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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
赵世炎
（1924年11月30日）
〔说明〕刊载于《政治生活》第23期，署名：士炎。
环顾国内除国民党外没有成形的群众的政党。依照中国的经济状况，群众的党，若非建筑于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之上，即发生于初长成的工业劳动阶级。海禁开后，所谓欧化的输入，渗合旧的士大夫与新的知识者而形成之所谓知识阶级，并不能独立而有政党；有些分子多附属于封建军阀阶级而成为一种临时有争权夺利之结合。这些结合很少的才有政党之名，而全体都没有政党之实。这种状况在我们看来是易于分析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基础的观点上，军阀与其附属的官僚同在一个立场，不过因为军阀间的利益有冲突遂有派别，而在他们的卵翼之下的一般官僚也就奴颜婢膝的各自有所依附。这便因为这个缘故，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除军阀的北洋系外并没有可与国民党对迭而对抗的政党。这便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在中国代表复杂的各阶级经济利益而始终是群众的党。
但是这个群众的党，自最初的同盟会以至于现在，三十年来只有两次曾经有真实的群众力量：一次是1911（即辛亥）年革命之时；一次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
现在我们可以来仔细剖论一番。
1911年革命之时，主要的群众还是农民阶级，不过老的国民党员看不清这种势力，也摸不懂这种势力。当时在革命中任奔走的是一般新的知识者而得助于海内外之商人与华侨财力的援助。但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农业的破产者。遍满全国之农业社会的秘密结社分子，及投身行伍的失业农民。不幸当时的革命只用在“推倒满清”的一个简单的口号上，在政治上由革命党把政权授予封建阶级的专制魔王袁世凯，开十三年来军阀政治之局面；在经济上毫无改革和建设，农民的经济毫不能进展，因此而继续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因此更使中国入于半殖民地地位之域。一个革命本是社会经济变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力冲突而生出之激变。辛亥革命原因并不止于推倒满清而已，这里面的主要原因还是由农业经济之变动，假使没有帝国主义之侵略，则农民不至于参加而革命不至于产生。革命以后，假使有经济上的建设，假使肯针对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从事于真正民治及独立的中国之建立。假使肯以民族的革命而兼任一个农业社会经济之革命，假使不妥协，不授政权与反革命的封建阶级，假使不承认革命军起而革命党亡之胡说，如中山先生原来所痛斥的，由革命党撑住政权以党治国以革命军转战南北，则辛亥革命成功之局不是不可能的，至少，辛亥革命的历史的意义也不至于那样的狭隘。
然而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失败了。
这个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反革命而求妥协的右派，完全看不出专制政体留下的封建阶级之可恐怖，完全放弃了革命之用意与目的，完全抛弃了党，抛弃了中山先生当初造党的主张，完全不懂得一个革命党在革命中之使命。
十三年来，固然事实上有所谓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的经过，又有所谓护法政府、军政府、西南团结等等的革命流产后的结合，然而所有的经过与结合都忘却了一件事，这就是：党。国民党中的同志有少数也未尝不知道要党，中山先生尤屡次更迭党的名称、组织与纪律，图谋党的建立。但在事实上竟被耽误了，这个耽误的主要阻碍力而且含带矛盾与冲突的阻碍力就是专门的军事行动。由这个阻碍力所产生的一切错误，现在国民党中只有中山先生和少数同志及新起的一般革命青年知道。同时，在国民党外有三种社会阶层的革命群众也知道，这三种社会阶层就是：工人、农人与一部分的富于革命性之知识界。辛亥以后，革命流产之事实已十分鲜明，革命方法之错误尤不可讳言，十三年来，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愈已低下，军阀残暴屠杀人民之循环政治愈演愈剧，国民党实在不能再躲藏在军事行动旗帜之下了。国民党应当把党旗竖在军旗之上，把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做为革命的第一个单位之工作，把针对中国政治与经济现状之中国地位放在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估量单位上，把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军阀之罪恶完全暴露于群众之前，积极的号召并领导广大的群众作革命运动。
根据这个，所以国民党必须改组了。
根据这个而国民党于1924年重新改组，所以国民党重新一次又有真实的群众势力。
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创始者，同时亦是中国革命的先觉。在每一个革命时机的步骤上，在每一个政治变动的转机上，中山先生能够依据革命的立场，以求进展。许多崇仰中山先生的人，只知道三十年来革命不衰，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为中山先生之特长，而不知在革命的观点上明于事实，明于中国祸乱之根源，而肯勇于承认，勇于抵抗，为中山先生代表中国革命运动领袖群众的惟一可贵之点。便是在这个可贵之点上，无论帝国主义者怎样恐吓，无论各地军阀怎样压迫，无论国民党内部的右派怎样勾结反革命，无论一部分的奴婢式的中国报纸怎样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效力时时造谣中伤，而千百万是受压迫图谋解放的民众，总是为革命求进展，追随于中山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之后而无所变更。
