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共产党”

〔来源〕《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

　　从“封建残余的”中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要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一一这是尚在聚讼的问题。就我个人说，从抛弃封建的意德沃洛基（法语Idéologie音译，意识形态）。到接受社会主义的意德沃洛基，中间是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德沃洛基阶段的。倘若我们把五四运动看做中国集体意识的觉醒，则主流来说，这个觉醒也未曾停留在长期的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德沃洛基阶段。
　　上面说到，我们在圣日尔曼时，外江同学抱着中古初期基督教传教士精神向我们这些“野蛮人”说教。自然抱有这种精神的并非所有的外江同学。凭我尚保留着的印象，我可以举出几个人来。一个是江西人熊雄。他是李烈钧部下一个军官，有民国初年模范军官气概，写一手好字，能作旧诗，热情，倾向于一切新的革命的东西，但没有分析的头脑。一个是四川人秦治谷，善摆龙门阵，诚恳，能英语，喜欢同人讨论新文化问题。一个是贵州人汪颂鲁，旧学问有相当根底，留心访求一切喜欢新思想的人。其他还有几个，但我记不得了。并不是说，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其他外江同学都不与福建人往来。尽管福建人用方言，或背后，或当面，拿外江人当作嘲笑对象，两方面还是有往来的，但也不过谈些“今天天气，……”，或巴黎风景，或女人。我提到的几个人则不爱谈起这些问题。熊雄得到福建人欢迎，他交了许多福建朋友，因为他是个军官。秦治谷和汪颂鲁没有什么成绩。他们同福建人讨论文化的思想的问题时，福建人常常会打断对方的话，问他预备学什么科，接着就说：“我要读什么大学，学工程或农学。”当时我有一个别字叫“则连”，同乡中知道得很多，因为那时还保留着称字不称名的旧风气。同乡中没有懂得我为什么取这个别字。汪颂鲁和我相视而笑。后来汪颂鲁告诉我，他有个先生也到法国来，姓黄字齐生，取的是同一个意思。黄齐生先生是王若飞的母舅，后文要说到他。
　　有一天，汪颂鲁引我到一个课堂外面的走廊去，把我介绍给一个又长又瘦的人，面孔是扁的，颧骨微微凸出，有点潮红，同半熟的螃蟹壳一般。汪颂鲁说：“这位是尹宽先生，桐城人。”他晓得我知道桐城是在哪一省。但我听了他的介绍，几乎要笑出来。因为他的名同他的身体是不相配称的，如果叫做“尹长”就很相配了。尹宽站着立即向我作一篇很有条理的演说，我不记得这演说的内容。以后，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渐渐说到了有组织一个研究团体之必要。决定我们三人先成立组织，再分头邀请其他同学加入。一日，我们三个人在圣日尔曼森林里，浓荫之下，讨论团体的名称，章程，等等。我提出了“自明社”，他们立即通过了。
　　为甚么提出“自明”两个字呢？这里须得解释一下。我们在法国读书，但读的是什么书呢？是中国寄来的新杂志，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中国国内新思想在蓬勃发展，各地方学生在反抗旧威权，学生会甚至代替校长办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是德谟克拉西。这是取法欧美的。李石曾一伙人又拿法国做我们中国将来发展的典型。但在法国我们看见了什么？天主教神父，穿着黑袍子，规行矩步，天天到学校来，向学生说教；学生看见校长和舍监如同老鼠看见猫一般；法国同学丝毫不懂得闹学潮，也不谈反抗、革命、社会主义、无宗教、无政府一类事情；学校和学生所看的书报也从不谈起这类事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法国还没有经过五四运动么？难道法国没有一本《新青年》杂志，没有一个陈独秀或胡适之么？幸而新寄到的《新青年》上有张崧年译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签字的是罗曼罗兰、巴比塞、罗素，以及其他许多不认识的人。张崧年附了按语，把这些签字人介绍给我们，其中说起巴比塞新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光明团”，出版了一个杂志叫做《光明》。
　　我赶紧到巴黎去，不知怎样找到了光明书店，定了半年或一年《光明》，带回了最近出版的一期。原来是一张报纸，同《申报》一般大，每星期出版一次。拿起字典，辛辛苦苦看下去，果然是我们所要的杂志或报纸。我赶紧把看得懂的文章内容同那些有一般感想的人说。但是次期出版的杂志久未见寄来，第三星期之后仍没有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问光明书店，回信叫我亲去巴黎一趟。在巴黎，人们告诉我：报是照常寄的，恐怕是校长扣留了，劝我另找一个收报地址。恰巧有个同乡过不惯学校生活，到外面租房子住，房东是一个工程师，我去商量，借他那里收报，房东一口应承，而且破口大骂学校当局。原来他是个社会党员。以后光明书店常有信来，要我去巴黎听名人讲演。明知听不懂，我也去了几次。从光明书店买了四张明信片式的照片：列宁，托洛茨基，卢那查尔斯基，科伦泰。“自明社”名称当然是从“光明团”来的。但是全校六七十个中国学生当中，我第一个定阅法文杂志，第一个同社会主义者来往。又是被同乡们视为怪人做的怪事之一。
　　“自明社”是个秘密结社，即是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没有第四人知道。我不懂得当时为什么要秘密？这种结社决不会触犯法国或中国刑法的。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或嘲笑。但成立时已经快到暑假了。没有开第二次会，汪颂鲁就去巴黎，尹宽就去墨兰，我仍留在圣日尔曼。我们三人保持了通信关系。
　　在通信中，尹宽和我发生论战。不知是谁先开火，总之尹宽主张感情支配理智，我则主张理智支配感情；他因此拥护宗教热情，说人类需要宗教，我说宗教是人类的祸害。以此问题集中在宗教上面。他在信内向我预告，说要写几篇文章，关于宗教仪式和宗教精神之分别，等等。汪颂鲁调停在我们两人中间。我自己的信有存稿，尹宽的信我也保留着。后来在墨兰同曾琦来往时，谈话间知道他也是反对宗教的。他告诉我，《少年中国》要出两期宗教问题专号，一期在国内编辑，一期在法国归他编辑。我把这些信给他看，他要拿去发表，但我征求尹宽同意时，尹宽反对发表，说是：“未成熟的！”不记得是在离开法国时，或在离开俄国时，我才把这些信烧了。
