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

　　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
　　我是中学毕业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在我说这话给人听时，往往有人反问我：“你是初中毕业后去的，还是高中毕业后去的？”我说：“我是四年制中学毕业后去的。”现在的人多不懂什么是“四年制中学”，我就要费口舌来解释。原来，在我读中学时，只有四年毕业的中学，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毕业后第二年（一九二○年），昆明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才决定中学六年毕业，开始分为“初”、“高”两级。久而久之，就无人知道清末民初曾经存在四年制中学了。
　　四年制怎样变为六年制呢？原来清末民初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去考大学的，应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后才能升人本科。这两年预科是中等教育范围，昆明教育会议不过将此两年划还中等教育而已。这是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事。
　　我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想去考大学。本县一位教师纠正我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能说‘要去考大学’，只能说‘要去考大学预科’。”我出门后都是这样“谦虚”对人说。但在广州候船期间，在船上，到法国以后，发现并非如此，许多人都说：他们勤工俭学赚的钱要在法国考这个那个大学，不一定带“预科”二字。
　　我这样写是为的说明：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正如我受的初等教育是不完全的一样。
　　这四年中学生活，对我一生虽无甚大的影响，四年虽不及我从香港上船到马赛下船的这一个月时间对我影响那么大，但安知我这一个月的思想大转变不是以此四年所学积累起来的思想为基础呢？
　　我一九一四年底在本县县立小学丁班毕业，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四岁，但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全班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在本县无中学可进，这并不奇怪，当时并非每县都有中学。福建省六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几个中学。我们附近，龙岩县有个中学，远一点，漳州有个师范，漳州只因有了师范，就没有中学了，除非有外国教会办的“浔源书院”。所以我们那里的小学毕业生，要升学的，不是去龙岩，就是去漳州。当然，也可以到福州去读法政学校，但需要很多钱。
　　我的同班毕业生，只有一人决定去漳州读师范，其余升学的都决定去龙岩读中学，因为费用毕竟比较少些。
　　我们是年底毕业的，龙岩中学次年暑假才招考新生。我及另外几个人，为的避免浪费学业，便在三牧第私塾读书。此时私塾不是刘岑仲先生教书，刘先生仍在县立小学教国文，私塾先生是陈霞阁（名步韩）。我在那里读半年书，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个比我更年少的同班毕业生倒学到很多知识，首先是做旧诗的知识。他的父亲不要他当年去考中学，要霞阁先生教他读旧诗，做旧诗，以及其他旧学知识。
　　一九一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同班的小学毕业生共八人，动身走一百二十里路去龙岩考中学了。

漳平县和龙岩州

　　漳平县，清朝初年是漳州府的属县，不知道何时另立一个“龙岩直隶州”，直隶于省政府，地位同“府”一样，不过只管三个县：龙岩，漳平，宁洋。而一个府普通管辖六、七个县。“直隶州”州治设在龙岩，因此称为“龙岩州”。诉讼，漳平本县一审不能判决的，就到龙岩州去审判；再不能判决的，再到福州省城去。朝廷派来的学院（宗师）只按临龙岩州，三年一次，考拔三县的新科秀才，同时复考旧科秀才。所以漳平县的“童生”都要去龙岩州考秀才，漳平县秀才每三年一次也要去州复考，考得不好，重则开革，轻则斥责。为此原故，龙岩的人对于两个属县（漳平、宁洋）就有优越感。一般人对于属县不说“我们龙岩人”，而说我们“州里人”。龙岩州的知识分子、绅士，也看不起漳平县的知识分子、绅土，认为漳平文化特别落后。漳平县的知识分子对此普遍抱有反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长久积累下来的。他们除每隔三年在龙岩有所接触之外，每次乡试或别的考试在福州也有接触。
　　这种反感也感染了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毕业的学生。
　　全国各府的首县对于属县似乎都有优越感，但不见得有龙岩州对于漳平县那样的紧张。（似乎安庆府是例外。怀宁是首县，桐城是属县，但一般人通称“桐怀”，不称“怀桐”。）
　　可是我们仍旧要去龙岩考中学。
　　我们居住在校舍内。这是龙岩中学原始的校舍，进东门后不久就到了。校舍并不大，当时学生也不多，只有丙丁戊三班，似乎是旧时一个书院或别的什么机关改造的。我们只考国文、算术、英文三科。考完，我们还有一整天去郊外游名胜龙岩洞。出南门，过浮桥，走不远的路就到了一个山下，那里，山根上有个开放式的大洞，洞内可以站百把人，洞顶有裂缝，成带状，时时有水渗出。这条裂缝便被视为“龙”，这座山是岩石组成的，故名“龙岩”，县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福建这一带不属于卡斯特地貌，没有或很少出现溶洞如桂林附近，所以这个平淡无奇的溶洞便为人所珍视了。洞口平地建立了一座房子，有人主持，游人可以在房内休息，喝茶。次日，我们便回漳平去，等候“发榜”了。来时，上水，走旱路，三天才到；回时，下水，坐船，当日黄昏就到漳平城下。
　　等候了不长时间，就“发榜”了。学校寄来通知：八个漳平考生中只有我一人录取入学，其余七人都“榜上无名”。于是，漳平绅士大哗，以为龙岩人有意以此来显示漳平县小学教育多么落后：八个毕业生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只有一人能录取！大家都破口大骂龙岩人，以致我这个惟一被录取的学生竟被人冷落了。在纷纷议论之中，有人说：我们漳平县自己办一个中学吧，免得受龙岩人的气。这是一种气话，说的人并未想到当时绝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有一些人认真考虑起来：经费哪里来？学生哪里来？教员哪里来？说到教员，也有人估计英文、数学找谁来教，但物理和化学是找不出教的人的。我的父亲就冲口而出说：“找养奇鬼去教。养奇有什么学不会的！”当时，连什么叫做“物理”、“化学”也没有人知道！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这个建议。由此，可以知道他当时如何看重他的好友养奇先生，以及当时养奇先生在漳平旧知识分子中如何受人尊敬。但现在想起来，无论养奇先生怎样聪明，要他一面学习，一面教物理、化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龙岩，甚至也只有郭庆光一人教中学四个年级的物理课、化学课、几何课、三角课。我在那里四年中未见第二人教这四门课。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一心扑在教书上，在县里没有政治地位，家中又清寒，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我的两个堂侄在龙岩高中毕业后来上海考大学，我问他们：谁教你们物理、化学？他们说：郭庆光。于是引起我的无限回忆。
　　一方面，漳平八个考生有七个未被录取；他方面，龙岩中学招收己班学生数额未满（或者是这一班可以扩大学生名额）。不知道两县的绅士是否有幕后接触，到了要开学时，中学忽然来信通知那七个未被录取的学生，同我一个已被录取的学生，一同去龙岩，他们可以补考。似乎有暗示：“补考”不过“形式”而已，因为他们都把行李带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①

