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郑家

一

　　温赞尧所编《漳平县志续编》有一个《姓氏人口统计表》，共列九十八姓，姓下注明何时从何处迁来，也有注“未详”二字的，那大部分是一百人以下的小姓。一千人以上的，只有曾朱二姓下注“未详”，但朱姓是明正德年间由南平迁来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暖洲营朱氏源流》一文。凡注“未详”的，也不过是失考而已，并非表示这些姓的人是漳平县的原始居民。我们可以说，现在漳平县的居民无一是本地原始居民的后裔，连山羊隔上的畲族也是明朝才从漳浦县迁来的。那么漳平县原来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那也是畲族，古老的畲族，他们已被北方南下的汉族所消灭了。
　　漳平县，以及整个福建省，再扩大至浙江、江西诸省，甚至整个南部中国，原来都是一些比汉族更落后的民族所居，地广人稀，渐渐被汉族侵入，占据了土地，消灭了土著。有几分像美洲印第安人土地被欧洲白种人所侵占一样。最后，原始居民只有少数残存下来，而整片土地充满了外来的民族。
　　这种殖民过程，中国东南部似乎进行得更迟缓些，以致我们漳平县尚有踪迹可寻。古老的畲族被消灭（驱逐、同化）了，但在传说和地名上留下印记。漳平县有个乡村叫做“百家畲”，表明本是畲族居住的。漳平县又有“百家畲洞”的传说，现在还不能实指“百家畲洞”在县内什么地方（按“洞”应作“峒”，二字音同义不同。“洞’，是山洞之意，峒则是山中的平地，犹如四川人说的“坝子”）。漳平县民间又流传一首歌谣：“南蛮十八洞，洞洞十八庙，庙庙十八灶，灶灶十八户，户户十八人。”据说“百家畲洞”是南蛮十八洞之一。中国北方汉族一向称南方原始居民为“蛮子”，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漳平县的原始居民，畲族，就是“南蛮”的一个部分。这个歌谣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说漳平县的畲族真有那么多的人口（约十万多人），也不是说畲族的社会组织如此整齐划一。又歌谣中所说的“洞”应写为“峒”，即可供耕种和居住的平地。歌谣不过说明畲族居住的村庄很多而已。本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汉族迁居永福初探》一文也说永福原来居民是畲族，汉族迁来后（宋代）尚与畲族杂居，而处于少数地位，但文化更高，武力更强，畲民才被迫迁走。
　　我认为新编的县志必须专写一个“民族志”，突出民族关系，不仅要特写山羊隔上的畲族，而且要考证汉族侵占以前的古老畲族的遗迹。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素无研究，不过提出此问题，引起注意而已。这也不是漳平一县的问题，想必省志和邻近各县的县志，也有人注意此问题。漳平旧县志（道光时编的）有“畲客”一条，根据其传说，认为畲族就是瑶族，可供参考。
　　与此有关，外来的汉族，无论个人迁来的或举族迁来的，他们如何发展，作何贡献，都须研究。族姓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向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漳平这种小县的历史上。县志应当有专章研究本县若干重要的族姓。族谱本来是地方志书的一个基础。道光县志也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各姓的族谱。
　　我曾说过，漳平县内的政治斗争，除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外，基本上是族姓间的斗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又说过，漳平县在政治上互相斗争的，有四大姓（太常陈家、丁坂刘家、坂尾刘家、蓝田陈家）和三小姓（北门李家、和春郑家、丁坂黄家）。自然，这是指近代史，更早以前形势又不同了。
　　我们和春郑家是个小姓，在温赞尧所作《姓氏人口统计表》中占据第九位。当时只有一千八百人，比陈刘李黄四姓少，但政治作用并不远逊于这四姓（应说六姓，因为陈刘都分为二姓）。
　　当作解剖麻雀，我可以拿和春郑家做标本来研究族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