　　勤工俭学生内部有激烈的党派斗争，但这是以政治思想结合的党派，而不像福建学生中那种府际斗争。我很早就听人说起勤工俭学生中有个“怪物”蔡和森。他把他的小脚母亲和他的妹妹也带到法国来，同他一起勤工俭学。他不洗脸，不理发，不换衣服，不向女人献殷勤。有人看见他和一群人在咖啡馆喝咖啡，付账时他坐着不动，由他的妹妹去付。但是女学生向警予爱了他。他们两人已经同居了。向警予有学问，漂亮，能干，演说动人。好多有才干的勤工俭学生，大部分湖南人，都服从她，听她指挥。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工学世界社”。蔡和森和他的徒党大部分在蒙达尼中学。
　　以上是听人说的话。Montargis应译蒙达尔基，不知何故勤工俭学生中都写作“蒙达尼”或“蒙达尔”。这是比墨兰更小的城市，是县城，不是省城，但同墨兰一样在“巴黎—里昂—马赛”铁路干钱上，比墨兰更远离巴黎一个多钟头火车。那里中国学生特别多，因为市董事会董事夏波先生是社会党党员，是李石曾的朋友，是中国人的保护者。后来我在蒙达尔时还见过他一面。一个勤工俭学生，欧阳某，死在医院，我们去送葬时，曾听他在墓穴前演说。那里的中学和那里的橡皮工厂都同他有关系，但不知有甚么关系。勤工俭学生背后说他坏话的多。坏在哪里，我不清楚。
　　二八运动时，蒙达尔同学派来的代表，发表的宣言，提出的主张，都是与众不同的。汪泽楷声音洪亮，态度激昂，滔滔雄辩。宣言提出了勤工俭学生有生存权，有求学权，中国政府应当维持我们生活，应当供给我们读书。这是彻底攻击勤工俭学生的理想，抛弃自食其力的原则。因为靠自己劳动，渐渐积蓄，然后入校读书，学成归国，——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张一出来，不仅公使馆，领事馆的人要摇头，华法教育会的人要摇头，连勤工俭学生自己也要摇头。华法教育会机关报反驳这个主张。各地方同学胶印的文件也常常反驳这个主张。这些反驳的人抱住无政府主义式的勤工俭学理想，认为劳动是神圣的，依靠他人劳动来生存和求学是可耻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是一种寄生虫的主张。
　　这些反对的人没有一定的中心。领袖是四川人赵世炎，湖南人李隆郅（后改名立三），贵州人熊志南，贵州人王若飞，还有无名；罗汉也许在内。双方文字的攻击非常激烈。这些人常常转移论点，蒙达尔派则是始终一贯的，始终坚守着原则的。斗争之中双方自然也有许多丑诋的话。譬如你骂我被某人收买去，我也骂你被某人收买去。
　　尹宽同蒙达尔派有关系，也许是在二八运动中会见蒙达尔派领袖，也许是后来去过蒙达尔会见蔡和森；汪颂鲁则是另一派一个领袖熊志南的同乡。我和这个斗争没有关系，因为官费和家费一寄来，我的“生存权”和“求学权”就有保障了。但是春天，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即二八运动之后三四个月，熊志南来墨兰看汪颂鲁兼来看我和尹宽，告诉我们要组织一个交换书报的团体，邀请各地同学加入，各人把自己所有的书报报告出来，开成目录，互相通信借阅。这本是一种组织方式，我那时不懂得，便答应加入。汪颂鲁自然加入。尹宽迟疑一下，也答应那日到巴黎去。会是在熊志南房里开的。他是个画家，替圣克鲁一家瓷器工厂绘画，画在瓷器上面。圣克鲁在巴黎西南郊，有华丽的宫殿，有山丘，有森林。熊志南住在山脚一家公寓里。我在那里第一次会见赵世炎、王若飞、无名，及其他好多人。尹宽不发一言，到了会将开完时，才站起来声明，他今天是来旁听的。大家错愕了一会，也就坦然了。后来我明白这是反蒙达尔派的组织活动，目的自然是在同蒙达尔派对抗，而尹宽是蒙达尔派的朋友，但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旁听”。
　　接到胶印的会员名单，看见上面有许多认识的名字，如李隆郅，熊雄等。图书目录上，我的老庄列三书惹起熊志南向我取笑。其实别人也有这些书，但我的翻世德堂六子全书本，是最好的版本。
　　这个会开后几个月，不记得是在里大运动后或前，我忽然收到熊志南一封非常悲观的信，向我借老庄列三书看。书寄去后，他又来信谢我，信里口气仍是很悲观的。过了几时，我听说熊志南被送入疯人院去了。听说他爱上一个法国姑娘，相约某日到比利时某地车站前裸体结婚，那日他去那里等待，但女的没有来。他回法国来，在边界一个咖啡馆喝酒，喝完不肯付钱，说：“为什么要付你钱？”以及这一类的疯话，就此发了疯。
　　这是有点近于神话。后来，我问赵世炎。他说，他不知道，不过最后一次看见志南时觉得他神气很奇怪。
　　里大运动时两派合作了，这中间的经过，我不知道。蔡和森夫妇、罗学瓒、李隆郅、无名、罗汉，都于此次被驱逐回国来。
　　里大运动后，两派残余分子由合作进于融化成一个团体，由此开始旅法华侨中党派结合的新篇幅。此时我也从顶楼上的读书室下来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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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的秘密是马克思主义。他在保定（或北京）学法文时，人家注意说话，他独注意看书，学了几日法文，他就翻字典，查生字，去看理论书。看的是什么理论书，我不知道。那时中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有，无政府主义尤其盛行。蔡和森似乎未出国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一九二〇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者新注〕总之，勤工俭学生中以及旅法各类华侨中，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旅法共产主义运动可说是他开创的。在蒙达尔中学，别的学生还在计划着，将来做工积赚的钱怎样拿来去求学，现在补习法文余暇怎样拿来去补习一点别的功课以准备考大学或专门学校之用，也许在计划着将来怎样做工程师哩！蔡和森则翻字典，查生字，读着当时新出版的法文《国家与革命》，或其他类此的书。他和若干与他接近的人早就指出：勤工俭学是幻想，是骗局；他们早已决定了对于当时勤工俭学生斗争的态度。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赞成，而且引起强烈的反对，但对于当时华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敌派，赵世炎、李隆郅、王若飞等人，在事实证验之下也渐渐接受他的主张了，——至少接受他第一个主张的马克思主义。