　　① 去龙岩考中学的八个小学毕业生是：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陈祖诒、林乃光、郑雅中、郑超麟。

　　我们八个新生，连同戊班的四个漳平学生一路上去龙岩上中学。

龙岩中学的早期沿革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位同乡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本《福建龙岩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特刊》，一九九三年出版，印装得很精美，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最长的，是一篇《学校概况》。
　　校庆是十一月一日。原来，我出生之后不过二年，即一九○三年这个中学就诞生了。
　　这本《校庆特刊》同我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半盲人了，书中图片只有模糊影子；文字则只能用放大镜看大题目，自然，可以请人读给我听，但要请人读的书又很多，怕轮不到这本特刊了。
　　送我这本特刊的朋友，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我问他你读书时校舍在哪里？他说：在“虎岭山头”。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是在我从前读书的地方呢？②

　　 ② “虎岭山头”应作“虎岭松涛”，那是龙岩八景之一。有一个山岗从城西北伸入城内，山岗上有松树也有房屋。龙岩最早的小学模范小学（原名权兴小学）就设在那里。口语将“松涛”化为“山头”，但《校庆特刊》那篇《简介》也说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虎岭山头”，好像不知道原有的校舍在旧时试院内。

我还是写我的回忆吧！

　　龙岩中学的原始校舍靠近东门，即是我们入学考试时考场和食宿的所在地。我相信，一九○三年初成立时也就是这个校舍。甲班学生就是在这里上课和食宿，那时还是“龙岩直隶州”，这个中学是“直隶州”的中学，因此也招收属县的学生。我认识一个漳平人刘凤鸣便曾在甲班读过书，但未读到毕业。甲班毕业的学生可考的，有个龙岩万安区人，忘其姓名，中学毕业后曾去福州读法政，辛亥革命后做了某县一任知事，后被聘来中学教书。又有一人，也不是城区人，中学毕业后不知怎样在广东南方政府底下做一个官，一九一九年陈炯明军队攻人福建，在龙岩活动，名片上印着“大元帅府科员，总司令部委员。”不久便因贪污免职，此人名陈经（或陈纬）。
　　乙班，毫无痕迹可考，似乎辛亥革命前就已毕业或停学了的。
　　我一九一五年上学时，丙班尚未毕业，我同其中几个人交了朋友，他们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上学的，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曾经停办。如果一年一班照常办下去，则一九一二年上学的一班应当是癸班了。
　　辛亥革命后，这个中学就是龙岩一县的中学了，所以丙班和丁班都没有属县的学生。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中学地位突然有很大的变动，由一县的中学变为闽西几个县的中学，不仅到漳平招生，而且到永定、上杭等过去属汀州府管辖的几个县去招生。龙岩县无形中不仅恢复了过去“直隶州”的地位，而且担当了过去“汀州府”的地位，即现在的专区首县的地位。当时传说，要成立“汀漳道”，道尹驻龙岩，已在城内择地，建筑“道公署”了，但未实现。
　　中学先行一步。原始校舍太小了，“直隶州”的试院全部拨给中学做校舍。试院的规模很大，比漳平县的大得多，但做校舍，必须重建，于是大兴土木。建校舍需要钱，于是实行募捐，主要向华侨募捐，龙岩华侨很多，发财的也不少，此外还向本地富户募捐。
　　一九一五年我进中学时，其实是进了这样一个改变了地位的中学。原始校舍已经不能容纳我们新招一班了，新校舍正在开始建筑。我们这一班在“明伦堂”上课，但食宿在试院最后两进没有拆掉的旧房屋里，戊班学生同我们食宿在一起。
　　试院前面都是考秀才用的“坐号”。这种“坐号”到处是一样，考举人的“坐号”也差不多。《儒林外史》写周进坐着痛哭的，就是这样一个“坐号”。我读小学时，漳平县的“坐号”尚未拆除，是一县童生“坐”的，龙岩试院的“坐号”则是三县童生坐的，当然大了好多倍。新校舍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地基上建立的。
　　最后两进以后也没拆除，现在则做我们的宿舍。我们住在最后一进的两个正房内，那是学院大人按临时住的地方。倒数两进是个楼房，楼上楼下都是统间，那是学院大人的随员办公的地方。现在楼下住人，楼上作我们晚上自修的教室。
　　我们早上去明伦堂上课，晚上回试院住宿，出入试院大门时都要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我们只见五六处脚手架林立，看不到建筑什么，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建筑的计划和进度，因之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新校舍。寒假到了，漳平县学生都回家过年。次年，一九一六年开学时，我们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脚手架都拆除了，屹立着大门内那座长条型的宿舍大楼以及其他的建筑。我们就不再住最后一进的学院大人居住的上房了，我们都住在新建成的宿舍大楼。我们也不去明伦堂上课了，己班的课堂自始就设在大门左边新食堂隔邻。
　　当时尚未宣布新校舍建成，已经利用部分建成的校舍了。
　　大约在这一年，龙岩中学被宣布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获得省财政的支持。①