　　和春郑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口耳相传的和文字记载的。少时，我从祖母听说，我们的始祖是湖南桃源县人，当兵的，南宋间随军来此，在和春乡招赘蔡家，由此繁衍生息。所以在始祖祠堂上供养蔡公蔡婆神位。我们的郡望不是“荥阳”，而是“南湖”。“南湖”者“湖南”也。现在，我看到了文字记载，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始祖是个私塾先生，来和春乡教书，给当地一户人家梁兴为赘婿，由此繁衍生息的。参照其他的文字记载，这个说法完全可信，应当推翻口耳相传的说法，但口耳相传的说法亦有所本。漳平县尚有其他的郑家，不属于我们和春一系的，邻县也有郑家。各系郑家有共同的传说，认为同出于“桃源”（不一定是湖南省桃源县），且有种种神话。和春郑家有族谱，都是手抄本，从无刻印本。族谱初编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续编于漳平县建制以后（续编序未注年代）。初编有五世祖郑天爵（伯仁）序，续编有十一世祖郑克俊（春岗）序。还有三编，从十一世编至十六世，但无序，当是十八世祖郑苑培（植庵，西亭）所编而未完成的。现在保存的旧谱只有残本，不知道是原来残缺的，还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致残的，但旧谱的几编序文仍保存着，足供研究。
　　综合这几编序文，可以知道和春郑家的起源及其至太平天国前发展的轮廓。
　　和春郑家的始祖名郑起岩，字仕表，本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香田里人，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游学来到龙岩县东部的居仁里，同当地一个姓梁的人家发生了联系。据续编序说他是：“赘梁家妇苏氏”，那就是说梁家有寡媳苏氏招他为婿的。初编序则说：“继梁兴之后，赘苏氏。”如此也可以解释为他做了梁兴的义子。但梁兴另有儿子。初编序说：“始祖以勤俭为家，置田二万三千余束，拨三千与梁兴子孙。”（这里说的“束”，显然不是指田地的面积，而是指粮食的产量。但不知一“束”合现时多少斤？）
　　始祖自留二万束，一半给自己的儿子雷震，一半给自己的女儿千一娘。千一娘招范有一为婿。可见当时女儿有平等的继承权，而且不限于招赘的女儿。后来，千一娘只生一女，名千二娘，就把田产带到婆家去了。
　　雷震生二子，长子公佑娶龙溪李家女为妻，遂迁居龙溪登科洲（有说登高洲的）。惟有次子公贤继承祖业，生一子林茂。林茂生六子：天福、天寿、孝孙、良孙、天禄、天爵。天爵就是初编族谱并作序的人。到此时，郑家人丁才兴旺起来。天爵壮年已由元入明了。他编族谱时已有六十八岁，在洪武二十七年序说：“兄五姐四俱已作古，今日现存者，吾一人而已。因思畴昔同居，兄弟和睦，凡百事务，诸兄拨置，产业日增，家声赫奕，子孙茂盛，六十余口，堂屋二座，规模焕然。”可以想见，这一家是很有地位的，不仅人丁兴旺，田产丰富，而且颇有教养。三世祖公贤，人称静斋先生，“少习儒业，游学于漳泉与化。”六世祖郑文善，天爵三兄孝孙之子，以儒士（秀才）的身份做了真定县的教谕。六世祖郑文璲，天爵四兄良孙之子，以儒士身份做了进贤县知县。六世祖郑文言（惠昌），天爵之子，以贡生身份做了文昌县知县。（见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荐辟类和贡士类，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
　　这一家人以后渐渐衰败了。兄弟六人起初合为一户，以后分成三户，但到漳平县建制后，一、三、四、五房都绝了嗣，只有二房和六房遗有子孙，他们合为一户。二房后裔不详，现在郑家子孙都是六房郑天爵（伯仁）传下来的。天爵生三子：惠保、惠昌（即文言）、惠俭（即文礼）。（按文言，惠昌都是正式的名，并非一个为名，一个为字。大概“文”是堂兄弟的排行，“惠”是亲兄弟的排行。）惠俭生思谦，思谦生绍裘，绍裘生四子：伟、保、便、信。郑伟是九世祖，以贡生做了攸县知县，后改任汉阳县知县，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郑保早殇。郑便做了“恩官”。郑信做了广东“五府”（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贡士类有郑信名，注“伟弟”，广州府经历）。这是和春郑家繁盛时期。郑伟生于明天顺七年（一四六三年），死于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O年）。漳平县建制在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那时郑伟才八岁。他生时还是龙岩县人，八岁后才算漳平县人。他死后葬于小菁乡的佛儿架山下，前几年因墓地征用，才迁葬于和春乡。
　　十一世祖郑克俊在续编序中说：“今日子孙百有余口，太学有之，庠士有之。”当初五世祖编族谱时，在洪武年间，和春郑家只有六十余口，到正德年间已增加至百余口了。
　　郑伟的长子郑科，县志道光版也有传，列在“寿民”类中。那是因为他活到一百岁，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年）到万历乙酉（一五八五年），实际上是九十九岁。
　　郑科是“庠士”（即秀才），是十世祖。郑伟另一个儿子郑凤，监生，作了横州州判。郑风的儿子郑惟敏，作了扶州经历。另一个儿子郑惟诚，作了思恩县经历。俱见县志道光版贡士类。另有一个十世祖郑见春，也是庠士，作了一篇《叙大宗小宗》，也是记述本族源流的，特别详于区别“大宗”和“小宗”，续编收入此文。据此文所说，当时是公推郑伟一系为大宗的。他称郑伟为“伯”，可见不是郑科的兄弟，文后署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