　　里大运动之后两派已经没有斗争。另一派重要领袖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张崧年（后来以字行，叫做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欧洲通信员，他和刘清扬住在德国。这俩夫妇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自费生，但和勤工俭学生同船来法国，然后转到德国去的。在船上，张刘二人才结合了友谊，闹出桃色新闻，后来二人结了婚。五卅运动后，张刘二人在北京受人攻击，张崧年不得不写信给晨报副刊（或其他类此的刊物）答辩。
　　张崧年介绍赵世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法国通信员，指挥赵世炎在旅法华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组织。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开的成立大会上，我是十八个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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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必须回头说说我是怎样从顶楼读书室走下来的。
　　此时陈炯明已经将福建地盘交还北洋军阀李厚基，而统带粤军回广东去，把陆荣廷部下的桂军赶回广西了。北军虽然接收了旧时汀漳龙道辖下各县，却未曾取消陈炯明时代定下的留法官费。我的父亲每年从县衙门支领这三百元官费，一直支领至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那一年。他曾寄来一次钱，官费之外自己还凑了一点，虽然未曾凑足六百元数目。以后不仅家费没有寄来，连官费也拿去做家用了。我们县里的人很不满意我的父亲，但我原谅他。他不寄钱来，我不会饿死，寄钱来，我也不会进大学或专门学校，因为此时法国生活也提高得多了。但国内一家多口的生活，有这笔款补助，究竟宽松得多，我也安心得多。一九二一年年底，我还希望次年有官费和家费寄来。两个同乡，一个情形同我一样，另一个本有存款在中法实业银行，这年银行倒闭，他也不能生活。这个时候，里昂大学已经上课了。里昂大学并非不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也非不收勤工俭学生，但不收不纳费的学生。已经有几个自费生考进大学去，其中有一两个是欠费的，声明家款寄到立即缴纳。国内来的里大学生中有两个是汪颂鲁的同乡，通信中也说起这情形。汪颂鲁和我们三个福建人希望以此方法解决我们的生活和求学问题。大学推举我去里昂看看情形。我拿着汪颂鲁的介绍信去见他的同乡，得知欠费的学生都是有特别情形的，但我们如果住在里昂，也许有机会达到目的。我回墨兰去一商量，大家认为里昂房租贵些，其他生活是差不多的，于是决定搬去里昂居住。一九二二年一月初，我们在里昂大学近旁租了房子居住，认识了几个国内新来的学生，觉得他们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学生，温和，客气，满足，爱谈科学工业救国一类的话。我觉得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阂。倒是勤工俭学生出身的里大学生，说话之间能够互相了解些。但是里大以外还有勤工俭学生，他们是来料理那次失败的运动的未了事宜。我在大学门口一个咖啡店楼上会见刘伯坚，四川大麻子。他是勤工俭学生代表，他鄙视那几个进里大的勤工俭学生。一次，我们几个人在大学院子里晋见校长吴稚晖，要求他准许我们欠费入学，他拒絶了。汪颂鲁说他认识教务长或总务长褚民谊，邀我们同去看他。我们在办公室会见他，汪颂鲁不说入学事情，只说：“我们几个人现在没有饭吃，要你想法！”褚民谊说他没有办法。汪颂鲁于是拍桌子骂他混帐。褚民谊也拍桌子。华法教育会前秘书刘厚出来解劝，褚民谊到小房间去，汪颂鲁一面骂，一面走出来。我们三个福建人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汪颂鲁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有意来闹的。他这样做，不过是反映一般勤工俭学生的气愤。
　　里大运动失败后，勤工俭学生恨吴稚晖、褚民谊、曾仲鸣这些大学负责人，但也恨公使陈箓，说驱逐回国是他出的主意。大学和公使馆也有冲突，后者是代表北京政府的，前者则和南方国民党政府有渊源。两方面是哪方面更可恨呢？我以为是吴稚晖更可恨的。勤工俭学是他提倡的，两三千热血的学生信了他的话，辛辛苦苦筹了路费到法国去，结果没有工可做，没有方法维持生活，现在他拿退还的庚子赔款办了大学，又不肯收纳他们。法国国会通过退还赔款是与论促成的，而两三千勤工俭学生的存在又大有助于舆论。但没有人暗杀吴稚晖，却有人暗杀陈箓。
　　四川人李鹤龄（后来嫌笔画太多，改名合林），年轻，漂亮，聪明，口才好，笔下来得，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要暗杀陈箓。他准备了几个月之久，请人介绍到郑毓秀家里当秘书，等待机会。这位女政客后来当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知道的人很多。那时她在巴黎，客厅里常有赴法游历的朝野名流往来。有一天，公使在她家里吃饭，饭后坐车回去时，背后有人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却打中与他同车的一个人，这人新来法国，奉了北京政府命令考察什么的。但也是轻伤罢了。后来李鹤龄对人说，他在筵席上看见陈箓慈爱女儿情景，心中不忍，所以开枪时偏了一下。李鹤龄被捕，判了九个月徒刑，刑期满后被驱逐到比利时去。他写了关于此事的文章，发表于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上，大图书馆恐怕还保存这期杂志。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他。至于陈箓，则那次虽没有死，几年前仍以“维新政府外交总长”资格在上海筵席上被人打死了。
　　由李鹤龄很容易联想到俄国虚无党去，容易联想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解释和反对个人恐怖的文章。此次暗杀很明显是运动失败后群众绝望情绪的表现；又明显可见，即使当时杀了陈也是没有意义的。
