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其实际（赵世炎，1924年12月21日）

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其实际

赵世炎

（1924年12月21日）

　　〔说明〕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6期，署名：士炎。

一

　　中国人现在需要一个德谟克拉西的人民会议。这个德谟克拉西会议必须由人民的团体自己组织而成，经过领导民众运动者之号召。会议的目的是在解决目前之时局，建立一种摆脱帝国主义者羁绊与军阀的操纵之独立中国的政治。这个会议为我国历史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亦找不出相同的形式来，其原因是我国现在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所形成之半殖民地地位，非历史上任何事实所可比拟。而且这种会议的运动，在现时尤有两种特质：第一，这是革命的；我国民众现在两重压迫之下，绝离不开革命之立场；其次，这是给与大多数人民做合法的公开的政治运动之机会。

　　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会议，自然就指的是目下所说的国民会议，而在我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实际状况上，现在需要社会各阶级的合作政治运动，所以国民会议之内容与其目的应是德谟克拉西的，无容讳言。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明明看出大多数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倒向军阀与帝国主义听其统治，易言之即倒向军阀仍维持封建制度之现状；（二）或是看清了现状而急起直追以顺应民主主义的潮流，企图独立与民治的中国之建立。我们一方面固然痛恨军阀之统治竭力遏止人民的政治运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告诉民众以什么是民众的权力：民众的运动进了一步，统治者的嚣张就会退一步。在现时的政局状况下，很明显的是民众政治奋斗之机会，广大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必须依照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而在这个时局中战斗。

二

　　国民会议之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当认定国民会议之本身仍然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实际的政治状况中，同时又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民众政治运动，其目的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广大的觉响；而口号的本身民众化之结果，成为民众自己的呼声，民众自己的政治势力。我国大多数人民消极顺守于封建循环政治之下，到现在亟须有民众自己的政治要求，而国民会议是解答这个要求的目前适宜方案。

　　把国民会议当做国民革命之口号，是由于目下国民革命运动有一个发展可能的新局面，而号召革命运动者必须提出民众发展之具体的方法。这个新局面是客观的，其发展可能性是建筑于两种客观事实上：（一）帝国主义者由协同而至于冲突，由冲突而至于分立；（二）军阀之势力由对抗而至于争斗，由争斗而至于分化，由分化而至于崩溃。但这个新局面固有引导国民革命运动进展以致成功的可能，同时也有因基础民众势力不备，战斗不力，统治阶级压迫或反革命与妥协倾向发展而致失败的危险。因此而我们向民众提出政治之具体方案，使民众由历来躲避在两重压迫下的地位而勇于站在起而过问政治的地位，是把国民会议当作口号之最近目的。这个目的惟有革命党才配采用，靠武力掌握政权者为要借招牌撑门面而以制造拥戴机关为最后手续的，不仅不配采用，且与国民会议之真义正站在反对方面。因此而在现时以国民会议为对民众下动员令之时机中，倘若不辨析国民会议之真义而只笼统以解决时局问题作宣传者，其结果是只替统治阶级制造民意，陷于战略上的错误。

　　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是综合许多事实所表现的国际之痕迹。这些痕迹本没有一定的形式，特别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宰杀场里，极尽变动之能事，由帝国主义者自己依照时机，随意运用。但在行动上的表现，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不是属于进攻之方略的，只因进攻有迟缓之不同而外表遂有客观的积极或消极之异。列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现在已经过三种形式，同时也就是经过三个时期，而现在是在第三个时期中。这三个时期就是：瓜分、共管、分立。分立形式之所以成就便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间自身之冲突，而在连续的三个时期中之所可以分划的是由于帝国主义者政策之表现，实际上他们——帝国主义者——无一日不冲突，无一时不相互矛盾，而造成最后的目下之形势。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必须有冲突呢？为什么有最后的目下之形势呢？客观的物象事实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发达与资本主义之发达一样，而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峰之结果；按照资本主义之必然的程序是由发达而至于矛盾，而至于崩溃，而自掘其坟墓；帝国主义亦因发达（强暴侵略殖民地）而至于冲突，由冲突而至于分立，因分立而继续冲突，以至于死！谁能叫它死，把它扑灭呢？这就是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众之革命。

