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反对派

　　在狱中不过四十日，出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汽车在龙华路上行驶时，两旁已看不见桃花了，一片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色。回忆被捕以前，上海都市里还没有什么春意，马路两旁人行道树上也未长出叶子。我们在龙华狱中望不见树，院里的草可怜得很，清明时节曾见看守兵手拿一枝桃花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知道现在是春天，但想不到此时外面如此春深。到上海，热闹的市街和扰攘的人群也给我以向来没有的印象。
　　但另有一种变化，更在时序变化之上。尹宽来新旅社看我们。
　　三月十八日，他本约好来我们家里打牌；不知是为了忘记，还是为了有事，他没有来，侥幸逃脱马玉夫的命运。我们都在称赞他好运。寒喧之后，他拿出一卷油印的纸头来。那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内的。［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尹宽不是在我们刚出狱时送反对派文件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搬了家之后才送给我们的。——作者校阅时新注］这文章印得很坏，但比中央秘书处精印的，瞿秋白精译的第三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得对不对。后来看见彭述之和汪泽楷，知道他们已经见过这种油印的东西；从他们那里又知道陈独秀也见过这种东西。都是尹宽拿给他们看的，尹宽则是从山东同志王平一那里得来。王平一新从莫斯科回来，尹宽曾带我去见他，但没有说什么话。
　　此后，我一连看了几篇油印的东西，还有一二期《我们的话》。
　　尹宽并未曾叮咛我守秘密，他拿东西来，我看，蔡振德也看，马玉夫也看。我新从狱中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党内已经有反对派组织，更不知道中央对这组织的态度。我以为同志间传观托洛茨基文章乃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黄文容来看我，我问他：“中央对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有什么答辩没有？”他反问我：“你从何处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我说：“看过油印的文章。”他又问：“从那里看到这种文章？”我想了一下，就说：“尹宽给我看的。”过几天，尹宽走来同我吵，因为黄文容回去报告之后，中央就追问尹宽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道了歉，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情如此严重。”从此，中央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未曾发表。后来，当他完全接受左派反对派主张以后，刘仁静竟根据这篇文章来攻击他。刘仁静似乎自己未曾看见这篇文章，而是间接从尹宽方面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以及其中的结论。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究竟有什么主张呢？这里为回忆录性质所限制，我不能把这主张完全写出来，即使写个粗枝大叶也是很难能的，因为牵涉的范围太宽广。我们后来曾将托洛茨基那几年写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章汇印为两本书出版，名《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和第二集，好多年后又出一本第三集。他的主张都在这三本书里面。此外，三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其中有一章专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应用，那里就写下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可是这里完全不提这个主张也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注意政治和革命的青年人，或多或少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是在四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则没有他们前一辈人的幸运，他们甚至没有听过托洛茨基名字。我这回忆既是主要地为他们而写的，就必须多少说说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革命观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有什么不同。
　　有三个现实问题致使苏联共产党分裂：苏联问题，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左派反对派初形成时候，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新反对派形成时候，争论的兼有后二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合组的新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的。季诺维埃夫一派不肯接受不断革命论，以致在这问题的根本理论上常不彻底，且有错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决裂之后，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才提出彻底的系统的正确的主张来。下面所说是以托洛茨基流放以后的意见为基础的。
　　与过去共同遵奉的图式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中国革命无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再来开始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过去和现在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即所谓“国民革命”，须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方能完成；而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又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外，去实现若干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这个见解是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而得到的。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绝不会团结中国国内“一切”阶级，如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恰好相反，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于联合帝国主义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即愈无能力完成中国的解放。民族问题如此，土地问题亦然。中国本无独立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国的大地主和中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结不解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
　　但仅仅根据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自从列宁以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不受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去完成么？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便是如此解释俄国革命。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为这个革命的政权。中国既有许多与俄国相同之点，难道我们不可以同列宁一般断定中国革命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么？难道中国革命不可以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么？