　　里大运动失败促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为勤工俭学问题引起的争论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主义的争论。
　　无政府主义。但这里说的并不是手握庚款支配权的无政府主义，而是从勤工俭学生当中发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里大运动失败后，各地接到一种新出的油印刊物《工馀》。那是李卓，陈延年及其他的人办的。这是勤工俭学生自办的第一个刊物，以前只有胶印的宣言，公开信之类表示某个人的或某集团的意见。《工馀》受了欢迎，似乎未曾明显提出无政府主义，也未曾反对马克思主义。几个月之后陈延年兄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李卓继续出版《工馀》，宣布陈延年背叛主义。
　　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团结后很久，国家主义也有组织，此时一定在酝酿中。那是从那些自费生，如曾琦一类人发动出来的。
　　国民党的组织则是一九二四年国内改组以后的事。起初也是共产主义者扶植起来的，后来则成了一种势力。但在这个时候，即一九二二年间，旅法华侨中是没有国民党踪影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我们几个人也不得不只靠面包和开水为生活了。我写信给秦治谷。他在蒙达尔橡皮工厂做工，他回信说那里正在招工。我于是携带行李到蒙达尔去。工厂离蒙达尔城三四里路，有一千多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中国工人三十几个，都是勤工俭学生。我在车胎部分做工作，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雨衣部分有几个中国人，其他的中国人都集中在套鞋部分。三四个月后，车胎部分收缩工作，我也调到套鞋部分去了，直至离开时候。车胎部分行计时制，每日十小时，每小时一个佛郎，星期六则做半日。套鞋部分，新工行计时制，熟练后则行计件制。我每日做十双鞋子。其他的人每日能做二十五双，甚至三十五双，他们生产比我多三倍，但计件工资不过十五六佛郎，即比我多百分之五六十。工厂自然欢迎他们。一两个月后，工头要我改做计件工作，我拒绝了，后来又吩咐了两次，我仍不理他，也就罢了。所以我始终做计时工作，这是特殊的情形。每两星期，星期六发一次工资，从来未曾算错一个生丁。
　　我住在工厂拨给的一个木棚里，木棚广阔，能容四十几张铺，我去时已有三十多人住在里面，都是中国人。木棚在一个小树林中，走五分钟路可到工厂，但有几个中国人爱舒服，宁愿自出房租（每月约三十佛郎）在蒙达尔城租人家屋子住，上下工每次须费三十分钟至四十分钟时间。木棚里的人合伙烧饭，推举两个厨子，照工厂计时制支工钱，使伙食账目公开。每日每人伙食约三个佛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生活比我自炊时好多了。房子不要钱。每月付伙食后，我还能寄一百至一百五十佛郎给在里昂的两个同乡。但只寄了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个同乡接到家里汇款，去奥尔良进中学了，另一个同乡也来这工厂做工。
　　木棚里最多的是安徽人，其中有几个从尹宽方面知道了我，巢县李慰农引我去城里中学见有名的蒙达尔派：李维汉、薛世纶、汪泽楷，他的族弟汪泽巍，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这几个人已经不上课了，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学校里面。但不久，他们就在城里另租房子居住，以后也来工厂做工。尹宽和王若飞不久也来了。木棚里的人不知何故，不愿同这些人亲近，说话也不提起这些人，但与李慰农狎昵，打趣他，故意嘲笑他的社会主义，惹起他青筋暴胀。
　　有一天，星期日，薛世纶从城里来，邀了李慰农、韩奇和我，到铁路南边大森林里去，说现在准备组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要我们参加。李慰农答应了，我考虑一下也答应了，韩奇考虑得更长久些，但也答应了。李慰农的答应是形式的，此次谈话目的在我和韩奇二人。
　　一九三一年，我在白云观时，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长问我：“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答：“一九二二年。”“什么人介绍的？”我答：“李慰农。”“李慰农现在什么地方？”我答：“在青岛领导罢工，被张宗昌枪毙了。”
　　六月间在巴黎开成立大会，蒙达尔支部去了好多人，尹宽、王若飞、李慰农、李维汉、薛世纶和我。我们告诉别人说是“工学世界社”开年会，其实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赵世炎在里昂车站接我们，一齐到他居住的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佛鲁亚街十七号，袁庆云也住在那里。次日到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里开会。进森林时，遇着一个白面孔青年，介绍之下知是任卓宣，任卓宣带我们去看一个皮粗而黑的人，说是陈延年。我们一路走，任卓宣又指着前面一群走着的人中有一个穿黄色大衣的，说是周恩来，德国支部代表。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们走到林中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停下来，不晓得哪里来的十几把铁椅子，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
　　全数十八人。现在试凭记忆，看写得全么？
　　赵世炎，当然。他的同乡，和他住在一个旅馆的袁庆云。跛子王凌汉，四川西充人。广东人熊锐。四川人任卓宣。湖南人李维汉、薛世纶。生长在天津的浙江人周恩来。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大麻皮刘伯坚，他是比利时支部代表。贵州人王若飞。四川人萧朴生。安徽人尹宽、李慰农。我。已经十五人了。其他三个想不起来。有可能的是熊渭耕、李富春、林蔚。
