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潮或退潮？

　　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我租到了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现名亨昌里）末弄第一家房子，一种弄堂式的洋房。黄文容和我同住，几日后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也来居住，她不久就同中央交通处张宝全结了婚。
　　中央迁广州事情既然是渺茫的，这屋子就做了党报编辑部兼宣传部。但除了编辑一个党报之外很少做什么宣传工作。
　　我主张另出一个刊物，不必恢复《向导周报》。秋白同意了。我们二人拟了几个报名，结果采取了我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方面也比较旧时的《向导》进步了些，不是单篇文章漫无系统杂凑成功的，而有一种统一性，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有各地通信；有读者来信；有时有追悼死者的文字。二十四开本格式，同《语丝》一般，即一张大报纸，裁成二十四张。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编辑委员会，除他和我以外，还有湖南来的曹典琦，谢觉哉和广东来的罗绮园。
　　我以编辑委员会主编或宣传部秘书资格，还管理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印刷厂是原在上海的，发行所即是长江书店从汉口搬来的。汉口搬来的印刷机器尚存在海关未曾取出，后来好久才由几个同志集资开办一个营业用的印刷厂。
　　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的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将湖北省委书记责任交付于陈乔年，汪泽楷也在湖北做组织部长，他自己则来上海做中央常务委员，他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形式上简直是苏联的斯大林。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这些人以前都是未曾在湖南外面做过工作的。
　　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他们对秋白还好，对亦农则是怀有极深的成见。亦农无论设立什么长江局和组织局，结果都没有用处。
　　亦农只有一个方法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真正成为所谓“陈独秀派”领袖。但他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大会以后，他动摇于两派之间。他从江西调来湖北做省委书记，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家需要他，人家觉得张太雷的广东作风行不通，需要前任上海区委书记来接替他；但他方面，亦农一定向国焘和秋白有什么保证，决不会站在独秀方面反对他们的。亦农同我无所不谈，只有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挥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多少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羔羊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的。与平山接近的人也受了打击。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派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传部的原因。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淡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决议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明白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同以前在上海一般。他从独秀家接回黄文容，来做我的帮手。《布尔塞维克》出版时，他也请独秀写文章，但独秀每期只写些《寸铁》一类的东西交来，署名撒翁，此外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每期都登载补白里。他住在福生路，以前宣传部房子前面，不常出门，只有一次来亦农家里吃饭，又有一次来我住处住三天。初到上海半年内，我未曾听到人家有对他不敬的话，空泛的反对“机会主义”文章或通告也是很少见的。每有大事，他常写信给常委贡献他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虽然如此，但内部斗争往往与他有牵连。“陈独秀派”小组织并不存在。首先，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可惜这些信没有保留下来，我看过后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入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
　　但“陈独秀派”，无形中仍是存在的。江苏省委，即以前的上海区委，几乎全体是拥护陈独秀的。邓中夏是省委书记，但大权操在王若飞手里，若飞继承过去亦农，世炎留下来的基础，干部同志服从他，如同当初服从世炎一般。邓中夏讽刺自己说：“我，邓中夏，不过是副书记罢了。”事实上连副书记也不是。他努力造成一部分干部，同若飞对抗，但不成功。湖北省委，陈乔年，汪泽楷，任旭，是陈独秀派。北京，彭述之是陈独秀派。常委中罗亦农被人视为陈独秀派。倘若亦农果真是如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难恢复武汉以前的作风了。王若飞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动，乔年来上海后，他们二人曾与亦农有几次谈话，把亦农向这目标拉去，亦农拒绝了，而且向秋白告密。新中央于是警戒起来，准备斗争。
　　各地失败，领袖们集中在上海，有的受了处罚，有的失去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住在重庆路附近一幢两楼两底房子，闲着打牌消遣，——其中不少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人物，如张国焘，李立三之类。他们表示拥护中央路线，愿意帮助中央来打击“陈独秀派”，首先打击罗亦农。周恩来来上海，立即加入常委，大家向他控告罗亦农。若飞和乔年领导的力量不肯做亦农后盾，亦农于是成了孤家寡人，“组织局”取消了，“长江局”，他和李维汉平分，总之他退为普通常委的地位，而且渐渐更低下去。
　　彭述之在北京受了攻击，带了妻女回上海来，也在赋闲。亦农和他是仇人，若飞、乔年鄙视他，他在这斗争中不能发生作用，只能抱住独秀一条大腿。如果说有一个“陈独秀派”，那么领袖是王若飞，老头子本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