　　首先，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一回国，立即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其次，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所以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只因为俄国本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传统。俄国存在着贵族地主阶级，农奴制度才废除不久，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关系不像中国那样密切，这一切使得俄国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民粹派”运动，产生了一个有长久奋斗历史的革命党即“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而怀抱着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即能走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明知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但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是不敢轻视的，对于工农关系尚悬拟几种方式，“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过是其中一种方式。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的来源。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不管上面说的那一切，俄国农民仍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那个有革命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在真正革命之前表现无力而趋于瓦解。所以当革命时列宁说道：“凡一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当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
　　俄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农村经济比俄国更少封建残余，中国又无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是能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行不通，惟一可能的革命政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要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
　　广州暴动便是事实的证据。广州苏维埃以法令公布：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供给劳动者居住，等等。托洛茨基问道：这样的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性革命，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性革命又是什么？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见解，虽从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得来，而且经过了广州暴动证验，但完全符合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即他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不能把这个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各方面的意义写出来，我只说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是在他领导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时候形成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关系之后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像西欧诸先进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的。俄国革命，开始时，就其直接任务说，无论含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非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而且实现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时候，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有力的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能否成功，及成功至什么程度，则一面由国内条件决定，他面也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只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托洛茨基根据他这个形成于一九○五年的理论坚决主张俄国革命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预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九一七年革命就证实他的理论和主张了。
　　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第三国际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个人坚决反对；一九二五年他又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但被人拒绝了。他明白看出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要能成功，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拥护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前，托洛茨基就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不久蒋介石果然屠杀上海工人了。“四一二”以后，他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是要屠杀工农的。他要求立即进行苏维埃组织，先深入革命，然后扩大之。人家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武汉果真反动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终结，而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三次革命。可是此时，人家才采取他以前的主张，进行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人家把退潮误认做进潮，在退潮中应用进潮的策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真理，即是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局势的时候和在无革命局势的时候，不能是一样的。”
　　托洛茨基在这“两革命间”时期提出了“国民会议”策略。他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既然失败，统治阶级就有一种政治稳定，而这政治稳定又是经济复兴的前驱。在革命和内战中衰落了的工商业可以渐渐恢复，失业的劳动者人数可以相当减少，工人队伍可以相当增加，因之无产阶级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相当增大起来，以恢复其革命的自信心。但此时，如果没有意外的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共产党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重新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好的方法是国民会议运动。因为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条件下，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一种议会制度，为了相当抑制掌握大权的武人，减少非生产的耗费，并便于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小资产阶级此时也会活跃起来，提出更民主的要求。他们为了这些要求，还会去联合城市和乡村民众中较上层的分子。