　　① 福建省教育厅，把龙岩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同时也推荐三个中学教员来此任教。以前教书的都是龙岩本地人，从此也有外地人了。三个教员是：马毓刚教国语，刘松涛教体育，李厚祺教国文。马毓刚是满洲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刘松涛的课龙岩没有人能教，但为什么派国文教员来呢？据说，教育厅的人问魏校长：贵校还缺少什么教员？魏校长不愿意接受更多推荐，便回答：国文教员有点不够。魏校长意思是：我们自己可以聘请本地人。但教育厅仍派了人来。

　　从此，到我一九一九年毕业离开后，这个中学就不是龙岩一县的中学，而是闽西七县的共同中学，校舍就是这个由试院改建的新校舍。
　　一九九四年元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校舍放弃了，另在虎岭山头建筑新的校舍。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大概已经很久了，同我谈话的朋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试院校舍。
　　承认漳平县落后，但仍不服气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来龙岩上中学的，这反感自然是从漳平县知识分子、绅士方面传染而来。但我暗中下了决心，亲自看看漳平县是否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龙岩的平地比漳平多得多，因之可耕地也多得多，户口也多得多，财富也多得多，连带着，读书人也就多得多，文化上比较进步，也就不稀奇。但进步多远呢？上课不久，我就从一件事发现了：漳平县的文化确实落后很远。
　　上国文课时，我发现龙岩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辞类纂》，教师每次都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一篇，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大惑不解，我们从漳平县来的学生，没有一人带有此书。我在漳平，在同学中，以及老先生的教书和谈话中从未发现有此书。一般读书人家，藏有古文最多的，是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老先生教我们古文时都是从此书中选出的。因此，我的私塾同学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部书（我在我的父亲的书架上找不到此书，只找到一本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大概是我的父亲某次去福州乡试时买来的）。当时漳平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知道有《古文辞类纂》这部书。甚至没有人知道古文中有一个“桐城派”。于是，我认识到，不要说别的，就在学习古文这一点上，漳平有名的老先生比起龙岩的老先生来，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由此作出结论，应当是：我们既然远远落后，就不要埋怨人家轻视，至于人家不谦虚，态度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情。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承认了漳平人文化落后，但对龙岩人的轻视仍旧不服气。
　　有两件事情，表示我的不服气。
　　一件是一九一六年中学募捐扩大规模，派人去漳平向富户募捐，派的是龙岩县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寿乔，他坐轿子来到漳平县，住在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招待他，帮他去联系富户。苏寿乔住了几天，出了不少力气，结果只募到五十元大洋，太常陈家的族产“紫云书院”的管理人陈璇玑以“紫云书院”的名义提供的。五十元大洋恐怕还不够苏寿乔来往的轿费。校长魏梦云大发雷霆将戊己二班的漳平学生都找了去，连训带骂说了一阵话，我也在场，当时我暗中得意：这就是漳平绅士对龙岩绅士的报复！我可能将这种得意心情向同乡同学透露过。
　　另一件则是至今为止只藏在我自己的心里，未曾向人说的。那就是后来我在旧书上或杂志上看见有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龚定庵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看不起桐城派。我匆忙上街去，从书店买到了一部国学扶轮社版的《龚定庵全集》读起来。我心里想：你们龙岩人学桐城派的古文是很进步的了，我现在学龚定庵古文比你们更进步！当时，同学中确实没有第二人买《龚定庵全集》的。我把这部书带到外国去，以后又带回来，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军队占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时，我的随身衣物来不及带出，这部《龚定庵全集》就这样丢失了。但这件不服气的事情，以及漳平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的话，都未曾与人说过。
　　总之，我是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县读中学的，读了四年毕业以后，仍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离开了龙岩。