　　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决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竞夺党内的位置。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现在想起来，那时革命失败之后，惟有他一个人在思想，别人并不思想。秋白并不思想，他不过翻译第三国际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或政治论文。蔡和森正在北京党校讲中国机会主义史，后来油印多本分发，但他不是思想革命问题，而是为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我翻了几页，就丢开不看了。秋白仔细看了一遍，同我说：“和森这本书也是反对我，和森一向反对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地方反对了秋白。那时有许许多多可以思想的问题，但没有别人去思想。
　　思想是如此混乱，以致于我负编辑党报责任的人不晓得文章怎样写才好。《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我等待中央或其他同志写信来反对我那篇文章，但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指出党机关报文章和中央通告之间的矛盾。大家是如此忙于组织斗争，以致轻视思想和理论，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矛盾！
　　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并非我看了通造之后忽然改变意见，认为革命并未失败。恰好相反，我仍认为革命是失败了的，但国际和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意见，一切关于理论方面的意见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或上海毛子想出来的）说革命更接近于胜利，总有道理，也许是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可以宣布革命失败。但以后看见中央布置确实是以革命更接近胜利为前提的，我心里又发生疑惑。他们果真是这般想么？何以我想的同他们想的如此不同？不仅中央方面说革命更向高涨，即使反对中央的人，江苏省委方面，若飞和乔年，也是认为革命更向高涨。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他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我只简单说：这个观察不错。我未曾向他提起我在《布尔塞维克》上写的文章。但我从此更注意独秀的信了。独秀自己并未曾把这意见写在信上，若飞也未曾将他的信念正式发表出来。江苏省委和中央的斗争，不知何时开始具有政治的和理论的性质。也许是在若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罢？
　　我不写文章一连好多期，但无需要向人解释，因为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到了广州暴动消息传来，我不能不写了。一方面，秋白忙着开会，没有功夫写社论，非我写不可；他方面，我觉得，过去是我错，因为革命确实是在高涨的。我提起笔来写社论。过去的社论都是对于中国的或世界的时事分析。这种文章我写不来。我把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写出来。不记得这社论的题目，但记得内容是援引此次广州暴动做证据，证明中国只有二个前途：一是张作霖准备建立的“大龙帝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交给秋白审查，我就付印了。下次开编委会时，秋白出席，没有说什么。再下次开会，秋白就报告：“某日，常委开会，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提出上期《布尔塞维克》上，超麟同志写的社论违反了国际路线。国际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前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超麟同志文章里则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常委决议要我负责更正。本期社论，我就要写一篇更正上一期社论的文章。不过，超麟同志这篇社论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因为我每期写社论常常找不到适当题材，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栏来讨论理论问题。”我提出了若干疑问。秋白解答：工农民主专政是列宁一九○五年提出来的，俄国那时尚且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哩，何况中国。秋白社论里说起：某期本报社论未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其中大体不错，但有一点须加更正的，云云。次期，我想写一篇文章，放在讨论栏，反驳他。为此，我去翻书架上的俄文《列宁选集》，翻出了好几篇论工农民主专政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于是没有勇气写这篇反驳文章了，因为列宁是如此肯定俄国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从此我更加确定不敢写文章，直至脱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时候。［我写的社论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登载于十一期，瞿秋白写的社论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登载于十四期。我说的是大龙帝国和国民党政权，一边无产阶级专政，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作者新注——作者新注］
　　从过去发展以及此次广州暴动看来，中国革命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所写的文章推论出来，则中国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难道列宁这个理论是错的么，或者我不该这般估量革命前途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着我，直至一九二九年读了托洛茨基文章以后，才解决了。
　　但《布尔塞维克》上这次笔战，两篇不署名文章间的笔战，丝毫未曾引人注意。没有人写信或文章来，也没有人向我问起此事。秋白已死；维汉即使尚在，也不会记得此事；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曾萦绕我好多时候。