在这运动前面，共产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积极参加进去，为了排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群众的影响，并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共产党必须走在各阶级前面，自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提出于革命失败以后，而且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秋天以后。前者属于战略方面，后者则属于策略方面。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我们所接受。这中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外面一知半解的人更多误会。有一次，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了高语罕去谈话，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此处疑为“无产阶级性质”之误——上传者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邓演达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我不记得高语罕如何回答他。
　　我们当时虽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各人的了解和注意点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年我重来上海时，彭述之第一次见面就同我说：“我们当初都是从右的观点去接受第四国际主张的。”这话不确。彭述之自己确是“从右的观点”，由斯大林主义者一变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并非人人同他一般。彭述之接受“国民会议”主张，而且把这主张的策略意义抬高为战略意义。他把国民会议当作无产阶级在未来第三次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路线。其实托洛茨基说得很清楚。他的“国民会议”主张是在他的《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篇长文中第一次有系统提出的，那一段的小题目就叫做“两革命间时期及此时期中呈现出来的任务。”此外，他在这篇长文后面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彭述之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主张，但他特别攻击两个观念：“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含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在统一谈判中，他极力攻击这两个观念；在南京监狱中他著文攻击这两个观念；一九四一年争论时他又提出这两个观念来攻击。他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张中除去这两个观念以后，就没有什么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了。斯大林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至后期能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尤其主张必须先郑重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从右的观点”去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则是出于另一种观点。上面有一处，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遵奉一个图式，即认为中国必须经过“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这图式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某些人认为中国既然能实行国民革命，那么我们就专心一致做国民革命工作好了，社会主义革命渺茫得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去想它还不为迟。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既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就来实行国民革命罢，但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过是我们的革命的前提，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来实行国民革命的。实在说来，这两个倾向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双生子，因为都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段：先完成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但仔细比较，二者之间究竟有这点不同，即后一倾向有可能抛弃两段革命论而走到不断革命论来，前一倾向则否。陈独秀属于后一倾向。他曾为了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注重工农群众运动，以至于公开反对北伐和秘密向第三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可是北伐居然胜利了。编练常备军来革命，比广大群众罢工和暴动不是更有力量么？从此，他渐渐抛弃后一倾向而接受前一倾向。武汉失败以后他才觉悟：不以广大群众为主力，是不能革命的。雇佣军队，无论编练得如何好，毕竟靠不住。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恰好迎合他这个倾向。他一接受这个主张，立即著文反对“红军”运动，反对党机关和同志纷纷抛弃城市群众工作，纷纷到乡村去，而且到乡村只为了编练“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会场上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的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他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日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入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标语，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键哩！
　　五次大会前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演了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入川去做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入川计划。从这日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有意见，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一九二七年末或一九二八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意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是比他种地图可靠得多的。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他方面，当八月一日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的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有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作者新注］带领的，未曾陷于溃灭命运。这小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会堕落到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认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窜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几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