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师

　　现在应当说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了。
　　一九一五年第一学期，新招的己班学生是在明伦堂上课的。当时，我们的学监是连天锡先生（字哲居，亦可写为拙居）。他是清代的秀才，我在漳平县未曾听人说起他，但常常听人说起他的父亲连鸿佐，那是有名的文人。他有一个弟弟名连天麟，也是本班一个教员，后来去北京应文官考试，在什么部里做一个小官。
　　连天锡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后来在新校舍中晚间上自修课时，一个永定学生在黑板上写“专制魔王”四个大字，连天锡先生来点名，看了大发雷霆，在讲台上训了好久的话。
　　他同时也是我们本班的国文教师，教我们读古文，出作文题，批改我们每人的作文。
　　开学后不久就过中秋节，连先生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中秋玩月记》。我也杂凑了一篇交上去。几日以后同班的人的作文卷子都批改下来了，我没有收到卷子。我去问他，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的文章要‘挂出来’。”不久，果然“挂出来”了，许多同学走去看，也有人去抄。我听人说过，有些学校，学生作文好，教师要“挂出来”给大家看的。漳平县小学无此制度，我以为这是龙岩中学的制度，每期作文都有的，于是，我以后作文更多用力去作。但未见再“挂出来”，同班乃至全校，也不见有别人“挂出来”。这一次例外久，我至今不能理解。
　　连天锡先生室内案头上有一本手抄的诗集，《留删诗集》。我有一次，趁别人说话时翻阅一下，原来是连先生自己作的诗集，第一页引古人诗句：“诗为留删尽数抄”，这是表明谦虚的。意思说：自己作的诗，不分好坏，都抄起来，留待将来删去作为定本。后面的诗，我就来不及看了。由此，我知道连先生是一位诗人。漳平县的秀才会作诗的人不少，例如陈霞阁先生，但未见他们抄了诗集，也未见漳平秀才写过一首诗。
　　连先生的儿子连寿庚也在我们班内读书，年纪比我更小，同我谈得来，毕业后同我相约去北京考大学，在上海等待我一路北上。他到上海给了我一信，可惜，我筹不到路费去北京了。

我自学数学

　　上学，向书店买了一套第一年级用的教科书，在寝室翻阅起来。
　　中学第一年级教的数学仍旧是“算术”，内容同小学学的一样，可能增加一项“开方”，不过是系统化的，由浅人深，各项都有理论的说明。由此项到彼项的过渡说明得更多。我在小学，算术最好，因之算术中各项的次序和相互联系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体系，无需要说明。这个课我可以不必学了，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到别处。
　　戊班的同乡学生，此时是第二学年了，他们各买了一套第二学年的教科书。我去看看他们的数学课学的什么？原来是“代数”。我听人说过，学了算术之后要学代数，但不知道什么是“代数”。我急忙借了“代数”教科书来看，发现我完全能够看懂。于是看下去，遇着书中的“习题”也去试做，居然做得出来。于是，在不妨碍正课的情况下，就借他们的书学起来，把规定一年学完的代数，我用很短时间就学完了。戊班同乡学生学代数不懂时反来问我，我完全能够回答他们的疑问。
　　次年，我自己班上学期考试时，先生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四则”问题。这问题，用算术方法做很麻烦，我干脆用代数方法去做。听说，记分时先生很为难：答数是对的，但这是算术题，应当用算术方法去做。结果，林维桢先生还是给我分数。
　　也就在这一学年中，我学会代数之后，就向第三学年的学生借几何教科书来看，这没有代数那么容易。首先，我不理解几何学为什么归入“数学”呢？其中所言，与“数”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形”。我不明白学了这些“形”有什么用处？但学下去渐渐生出兴趣来，我渐渐明白：这里学的，既不是“数”，也不是“形”，这里学的是“思维”，是教人怎样去思想。当时，我听人说，进大学要学“论理学”（这是日本人的译名，后来中国人译为“逻辑”或“形式逻辑”），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其实，几何学就是“论理学”，我在中学已经学了“论理学”，这是我在四年中学中最大的收获。那时，我已经能够看出：同学平时说的话有许多是“不通”的，甚至于看出《孟子》《韩昌黎全集》等圣贤书也有好多是“不通”的。
　　学习第四年级的薄薄一本《平三角大意》，那就很轻松了。这里，只有一种“比率”，即是几何中不见了的数，在《三角》中又出现了，而且形和数结合在一起。
　　我知道，学完三角，就要学“微积分”，那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大学才教的，但这点也难不住我。我向平素有往来的同学去借微积分书，他们没有。我相信平素不往来的中学同学中也不会有微积分的书借给我的。一个龙岩同学告诉我：他听说龙岩远郊某乡村有一个读书人喜欢数学，买了许多数学书来藏在家中。这话即使属实，我也不会去借。
　　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只因借不到数学书，而被扼杀了。以后几十年，我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摸高等数学。上海沦陷期间也曾翻译一本《高等算学入门》，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微不足道的。
　　我“躐等”学习数学，是用业余时间的，即别人用来闲谈、下棋、操场锻炼身体的时间。学会之后，我就丢开了，可能在考试时温习一下。中学生，用于数学的时间，一般是很多的。不妨说比其他课程都更多些，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用于别处了。