　　此次中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失败就告结束了。结果，除了国民党政制代替北洋军阀政制统治中国，南京代替北京做首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革命前不同。自然，国民党政制是比北洋军阀政制更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此次中国革命在一般世界革命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我从上海去汉口途中遇见刚由俄国回来的潘家辰，他在轮船甲板上告诉我莫斯科的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说：“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我从这话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革命，这个为我亲自经历的革命，竟如此受人重视。但对这见解，我存了怀疑，虽然未曾向潘家辰说出我的怀疑。四五个月以前，我才在上海区委办的党校里担任《世界革命史》一门功课，才温习了一遍革命史知识，法俄二次大革命的史迹和意义还很新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敢拿此次亲自经历的革命去同那二次大革命相比。何况那时一般同志，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同志，心目中的革命乃是指此次北伐成功后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工人和农民如何斗争以促成北伐军的胜利，我们并不认为北伐就是革命，至多认为它是“国民革命”罢了，而国民革命乃是从反动到我们自己的革命，到秃头无字的革命之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将中间阶段称为“革命”已很勉强了，怎能称为“大革命”？到了武汉，看到许多引起牢骚的现象以后，我这个见解更形确定。随后，武汉失败了，最后，广州又失败了，中国革命能不能称“大”的问题对于我就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其他的人仍旧称此次中国革命为“大革命”，不仅在广州失败以后，而且在现在失败了十几年的时候。惟一记载此次革命的中文著作，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华岗的著作：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我以为革命未失败前国际同志的见解是可以原谅的，失败多年后还称“大革命”则不啻表明对于革命史的无知，或者抱持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此次中国革命，在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于世界革命史中，但在其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即关于领导机关所犯的种种错误，倒是很重要的，则是大有关系于未来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一般地位的国家的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对立起初表现于三个争论问题，此次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左派反对派》一章中详说，此处先作一般的观察。
　　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的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入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有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做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入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党内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形势改变而不利于“陈独秀派”。打击是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来的。江苏省委机关被破获，许多重要的干部被捕，乔年亦在其内。若飞几乎被捕。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据说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中央不肯拿出这笔款，我相信是拿不出这笔款，或者毛子不同意，但若飞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意牺牲这批同志，为了便于解决党内纠纷。结果，引渡了。三个人：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在龙华枪毙，其余的人判了徒刑。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罗亦农也被捕，解往龙华枪毙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地点定在苏联。从春天起，各地代表陆续出发了。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中央只留下李维汉，各地负责的都是些新提拔起来的分子，或无经验，或无能力，于是全党感觉到很大的空虚。我留在国内做老工作，常委开会有时叫我去出席。常委负责的，李维汉以外还有一个香港工人罗登贤，新从广东来。应当有第三个人，但我记不起是谁。讨论的都是些琐碎问题，只有济南五月三日惨案问题有政治意义，此次我也被叫去出席。
　　以党报编辑资格出席常委以外，我以宣传部秘书资格又得了一个新工作，即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自然，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资格同我们接近。有一次，雁冰和光赤两人在福生路宣传部房子谈文学。雁冰说了些不满意创造社的话，光赤则替创造社辩护。雁冰走后，光赤说：“他算什么文学家！不过介绍些外国文学罢了！”沈雁冰那时的确只是“外国文学介绍家”。但他是老同志，远在我回国以前，曾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我回国以后，他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又做上海国民党工作，很努力而忠实。我曾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商务支部，有个时候他也在中央宣传部内担任一点工作，我们常常见面，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文学问题。