　　对于我，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啻是叫我退回到当初在法国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去，叫我与其把中国革命看做与其他国家革命相异的，宁可看做是相同的，叫我不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特殊国情”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当初我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后退到“国民革命”的，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兼能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只能适用于西方。现在如此一来，过去所学都成为活泼有用的工具了。此外，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时萦绕我的两个问题：“进潮或退潮？”“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到此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几个人讨论时，或同其他同志谈话时，我注重的是革命性质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蔡振德和马玉夫也同我一样注重这个问题。但尹宽不谓然。他说：“托洛茨基并不注重这个问题，不过顺带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罢了，你们如果在这问题上同别人辩论，就有将政治讨论化为玄学讨论的危险。”尹宽注重的是苏维埃或国民会议问题。那时文件还不很多，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意见先后也有出入。到了刘仁静回国后，我们才看到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几篇系统的长文章，那里面，革命性质问题并非不占重要位置的。

　　刘仁静回国，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代英否认，而且请他自由发表意见，保证中央必加以讨论。仁静问：“中央不肯发表我的意见呢？”代英说：“那么我就同你一起斗争。”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土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独秀。
　　狱中出来后，我和蔡振德就退还了恒丰里房子，搬出家具和行李。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遗失一件皮袄，那是静从娘家带来的。我们起初在武昌路租一个后厢房，二个月后蔡振德又约我们住在他新租的一幢房子，在东有恒路余庆里。刘仁静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来的。这里成了我们这部分反对派的中心，起初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开会议。中央一定有所闻了。他们采取笼络手段。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来找我，很客气地请我回去宣传部工作；我拒绝回去做固定工作，但愿意替他们翻译文件，隔几日去一次，交稿或拿材料。他们给我每月四十元生活费。何孟雄也来找蔡振德，荐他去某通信社做工作，一天几个钟头，酬劳很好。我翻译文件余暇，继续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被捕前已译成三分之二，译稿同文件一起经过公安局到龙华去，出狱那天，我请求军法官发还。
　　我托了许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
　　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我很惊讶杨贤江态度的转变，但不久就明白人家开会前一定疏通了他，或恐吓了他。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听人说，我的罪名是煽动报馆支部和云南代表反对中央。
　　这是事实。在马玉夫和蔡振德影响之下，有几个支部和一些个人如罗世藩，薛农山等走到反对派来，报馆支部是其中一个。支部书记屠仰之，当时是《时事新报》馆排字工人，他以及其他几个工人领袖跟随马玉夫走。大家推举我代表反对派去出席支部会议。我们开了几次会，整个支部都站在反对派方面，没有一个人替中央说话。可是有人报告中央关于报馆支部和我的活动。结果支部解散，书记屠仰之也开除了。云南代表，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曾在刘少猷家里同他谈一次话，不知是他自己或刘少猷的爱人陈季如向中央或江苏省委报告，我的活动也被人发现了。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对人说：“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
　　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当时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这就是后来第四国际的先驱。
　　如果不是国际性的斗争，而是中国一党内部的斗争，则情形会完全不同的。我们几个人不会如此轻易抛弃国际和党，同时中国党中央也不敢如此简单开除我们。开除我们的，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并非简单是中央的决议。
　　在斗争期间，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很忧虑，害怕双方各趋极端。他们即使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也是反对用开除一类手段来制裁我们的。可是在国际命令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连抗议也不敢。我只知道有三个同志，在特殊情形下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九二九年秋，彭湃，杨殷，颜昌颐三人被捕。前二人，我仅识面，颜昌颐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三个正直的同志，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有一次，我去宣传部交稿或领材料，潘文育拿给我看他们三个人写的字条，从龙华狱中寄出来的。三人说，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无望了，现在利用残余的时日在狱中做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意见，他们希望现在内部的争论，中央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三个重要同志的最后遗嘱，可是没有人听从他们。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当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早已有组织了，我们这些人尚沉溺在斯大林主义泥潭里时候就已有组织了。这个组织起源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在莫斯科已有光荣的斗争史。这一切将有合格的人去写它。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于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尹宽，彭述之及其他的人，也许有其他方面的不满意，例如嫌负责的人无经验，无能力，各不相下等等，但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状况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
　　刘仁静经过西欧回国，途中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约他做中国通信员，他于是以“老托代表”自命，不肯服从反对派组织指挥。他在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以外团结了一部分反对派同志，又出版一个刊物叫做《十月》。但刘仁静并不能指挥“十月社”。陈独秀或尹宽曾告诉我：刘仁静不过是傀儡，“十月社”的灵魂是一个莫斯科回国学生王文元。我于是想起了马任之的话。沪滨书店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我问他是谁译的，他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个“小孩子”译的，这个小孩子聪明能干。不久，刘仁静就被“十月社”赶走了，他仍以“老托代表”资格一个人活动，甚至一个人出刊物《明天》。
　　这两个反对派组织以外，还有几个游离分子，刘胤，赵济，王平一等，另外出版一个刊物。他们讨论刊物名称时，想起了当时美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寄来的机关报“The Militant”，遂定名为“战斗”（其实应作“战士”）。“战斗社”的人没有明白的一贯的足称为特性的主张。