我的第二个国文教师

　　我的第一学年下学期，即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连天锡先生只做我们的学监，不兼教我们班的国文了。新来的国文教员，名黄祥墀，字宝枢，一个衰弱的中年人，背有点驼，上课时口才没有连天锡先生好，对待学生也没有连天锡那样严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不坐在讲台上，却拿一把椅子坐在课堂边，专心看一本杂志。我的座位离他不远，我偷看那本杂志的封面，原来是《小说界》，中华书局出版的。
　　连天锡先生，我们从未听人说过，但早知道他的父亲连鸿佐的文名。名父无弱子，他的学问一定是好的。但黄祥墀——我完全不知道。我问同班连寿庚（他是连天锡先生的儿子），连寿庚说：“黄祥墀的国文很好，在福州读书时，作文卷子批过一百分。”直到今天，关于黄祥墀先生，我也只知道连寿庚这几句话。
　　开学后，第一次作文，我照常凑了一篇交上去，不久批改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第二次作文时，我也凑了一篇交上去。但未等批改下来，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立即回家，因为母亲病重。次日我就随来人回家了。他来时，到了中学，太阳未落山。我也是想赶到家里过夜的，谁知走了八九十里，我就累了，不得不在附近一个村庄，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家中住下来，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次日上午到家。母亲看见我一欢喜，病情就减轻了，没有什么危险，我过了几天，又回中学来了。母亲挨到本年暑假才去世。
　　同学们交还我他们代领的黄先生批改的作文卷子。我看见改的不多，但文后批了十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笔老气苍，恐非出自心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小小十五六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抄别人的！”我心里不高兴：分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说我抄别人的！我想拿去同他讲理。同学们劝我：算了！以后几次作文，他没有批过类似的话。到了初夏，全县开学生运动会，各小学都组队参加。中学班不参加，那几日也不上课。我去运动会参观，经过一处临时用竹篾搭的房子，黄先生看见我经过，喊住我，说在这里主持“快报”，发生什么事，立即编成新闻，油印散发。他要我帮他采访几条新闻。我忘记是否帮他采访，但他补充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的新闻一定写得好的。”他这句话等于说：“你那篇文章确是‘出自心裁’，不是抄别人的。”我的气到此就消了。
　　以后作文，出的题目是《定孔教为国教论》。我知道当时康有为提出这个建议，报纸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凑了一篇文章，竭力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作文尚未批改下来，一天，黄先生在操场遇到我，拉我同他兜圈子，他说：“你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结论不对。孔子的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孔子的学说不能定为国教的。”由此，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属于“左倾”方面的，而我当时则是站在遗老遗少一边。
　　黄先生以后同我还有几次接触，经过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话总是很简单的，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很好的。
　　一九一九年，我毕业后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漳州，那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漳州。龙岩人，主要是我们中学的教员，有许多人在陈炯明设立的机关做事。高等法院院长就是郑丰稔，一个庭长是章友文，一个法官是连天锡，黄祥墀也在那里。我去看了黄祥墀，也去看了连天锡。
　　我还有第三个国文教员，那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姓魏，忘其名，据说是魏校长的教师，不会说普通话，用龙岩本地话上课，我们漳平人听得懂，说客家话的学生就听不懂了。我未曾同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接触。

无书可读

　　数学既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便除了读书之外无事可做了。不仅数学课，所有讲课我都不听。身体在课堂上，思想早已开了“小差”。或者是教科书底下藏着另一本书，或者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敢这样做，同这个学校采用的考试制度有关。每学期期末宣布停课考试，一般是两天自己复习，一天考试。考试时总是一门主课配合一门或两门闲课，如图画、音乐之类。闲课是不要复习的。一门主课，全学期学的内容，我有两天复习，开夜车紧张地复习，就够应付了。八个学期中惟有生理学（即人体的科学）一门主课没有六十分及格，我也是这样对付英文。我当时想，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先生出的考题都未越出教科书以外。反之，音乐、图书、体操、手工等不需要复习的课程，我常常考不及格。这些课程的分数都是同那些主课的分数平均计算的。
　　这种考试制度不好。因为紧张复习了两天，应付一次考试，考试过后便把复习所得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有恃无恐，我不仅课外看“闲书”，上课时也看“闲书”，先后几次被讲台上的先生发现了。他悄悄地走了过来，拿开上面的教科书。记得有一次，下面垫着的是一本《汉书》。有些先生训斥了几句，有些先生一言不发走开了。
　　这时，我对于白话旧小说已没有什么兴趣。记得进中学后，发现有一书店，首先就买了一部石印小字《红楼梦》，那是在漳平县借不到的。又向同学借阅了石印的《儒林外史》，那也是漳平县借不到的。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文言笔记上来，且进而转到正史上来。我忍痛买了一套《前四史》。只要是线装的书，可以从有来往的同学中借到的，我都要借来看。至于当代出版的铅印书，有时我也借来看。那就叫做“看书”，不很仔细，看过就算了。我所谓“读书”，就是读古书。有来往的同学身边有的古书，我都借来读了，以后借不到古书，我说的“无书可读”，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同学告诉我：“本校要设图书馆了，有一个房间堆满了书，校方要派人去整理，整理好了就可以开放。”这是好消息，那时我就有书可读了。但是直至我毕业，本校还没有图书馆的影子。
　　那时龙岩街上，除了一些专门书店之外，还有文具店、布店或南货店，也卖上海出版的新书。那里卖的都是铅印的新式装订的书。那是几个朋友临时凑一笔钱去厦门或上海进货之便买一批书回来的，其中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和文学杂志一类的书，销路颇好，合乎当时中学生的胃口。后来的文学史家称这一流派的文学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则称之为“玉梨魂派”，因为其中最有名的小说是常熟人徐枕亚写的《玉梨魂》。我有一个时候也沉溺其中，买了好几本这类小说和杂志，寒暑假带回家中，父辈文人抢着看（中学的同学是不看的）。
　　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我感觉孤独，交不上朋友。别人下了课之后，便三五成群聊起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听着乏味。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乏味的。我干脆不说话，或者跟着他们胡乱说几句。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
　　我没有朋友，但也没有仇敌。世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中学似乎没有我这个学生。我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破落户地主家庭的子弟。那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受轻视的。
　　中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我只有一个学期考得第三名，下学期开学就可以免交学费了。毕业考试时，我得到第五名。
　　因为古书读得多了，我的思想是守旧的，总是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看不起新的东西。这样的顽固思想，很难得潜移默化，非有陈独秀那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猛药去攻，是攻不破的。①

　　① 关于我在从香港至马赛的轮船上如何接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致使思想大转变的事情，见《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章。