武汉失败，他回到上海后，无形中脱离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我们谈到了雁冰，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这是三层楼的房子，他的书室设在第三楼上。他告诉我，回来后已有五十多天没有出大门一步了，因为上海认识的人多，怕麻烦。我问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说在写小说。他说：“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里有我的小说，你试猜看那一篇是我写的？”我没有功夫去买《小说月报》来看，因之没有去猜，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我是在单行本形式读了这三部曲。我曾将此次访问沈雁冰事情告知秋白。秋白说《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署名丁玲的人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五四运动时候人的心境，写得很逼真，不知是谁？那时我对于文学如此无兴趣，竟懒得去读这篇小说。以后好久，我才知道丁玲就是曾经追求过秋白的蒋冰之。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他说一地暴动失败后，即使以后有革命形势农民也不肯参加暴动的。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李立三当权时代，党所指导的文学刊物都攻击他，中央而且训令日本支部不认他做同志。一九二九年，我遇着杨贤江，他刚从日本回来，问起雁冰时，贤江竟视他同敌人一般。
　　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回头再说创造社。北伐出师，郭沫若不知如何做了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向来不过问政治的，也谈起革命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或一九二八年初，《创造》之外还出了一个新杂志，一种月刊，我不记得名称［此杂志名《文化批判》。——编者］。这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写稿的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创造社的人，如成仿吾，不过写了卷头语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文章，我不很看得懂，勉强看一二页就要头痛起来，因为句子长而复杂，文法和术语都很特别。宣传部其他的人看了，也与我有同感。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日文也许很好，但中文尚未曾写通顺。我们当时决料不到这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成为此后五年间时髦文体，为青年人竭力模仿的，直至需要“大众语”运动来纠正它。
　　可是这新杂志里面有反对鲁迅和蒋光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反对很有理由。
　　鲁迅对于此次革命采取一种旁观的冷笑的态度。后来的人替他辩护，说他比谁都早公开讥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实，他讥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而且是整个革命。蒋光赤则回国后抛弃严肃的党内工作，而挂着“革命文学家”招牌，引起一般同志的反感。那时他创立了“太阳社”，办了《太阳》杂志和书店，借了党的权威做护符，在他底下，杨邮人和钱杏邨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学二方面，比他懂得更少。无疑创造社的人是比他们多懂得一点。
　　秋白临出国前二三星期，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同我们有关系，在上海时常同恩来见面；那批日本留学生回国，沫若本劝他们同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我们有两个同志在创造社里面：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前者本是郭沫若的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人另办一个小型刊物。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至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临去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短信，称我“同志”请我去创造社时先到他家，施高塔路十二号，谈谈。这信写得很随便，好像写给多年老友一般。我看信后署名：“独清”。王独清，我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未曾见过面，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先到他家里去；是为了同李民治约好时间呢，还是为了别的缘故，我直接到永安里去，在那里会见了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会面的，连李民治（即一氓）和欧阳继修（即华汉）也是第一次会面的。创造社的人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成仿吾仿佛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几句欢迎话，替全体的人做介绍。接着，他说，他们设立了一个研究会或讨论会，讨论种种问题，希望我去指导他们。我谦虚一番，结果不能不说几句。我根据第三国际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篇讲话是国际路线的，因之是斯大林主义的。我只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去同党外人说话。说完了，我请他们讨论。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今天的话，他以前未曾听人说过；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这显然是客套话。其他的人则限于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会开得如此有礼貌，是我几年来参加党内种种会议所未曾遇见的。一九二六年有一次，国民党在闸北开会，曾请我去演说，柳亚子做招待，也很客气，但演说完后台下未曾有人说话。我这日在创造社的感想是：我没有来，他们一定先分配了职务，成仿吾和李初梨的话是预先想好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他们欢迎我，只为的欢迎党。