　　上午赵世炎当主席，下午任卓宣当主席，中饭是怎样吃的，我忘记了。十八人中只有周恩来说北方话。有些字，人家听不懂，请他重说几遍，或者写在纸上传观，大家才明白。记得起的，一次是“酝酿”两字，说了好久才懂；一次是“宣誓”两字，也缠了半天，到得大家懂了时，几乎全体反对。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向谁宣誓呢？反对最热烈的是任卓宣，我也附和着。周恩来解释：这是必要的，而且有大作用的。他举出事实为证：当初孙文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时候，要袁世凯就职时宣誓忠于民国，后来袁氏称帝，背弃誓言，大家就有所根据来指责他，所以他终于倒了。周恩来坚持这个意见。主席付表决，结果多数否决了。
　　但争论最烈的是关于团体名称。大家提出“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独持异议，说“党”字不能用，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党，而我们这个团体是在党领导之下做青年工作的，应当叫做“少年共产团”。表决结果，还是“少年共产党”。后来李维汉回国，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商定法国组织加入青年团后，才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尚有第二日会议，讨论章程和选举，但我当夜就回去蒙达尔，第二天新来一个代表仍补足十八人数目。我为什么回去，现在想不起来。也许是为了工厂请假麻烦。第一天会议似乎是星期日，我星期六下午本无工作，去巴黎不必请假，星期一不回时就须请假了。
　　五个人被选为领导机关，我忘记了这机关的名称。赵世炎做“总书记”，以下是张伯简、陈延年、李维汉，另一个是谁呢？也许是周恩来。
　　云南人张伯简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他被选为领导者，因为他领导一个人数很多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全体参加了新的组织。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未回巴黎时，由李维汉代理他，可是会开了，领导机关成立了，张伯简不知从什么地方回到巴黎来。大家要他交出他的团体，他用尽方法拖延，最后戳穿纸老虎，原来这个团体是并不存在的，他代表的是他一个人。因此他受了处罚，免去组织部长之职，由李维汉实授。但他神通广大，不久就一个人去俄国，为我们后来开辟道路。无论在莫斯科，在上海，在广州，他都不得意。一九二六年他因肺病死在广州医院。
　　“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在旅欧华人中间是一件大事。成立之后发展得很迅速。从成立起，到任卓宣入狱后几乎全体回国参加一九二五年革命为止，党员和团员先后恐怕有三四百人。但成立时人数是很少的。十八个人并非各地依照人数比例选出来的代表，宁可说是能够来的，愿意来的，都来参加。所以这十八个人以外是否还有十八个人，都很难说。据我所知，德国支部有三五个人，比利时支部更少些，蒙达尔支部有汪家叔侄和韩奇未来，克鲁那支部还有人，因为萧朴生是那里的代表，此外恐怕只有一些单独的人，为了路远或其他关系不能亲来参加。陈延年的弟弟乔年，也没有来参加。这些基本人员中，大多数是旧时的蒙达尔派和他们的朋友，此外赵世炎的同乡和朋友，此外陈延年带来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此外就是德国那几个与勤工俭学生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了。
　　成立之后，工作各方面开展。总机关设在赵世炎的旅馆里。有一个油印机，印《少年》和内部通讯。
　　通讯，每个人有一份，是绝对秘密的。某期通讯登载了一张名单，每人名下附了假名，规定以后对内对外全用假名，《少年》上发表文章也用假名。这是蒙达尔支部提议的，而支部内又是韩奇提议的。
　　韩奇是江苏（海门？）人，但他对人说是安徽人，后来安徽学生领得省政府津贴，他也有份，因为他的父亲韩耆伯是有名的革命党，民国初年在安庆被杀，他算做安徽烈士遗孤。我初到蒙达尔时，秦治谷私下告诉我：“这个人头脑不简单。”我们这些人中，恐怕只有他从革命首先联想到流血去的。这话并不是说，其余的人不知道革命要流血，而是说：我们对于革命和流血只有笼统的观念，而他则有亲切的体验，因为亲见他的父亲为了革命而流血。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原故，不久他就和团体冲突，退出运动，改了名，学成归国，当技师，而且听说做了一任国民党县长。
　　但他这提议确是有益的。我们全体都换了名。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有许多知道伍豪和罗迈。这两个假名跟随主人回到中国来。但其余的人则把那些假名同鞋底下的泥土一起留下在法国了。我近日想了好久，才记起当初改名“丝连”，即是把“则连”随意改一个字，没有什么深意的。许多人同我一样，奉了命令之后，随意改一个名字。有个人名“ S.3.”，因为他正在做工，随意拿起两个铅字（或者别的东西），看一个是 S ，一个是3，就叫做“ S.3.”了。陈延年要找笔划少的字，结果找到了“林木”。但也有人在这上面用了工夫。李慰农想了几天，想不出好名字，结果看到《少年》封面上印着徽章，才决定了“锄斧”，其实那徽章里面是镰刀不是锄头，是铁锤，不是斧头。汪泽楷名“裸体”，他在前几次运动当代表，受了许多冤屈，要向人表明自己是清白无疵的。张崧年名R，据说是“现实主义者”西文第一个字母。周恩来名“伍豪”，据说他本是天津一个学生秘密团体内“第五号”会员，后来福州有个同志方尔灏，也是为了曾是某秘密团体的“第二号”会员，有什么可纪念的故事。张伯简名“红鸿”（当时人欢喜用“红”“赤”一类的名字，例如“蒋光赤”)，他在德国拿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去办俄护照。英文名Hong Hong，俄文就成为Χонг—хонг，我们到莫斯科后喊他“红鸿”，但俄国及他国同学则喊他“混格混格”。有些假名和真名有明显的关系，如熊雄名“其光”。有些人改了如同不改，如萧子障名“爱弥儿”，陈乔年名“罗热”，因为好多人都认识谁是Émile，谁是Roger。熊锐名“尹常”，尹宽说：“别人看见定会疑心是我。”李维汉名“罗迈”，据说与“浪漫主义”有关系。王若飞名“雷音”，不知何所取义。