　　十一世祖郑克俊又名惟德，则是“府庠士”，比“邑庠士”更高一层，即不属于漳平县学，而属于漳州府学。他新编了族谱，并作序，可惜序后未署年月。他称郑伟为“伯祖”，因为他是郑信之子郑立的儿子，作序当在万历年间，即距明亡已不很远了。
　　郑科生惟明（第五子）；惟明生士珩（第三子），邑庠士；士珩生兆甲（第六子），儒士，活到八十一岁，生于明万历时，死于清康熙时，兆甲生润卿（第三子）；润卿生如隆（长子），邑庠士；如隆生四子（宗湛、宗遴、宗选、宗逢）。
　　郑宗湛，后改名丹桂，字攀宿，十六世祖。这就是我们郑家常说的“攀宿公”了。他生于康熙丙戌年（一七O六年），死于乾隆壬寅年（一七八二年）。
　　关于攀宿公，流传了很多神话。

三

　　但是族谱的文字记载还涉及和春郑家的史前史。我们知道，和春郑家是从仙游县郑家迁来的，那么仙游县郑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不是仙游县的原始居民。
　　综合几篇文字所说，原来仙游县郑家是从福州侯官县迁来的。“宋乱”（按当指靖康之乱）时，侯官县郑家有三兄弟，都是做官的。老大是太府卿郑露，老二是中郎将郑庄，老三是别驾郑淑，率家族迁来兴化军。老大定居莆田县，老二定居兴化军，老三定居仙游县，虽分居三地，但共建一个祠堂于莆田县之南湖，因此三县子孙都称为南湖郑家。我们以“南湖”为郡望，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始祖郑起岩系定居于仙游县的郑淑之后裔，算是从仙游县迁来的，但若我们回去认亲，则须到莆田县的南湖去拜祭祠堂，我们确实有人去认亲了。
　　九世祖郑伟作了湖广攸县知县时，丁内艰回籍，服满晋京改授，途中特去南湖拜祖。续编族谱中收有一文记载此事。此文是当地（莆田县）一个名玉的人写的。他是“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北京户部主事”，文写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陬月（即正月），即郑伟死前二年。如此可见，郑伟任汉阳县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久。按照辈分，郑玉自称为“宗侄”，而称郑伟为“族叔”。
　　兴化，宋时称“军”，明清称“府”，所辖只有两县，府治旧在兴化，居莆田县北边，后合并于莆田县。南湖郑家，南宋时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学者，郑樵，中国著名的类书“三通”之一的《通志》，就是他著作的。他住在家乡的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自学三十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通志》有许多创见。他县莆田县人。他死于一一六二年，下距我们的始祖来今漳平县，尚有七十二年，我们是不能攀附的。
　　仙游县郑家，或宁可说南湖郑家，是从侯官县迁来，那么侯官县郑家又是哪里迁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到残唐五代去了。旧谱诸序，包含郑玉的文章在内，都说我们的远祖是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光启年间随从同县人王审知入闽的。
　　王审知是一股武装队伍的三个头子之一。这股武装队伍说好听时是农民起义军，说不好听时就是土匪。当时三个头子都姓王：王绪、王潮、王审知。他们以固始县为基础集合一股武装队伍，附近有另一股武装队伍，力量更强，要吞并他们。唐僖宗光启元年（八八五年），他们只好“率众”南逃，由江西进入福建。在南逃途中，王潮推翻了王绪，坐第一把交椅。次年，他们占据了泉州，朝廷招安，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年），王潮派王审知攻占福州，遂占据福建全境。王潮死，王审知继位。唐亡后，朱温称帝，封王审知为闽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公元九二五年，王审知死，子王延钧继位，称闽帝。以后，诸子内乱，闽国就亡了。但随从王审知来福建的光州固始县人仍旧在福建。福建的许多族姓都可以追溯其远祖直至光州固始县。
　　在我们漳平县，不仅和春郑家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其他某些族姓也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例如，暖洲营朱家就是光州固始县人，“随军入闽，先居南平，明正德年间迁来漳平县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四

　　传说，明清易代之际，和春郑家遭到厄运，数百余口只剩下十八人。安定之后，才从此十八人中渐渐繁衍起来。