这个感想，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两年以前。两年以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着苏州高君，他曾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一处。有一天，反省院当局召集全体犯人开会，叫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些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说到此时，反省院当局就叫人把他扶下台来了，因为他的感情十分激动。高君十分钦佩李初梨，可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假如李初梨说的这个人是我，那么他那天在北四川路永安里说的几句话，就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普通应酬话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党外人本来看不到国际通告，过去内部的理论争论，虽然印成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发行，他们也未必见到。以后，我才送秋白和述之两人著的书到创造社去。这两副纸版都是从汉口带来的，秋白的书在上海再版，述之的书在上海印的只能算初版，因为武汉时排好尚未印。我不主张印述之的书，但秋白看了纸版，发现其中有许多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印出，为了便于继续打击述之。
　　从永安里出来，我一个人到施高塔路去。入门，一个胖子从床上起来，拖着拖鞋，迎接我，向我投射疑问的眼光。我报了姓名，于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们立即成了老朋友。这个创造社人物穿的是很随便的中装，其他的人物则是很整齐的西装，他高谈阔论没有拘束，他们则很矜持而有绅士气。不仅初见面如此，后来熟了也是有这个分别的。
　　王独清在他的家里等我，以致没有到永安里去；他听我说已经去过那边，颇有一点失望。他说：他有好多话要同我说。我们先闲谈法国的事情，谈蒙达尔，谈共同认识的朋友，谈他的爱人吴若膺，——吴虞的女儿。可是，成仿吾和张资平两人走了来，无疑是为了告诉独清以今天开会经过的。我稍坐一下就告别了。
　　以后，每隔两星期，我到永安里一次，没有人缺席，王独清也来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发表意见，互相辩论，最后由我做结论，而这结论都成了确定不移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为了表示创造社愿意受党领导罢了，并非真正的讨论会或研究会。我渐渐失了兴趣。会开至七月底，我奉常委命令去巡视福建工作时为止。我不在上海，这个研究会或讨论会就不举行，——这点也是证据，证明我猜想的不错。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那时新雅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才开张不久。他把创造社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做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只有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我去时，创造社已经停止攻击鲁迅了，我去后未曾讨论过鲁迅问题。也未曾讨论太阳社问题，但蒋光赤和钱杏邨二人仍向我控告创造社，指出刊物上批评太阳社文章的几点错误。例如，中国第一个提出“革命文学”的是蒋光赤，创造社刊物则说是郭沫若；又如《太阳》上有一篇文章说：“知识生于经验”，创造社刊物则指为“唯心论错误”之类。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们。但调停创造社内部冲突，则比调停创造社和太阳社更费力些。仿吾出国了，资平无形脱离，剩下独清和伯奇二人极不相容，但那些未成作家又共同反对这二个已成作家。闹的都是个人琐细问题。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两人不知何故认为有由我出头干涉的必要。以我的名义和宣传部的经费，李民治在他家里叫了一桌川菜请他们，席间说起他们内部的意见，请他们公开提出来互相解释一下。可是王独清不愿意，他说：“我们同夫妻吵架一般，上半夜吵，下半夜好，不值得讨论的。”别的人则一件件说出来了，大家解释了误会，尽欢而散。这个和解筵席，是否有真实效力，我不得而知。每次开会后，独清总是拉我到他家里去，或者上咖啡馆，有时还上酒馆或跳舞场，因此显得我同独清特别接近，伯奇大不高兴，其他的人则说我“受了包围”。由我的关系，独清遂和汪泽楷往来，他们二人本在法国认识；汪泽楷介绍他去见彭述之和李季，他在述之家中遇见独秀，由此结合了这方面的友谊，而促成这位创造社已成作家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来，无论受如何打击和诱惑都坚定不移直至于死。
　　王独清那本有名的写广州暴动的长诗，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他拿草稿给我看，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给他题了“11 Dec．”。
　　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德谟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入党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辜负他们的任务，上面已经说过李初梨在狱中的坚定。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朱镜我恰巧关在我的隔壁囚室，我们二人日日见面，议论虽不合，亦无恶感。出狱后，他在新四军中；那年皖南事变，据说他为避免做俘虏命运拿起手枪自杀（一说从担架上滚下深谷自杀）。彭康为一件恐怖案入狱，起初关在西牢，我在南京狱内看到苏州反省院刊物中有他写的一篇研究《老子》的文章，其中说老子学说合于陈立夫的“唯生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同志在反省院写的文章，那么他出狱后仍可算为一个好同志的。