　　《少年》是个大型刊物，十六开本。封面很令人触目，画了交叉的镰刀和铁锤，写了一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报名之下有一行小字“少年共产党机关”。创刊号在写印时，我曾去意大利广场看他们。延年在写钢板，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围绕着方桌讨论。不记得是谁提出“机关”下面应加“报”字。但周恩来反对，他说德文此处只用“ Organ ”，并不加么“报”字。理论文章是周恩来从德国带来，法国方面写了些实际问题的文章。张崧年开了一张“必读书”单子，其中英，德，法文都有。宣传部长陈延年不写文章，但写钢板。他写的字比铅印的字还要清楚，还要好看，我第一次看见了能与铅印报比赛的油印刊物。除了赵世炎的党务报告之类是自己直接在钢板上写的以外，从头至尾都是陈延年一个人包办的。
　　勤工俭学生本来没有刊物，都尔出版的铅印报有时发表他们的投稿，他们的文字斗争则全靠胶印传布的。个人或团体有什么意见发表时候，就到文具店买两三张胶纸，一瓶药水和几张特别的纸头。用药水把文稿誊写在特别纸上，印到胶纸上去，揭开来就可以拿普通信纸去印，每次可以印三五十张，然后封在信封内，分寄到有中国人的学校和工厂去，或寄给私人。这些都是不定期的，如同当年军阀的通电。里大运动失败后，有《工馀》，现在有很像样的《少年》杂志了。对于工作的发展，这个刊物一定大有助力。
　　当时工作，内部训练外有勤工俭学生运动和华工运动。
　　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勤工俭学生运动沉寂了一年之后又复活起来了。蒙达尔发了一批胶印品，各地的人起来响应，推举代表到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学生会，选出几个负责人驻会办事，一个是韩奇，一个是任卓宣，虽有其他的人，但这二人操纵了一切。他们是新人物，即是以前未曾当过代表的。李维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不敢露面。他们是担负了过去失败责任的领袖，但他们在幕后指挥韩奇和任卓宣。韩奇有自己主意，不听指挥，不久就与王若飞冲突，而退出或开除。我们在学生会的势力受了打击。
　　“十万”华工“参”了战后，大部分已经合同期满送回国了。但还有几千或几万解除了合同的自由华工在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派了人在他们中间做工作。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团体当然不会忽视这个工作对象。最热心的是总书记赵世炎，他结交了许多华工朋友。《少年》某期，周恩来写了一篇论工会工作的文章。
　　乔年在意大利广场附近一家软玻璃厂做工作，那里有不少中国人，也有几个同志。有个同志在那里被机器切断了中指。世炎和延年由团体维持生活。我们做工的人都缴纳了党费，不记得每月几个佛郎，但一定不是只有象征意义。我每次到巴黎，都去看他们，但未曾看过他们吃饭。黄齐生先生有一次去看他的外甥王若飞，回来大夸这些清教徒。“陈独秀两个儿子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酱油吃！”一种固体的酱，在开水内渐渐化为咸而鲜的液汁，做调味用的，但不是中国的酱油。陈氏兄弟和世炎确是清教徒。第十三区本是贫民区。
　　黄齐生先生和徐特立先生是那时的“老勤工俭学生”，他们恐怕都过了五十岁。徐特立常在那个铅印报上（不幸我始终记不起报名）写文章，替他的“老勤工俭学生”做宣传，兼勉励青年人。他深恶痛绝蔡和森领导的蒙达尔派运动。我们把他放在敌人阵管里面。似乎他也是在里大运动失败者中的。一九二七年，他在长沙做民国党左派领袖之一，革命失败前或后，他加人共产党，后来参加长征（或去俄国，待考），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
　　黄齐生先生于五四运动前后从贵州带了一批学生出来，游历中国各地，拜访康有为，章太炎等名人，勤工俭学生运动起来，他就带了这些学生来法国，恐怕所有贵州籍的学生都是他带来的。后来中国什么报纸上有人说他在法国还出《秦始皇论》题目给他的学生做。这话是冤枉的。他的学生都超出了他，连他嫡亲的外甥也不遵守他的教训了。他不像徐特立那样到处标榜他的“勤工俭学”。里大运动时，他同湖北人石英调停于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代表之间，吴稚晖不买账。我来蒙达尔做工后几个月，他也来木棚看我们，〔注：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作者新注〕说他也要做工。他戴了一顶大礼帽，生着一部山羊须，穿着一套燕尾服，在工厂做工是不很合宜的。我们劝他住在木棚内，同我们一起吃饭，不付饭钱，不要去做工。他答应了。暇时，他替我们扫地，收拾房间，夜里他同我们讲公羊传以及近代历史，我们开会讨论公共宿舍的生活和伙食时，他也以宏亮的声音，激烈的态度，参加意见。他反对马克思，但读到陈独秀写的纪念马克思小册中说马克思儿女的玩具也被房东扣押一段时，也替马克思鸣不平的。回国后，他曾在中国公学或类此的学校当教务长。
　　蒙达尔支部按期开会。会场多半在大森林中或野外，很少在房间里。有两次支部会，我至今还留着印象。一次是送李维汉回国，他起草了一篇告别欧洲同志书，拿原稿传观。信很长，我不记得说些什么，但记得他一面走一面说话（那次是在散步中开会议），泛论一些同志。他认为有些同志有能力，但不肯学习，有些同志现在虽无能力却肯学习，后者比前者更有希望些。
　　又一次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那是在中国发起讨论之后，在法国的同志才提出来讨论的。我提出了一些怀疑的意见，尹宽则替这个政策做辩护。我还记得他的辩护理由中两点理由。一点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后可以渐渐扩充势力，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话也许不是恰恰这样说，但这“狮子滚雪球”的譬喻，我是牢记的。又一点则举法国共产党做例，他说法国共产党虽是公开的党，但仍有一个部分是绝对秘密，连党员也不知道的。这两点自然都是回答怀疑者的意见，但回答什么意见，则记不起来。