　　以上三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在正式党做工作而且得到信任的分子，他们在莫斯科与反对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此时回国后渐渐表明反对派立场，如吴季严，江常师，屠庆祺等。
　　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刘仁静把一切情形都写信报告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回信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说，陈独秀过去执行的，不是自己的路线，而是第三国际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则是一个好的革命家，你们青年人应当向他学习的。托洛茨基提议四个反对派各派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协议委员会”，把组织统一起来。有他如此干涉，其余三派就不能不将我们看做左派反对派，同他们一样了。
　　此时，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正式的组织。我们编了几个支部，选举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自然是陈独秀，常务委员是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藩，秘书长先是吴季严，后是何资深。我们发了一个宣言，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有八十多人签字，有些工人同志用假名签字，我们又出了一个刊物，讨论名称时，我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接受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采取《无产者》。前二期是铅印的，以后则是油印的。
　　“协议”过程拖延得很长久。这是一个极错综复杂纷乱而无聊的过程。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都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这中间两个大组织“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内部又爆发了斗争［当时四派都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不自称什么“社”是别人称的，但为互相区别，自己也默认了。——作者新注］。吴季严当过“无产者社”代表，他告诉我：“这些手段，将来用在议会里面是很好的。”我对于这类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内心发生厌恶。我对于此时的原则争论也没有兴趣，因为此时这种争论都夹杂着组织斗争，而且是为了组织斗争而牵强附会的。在这长久的“协议”期间，我几乎不闻不问。我埋头翻译能赚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直至最后“无产者社”内部分裂，双方倾向都已明了之时，我才下决心出来干涉，从此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这个斗争漩涡中了。
　　协议委员会中“无产者社”第一任代表是马玉夫和吴季严，他们回来报告，都说其他三派的人没有统一诚意，我信了他们的话。其他三派的人，我没有一个认识，他们以前既然不认我们为反对派，现在勉强奉托洛茨基命令进行协议，自然会反对统一的；至于我们方面的人，则我自己认为有统一必要，别人相差不远，也必认为有统一必要。何况，资深告诉我说，我们从旧党分出来的一点基础天天在涣散，如不统一，不久整个组织都会名存实亡了。独秀自己也很着急。我确知他在希望统一。托洛茨基来信后，“十月社”和“我们的话社”都曾派代表去见他。他向我说出他的感想。他说：“我看见这些青年人，如同五四时候和五卅时候看见的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话一方面也是表示他对于旧的干部的失望。这些经过了一次革命的人，此时都是暮气沉沉的了。我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自己，而希望新的同志能使我振作起来。可是最后我发现没有统一诚意的，主要不是其他三派的代表，而是我们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受彭述之指挥，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彭述之。
　　陈独秀一向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他从武汉时代到第六次大会时代在正式党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彭述之则不然。他有领袖欲。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非从群众斗争当中造成的，而是依靠一些组织上的手段。在莫斯科二三十个中国学生之中，他用那有名的“旅莫支部”训练法来造就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国内同志看他做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也以此资格加入主席团，而且取得陈独秀的信任。以后，他就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有一个时期，即他一九二五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和秋白一九二七年提出自己意见以前，他竟如此狂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主席团只有四个人，彭述之说：“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平心而论，陈独秀不用说，其他三人和森，秋白，国焘，能力都比他高。主席团五人中他是最无用的。到了武汉，他轻而易举地被人推翻了。若飞，乔年，在党内团结核心，进行抵抗，但对他都无好感。他下台后愈加抓紧陈独秀。尹宽得到反对派文件以后，要同独秀谈话时，必须通过他，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因为尹宽不能直接到独秀家里去。彭述之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
　　四组织统一问题发生后，我们注意的是：各人的政治意见在原则上能否一致。彭述之及他影响下的几个同志则注意另一个问题：怎样统一。“我们的话社”是反对派正统，托洛茨基提议协议的信未曾寄来以前，“我们的话社”只能容许这些“觉悟了的机会主义者”分别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有去取之权，此外没有什么“统一”问题可言。这种方式，彭述之听也不愿意听。托洛茨基来信以后，“我们的话社”降低身份同其他三派相等了，四个组织要统一为一个新的组织，无所谓正统和非正统。可是这个方式，彭述之也不愿意。他轻视和不信任其他的组织，事实上是他知道这些青年同志大多对他没有好感，在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不敢提出以“无产者社”为正统的主张，只好设法延宕和破坏这统一谈判。
　　这个情形，我们是经过好久才看出来的。尹宽虽不是代表，但认识其他三派中许多人，常同他们往来，他发现我们的代表的报告不合事实，他看出彭述之坚决反对团结。有一次，他瞒过彭述之，约了独秀去他家里谈话（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把种种情形告诉独秀，于是独秀彻底觉醒了。开常委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而自己同尹宽二人代替他们去代表“无产者社”出席协议委员会。从此统一谈判就一帆风顺了。
　　陈独秀一经觉醒，立即同彭述之决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现在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戳穿之后是空无所有的。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从此以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陈独秀，尹宽，何资深是赞成统一的，彭述之，马玉夫是反对统一的，罗世藩态度如何，我不能说确定的话。如此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组织自然消灭时候为止。
　　这两个老朋友决裂了。我第二次入狱后，彭述之又升为领袖，再与陈独秀合作，但已无友谊存在。两人被捕，入狱，以至释放，中间闹了许多无聊的私人的纠纷。陈独秀不愿意提起这些纠纷，我出狱以后看他，他始终不提起彭述之。王文元在汉口曾有一次向他提起彭述之。他说：“这个人，还提他做什么！”反之，彭述之则津津乐道他在狱中和独秀的冲突。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看见他，他就向我提起好多次。他不惜以丑恶不堪的话诋毁陈独秀，而且把这种无聊的私人纠纷说做他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中间的冲突。陈独秀死讯传到上海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文章丑诋他，又写了一付联语骂他，其中有“晚节不终”一类的话。