　　现在，和春郑家可以分为两派：攀宿公后裔和非攀宿公后裔，住在县城里的几乎都是攀宿公后裔，住在和春乡的也有攀宿公后裔。这两派郑家子弟，人数之比，现在不难统计出来。我少时似乎听说，攀宿公后裔对非攀宿公后裔之比为1：1，据说现在是1：2。但就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说，攀宿公后裔仍是高于非攀宿公后裔的。
　　攀宿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传说，他本是穷教书匠，穷到只有咸萝卜做下饭的菜，而且不是吃下咸萝卜，是用舌头舔舔咸味就可以下饭了。不知怎样，他考得了一名秀才。当时还没有龙岩直隶州，他是去漳州府考试的。在易代丧乱之后的和春乡，考得一名秀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他渐渐积了钱，也渐渐产生了关于他的神话。人家说，他的钱是神物，借他的钱种田会多收粮食，借他的钱养猪会多长肉，借他的钱做买卖会一本万利等等。于是，他由穷教书匠变成了富翁，广置田宅，多积钱财。一般暴发户是先富而后教的，即先积了财产，然后提高文化。这个暴发户则先教而后富。自己发了财，就不仅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孙，而且要培养子孙读书，考取什么功名，提高家族的地位。
　　攀宿公有两个儿子，长郑经远，次郑经邦，都考取了秀才。这家人，财产有了，在本乡也有地位了，就想向外发展，即要争取全县的地位。首先要在县城内争得立足之地。
　　关于攀宿公少时贫穷的传说，不见得可靠，至少是言过其实。由族谱的文字记载可知攀宿公的父亲如隆就是秀才，死后三年便能正式安葬，他的母亲陈氏也能正式安葬，他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即便少时家境不好，也不至穷到那种地步。传说似乎含有教育子弟勤俭持家的作用。
　　县城设在小菁乡。在设县以前，小菁乡的地位同居仁里的其他大乡村，如丁坂乡、和平乡、和春乡等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设县以后好多年也是这样。小菁乡人不能以城里人自居而轻视其他乡村的人为“乡下人”。可是时间一久，这种不平等地位就暴露出来了。小菁乡毕竟有官衙，有街市，有圩场，有城墙，居民的文化也更高些，头脑也更复杂些。发生“小乱”时候，城门一闭，富人也更安全些。攀宿公和他的儿子就提出了如何到城里找一个立足之地的问题。
　　此时设县已久，各乡富人都要到城里找立足之地，可不容易，和春郑家毕竟在县城里建筑了三大宅。
　　攀宿公本人并未移居县城，从他的儿子郑经远起才在县城占据一席地。首先获得两块很好的宅基，一块在上水门内东侧，建成祠堂式的大宅，前后两进，后进供奉攀宿公，大门上有石刻的“郑氏宗祠”四字。事实上这是祠堂兼住宅的建筑物，左右两边都有“辅厝”。两进之间东西各有厢房，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太史第，以及洪厝坪和大坪头两个陈家祠堂（大坪头祠堂右边有辅厝）。祠堂是专供祭祀之用的，不能作住宅。另一块在葛丘田，本是郑经远住宅，死后才作为祠堂的，建筑结构同前者一样。第三个大宅在上水门内西侧，那是以后由郑经远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六个儿子联合建成的，规模小得多，只有一进，但也有辅厝和厢房，以后大厅上也供了两兄弟的牌位和画像。除了这三大宅以外，郑家在城内还有几个小宅和书斋。
　　郑经远和郑经邦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也都是秀才。郑经远有八个儿子，前四个是正室叶氏生的，名壮、荷、薇、革；后四个是侧室张氏生的，名菊、苕、藜、芬。郑经邦有两个儿子，名萃、华。这些似非“官名”，例如，郑经邦二子，这里名为萃、华，但县志节妇传中则作钟秀、廷虞；郑经远第五子这里名为菊，县志作苑培。郑苑培字植庵号西亭，死后称西亭公。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想得到攀宿公子孙都有“官名”，不过无法查考而已。
　　郑经邦早死，其妻李氏二十二岁守寡，死时七十四岁。县志道光版人物志节孝类有传，说乾隆五十六年“请旌祀节孝”，佛儿架山下有个石牌坊就是为她建立的。现在已拆毁了。
　　郑经远却活到八十六岁。他是和春郑家开始定居于县城内的，但只有后四子随他居住县城，前四子以及两侄都留在和春。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列于人物志之“乡宾类”，此类只有他一个人“乡饮”和“宾筵”都是一种荣誉，当时政府赐给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富人（我们和春郑家八世祖郑绍裘曾于明弘治五年享受了这个荣誉）。有个知县还送郑经远一个“王国嘉宾”的匾额，传中说：“阖邑推为硕望。”
　　当县志道光版成书时，郑经远似尚未死。他的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列名于县志编校人名单内，身份还只是“附生”。