　　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高涨”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在莫斯科签名，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其中已不很乐观。代表们出国以后，李震瀛回到上海来，他特别找我去谈话，送我一本法文《欧洲年鉴》。我问起他签署的那篇宣言，以及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意见。他说，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尚未回到高潮，但已过了最低潮，现在开始上升。说时，他伸开左手拇指和食指成一V字形，拿右手食指指给我看。他说：“斯大林同志说的，革命已不在这里了（说时，他指着V字形的尖端），而是过了这里向上升（说时，他又指着左手食指上离V字形尖端半寸处）。”我不记得斯大林或国际其他同志曾于何时说过中国革命到了V字形尖端。我只记得过去所见通告都是说革命向上高涨的。难道说通告上不许说革命下降的话么？即使不得不承认过去革命下降的，也仍必须补充一句“现在已开始上升”的话么？我曾于广州暴动时唤起一点幻想，过后就不相信什么“高涨”鬼话，听到别人说“高涨”时，每次都要厌恶，——但我并未能由此做出什么有系统的结论。代表们出国后，不仅对外的斗争沉寂无闻，连内部生活也是奄奄一息的。七月间，李维汉派我去福建整理工作，因为有一个省委委员反动，投降漳州小军阀张贞，以致党组织陷于混乱。
　　我从上海乘船到了厦门。记得九年前，我从厦门乘船出发，经过欧陆诸国，最后坐西比利亚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船到上海。环绕欧亚大陆一周，只差上海和厦门间一段路程未曾走过。如今填补这个缺陷了。闽西数县那时正在暴动，厦门报纸连日有暴动消息。但省委和暴动区域失去了联络，在厦门，漳州一带无事可做，福州更无工作。我到那里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但暴动区没有代表来），鼓励了若干消极的同志，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巡视了外县农村工作。直至九月，我才回到上海。到上海第二日，报纸上即登载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消息。住在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被捕，外县也破获一个机关。但敌人主要目的未曾达到：中央巡视员已离开厦门了。中央各机关不知道我回来的人，看见了报，都在为我恐慌。
　　此时中央热闹起来了。在苏联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已经选出新的中央，那些常务委员也已经回到上海了。
　　我在大风雨中回到愚园路房子来，上楼，静和我相抱，喜极而哭。新婚后，这是第一次离别，四十余日的离别。静告诉我，新的宣传部长蔡和森已经来过了。总书记是向忠发，李维汉落了选，连候补委员都得不着，正在办交代。秋白，国焘，若飞三人扣留在莫斯科，不放回来。李立三以候补委员资格回来，为了正式委员中有人出缺，递补上去。新中央开会已经决议仍任我做党报主编兼宣传部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颇不快活。此次，我没有兴趣又在蔡和森手下做工作。他的武汉作为和他的《机会主义史》引起我的鄙视。现在难道找不到别人做他的秘书么？我向向忠发报告了福建巡视工作以后，就提出辞去新任秘书之职。人家不许我辞职。
　　汪泽楷也回国了，他来找我，告诉我六次大会种种故事。“陈独秀派”团结于王若飞周围，成为大会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和其他反对中央的各派联合起来给中央以打击。秋白受了打击不得回国，李维汉受了打击不能当选，李立三受了打击几乎不能当选。李维汉完全是被何资深打下去的。
　　云南代表王懋廷来找我，他是静的同乡，以前我未曾见过他。他交给我一封药水写的秘密信，又告诉我写信用的药水和洗信用的药水。我到药房配了药水来，把信洗出，原来是若飞写给独秀的长信，报告他关于第六次大会经过。若飞此信本来写成公开的信，交给新中央送给独秀的。但因信内对于某些领袖有不恭敬的话或为了别的原故，中央收下来，不肯送递；若飞明白信转不到，才将这封信写成秘密形式，托王懋廷交给我转。王懋廷和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本无渊源，他是从自己工作经验而成为当时中央反对派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比较当时的所谓“陈独秀派”还更进步些，据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或第三国际大会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总之是那时莫斯科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公然要求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许多代表，无论是中央派的，或反对派的，回国后私人谈话中都说起这件事情，拿来作为托洛茨基派在苏联活动的证据。“连中国代表也受影响哩！”但王懋廷为了同“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未被扣留在莫斯科，如王若飞，刘伯坚等，回国后也未曾受处罚，如汪泽楷，任旭，何资深等，——他仍回云南省委书记原任。也许他正为了同受压迫的“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才敢在莫斯科公开说话罢？王懋廷回去云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龙云捕去枪毙了。
　　新中央不许我辞职，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工作，党报和宣传部，自从我去福建后就在停顿中。我不知道这个僵局将如何打开。可是出人意外，我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似乎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倒了。北方同志在大会以后才向新中央控告他在大会以前种种罪状。我不记得这些罪状，因为在这党内斗争风潮中一个同志被控告的罪状并不引起我的兴趣。新中央根据这些罪状查办他，革除他的常委资格，因此他自然而然不能继续做宣传部长了。
　　新任宣传部长是李立三。推翻蔡和森时，他有重要作用。他是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似乎是未了一个候补委员，但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好多已经死了，或反动了，或消极了，或受处罚了，他一步步递补上去做了正式委员，现在又加入常委，而且担任宣传部长。第一次来宣传部开会时，他演说：“我们的党缺少一个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言下，大有自己将成为这个中心之意。我暗笑。但我笑错了的。从此开始一个时期内，李立三果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罗绮园问他关于六次大会上内部斗争的事情。他报告了一点，结论是：一些反对派都不是在原则立场上结合起来的，没有原则结合的党派决不会长久存在。会开完时候，我又提出辞职，他哈哈大笑，就把别的话岔开了。在他催促之下，《布尔塞维克》又出了几期。