娱乐

　　但我也不是那种清教徒，拒绝一切娱乐。
　　第一是看戏。我和父亲都是“戏迷”。我们那里，看戏不用买票，空地上搭了一座戏台，任随人去看。付给戏班的钱是寺庙的公产，大姓的族户，商店的临时集资，村庄的集资，秋收后的迎神赛佛等等。有时无缘无故在城隍庙固定的戏台上连演好几天的戏。演戏能够吸引郊区和乡村的人进城观看，使市面热闹起来，商人集资并不亏本。
　　我们那里演的戏绝大多数是潮州汉戏。说的是普通话，即京戏中那种说白的话，不管本地人听不听懂。有时有“饶平班”来演戏，那是用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说白了，我们都不欢迎。
　　我和父亲夜里看戏，往往看到散场才肯回家。一次，我们在城上适逢城下“大帝爷宫”演戏，只看到后台不见前台。我从演员的服装和道具看出演的是“大登殿”，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逢人便说我对于戏文比他熟悉。
　　潮州戏的中心在潮州府，正似京戏的中心在北京一样。那里的戏班演技最好，当时称为“四大班”，漳平人从来看的都是闽西几县说客家话的人组织的戏班，他们学习“四大班”而未登堂人室的。漳平的戏迷看了不过瘾，他们都希望有天能看到“四大班”。可是，从来“四大班”未在漳平演过，因为漳平太穷，请不来这些戏班，倒是龙岩请来几次其中的某一班。此时，有钱又有闲的漳平戏迷就去龙岩过瘾了。他们回来，就要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么好，那个演员做的怎么好。最好的是一个唱黑头的演员，叫做“阿胶”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即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恰逢龙岩人请了潮州“四大班”某一班来演戏，我的父亲特来龙岩看戏，也来看我，住在中学内。我们白天夜里到城外看戏，戏台在南门外宽阔的沙滩上，面对城墙，台下可容纳许多人站立。我们没有看到散场，但回城时，已经很迟了。我不懂得唱工、做工。我不明白“四大班”好在哪里，还不是同我在漳平看见的那些班子一样？不过从此可以向人夸耀说：“我看过四大班。”
　　新校舍建成，住了人，上了课以后好久，学校才庆祝落成，那又是一番热闹。同乡同学在此放假的机会，都回漳平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学校看热闹。学校也从潮州请了戏班，在操场搭台演戏，校外的人都可以进来看，但看的人不如南门外演戏时那样多。有人说这是“四大班”，有人说不是。
　　似乎龙岩每年在城隍庙或其他地址演戏，不如漳平那样多，我们也不能随便出来看戏。
　　此后，我的看戏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第二是游山玩水。春秋佳日，我喜欢郊游，有时同别人一道去，有时独自去。
　　龙岩的山，同漳平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游的。那个“龙岩”，我以后还去看了一次，觉得没有意思，倒是东南方的白云山好玩些。山半腰有一小片平地，别处都用来建筑佛寺或道观，惟独此处建立的是一座私人住宅。那是城里苏家的产业。苏家是世代富家，据说以前家里还养了一个戏班。我想，这座山腰住宅是苏家的别墅，城里住厌了到山上住一段时候，换换空气。平时有人在那里看守。一次苏寿香（他就是当时的家长）招待我们中学生去那里玩，站在门外，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我们在那里休息、喝茶，也有人由此攀登山顶。
　　龙岩城下的溪水是九龙江四大支流之一，比漳平城下的溪水小得多。南门外浮桥以上便不通舟楫。有时，我同几个同学到上游溪水浅的地方，芦苇丛生很幽静之处去玩，我想起了柳宗元那几篇山水游记。似乎曾在那里拍了一个集体照。
　　龙岩出西门，就是一个大村庄，宽阔的平地，走了很远才看见一个山冈，导游的同学告诉我：辛亥革命那年有一群土匪盘踞在这山岗上，扬言要攻城，于是商人和富家派代表来此地同土匪谈判*
　　有时，我一个人在城里大街小巷漫无目的，一面走一面看。那里的房屋比漳平城内的好，而且多。我在辛亥革命那年，不上学，整天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串游，一条街有几条巷，哪几条巷可以通往别处，哪条巷则没有出路，我都熟悉。但龙岩城里的街巷，我就没有这样熟了。
　　第三是打麻将。学校是禁睹的，打麻将也在禁止之列。但不知怎样，学生们并不害怕，有几个人家招待学生打麻将。我常去南门外浮桥那边的一个大村里，这个人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蔼可亲，去那里同走亲戚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碰到中饭或晚饭，他端出饭菜，我们就吃，也不付饭钱。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过夜。
　　屋子并不大，一个大厅，两个正房，只右边有辅屋，辅屋里有一个小客厅，我们都在那里活动。
　　听说，有时有人在那里推牌九、押宝。打麻将介于博弈之间，即既是赌钱，又是下棋。赌钱全凭运气，下棋则斗智慧，打麻将兼而有之。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俱乐部，散散心的，但也非每星期日必去，输赢不大。