　　中国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各地方都有发展，漳平县也不例外。这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大地主财富增加，不仅培养子弟读书，而且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首先就要在城市插一只脚。住在乡村，要同县官交往，要管理全县的公共事业，要包揽诉讼，毕竟是不方便的。住在近郊还可对付，远郊就不行了。所以大乡村的大地主，发展到相当程度，就要搬到城里来。这些有钱有势的富家，几代之后衰落，贫穷的子孙再搬回乡下去。本身从乡村迁来，子孙也有乡村这条退路了。
　　和春郑家的发展就符合于这个规律。五世祖郑天爵（伯仁），本身发了家，子侄中又有三人在外面做官，仍旧居住和春乡内。此时漳平也尚未设县。九世祖郑伟又发了一次家，兄弟三人都做了官，此时漳平已经设县了，他仍未能迁居县城。但郑伟死后葬在县城北郊，似有移居县城之意，又回龙坞做了和春郑家的“祖山”，为本族葬地，不知始于何时，似在明代就是如此了。七世祖妣邓氏死后就葬在回龙坞，时在明成化丁酉年（一四七七年）。这也表明和春郑家有向县城迁移之意。攀宿公第三次发家，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足以干预全县的政治了。
　　郑经远迁居县城，自然不会放弃和春基地。他把正室生的四个儿子留在和春，把侧室生的四个儿子定居县城。相传，侧室张氏是福州人，他去福州乡试或经商（他兼做监商）时娶的。
　　郑经远死后，财产分给八个儿子之外，公有财产也分成两份，一份为住在和春的前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内四美”；另一份为住在城里的后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外四美”。各族都有公有财产，由族人轮流管理，除供给祭祀、扫墓等费用外，还有一部分名为“书香”，分给子孙中的秀才，及供应他们去福州乡试的费用。公有财产不是现金，而是田产，每年动用租谷，照理是不会减少的。
　　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就侧室所生的说来，就是长子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从“附生”升为贡生，晚年以贡生资格出任古田县儒学教谕。学官也是官。我少时在我家的大堂上左右两边陈列着仪仗，有“肃静”、“回避”、“古田县教谕”、“儒学正堂”等四块牌子。为了作过一任官的缘故，他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高了。他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但外四美的财产是他管的，以致每年收的租谷在门外空地暴晒，占据了很多的地方。相传后来的大富人陈玉鸣当时还是替人挑水的，他经过我家门外，看见那么多的稻谷，感叹道：我有十分之一的稻谷就满足了。以后，陈玉鸣考中了武秀才，他的财产还远远超过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有一妻一妾，只生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好过继他的八弟的一个儿子为子。直至五十岁才娶一个农家姑娘为妾，接连生了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但他晚年，即学官任满回来后，生活并不好过，所有的财产丧失殆尽了。为什么？据说：他尝到了做官的甜头，一心为安排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亲生的头儿子）郑秉卫出去做官，不惜工本，结果官未做成，家产却荡尽了。
　　郑苑培生卒时间尚未考出，只知道太平军来攻城时，他尚在世，带着全家逃往和春，只有第六子志广陷于围城中。志广当时十八岁，即生于一八四七年。志广是他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他是五十一岁亲生第一个儿子的。如此算来，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时，郑苑培约有七十七岁，即生年约为一七八七年，死年约为一八七一年。
　　他的坟墓在和平乡至和春乡的中途，未毁，墓碑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的，上刻“显考钦加光禄寺署正任古田学教谕端和西亭郑公墓”。“光禄寺署正”是京官，他未去北京做官，这里不过是加给地方官的虚衔而已。他的七个儿子都用官名：秉仁、秉衡、秉盘（志铭）、秉诚、秉崧、秉宽（志广）、秉钧（志樵）。他的十三个孙子则用谱名：庆寿、庆云、庆楗、庆焊、庆泽、庆秀、庆添、庆铨、庆深、庆丰、庆悦、庆清、庆端。曾孙二人：嘉谟、嘉猷，是庆寿之子。
