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民变

　　据说，老年人喜欢回忆，年纪愈老，回忆得愈早。这说法能否成为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应友人劝勉，写了一本回忆录，系从虚龄十九岁离开家乡以后写起的。当时的回忆只追溯到离家时为止，离家以前的经历和见闻就记不起来了，或者认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记，更不值得去写。写那本回忆录时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变故，容易回忆往事，渐渐涉及离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几年回忆得更多，更远。与四十年前不同，现在我觉得，这些五四运动以前（我恰好是五四运动那年离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忆，值得写下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就我个人说），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同后来的时代有很大区别，既然回忆起来了，而且由于联想的作用将有更多的事情回到意识中来，那么把这些事情回忆清楚后记下来，不会全无意义的。因此，我决定，从现在起，抽出时间，不按先后，不分门类，把涌现到记忆中来的往事分条写出，聊以自娱也好。
　　以下所记都是出于个人回忆，没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据，因此，总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好在我不会把所记当作信史，别人也不会把八旬老人回忆童年见闻视为信史。童年所见，容易记错；童年所闻，除容易记错之外，来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县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满意于辛亥革命，认为革得不彻底。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不是照样统治着中国？可是现在，七十多年以后，回顾看看，我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以后彻底的革命，就是从那次不彻底的革命发展下来的。形式上、称谓上的改变，孕育着后来实质上的改变。
　　例如，“知县”改为“知事”，就是一个改变。明清时，县官的正式称谓是“知某县事”，含有防止滥用职权之意，好像说：皇帝不过派你去搜集某县的“情报”，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骑在老百姓头上。为了简化，“知某县事”便称为“知县”。同样道理，我们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制仿自中国，但因日本似乎只有县一级行政单位，没有州、府、省等级，同样是“知某县事”就可以简称为“知事”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称为“都督”，“知县”改称为“知事”，而州府二级也撤销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这也是一种改革。当时许多县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龙岩县就有好几个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后没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只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谕，训导，俗称“老师”），但不能做县官。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受人注意。
　　卢知事年纪不大，当时约三十岁，似乎不是永定县大绅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学法政的，他显然没有做官的经验。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议同本县绅士合作，自然不是旧派绅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学知识的绅士。于是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进县衙门办公了。我不记得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幕宾？是顾问？是秘书？总之，同过去的“老夫子”一样。当时卢知事的许多措施，据说，就是养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点子。
　　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短时间，真命天子没有出来，群雄割据，争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终会出来的。正当革命高潮期间，我家书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号）东隔壁一个人家养的老母鸡忽然变成了公鸡，鸡冠变大了，羽毛变红了，天亮前也会高声报晓。这本是生物学上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一种灾祸。几天之内，这个人家的大门几乎给人挤倒了，城里的人看了之后乡下的人也跑来看。最后一个测字先生买了去，装在一只木箱内，放在明伦堂前面的大院子，多少钱看一次。老百姓把这件生物变易同当前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了歌谣，满城传唱：“鸡母变鸡翁（ang），皇帝没头鬃（zong，‘头鬃’辫子也）。”不说没有皇帝，只说皇帝没有辫子，似乎不是因为当时溥仪尚未退位，而是以没有辫子表示没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的，当城里剪辫子成为一种风气之后，乡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听一个赶集的乡下人说：城里人要强迫剪“头鬃”，我们就不来赶集了。由此可见，乡下农民并不拥护排满兴汉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后没有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中水门西边几处赌场整天开赌，一个北方人叫做张桂，判了流刑来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头子，便到远郊一个乡村去开“花会”①。过去，有时也有人开“花会”，但那是秘密的，城里影响不大。最后，花会头子多半会被捕判刑。所以流传一句话：开花会穿半边红衣（据说重罪犯人是穿红衣的）。此次张桂“花会”则是公开的。城里也有不少的“桌子”公开收取赌注，以每日张张桂所开“字头”为准。张桂一场兴旺之后，还有李芳场，开设更近，在大菁乡上去一个墓地上，我曾随人去参观。地下围了一班人，中间有一只竹篮，提柄上绳子拴着一个纸卷，几个人收取赌注。半下午开彩，即打开那个纸卷，然后付给中彩人钱。