　　“无产者社”在常委中赞成统一的人占多数了，但在各支部中反对统一的人仍占多数。各支部的人，一部分是蔡振德和马玉夫从正式党中上海的组织分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干部在上海或外省做工作的，他们拥护陈独秀，但大多必须经过彭述之去拥护陈独秀。此时，蔡振德消极了，马玉夫和彭述之都反对统一。旧干部里没有人信任尹宽。尹宽是个聪明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比彭述之敏捷，但他有一种犬儒主义，其实无害的犬儒主义，为了应付别人的少些，为了卖弄自己聪明的多些，可是人家因此不喜欢他。彭述之容易把统一和不统一问题说做他和尹宽之间的争执，于是为了反对尹宽原故，好多人就反对统一。
　　自从托洛茨基来信提议设立协议委员会起直至此时，这几个月中间，我都是站在一切纠纷以外的。此时常委派我代表“无产者社”上海地方组织去同“我们的话社”上海地方组织谈判合并。我在一个小学内遇着史唐，见面之后才知他本是中央一个印刷厂内的排字工人，这印刷厂属我管理，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于一九二七年去莫斯科读书，加入反对派，回国后负重要责任。现在他问我：“这几个月争论中，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家提起你的名字？”我不记得拿什么话回答他。但从此以后争论中也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坚决赞成统一了。“无产者社”各支部赞成统一的人渐渐占了多数，他们选举统一大会代表，其中有陈独秀也有我。陈独秀当选是当然的；彭述之，马玉夫没有当选也是当然的；最坚决赞成统一的尹宽没有当选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是证明人们虽然赞成统一，仍是反对尹宽，认为尹宽假借统一问题来排挤彭述之。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私人野心。
　　在这协议过程中，“我们的话社”也分裂了。梁干乔一派基础在广东，区芳一派基础在上海，有好多在上海加入的反对派。此时区芳监禁在漕河泾狱中，代表这派来参加统一大会的，就是在上海加入的宋敬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大连湾路新租的一幢弄堂房子开会。
　　协议委员会将布置会场责任完全付托于“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又把这个责任付托于何资深。李仲三拿出一件猞猁皮袍，我拿去当得二百多元，做大会经费。何资深调了工人同志王芝槐一家人做这幢房子的二房东。王芝槐本人也是“无产者社”一个代表。各派其他的代表三五人一群，分头集合，然后由人带领到会场去，一进门之后即不能出来了，直至三日或四日散会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陈独秀。
　　代表人数已不记得，想得起来的，“无产者社”有陈独秀，江常师，蒋振东，王芝槐，我；［协议委员会计算各派人数，最后决定“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各增加大会代表一人，“无产者社”决定派彭述之去，开会后二、三日，他才到会（或未到会）。——作者新注］“我们的话社”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四个香港工人；“十月社”有王文元，濮德志，宋逢春，罗汉；“战斗社”有来燕堂。其他三派代表，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无产者社代表蒋振东也是第一次见面。
　　各种决议案都是协议委员会起草好了的，各派重要人物都已同意，这些人大多数在代表之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我只记得，讨论政治决议案时，我曾起立发言，而且同人辩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稳定和国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的。从一九二九年到此时一九三一年，经过两年了。近几个月各派又有很激烈的辩论，口头的和文字的。大家都有进步了。《我们的话》已经不说：目前恢复了革命高潮。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已相当稳定。但这稳定能持久么？我认为是能持久一个较长时期的，我而且把我们的国民会议主张建立在这个政治稳定之上。这个见解受人反驳，反驳的：我记得有梁干乔和宋逢春。他们的理由，则不记得。
　　最后一场会议是选举。有些人对于这场会议特别有兴趣，往往大会是为选举而开的。我不记得当时一共选举几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和王文元得票一般多，两人都得到全体代表投票。其他的人得票参差不齐。最末当选的有二人：彭述之和梁干乔，得票一般多。重新举行投票，结果彭述之当选了。梁干乔落选出人意外。后来陈亦谋说这中间有误会，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协议委员会已经决议统一后，彭述之还在进行反对。他“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觉得麻烦的。我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消保证他选举时定有中央委员位置，他就不会反对了。”尹宽和何资深都斥我胡说，都说我把政治问题和彭述之本人都看得太简单了。我说：“政治问题，我也许不懂，但彭述之，我是了解的。”五月一日开了会，独秀回去，资深交给他述之写来一封长信，其中述之斥此次统一为“虚伪的”，“无聊的”，及其他难听的话。他声明：“他誓死不承认。”可是他不知道居然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来出席，独秀拿出他这封信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当面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我清楚记得他坐在床边，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我出来打圆场，免除了他这麻烦的答话。事后，何资深骂我，说我姑息养奸，说我政治上不坚决。他认为像彭述之这种人应当彻底打击下去，而这封信是打击的好机会。我说：“他已经够受了。”反之，资深承认开会以前是他错的，当时他认为我把彭述之看得太简单。但尹宽没有同我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选举了五个人成立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我。分配职务：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我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长。
　　这个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刚刚开始认真工作时候，就被破获了，除陈独秀以外，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相隔二年，我第二次入狱了。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惬意。二年前，我在狱中关了四十天，这次就关了六年零三个月，直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准备放弃首都南京时，才得出来。

作者补注

　　本书出版后，我仔细看了一遍，随手作几条补注，借以说明问题或订正误记。
　　补注一（162页，25行）——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补注二（179页，2行）——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1920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补注三（189页，24行）——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
　　补注四（205页，19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
　　补注五（231页，14行）——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
　　补注六（265页，9行）——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
　　补注七（284页，17行）——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
　　补注八（325页，5行）——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