　　郑经远第六子苕郎，不知官名是什么，墓碑上刻着：“试用儒举毅文玉田郑先生”。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三个是秀才。我少时还看到他的第九个儿子志全，我们喊他“九公”。郑经远第七子藜郎生有八子。第八子芬郎，名延瑶、字和雅、号德馨，县志说曾任布政司理问。他生有四子，第二子过继五哥外，还有三子。

五

　　和春郑家始祖是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个人从仙游县迁来的，到今天已有七百五十二年了。温赞尧的县志续编中那个《姓氏人口统计表》记载漳平县郑家有一千八百人。漳平县除和春郑家外，还有郑家，人数虽不多，应从这一千八百人中减去。但此表作于将近四十年前，今日郑家人口又增加不少了，我们和春一系的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人，大部分人仍居和春乡，小部分人住在城内，城内郑家几乎都是郑经远的后裔。
　　研究这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明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尽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发展分期也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争论，我这里说的“封建社会”，仅仅是指那种以田地（粮食）来计算财富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地主剥削、农民受剥削。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晚期中某些落后的地方（漳平县在内），这种剥削表现为家族内的剥削。地主和农民是同一家族的人，同祭一个祠堂，同居一个乡村。漳平话称为“叔孙”的关系掩盖着剥削的关系。地主拿家族的利益做幌子，要农民忍受剥削，同地主团结一致。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斗争时，往往是地主出头领导，而同族农民一致拥护的。斗争一般表现为诉讼，有时表现为械斗。地主有功名，有官职，往往能决定斗争的胜负。一般说来，财富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财富可以培养文化，文化可以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培养文化正是为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
　　和春郑家历代不乏大地主，也不乏文化。始祖就是私塾先生，他招赘于梁家地主，借梁家力量积累财富至二万三千束。他的儿子雷震是个“尚舍”，即国子监学生，或称“监生”（原来地位在秀才之上，后来可以用钱买，就不值钱了）。他的孙子公贤则是私塾先生，大概家道中落，又逢宋元易代，不得不去漳泉兴化一带教书，而且迁于“仙帽寨”地方（不知在何处）。他的玄孙有六人，此时大概迁回和春了，家道又兴旺起来。这六个人都没有功名，但次代（六世祖）则有三人做了秀才，而且出去做官，两个做知县，一个做学官。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情。以后家又中落。八世祖绍裘，谱称“嗜读诗书，淹通诗词”，似无功名。绍裘生四子，其中三子伟、便、信都读了书，做了官，次一代也有做官的。以后家道又中落。直到入清后，攀宿公才振兴，以至于迁入一支于县城内。
　　可注意的，是和春郑家历代虽然出了许多大地主，也出了几个知县、学官、佐杂，但没有出一个举人，更加没有进士、翰林了。至多是几个贡生而已。
　　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所谓“功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历”；京官和地方官，则相当于现在说的“职位”。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本县的朱阳考取了翰林，学历算是最高的了，但他只做了知县；和春郑家有郑文琏、郑惠昌、郑伟三人做了知县，他们的学历只是秀才（贡生也是属于秀才一级的）。
　　今天形势改变了。中国已经跨出了封建社会，即是财富不再以田地（粮食）计算，而是以货币计算了。血统纽带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他的家族的一个成员，依附于他的家族。族谱已无现实的意义，即不能用来歌颂祖宗功德，团结族众，抵御外侮等等。今天族谱只有历史的意义，即由此可以知道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我希望本县各大姓都能整理旧的族谱，并续编新的族谱，为新编的县志提供材料。
　　和春郑家是漳平县的一个小姓，清初以来曾经干预全县的政治，发挥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