这都是国民党在过去所有的经验中从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可得出的概括结论。除反对者的言论外，我们曾见过的所谓第三者（中国民族对外国侵略与军阀压迫之解放公然还有第三者！）的言论，乃至国民党内部少数右派党员所发表的言论，尽都是离开理论与事实在数千里以外，或用骈文，或发时论，全部是模糊其辞，隔靴乱搔，丝毫与事实无关。他们之可以饶恕的是并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实际状况，除开少数人学得一点欧美资产阶级之所谓政治学或经济学依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只是该变为殖民地而无须乎革命）外，大多数都是依照自己的经济生活应依附于现社会军阀及官僚阶级即为该阶级作宣传而盲从。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党员之一般右派的分子则有一个不可饶恕之点，这就是：他们连中山先生的演讲录，特别是国民党改组以后的中山先生的各次演说辞，他们都不肯听或细读。
国民党过去的经验是很明显了。摆在中山先生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面前的目下紧要问题是：国民党今后怎样担负中国革命之使命。
数十年来的国民党，只有两次有真实的群众势力，表现出群众的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党。这两次时期的前一次是辛亥革命时，而第二次则是自国民党改组后，特别是中国又经过一次帝国主义指挥军阀相互屠杀而冲突而崩坏的现在时候。
辛亥革命时群众之所以聚集在推翻满清的旗帜之下；现在时候群众之所以归向是归向在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国内军阀的两个口号之下。离开当初推翻满清的旗帜没有辛亥革命；离开现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号召没有国民党之地位。中山先生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今后在中国革命之使命，就在完成这两个口号的切实革命工作，以达到独立与自由的中国之建立。
一个革命党倘若没有把四周环境看清楚，便不会懂得自己的革命工作之估计。但是在审查环境时，又每每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两种立场之不同：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其所得结论是正面的；而站在非革命而可妥协的观点上，则其所得结论必是反面的。所以我们历来所见国民党内部之争，其实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这是根本的异点。因为有这个异点，所以引起种种事实论断与政策或战略之不同，因此而反面论者为逃避革命又枝节别出以求达到其目的，因此而一般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又得以乘机造谣中伤遂其私愿。在现在，我们于认清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之使命以后，明知道这种争持的继续与不可避免，我们遂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竭诚的指出这是国民党担负中国民族革命之先决问题。
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十分明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与军阀压迫人民之祸患，只可战斗，不可和解；应该懂得最近一次国内战争之原因与其结果；应该了解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与军阀势力之崩坏及胜利的帝国主义与军阀目前在中国所要赶紧造成的反动政治；而且更要知道，胜利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十分顾忌于中国民众的势力，要求可以代表民众势力者之妥协，以集中其胜利的局面，而建立完全的反动，黑暗，恐怖之政治。
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排斥一切军阀之老政客与新闻记者妄用革命的名词，否认他们一切欺骗民众的口调；应该放弃对于小军阀的希望，放弃不经宣传与组织民众就可革命之期图；应该学习中山先生前次离粤以后所做的公开的宣言，或在公共的集会时或在与少数人的谈话时，抱定国民党之党纲政纲与口号，随时随地揭破帝国主义者之行为，痛击军阀之罪恶；应该找出反证以驳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对于国民党赤化、过激化、实行共产等等口调的造谣中伤。又应该根据中山先生的宣言，说明最小纲领的意义并指出中山先生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与军阀、官僚预备实行专政而假定步骤的国民会议之不同点。国民党最近之目的，是要乘帝国主义者冲突与军阀内讧时，把真实的民众势力建筑起来，把未来的要重新创造的独立与自由之中国，从现在胜利的日法派帝国主义者与皖奉两系军阀手里夺了回来。
倘使国民党能担负这个使命，则是国民党自身可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可以不负民众之望而成为本身的历史的光荣，与土耳其的国民党一样。反之，若照少数人承认10月23日北京政变之冯玉祥行动为革命，又承认功在军阀而罪在国家的段祺瑞所谓：“辛亥革命之延长”为对，则是国民党自己放弃其使命，且无异于对民众说：国民党已不是革命党！
身为国民党员而是真实的中国民族革命分子，请你们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认清方向努力起来！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