　　在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回到中国来继续发展。陈独秀本人仍旧站在这个斗争圈子之外。汪泽楷向他报告了第六次大会经过以后，请他积极行动起来。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立一个新党。”汪泽楷向我转述这话，摇摇头。我们当时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这汉字拼音工作，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展开。
　　陈独秀的文字学即使不是曹参的酒，但他的站在党内斗争圈子外的态度仍是需要解释的。他的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若飞从莫斯科写给他的长信中曾告诉他以敌人这个认识。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我试来解释一下。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原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
　　在他这种态度之下，所谓“陈独秀派”的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若如李立三一般说的，若飞团结的一部分人仅是个人团结，而没有原则的基础，——那也是不对的。仔细研究起来，当时这一派与其他小派别不同，他们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结合，而是有一种原则，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得来的，或从陈独秀谈话里启示出来的原则（主要是认为革命在退潮中，不是在进潮中），——模糊的原则，没有人明白提出来，也没有人敢彻底思想下去。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不仅从这些人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可以证明，而且表现在有名的“江苏省委议决案”里面。这个“议决案”，是若飞未出国去参加大会以前起草的，但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委另一派并未正式通过，不知何故莫斯科中山大学把它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发表了。托洛茨基看见了很高兴，特别为了它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暗合于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可是这一派有个根本错误，即是把斗争限制在第三国际法律（Légalité）许可的范围之内，以中国若干领袖为对象，而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对象，反而思量借斯大林和布哈林力量去打击中国领袖。这打击也相当成功，秋白和维汉都倒了。但继他们起来的，是比他们更坏的敌人：李立三。
　　若飞没有回国，过去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倾向遂为项英利用去。项英是李立三的竞争者，他的对头。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上海微弱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二人分别领导的。一个负沪东责任，一个负沪西责任，二人比赛谁的成绩好，结果立三成绩更好些。现在立三做了全党“理论和政治中心”，项英首先不服。他不知担负一个什么职务，大约是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但他的力量在江苏省委，大会以前他似乎是省委书记。新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委员何孟雄拥护他，但蔡振德和马玉夫（即马禹敷）保存过去王若飞的传统。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李立三中央。斗争结果，江苏省委宣布“独立”。江苏经费有独立的来源，无需依靠中央接济；江苏又能单独与外省通信，有希望某几省起来响应。声势非常浩大，但不多几日就烟消云散了。周恩来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保证了外省的忠实。向忠发，李立三等又威吓项英，指项英为唆使人，虽然项英自己并未露面。项英经不起威吓，屈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结果江苏省委恢复原状，除了蔡振德和马玉夫二人退出。正当风潮开始时，何孟雄日日问蔡振德：“超麟为什么还不来？”蔡振德不知怎样告诉他，我是与江苏省委一致的。李富春自己到我家里来找我，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把愚园路房子顶掉，搬到李民治家里去住。富春要我去帮忙，允许给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要我帮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的怠工和赌气是好多人知道的；但这“交换条件”则令我惊讶。富春这个手段也许是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候学来的。但我还是去“帮忙”。我在蔡振德家里，同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三人帮助江苏省委写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可是没有一篇采用，因为都是超过了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以外的。
　　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或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我早已离开宣传部了。起初，李立三上任后，我第一次辞职未准；第二次辞职，他说没有人接替，须待有适当的人时再来考虑；第三次辞职，他仍不准，但几日后他派了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潘文育来宣传部，要我派给工作。我明白他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于是坚决辞职，得到了允准。他们没有派我新的工作，但允许我们夫妇去莫斯科读书。我和静先搬在李民治家里住，从那里再搬到蔡振德家里去。蔡振德坚邀我们去，李民治和潘汉年则挽留我们。我住的本是潘汉年夫妇的房间，是暂时借住性质，因为这两夫妇回宜兴去。他们回来时，不要我搬家，而住在李民治楼下大房间去，我不自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倾向原故，终于搬到施高塔路恒丰里延年被捕的屋子隔壁三层楼上。那里二层楼住着蔡振德夫妇，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和他的女儿，此时刚出世不久，尚没有名字。
　　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