　　中国的农业经济养成了封建军阀阶级之循环统治，并且使这个阶级逐渐壮大，同时亦逐表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之复杂。这种复杂状况在现世界上是无可比拟，从完全奴役的非洲、美洲黑种民族之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式到帝国主义用进步方法统治的印度和菲律宾，都没有与中国相同的。近东诸国虽有较为近似的国情，但其内国状况亦不如中国之复杂。然而便是在这里，帝国主义之侵略发现了它的矛盾点。这个矛盾点由两方面看出，我们若以辩证的形式说起来就是：农业经济之破产是必然的，但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扶助军阀以建立统治是必然的，但扶助之利益本身因有冲突而是矛盾的。现代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即建筑在这种客观的矛盾物象与人为事实上。

　　我们之所谓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与适合于此新局面的具体方案，便是从上面所说的客观矛盾事实辩证出来。在资产阶级的学者或小资产阶级的玄想家，也许要否认此论，以为我们没有附和他们的“内政不修，不足言御外侮”之主张，以为我们“太看重物象经济”或“妄用哲学”，其实这都是他们的恐怖之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社会政治见解，没有一件不从客观的事实辩证出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革命战略，从没有站在抽象的毫无事势基础之空论上。

三

　　以国民会议作解决时局之方案而最早向中国民众提出的是谁呢？这就是当去年北京政变（曹锟使冯玉祥赶走黎元洪）而贿选成功后，曾发表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屡次向全国被压迫民众提出政治奋斗之方法与出路，而这次复响应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号召，并提出了十三条具体的方案（见《向导》第九十二期及本报第二十四期）来，这些条之中所包含的，除开帝国主义者与其走卒军阀、官僚外，没有人应该能够反对一个字。我们以为：国民会议此后之实际问题，就是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九种社会阶层之人民团体（尚应加妇女界与新闻界）怎样按照这十三条要一字不让而作奋斗的问题。

　　国民会议既是各阶级合作的解决国是之一种形式，所以各阶级都有其利益之实际。我们把这些实际正确地指示出来是必要的。离开了这些实际问题，各阶级便会走错参加国民会议的希望之路。

　　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本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生力军，按照它的最后目的，一个国民会议固然不足以满其要求。然而中国工人受压迫的原动力是出自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力量的薄弱与阶级势力之不雄厚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历来被阻碍发展而工人之经济生活形式尚不集中。其次工人失业的团结自由现在所以没有，是由现政治之不容许，许多实例很足以证明，而现在实有积极的参加各阶级民主主义奋斗之必要。因此而国民会议能给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是政治发展之机会；第二是经济的奋斗与团结罢工自由及劳动保护与教育等的明显的要求之取得，使工人阶级有公开的战斗地位，摆脱半殖民地被压迫在最低层之痛苦。

　　在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中，农业经济破产之根本原因是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现在生活困苦、灾荒频发之现象乃由于中国混乱的政局所赐与。农民在中国各社会阶层所占的地位是远于政治而忍于压迫，但现在时局所给与农民之机会，正是可以发展的关键。在农民中，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如：赋税及一切杂税、土地与佃租、农业品价格、兵灾匪乱、农民的教育、自卫的组织……等，都是很迫切的要求。现在国民会议口号下，以占大多数人口之农民，正有一个可以进展接近于政治要求之良好机会。

　　在工农阶级之外，于社会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要算工商业阶级了。依中国近数十年的工商业发达史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说：惟有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才能得真正的工商业之发达。目前为国民会议口号之一的收回海关，便是工商业阶级切身利害之所在。工商业阶级此时如有觉悟进而作政治的要求，其结果是占在最有利益的地位。本来在民权中市民阶级之受剥削，是由于封建政治及其依托的帝国主义之压迫所造成，反抗这个压迫的主要原动力，在工商业阶级本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工商业阶级本已有团结及合法的社会地位，惟在政治下受压迫与各阶级同，而现在正是解除这些困难，且力求进展之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必是与各阶级提携的，工商业阶级单独也得不到。