　　我们发起一个研究会，由我和李慰农二人拉人来参加，但参加的人很少，秦治谷是其中一个。在木棚里开会，木棚里的人所不欢迎的那些领袖都来了。每人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以采取，一种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一种是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一种是超出这两个阶级斗争之上。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准备以后讨论时再说明我的意见，即是：我们只能站在无産阶级方面反对资産阶级。可是他们不仅未曾等我发表意见，而且未曾等我把提出问题的话说完，就说：只有两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超然的态度并不存在。我说：超然的态度是存在的，的确有人采取这个态度，譬如罗曼罗兰。他们误会以为我赞成这个态度，于是轮流发言都说这个态度是不存在的。其实他们应该说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或反动的。他们一气之下，没有等待我答辩就散会了。几天后开支部会议，他们批评我，说那些非同志也反对这种态度，为什么你坚持这种态度。我说我也反对这种态度，我不过把三种态度提出来，还未曾说出我的意见，你们就吵起来了。这个解释似乎不能满足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叫我“罗曼罗兰”。不错，我那时正在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我提出那个问题，正是为了反对罗曼罗兰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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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思想革命，从抛弃天主教神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中间经过三四世纪，经过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在中国，我则认为抛弃孔子道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也不能够经过这么长久的完整的阶段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我自己，则刚刚接受了反封建的《新青年》之后，就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新青年》可读了。在法国读到的新出版的《新青年》，陈独秀之外，执笔者已经不是胡适、钱玄同、刘复、鲁迅、沈尹默、周作人了，而是李达、周佛海、李汉俊、施存统，等等。但促进我的思想继续发展的，还不是这种从日本贩来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光明》杂志介绍来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光明》起初是单张的周刊，后来改为全本的半月刊，巴黎街上各书报亭都有售卖，但我是长期的订户。巴比塞比罗曼罗兰更进一步，但巴比塞很少在《光明》上写文章，虽然封面上写他是主笔。常写文章的是瓦扬·古久列（曾来中国主持反帝国主义大会），莱芒·列费佛尔（参加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回来溺死黑海），维克多·绥奇（后来参加左派反对派，在斯大林监狱中关了多年）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巴比塞还未曾入党），他们比巴比塞更进一步。但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光明》还是一个“混乱的”杂志。我经过《光明》知道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我读《人道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后来共产党机关报），读《共产主义公报》（社会党内“拥护第三国际委员会”编辑的，主笔是苏瓦林），买了成套的廉价小册子，其中有《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临时的宣传品。经过尹宽指示，我用心去读《共产党宣言》；尹宽自己则是受蔡和森或其他蒙达尔派指示的。
　　为了文字和为了文学，我去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但在《共产党宣言》光照之下，我怎能接受罗曼罗兰主义呢？孟德斯鸠，伏尔泰，卢骚，狄德洛，在我安排的位置上，决不会高出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
　　我到法国时，梁启超也在巴黎，他正搜集材料准备写他的《欧游心影录》。“东西文化”，成了时髦问题。在法国（在其他国家的也是这样）的官费生，许多人选此题目写博士论文。国内几个杂志除《新青年》外也纷纷讨论这个问题。梁漱溟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几年前《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般风行。但这个问题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读《哲学史大纲》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文明毕竟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我当时很惊异，那些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其他的人，为什么见不到这一点呢？现在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目的在于拦阻那个从孔子道统解放出来的思想，不使之迅速奔往马克思主义去的。这个反动并非出于什么“封建残余的”，而是出于新兴资产阶级，它不能造成自己的稳固的意德沃洛基，让解放的思想长期停留在它的意德沃洛基阶段，它只好借助封建的意德沃洛基将奔腾的怒马朝后拉。国民党领袖孙文同他们说一般的话，后来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戴天仇又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串道统延长下来直至孙文自己身上，就是明显的证据。由此还可以做出一些结论，关于中国国民党，但恐怕牵涉太远了。