学潮

　　以上几节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关于我个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头说说当时我的求学环境罢，尤其要说说当时特有的事情，习惯和制度，为今人所罕见或不知道的。
　　上面说过，我带着漳平文化是否比龙岩落后，落后多少这个问题去龙岩上中学的。我只凭漳平的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这件事便明白漳平文化确实落后，而且落后很远。上学不久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足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我还发现了很多，不妨再说几件。
　　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中学就发生了学潮，即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我们新招的己班学生也参加罢课。
　　我在漳平也曾听人说，现在学校难办，有时学生闹事，罢课，反对校长和学校当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非要校长答应不可。这话，我只当海外奇谈。学生怎么能反对先生呢！“天地君亲师”——老师同皇帝和父母一样，是不能反对的。我读小学时，有些学生对于校长刘志和，国文教师刘岑仲有意见，但也只能私下嘀咕，当面还是很恭敬的。我不能想像怎么能闹起学潮。可是到龙岩上课不久，学潮就发生了，我也参加其中了。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龙岩文化高于漳平文化。
　　学潮是丙班发起的，丙班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入学，此时是四年级，即毕业班。丙班和丁班都只有龙岩本县的学生，因为“直隶州”已经不存在了。丙班有个学生林文渊，一个清瘦的书生，国文在全班中最好，在全校中也是最好的，不知为什么被魏校长开除了。全班学生反对开除林文渊，并串联丁班、戊班，以及我们新入学的己班一起罢课反对。各班学生分别在校外集会，表决参加。我们己班借一个祠堂集会，带头人是陈性清，他有群众领袖的风度，善于鼓动，结果一致同意罢课。有一次，学生群众和学校当局面对面讲理，中间隔一张桌子。我为好奇心，同各班学生的带头人一起站在最前排。我在漳平看热闹时总是站在众人前面的。学生和先生，双方由讲理到对骂，拍桌子，但未打架。如此有两次或三次。后来双方妥协了，魏校长收回开除的成命，不处分罢课的学生；学生则停止罢课，回到中学。魏校长同我关系开始不好，似乎同我在此次罢课中站在最前排有关系。
　　此次究竟为什么事情罢课（林文渊开除不过是导火线），罢课是怎样妥协告终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带头闹事的，并不是林文渊，而是丙班一个名叫邓子恢的学生。大家事后都议论起这件事。我似乎听人说，此事背后是两派绅士之间的斗争，邓子恢的父亲也是一个绅士。
　　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一班说客家话的学生也发动了一次学潮，但别的班没有响应，失败了。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为什么事情，我当时就不清楚。发动一次学潮也是不容易的事。以后直到我毕业没有学潮发生。

绅权和政权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我来龙岩上中学的时候，在龙岩街上还看到反对“五七”和“五九”的标语，已经陈旧了，但尚未洗去。“五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我从报纸上知道，也听我的父亲的朋友说过，报纸还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示威，反对日本。漳平没有任何举动，我由标语想到龙岩是开了会的。此事也说明漳平在文化上远落于龙岩之后。
　　这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日本的，骨子里倒是反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方民主派统治下，县知事是支持这种运动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县知事则不支持，甚至禁止。龙岩县绅士倾向民主派，因之同县知事对立，这也是龙岩比漳平进步的地方。漳平县绅士，在县知事面前只有唯唯诺诺。我上中学不久便陪伴同乡同学去龙岩县粮局取回县政权浮收的钱粮。钱不多，但意义重大。他是受一位亲戚的委托去收退回的钱的。他说：龙岩县绅士向上级告了知事浮收钱粮，上级调查属实，勒令退还。漳平县决不会发生此事。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回家过年忽闻街上传说：龙岩县逮捕了几十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作文卷子写了反对政府的言论。我想起了放假前最后一次（或另一次）作文卷子未曾批改发还。过年之后，乡下一个亲戚来我家看见我，他说，他的乡村传说，龙岩派兵坐船来漳平，把我捉到龙岩去了。我的父亲恐慌起来，问我作文卷子上写了什么。我记得，此次作文题目是议论一件时事，我不过将先生上课发表议论的话，写几句在作文卷子上而已，我自己并不恐慌。这种议论犯了什么罪呢？结果平安无事。寒假后上学，才知道捉人是谣传。但我这一班的作文卷子被衙门内一个职员从门房偷去，送给知事，则是事实。这年初夏，我们已住在新建成校舍内了。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约三十几年纪，愁容满面，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把作文卷子偷去送给知事的，现在捉了来关在这里，不准他走出校门。下午，杜连如来了，在会客室中坐着，叫这人来，很严厉地用龙岩话训斥这人，一面训斥，一面用木戒尺重重打他手心，不知打了多少下。这人丝毫不敢反抗。原来这人是本县最有名的，设立最早的模范小学毕业的学生，而杜连如是模范小学的校长。打手心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了结的。
　　杜连如是中学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校长魏梦云）。我常常看见魏校长同他，二人在校内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中学有什么大事，魏校长总要同他商量。我从未见其他教员同校长那样谈话。在全县的绅士中间，究竟是魏梦云大，还是杜连如大，则不得而知。
　　就是这几个人掌握着绅权同知事斗争的。这些绅士倾向民主派，限制官吏滥用职权，为人民争回某些利益，但又不至于同官吏扯破面皮公开斗争。
　　绅士内部也有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辛亥革命之后，龙岩绅士也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
　　据那本《校庆特刊》记载，魏梦云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担任中学校长职位的。在此以前，校长是杜翰生。似乎他是前朝的翰林，我少时就知道杜翰生是龙岩县最大的绅士。以杜翰生为代表的旧派绅士辛亥革命以后失势，而以魏梦云为代表的新派绅士代之而起。中学校长就是绅士的魁首。他把有地位的新派绅士都聘请来当教员，以表示大团结。连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人也不例外。一个是郑丰稔（笔山），民国初年福建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就是苏寿乔，在福建省官场中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两人都教课，自然是挂名的。
　　龙岩县，绅权和政权的斗争，对于人民是有利的，绅权倾民主派，能限制政权方面为所欲为，但对于劳动人民，则绅权仍是反动的。一九二六——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其斗争对象正是绅权而非政权。农民杀了叶德辉、晏容秋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劣绅”，即绅权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遇见几个福建同乡，其中也有龙岩人，他们告诉我：郑笔山是龙岩土豪劣绅的头子。近年接触到大革命时代我们那几县的斗争史料，发现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龙岩那些绅士头子主谋屠杀共产党员。
　　绅士的子弟也在中学读书，他们是否在同学中有特殊地位，则随人而异。魏梦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名魏应乾，在丙班读书。他在班内是孤立的，邓子恢等人把对魏梦云的不满发泄在魏应乾身上。丙班毕业后，有五六个学生，邓子恢和魏应乾在内，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斗争。事情闹到警察局去，以致魏应乾退学回家。详情我说不清楚。
　　苏寿乔的儿子苏福畴，与我同龄，又与我同在己班，则情形不同，他成为班内出头露角的学生之一。有几个学生奉承他。他同我同班四年，我们未曾交谈过一句话。他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属县的人，视我们为“乡下人”。龙岩本地学生也有看不起，时常在背后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嘲笑这个，讽刺那个，但他考试的名次并不高。那里有一很好习惯，教师并不因学生是本县大绅士的子弟而在试卷上多批几分。
　　其他绅士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的，既不打击，也不奉承。例如，杜连如的儿子也曾与我同班，后因考试不及格，降了一班。
　　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后，大家散了，我去了法国。我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同外县同学见面了。想不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九年，我又能够同苏福畴见了一面。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那是因为同居一幢房子的同志的连累而被捕的。我用的是假名：王绳祖。外面正在营救，有希望保释。一天，在看守所得到通知：军法官来查看守所，大家回到各自房间去。我回房间去了。据老犯人说，军法官从来不查看守所的。听到开铁门的响声，我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军法官不是别人，正是苏福畴。我的假名要被拆穿了，我赶紧把面孔转向墙壁，同鸵鸟一样。不久，军法官到我的房间来了。他说：“现在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官的名义向你们家属骗钱，你们要通知家属，不要上当。”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每个房间说同样的话。我们这条弄堂说完，去另两条弄堂说，最后去对面女看守所说。我跑蹲到铁门口看他的背影，无疑是苏福畴。有个犯人的案正是苏法官承办的，他已拿到了判决书，我请他拿出判决书看看，签名和图章都是：苏福畴。
　　于是，我向最坏的方面打算。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事情，再过几天，我保释了。
　　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可能：（一）他只看见我后背，没有认出我是郑超麟；（二）他在承办我们案的苏北军法官那里看到我的文件中有郑超麟的姓名，于是借口查看守所亲自看看王绳祖是不是我，看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自然担心他拆穿我的假名，但他对我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一九二九年，他已知道我不是从前的“乡下人”了。
　　顺便说一件事，我第二次被捕，那时有个“五堂会审”，以司令部的军法官为审判长。那个审判长名陈汉佐，也是龙岩人，新一辈的绅士，接替杜连如当模范小学校长的。他不是中学教员，但常来中学，我见过的。此次，我是真名受审的。他只好公事公办，先判我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