　　除此以外，在社会经济上没有形成为整个阶级的，还有知识界、兵士的队伍，以及非社会职业结合而为政治性之普遍集合，或地方集合的团体等，处于目前政局中，各有其政治利益之必须的要求。知识界之主要的失业问题与青年求学问题，依照过去的事实证明，没有人不承认与政治现象切肤相关。广义的说起来，社会各阶层中知识界之内容异常复杂；但依职业论，则各自有其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特别是教育界，历来被认为有重要作用之分子，其在目前的责任是不可放弃的。半殖民地的知识界，依照经济状况所产生之文化程度，还应该是革命性较重之社会成分，更按中国过去现象引证起来，也合于事实。所以在国民会议之途径上知识界占了三种的集合。同样的情势在社会其他各阶层中，莫不有密接于国民会议之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之需要。从游民土匪的问题到遍满全国的职业兵士之生计问题，都共同追起国是解决中之一部分或几部分的需要。

　　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未来国民会议的希望路途上，都各自有其实际的立场。国民会议之所以为各阶级之合作形式，是产生于这些实际立场之上的。然而民众不自动，不自要求，不自认国民会议为根据经济与政治现状解决时局之适当方式，其结果不仅是各社会阶层所受之压迫是继续的，且将至于国家沦灭，民族堕亡！

四

　　我们始终所不当忘记的是，国民会议之本身是一种革命的口号。因为：（一）在未成功以前也可以说，姑无论成功与否，这是号召民众之真切的标语；（二）这个标语用于民众，也发生于民众之号召者，绝不是御制的会议，即使统治阶级有意弄成欺骗民众之工具，而民众应当从早鉴别，以实力为后面。因此而关于国民会议组织问题之为引起疑问或纠纷者，全隔于一种自缚的错误。

　　按照中山先生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之组织法，其可能性是摆在民众面前的，只看民众能否使用这种可能性。中山先生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固然可有一个建国的程序提在民众之前，然而民众不自动，任何的程序都归于无用。关于国民会议组织问题，现在似乎已有几种观念：头一种是思想一些片面的事实，或根据一些抄袭欧美资产阶级之法理观念，来胡乱猜疑评论的；第二种则是发源于一种懒惰的心理（这种情形在国民党内部也有），或者也可以说并不懂得，因而要想免避纠纷，不肯讨论。实际上则是：组织上之纠纷从何而来？大多数人民还没有组织，又何从说到纠纷？国民会议是今日或明日就可以成功的么？中山的宣言明明说国民会议必有其预备会议，而且这个预备会议须赶快召集。中国共产党更主张由此预备会议产生临时国民政府，号召全国的惟一政府，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重招而成立，并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势力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赞成国民会议者目下所应先赞成的就是这个预备会议；要讨论国民会议组织问题者，请先讨论预备会议之组织并怎样赶快召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山的宣言已有其原则与具体方案。这些原则与方案已得民众之谅解与接受，而此后落到实际问题上，只是如何去补充与定成。

　　同时在民众方面的谅解与接受已有一个极明显的反证，这个反证就是大家对于所谓善后会议之不谅解与不接受。但善后会议毕竟因此而不能成功么？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上固可以反对善后会议，也可以说必须反对善后会议才能有主张预备会议之立场。但我们应该真实努力的是预备会议之正面宣传与其预备。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可以判断善后会议之能否成功，与判断国内军阀在目前是否有完好统一政治局面之可能一样。大多数的被压迫民众应该不要怀疑；从袁世凯到吴佩孚，所有的军阀政治都没有统一和平之可能；从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帝国主义者之内部时时实现冲突，瓜分不行共管不成而现在分裂中国之形式亦尚未完全成就；逼到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之目前的问题，只是如何组织民众队伍，如何发展民众势力，如何战斗。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在不怀疑之后所应记识的标语是：胜利产生在我们战斗以后！

感谢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