　　中国所以没有固的资产阶级意德沃洛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之晚，已经来不及赶上前进国，如俄国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做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其他前进国已经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中国还在开始“近代化”。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及在国际兄弟辈援助之下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走完前进国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他方面，社会发展的激剧也造成了思想发展的激剧。我这几日重读二十年前自己翻译的一篇托洛茨基演说，发现其中有几句话引在这里是很合适的：“人的意识普通异常之保守；如果发展太缓，进步印象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去。这是事实。主观主义者，如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人的意识，批评的精神，以及其他动力，能够推动整个历史。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历史动力是生产力，如果发展是和缓的有机的不大感觉得到的，那么在人脊背后的生产力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使之发生政治观念之火花；但如果宗主国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模范国家的生产力（譬如英国）侵入较落后的国家了（譬如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特别是现在的亚洲），如果革命的动力侵人和破坏旧制度了，如果发展不是和缓的有机的，而为怪异的经济震动，怪异的旧社会层次破坏，那么批评的精神就随着本国理论上必需的先进者而尽量发泄出来。”
　　五四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个人思想的发展，从封建的意德沃洛基没有经过什么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就走到社会主义，——可见是当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当初推动我们抛弃孔子道统的力量，归根结柢也就是推动我们抛弃民主主义的力量。我们切勿忘记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
　　我从孔子道统到民主主义曾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则几乎是有机的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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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间，我从《人道报》得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过了几日到巴黎去，就看见陈独秀从莫斯科写给赵世炎的一封信，信内说起他代表党，刘仁静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看见苏维埃政权已在俄国巩固了，并劝赵世炎速回中国去。此时张伯简早到莫斯科了，陈独秀一定很知道在法国的组织状况，知道赵世炎，而且知道赵世炎留恋于法国华工运动。信内还有一段说起国内工作同志的稀少，而且拿国内的工人同旅法的华工相比，认为国内工人运动更需要赵世炎回去工作。看到此信之后不久，内部就传说陈独秀已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交涉好了若干名额，要西欧同志派人去。这个传说不久就证实了，因为已经有人来征求我的同意。我自然同意。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我在工厂账房算了账，搬到巴黎居住。
　　第一批去俄国的同志未出发前，“少年共产党”又在巴黎开了一次大会。此次不是在森林或野外开的，而是在西南郊比扬古警察局里开的。那里本有一个大厅租给人做开会用，大厅隔壁就是警察派出所。袁庆云托辞中国学生会开会，向警察局租下这个大厅。法国警察不懂得中国话，不过我们不敢唱国际歌。
　　此次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了，因为半年多工作后发展了很多的新同志。但我的印象没有对于第一次大会那样清楚，只记得有两个华工同志参加：袁子贞、王少卿；记得有几个新同志上台演说，其中一个是刘伯庄，记得大会开除张崧年。
　　为什么事情开除张崧年，我不记得。至于张崧年和领导机关的冲突，在开会以前我就知道了。张崧年企图自己躲在幕后，而一手指挥周恩来，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的组织。但那些领袖是不肯服从张崧年指挥的，最后他把他的中国共产党西欧通讯员资格拿出来，可是仍旧没有用。大会决议把他开除了。表决时，主席赵世炎辞去主席之职，不肯担负这个责任。差不多全体都赞成开除他，惟有周恩来和两个北方同志反对。反对张崧年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然而事后张崧年把这件事情归咎于周恩来，说是周恩来暗中捣鬼，从此与周恩来绝交了。
　　一九二三年张崧年夫妇经过莫斯科回国时，“旅莫支部”仍当作同志招待他，欢迎会中赵世炎、陈延年等都参加。他回国后曾去上海，列席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最后一个发言反对加人国民党的路钱。回北京后不得意，渐渐依附章士钊，在教育部做一个小官，受北方区委警告不听，终于开除党籍了。他现在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感谢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