从狭隘的地域偏见到国际主义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上中学的。我要亲自看看文化上漳平人是否比龙岩人落后？落得多远？不久，我就亲自体验出漳平人文化上确实比龙岩上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如此，问题不是解决了么？反感不是应当消去了么？可是，不。我不服气。我就是带着这“不服气”的心理读完了四年中学，又带着“不服气”的心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在从香港去马赛的轮船上，我的守旧的顽固思想体系，包含这“不服气”的心理在内，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未曾消失。到法国后，陈炯明派去的三十几个学生被安排在一个法文学习班读书。这三十几个学生，从香港上船起就互相斗争了，在学习班上继续斗争，由暗斗至于明争，由相骂至于相打，不得不劳动与我们同船来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从巴黎赶来圣日耳曼中学劝告双方息争。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斗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斗争的双方是从地域划分的。一方是旧汀州府属人，他们说客家话；另一方是漳州府属人，他们说闽南话。陈炯明统治的地方恰好是旧“汀漳龙”道地域。我们旧龙岩直隶州有四个学生都说闽南话，其中只有一个能说客家话。这一个人卷进斗争中，其余三人则站在斗争之外。
　　为什么按照地域和语言不同而分化和斗争呢？我当时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主张国际主义的，连国家界限也要打破，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府界”呢？渐渐地，我联想到我带上轮船来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于是渐渐地，我也就消除那种县和县之间的地域偏见。可是，正如人体内生过一种病，虽然治愈，也仍有痕迹存留的。我的思想深处是否仍有这种“反感”和“不服气”呢？这也是应当克服的。
　　我的四年中学生活并非白过，它从反面积累了我轮船上一个月思想大转变的基础。守旧的思想愈顽固，则被打破后的碎片抛弃得愈彻底。
　　许多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到了老年总想回国来看看童年游钓之乡，少年求学之处，青年活动之地，然后安心死去。我倒没有这个要求。我虽非久居国外，但离开漳平恰好七十五年了，可是绝不想回去看看生我的地方。由上海坐火车回去，二十四小时就可到漳平了，父老们劝我几次回去看看那里的新建设。无家可归么？他们请我住招待所。可是，我却不愿意回去。我生在漳平，长在漳平，祖宗的坟墓在漳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中学四年中始终萦绕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今天只觉得可笑。今天，漳平虽然由“县”升为“市”，同龙岩一样。但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是比龙岩落后的，仍旧落后很远。这不是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