　　① 花会，旧社会在很多地区流行过的一种赌博方式。从三十七门中打一门，打中的赢得三十倍的钱。

　　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
　　但最使卢知事头痛的是私盐贩子。中国的盐向来是国家垄断，售价高出成本好几倍，以此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名为“官盐”，其实是由商人承包，规定每年缴纳多少钱给国库，官厅则保证盐商的正当收入，主要是取缔私盐。贩卖私盐，判刑很重。漳平和宁洋二县属于一个叫做“平宁帮”的盐商集团的地盘。盐商本人很少露面，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师爷”，即现在说的经理。漳平县“盐馆”设在今天第一中学的地方，面临九龙江，下游运来的盐在此入库，然后批发给盐店。盐店不是随便可以开的，要走后门，花钱，买执照。盐馆的“师爷”（经理）和“大爷”（职员）多数是福州人，似乎盐商股东多数是福州人。盐馆虽是商办，但一派官气，称谓已是官气了，那些“师爷”又同知县平起平坐，不仅出入衙门，而且时常在馆内宴请知县、幕宾以及当地绅士。盐馆有个后花园，虽不大，却有亭台、池塘、树木花草。盐馆有很多的钱，义和团前后曾遭一伙强盗抢劫，强盗是从下游坐船来的，抢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盐还是有的，否则盐馆不需要勾结官府了，但官府办得很严，敢于犯法的人不多。现在，知县换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来做知事，没有威风，于是许多人从下游贩私盐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不用说，官盐没有人买了。于是盐馆给卢知事施加压力，卢知事也想振作起来。一天，杀什么土匪，他亲自去北门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监斩，返回城里时就带着杀人余威，跟随几个亲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盐贩子，到衙门里来。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校场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看见形势不好，便从堂后逃走了。他一个人从四知堂后逃入内宅，再由内宅逃出后门，一直逃到大夫家庙（今已拆建粮油加工厂）附近的养奇先生家里，但养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个经常在县里各大家族串门的清客李祖尧，此时也来找养奇先生。他和卢知事认识。他建议带卢知事出东门，去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陈玉银是东坑一个大地主的养子，是县立小学甲班第二名毕业生，小学毕业后曾在福州读法政学校，此时在家。玉银是小名，我忘记了他的学名。
　　城里沸腾起来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卢知事被李祖尧带出城去了，于是一部分群众到北门外去包围李祖尧的家，扬言要放火烧掉李家。这件事终于和平解决了，没有放火，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只有盐馆一个职员，人呼“柯大爷”的，被群众从家里绑出来游街，随后也就放掉了。
　　怎样解决呢？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钟知县交卸给卢知事之后，尚未回山东去，在中宪第附近租了一个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奋勇，还是县里绅士请他出面，总之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我记得身边有个人高声说：“要把盐价定下来，以后不准涨价。”另一个人说：“要在明伦堂门口立石碑，把盐价刻在石碑上。”可见至今还是争论盐价问题，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对立的问题。群众没有组织，上层阶级没有野心家出来利用民变以达到自利的目的，更谈不上有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了。
　　明伦堂门前大会以后，风潮终于平息了。卢知事从东坑回到城里来，仍旧做他的官，好像未曾发生过这个风潮。几日以后，李祖尧去衙门内宅看他，临走时他带李祖尧去签押房，从那里拿了十块银洋给李祖尧。
　　养奇先生事后评论说：“这个人太脓包了。你镇静坐在公案后，即使流氓冲到你面前，他们敢对你怎样？”
　　我未曾亲睹公堂上一幕戏，上面所记亲兵差役镇压不住，群众冲向公案，是听人说的。但也有人说，群众一起哄，尚未同差役冲突，卢知事就逃走了。
　　事后，似乎过了一段时间，厦门一家报纸登载了漳平县发生的这件新闻。我没有看到报纸，养奇先生说，大概是礼拜堂的什么人写的新闻。其实，当时漳平人以及在县城开店的龙岩人时常往返于漳平和厦门之间，他们把这件事情当着故事来传说，为记者所探知，写成新闻的。福建省的档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载这件新闻的厦门报纸。
　　以上所记几次提到养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记不起少泉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议论，似乎他那时已不在漳平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