫农占用富农土地和城市工人剥夺资本家工厂时候，才能成功。可是这个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必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
反驳了「两段革命论」之后，共产党革命观其它诸点就容易批评了。
共产党幻想资产阶级能领导或参加领导中国革命，——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之后须经过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就理论上谈中国革命问题，已经很充分了，但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是夺取了政权，使革命获得胜利么，如何解释错误的革命观点竟能取得革命胜利，这问题我们将继续谈下去。
（原载《新旗》杂志第1至第4期，作者后来作了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